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行政法律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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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界定

首先，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体现法治精神，即行政行为应体现合法性。我国已建立起包括行政组织人员法、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救济法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行政基本法，一批部门性行政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以及治安、工商、质量、金融、药品、食品卫生等具体执法领域的部门行政法。行政法是仅次于宪法的独立法律部门，是宪法的实施法，是动态的宪法又称“小宪法”。行政法实践着制度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法治”原则是核心。因此，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当然应该体现制度的“法治”的基本精神，简单地概括即是要保障公民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实现公民各项权利的法治化。所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其自身部门法的基本特征。归纳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必须与宪法基本原则区分开来，但又必须与其保持一种母子法的关系。坚持强化行政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让一切行政行为都在合法性原则框架内进行，对于建设法治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反映法的基本价值。法的基本价值有很多种，不同的学者作了不同的概括，但合理、公平、自由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已被当今学术理论界普遍肯定。所有法律部门都应体现法的价值理念，作为独立部门法的行政法也应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精神，但我们不能否定法的价值在法律体系中应有其特定的价值排位，也就是说哪项价值更具有根本性。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政府积极参加社会事务的管理，通过依法行政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断出现，很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解决，社会的稳定就得不到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更没有保障。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政府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使得公权与私权经常接触，出现权利和权力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很有可能出现政府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为借口越过楚河汉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加以限制是非常必要的。“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助推法治政府的建设，以保护公民权的实现。”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合理性原则应是行政法的重要价值原则，即通过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以及使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得以维护，实现合理的法的价值目标。

行政法从近代诞生开始就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法，而不是权力本位的法。到今天，它依然以权利为本位，只是这种作为“本位”的权利内容发生了变化，即由“自由权本位”发展到“福利权本位”——政府只能从尽量不干预公民权利发展到为权利提供服务。我们显然不能从政府这一职能变化中得出结论说行政法的本位已经确实发展为了行政权利本位。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

当今我国社会行政事务复杂多变，无论立法者多么高明，也不可能事先预见今后所有的问题，无论法条制定得多么精细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通过立法者事后补充立法漏洞或者修改法律去平衡个案中的不公由于过于迟钝而显得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对弥补法律漏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本原则就是法官用以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武器之一。法律原则是法律共同体基于公平、合理等基本价值的信念而形成的比较一致和稳定的行为准则，原则往往是有弹性的，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必须适用的规则。法律原则可能载于法条中，但很多情况下只表达在教科书和论著中，甚至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中，法律原则作为行政法渊源的地位并未确立。参阅一些中国行政法学教科书就会发现，大多数教材都只是把宪法、法律、法规、法律解释等成文法列为行政法的渊源，很少有主张法律原则应当成为行政法渊源的。其实，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直接调整行政法律规范的最主要、最具普遍的法律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律规范的最主要、最具普遍价值的法律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根据上文中论述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内容的界定标准，综合分析国内学界一些观点，可将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两个方面。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发展和完善行政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功能。

维护行政法体系的统一、协调与稳定。行政管理领域和行政活动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行政法律规范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由于调整性质相同的社会关系同属于一个法律部门，这些广泛、多样和复杂的法律规范必然要体现统一的基本精神，彼此之间要相互协调。同时，虽然行政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具体行政法律规范易于变动，但从总体上讲，行政法又要维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正是体现行政法的基本精神，能够统一协调不同的行政法律规范。这种法理功能主要是通过统率、指导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及废止工作，保证不同层次的各种行政法律渊源的协调一致来实现的。

保证行政法律规范统一协调实施。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行政法实施的复杂性。如果没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率和指导，其混乱无序状况无法设想。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行政法律规范的统一与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保证他们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要求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实现行政法的调整目标。二是为准确地理解、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提供依据。如何保证人们对行政法律规范准确理解，是保证准确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前提。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贯穿于行政法律体系，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起统率指导作用的基本原理或准则，有助于人们认识行政法的实质准确理解行政法律规范，从而保证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准确和统一。三是能够发现并及时纠正行政法体系中的不协调现象，防止发生有悖于行政法整体调整目标实现的事件。

第2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一、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作用

以现代国家和个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的关系为大背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地位和作用可谓基本了然。现代行政权是国家得以直接、能动地影响个人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最有效的一支公共力量，社会需要行政权主动地发挥其维持秩序、保护相对一方权利、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积极作用。顺应社会的需要，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授予行政机关各种管理权能及相应的辅手段，从而保证行政机关及时、有效地处理形形关涉公共利益的问题。秩序行政到服务行政、给会行政的演进是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有力肯定，亦是行政法在法律上确认这种肯定的很好例证。当前，法律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两大类行为范式：一是具有直接对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配置和实现产生影响的法律效力的行为，包括赋予相对一方权利或解除相对一方义务与剥夺相对一方权利或课加相对一方义务的行为，其集中体现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二是对相对一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施予指示性的、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影响的行为，如行政机关就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其特点是缺乏法律强制力，自由裁量性和政治性强，在当今政府施政中占较大比重。对上述行为范式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权在现代行政管理过程中主导性的法律地位。然而，行政权的操作者毕竟是同具人类弱点的普通平凡的人而非天使。使普遍抽象的法律规定有机地与具体个案情形结合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的认识过程，行政公务人员既需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之意义及规范背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内蕴，亦需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对具体事件的全部情形有清醒、理智的了解。这其中，或者由于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或者由于公务人员才智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或者更严重地，由于公务人员职业德行和品性上的缺陷，行政权行使的失误或权力的故意滥用都在所难免。这些与人们对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合理期望相悖的情形是行政权的消极一面。行政法与身俱来的控权、制权理念就是对行政权潜在的负值效应的反证。当然，鉴于上述两类行政行为的目的和作用的不同，行政权受到法律制约、控制的程度和受监督的形式也就不同。由于前一类行为一旦违法，就会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公共利益，故其主体资格、权限、法律法规依据、程序等受到法律严格限定，其特点是权力受法律规定细密、自由裁量有限、受监督的形式具体。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其行为准则是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它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对这类行为的违法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法律对后一类行为往往只规定行为模式和实现行政的目的，不设定法律效果，希望通过利益机制和激励机制来调动相对方的积极性，靠政府的威信和政府内部的行政纪律来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通常称之为“积极行政”。只是这类行政行为一旦失误，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会十分巨大，因而，其仍须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要为行为后果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作为行政权的相对一方——个人和组织的权利与自由（以下概称公民权）的行使亦因主观、客观的原因而具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确认公民权利、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而社会文明和进步又是在公民权不断得到确认和保障、人闪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得以尽可能施展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公民在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公民个人追求自己在社会中诸般正当需要的满足的行动基础和保证，个人和组织根据良心和理智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利，可以不受阻碍地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建立良善健康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获得自身利益的实现，而社会共同体亦在整体上迈向更高的文明境界。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人民的斗争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公民权范围日益扩大，法律对权利的规定越愈细密，形成有机的权利体系。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我国，尤其是在近十几年来，在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得到空前的发挥，经济成就已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公民权的积极作用可见一斑。然而，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对公民权限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民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这恰恰是基于对公民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的考虑而作出的限制。每个公民都是社会中的人，他在进行社会交往中必然与其他公民或组织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法律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和自由旨在帮助其相对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意志而不为社会关系中的其他人所阻碍。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民个人超越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或滥用其权利的情形在所难免，这又往往要导致法律欲意保护的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尤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律调整尚未完善的条例下，由于各种思潮的冲击，利益格局的变化、拜金主义的影响、自律机制的削弱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人违法行为或滥用权利，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法律要求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可能或已经违法行使或滥用的情形予以预防、控制和惩戒。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的错综复杂性，即使公民个人或组织有合法理由地行使各自的权利和自由，有些情形下，也会造成矛盾和冲突，这种对抗的结果同样是社会无法容忍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的无序，同样需要公共权力进行调节。 综上所述，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都具有两面的可能作用，行政法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调动两者的积极因素，最大可能地抑制其各自的消极因素。

二、行政法关系的展开

法律的使命是面向未来的，既然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可能导致的积极效应或消极效应不可预测，法律就不能完全放任任何一方自主地、无节制地行使权力或权利。这似乎同民商和法既规定民事权利又设制民事义务的原则并无二致。但是，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法律关系毕竟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行政权和公民权潜在的双重效应促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法律关系更具复杂性。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有：（1）行政管理关系，即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职权而与相对一方发生的关系。它又包括行政实体关系和行政程序关系；（2）监督行政关系，即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在监督行政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由于团体、个人的监督权利必须通过国家权威真正得以实现，监督行政关系可主要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的监督，尤其是后者更为行政法所重视。那么，行政法是如何针对行政权和公民权作用的复杂性具体安排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上述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的呢？ 首先，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法律期待的是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以抑制公民权的消极作用。因为，在这里，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设置或启动行政权以处理下列几种情形：（1）社会中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由于某些事物的出现而遭到破坏（比如经济垄断、股票黑市），国家立法者因种种缘由无法及时出台法律，需要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或规章进行普遍的调整；（2）具体个人和组织行使公民权时超越法律限制的可能性要求行政机关经常地对他们予以监督和检查；（3）具体个人和组织已违法行使公民权而给他人权益或公共利益带来损害，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及时予以控制和惩戒；（4）社会中某些资源或机会的利用虽然可促进社会福利，但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本身极其有限，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的给予必须依公共利益受限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个人和组织才能获得，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审核申请的个人和组织的条件并负责授益于合格者；（5）大部分具体个人和组织在行使公民权时普遍持有趋利避害的心态，对其他人的福利或需要高昂代价予以运营的公益事业较少关心，社会要求行政机关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对于这些社会自治机制无能妥善处理的情形，个人、组织有一种依赖和信任公共力量的自然倾向，而依赖和信任的基础是公共力量拥有他们自身不具备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制力。无论是秩序行政，还是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在有关机构判定其无效并予以撤销之前，不仅相对一方，而且国家机关、一般第三者都必须承认其为有效，并服从之。如果行政行为没有这种被称为公定力（推定有效）的效力，与私人行为无异，个人和组织又怎么会为把自己面临的困难委托与自身类似的软弱的行政机关去解决呢？〔1〕即使个人、组织因行政权潜在的消极后果而对行政机关是否有能力公正处置公共利益问题表示怀疑，他们亦必须等待行政权启动并最后作出行政行为之后通过其他公共权威进行评判，否则，行政权积极作用会被扼杀。因而，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法在设定行政机关管理权能的同时往往赋予其效力优先性，相对一方于此只能履行服从的义务。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地位和相对一方的服从地位是这里的主要特征。 然而，如果等待行政机关凭借公务人员的独立判断作出与公共利益相悖的行政行为之后再考虑其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由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它的破坏性后果已经造成，而这种后果在很多情形下是难以通过事后救济制度进行充分补救的。于是，在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法律对行政权怀有既信任又警惕的两难情结，既期望通过公民权利的适当使用来最大限度地遏止行政机关可能作出的“离经叛道”行为，又谨防繁琐、拖拉的程序阻碍行政积极效应的实现。有关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2〕即应给予相对一方多大的参与行政决定过程的权利。无论权利范围如何，不可否认，保证个人、组织参与行政过程是行政程序法的初衷和核心内容，亦是现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3〕因此，程序性的法律规定倾向于赋予公民权利，相对行政机关而言，就是其在行使实体权力时必须担负相当的程序性义务。 问题是：如果行政机关完全履行程序性义务，其作出的行政决定就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了吗？美国现代新公法理论就此批判了流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律程序理论，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其代表的价值，而不取决于其程序体系”；作为新公法理论来源之一的批判法学流派亦攻击法律程序理论只会导致虚幻的而非现实的社会正义。〔4〕人类社会有许多经验是共通的。虽然有不少国家在程序立法上费尽心机，但大家都把监督行政的机构尤其是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作为抵制行政权消极作用的最后的亦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其中，既有实质问题的审查，也有程序问题的审查。这是因为，尽管行政程序法律倾向于规定公民权利，但行政程序性质上毕竟是行政权运作的形式，法律既不允许个人和组织取代行政机关直接作出决定，亦不容许其在此违背公定力要求而反抗行政机关违反实体和程序要求的行为。那么，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关注的又是什么呢？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又是一个什么结构？以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为分析对象，我们认为，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使相对一方相较行政机关处于权利优势地位。相对一方享有起诉权而行政机关无反诉权、法院判决只针对行政机关而不针对相对一方都可以恰当地表明法律在这里的焦点。而且，不妨假定，法律关于行政机关负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有如下隐喻：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未作出最终有效判决之前，行政行为推定可撤销。如果行政机关不举证或举证不充分，这种推定就告成立，无需相对一方费力说服法院否定该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这与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行为推定有效恰成相反。 概而言之，在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任何一种具体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结构都具有某种不对等性。但是，这些不对等性并非指向同一方向，而是错综复杂，彼此相抵。其中，除了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是同时存在、密不可分的以外，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性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中发生存在的，它们在既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形成彼此抗衡。而且，虽然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不对等结构同时并存、后者又从属于前者，然而，不可否认，两种不对等结构发挥着不同的、相反的功能。也正是由于行政法在调整与行政权有关的具体社会关系时的关注点始终存在倾斜，致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关系在具体条件下总体现出不平衡的动向，为了保证绝对的不平衡状态不至于因内在力量的变化而过于失衡，行政法应设置总体权利义务的平衡结构以发挥其约束这种失衡可能性的功能。就此意义而言，平衡不仅意味着行政法及由其调整形成的行政法关系在总体结构上的平衡以及由此结构必然体现出的平衡功能，而且隐喻着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和不平衡的绝对存在。这同马克思在谈及建立资本主义不同生产领域之间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时所述的原理是一致的，“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5〕当然，从行政法的发展史来看，虽然有不断趋近这种总体结构和功能的平衡的去势，但这种平衡也是相对的，它总是为总体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平衡所打破，继而再走向平衡。总体结构和功能的平衡与不平衡在运动之中互相交织在一起。

转贴于 三、行政法律制度的构筑

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过细密、成熟、相对完善的行政法律原则和规则调整以后，各个关系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法院、行政相对一方，就生活在一个依据这些原则和规则而自我运行的、内部有某种逻辑安排的有机体中，这个有机体我们称之为“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又是由一个个次层级的法律制度组成的，如行政立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等（以下称“亚行政法律制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行政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构筑和运行逻辑。我们在下文将阐述以“平衡论”为指导的行政法律制度的逻辑安排，其中蕴涵现代各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对我们的启示。

法治原则以及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律制度构建的首要、普遍的原则。“法治”的确切含义至今尚未定论，但有一点基本要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公认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保证法律具有实质正义（良法）的前提下：（1）任何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对于国家机关而言，除了法律允许的以外，无权进行任何活动；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可以从事任何事业和活动；（2）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都必须受到惩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不容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国家机关违法，由其他国家机关依法追究其责任；社会组织和个人违法，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予以惩戒。可见，虽然“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提出的，有限制权力的重要意义，但是，法治原则的内在要求是对任何人的任何行为给予不偏不倚的保护或制裁。法治原则贯彻到行政法领域，即意味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律既同等地保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合法行为，又同等地追究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违法行为。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一方，只要违法，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大部分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在“法律责任”这一章下既规定了行政机关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又规定了相对一方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6〕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要求，其基本涵义历时变迁。现代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也是围绕既保障行政权、公民权的积极作用又抑制行政权、公民权的消极作用这一内在逻辑确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行政法发韧之初，依法行政原则是消极的、机械的公法学原理，基本内涵是：（1）议会制定的法律至上，一切违法行政都不发生效力；（2）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议会以法律规定之，行政规章、命令仅是内部行政规范，不具有对外约束力；（3）无法律即无行政，没有议会法律明确授意，行政不得自主行为。于是，“行政遂成从属而不独立之国家作用”。〔7〕此后，国家目的观和行政作用论逐渐换新，旧日依法行政内涵已不能满足“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8〕依法行政原则即经脱胎换骨而形成现代的意义。前后的主要区别在于：（1）“依法”不仅指依据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且意味着依据行政法规规章、法的一般原理、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即行政遵从实质的法治主义；（2）行政不必以法律明确授意为绝对前提，除法律明文禁止外，可“基于行政之自动性及给付行政或助长行政之本质”自主行为〔9〕。由此，该原则在保留原有制权的精要的基础上放松了对行政权的束缚，意在促使行政积极作用，以抵制过滥的个人自由的不利影响并助长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 行政法律制度自我运行所依据的各项原则和规则实际上是法治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化。同时针对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保障和抑制是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必要的两支旋律，而且，这两支旋律在各亚行政法律制度中交错出现，互相辉映，难以截然分开。为表述便利，我们姑且取巧把行政法律制度分为两大类：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制度（Ⅰ类）和抑制行政权违法行使、滥用的制度（Ⅱ类）。Ⅰ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立法制度、行政裁判制度、行政检查制度、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指导制度等。其中：（1）行政立法、裁判制度是授权行政机关行使部分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制度。其初创之时，曾在英美等国遭到严格提倡“控权”的传统思想的强烈反对，但终因时代的需要而被人们普遍接受；〔10〕（2）传统的行政检查、处罚、强制执行和许可的范围在日益扩大，行政权行使代表的公共利益名义已从治安延展到市场秩序、食品卫生、环境、医疗保健、失业救济、残疾补助等等，单一模式的消极秩序行政已成历史；（3）行政合同、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机关不完全利用强制手段，期待个人、组织的真诚合作以共同完成公共利益目标的新型权力，其权力色彩有所淡化，但由于它们的主旨在于公共利益，法律仍然授权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况下行使一定的强制手段；〔11〕（4）在这些亚行政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对行政相对一方违法责任追究制度。这是法治原则的普遍要求，任何个人、组织的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机关获权成为国家追究相对一方违法行为的机构。Ⅱ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程序制度、行政公开制度、行政主体责任制度、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立法机关监督制度（如有些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等。（1）行政程序制度与Ⅰ类制度紧密交错，故其在赋予相对一方程序权利以实现民主、公正价值的同时，必须考虑行政效率的需要，公正、效率是行政程序制度两个主要原则；（2）行政公开制度是二战后行政法的新发展，该制度赋予个人或组织获得行政机关掌握的档案材料和其他信息的权利，是公民了解权的制度化。行政机关则可以国家安全、行政效率、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为由限制了解权。“公众的了解权和对了解权的限制构成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行政公开是主要的矛盾，起主导作用……免除公开起制约和平衡作用”；〔12〕（3）行政主体责任制度是法治原则对行政机关的平等要求的制度化。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则是受到行政行为违法或合法侵害的相对一方寻求利益弥补的制度，其原理是个别利益损失必须由社会公平负担以获得某种平衡（国家赔偿和补偿金额实来源于社会，这与私人赔偿有实质不同）；（4）行政诉讼制度和立法机关监督制度赋予个人、组织较多的监督程序上的权利，行政机关承担较多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或组织的个别意见在实质上一定合理，就如同起诉权并不意味胜诉权。结果既可能是保障个人、组织的合法主张，亦可能是维护合法的行政行为。

行政法律制度是开放的，顺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迁，亚行政法律制度的数量增减和内涵演变实在情理之中。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尚需国家实体的存在，“保障－抑制”这一制度构筑逻辑作为现代人们对自身及自身所处社会比较理智的认识结果必将在时间上延展其生命力。

四、“平衡论”的意义

任何一种希冀揭示人类生活某一方面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或理论，都是建立在关注现实建构和反思历史的艰难历程之上的。我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人人皆已感知的大规模解构和建构运动，这一场运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震撼力令世人嘱目。然而，严峻的现实问题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述出来了：怎么做？于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各类学科都试图在自己的专攻领域提出基于严肃、认真的历史反思的新的建构理论。“平衡论”就是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中诞生的。 “平衡论”关注现实并希望对我国制度和理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这在前作《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已作详述，现扼而言之，即：（1）依据“平衡论”基本原理，准确把握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法制环节各自的重心和平衡及各法制环节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可保证行政法制健康、协调地发展，摆脱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的法制现状；（2）依据“平衡论”，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政府——企业”互动模式，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3）依据“平衡论”，可真正实行民主价值和效率价值有机统一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4）依据“平衡论”，可全面、准确地认识现代政法的本质和作用，从而可重构既符合世界行政法发展方向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较成熟完善的行政法学体系。

“平衡论”至今尚属理论萌芽时期，其自身亦需一个不断的自我反思和建构过程才能渐臻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在思考和构建“平衡论”体系时日益感受到，“平衡论”的提出对我们进行行政法学研究而言更具深远的方法论意义：（1）“平衡论”虽然是一个部门法学的研究课题，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其他部门法学等广泛领域，因而，如果要求得“平衡论”的更深发展，就必须打破部门法学之间以及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术隔离，既保持本部门法学强劲的身我发展势头，又不遗吸收其他部门法学和学科的思想精华，并向后者贡献自身的成果；（2）“平衡论”必须借助对行政法及行政法学历史的真实反思和积累，因而，我们必须打破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只重视对制度的历史性描述、轻视或忽视对行政法学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的关注的状况；（3）“平衡论”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无法脱离具体文化环境，它若求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就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进行文化的阐释和证明，寻找“平衡论”落根成长的本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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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参见〔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第41－42页，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第13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Margaret Allars，Managerialisrw and Administrative Law，Canberra Bulleti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o16，October 1991．

〔3〕美国学者塞缪尔·亨迁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第83页（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指出：“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

〔4〕参见William N．Eskridge and Gary Peller，The New Public Law Movement：Moderation as a Postmodern Cultural Form， Michigan Law Review， Feb 1991．法律程序理论迷恋于程序正义，认为法院只需严格关注政府行为是否遵循程序而无需审查实质问题。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04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6〕在国内，关于“行政法律责任”概念主要有三种理解：（1）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相对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应承担的责任；（2）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责任；（3）认为行政法律责任与民事、刑事法律责任并举，是指任何人（包括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以为第三种观点更全面、更可取。

〔7〕〔8〕〔9〕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中“论依法行政原理”，三民书局，1980年。城氏又言：“各国之运用该原理容或有所歧异，其精神应无二致，即使行政之作用有较为客观之法规范可循，以防止行政权之滥用，实质确保人民之权利，同时亦避免消极束缚行政之反作用，务求保持相当之效率性，以符合现代行政之任务。”

〔10〕参见〔美〕施瓦茨：《行政法》第6－7页，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由于当代复杂社会的需要，行政法需要拥有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的行政机关”，“集合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规章的机关出于对付集中的经济权力的需要”。

〔11〕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三章第五节“行政合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第十章“行政指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3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误区及其关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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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4]张加文·经济法定位刍议[A]·行政论坛,2001,(7)

[5]顾功耘,刘哲昕·论经济法的调整方法[A]·中国经济法精粹,2002

第4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高校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司法实践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认为：高校与大学生关系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与权力法律关系，它既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也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双重法律关系。高校要尊重大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保障大学生的权利。

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大学生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延伸，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内部行政管理关系，无须通过法律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高等教育也拉开了体制改革的大幕，这场改革延续至今。高校与大学生关系不可避免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成为一种法律关系，两者关系的法律化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计划经济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必然结果，高校依法办学、依法管理，这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对高校内部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的必然要求。高校与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确定学校责任范围、归责原则的前提。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法律关系的内容为何，成为巫待解决的问题。

一、学术界关干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主要观点辨析

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性质历来争论较多，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1.持民事法律关系的观点认为，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仅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学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报考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均受符合法律规范的双方各自利益意愿约定的约束，即合同的约束。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但是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平等、有偿为原则的社会关系，而通过对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在教育活动过程中，并不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学校为了教育活动的更好开展，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而大学生更多的是服从;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调整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在教育活动中可能涉及到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但这种关系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是教育活动本身所必须的，其仍属教育社会关系;如果是相对独立的，则完全归属民事活动。既然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社会关系并非民事关系，那么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2.持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认为被授权的学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学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就自身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其实这是对我国学术界影响颇深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该理论认为，学校作为公营造物，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营造物利用关系，属于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无论该关系是强制形成的(如接受义务教育中的学生)，还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学生均不享受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学校有权在没有个别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制定营造物利用规则(校规校纪)，并依此向学生下达各种特别限制措施或进行惩戒，限制或剥夺学生的各种权利。学校的行为排除法治主义及人权保障原则的约束，学生仅仅是学校的利用者，必须服从学校的概括命令。特别权力关系还排除司法审查，学生若对学校的处分不服，或者认为学校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三il然而，随着司法审查对学生部分敞开了大门，对学校诉讼也成为了可能，特别权力说也进行了修正，于是在我国形成了行政法律观点的主张。但是学校不是行政机构，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完全是行政管理关系，而且此说无法解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法律关系，大学生交纳一定的学费，高等学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构成了高等教育服务关系，如果学校的管理疏漏，造成学生人身或财产损失的事故，应将其归类为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这种以学校的教育保护、监管责任和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属于平权型法律关系。而且随着民办高校的兴起和发展，私法契约理论在解释民办学校与学生关系方面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应将其引人到对公立学校的解释当中。这一切都动摇了该理论的基础。

3.持双重法律关系的观点。有学者通过对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2oes>双重法律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种观点的综合，既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两种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前面两种观点的优劣一并带人到自己的观点中。即哪些学校行为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几乎无法界定、也无法罗列，更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虽然人们也不可否认双重法律观点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表象，然而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深人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之间的性质、特征，而是对一些关系的表现进行综合得出的结论。

二、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准行政法律关系或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服务关系。在这里，高等学校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对学生具有单方面的教育管理及奖惩权利，在法律关系上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而另一方面，大学生交纳一定的学费，高等学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又构成了高等教育服务关系。由此看来，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严格地说，这种关系可进一步划分为以权利为主导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和以权力为主导的权力一权利关系两个亚种。第一个亚种是以权利为主导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大学生权利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权，它是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同样也是被现代社会广泛认可的人权，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私权范畴。但是，受教育权具有特殊性、首先是严格的准人性和资格的维持性。准人性主要体现在经过特定的考试、道德品行的考察，取得就学资格。资格维持是指学生在就学期间必须在专业学习、道德品行和日常操行方面符合学校的要求、遵守学校的管理规章制度，否则学校可能对其进行惩戒，直至终止学籍。其次，是由学校代表国家对学生受教育结果进行评价和认可，即是否准予毕业与是否授予学位等。这些方面，就是大学生受教育权的限制和制约。现实表现为学生的权利实现需要学校予以回应，学校依法行使权力(职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它表现为学生行使权利、学校履行义务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实际上是权利和权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关系。第二个亚种是以权力为主导的权力一权利关系，(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力有第三项规定的招生权，第四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五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等一系列管理权。它表现为学校行使权力，学生做出回应向学校移转相应的权利或限制自己相应的权利。这种关系表面上看是学校行使权力，学生履行义务，但实际上也是权力一权利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关系。高校管理者在学校内进行教学、生活和管理，制定校规校纪、对违纪学生进行处分，属于法律行为，对作为被管理人的权利产生能够具有单方决定性的、强制性的直接影响。 权利一权力关系和权力一权利关系都是公法关系，但这两种公法关系的主体实现相应利益内容是不同的。在权利一权力关系中，权利主体要实现与权利相对应的利益内容通常只能向权力主体提出请求，后者在对此请求做出是否合法、合理的判断后才有可能做出回应，而且可能不接受请求，权利主体不能对权力主体实行强制来实现其利益和财产内容;在权力一权利关系中，权力主体实现与自己权力相对应的利益内容的方式要直接和强有力得多。[3]日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把这种以国家机关单方面做意思表示、然后实行强制为特征的优越力，称为国家行为的公定力，认为公定力就是“在公法关系上，国家的意思行为有决定该机关的权力;而这种行为，在被有正当权限的机关取消或确认为无效时止，是受‘合法的’推定的，对方的人民不得否认其效力。;}4](P114)不过，高校权力是与其特定主体相联系的，不能像大多数权利那样能够自由转让或移转。这是特殊的限制。由此可见，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内容为大学生权利与高校权力关系。

三、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性质的启示

在考察了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现实内容并获得了一些较新、较具体的认识后，再回过头来看，整个传统的教育法律关系理论的一些主要方面脱离社会法律生活实际等问题就显得更突出了、主要表现在片面强调以高校权力为主导的方面，而忽视以大学生权利为主导的方面。其实无论在以大学生权利为主导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和还是在以高校权力为主导的权力一权利关系中，大学生权利都作为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中重要的一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高校要尊重大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保障大学生权利。从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可以引申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羊重大学生权利主体地位

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权力统一体，从部门法学的角度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还可以被确定得更具体一些。从其关系的具体构成看，其内容非权利即权力，或两者兼而有之，而权利和权利又都必定处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中，所以，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其内容也就是权利权力统一体。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可以从权利一权力和权力一权利关系人手概括其法律关系的内容。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所导致的无视学生权利主体地位的状态是与之相违背的，如果不把学生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看待，不尊重学生最基本的权利，无益于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教育行政机关、学校、教师如果不在合法的权限内按照合法的程序作出合法的行为，那么依法治教只能是一句空话。鉴于此，我们应该从制度人手，改革现存的学校忽视学生权利的现象。确立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学校制度。高校的管理观念应从以“管理”为目的到以“服务”为宗旨的转变，倡导和强化学校的服务职能，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人本管理模式。

(二)明确区分大学生权利与高校权力各自的范围和界限

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应定位于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义务关系。这里所涉及的虽只是一个如何刘已得到确认的法律关系内容做适当表述的技术性问题，但仍然值得重视，因为一种合理的认识如果得不到恰当的表述，就不可能为人们普遍接受。过去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表述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片面性和脱离实际的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致几乎完全不能合乎逻辑地对现实的法律关系做出解释。根据对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内容的新认识，可以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表述为权利一权力关系，意味着权利权力统一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包括权利与权力相互间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一权利关系不能表述为权利义务关系。所包含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可以在学理上转换为权利义务和权力义务两种关系。例如学生有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权，高校有提供符合卫生安全标准的教育教学设备和组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义务。又如高校有按照自己的章程管理学校的权力，学生有遵守所在高校的管理制度的义务。这就有助于理清二者的界限，明确界定高校义务与大学生义务，高校权力与大学生权利，杜绝过去只强调高校权力和大学生义务，忽视大学生权利和高校义务的现象，从而使高校更好地行使管理权和大学生更好地享有受教育权。

第5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或已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但未依法缴纳保险费或只缴纳部分保险费，在保险事由产生时，劳动者无法依相关法律法规领取保险金而受到损害时，其应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能否请求用人单位为其补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或依民法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 实务中认为，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范，但并未违反民法规定，所以法院不予受理，其只能依行政法的规定向劳动保障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诉，请求上述行政机关处理。

笔者以我国台湾地区社会保险立法、判例及学说为背景，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点，结合法理进行讨论，以探求社会保险费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劳动者权利受侵害时的救济途径。

二、我国台湾地区社会保险立法、判例及学说

关于雇工社会保险立法，以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最为相近，且其判例及学说更有造诣，从中可得到启发。

台湾地区修正后的《劳工保险条例》第2条列举了劳工保险有二项：“一 、普通事故保险：分生育、伤病、医疗、残废、失业、老年及死亡七种给付。二 、职业灾害保险：分伤病、医疗、残废及死亡四种给付。”其规定的保险类型十分详尽，与大陆《劳动法》第73条第1项规定的社会保险类型基本相同。

台湾地区修正前的《劳工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24条规定：“本条例第8条第1项第4款、第5款之雇主未依本条例第11条、条12条之规定为劳工办理加入保险手续以及其他有关劳工保险业务上必要之事务时，除依本条例第83条规定处理外，劳工因此所受之损失，由该雇主或团体比照本条例规定之给付标准负赔偿之责。” 王泽鉴先生认为，因该规定具有重要性，不宜在“行政规章”《劳工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中设立，而应在“行政法规”《劳工保险条例》中规定，更为妥当。[①]2001年12月19日修正的台湾地区《劳工保险条例》吸收了该规定，该条例第72条第1项规定：“投保单位不依本条例之规定办理投保手续者，按自雇用之日起，至参加保险之日止应负担之保险费金额，处以二倍罚锾。劳工因此所受之损失，并应由投保单位依本条例规定之给付标准赔偿之。”第2项规定：“投保单位违背本条例规定，将投保薪资金额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者，自事实发生之日起，按其短报或多报之保险费金额，处以二倍罚锾，并追缴其溢领给付金额。劳工因此所受损失，应由投保单位赔偿之。”此规定概括了实务中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以及用人单位已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但未依法缴纳保险费或只缴纳部分保险费之情形。

在台湾地区，对此有两种救济途径。实务上认为，应依民法一般原则，雇主负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举例如下：雇工甲于1966年2月在乙公司任职，1971年12月21日，甲在外出执行职务时，被他人所杀，其亲属要求按《劳工保险条例》之规定受领丧葬津贴及遗属津贴。原审法院以“台湾民法”第28条之规定，[②]认为：法人的董事或职员，因执行职务而加于他人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是指雇员的积极行为而言，而不包括消极行为在内。从而乙公司不为甲办理加入劳工保险手续既为消极行为，甲的亲属不得据以求偿。况且甲系被他人杀害，与执行职务无关，甲的亲属不得请求保险给付。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5年台上字第2263号判决》，其判决理由称：查（民法）第28条所谓“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并不以积极执行职务行为而生之损害为限，如依法律规定，董监事负执行该职务之义务而怠于执行时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亦包括在内。又公司之职员，合于《劳工保险条例》第8条规定时，[③]该公司应为之办理加入劳工保险手续，如有违背，应受罚锾处分（《劳工保险条例》第12条、第83条）。[④]从而乙有义务为甲办理加入劳工保险手续而怠于办理，致生损害于上诉人时，依上说明，尚难为不负责任。[⑤]台湾地区学说认为，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基于台湾地区民法第 184 条第2项规定： “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生损害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梅仲协先生解释为：所谓保护他人之法律，系指一切维护个人利益之公私法规而言，但其专以维持公安或保护国家之法律，则不包括之。下列各种法规，均属保护他人之法律，且甚属重要者：（1）刑事法规。（2）警察法规。（3）民事法规。[⑥]

王泽鉴先生则在同意此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劳工可依契约之附随义务获得救济。他认为，劳动契约系属于一种继续性、具有强烈依赖性之特别结合关系，因而也产生众多附随义务。如雇工的忠实、注意、通知、竞业限制、保密等附随义务；雇主为雇工提供安全卫生、休假等附随义务。其特别强调，雇主为雇工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亦属雇主之附随义务。他继而认为，依《劳工保险条例》的规定，雇主有为劳工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义务。雇主违反此项义务者，应依条例第83条规定，受罚锾处分。[⑦]《劳工保险条例》属行政法，雇主所负之义务，对主管机关而言，系属公法义务，惟保护劳工之立法，亦具有私法上之效果。此可分为二个方面：一是保护劳工之立法，依其性质得为第184条第2项所称“保护他人之法律”，雇主违反该规定，对于受害人应负侵权责任。二是保护劳工立法，亦得形成劳动关系之内容。基于劳动关系的本质及诚实信用原则，为雇工办理加入劳动保险，系雇主在劳动契约上所应负之附随义务。其因可归责于雇主之事由未予办理，致雇工或其他得依《劳工保险条例》请求保险给付之受益人，受有损害时，雇主应负债务不履行之赔偿责任。关于损害赔偿范围，原则上应包括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得请求之保险给付，但应扣除雇工依法所应负担之保险费。[⑧]王泽鉴先生从劳动契约的本质出发，以契约上附随义务理论进行探讨，认为在劳动契约上雇主有为受雇人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附随义务，在雇主不履行该附随义务时，属债务不履行，雇主对雇工所受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他认为，对劳动关系上附随义务概念和内容的研究，对充实劳动契约内容，建立劳动契约完整理论体系，促进劳动契约的社会化，具有重大贡献。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提出，为我们健全处理社会保险费纠纷机制，以及开辟何种通道以让雇工获得最为便捷的救济，具有借鉴意义。

三、我国大陆关于社会保险立法

社会保险事关社会劳动力之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社会稳定的大局，于国于民至为重要。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被确立为宪法原则。《宪法》第14条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第45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劳动法》是贯彻《宪法》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险的专门法律，其第72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第73条第1款规定：“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一）退休；（二）患病、负伤；（三）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四）失业；（五）生育。”该所列举的保险类型，涵盖了社会保险的各个方面。为使《宪法》、《劳动法》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具体化，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出台了与之配套的地方法规和规章，形成了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险立法的完整体系。

社会保险费的范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以下统称社会保险费），其征收、缴纳均适用《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劳动法》第100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第13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基金。”第26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

由此可见，用人单位有为劳动者办理加入社会保险手续，以及有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用人单位违反该义务，应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据此，有观点认为，用人单位未履行上述义务时，劳动者只能向行政机关申诉，由行政机关依法处理，而不能依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

依台湾《劳工保险条例》第17条第1、2项和第72条第1、2项之规定，投保单位未按规定缴纳保险费的，逾宽限期间则加收滞纳金，加征滞纳金后仍未缴纳的，保险人对投保单位应缴的保险费及滞纳金依法诉追，以及处以罚锾。罚锾经催告仍不缴纳的，移送法院强制执行。此处的“保险人”，为主管机关设立的劳工保险局，办理劳工保险业务，属于行政机关。此“保险费及滞纳金依法诉追”，以及罚锾“移送法院强制执行”均为行政机关的职责。

此规定与大陆《劳动法》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基本相同，但在台湾判例及学说上，均认为雇工可依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而当其对雇工应依 “民法”中的一般侵权责任作为请求权基础，还是依“契约法”中的契约之附随义务不履行所生损害赔偿责任作为请求权基础，两者中何者对雇工的保护更为周到和妥当，以及何者更符合法之目的而进行探讨时，我们却在为劳动者的该项权利是否应受民法保护而争论不休。在大陆，劳动者的权利受侵害时，首先则要审议该权利是否属于民法保护范围。若属之，则还要经过劳动仲裁的“闸门”（前置程序），然后才能“游到”民事诉讼“渠道”，可谓费尽周折。由此可见，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社会保险立法上虽为相近，但在法理念上两者相去甚远。

四、社会保险法律关系

依传统民法理论，劳动法属民法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以及现代大工业化的形成，劳动法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调整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显露出其特有的个性特征。劳动法律规范是一种兼有民事和行政管理特点的特殊法律规范，涉及到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三方的法律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还涉及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由此可能形成四方的法律关系。社会保险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一个分类，其一般涉及到行政机关、用人单位、劳动者和金融机构四方的法律关系。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如图所示：

社会保险关系图解[⑨]

注：

①缴费行政关系行政争议

④领款民事关系

②劳动关系劳动争议

⑤缴费行政机关

③委托民事关系

⑥领款行政关系

从上图可知，社会保险关系具有四个方面的法律关系：1、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社会保险机构或税务机关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用人单位、劳动者因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因领款而引起的争议属于行政争议。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法律关系，双方因缴纳社会保险费引起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3、社会保险机构或税务机关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因保险金引起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4、劳动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因领款引起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

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的法，其兼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其应承担公法上的义务，也是其应承担私法上的义务，即既是对国家的义务，也是对劳动者的义务。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维护国家正常的劳动管理秩序，也是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不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扰乱了国家劳动管理秩序，应受行政法的制裁，同时也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时得不到救助，生活失去依靠。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26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此规定社会保险费由行政机关征收，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但并不排除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劳动法》第72条），以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对劳动者所生损害赔偿之责任。《民通则法》第106条第1项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法人承担的“合同义务”（劳动合同），又是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民通则法》第106条第1 项），该条中的“其他义务”，是概括性规定，应包括法定的及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据此，用人单位应承担民事责任。

五、社会保险争议案件的处理

社会保险金用通俗的话说是劳动者的“活命钱”，因此在解决劳动争议时，本应尽可能使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者能够通过简单、快捷且收费低廉的司法程序获得救济，而不应人为设置繁琐的程序阻碍劳动主张权利。那种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为由驳回劳动者的起诉，剥夺了劳动者的诉权。此举不但是违反了《劳动法》第2条、《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而且与劳动法偏重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之精神相悖，更不符合司法为民的要求。

有观点认为，江苏省高级法院于2001年10月30日下发的“苏高法[2001]319号”《2001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在第二部分第2条中规定：“涉及城镇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的案件，如企业已经参加社会统筹的，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有关乡镇企业职工追索退休金，退养金的案件，如劳动合同对社会保险问题有约定的，可按合同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不能判决乡镇企业支付相关保险费用。”按上述规定，城镇企业“已经参加社会统筹的，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当然不能受理了。我们且不讨论江苏省高级法院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但江苏省高级法院从行政法方面规定是正确的，企业已参加统筹并已经缴费，社会保险机构若不支付劳动者社会保险金，发生争议的主体是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与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争议。而社会保险机构是国家行政机关，当然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江苏省高级法院的规定并没有涉及用人单位未缴或少缴保险费的情形。所以，江苏省高级法院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文讨论的案型。至于乡镇企业职工追索退休金，退养金的案件，类似于台湾地区《劳工保险条例》第8条规定的“任意的被保险人”，其是否加入社会保险任其自由，愿意加入保险的，得参照该条例的规定办理。[⑩]因乡镇企业未纳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3条规定的征收范围，若乡镇企业与职工之间没有加入社会保险合同的约定，“不能判决乡镇企业支付相关保险费用”的规定是正确的。[11]

还有观点认为，要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有无对缴纳社会保险费进行约定，若有约定法院可按当事人的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法院不能处理。笔者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强制性义务，不应由合同来约定。当然，合同有约定的，可按约定处理，这种约定应以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在法定基础上的优惠保险待遇为前提；合同没有约定的，应按法定处理，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未约定为由，而拒绝裁判。王泽鉴先生认为，雇工可依契约附随义务，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而在《劳动法》第72条规定看来，应为强行性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务，而无须当事人的约定，劳动者可依劳动合同请求用人单位承担因其违约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实务中，存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劳动关系终止后，以及劳动者退休前和劳动者退休后因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等诸多情形。司法实践中，因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用人单位已经参加了社会统筹，但未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的处理

（1）劳动者退休前，无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是否存续，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应有程序选择权，即劳动者既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诉，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劳动者选择行政申诉的，由行政机关责令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选择民事诉讼的，由法院判令用人单位缴纳，或判决用人单位负未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对劳动者所生损害赔偿之责任。

（2）劳动者退休后，其同样有上述的程序选择权，但应视劳动者的具体请求而定。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的，可判令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赔偿因未缴或少缴保险费而造成的损失，法院可判决用人单位赔偿，赔偿的标准可参照同类型劳动者退休后的待遇。

2、用人单位未参加社会统筹的处理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养老金、失业金等社会保险金，由专门机构经办，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根据国家规定分别按一定比例缴纳，为保障劳动者退休、失业、患病、工伤、生育后的生活或医疗等需要而筹集的专项基金。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退休后，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发放工资的义务，劳动者从社会保险机构领取保险金用于满足生活的需要。但该规定所指是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统筹，而由用人单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的标准，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因此，上述费用应属于工资性质。据此，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劳动者亦可通过行政和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1）劳动者可向由行政机关申诉，由行政机关责令用人单位参加社会统筹并缴纳保险费。

（2）劳动者亦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判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或判令其向劳动者支付保险金（工资），支付的标准可参照同类型劳动者退休后的保险金待遇。

六、结语

市场经济中，用人单位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般不愿意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国家用行政法的强制性规范，授权有关部门强制征收，目的是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但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以及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也侵害了劳动者的私权利，应赋予劳动者依民事诉讼途径进行救济的权利，劳动者应以《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项法人违反“合同义务”或不履行“法定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作为请求权基础。究是依“合同义务”（契约责任），还是依“法定义务”（侵权责任）更为合理？以王泽鉴先生的“契约义务”学说更具说服力。但笔者认为，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应为“契约之主义务”，而非“契约之附随义务”。

[①]王泽鉴著：《雇主未为受雇人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民事责任》，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第225－239页。

[②]台湾地区民法第 28 条：“法人对于其董事或其它有代表权之人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与该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任。”

[③]台湾地区《劳工保险条例》，修正前为第8条，修正后第6条。

[④]台湾地区《劳工保险条例》，修正前第12条、第83条，修正后第71条、第72条。

[⑤]王泽鉴著：《雇主未为受雇人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民事责任》，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第225－239页。

[⑥]梅仲协著：《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第191页。

[⑦]台湾地区《劳工保险条例》，修正前第83条，修正后为第72条。

[⑧]王泽鉴著：《雇主未为受雇人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民事责任》，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第225－239页。

[⑨]图为南京大学法学院黄秀梅副教授所绘，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黄教授的悉心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⑩]王泽鉴著：《雇主未为受雇人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民事责任》，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第225－239页。

第6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第7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B

【医院论坛】

分析医患法律关系与医疗事故构成要件，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实践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从而密切医患关系，减少或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

1医患关系是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和组织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必须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之间要发生各种社会关系。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确立和发展符合国家的要求，国家制定并运用一些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这些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具备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由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不同，而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等不同的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包括财产法律关系和人身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调整所形成的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是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它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类社会关系。财产法律关系是指因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动而形成的、满足民事主体财产利益需要的民事法律关系。人身法律关系是指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的、为满足民事主体的人身利益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

患者到医院就诊，一方面，其义务之一是交纳医疗费用，权利是获得相应的诊疗服务，而医院和医务人员在收取医疗费用后，即应承担位患者诊疗的义务，这样，易患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财产合同关系。另一方面，患者本身拥有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利，医院和医护人员即应有保护患者人身安全的义务，构成了人身法律关系。这些分析，说明医患关系既是一种财产法律关系，又是一种人身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医患关系同时具备了财产法律关系和人身法律关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

2医疗事故中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必要因素，包括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

2.1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简称民事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法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我国法律规定，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

民事法律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总是有多方主体的参加。在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中，享受权利的一方是权利主体，承担义务的一方是义务主体。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都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医患关系也是一样，医患的每一方当事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有主体双重性。

民事法律关系的每一方的主体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使多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确定了医疗事故的医方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于患方主体没有明确指明。但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参与技术鉴定、医疗事故处理的患方当事人分析，医疗事故的患方主体应当是患者及其近亲属。

2.2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民事权利是指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谋职行为或不为的自由。具体包括：①权利人依法直接享有某种权利，或者实施一定行为的自由；②权利人可以请求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保证其享有某种利益的自由；③这种自由是有保障的自由，它表现为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请求有权的国家机关予以保护。

民事义务是指义务人为满足权利人的利益，而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必要性。具体包括：①义务人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满足权利人的利益；②义务人只需承担法定或约定范围内的义务，超出范围的则不承担义务；③义务人必须履行其义务。民事义务是一种受国家强制力约束的法律义务，如果医务人不履行其义务，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任何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都是一致的，权利的内容要通过相应的义务来表现，而义务的内容则由相应的权利来限定。当事人一方享有权利，必然有另一方负有相应的义务，并且权利和义务往往是同时产生、变更和消灭的。

关于医疗机构主体的权利，在目前的医疗卫生专业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成文的规定。医疗机构主体的医务，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章中有所规定，但在内容规定上，表现的是医疗机构的执业规则，比较零散。关于医务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医师和乡村医生规定的比较明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乡村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七种权利和履行五种义务；《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享有六种权利和履行五种义务。护士的权利与义务在《护士管理办法》中有所体现，但既不系统也不明确。其他医务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也有待于详细的法律规定。

对于患方的权利与义务，医疗卫生专业法律中没有明确成文的规定，只能套用《民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这对于处理医疗事故时非常不利的，需要尽快制定有关法律，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权利与义务，起到有效调整医患之间关系的作用。

2.3民事法律的客体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指的对象，主要有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和权利。由于医患关系同时具备了财产法律关系和人身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是行为和人身利益。

3、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

任何一种法律都有自己的构成要件，这些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料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法律、行政法律、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这一概念上分析，医疗事故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四个方面：

3.1损害事实：是指一定行为致使患者死亡、肢体残疾、器官功能障碍等。与此同时，延长了患者治疗的时间，加大了患方的费用支出，使财产权也受到了伤害。如注射青霉素引起过敏性休克，所导致的患者死亡就是人身损害事实，而抢救病人所发生的费用则是财产损害事实。

3.2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所禁止而事实的作为或不作为。医疗事故的违法性，表现在医务人员违反医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而发生过失上。如不做青霉素皮试，直接注射青霉素引起过敏性休克而致患者死亡。不做青霉素皮试违犯了医疗护理常规的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3.3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一种客观关系。如上述青霉素过敏事例，不作青霉素皮试的违法行为是医疗事故的原因，直接引起了患者死亡的损害事实是医疗事故的结果。

3.4主观过错：是指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所具有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上述青霉素过敏事例，医务人员在主观上很可能存在着病人病人不会发生过敏反应的侥幸心理，这种心理状态促使医务人员违反医疗常规，导致了病人的死亡。

第8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一、社会转型期的学校

我国公立学校原本是一个由国家投资设立的、单一的、封闭的、由国家事业单位干部以及其他员工从事教育活动的国家教育事业机构。而在过去的近十年内，由于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单一的封闭式教育机构已远远无法适应国家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使之教育机构几乎完全成为直接面向社会提供教育消费的服务业。

由此以来，学校在教育服务、社会服务领域内、学校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学校与学校、学校与学生及学生家长、学校与社会各企业组织之间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也形成了各类社会关系，学校也在此关系中，在妥善处理这些关系中得以生存与发展。

二、学校与各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1、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

教育行政机构是代表国家投资主体对学校进行管理并行使权利，因此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是国有资产所有人与经营者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与目前机制改革后的国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对国企实行文秘站网-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企享有经营自与人事权，故国家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只是财产所有人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家的代表是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机关，而不存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而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双重法律关系。

2、学校与教师员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实行社会招聘的教师与实行聘用合同制的在编教师之间因招聘合同与聘用合同分别形成劳动关系与聘用合同关系。学校除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外，还有不少原工人身份的职工与后勤服务的临时用工，学校与这些人员之间是劳动关系。

3、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与学生未成年人这一“特殊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较学校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是多种关系的交织表现。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大致可推定为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关系。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即法律的调整内容。学生（主要指未成年人学生）的人身伤害以及造成他人伤害是以承担民事责任为基础的。在学生伤害案件的实务中，要求学校应当负法定的谨慎义务防止学生受到损害。如果学校必须履行这一义务，则必须证明该义务是否实际上未履行。只有证明未尽此项义务者，学校方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是一般地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不能采用推定地方式认定学校具有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因学校性质不同的情况也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导致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不同，例如，民办、民营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当主要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而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

三、学校突发事件的分类

为了便于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较准确的对其认定与处理，这里有必要对突发事件以及有可能发生事故、纷争的情形，按事件（事故）的主体、性质等要素做一个粗略地分类：

（一）学生伤害事件（事故）

学生伤害事件，一般指学生在校接受教育期间，包括学校组织的校内外各项活动、公益任务、学生实习、军训等活动中、乘坐交通运输工具时，发生的学生遭受人身损害的意外事件。大致可归为：1、学生意外伤害事件；2、学生食物中毒事故；3、学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治安事件；4、学生行为触 犯刑法的刑事案件；5、学生患突发疾病事件；6、学生违反公序良俗的事件。

（二）教师事件

教师事件，应包括教师与学校，教师与教师或学校员工，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事件。教师与学校、与教师及其他员工之间的事件可通过内部行政、调解或投诉、申诉、劳动争议或人事争议仲裁、民事诉讼、治安管理以及刑事诉讼等方式处理。本文主要讨论因教师行为、教师工作上的疏忽、过失造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伤害事件。

（三）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学校与校外的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之间因合同履行而生产的纠纷事件。这类事件应当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的约定，以及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果发生了诉讼仲裁的，其责任承担与划分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校内行政处理由学校决定。

五、突发事件的责任划分

1、学生意外伤害事件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大致可推定为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关系。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管理的权力，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在教育关系中，发生学校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过错，致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或者伤害他人，学校产生民事责任。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人身伤害，是学校未尽保护义务；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伤害他人，是学校对学生未尽教育、管理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既有教育法的性质，也有民法的性质，应当以民事责任的性质为基础（为主）。

2、学生食物中毒事故；

学生食物中毒事故，主要是指学生在学校食堂就餐，学生食用学校委托的订餐以及学校在组织种类活动中的外购食品、餐馆就餐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这类事件的责任大体上有：一是学校直接责任、二是食物制作单位责任两类。

对于学校自己经营管理的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学校负有经营管理责任与民事责任。不论发生食物中毒原因为何，学校均有这可推卸的经营管理严重过失与责任，对中毒学生均有抢救、医治、承担医疗费用和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直接责任人还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教育行政机关可依法追究学校的行政责任。

对于学校将学校食堂交给具有法人资格、卫生防疫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经营的，以及因学生食用餐馆的食品、食品供应商的食品而发生的中毒事件，学校负疏于管理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其他方面的责任由餐饮企业、食品供应商承担。

3、学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治安事件；

治安案件，如学生在学校内盗窃公私财产、破坏公私财产，在校内打群架、校周边打群架、殴打教师或他人的，赌博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治安案件。在这类事件中，其法律责任由学生自负，学校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4、学生行为触犯刑法的刑事案件；

学生行为构成犯罪，由司法机关处理，学生依法承担相应的刑法处罚。在刑事案件个案中，学校可能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5、学生患突发疾病事件；

学生在校学校期间，可能会突发疾病，有时还会发生较为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事件，此时学校负有及时救治与及时通知学生家长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学校未履行责任和义务，或未用时履行责任和义务的，形成严重后果的，学校需承担民事责任。

6、学生违反公序良俗的事件。

在这类事件中，学校负有采取正确适当的方式，及时批评教育的履行法定管理责任和义务。正确的、适当的方式是指，采取尽可能的控制范围，不得公布学生行为细节以及个人隐私，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激化矛盾的方式开展批评教育工作。

六、突发事件的学校责任防范

从宏观上看，发生在学校内的突发事件以及非突发性事件事故，均与学校管理、履行管理责任和对学生的保护义务，不同程度上相关。因此，学校也不同程度地负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事件中，导致学校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其责任的大小程度，弄清这些问题，才可能有效地、减轻学校的相关责任与赔偿责任。

1、认真履行管理教育与保护学生的职责与义务。

在过去已发生的诸多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没有直接的伤害过错，大多是由于未尽管理责任或疏于管理的过失，而导致承担民事赔偿的占多数。因此，学校一定要高度重视学校、学生安全保卫工作，依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从安全管理、治安保卫、教学安全、物品管理、卫生食品以及应急预案等六大方面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坚决贯彻落实，将安全保卫职责落实到各级、每个干部教师员工与各个环节，坚决消除事故隐患与苗头，采取有效措施防堵管理漏洞，克服与避免出现疏于管理的过失，认真全面履行管理教育与保护学生的职责与义务。

2、及时有效履行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是学校履行管理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措施，也是在学校面对诉讼案件举证中，证明学校是否履行了管理责任的重要证据之一，学校应当在履行管理职责的各个环节上加以落实。

3、突发事件发生后必须采取及时、有效地救治措施与处理措施。

当学生伤害事故 发生后，由于学校负有法定的管理教育保护义务，因此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学校必须立即起动应急预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或伤者、患者进行救治。对于没有伤者的事件中，学校也必须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将事态控制到稳定，不继续扩大的局面并果断处理。

在处理事故发生的同时，应立即采取对其他未发生事故的部门与环节进行全面预防性检查，并贯彻到全校。

4、及时查明原因落实责任，总结经验

事故处理后，学校要及时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对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落实责任制度。总结经验，完善与修订规章制度，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并将全面证据资料与相关完整归档保存。

七、突发事件的处理

1、对于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如果认定为学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不论是调解解决还诉讼解决，其赔偿的项目范围与标准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办理。

2、对于学生食物中毒事故中，除采取及时有效救治措施外，如果学生经抢救医治全愈，将产生有关交通费、家长误工损失、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赔偿支付的处理工作。如果致残或死亡的，还有伤残评定、伤残赔偿金、丧葬事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等赔偿支付的善后处理工作。

3、学生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中，学校在报案、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取证方面的工作中。应征注意报案条件，需要慎重考虑，我国刑法中，不少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一个起点，这要求学校知晓或查明刑事法律规定，对于学生主要还是帮助教育为第一，如果学生承认错误，有个较好的认识与态度，加上金额不到起点，就不要作刑事案件报案。对于如学校盗窃案件中，设备如果不是新设备财物，就应以折旧价，或案发的市场相应价来计算，而不能以新品购置价计算。另外对于数名学生盗窃案件中，只要不是团伙作案，金额不能合计，此时涉案金额可能不会到盗窃案的起点，即不构成盗窃罪。

4、对于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外事件处理。学校虽无责任，但仍对该学生及时救治，履行法定要求应当履行的义务与职责。

第9篇：卫生行政法律关系范文

“行政”一词就其原意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二指国家行政机关依其职权所从事的管理活动。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调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中，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的社会关系。卫生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同级人民政府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其卫生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纵向行政管理关系，又有各种医疗机构、各种提供卫生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横向卫生服务关系。就纵向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而言，卫生法与行政法是从属和补充关系。

卫生监督工作是卫生法的执行工作，即卫生行政执法工作。从卫生法与行政法的从属和补充关系来说，它是以行政法为基础，以卫生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具体行政执法工作。具体来说，卫生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权的国家机关、杜会组织和卫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对卫生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行为.

二、卫生监督主体及其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

卫生监督执法的主体主要是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只有卫生行政机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法规才将卫生执法权授予某一组织。这种组织称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一般应视同于行政主体。卫生行政机关要把执法权委托给其他组织行使，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并承担法律贵任。

2、职权的法定性

卫生监督执法主体所执行的法律规范，只能是法律规定应当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执法主体只能在法定职权内履行卫生行政管理责任，不得越权执法。

3、行为的主动性

卫生监督执法是一种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主动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转移。一般讲，法律规范颁布后它仅是一种抽象规范。有关公民、组织不自觉遵守，又没有行政主体去执行，就不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实际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自动的发生、变更和终止。行政执法行为，则成为法的定与实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4、国家强制性

卫生监督是国家卫生管理行政权运转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由卫生行政主体单方面决定的国家管理活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国家强制性。

行使卫生监督职权的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根据卫生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某一方面卫生行政管理和执行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职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取得卫生监督主体资格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第一，依据组织法或组织规则设立，并且具有外部生管理职能，能代表国家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行政上的法律关系。

第二，必须得到卫生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代表国家行使某一类别卫生行政执法职权。无论什么机关、组织和个人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就没有卫生行政执法职权。

第三，法律、法规的授权必须与其外部管理职能、权限、范围一致。包括权限上的一致性及管理范围和对象上的一致性.如县级卫生行政机关就不能被授予省级卫生行政机关的相应权限;其他管理职能的机关也不能被授予卫生行政执法职权。

第四，获得卫生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还应当具备履行某一项卫生管理职能应有的技术能力。

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有关部门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监督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三种.

1、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是国家设置的，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执行法律、法规，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其工作实质是通过职能运转将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付诸实施;②行政机关按层级结构组成，实行领导从属制，下级服从上级;③行政机关在决策体制上实行首长负责制;④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是主动的和不间断的;⑥行政机关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的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行政机关成为卫生执法主体，首先，必须具有外部卫生行政管理职能，或某一特定的相关卫生监督管理的外部职能;第二、依法取得有关的卫生行政执法权第三，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从事执法工作。

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卫生监督主体中的行政机关主要有:

(1)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包括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地(市)卫生局、县(县级市、区、旗)卫生局。简称各级卫生行政机关(部门)。

根据我国宪法、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执法职责是:①制定规范权。根据其法定职能范围，依法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标准、规范;②监督、检查权，依法对所管辖范围内的社会公共卫生，与健康相关的产品及其生产经营活动，医疗卫生机构及人员等进行监督、检查;③审查审批权。依法对与健康相关的产品，与健康相关的社会活动进行审查、审批、颁发有关卫生许可证;④调查处理权。依法对医疗事故，药品、食品中毒事故，职业中毒事故，其他与卫生和健康有关的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处罚权。依法对违反卫生法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我国一个独立的卫生类行政执法机关，是国务院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负责对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放射性药品、品、毒性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包装材料等)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管理、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查处;负责保健食品的审批.

(3)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设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依法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作为进行处理和制裁。

(4)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是我国卫生行政执法主体之一。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法》，对出人境人员或运输工具等进行卫生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对进口食品进行口岸卫生监督检验;对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处罚。

2、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所谓授权是指法律、法规规定把某些行政权力，授予某些不是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使该组织取得了行政管理的主体资格，即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行使某些职权的能力。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这种行政管理权的组织，就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授权必须有法律或法规的明确规定，其他组织或个人没有授权的资格。被授予权力的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条件:①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②具有熟悉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和业务的人员;③具有相应的检查、鉴定能力等;④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3、受委托组织

所谓受委托组织，是指受行政执法机关委托，承担具体行政执法任务的组织。委托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即受委托组织作出委托的行政机关执法，并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进行执法活动，委托机关对委托组织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委托条件。①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明确规定，否则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委托;②委托组织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有熟悉法律和业务的工作人员、有相应的技术检查和鉴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