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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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一）金融泡沫经济研究动因的考虑要素

1.经济基本面。如果从市场与政府的角度来分析泡沫经济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仅从公共债务规模去辨析美国或美元货币是无法判断出其是否已经形成巨大的金融泡沫经济的。这是因为当前国际市场与各个国家地方经济的阶级性质的差异性，都决定着这种泡沫经济的研究主体有所不同。也就是说，金融泡沫经济肇始于美国，同时美国也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和自身发型货币的方式有别于其他普通国家，致使美国金融危机的引爆方式，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同社会结构、阶层等的经济震荡，其中就包括我国深受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这种金融危机下的泡沫经济，我们不单要把握当前某一阶段、某一背景下的两面性、多面性、以及复杂程度与不确定性等。所以在我们研究这种泡沫经济时，应当首先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体制所反映的现实看起，进而去进一步取得金融危机下的泡沫经济形成的动因；这样的基础研究动因，也是我们对泡沫经济认知程度的基本基础。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研究这种金融危机下的泡沫经济，实质上使对“经济基础面”的研究、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基本面”整体角度来看，它不仅包括诸多较小的经济实体，甚至还包括国别经济与全球经济。与此同时，“经济基本面”的研究，也是我们展开这种形势下的泡沫经济研究的基础点与出发点。

2.市场行为主体。我们知道，经济趋势发展的行为走向取决于在市场中的无数市场下的行为主体。但是我们也深知经济基本面也仅有一个，所以这就导致，市场中的行为主体对经济基本面的认知程度并不是都是相同的或者近似的。仔细想想，我们可知道，市场行为主体有他们自身的利益需要、有利价值、先入为主意识、教育背景、特定条件与环境以及综合素质等均有差别，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切实存在的因素，对于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的市场行为主体，所欲选取的信息角度、分析能力、远瞻性意识也不尽相同。因此，这也就进一步导致了现阶段在这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市场主体行为的决策与其自身的反映程度均有不同，起码是多元的、易变化的。另外，大多市场行为主体，对自身所处经济环境的正确认与错误的认知程度、市场不同预期的变化节奏、以及不利市场环境下采取的理和过失行为等因素，都会影响经济走势，加速泡沫经济虚化的程度，同时这种经济走势，也使得全球层面上的市场参与者加快了市场信息相互传递、交互过程，以致使现代金融市场具有易变性。

（二）信息产业技术对金融经济市场行为主体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与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也同样迅猛发展开来。这也就使得，市场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发生了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市场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更有效，理性市场行为更理性，又不断侵蚀地缘和文化的障碍，加快沟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改变着传统市场的功能，影响着包括政府等市场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全球市场金融经济的不确定性因而进一步增加。

二、政府与泡沫经济

（一）膨胀和破裂的往复循环是泡沫经济演进的基本模型

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机构、市场行为主体，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等，都很希望打破膨胀与破裂的往复循环的泡沫经济。而此时这种抽象的泡沫经济，人们对其予以厚望，想让政府出面干预。那么，政府真的能够都到均衡处理好吗？实际上，市场信息的充分程度与市场主体行为参与者得理，在一定程度能够抑制泡沫经济加速形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参与者虽然认识到了这种泡沫经济的风险性，但是也有不少市场参与者为了自身所追逐的片面利益，使其陷入泡沫经济中，补给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动力。由此可见，金融市场难以做到平衡。因此，作为市场监管的政府部门，当仁不让地应对市场主体参与者所施行的非理，加以有效监管，发挥出监管职责。

（二）政府和金融市场的关系

如果市场参与者未能准确预测市场何时形成了泡沫，政府是否就能够具备充足的信息与判断能力，进而做出正确决策？其实仔细想想，市场监管者决策的反应意识，很深程度上是不可能进行正确预测的。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即政府高层的决策既可能引导市场趋于均衡；也可能促使金融市场进一步扭曲，而这样的假定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政府至今持续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验证。

三、结 语

总之，在如今年代，金融市场的泡沫经济出现，已经不可避免。虽然市场行为主体在市场中受泡沫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的制约，但是对于市场行为主体而言，他们的一些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评估，到最后自我校正的，从而使得市场行为主体能够在金融泡沫经济的环境下，还依然能够保持持续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库珀,赵瑾.理解全球经济失衡［J］.国际经济评论,2007,(02)

第2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关键词：价值投资；安全边际；金融市场理论

一、价值投资策略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在1934年出版了《证券分析》一书，证券市场价值投资理论及策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尽管证券的价格波动很大，其内在价值稳定且可测量。短期内证券市场价格会经常偏离其内在价值，但市场存在自我纠偏的机制，长期来看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趋同。价值投资的精髓是在市场价格明显低于内在价值时买人证券，在显著高出时卖出。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间的差额——安全边际越大．投资风险就越小。预期收益就越高。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出发，通过分析资产价值、盈利价值和成长性价值来计算投资对象的内在价值。关于备受争议的公司成长性价值，格雷厄姆指出，唯一能给投资者带来利润的成长是那些资本回报超过资本成本的增长，只有具备经济特许权(企业受壁垒保护，对手难以进人该行业)的成长性才是有价值的。格雷厄姆投资思想是价值投资理念的启蒙和经典，其实质便是选择买人被市场一定程度低估的股票并且在其被高估时卖出。

《证券分析》出版之际，正值1929年-1933年美国股灾结束，华尔街处于历史性的熊市，市场中充斥着股价跌破净资产的股票，是价值投资的大好时机。此时，通过大量收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格累厄姆及其追随者找到无数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股票，并在随后的反弹行情中获得巨额收益。但是此后数十年，随着公司财务信息日益透明，投资者素质提升，想在美国证券市场找到被严重低估的优质股票已经日趋困难。到20世纪70年代大牛市中，市场中已很难找到传统价值型股票，格雷厄姆本人也宣称随着市场越来越有效，投资者运用传统的价值投资策略很难再获得超额利润。然而此时及以后的数十年间，沃伦·巴菲特等价值投资者继承和发展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理念，并创造出一系列极其成功的投资记录。巴菲特认为选择股票的本质是选择上市公司。他的投资策略便是以合适的价格购入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的超级明星企业股票并长期集中持有。在权益证券评估方法上，只认可现金流量贴现模型，即任何证券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现金流量以适当贴现率贴现的现值之和。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虽然价值投资方法的本质依然是通过判定证券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而寻求投资机会，但具体的投资策略却有着极大发展并各有特点。证券的基本面分析成为了价值投资方法的核心。由此逐步形成了从宏观经济、行业研究到公司分析和证券定价的三步定价法。从过去仅仅侧重于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到关注报表数据之外的因素(如品牌、技术领先程度和管理层品质等)；从过去地关注上市公司历史和现状分析，发展到现在兼顾公司未来成长性分析；指标分析上亦从侧重于市净率和分红派息，到现在对一揽子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市盈率、价格销售额比率和经营性现金流量等)。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方法逐步得到优化，内在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得以扩大，分门别类的价值投资也有着以下共同特征：(1)安全边际的留存，使得买入的股票相对比较便宜，市盈率、市净率等指标值相对较低，因此在熊市中操作较多，在股市泡沫中操作较少；(2)更倾向于中长期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短期波动相对不敏感；(3)投资组合相对集中；(4)更适用于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

二、金融市场理论对价值投资策略的解释及争议

金融市场在整个20世纪有着长足的发展，分门别类的金融理论和投资策略亦层出不穷，各有发展。时至今日。证券市场的主流投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基本面分析理论的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基于空中楼阁理论的技术分析和基于有效市场假设的指数化投资。而行为金融学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起便逐步异军突起，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金融理论。

成长投资和价值投资同属于基本分析范畴，二者都强调严谨的独立分析，在理论的内在逻辑上趋于一致，但实际投资风格差别较大甚至完全相反。前者看重企业的发展潜力，认为股票价格不断上涨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盈利高速增长，当前股价的高低并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所选择股票往往市盈率较高。在成长投资者看来，价值投资利用市场波动在安全边际下购入股票。P／E、P／BV和P／S等指标值较低，风险固然相对较小，但投资风格显得保守单一，得不到高增长企业带来的超额回报。从美国股市运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在过去的25年间，价值投资和成长性投资各有其风行周期，呈现周期轮动的态势，各自在其风行周期中的表现均好过对方，但从长期回报来看。价值投资收益要明显高于成长投资，而收益波动却小于对方。

相对于基本面分析理论，空中楼阁理论认为证券的价格波动是由大众心理预期的变化所决定，聪明的投资者所要做的仅仅是购入大众认定可以涨价的股票，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即可。在此理论依据下，技术分析方法仅从证券的市场行为来分析证券价格的未来变化。技术分析师认为价格变动受长期趋势影响，对新信息并不是立即做出精确的反应，而是逐渐反应，因此投资者只需计算未来的趋势，没有必要进行基本面分析和价值投资分析。但大多数对欧美证券市场弱有效性的检验结果证实，证券价格并不按照一定趋势变动，技术分析的前提假定条件难以成立。

基于有效市场假设的现资理论认为，在所谓的半强式有效市场中，证券市场价格能够迅速反映公开市场已有的全部信息，因此价值投资分析不能为投资者带来超越市场的额外收益。然而在欧美市场上的大量实证研究并不能证明证券市场完全有效，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有效性证据，包括风险溢价的时间序列相关性、市盈率效应、账面价值／市场价值比率和日历效应等。同时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等价值投资群体的长期超额业绩回报也从实践上对半强式有效市场进行了极其有力的反驳。

在统计分析实证研究对现资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行为金融学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诞生。该理论以心理学对人类决策心理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们的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非理性决策对证券价格变化的影响。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并非如有效市场理论假设的那样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有一种偏差会使人们更注重最近的消息，存在着“过度反应”，从而导致证券价格的非理性波动，证券价格偏离价值是不可避免的，投资者身上出现的类似认知偏差还有：过度自信，反应不足和损失厌恶等等。这个发现验证了价值投资理论的前提假设：从短期来看，市场只是一个投票机，股票价格不仅决定于基本面因素，还受影响于投资大众的心理认知偏差。证

券价格的非理性波动，使得价值投资策略利用市场波动寻求套利成为可能。来自基本面的逻辑因素决定了股票的内在价值，而心理因素则影响其短期的市场价格。

三、价值投资策略的实践效应

价值投资方法所具有的科学性和稳健性使其逐渐成为欧美成熟证券市场的主流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美国华尔街90％的证券分析师都声称自己是基本面分析者。随着证券分析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欧美证券市场上越来越难以发现内在价值被明显低估的股票，特别是在几波大牛市中，市场中多数股票都被严重高估，此时价值投资者只能选择有所不为。难以分享证券市场空中楼阁所带来的超额投机收益。当证券价格普遍达到甚至超越其内在价值，股市若长期处于高涨状态，坚持价值投资策略的机会成本也较大。

另外，在买人证券之前的价值评估环节中，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来源有限，信息可信度有时也不高，已有信息中，无形资产等项目的价值也难以确定，由此造成其资产价值难以判断；另一方面，企业未来的盈利和增长更是不易预测，很多复杂和随机的因素都会导致原先的预测结果和实际值相差极大，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价值投资者虽然在单个股票上所花工作量巨大，精确度却未见有多高，因此，保留足够的安全边际在抵消风险和获得盈利上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如此一来，一些未来成长性极佳上市公司便很容易被忽略掉。一些能力和精力均有限的投资者往往只能选择那些低市盈率和市净率的股票，近似达到和实现价值投资的效果。彼得·林奇曾将利润增长率指标结合考虑，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指标公式：K=增长率／市盈率，K值愈大，投资回报愈大，这样能够兼顾分享到成长型公司的业绩回报。

来自欧美、日本以及新兴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坚持价值投资方法是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JosefLakonishok和AndreiShileifer(1994)；Fama和French(1997)；Hart和Slagter(2001)；Chan，Hamao和Lakonishok(1991)］。我国学者对于内地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郝爱民，2006)。价值投资的业绩不仅超越纯粹的技术分析投资，也明显超越了成长投资和指数化投资。与此同时，其遭遇风险而损失的可能性却小于成长投资，稳健性更是明显好于对方，尤其是在熊市中，价值型投资组合能够表现出更强的抗跌性。

第3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市场；分形；仿真；元胞自动机

金融市场中不但有资金上亿的基金或整合的利益集团，又有不计其数的中小散户。故市场的涨落即在整体上具有统计特征也体现了小团体的意愿。因此，模拟金融市场就需要一个既能反映个体特性又能体现市场统计特征的理论模型。这就成了引入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简称CA)的原因。CA通过简单的元胞和规则产生复杂的现象，依据确定的简单局部规则作同步更新，成为研究高度复杂系统演化的有力工具。

金融市场作为复杂系统，必须使用基于复杂性的理论与方法求解此类问题。应尚军等在《元胞自动机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中介绍了元胞自动机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提出了它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的基本设想和研究方法。

1　从众行为(羊群行为)

金融市场中存在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的现象，投资行为表现为从众行为(羊群行为)。应尚军等建立了基于CA的证券市场投资行为演化模型，通过对多种市场状态下、证券市场复杂系统的演化的模拟与分析，得出个人投资偏好与宏观因素是影响证券市场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建议投资者应该减少跟风从众行为，以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由于现实中从众行为形式十分复杂，简单的规则并不能如实模拟市场状态，如投资者的身份不同，其初始规则就应有差别，所以还需进一步对CA模型优化。孔建国等建立了CA开放性金融市场模型，可以通过扩充或重构其预测策略库来获得更精确的预测结果。

2　分形

CA与分形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CA的自复制、混等特征，往往导致CA模型在空间结构上表现出自相似的分形特征。应尚军等基于CA模型，运用分形结构特征变量和稳定性变量来刻画股票市场的复杂性特征，通过新提出的离散度来度量市场的稳定性。研究表明，股票市场的复杂性特征变量与投资者心理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随后应尚军等开始把研究聚焦于股票市场的价格，并在重构的相空间中去发现是否存在混吸引子，同时，通过相空间的分形维的计算探讨建立股票市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可能性。范英等建立了基于CA的州煤业股票市场演化模型，证实演化模型与现实市场在复杂性特征上的相似性，出现了混现象和分形维。但演化模型仅对单支股票建立了模型。杨帆、徐世英以上海股票交易市场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基于投资分析的CA模型，以分形理论为工具，应用重标级差(R／S)方法，通过改变初始值和初始规则，如除去无从众心理状态、从众概率偏移，进一步分析了股票市场的复杂性。高建喜、董宏光等建立了描述投资者心理和股票交易量的CA模型。综合零邻居、Moore和V.Neumann三种不同的邻居形式，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刻画投资者的选择心理。

3　其他

证券市场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投资者地位的差异。王佳佳、李青等区分了证券市场上的基于基本面因素和模仿者两类投资者，通过模型反映出股票市场中尖峰厚尾、波动聚集与投资者交易行为有关的特点。

吴军、李青基于CA的模型分析股票价格的宏观变化，建立了新的股票价格变化规则以及股票交易量的演化模型，假设了两类影响股票价格宏观变化趋势的因素，同时也细化了股票交易量的函数。仿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股票价格的宏观变化趋势和股票价格变化的波动聚集性。

第4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关键词：股市； 联动； 上海； 纽约

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加深，各国主要股市呈现出一起上升和一起下跌的趋势，因此股票投资者十分关心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股票市场联动性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在一些东亚和南美国家中也已经被证实。

一、主要文献综述

为研究中美股市波动率和回报的联动性问题，我们查阅了国内关于相似课题的文章。王志芬(2009)检验了中国内地、美国和香港间的联动关系，发现在次贷危机发生前，三者存在波动协同关系，在次贷危机之后不再有波动协同关系。然而一方面，这些文章通常只关注于波动性或股价中一项的研究，较少关注两者之间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多采用仅由波动性和股价构成的模型，对控制变量的选用还不完善。因此我们认为中美股市间风险和回报率的联动性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有文献对两国股市联动性的研究结论包括：（1）两国或多国股市存在很强的联动性，即这种影响是显著双向的。Eun and Shim(1989)利用VAR模型分析从1980年到1985年为止的9个发达国家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指数收益率间存在相当大规模的相互作用。（2）两国或多国股市仅存在单向的显著影响。Beekeretal(1990)对1985年10月到1989年12月的美国S&P500指数和日本的NIKKE1225指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S&P500指数对日本的NIKKEI1225指数有强烈的影响，而日本的NIKKE1225指数对S&P500指数的影响却很小。(3)两国或多国股市只存在很弱的联动性。如韩非（2005）检验了中美两国开收盘价的联动性，发现两者间的联动性很弱。

二、不同股市之间的传导机制：

有两种主要的传导机制。首先，这些文章预设的理论前提是：根据半强势有效市场假说，股市中的投资者会对各类信息作出反应，如果有足够重要的信息，或者能够构成“冲击”的信息出现，则股价不再仅仅做噪音运动，而是向上或向下产生显著变化。针对两国间的联动性关系研究时，我们将宏观经济变化产生的信息分为两类：地域性信息和全球性信息。地域性信息仅对本国有直接影响，全球性信息同时对至少这两个国家产生直接影响。如美联储基准利率如果产生变化，不仅对美国造成影响，对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将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投资者关注基本面，根据经济基本面的信息变化作出自己的股票决策。另一类投资者更多的是做技术分析，他们仅仅依赖对股价历史走势以及波动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决策。   

在作出以上假设，即存在两类信息、两类投资者，并且投资者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产生反应改变股价后，我们就可以引出相关文献分析的两国间市场联动机制。第一种机制被称为经济基础假说（economic fundamentals）。Adler,Dumas(1983)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些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基础变量，它们同时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在理想状态下，当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信息以公告的方式向市场披露时，由于信息在国际间的传播速度是瞬时的，各国股市应当对该变量有同时的反应。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时差的原因，各个股市开收盘的时间并不相同，因此很有可能是先开盘的股市带领晚开盘的股市，而晚开盘的股市在收盘时的走势也会影响另一股市次日开盘时的走势。因此，不同市场之间会有显著的同向联动关系，尽管这种联动关系由于各市场时差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同时的。第二种是市场传染假说(contagion effect)。这种假说认为一个主要国家股票的收益率变化，将领导其他国家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变化，即使这一收益率变化仅仅是纯粹的噪声运动，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时，也同样如此。Hamao,Masulis和Ng(1990)的研究表明，美国市场的交易情况会显著地影响随后的日本股市的交易。市场传染假说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并非所有投资者都理性的根据基本面的变化调整投资策略，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在股价决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心理预期更会通过自我实现而扩大。因此，尽管并不存在全球性信息，两国市场间仍可能存在联动关系。

三、提出假设

根据上文的传导机制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中美股市之间存在显著的联动关系。首先我们应当尝试证明美国股市的股价变化和波动性对中国股市有显著影响。如果这一结论得到证实，我们可以用已搜集的数据，调整模型，检验中国股市的变化是否对美国股市有显著影响。（2）这一联动关系主要由市场传染效应引起。具体的说，我们预期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变化并不会显著影响中国的股市，但是其股价的变化和波动的强弱会显著影响中国投资者的决策。

我们需要使用中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而不是美国宏观经济变量。这是由于美国收益率和波动率已经包含了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变化的信息，因此加入美国的宏观经济变量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降低主要描述变量的显著程度，所以使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作为控制变量是不恰当的。而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会直接影响中国股市的收益率和波动率，例如，当中国政府扩大信贷规模，放松银根时，中国股市会显著上扬，但此时美国的宏观经济变量并没有变化。因此，中国宏观经济变量是必要的控制变量，缺少这一变量将会导致错误的回归结论。

四、研究意义：

关于研究意义。如果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得到证实，即美国股市变化确实对中国股市有显著影响，则证明两国股市间确实存在着联动关系，我们就可以通过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股票表现来预测中国股市的股价变动。如果第二个假设也得到证实，我们就可以说明这种联动关系的主要来源究竟是经济基本面的全球性变化，还是投资者信心的传递。这有助于在金融一体化的环境下建立更完善的股价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1]韩非,肖辉.中美股市间的联动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5年第11期.

[2]王志芬; 张雪玲. 次贷危机对中美股市联动性的影响分析[J]. 经济论坛,2009年第9期.

[3] 胡秋灵; 刘伟. 中美股市联动性分析——基于次贷危机背景下的收益率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6期.

[4] 龚朴; 黄荣兵. 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J].管理评论,2009年第2期.

第5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先来看看下跌的因素。

首先，近期油价暴跌幅度太大助涨了美元的走势，拖累了黄金。美国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5月2日最高价106.05美元/桶，暴跌到5月8日最低95.37美元，4个交易日跌幅达到10%。油价下跌将直接推升美元的走势，黄金自然受压回落。

其次，欧元区在法国选举之后，又迎来了希腊的选举，且左翼政党很有可能执政且观点鲜明的反对欧债救援配套的紧缩计划，欧元雪上添霜，居然历史罕见的大幅跳空低开，跌破1.3的心理关口，影响太大。外汇市场上最有可能替代美元的货币落得如此下场，黄金也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第三，澳元连续暴跌7个交易日，始于澳大利亚央行意外降息50个基点的大动作，直接支持了美元的反弹。澳大利亚又是产金大国，黄金支持得已经很久了，此次下跌算是补跌吧。

第四，大宗商品一揽子指数CRB指数跌至536.55点附近，从3月份到目前，跌幅达到了4.3%。

第五，很多银行机构将今年黄金的平均价格纷纷在近期给予下调，虽然黄金ETF维持了持仓，但是近期一段时间看，减持远远大于增持。

黄金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补跌走势，有继续下行测底的趋势。

为什么黄金的下跌和上述因素不是同步的？

首先， 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市场在相同的影响因素之下，有并不相同的理解。黄金近期之所以继续企稳调整，还在于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这从非农就业在年初达到峰值后一直处在缩减中有关。这帮助了黄金并未像以上其他品种一样出现下跌走势。

其次，黄金超强的货币属性，使得市场在调整投资结构的时候，取舍不一致，金融属性在危机中(目前这个危机主要是欧债危机的发展和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会超于商品的属性，市场规避风险和稳健获利方面都会有所不同。

第三，实物需求的陆续降低和风险事件爆发的几率降低，使得黄金失去了避险属性的主导，例如中国黄金进口减少和印度增加关税等都是征兆。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众多分析因素并未集中爆发，导致各市场相互影响，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在理解和分析的过程中，都是由果推因的倒推法未必能全面掌握，因此，顺势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买入，或许是少数投资者能成功的选择，眼下黄金或许离这个位置不远了。

第6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2月27日，全球股市意外下跌。这次下跌始于中国。当天，上证指数跌去了将近9％。随后，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了大约500点。在之后的交易日中，从日本东京到印度孟买的市场也都经历了类似的下跌。此后一周，市场出现了小幅恢复。但是，大多数市场都没能收回下跌损失的一半。由于此次下跌伴随着巨大的交易量，而市场又没能充分反弹，因此，熊市气氛依然存在。

国际金融市场弥漫着中国触发股市坍塌的舆论，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由于很多投资者追逐短期投机，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超买状态，哪怕微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动荡。沪市下跌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很多投机者相信中国的需求总是强劲的，并且可以抵消美国经济的下滑。绝大多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支撑世界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幻想不断膨胀。沪市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些投资者的中国幻想。

此外，还有两个事件也对全球股市下跌起了关键作用。格林斯潘在2月26日讲到，美国经济可能在2007年底进入衰退期。作为美国经济向来的乐观派，格老的悲观言论对于金融市场影响巨大。而2月27日公布的美国1月数据显示，1月耐用商品订货量降幅超过8％。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疲软的耐用商品订单量预示着疲软的企业投资，这引起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形势的重新评估。

技术性调整

对于此次调整的性质，市场观察家们仍然有所争论。有人提出，这只是一次技术性调整。过去两年，投机于市场短期波动的交易者数量急剧增加，因此，至少在短期，他们的资金对市场定价的影响可以压倒传统资金的力量。这类交易者彼此关注，其行为跟企鹅有些类似――一旦危险信号出现，他们会在同一时间跳水，然后在一段时间内一个个地回到岸上。当这类交易者充斥市场时，价格攀升的过程将是渐进的，但下跌则会是突然而急剧的。这种市场波动被认为是技术性的，因为它并不取决于市场基本面，如企业盈利及利率等的变化。根据这个解释，中国股市下跌之所以引发全球震荡，是因为所有投资者都把它看作是一个真实的风险信号。

日元利差交易（carry trade）的平仓，可能也扩大了这次技术调整的幅度。日本央行刚刚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达到0.5％。这使得借日元比原来要贵一点点。数年来，国际金融机构及对冲基金借日元来购买利率更高的货币，如美元或澳元；只要日元汇率稳定，他们就可以赚取利差。这种被称为“利差交易”的套利行为大约有1万亿美元的规模，其利润约500亿美元。然而，利差交易的死穴在于日元突然升值。一旦有任何危险迹象显现，交易者会在同一时间平仓，从而更加剧日元的迅速升值。当利差交易者卖出日元，而日本银行回收日元时，全球流动性将会减少，这对于货币供给的影响等同于央行加息。

也有人认为，这次调整是熊市到来的前兆。熊市的催化剂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波及到经济其他部门所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美国联邦政府最新的经济调查显示，多数地区和行业经济已经出现减缓。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整个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房地产的销售总额占到GDP的15％。有估算指出，从2001年起大约一半的新增就业来自于与房地产相关的经济活动。房地产业下调的影响是分阶段产生的。当价格下降时，只会引起消费者更加谨慎的消费。然而，由于美国股市活跃，很好地抵消了房地产价值的缩水，美国消费者仍然维持像以前一样的消费。但是，随着待出售的现房存货不断增加，建筑商没有动力开始新的工程，于是当现有工程结束的时候，他们会解雇工人。这种对经济的延迟效应会通过失业率的上升而逐渐显现。当股市察觉到这种影响，也会随之降低对企业收益的预期，这又会减少消费者的支出。最后，上升的失业率以及下跌的股市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进入衰退。

我认为，这次小型的崩盘是技术性的。全球股市自2006年10月起已经连续上涨了四个月，这段时间的市场波动异乎寻常的低。直到这次下跌前，美国股市在接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经历过单日下跌超过1％，这是历史最好纪录。当市场处于这样一个平缓稳定的上升状态，投资者失去对风险的警惕，不断向市场投钱。短期交易者认识到这个趋势并借钱扑入，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趋势。当交易者达到他们借贷能力的极限时，市场停止上涨并出现技术调整需要。一旦危险信号显现，他们会像企鹅看到北极狐的影子一样急于跳水。

金融模式变化

虽然这次下跌风暴可能反映了技术性的因素，它同时也暗示，流动性或许已经不足以支撑股市的进一步上涨。“流动性”已经变成当今世界的一个流行词，但究竟什么是流动性呢？

经济学家总是嘲笑“流动性”这一定义。对他们来说，流动性就是金融系统里的货币，与其他用途的货币并没有区别。货币是央行创造的，当央行降低或提高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希望从央行借出或多或少的货币。这种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资金流动的变化导致了货币供应的变化。一个称职的央行能够看到经济中的通胀或通缩压力，并能预见性地调整利率，从而保证相对稳定的低通胀率。

而在金融市场观察者的言谈间，流动性则是另一概念。当银行家说到大量流动性时，指的是他们的客户有大量的闲置货币。当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时，就可以看出流动性的情况。如果基金经理不需要通过出售资产来为IPO融资，就表示经济系统中存在剩余流动性。

金融从业者热爱流动性，因为它会带来免费午餐。例如，股市上涨可以是由于公司业绩的提高或者市盈率的增加。但是，如果投资者愿意为股票支付更多钱，股市就可以脱离公司业绩而上涨。假设投资者愿意为股票支付15倍于其盈利的价格。有一天，他们忽然有了一笔现金，购买股票的愿望增强，他们或许会愿意支付20倍的价格。于是，股市可以在没有任何基本面变化的情况下上涨三分之一。

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金融系统中流动性的变化可以不影响实体经济的货币流动。因此，央行必须通过控制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来控制金融经济中的货币或者说流动性。从长期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凯恩斯说的，“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金融系统的货币能够增加很大一块，但是几乎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流动。1998年以来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过去十年，IT业的技术革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过去，金融从业者习惯于以收取交易佣金为生。例如，当你通过一个经纪人购买股票的时候，他们会收取一定的交易佣金。而你需要一个经纪人的原因，是你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但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有时，市场准入要求你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这类似于你去超市购买蔬菜，是因为超市有规模经济，它可以从农民手中大量购买蔬菜并运送到城市里来。在金融市场里，信息就是被运送给你的货物。互联网突然使得信息的运送成本接近于零了。想象一下，如果蔬菜可以没有成本地运送给你，你还会去超市购买蔬菜吗？IT技术就是这样突然地破坏了金融从业者的基本价值。

在过去，美国股票经纪人一般会向基金经理收取0.25％的买卖股票的佣金。现在，费率已经下降到了0.06％。这项业务在美国已经不挣钱了。在亚洲，过去五年间，韩国的佣金费率已经下降了一半，香港的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可以预见，亚洲市场的佣金像美国一样减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将改变交易文化，金融从业者将试图通过参与市场交易来谋生，而不再是通过服务顾客来挣钱。例如，华尔街的公司已经有超过50％的收入是来自于交易。此外，投资银行也已经变得和对冲基金区别不大。投行的交易员发现他们可以离开投行，设立对冲基金，为自己而不是为投行挣钱。因此，对冲基金的数量急剧增加。事实上，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共同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交易量。从短期来看，他们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价格。

市场已达峰值

上述逻辑对于理解过去三年的流动性现象很有帮助。交易员已经发明了新的交易工具，从信贷调期协议到指数股票型基金，新型市场突然出现在所有地方。这就类似于实体经济中的支付革新。假设有一天，你常去的商店给你提供信用而不是要求你支付现金；同时供货商也给商店提供信用，供货商的银行再给他们提供信用，而银行当然是从央行获得货币。经过这样的创新后，整个世界看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你手头有了更多的钱。如果你决定花掉这些钱，就能刺激经济。在金融世界里，手里有钱的投资者肯定会更多地购买，于是会抬高资产市场的价格。想象金融市场能不断找到类似的支付创新，从而让投资者手里有越来越多的资金――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三年在金融市场看到的景象。这也正是此轮牛市维持时间大大超出多数分析师预测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牛市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只要金融市场找到办法，让投资者手中有钱就行。

但有迹象表明，这种支付“创新”或许已经进入尾声。次级市场（sub-prime market）是这些创新中重要的一种，其本质是以低信用级抵押贷款为支撑的债券。这类借款人购买了他们根本无法支付的资产。一旦经济稍有恶化，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并无法履行还款。于是，这类债券的价值也将随之下跌超过20％――这种幅度对于债券来说是很大的。就这样，一种货币创造途径失效了。虽然这只是数以千计的货币创造途径中的一种，但也显示出金融市场的货币创造机制正在破灭。

如果次级市场的问题暗示流动性已经达到峰值，那么全球金融市场也应该已经达到了峰值。我认为的确如此，全球股票市场将在未来数月不断波动，但却无法创造新高。在这种市场中，投资者应该在反弹的时候出售并且不要在下跌时买入。这就是说，减持风险资产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真正的熊市会在金融市场嗅出衰退味道的时候到来。目前最有可能的诱因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扩散到经济其他部分。我认为，美国经济将在2008年经历一场衰退，到那时，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将波及到经济的其他部分。金融市场将在2007年三季度察觉到这种衰退。

第7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3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全球货币政策经过多年QE（量化宽松），眼下已到达周期尾部。对中国而言，认真思考何时、如何离开货币政策宽松周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017年的三个多月来，我国已两次全面上调政策利率，截至发稿（4月7日），央行连续十天暂停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十个工作日内净回笼资金达4200亿元，存量逆回购持续缩减。

一场关于货币政策变化的讨论，随即四起。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需从两个纬度来理解货币政策走向。短期来看，央行上调政策利率和回笼操作在于金融降杠杆、抑制资产泡沫、协同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调控银行扩张以及跟随3月美联储加息采取的适应性调整，而非货币政策急速转向，市场不必过度解读。长期来看，我国货币政策退出宽松、回归常态既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也是全球大势所趋。

那么，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节奏、路径如何？此后对经济尤其楼市的影响力如何？全球性货币收缩又会否引发新的货币博弈？

经济学家管清友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没有预先设置好的货币政策，每走一步都是结合当下经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等C合考量的结果。“不同时间，央行的侧重点不同，对于货币政策如何回归常态也是相机而择，不会刻意收紧”。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研究主管、董事谢亚轩向记者表示，眼下急需捋清近几年货币政策走向及其带来的实质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均实施了超常规QE――美联储多次降息、扩表，欧洲、日本等出现负利率，中国也以“四万亿”和定向降息降准等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

2014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周小川坦言“我们不得不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这个主要就是量宽了”。

谢亚轩认为，“量宽”的初衷在于刺激企业投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定经济增长。然而在经历了近7年的实践后，市场却发现其正面效果远不如预期，同时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比如整体经济杠杆率、负债率迅速攀升，资产价格尤其楼市泡沫严重以及资金脱实向虚、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

管清友分析其原因称，当前庞大的金融市场、多业态的金融机构及其高利差，使得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中无序轮动，难以流入实体经济，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因此，我国货币政策从2015年底开始回归中性稳健，并结合财政政策发力以求稳定经济增长。今年两会上，周小川明确指出“货币政策并非万能药，不可过度依赖”。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周小川所言的退出宽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收紧、转向，而是中长期内我国货币政策向常态化的回归，即回归更为保守稳健的状态。

组合拳与稳步伐

那么，我国会以怎样的方式退出宽松周期？央行“工具箱”如何用好？

谢亚轩认为，央行会通过对政策利率的操作、调整M2预期、监管上收紧MPA考核、引导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加强对商业银行窗口指导等方式打出一套“组合拳”。其中，诸如MLF（中期借贷便利）、SLF（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箱中最为灵活的调节工具将被频繁使用。而加息这一显性的收紧信号，除非出现短期内CPI、房价等指数均远超预期且连续数月通胀上行，否则可能性较低。

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金融学院教授丁志杰称，除了前述货币工具外，央行还应适时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

丁志杰认为，长期上只有适时的降准才能使商业银行下调其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利率，让利率、利差回落正常水平，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另一个难点在于，货币政策应把持怎样的回归节奏？

管清友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是调控货币，而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因此不会刻意紧缩，而是配合经济基本面采取必要措施，等待合适的窗口时间。当然，我国货币政策目前也正是央行综合通胀情况、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充分就业等多项指标充分考虑后的结果。

“措施正在商讨中，急不得。”一位央行人士坦言。

按照周小川在今年两会上的说法，货币当局收紧流动性将是一个渐进过程，现阶段央行会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

退出宽松是世界性难题

毫无疑问，退出量化宽松是全球性的巨大挑战。市场流动性充裕之时，一旦货币当局边际收缩不慎，便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断崖式下跌和社会融资成本急剧攀升，甚至出现金融市场波动、经济“开倒车”等情况。

因而，各国如何把握退出方式、退出节奏，成为了一门走钢丝的艺术。

以美联储为例，早在2013年5月，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便称“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既无好处也无必要，退出QE势在必行”，而真正实施却已是两年半之后。并且，尽管美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就业接近充分、企业盈利改善等利好条件不断，但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仍高度谨慎，尤其重视对市场预期的引导。

管清友坦言，退出宽松周期对中国更是史无先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难点在于：一要稳定资产价格；二要避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大幅度攀升；三要避免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

如此，仅央行一家之力远远不够，须各部委从多层次、多领域给出更高层次的“组合拳”。

不同于前述央行工具箱中的策略性“组合拳”，中央层面的“组合拳”必须更加宏观与长远。诸如PPP、专项金融债以及国企改革、实体经济减税减负等一系列财税和改革措施，均要适时上马。

管清友建议，要继续从供给侧推动改革，提高实体经济回报率；其次，货币政策还须协调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发力，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形成资金的正循环；再者，要寻求除房地产之外新的流动性吸纳区域，如设立雄安新区以及继续推进国企改革等。

货币博弈进入下半场

部分受访专家表示，2008年以来大国央行间货币政策因不统一所造成的“冲突”，其根本在于大国货币政策间缺乏协调性，而未上升至货币博弈的层面。

但真正难点在于，美联储凭借美元在全球w系中的锚货币地位，根据自身经济目标制定货币政策的同时，并未过多顾及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面对其政策扩散所带来的影响，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自然处于弱势地位。

丁志杰称，若将中美货币政策的部署视为货币博弈，2008年以来的宽松可视为上半场；2015年美联储加息通道开启和我国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稳健，则开启了下半场。此刻，我们最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上半场中，或存在资本大规模流入管理不够到位：IMF估算2008年以来约有4.2万亿美元游资流向新兴市场，其中约1/3流入中国，这部分国际套利资本稳定性较差，既造成了我国资产价格泡沫，也使得外汇储备以负债而非财富积累的方式快速增长，弊大于利。

由此，一方面弱化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效益，大量经常账户出口顺差收益因资本流动成本倒挂被吞噬，对外资产收益远低于对外负债成本；另一方面，游资也成为2015年以来我国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之一。

丁志杰对管理资本流动给出两方面建议：首先是在持续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之下将资本流动的把关前置，适当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审核，鼓励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本进入市场而非大规模“热钱”的涌入。其次，短期内对资本流出采取必要管制，以实现平稳流出；但长期来看，须逐渐放开对流出端的管制，改变当下宽进严出的扭曲局面，增加海外投资者信心。

并且，面对未来美联储加息或成常态，中国应更积极地予以应对，除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外，还可考虑在经济基本面允许前提下主动缩表。

强势货币的根基

大部分受访专家强调，改变中国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中弱势地位的关键，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

管清友称，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综合国力强盛的产物，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向好、金融市场充分开放的结果；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必不可少的战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农业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也强调，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相辅相成，是全球市场的自然选择。当大部分国际投资者选择持有人民币作为金融资产时，各国央行必然会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以施展货币政策、调控市场。

丁志杰建议，首先要摒弃过去不具备可持续性的让利式推进行为，然后要以国际货币合作、金融合作的方式加强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的关联性，让人民币不仅能在这些国家“进得去”，还能“留下来”。

谢亚轩认为，金融市场开放应把人民币的可置换和债券市场开放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既要充分意识到自身价值，以积极、稳健的方式推进债券市场开放，也要从监管和技术层面扫清障碍，实现债券市场与国际接轨，吸引新一轮资金的流入。

第8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关键词】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正文】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为了面对世界市场日益严峻和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为了弥补货币政策效应的不足，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外贸中大范围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以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对内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启动内需。然而，目前财政政策的可延续性令人怀疑：（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对外国经济有正的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内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的参与，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转化为了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2）在我国，国债主要是由社会公众和企业或金融机构购买的，大举借债，其结果直接减少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随着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减速，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民间富余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3）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大规模举债，将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正是基于已上，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

第9篇：金融市场基本面分析范文

今年以来，QE在市场的犹豫中继续。五月美联储主席柏南克一席QE可能退场的谈话，瞬间浇了市场一盆冷水，全球股市、汇市、债市大幅波动，黄金成了牺牲品。但在随后即将接任主席的耶伦可能延续宽松货币政策表态的刺激下，市场做出了不同反应。外汇市场上美元退回80的防守大关，但偏弱的美元的确增加了美国进出口的竞争优势，十年期公债券利率的上扬加速了债券投资人的逃离决心，面对持续低档的存款，可能下跌的债券市场，加上持续转佳的经济基本面，股市成了债市资金的新去处。

一场QE退不退场的争论，到头来没让美元指数上涨，却让股市涨幅不小。好的经济数据代表美国基本面复苏，股市理该上涨，但是不好的经济数据却代表QE不会轻易退场。不论如何，便宜都让美国人赚了，美股也成了今年的不败之神。即使财政悬崖问题引发政府在十月关门，将美国财政的脆弱面目全盘暴露，也丝毫不减美股的投资魅力。

当欧债危机不再成为新闻标题，欧洲股市在下半年异军突起。令理性投资人傻眼的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本该让人担忧欧洲经济不振、欧债危机恐将卷土重来，但投资人却在此时燃起了投资热情，认为欧洲将重演美国的复苏戏码，直接引发了流入欧洲的资金超越美国，令欧股回报率甚至优于美国，金融市场就是如此的不可捉摸。

在美国股市热翻天之后，投资人赫然发现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以及英国股市的投资价值丝毫不逊美国。再加上欧洲央行的推波助澜，将利率降至历史新低点0.25%，甚至暗示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中长期债务融资计划，降息也是未来选项之一。投资人开始重新审视欧洲股市的投资价值，深跌的希腊成为国际热钱回流欧洲第一轮的热炒对象。西班牙与意大利股市顺势跟上，欧洲五国一下成了历史名词。

今年亚洲股市最抢眼的要数日本。日币贬值后带来日股第一波的上涨，说明投资人看好日本经济将有一番新气象。不管未来改革是否成功，股市、房地产价格将在沉寂长久后发出怒吼。依目前的行情看，行情充其量刚走了一半。未来若日本经济真能因为出口企业增加资本支出，带动国内就业与薪资增长，日本股市可望“加倍奉还”，投资人可以持续关注。

中国政府则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新一轮改革。笔者认为，新一届政府已在保经济增长以及调结构的两难中理出一条思路---经济既然有周期，就顺应周期循环做调整，经济增长放缓就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下行风险解除，投资就要受到抑制，经济结构失衡需要长线调整，时间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对中国而言，庞大未开发的内需市场是未来10年经济增长的基础。

展望2014年的投资方向，笔者大胆预估仍是风险资产胜出的一年，股优于债的基本方向不会改变。在美国低利率环境之下、加上大胆且创新的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加大市场流动性，成功刺激了房地产与股市反弹，企业信心恢复也让未来的资本支出指日可待。欧洲及日本央行似都已确立要效仿美国，决定加大货币宽松力道，加大市场流动性，将通胀压力暂时抛除，先以刺激经济增长为首要。可以预见，即使美国真的部分退出QE，全球流动性仍会有增无减，这对风险资产是最大利好。

那么该选择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的股市呢？从基本面及流动性的角度来评估，结论是不同的。看流动性，发达国家仍将保持较低的利率，甚至欧元区及日本都有进一步加大流动性的打算，而美联储完全退出QE预计还有一段时日。新兴国家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在过去高增长、高通胀的局面下，尚可维持平衡，货币政策势必趋紧以抵消长期的通胀压力，而趋紧的货币政策则对已放缓的实体经济不啻雪上加霜，股市恐怕难有表现的空间。

但从基本面来说，生产力的有效提升才是实质经济增长的基石，目前发达国家人口普遍面临老化风险，生产设备与技术也面临提升瓶颈，生产力增长有限；反观新兴国家，人口普遍年轻，无论是从劳动力数量以及因为基础建设、教育普及后带来的劳动力质量提升，都有较大幅上扬空间。如果说过去十年新兴国家的生产力提升主要靠劳工数量的增加，那未来这群劳工技术提升后带来生产力质的提升将比过去十年量的增加更为可观。

还有，如果发达国家持续推行宽松政策，意味着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和资金流入不会间断。而如果欧美经济继续复苏性增长，那么新兴市场的出口也将受惠，进而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