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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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2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关键词 会计规范研究 方法 发展历程 认识 分析 回归

一、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是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规范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工具之一。会计规范研究工作起源于经济学者凯恩斯对于经济价值判断的研究，经济学界将凯恩斯关于经济研究中是否以价值判断为经济政策衡量依据作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划分点，继而美国经济学者弗里德曼也针对实证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并在其《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等文章中论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这促进了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的划分。

20世纪60年代，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积极开展了关于会计规范研究和会计实证研究等工作，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并重，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界不断得到应用，西方学者将原来的传统会计研究方法称为规范研究方法，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由此产生。我国的会计实证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会计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成为会计理论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会计规范研究范围并由此不断延伸。

二、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认识的简要分析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会计规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传统的会计研究法方法，由相关的定义和概念可知，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是处理经济问题和会计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标准。会计规范研究方法需要将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分析和研究基础，并根据价值判断来提出相关的行为准则，分析并探讨相关的行为措施，以便使其符合这些标准的要求。同时，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演绎推理等方法相结合，以便为实际工作或者应用提供参考原则。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不受现实实物的影响，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回答“应该是什么”，而不是阐述实物的本来特性。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从逻辑和演绎推理等方式阐述会计实务的本质，进而为会计实务的顺利开展起到导向作用，提高会计实务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会计规范性研究的现实性目的之一是为制定会计准则服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抽象性思维模式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规范研究过程兼具主观性和逻辑性，有利于完善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其次，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受到研究主体的先验价值观影响，从而降低了会计规范性理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利于规范会计理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简要剖析和回归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受到个人先验价值观的影响，不受现实实物的影响，没有与实证定量分析相结合，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一般的规范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区别。

（一）会计规范研究的涵义比较明确

会计研究主要分为对会计工作、会计环境、会计相关理论、会计思想发展历程和会计知识教育和普及等内容，会计研究方法主要有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和会计实证研究方法。

规范性研究是与实证性研究相对应的一种研究方法，中文对规范的定义主要是指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或者是明文的规定，简而言之，规范就是一种标准、准则、规定或者是衡量尺度。从不同的方面来看，规范具有不同的涵义。如果是从会计理论角度分析，会计规范研究主要是一种对会计法规、会计制度、会计职业道德、会计惯例、会计操作模式等的研究。根据目前较多的会计规范研究工作情况可知，各种有关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定义中的会计规范实际指会计人员在会计行为中应该遵守的标准；部分理论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定义是对实施会计规范后会计行为和会计实物表现达到的会计规范的研究。

从不同的角度或者目的出发，对会计规范研究的定义是不同的。笔者认为，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包括对会计规范的研究和应用会计规范时采用的方法。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对会计规范和会计规范应用范围的研究，会计规范的内容是多样化的，因此会计规范研究工作是会计界的重要组成内容。此外，由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可知，该类方法仅仅只用于会计规范应用工作之中，并不适用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外的研究范围。因此，部分会计研究理论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认识存在偏差，没有明确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的深刻涵义。

（二）会计规范研究需要具备一定先验价值观

人无完人，无论是规范研究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分析，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就会计规范研究方法而言，其要求研究主体具备一定的价值取向，这一标准有助于明确会计规范研究目的，从而对会计行为提高导向性作用，对会计规范研究工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一般的规范性研究工作中，个体价值观会影响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容易在没有实证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由以往的经验或者先验价值观入手，直接作出符合研究人员自身价值观直觉的结论。这样就会大大降低规范研究工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规范研究工作比较脆弱，难以经得起缜密的逻辑推敲，严重的甚至会丧失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的意义。

会计规范研究工作离不开先验价值观，先验价值观将有利于会计研究人员明确命题，理清会计理论前提和相关假设，并为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价值判断。

（三）会计规范研究与定量分析结合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以一定的价值观判断为基础，其属于定性研究方式，主要回答“应该怎么做”，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会计准则和实行的方法。以往的规范研究不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也不采用数学建模和统计分析方法，并没有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主要回答规范性问题，没有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而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主要内容是传统的会计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演绎法和归纳法等科学方法，可以从普遍性的理论向个性进行推理和演进，同时可以从一般性的实物中归纳出一般规律，从抽象思维的角度分析问题，指导实务。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开展定性研究，并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去强调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间的统一。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要求，同样可以侧重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会计规范分析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命题的提出到研究结论的得出，都有基本理论和专业理论为依据。我们要重视会计规范方法，需要将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一般认识过渡到普遍认识，揭示其本质，分析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特点，积极构建完善的会计规范研究系统，提高会计分析工作质量，健全会计分析理论。

（作者单位为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1] 方军雄.好的会计实证研究的方法基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融合[J].会计之友（下），2009（04）.

[2] 张自巧.析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相结合的理论基础[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09）.

第3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一、科学方法论

什么是科学方法论?有的学者认为,科学方法论,狭义的仅指自然科学方法论,即研究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如观察法、数学方法等;广义的则指哲学方法论,即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

科学方法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客观的)进行证实和证伪(可错的)的一般认识原则或学问(理论的),其可以划分为理论层次的科学方法论和经验的科学方法论。理论认识层次即实现知识的系统化,形成具体领域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思维活动阶段,对于这个科学认识层次的研究,可以称之为理论层次的科学方法论。经验的科学方法论是对各种事物在经验积累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概括、综合、分析、实证,从而获得适用于实际目的的经验规律的理论。无论如何,科学方法论都只能是一种针对世界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层次的研究[1]。

在经济学的领域内,方法论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经济学方法论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的经济学方法论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2]。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分支,金融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基于市场主体决策行为的金融市场运行状况以及对金融资产的财务和资产定价问题。现代金融经济学由公司定价两个部分组成,其研究内容包括资产管理和资产价值评估,而科学方法始终贯穿于金融研究的全过程。

二、金融经济学中运用的三个科学方法

科学是随着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金融经济学是代表人类对金融领域的最为“理性”的认识,是对金融现实进行理性思考的基本框架。从金融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如市场有效假说、随机漫步理论及泡沫不存在理论等在思维方法的逻辑创新,到以《非理性繁荣》一书名动天下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2003年2月提出建立惠及更多社会阶层和国家的全球金融新秩序来为风险提供金融工具以规避宏观、微观金融风险的观点,金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遵循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验证解答的逻辑过程,其思维过程仍然还是那种:“归纳现实,从特殊到一般提出理论;再演绎一般原则,从一般到特殊来验证理论的过程”[3]。纵观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中主要运用了以下三个方法:

(一)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逐次形成概念、范畴、规律及一般原理的认识过程,是从经验到理论,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必由之路[4]。

科学抽象是认知主体的能动活动,具体表现为认知主体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正确运用。科学抽象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分析能力先将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方面,然后从中排除其非本质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5]。在第二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综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的内在联系,将它们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达到思维中的具体。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马科维茨首先抽象出单个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为某收益率出现的概率,风险可以用收益率的变动幅度(即方差)表示,这就是从感性上的具体上升到抽象。针对用马科维茨模型选择资产组合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计算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单指数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在无效性的投资组合与其他个别证券的风险与收益条件下,资本市场线很难对其收益与风险进行衡量。为此,证券市场线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场均衡状态下,风险证券或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与市场组合收益的协方差(风险)的线性函数。由于人们习惯于以市场组合作为衡量风险的标准,在市场均衡状态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证券或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贝塔(证券或组合的协方差相对于市场组合方差的倍数)的线性函数,从而解决了证券的定价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

(二)实证法

实证法又称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对称。实证分析一般要经过理论实证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两个主要阶段。理论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可概括为四个步骤:第一,提出理论假设的有关条件;第二,建立理论假设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第三,理论假设模型的经验检验;第四,验证理论假设,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经验实证分析即以观察到的事实来论证因果关系。经验检验是依据模型对经验数据的处理,以验证所提出的命题。

最初的Black-Scholes模型是针对欧式股票期权而设计,且不考虑股利,但现实证明不考虑股利的期权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期权定价的正确性,不久之后,Black与Scholes在模型中又添入股利的成分。1976年,FischerBlack稍微修改模型,借以评估期货期权的价值。1983年,MarkGarman与StevenKohlhagen又做了一些修改,使该模型也适用于外汇期权等。发展到今天,Black-Scholes型可以说是一个通用的期权定价模型,即可以用在欧式期权,也可以用在美式期权,即可以用在外汇期权,也可以用在期货期权等的定价上。可见,Black-Scholes模型的发展也是经过假设、分析、检验、修改等循环的过程逐步完善的。

(三)数学分析法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数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人们在研究中逐渐发现,有的时候并不是不存在问题,而是缺少解决问题的工具。这就导致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数学工具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前沿,金融经济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变得越来越抽象。这也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Stone所说的那样,在社会科学中使用数学已被广泛接受了,只有少数顽固抵制的领域除外。

数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定量似或是被迫定量化;其次,虽然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用文字表达的,但借助数学形式来分析和比较会为其带来很大的帮助;再次,对于一些主题比较模糊、甚至很难得到确切信息的概念,数学可以提供一种领会手段;最后,由于社会科学关注的不只是描述发生了什么,还有隐藏于其背后的有效或是无效的决策,而这些决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数学方式来表述和分析,这也使我们的决策可以较多地依赖于知识而不是仅凭推测。

金融数学模型的建立,对金融市场风险分析、预测与监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的均值-方差理论与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开创了金融数学理论的先河,他们的理论引发了所谓的第一次“华尔街革命”[7]。第二次“华尔街革命”是由Black和Scholes于1973年提出的衍生证券定价理论。正是这二次“革命”构成了蓬勃发展的新学科———金融数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研究新型衍生证券设计的新学科———金融工程的理论基础。

三、科学方法论对我国金融经济学发展建设的指导

在我国,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更短,方法论的研究更是远远不足,导致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上出现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由于我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历史不长,可供研究的资料不够充分,抽象分析无法说明对象本身,据此进行规范研究,很难得出正确的“应当怎样”,从而导致了大量存在的具体问题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解释,使理论与实践脱节。

(二)很多学者囿于一些西方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忽视我国的特殊国情,仅从简单的抽象对比中来论证金融现象的规律性和特征。

第4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在中国，统计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于2011 年成为一级学科，这标志中国的统计学正进入一个新的全面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不少人对统计学的一些分支，特别是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这些学科的定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前景的认识并不一致，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认识误区，甚至将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对立起来。这些认识误区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不利于统计学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厘清统计学科内部分支，特别是经济统计学、数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理论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统计学与经济学统一的视角，论述统计学各个分支，特别是数理统计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各自的学科定位、作用，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作为现代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数理统计学在中国正在迅速兴起。在经济学中，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由于与经济理论的密切结合，在量化描述经济现象并透过现象揭示内在经济规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一起构成了经济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完整的方法论，其中经济统计学作为测度方法论是经济实证研究与计量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与基础，有其深厚的学科根基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不可替代。

作为统计推断的一般方法论，数理统计学的发展不会弱化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作用，相反地，随着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将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实证研究的水平与科学性。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分析并论述统计学、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以及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等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第三部分讨论经济统计学的主要特点，以及其在经济研究与经济管理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第四部分讨论发展经济统计学的主要途径。第五节是结论。

二、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

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是关于数据的搜集、整理、加工、表示、刻画及分析的一般方法论。统计学就其研究范畴来说，包括描述统计学(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与推断统计学两大领域。描述统计学主要是数据搜集、整理、加工、表示、刻画和分析等，包括概括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 而推断统计学则是基于样本信息，对产生样本数据的母体或系统进行推断的方法论科学。现代统计学的迅速发展有两个主要历史原因，一是各个国家、政府和社会部门基于管理目的搜集社会经济信息的客观需要; 二是数学学科中的概率论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中，数据搜集的历史非常悠久，描述统计学特别是数据搜集、整理、描述、刻画与分析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数据的搜集及数据质量本身是任何有意义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与前提。没有高质量的数据，任何数据分析及其结论将毫无意义。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如何用简洁、方便、易于解释的方式，从大量复杂数据中概括其最有价值的信息，也是描述统计学的一个重要作用。

但是，现代统计学的发展及其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很多领域的应用，主要是由概率论的产生与发展推动的。概率论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对赌博研究的需要，后来成为研究不确定性现象最主要的数学工具，广泛地应用于自然、工程、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在统计应用中，人们一般无法获得整个母体的信息，而只能搜集到母体的一部分信息，即样本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获取整个母体信息的成本太高、时间太长或者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法获得。因此，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样本信息推断母体的规律特征。在这个推断过程中，概率论对描述样本信息与母体规律特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数学工具; 更重要的是，它对基于样本数据的统计推断所获得的结论能够给出某种可靠性描述。这奠定了推断统计学的科学基础，也是统计推断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推断( 如命理师根据手相或面相等样本信息推断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的最为显著的特点。

因为这些原因，概率论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推断统计学的发展，特别地，概率论提供了很多数学概率模型，可用于对母体的概率分布进行建模。因此，统计推断就转化为从样本数据推断数学概论模型参数值以及其他重要特征等信息。这样，推断统计学就主要表现为数理统计学的形式。数理统计学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模型参数的估计，另一个是参数假设的检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理统计学发明了很多推断理论、方法与工具。这些推断理论、方法与工具能够从样本信息推断母体特征、性质与规律，并提供所获结论的可靠性判断。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多是从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推断所研究的系统或过程的内在规律，因此，数理统计学被广泛而迅速地应用于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实证研究。数理统计学之所以成为现代统计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因为它作为一门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论，符合人类科学探索的过程与需要，即从有限样本信息推断系统或过程的性质与规律。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对实证研究的方法论的需要将与日俱增。

因此，统计学特别是数理统计学今后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与迅速的发展。描述统计学几十年来也有长足的进展，在包括实验或调查方案设计，数据的搜集、整理以及分析，无论在方法论、调查手段还是工具方面，都有极大改进。数据挖掘作为一门关于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的新兴学科，可视为描述统计学的范畴。在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之间，描述统计学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为描述统计学牵涉到数据的搜集、解释、整理、测度、表示、刻画与分析，而数据及其质量是推断统计学结论科学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描述统计学在刻画数据特征时所使用的一些统计方法与统计量，也是推断统计学的基础工具。与描述统计学相对应，经济统计学是对经济系统中各个主体、部门、变量和各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数量描述。经济统计学的本质是经济测度学。经济统计学可视为描述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但不是描述统计学在经济学领域的简单应用，而是描述统计学和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前苏联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统计，特别是部门统计，就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模式转为市场经济模式，部门统计乃至计划统计越来越不适用于描述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经济统计学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这其实是著名经济统计学家钱伯海( 1997)在他的晚年将精力从研究经济统计学转向研究社会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原因，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已经落后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中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需要。经济统计学主要是在描述统计学和经济理论两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统计学与经济学双重学科属性。

由于研究对象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经济统计学中量化描述经济现象与测度经济变量的理论、方法与工具，比描述统计学标准教科书所介绍的理论、方法与工具要丰富和复杂得多。这也是经济统计学的魅力所在。同经济学可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经济统计学也可划分为宏观经济统计学、中观经济统计学和微观经济统计学。所谓宏观经济统计学就是国民经济统计学，主要是搜集和整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所有数据信息，对包括存量与流量、总量与结构、国内与国外，静态与动态等各种方面进行量化描述与分析。

微观经济统计学也称为企业经济统计学，主要是对企业本身各种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经济现象进行量化描述。以企业财务为主要对象的会计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微观经济统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企业财务统计学。所谓中观经济统计学，是指对介于整个国民经济与企业之间的中观部门，如政府部门、产业部门，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描述。与经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是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假设经济系统是一个随机过程，服从某一客观运行规律; 任何观测经济数据，都是从这个随机经济系统产生出来的。计量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基于观测经济数据，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利用统计推断的方法，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经济运行规律。有关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方法论作用，可参看洪永淼( 2007，2011)，李子奈和齐良书( 2010)。

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推断统计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但并不是简单的应用，而是统计推断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

首先，在数理统计学中，统计推断是通过数学概率模型对样本数据建模。在计量经济学中，计量经济模型不仅仅是数学概率模型，其模型设定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 如选择哪些经济解释变量) 。

其次，数理统计学的一些方法论并不能直接用于对经济数据的统计推断，因为经济数据有其特殊性。比如很多高频金融数据，有所谓的波动聚类现象( volatility clustering) ; 在劳动经济学中，很多数据存在所谓的内生性，这种内生性对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很大困扰。另外，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如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动态资产资本定价模型( Hansen、Singleton，1982)，是通过欧拉方程条件矩刻画的，其中经济理论( 如理性预期理论) 并没有假设相关经济变量的概率分布已知。因此，数理统计学没有现成的方法可用于估计、检验这个模型。这就是为什么2013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Hansen( 1982)提出广义矩( GMM) 估计方法的原因。

第三，使用什么样的计量经济模型，要由所研究的经济问题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用回归模型，什么时候需要用波动模型，什么时候需要用整个概率分布模型，这并不是由研究者个人随其偏好而定，而是取决于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的本质。例如，用历史数据研究市场有效率理论以及资产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时，合适的计量经济模型是时间序列回归模型( 即条件均值模型) 。这是因为预期收益率可由条件期望来刻画( 陈灯塔和洪永淼，2003)。

第四，计量经济学是经济计量模型的推断方法论，包括如何估计参数和进行检验参数假设，判断模型是否正确设定，以及如何进行经济解释。参数假设与原始的经济假说既密切相关又有区别。经济学家关心的是经济理论、经济假说的正确与否，为此必须首先将经济理论和经济假说转化为可检验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假设，然后利用经济数据进行参数假设检验，并解释参数假设检验结果的经济含义。计量经济学建立在经济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经济统计学的基础上。经济统计学对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进行量化测度，这些测度首先表现为经济数据。经济数据是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原材料。计量经济学的推断结论的科学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原材料即经济数据的质量优劣。

绝大多数经济数据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观测数据，不能用可控的实验方法获得，因此经济数据的测度具有巨大的挑战性。同时，由于经济观测数据的不可实验性，计量经济学需要一些基本假设，如假设经济系统是一个随机过程，经济观测数据是经济随机系统的一个( 偶然) 实现，经济随机系统满足某种平稳性或同质性条件，等等。这些假设是否符合客观经济现实也会影响计量经济实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对经济变量、经济现象的准确测度，是经济实证研究的先决条件与基础。没有高质量的经济数据，任何经济实证分析及其结论将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经济统计学可以揭示、刻画重要经济变量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也就是通常说的典型经验特征。这些典型经验特征实际上是经济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与出发点。测度与刻画经济变量的数据特征，包括它们之间数量关系的特征，是经济统计学的范畴。如何更进一步地揭示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内在规律，则需要经济理论与统计推断。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概率论一样，可以指导对经济现象的建模。因此，在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基础上，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对经济现象进行建模( 所建模型即为计量经济模型) ，并基于经济观测数据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统计推断，从中找出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及经济运行规律，并解释经验典型特征事实。这是计量经济学的范畴。可以看出，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统计学、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与数理统计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是一个交叉学科。正如著名计量经济学家Goldberger( 1964)指出的，计量经济学可以定义为这样的社会科学: 它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推断作为工具，应用于经济现象的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学研究从定性分析为主转为定量分析为主，特别是转为实证研究为主，可以预计，计量经济学作为实证研究最主要的方法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经济统计学是对各种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主体的一种量化描述，其本质是经济测度学。而计量经济学是在观测经济数据的基础上以经济理论为指导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与统计推断，从而检验经济理论和经济假说的有效性与正确性，并揭示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和内在经济运行规律。

很明显，经济统计学是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前提与基础。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经济实证研究的完整的方法论。经济统计学是经济研究的基础方法论，是整个经济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前置环节。计量经济学的推断方法，包括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构建( 由经济理论指导) ，模型参数的估计、检验及其经济解释，是经济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1970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曾说过，计量经济学可以定义为实际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这种分析基于理论与观测的并行发展，而理论与观测又是通过适当的推断方法得以联系。换言之，计量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测度两者基础上的，而经济理论和经济观测又是通过统计推断方法，即通过数理统计学而联系在一起。与经济统计学一样，计量经济学同样具有统计学与经济学两种学科属性，并不是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以上各个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可用图1 表示。

三、经济统计学的地位与作用

前文分析指出，经济统计学是对经济现象的量化描述与对经济变量的测度，而计量经济学则是在观测经济数据的基础上，以经济理论为指导，结合统计推断，揭示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与经济运行规律。经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一起，构成经济实证研究完整的方法论，其中，经济统计学是经济实证研究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前提，它起着一种基础性方法论的作用。那么，经济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管理和经济研究中具体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作为经济测度学，经济统计学用数字描绘经济系统的各种经济现象、各个经济主体、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经济层面在不同时间的动态立体图景。Samuelson 和Nordhaus( 2000)指出，虽然GDP 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况的整体图形。这种对经济现象的数字描述，为经济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社会公众了解整个经济现状以及进行相关的经济决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在经济统计学中，国民经济统计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统计版本，企业经济统计学则是微观经济学的统计版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的理论描述，而宏观经济统计学和企业经济统计学是对经济系统的一种现实描述，以数量的形式描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

第二，统计学有一个重要思想，是通过构造简单、方便、易于解释但又具有科学性的统计方法与统计工具，从大量数据中概括其最主要特征与最有价值信息。经济统计通过收集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大量经济数据并且进行分析，从中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这是经济统计的最主要任务与最主要功能。在信息爆炸时代，从海量数据中总结有价值的信息，并及时地以简单、方便、易于解释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政府官员、经济学者、企业家、社会公众，这些重要经济信息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企业微观管理与决策及社会公众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重要基础。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各国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央行的货币政策，而通货膨胀率，主要是CPI 的测度，其有效性、精确性与科学性是央行制定政策的依据。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决策与经济管理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何测算GDP 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个例子是如何测算中国的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这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公众对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经常表示质疑，这种质疑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统计学家与经济统计工作者还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统计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势在必行。

第三，经济统计学是经济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前提与基础。经济统计学提供的数据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实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所观察到的各种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思维与理论创新，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经济统计学可以从观测经济数据中找出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些数量关系构成经验典型特征事实。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是对复杂经济现象的一种概括性刻画，是经济学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在宏观经济学中， Phillips( 1958)从英国宏观经济数据中发现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这后来被转化为刻画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构成了凯恩斯以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所有宏观经济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上个世纪70 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陷入了滞涨阶段，菲利普斯曲线变为正斜率，这个新的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推动了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另一个例子，是由Mehra 和Prescott( 1985)提出的所谓证劵风险溢价之谜( equityrisk premium puzzle) ，即美国证券市场收益率远高于无风险债券市场收益率。这一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对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微观经济学中，有所谓的恩格尔曲线，即一个家庭消费所占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这是恩格尔通过微观经济统计数据发现的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在金融学方面，早在1960 年代，金融经济学家就发现，股票市场存在波动聚类现象，即今天一个大的波动，明天常常伴随另一个大的波动; 今天一个小的波动，明天常常会伴随一个小的波动，这两种变化交替进行，而不是大小波动均匀分布。2003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Engle( 1982)提出的著名的ARCH 波动模型之所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解释金融市场波动聚类这个重要经验典型特征。在中国，引起中国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关注的很多重要经济问题，其实都有经济统计学的贡献。

例如，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过程中发现，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近20年中逐步降低。这个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者的热门研究课题。中国经济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水平的提升，关键就是要能够在细致、准确地搜集与分析中国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反映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转型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及发展趋势，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验证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如果中国经济学能够遵照这种研究范式，那么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将得到很大提升，并对经济转型理论做出自己创新性的贡献。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统计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经济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对重要经验典型特征事实在经济研究与理论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与重要性，也认识不足。

第四，经济测度对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经济测度的质量决定了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其次，经济数据，特别是经济数据的类型，对计量经济学学科发展影响巨大。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经济数据观测的误差( measurement errors) ，对计量经济学的推断，包括参数估计和参数假设检验，有很大的影响，如导致不一致的参数估计。为了研究测度误差的影响，计量经济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分支，即变量误差的计量经济学。当然，变量误差也可能由其他因素而非测度误差引起。第二个例子是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发展。Nelson 和Plosser( 1982)在一个实证研究中发现，绝大部分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包括GDP、CPI和股票价格，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这对当时以平稳时间序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因为平稳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不适用于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

后来的单位根和协整等现代时间序列经济学理论，就是为了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是不完全识别计量经济学( partialidentification econometrics) 。在微观经济数据中，有一些经济变量不能获得精确测度，比如在美国问卷调查一个人或家庭收入时，因各种原因只能调查收入处于哪个区间，不能获得一个精确测度。这种不精确经济测度，对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造成了很大影响。特别地，在估计计量经济模型参数值时，不能获得点估计，只能得到区间估计。这种统计推断的方法催生了一个新的计量经济学分支，即部分或不完全识别计量经济学。第四个例子，在大数据时代，各种以前没办法获得的数据，现在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得到，比如在金融市场，可以获得每笔交易数据，即tick by tick data，每次交易的价格、交易量以及交易的时间点，都可以完整地记录下来。这种新型的交易数据，包含很多交易行为和市场微观结构的信息。除金融市场外，超级市场或商店通过信用卡完成的交易，其交易以及交易者的信息，也同样可以获得。对这种实时交易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及推断，产生了一个新的计量经济学分支超高频数据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ofultra-high frequency data ) 。更多讨论参见Engle( 2000)和Engle Russell( 1998)。

最后一个例子是面板数据。以前大部分经济数据，要么是时间序列数据，要么是横截面数据。现在，越来越多的二维数据，即对每个横截面单位( 如个人、家庭、国家等) ，可以在不同时期跟踪并测度。这种二维数据称为面板数据。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密歇根大学PSID 调查数据。这个数据库调查了很多美国的个人和家庭，而且在不同时期跟踪测度，对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数据推动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不仅是面板数据，现在也可每天观测到一个曲线，如IBM 股票价格每天从开盘到收盘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又如不同城市每天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这些在统计学上称为函数数据，有相应的统计模型，更多讨论参见Ramsey 和Silvema ( 2005)。上面几个例子表明，数据的类型，即经济测度的类型，在很多方面都推动了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这其实是经济统计学对计量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和重要贡献。第五，一个多世纪前，有一位美国学者说过，统计思想与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和要求一个人能够读、写一样，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具备的基本能力。培养大量具有经过系统训练的经济统计人才，对完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提高治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经济统计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大量高素质、具有系统的经济统计学训练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提高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国家社会治理水平。尤其是，现代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需要培养大量懂得搜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基于数据进行决策与管理的经济统计人才

四、如何推动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与发展经济统计学?第一，坚持经济统计学是经济测度学这个基本学科定位。经济统计学用数字描绘各种经济现象、各种经济主体、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不同层次在不同时间的动态全景图像。经济统计学的最主要任务是经济测度方法论的创新，发展能够更精确地测度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变量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并应用于实践。这个基本定位将保证经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从而不会受到包括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相关学科在中国兴起的可能冲击与影响。一些学者曾提出广义经济统计学的建议，将作为推断方法论的计量经济学作为其中一部分。

这种想法符合统计学的范畴定义，即如统计学分为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那样，经济统计学也可分为经济测度学和计量经济学。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国外已有80 多年历史，在中国也有30 多年发展历史。如果将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统计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可能会出现计量经济学取代经济统计学的情形。因此，坚持经济测度学的基本定位可以更加明确经济统计学的学科特色，有利于经济统计学的长远发展。在这方面，邱东( 2013)对国民经济统计学科的定义与内涵、外延发展，做了精确阐述。

事实上，在国外，经济统计学主要也是定位在经济测度学方面。第二，发展经济统计学必须立足本土化。在中国，经济统计，特别是现代统计学意义上的经济统计，历史不是很长。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与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差异巨大，经济统计不但水平较低，而且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也特别巨大。这种基本国情为在中国发展经济统计学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比如，关于宏观经济数据的构建，一个重要问题是处理季节性因素。在西方的经济统计工作中，季节性因素对经济变量的影响，比如感恩节、圣诞节、元旦等等，其处理都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季节性因素。比如中国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都是根据中国农历而定，而不是根据西方公历而定的季节性因素。这些季节性因素的处理方法将与国外季节性因素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这是中国特色。

又如，中国在过去30 多年，成功地从计划经济模式转为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程度还比较低。中国经济统计学家能否提出一套刻画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指标，以测度中国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 还有，中国过去30 多年，以要素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面临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必须经济转型，以确保持续稳定发展。对中国过去30 多年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制约，如对环境污染的经济成本，在统计方法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有说服力的量化描述与估计。最后，中国正处于实现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过程中，对中国梦的量化指标的构建，包括对人民幸福感指数的构建，也是中国经济统计学家，计量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可以做的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总之，立足本土、立足国情、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使经济统计学焕发出巨大的发展活力。第三，大力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推动中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与现代化。上文在描述经济统计学的重要作用时，讨论了经济统计学对发展其他学科，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同样地，包括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在内的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发展经济统计学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前面提及，著名经济统计学家钱伯海在他的晚年，集中精力从事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他从经济统计学研究中深深感受到要发展经济统计学，特别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核算体系，必须有新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作为经济测度学，经济统计学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统计抽样调查。

在这方面，数理统计学特别是抽样理论的最新发展可以提供很大帮助。在国民经济统计学中，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测度，以及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描述及解释，也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宏观经济变量是微观经济变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加总( aggregation) 。由于微观个体的异质性，加总以后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性质，以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与原始的微观经济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在微观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需求函数，即微观个体需求与个体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果对微观层面个体的需求函数加总，所获得的总需求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与原来个体的需求函数将有所不同，除非微观个体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满足所谓的hypathetic utility function 假设。由此可以看出，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测度( 类似加总) 之后，如何理解宏观经济变量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需要有微观基础，而这就涉及到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对理解宏观经济变量的性质也是很有助益的。例如，Granger( 1980)讨论了微观消费函数的加总问题。他假设个体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有所不同，而且微观个体的边际交易倾向的数值可视为是从 分布中产生的实现。

加总以后的宏观消费变量与原始个体消费变量的统计性质将出现本质区别: 虽然微观个体的消费是一个短记忆的时间序列，但是加总以后的宏观消费变量将具有长记忆( longmemory) 的时间特性。总之，推动各个统计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将促进各个学科的发展，包括经济统计学。不管是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或是数理统计学，这些相关学科都有它们共同的基础，即统计思想与统计思维。因此这些学科完全能够在互相交叉融合中不断完善。同时，也有可能因此产生一些新的交叉学科。例如，实验产生的数据与现实观测经济数据有很多不同特点。特别地，经济观测数据是各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具有不可实验性( 即不能通过重复实验获得) ，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办法将其中某一或某些因素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准确地分离测度出来。而实验经济学则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控制实验条件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可以较精确地测度所关注因素所产生的后果。实验经济学实质上是通过可控实验改进经济测度，从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行为与经济规律，包括经济因果关系。

事实上，实验经济学与经济测度学及计量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正在产生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即实验计量学( experimetrics)。第四，为了发展经济统计学，必须大力推动国际化，通过国际化推动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在中国，经济统计的历史相比西方国家短得多，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只有30 几年历史，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历史，我们在统计资料搜集、统计方法与工具等各个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上个世纪70、80 年代，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厦门大学合作，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是西方经济统计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今天中国的经济统计学同样可以从国外相关学科学到很多有益于自己学科发展的知识。例如，众所周知，GDP 大体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社会财富水平。但是GDP 作为描述经济发展的指标，有很多缺陷，既不能精确地反映总量，也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与效益，更不能反映经济结构、社会分配、民生改善、以及对环境破坏的程度等等。

认识到GDP 的种种缺陷，国外学者，包括经济统计学家、经济学家，过去几十年提出各种指标，试图修正GDP 的缺陷，比如Nordhaus 和Tobin( 1972)提出了去除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等成本的净经济福利指标; Repetto等( 1989)提出了扣除资源损耗成本的国内生产净值; Daly、Cobb( 1989)提出了将财务分配状况、社会成本等因素计算在内的所谓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 Pinter、Hard( 1995)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数; VonWeizsacker 等( 1997)提出了绿色GDP 概念，等等。这些对构建适合刻画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第五，必须顺应时展潮流，与时俱进地发展经济统计学。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如何有效地获取大数据中的有用信息，统计学无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法、理论与工具。与此同时，大数据也为包括经济统计学在内的统计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例如，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电子商务，正在中国蓬勃兴起，深刻地影响了贸易、购物、消费乃至生产形态。如何统计电子商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统计问题，这也为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又如，大数据使得以较高频率测度宏观经济变量成为可能。目前绝大多数的宏观经济变量( 如CPI) 最高频率只有月度数据，在大数据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获得更高频( 如每周) 的宏观经济数据，这样可更及时反映客观经济运行情况。第六，加速经济统计学教材更新换代，尽可能地全面反映几十年来中国乃至世界上经济统计学和现代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在国外，不论是统计学还是经济学相关专业，大都没有经济统计学课程设置，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教材。这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课程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经济统计学教育必须更加注重教材建设，在明确学科定位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各个相关学科以及经济统计的理论与实践，尽量汲收国内外所有有用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争取使经济统计学的研究与教育不但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成为引领世界前沿研究的国际化学科。

五、结论

本文从统计学和经济学统一的视角出发，分析论述了现代统计学若干分支，特别是概率论、统计学、描述统计学、数理统计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以及经济理论( 包括数理经济学) 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它们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发展前景。分析表明，统计学的这些相关学科，各自定位非常清晰，在各自学科发展方面，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发展空间。其中，经济统计学既是统计学的分支，也是经济学的分支，是统计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交叉学科，具有统计学和经济学双重学科身份。经济统计学本质是经济测度学，是经济测度的方法论，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是经济学其他任何相关学科，包括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等无法替代的;也是统计学的其他相关学科，包括数理统计学无法替代的。

随着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作为推断方法论的数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因为有日益增加的需求而得到迅速发展。作为从样本数据推断母体特征的一般方法论，数理统计学因为符合科学研究与探索的过程与需求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作为经济实证研究的推断方法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过去30 多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可以看到大量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实证研究，而专门研究经济测度的经济统计学的文章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实证研究对推断方法论日益增加的需求。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大量使用，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实证研究水平与规范程度。

第5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经济学和理财学是实证会计的基础。经济学对实证会计的基础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方法上和思想上。在方法上，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对实证会计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数理统计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学家纷纷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数量模型研究成为当代经济研究的主流学派。

在思想上，经济理论对实证会计起着理论支撑作用。特别是1978年以后，实证会计进人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研究会计政策选择，这主要是建立在分红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三大假设基础之上。这些都是以经济理论尤其是企业理论为基础的。对实证会计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学理论有以下两种:

1、企业理论。1937年Coase的著作《企业的性质》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该文指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约交易费用。Coase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不仅为企业理论奠定了基础，对今后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后，理论兴起。Jensen和Meckling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理论认为，委托人和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这就产生了成本。成本是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的总和。这时经理会借助自我约束和监督契约的签定来降低成本。财务报告的一项功能是约束管理者，便其从股东利益出发。在早期选择实证会计中，往往借助于理论中委托人和人都是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假设经理有机会主义倾向，其选择会计政策是为了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通常使用债务契约和报酬契约、政治过程来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

尽管成本及与政治过程相联系的、信息和其他契约成本形成了经验性会计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分红假设、负债权益比率假设、政治成本假设)，但许多契约也可能解释组织选择(包括会计选择)，使得人们采用契约成本概念。在契约理论中，企业可以看作是契约的联结，包括与雇员、供应商、资本提供者等的契约。契约成本产生于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政治过程交易。它包括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协商成本和破产成本。企业要减少这些契约相联系的成本。企业中的契约大都与会计变量有关，会计是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契约的组成部分、大量的契约订立和监督是建立在各契约方所接受的会计数据的基础上，会计政策选择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

契约成本的存在对企业组织和会计选择模型都很重要。可以说，没有契约成本就没有会计存在。契约成本的相对大小影响着会计政策选择。Alchain认为，不同制度的竞争导致最有效地提品和劳务的形式存在下来。Fama和Jensen认为，组织形式——可供选择的契约结构因其决策体系和权益而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生存是因为契约成本的优势。会计方法影响企业的组织成本，因而保留下来的会计方法是类似经济均衡的结果。实证会计理论中，认为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是为了减少契约成本，从而将契约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联系起来。

2、公共选择理论与管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由Buchanan提出的。这种理论以传统经济学假设(即所有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依据自由市场交换能使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政策决策行为、民众公共选择行为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其特点是根据人们是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活动，采取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公共物品。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的物品，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导致了“搭便车”现象。所谓搭便车现象，是指如果由个人来表示他对某种公共物品愿意支付的代价，个人会隐瞒自己的偏好，慌报自己愿意支付的意愿，以便从他人的支出或生产中得到好处。公共物品不能像私人物品一样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供给，而必须通过集体选择来决定其生产和供给。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佯在搭便车现象，因而企业就不愿过多披露其信息，政府必须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必要的规范。将会计信息当作一种公共物品，就可以对其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在实证会计理论中，会计政策选择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应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原则。

另一种研究会计选择规范的思路是借鉴管制理论。早期的管制理论认为：①管理当局会独占信息而不向外部使用考披露；②投资者是幼稚的，缺乏对会计数据的理解；③投资者不能分辨会计盈余的变动是否由于会计方法的改变，即功能锁定现象；④会计数据是不同计量属性混合计算的结果，缺乏意义；⑤可供选择的会计方法过多，便会计数据含义不清；⑥会计数据计算过程中包括会计方法的选择及估计的使用，便会计数据缺乏客观性。在接受了有效市场假说后，由于会计信息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和投机性，一些人提出了市场失灵来解释会计管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考虑契约成本，则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和投机性可能不会导致市场失灵；认为管制是政治家和官员尽可能扩大其自身利益目标的过程。他们认为，管制的价值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运用非零值信息成本假设，对会计政策选择、会计准则制定中的政治活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经验性检验，从而促进了实证会计的发展。

二、实证会计的理财学基础

理财学对实证会计的影响主要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包括弱式、半强式、强式三种。一般采用半强式有效。所谓半强式有效，是指一旦新的信息可公开获得，市场价格将依据新信息迅速做出调整，投资者不论通过何种方法，都可分析公开信

息以获取超额收益。有效市场假说认为，会计盈余并非毫无用处。它导致了一大批研究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的关系、会计方法变化与股票价格的关系的经验性研究。在有效市场下，如果会计信息是具有信息含量的，股票价格将在信息公布时迅速做出调整，为此，只要检验特定信息前后的超额收益即可。

第6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10-01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第7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凯恩斯学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力图通过复兴古典经济学传统来推进“凯恩斯革命”,进而掀起反对新古典经济思想回潮的“反边际主义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论运动中形成的。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鲜明特征。

第一,他们拒绝抽象的、原子式的经济人假设,代之以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组合行为主体。经济学如何刻画和设定“人”这一行为主体,始终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脱离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简单、抽象、均质的行为人,这遭到后凯恩斯学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并非是一种抽象物,现实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结构包含了制度、惯例、阶级和国家等等因素,而处于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将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这些因素,将难以揭示人的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行为当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个体的行为规律与特征。所以,对于行为主体不能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也不能采用简单的集体主义方法论,而应当坚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则。

第二,他们摈弃理假设,代之以“惯例”、“经验”等行为规则。理是主流派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其分析体系往往从理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人们在各种经济环境下的基本行为规则,诸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进而运用数学优化方法论证实现这种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说,理性假设是贯穿主流派经济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红线”。然而,后凯恩斯学派对此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假说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为能力,人们不可能总是经过谨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断、准确的预期和精确的计算,做出最佳的经济决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过程,其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无法为人们所完全认识和把握。所以理性规则没有用,现实中人们往往依据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惯例(convention)、常规习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s)等等来行事。这些程序看似与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实际上恰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它反映了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学的现实性品格,就必须用“惯例”、“经验”的行为规则或者程序理性假说来取代完全理假说。

第三,他们坚持以生产、供给为重心,反对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谓以生产和供给为重心,就是不再把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市场交换和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科学,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边际分析的优化方法来确定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等问题,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简单地推广到宏观层面,而是着重从生产和供给方面来研究这些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使凯恩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描绘出了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交换经济,而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生产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这一经济不可能有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它总是动态、单向地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特点乃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切不确定性的根源。再如:经济主体的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当事人,或者是工资劳动者,或者是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域的关系决定了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关系既通过加成机制决定了微观相对价格,也通过工资谈判机制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生产的部门结构关系会同时决定实际总产出及其分配格局。这样,无论是传统的马歇尔剪刀式的定价模型,还是流行的总供求模型,就都无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们坚持从现实出发的方法论原则。尽管没有哪一派学者公开否认经济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现实这一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能够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罗宾逊夫人曾指出,主流经济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坏习惯”,“总是习惯于建立模拟的代表现实的模型”,而不考虑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相符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竞争模型。与此不同,后凯恩斯学派坚持从现实出发,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难题,不屑于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对称性而牺牲其现实性。当然,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抽象。“经济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着简化”,1∶1的地图对于旅客是没用的。问题在于抽象要有科学限度,即必须保留现实的本质特征,像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论之所以缺乏现实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这些特征,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而牺牲了太多的现实因素,从而犯了抽象过度的毛病。

第五,他们反对将数学式的演绎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应该说,后凯恩斯学派一般地并不反对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也常常采用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数学方法,无论是早期的卡莱斯基、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还是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是如此。他们这样运用数学方法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对复杂现实进行适当抽象分析的一种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学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会否认适当运用数学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滥用数学,即把数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无历史、无时间、无货币的所谓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凯恩斯学派在反边际主义的旗帜下所形成的基本倾向,它们构成了这一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当然,其内部不同学者由于思想背景与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也存在着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区别。虽然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时间视角方面的着重点却不一样。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即所谓凯恩斯学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莱斯基罗宾逊等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为复兴古典传统所从事的理论建构则主要属于长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对于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状态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袭古典学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传统,注重探讨经济在恒常的稳定状态下所可能有的各种性质与特征。其二,关于货币的经济作用评价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十分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中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长期分析的学者则不大重视货币的作用与职能分析。在他们看来,在引力中心的状态下,货币对于商品自然价格的决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对于预期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必然要重视预期因素的作用,因为在这里经济主体的决策离不开预期。这就需要研究预期的形成机制、经验、惯例、未来不确定性与预期的相互影响,血气冲动与创造性等等因素对预期的影响。而在长期分析的体系中,经济具有自动趋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预期因素的作用空间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来方法论思想的主要发展与演进

总体来说,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凯恩斯学者尚缺乏对于方法论的系统探讨。由此使得他们尽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鲜明特征,却难以将其提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而其内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也难以实现统一。这就导致后凯恩斯学派始终难以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来与主流经济学相抗衡。

近年来,第二三代后凯恩斯学者开始重视关于统一的方法论的探讨。他们认为,新古典主流派学者拥有统一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凯恩斯学派还缺乏自己的一套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所以,要真正实现经济学变革,后凯恩斯学派就必须要阐明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它与新古典的方法论原则有何不同,它又对观察经济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视角。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研究在近年来便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提出了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

这是后凯恩斯学派在统一方法论探讨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统阐述。Davidson认为,如果将后凯恩斯学派不同学者关于现实的观点加以概括提炼,形成一种基本的经济世界观,那么就应当引入“非遍历”(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经济世界视为一种非遍历体系,以此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所谓非遍历是与遍历(ergodicity)相对而言的。遍历的概念本身源自统计力学,而遍历理论则是随着随机过程理论而发展起来的。遍历指的是这样一种性质:对于一个无限次的观测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数据收集过程的时空平均数都是同一的。这意味着,由过去的结果得出的平均数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概率分布支配着当前和未来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过去显示了未来,时间的流动并未影响支配现实过程的联合概率法则,历史绝对是无关紧要的。换言之,在这里历史时间被等同于逻辑时间。而非遍历概念的含义正好与上述相反,它指的是过去不能准确显示未来,从而过去的平均数不能准确显示未来的概率分布这样一种场景。这时,现实过程将是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它将导致结构的变化。

Davidson借鉴自然科学中关于遍历过程与非遍历过程的技术区分的思想,提出非遍历的经济系统的重要观点,旨在与主流派的经济世界观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个理论体系,实际上隐含着遍历的世界观,不论是凯恩斯主义主流派,还是推行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各种经济理念如果归结到一点,则都属于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他们都是以此为基点来展开理论演绎的。虽然现实中的某些经济关系也许是遍历的,但是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过程肯定是非遍历的。至于导致非遍历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将其归于创造性的关键决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这一概念源自奥地利学者Shackle,指的是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非常规决策,它通常包括大规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这实质是表明经济世界的非遍历性质乃来源于人类创造性活动本身。后来,围绕着有关复杂性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发展,Davidson又重新阐述了非遍历经济观。他将经济过程区分为永恒不变的(immutable)过程与可以嬗变的(transmutable)过程两类。前者包含了遍历和排序的公理,在这里历史是前定的,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后者则涉及到历史的创造性和突发性,在这种环境中选择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他强调,关于经济过程可嬗变性的概念从基本方法论的角度凸显了后凯恩斯学派在有关经济过程的理论与模型建构方面与其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Davidson看来,这种非遍历的经济观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它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在非遍历的环境中,以均衡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个传统重要命题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预期;二是中性货币;三是总替代定理。因为这时,从过去抽样将毫无意义,即使行为人有能力组合与占有关于先前结果的所有相关信息,未来的事件也不会自动地显示出来。而货币作为人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工具,不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之大简直不可估量。此外,这时不仅跨时的替代或理性选择不可能,而且现时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将是非理性、货币非中性、总互补定理三个新命题。

(二)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原则

如果说非遍历观主要是针对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论而进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建构,那么明确地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其方法论原则将意味着要根本颠覆主流派所奉行的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故而其挑战意义更为重大。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是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实在论(realism)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学说,本体论(ontology)哲学是探讨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与认识论、实践论分属于哲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作为本体论学说的一个分支,实在论强调存在的本质乃在于其客观真实性。实在论又有经验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与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属于传统的实在论,强调经验层面的存在的意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们对于事件的感觉经验所组成;后者则是由英国哲学家RBhska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论,它试图超越经验主义的浅层次,去探讨潜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实在。根据超验实在论,实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经验感觉所构成,而是有结构、分层次(stratified)的复杂实体。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可将实在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经验域,包括经验与印象;二是实际域,包括经验、事件及事态;三是真实域,它除了经验、事件以外还要包括结构、机制、趋势等。经验域属于最浅层次,它是凭感官可以觉察到的。实际域是较深的层次,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觉到。真实域则是最深层次,这里的机制是完全感觉不到的。传统的经验实在论完全以经验来界定实在,仅仅承认前两个层次,而忽略了最深层的真实域中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因为认识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隐藏于深层结构之内的机制的作用,仅仅拘泥于表象或依赖经验主义的评价,将使科学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Bhskar将这种超验实在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名为“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会科学哲学,也就是“批判实在论”。所谓自然主义是指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这样一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观念。批判自然主义虽然不否认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强调由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的不同,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自然主义的形式与方法。Bhskar指出,每种社会结构与当事者都是突现的分层(emergent strata),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归约(irreducible)。社会结构的这种突现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结构:一方面,社会结构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互为依赖;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不能采用传统认识论中要么个体论、要么整体论的单一视角,而应当采取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分析视角。特别地,由于在这里基本上不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社会科学家就只能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结构中获取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来作为替补,再以这些先入之见为前提去对那些产生这些先入之见的“深层”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假说的建构。这种从先入之见到深层社会结构的思维过程,被称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因而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以TLawson为首的一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于经济学的意义。Lawson指出,批判实在论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强调客观实在的结构性与纵深性,揭示出社会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复杂性。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不可控实验的开放系统,在这里人类思想、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才使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并存续,并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面对这样的过程,那种基于休谟的传统经验实在论的演绎主义方法,即按照“只要X(类型)事件发生,就会有Y(类型)事件发生”的方式进行推理的模式将不再有效[1]。而批判实在论则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实在论强调科学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去分辨与解析那些左右或促发经验事件的深层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为此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类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体来说,人们关于结构和机制的认识只能通过前述所谓“先入之见”的知识来获得,这些知识对象包括事实、观察、理论、假设、猜想、预感、直觉、沉思等等,它们促进了社会科学实践,同时通过社会科学实践也在不断地被改变。这种方法反映的是从表面现象到深层因果联系的认识运动。

Lawson进一步论述了批判实在论这种方法论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首先,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决不是预测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结构与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趋势。如果说承认预测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预测事件的趋势,而决不是事件的恒常联系。其次,为了认识这种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结构与机制,需要发现某些粗略的经验事实或不完全的经验规律。广泛的事件恒常联系在社会领域中极少见,但这并不妨碍在某些有限的时空区域存在着局部或“半规则”(demiregs)式的事件联系,它们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机制所在。再次,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特性,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必定是受到时空条件限制或具有时空依赖性的,这表明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特征,从而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将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研究兴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断地加以深究。最后,关于经济学的政策含义及其社会使命,如果说传统的实证主义经济分析将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状态作为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则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类解放,其含义是要不断改变社会结构以拓宽人类潜力得以实现的范围和机会。

显然,这些启示的直接含义是,主流经济学所长期奉行的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它的演绎主义,以及热衷于确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等的所谓科学主义原则,应当从经济学领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将是非实证主义的、非演绎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维法则。据此,Lawson等人认为批判实在论开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研究思路,同时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并回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与方法论原则等重大问题。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派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可以被视为 20世纪末期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变革。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成为一直以来坚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分析视角等方面存在着较多差异,但是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层面上,他们是可以统一于批判实在论的。因此他倡导,应当将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批判实在论的研究计划,以此来实现其内部的统一连贯性。

当然,也有后凯恩斯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批判实在论尚不足以完全涵盖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因为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也有侧重采取演绎主义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如此,这样做还可能使后凯恩斯经济学与其他非主流学派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故而,他们对于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仍持有异议或保留的态度。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论,且批判实在论自身也包含着许多有待于深入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显然在近年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修补后凯恩斯学派在方法论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进后凯恩斯经济学严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巴比伦思想模式的探讨

所谓巴比伦思想模式,指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建构原则:将复杂的现实整体分解为各个片断来分别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对于复杂现实给出完整解释的理论建构。“巴比伦式”这个术语曾经为凯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顿并非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伦式的人物。物理学家Feynma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谈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其含义是从多个出发点进行论证,形成对于物理规律的多重推导。他认为,与将所有论证都维系于一套公理的欧几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伦式的方法对于物理学更合适。经济学家MStoh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巴比伦思想方式引入经济学当中,他指出,根据巴比伦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单一的从公理到定理的逻辑链条,所有的只是若干个相互平行、相互纠缠又相互加强的逻辑链条的集合,从而没有哪一个具体的公理能够作为逻辑上的基本公理。后凯恩斯学者SDow 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一步明确阐释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性质与含义,以便使人们加深理解后凯恩斯学派与主流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2]。

Dow 等人在与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对比分析中进一步论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特点及其经济学意义。Dow指出,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依据单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构封闭的逻辑体系,它为了获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实际问题。巴比伦式的思想方法与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体系。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预先规定好的,未知的东西则被假定为随机变量。而开放的经济体系则不然,这里既有稳定性,也存在着发生创造性移动的空间。封闭型的体系具有二元论和原子论两个重要特征。二元论体现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两大范畴:变量分为内生与外生,价值分为完全确知与完全未知,关系分为因果性的与随机性的,经济当事人则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论则是指,在最小的单位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这些单位既彼此相互独立,又与包含它们的整体相独立,它们在经济学中便是所谓理性经济人[3]。而巴比伦思想方法则没有这些特征。在这里,变量与范畴的划分是不确定的。在一个拥有多种多样相互无法通约的论证线索的思想体系中,在一种线索上是内生变量的东西到了另一种线索上却会成为外生变量。而知识一般来说总是被人们以某种不确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须指向不确定程度。此外,某些论证线索是与个人相关,而另一些线索则涉及团体层面,因为因果关系的作用力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起作用。这表明个人不是独立的,他们的行为也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与惯例的功能则在于,为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人们的决策提供一种稳定性条件。简言之,按照巴比伦思想方法,社会将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系。

Dow认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则,显然是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风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这一方法论原则来概括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而所谓笛卡尔/欧几里得主义则可以用来概括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批判对象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这样,后凯恩斯经济学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论上获得一种与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论支撑。因而,引入巴比伦的方法论思想模式补充并丰富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体系。不仅如此,巴比伦思想模式也为后凯恩斯经济学内部方法论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是具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有机结构,不受统一规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会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集合。巴比伦思想模式特别强调,应该针对不同的推理链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组合。当然,为了保持可操作意义,这种方法论的多元化必然是适度的,它将与特定的开放思想体系相呼应。也就是说,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决定了特定的方法论选择,进而决定了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围。它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纯粹多元论,而是一种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构的多元论。

(四)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其他研究进展

除了上面所述关于基本方法论的研究以外,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还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研究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研究策略与实际步骤等问题。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离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为后凯恩斯学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学者,Pasinetti曾经对后凯恩斯经济学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颇感遗憾。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论策略的失当。Pasinetti指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种新的生产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取代流行的交换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这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过去后凯恩斯学者关于生产范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统地整合。而要推进这种系统的理论整合就必须采取“两步走”的方法,即所谓“分离定理”。第一步是“纯理论”建构,即抽象层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论为基础,提供一种基本的经济理论。它与阿罗―德布鲁体系属于同一层次,但实质却不相同,它是开放的体系,可以阐明基本的客观联系,但存在多个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体层面分析,引入各种现实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个人或社会行为将被纳入分析。不过,与主流派范式不同,这里不仅不局限于“市场体制”一种制度,也不拘泥于“个人理性”一种行为,而是涉及到诸如货币、厂商、工会、工资安排等等多种制度安排。可以感觉到,Pasinetti提出的这种两阶段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中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而著名后凯恩斯学者Harcourt则高度评价这种研究计划,认为它可以为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斯拉法以及卡尔多等后凯恩斯学者的著述提供一个综合的新理论框架。

第二,ESLee 论述了所谓“根基理论”(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国的新一代重要后凯恩斯学者,他认为无论是批判实在论还是巴比伦模式,都还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论可以成为更富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原则。根基理论是与所谓“整体主义”(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结构焦点比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参与观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体是指经济学家直接从资料中发展理论和建构体系这样一种过程。在这里,资料收集、理论分析与理论建构同时进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拥有前定的观点与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断地收集、理解、评估与比较其感兴趣的资料。其次,汇集可比的经济事件资料,从中提炼出特定的范畴、概念、相关特性,进而识别其相互关系。最后,从这些范畴、概念中识别出核心的东西来,并以核心的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具有复杂的分析性解释的理论,这一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资料中所代表的各种经济事件的序列为什么以及是怎样发生的。研究者不能为了使理论简化而拒绝特定的资料,而是应抓住资料的复杂性,根据经验建立起许多不同的次级概念与关系,将它们与核心概念环绕在一起,纳入结构与因果机制当中。这将保证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因果的解释力。筛选中心概念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会使人们发现次级概念与关系,而它们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支撑,此外,纯粹分析性的概念与关系若要纳入理论之中,也需要经验支撑。这样,便完成了有关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的实质性(substantive)理论的建构。这样的理论并不是对于资料的一般化推广,而仅仅是来源于资料,即它并不妄称所谓的普遍性。一种独立性的实质理论只解释一种中心因果机制,各个实质理论的组合所形成的正规(formal)理论则可以解释经济过程的多个方面、多种因果机制。正像独立的实质性理论必须植根于经验资料一样,正规化的理论也是历史性地状态依赖型的,其分析性解释绝不是经验外推。并且,由于经济世界是非静态的,一种正规的理论永远也达不到完成状态,总要经历不断的修正。不仅如此,这种根基理论还承认研究者事前的知识背景会对资料收集与筛选识别过程进而理论结果产生影响,以及理论结果的不可证伪性。不过它也强调,通过不断地发现新资料,总会在各种相竞争的理论中区别出优劣来。

第三,重新审视计量经济学的经济研究功能。

计量经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成为主流经济学验证理论假说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与此相反,后凯恩斯学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计量经济学的任何积极意义的。首先,是由于他们受到凯恩斯本人影响的缘故。凯恩斯当年曾经对丁伯根在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中使用统计计量分析技术提出怀疑,他指出计量经济学只能对已知的、已经定性的经济关系给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类行为的变化无常性,它不可能对经济的未来走势提供精确预测。凯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把经过良好定义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次,后凯恩斯学者排斥计量经济学,当然也是与他们反对主流派形式主义的正规化方法论倾向一脉相承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后凯恩斯学者对计量经济学作用的认识也出现了新变化,他们开始有限度地承认计量经济学的积极意义。这里只简要提及三个方面:其一,SPressman强调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的积极作用。他把统计分析区分为推理的统计学(inferential statistics)与描述的统计学(descriptive statistics)两大类,前者是主流派所惯常采用的那种,后者则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谓经济内在机制或规律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图准确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时点或几个时点的图景。采用描述性的统计学,首先要实际地收集数据,其次是需要描述数据的性质,进而来分析导致这些差别的可能原因。这种统计分析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经验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种理论验证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应该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计量分析工具的问题[6]。Downward指出,主流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对于阐释所谓事件规则的理论模型的证明,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推理工具。但实际上,计量经济分析提供的证据往往起不到这种作用。以关于定价的经验分析为例,即使利用同样的数据,不同学者得出的有关价格决定影响因素的结论也不一致。这表明完全根据计量经济学结果来筛选和识别理论是行不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理论就全无用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借鉴凯恩斯关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应当将作为主观“先入之见”的理论与作为“客观因素”的事实证据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证据的互动(interaction),通过对于计量经济学的结果不断地予以修正和精炼,达到对于深层机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来又指出,计量经济学将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够提供“半规则”。这个见解与Pressman关于推理的统计学与描述的统计学划分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计量分析技术在揭示深层经济机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强调要将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以互动方式相互促进。

其三,BGerrard的论述[8],他与Downward观点有些相似,结合近年来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新进展,主要是由伦敦经济学院所发展起来的LSE方法,论述了某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谓LSE方法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计量建模方法,它从形成一个极为一般的模型形式开始,然后通过同时施加理论方面与数据方面的限制条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简化。LSE方法与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经济回归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别:前者将建模过程视为设定问题的过程,后者则给定将要估计的问题使之保持不变;前者将诊断性质较差的情况归结为模型的规定可能有问题,后者则往往归之于不适当的估计程序。LSE方法的这种理念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们以往将计量经济学或者视为理论驱动型、或者视为数据驱动型的简单二分法,允许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互动,故而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应当怎样看待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思想

方法论研究是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不同学派在理论观点乃至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差异。方法论研究同时也是经济学的难点问题,它常常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等等思辨领域。能否真正形成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后凯恩斯学派既往的独特研究方法(尽管尚不统一)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有力地支撑了它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其近年来关于方法论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则代表了其经济思想体系的重要新发展。

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思想的新进展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已经普遍重视方法论研究问题,将方法论建构视为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对主流派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批判,而是开始系统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论体系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它们系统地阐述出来的问题。这种转变既是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对自身理论发展状况深入反思的结果,也标志着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二,后凯恩斯学者在方法论研究中,更加注重统一基础与方法论原则的建构,包括哲学与认识论基础的探讨。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与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体系相抗衡,必须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或基本层面入手,形成一种新的系统一致的方法论基础,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论基础,进而取代整个主流经济学体系。局部的、具体的、浅层次的方法论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无关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凯恩斯学者便潜心于这种深层次的方法论探讨。不论是非遍历的基本经济观,还是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研究的主导思路。这些新的方法论原理,有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独创性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他们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过来,然后再加以系统阐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论再造。它们虽然在提法上及论证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都试图从最基本的层面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提供一种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应当说,这种努力是有成效的,尽管目前在后凯恩斯学派内部关于究竟何谓自己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仍然存有争议,但是就实质而言,非遍历观、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三者所体现的世界观、认识论及方法论原则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们实际上代表了近年来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方法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凯恩斯经济学近年来的方法论思想明显地具有反实证主义的倾向。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基本上是实证主义,在这里价值判断因素被视为科学研究的障碍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证主义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观主义的同义语。所以,尽管老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像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也反对主流派的静态均衡等分析方法,认为其脱离了经济现实基础,同时主张采取动态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现实性的方法,但是他们一般却坚持实证主义。这表明,在早期后凯恩斯学者那里,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关于方法论思想特别是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却显示出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批判实在论的理论之中。这种对实证主义讨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客观实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在不再被视为简单的经验感知的封闭体,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层复杂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开放系统。于是,实证主义,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经验实证主义,在这里都变得不可靠了。科学认识可能更多地仰赖于溯因推理一类的抽象、类比等方法。这样,新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就与老一代不同,他们从坚持现实主义出发,最后达到了基本否定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地步。这是他们对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讨而得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反实证主义倾向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的方法论层面上。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他们似乎也不反对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比如经验实证研究,再比如对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运用,乃至于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等等。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矛盾,因为第一,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方法论不属于一个层次,担负着不同的职能,纵然是以溯因推理为主线,也需要以某些具体的实证方法相辅助。第二,就其倡导的巴比伦思想模式而言,也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空间。

第8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勿庸质疑,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已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的两种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两种研究的支持者们互不相让,曾掀起一场理论大“论战”:规范会计研究者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只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纠缠不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既定事实,因而对整个会计理论并无贡献;实证会计研究者则抨击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认为规范会计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仍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1〕〔2〕!而这场论战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会计研究者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模糊认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会计学界已经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两种各具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3〕,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客观地评价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会计研究有所启发。

一、名称考辨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图恩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4〕,即:

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

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区分涉及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和作用特征等多个方面,如果具体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多数会计学者首肯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回答会计“是”什么,认为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应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会计信息系统运行之中的会计处理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律;而规范会计研究一般着重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出某些准则,作为进行会计处理的标准和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详细来讲,规范会计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会计实务,从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会计实务,并作为日后指导会计实务的标准;(2)规范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试图从逻辑性方面指明怎样才算是良好的会计实务;(3)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以演绎法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归纳法〔5〕,而恰恰从利用归纳法得到少数基本概念出发,然后演绎出会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再从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程序与基本方法,用来指导会计实务。

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国近年来还处于介绍和初步运用阶段,所以对“实证会计研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一词,我国会计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同志从“positive”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词根的相似性入手,从哲学角度探讨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从中概括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对“实证”一词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来自“实证会计学派”(或称罗切斯特学派)。按照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解释,“‘实证’一词来自于实证经济学,之所以将其研究冠名‘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意图是为了区别于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实证”一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经济学文献(樊刚,1995;光,1997;张宇燕,1993)和典型的实证会计研究经典文献(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理论实证的目的是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过程包括(1)三个基本要素——有关会计问题的基本假设、一套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推理机制和方法以及最终的理论结论;(2)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证明三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二、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之比较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分化——一个简单的回顾。

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对会计研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会计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变迁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到本世纪初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主要是围绕着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而展开〔7〕。在此影响下,会计理论研究亦是以这两种方法为代表,如佩顿(WilliamPaton)、坎宁(Canning)、爱德华兹和玻尔(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绎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等则极为推崇归纳法——一言以蔽之,该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十分注意会计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忽视对既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检验,我们将之总称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规范会计研究的形成,一扫19世纪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混乱、无目的的状况,在其大力推动下,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统醴礁娉醪叫纬伞5诙?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目前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更直接地从财务学中获得或移植某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财务学承担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载体”和“催化剂”的作用),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1)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罗切斯特

学派”代表人物简森(Jensen)的“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可视为是向规范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1978年“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1979年“实证会计研究的供需:一个借口市场”两篇论文的发表及1986年《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乃至1986年-1989年期间提呈给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的论文仅有一小部分可归类为规范研究〔8〕。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缺点

规范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作出演绎证明。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3)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但是,规范会计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这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仅将会计环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简化为一个总体来看待。(3)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代表了“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2)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3)实证会计研究十分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实证会计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力图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3)实证会计研究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tts/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只在于解释和预测,而并没有提及实证会计理论具有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

3、关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总的评价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规范会计研究在理论证明和构建会计理论时具有优势;实证会计研究则具有获得新知识、新理论的优势作用。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在运用时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规范会计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赖实证会计研究来进行经验检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3)单纯依靠规范会计研究或实证会计研究都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如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概率或然性质,规范会计研究大前提的来源及正确与否的问题。

(4)规范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认识本来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不断往复的过程,是渐进性和飞跃性,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5)实证会计研究往往适合于对具体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但如若涉及到对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则无能为力,而此时便必须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本文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以下将两者的结合简称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

三、试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

1、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会计理论发展模式的启迪〔9〕

会计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保持会计基本理论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导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理论研究起到规范的作用。同时,它一般经受得住某些“反常”的冲击、诘难,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通过对理论的局部调整或修改辅前提、假说,把反对转化为支持,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上升时期。但是,任何会计理论总并非尽善尽美,总有其赖以存在的会计环境,一旦其在强大的“反常”面前一筹莫展并不能将其纳入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之中时,就势必将会被新的会计理论代替,这时就需重新调整会计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结构。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显著变动状态,就强烈需求质变。但是,新的会计理论并非对旧的会计理论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扬弃”。新旧会计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包含或对应关系,新理论是对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整个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前进的上升运动,是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稳定显著变动相对稳定…”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这样,在会计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相应的主要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也应有区别:在会计理论体系相对稳定的阶段,会计理论表现出对会计研究的指导作用并具备应付反常冲击的弹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论和思路指导下,主要运用规范会计研究(收敛性思维)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辅命题克服理论的困难,使理论作为规范较好地发挥作用。当会计理论发展进入显著变动阶段后,原有的会计理论如果继续存在势必会产生阻碍作用了,因而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发散性思维),持批判的态度从会计实践、现象的经验分析中创造出新的会计理论。总而言之,只有在会计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会计理论的发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会计理论发展的特定阶段,采用某种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时使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对会计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事实上,会计理论体系中不同会计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统一。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结构(SFAC)”便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共同配合、协作成功的范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会计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须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作为会计理论研究起点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自于会计实践,也可以来自过去会计实践的产物——已有会计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会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已有会计理论,同时不断从会计实践中吸收“营养”,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绝不允许忽略会计实践。但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会计知识由于其归纳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须从会计理论高度运用规范会计研究进行演绎推理,以发现其有无逻辑矛盾,得出正确的认识然后上升为会计理论。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可归纳为“会计理论会计实践新的会计理论…”这一不断往复、逐渐完善的过程。相应的,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可归纳为“规范实证规范…”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概括来讲,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是会计理论研究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会计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并通过对假说的实践检验、修正,逐渐使假说演变为新的会计理论。

2、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

如果详细比较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会计文献之后不难发现两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这些重要方面,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需要互补:

（1）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少数几个基本会计概念(会计基本假设或会计目标)出发,主要运用演绎法来推出一套用来指导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而大凡实证会计研究,一般总是先根据大量的会计现象归纳出一个或多个命题,然后利用来源于会计信息市场的若干会计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或者对规范会计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证实或证伪。一言以蔽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对会计现象的认识是由一般到具体和由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因此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不应有所偏颇。

（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较高的会计理论层面上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往往会作为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会计理论如存货发出的计价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先进先出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后进先出法等。近年来,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向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致,一些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攻击实证会计研究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没有贡献。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因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种会计现象的本质,才能从逻辑高度上来进行探讨会计应该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问题;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和终极目的,因为研究会计现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会计是什么,而必须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可以这么来讲,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与会计目标系统的层次相关(实际上,Trueblood报告就曾指出,会计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会计目标层次越低,其研究的实证性就越强;会计目标的层次越高,越需要对之进行评价,因此其越具有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联系、相互?钩?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

（3）规范会计研究的较高层次性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而实证会计研究则由于侧重于在较低会计目标层次上进行研究,则涉及到事实判断。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如何呢?两者的关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实存在人类经验认知或判断事实判断主观需求与客观环境制约价值判断（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价值判断。此外,按照哲学观点,“是什么”(事实判断)先于“应该是什么”(价值判断),所以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是什么”总有些捉摸不准的味道(如会计基本假设来自于客观会计环境,具有客观性——“是什么”,而会计目标代表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观需求即“应该是什么”,但是会计界却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两者并重,这是否对我们有所启发?),所以需要对“应该是什么”进行某些规定,这样规范会计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3、小结

（1）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的界限可以辨别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

(2)从逻辑上来讲,事实的描述先于价值的形成,尽管在现实的会计研究之中,由于会计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总有点捉摸不准的特点。

(3)虽然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个人先入为主的干扰,但是追求实证会计研究的“纯洁性”,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种会计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鸿沟,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最终必须过渡到规范会计研究的主旨——会计应该是什么上来,换句话来讲,实证会计研究应该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

（5）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绝对地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抹杀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

（6）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规范会计研究的成果说到底是把会计实务界暂时认识不到的结果展示给会计界,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借此改变会计人员的认识格局,并可能最终因此影响他们的选择。

四、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比较及应用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区别大致有二:

（1）实证会计研究以有用事实为基准来检验假说,但“有用”并无一确定标准,对某一利益集团有用未必对另一利益集团也有用,因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实质是以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以社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点,这既是形成会计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逆向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概而论之,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是思维模拟检验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统一,其中思维模拟检验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逻辑思维的方式将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的理性客体蒸发、升华为理想客体,使其既保持了本质特征,又保持了思维过程的逻辑性;社会实践检验则是对假说概念予以具体化,使之具备可度量性,从而将理论性假说转化为可实践性假说。

(2)实证会计研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对假说的检验,却忽略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能动认识能力以及其创造性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终也未逃出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传统思维的来源。规范—实证会计研究辩证地运用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及认识活动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综合及辩证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认识阶段调整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的内在调节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会计准则是按规范(演绎)方法制定的,是准则制定者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基础上做出的主观规定,它代表了规范会计实务的理想准则。但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环境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因而对准则的实际效用及预期目的之间关系的检验就变得尤其重要。准则制定者必须了解,现有准则的执行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否强化、规范了企业的财务行为,是否增强了外部利益集团及企业内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而要获得以上各项认识,既不能依赖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又不能从原有理论中演绎推理而知,而必须展开广泛的会计实践,通过调查、征集意见,获得有关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才能不断修改原有准则,使会计准则不断地发展完善。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吸取了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不仅弥补了传统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触会计实践,按科学的程序,从会计实践中获得对会计准则更深刻的认识。

五、关于进行多样化会计研究的建议

诚如本文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并不能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就为准则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见,因此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笔者建议:

（1）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大量开展实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力求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现象的本质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应该尽量学习美国和台湾目前应用较好的实验会计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过建立会计实验室,模拟与所要研究的会计准则相似的会计环境,对搜集的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行分类、分析和概括,事前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见。

(3)在会计研究之中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模型开展量化研究。也许有的同志认为鉴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质疑,因而提倡在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时应该谨慎,并对国外会计文献中充斥着数学表示担忧和不理解。笔者认为这些同志混淆了会计研究中数学模型的两种类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前者是用数学符号对会计理论研究过程进行的表述,无须使用来自于会计信息市场的具体会计数据;而后者则必须带入会计数据,并要设定某些参数。笔者此处主要提倡会计研究的理论模型,因为数学语言表达最为简洁明了、无歧义,可以加强对会计理论问题的论证力度,逻辑严密并且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因而更符合科学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要求——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此外,笔者也赞成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进行会计研究(实际上,与国外的会计数据相比,我国的会计数据来源也许更加可靠),关键在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大型数据库,为日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大量的会计研究奠定条件。

注释:（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关于市场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原载于《财会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马克·图恩:《自决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279页。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刘峰:“实证会计的方法论基础及批判”,《会计研究》,1997.7。

〔7〕樊刚:“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载于《读书》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参考了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玻普尔和拉卡托斯的观点,如“范式理论”、“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会计理论研究之中并结合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情况后得到的结论。

〔10〕陈秉漳:《价值社会学》,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8第314页。

主要参考文献:〔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科学》,1981年第三期。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载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

〔5〕[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关士续等编:《自然辨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

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5/13。

〔13〕刘元亮等编著:《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参见俞洪绍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厦门大学会计系的报告稿。

第9篇：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商建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架构研究[J].新闻界，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