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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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一、树立正确的教材观：遵循课程标准，准确理解和把握历史知识

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资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课程标准为中心，多种版本教材并存。由于编者对课程标准理解及对历史知识的认识不同，对同一知识点，不同版本教材会有不同的表述和阐释，观点也会产生分歧，这对我们解读历史知识造成了困难。对此，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教材记录了历史事实，如新航路的开辟确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人类活动；另一方面，教材的结论只是专家学者针对基本的历史事实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和视角而得出的一些看法和认识，这些看法和认识可能反映了当前史实研究的一些主流观点，但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知识。反思我们的教学实际，新课程已经实施多年了，但还有很多教师依然奉行“以教材为本”的教学观念，将教材上呈现的内容不加选择、不加整理地全盘灌输给学生，要求学生背教材、背结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学科能力得不到有效培养，历史学习的实际意义得不到有效体现，致使学生距离新课程所界定的教学目标越来越远。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树立正确的教材观，应该在认真研究课程标准对于教学内容界定的基础上，准确理解和把握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树立“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的观念，把教材作为一种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的课程资源，而非传统意义上奉为“教学大纲”的“教科书”，认真落实“教材内容资源化”的教学理念。同时，也要避免产生“教材无用论”的极端认识。教材虽不是教学的唯一资源，但目前来看，仍是最重要的教学资源，教学中要用好、用足。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加强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探究学习的能力

1.将新材料、新情境贯穿到日常教学中

通过运用新材料设置新情景的方式考查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近年来高考历史试题的最明显特点，也是新课程精神的重要体现。教学中，运用新材料设置新情境，更有利于再现历史，引导学生探究知识获得的过程和方法，从而有效培养学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学科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在教学内容上，教师要突破教材限制，依据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整合可利用的课程资源，拓宽资源的宽度和深度，重视通过运用鲜活历史材料设置新情景的方式进行日常教学，让学生更多地去了解历史原貌，更清晰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落实三维教学目标。

但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实施历史教学也要避免走入误区。新材料的运用应当是指导学生在充分利用教材资源的基础上，为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深化知识而选取，是为落实课程标准而服务的。要避免为材料而材料，致使课堂变成了材料的累积，忽视对教材现有资源的利用，增加学生理解和记忆的负担。要深入研究课程标准，明确教材对哪些历史知识解读不够全面或表述不够，然后再去选取鲜活材料进行运用。

2.改变教学方法，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教学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在强调知识与能力目标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学目标的落实。在学习方法上，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合作学习，学会与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交流和学习。同时，在“一标多本”的教学现状下，高考命题不会只依据某一个版本教材知识，而是源于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重在考查学生的学科能力和人文素养。

因此，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只注重讲授教材知识的教学方式，真正做到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认真听取学生的思想观点，予以精讲点拨。引导学生实施探究性的学习方式，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悟、去理解，才是历史学科的真正发展方向。

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注重历史知识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第2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虽然历史不是会重演，但是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教师不是蜡烛，也不是春蚕，而应该是常青树；因为教师在成就了学生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我们都知道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以各种“爱”的借口伤害我们的学生。当今的教育不是缺少爱，而是缺少对学生的尊重与宽容。

在人才竞争和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教师不仅是知识的化身，更应该是智慧的使者，要用你的思想之魂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张明江老师是学生心中的偶像，同行眼中的老大哥，业务上的领路人。学识渊博、与人为善、乐观睿智、通达开朗、热爱生活……这么多的溢美之词也难以描绘对他的鲜活印象。

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总是带着谦卑的态度去学习和工作，和同行们一起研究教育教学，带领学生徜徉知识的海洋，让年轻人感受历史学科的魅力。他在课堂上目光坚定，给学生以信心；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给学生以兴趣；他在课下侃侃而谈意犹未尽，给学生以导向。

他是一个豁达乐观知识渊博的人，他备课一丝不苟，不喜欢照本宣科，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不惜与同行争论个面红耳赤。只要外出，他必然会到当地的历史古迹去看一看。

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热爱生活的人，他做班主任时总能认真倾听学生的诉说，关注他们的心路历程。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孩子们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等待历史课的到来。

他很认真但不固执，他站在学科的前沿却不是生活的时尚达人，他有自己的追求，能让别人快乐，也让自己觉得幸福，他是大港三中校园里的一个亮丽风景。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三中学德育处副主任 于再江）

许多学生喜欢历史，但不愿意看历史教材，觉得历史教材缺乏可读性（没有故事情节）；不愿意上历史课，感觉教师教给学生的都是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死记硬背。文科学生更是感觉“压力山大”。课程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实施素质教育也已经成为教育者的共识。如何践行“以学生为本”的新课程理念，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呢？本人认为关键是教师观念的转变，从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入手。观念的转变很难，老教师更难，因为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尤其高考升学的压力，使他们不敢轻易冒险。下面谈几点个人拙见，欢迎批评指正。

一、闻其声，也要见其人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活跃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的应该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主要是必修教材）中，看不到几个有血有肉的人，却能听到他们发出的穿越时空的声音。

结合我校“激励・互助” 办学特色与“导学―助学” 课堂教学模式，我在课堂中尝试“问题―对话”式教学。以问题（每一节课的灵魂）为中心，以对话为形式，在教师的引导下，让教师心中的人（即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与教师眼中的人（即学生）进行对话，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想象和思维，让学生在民主和自由的课堂中，与古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课堂上呈现“知识的超市”，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他们快乐地学习，自然学生就喜欢上了历史课。

二、拾级而上

近年来，高考越来越凸显对学科能力的考查，而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既是学生学习好高中历史的关键，也是历史学科高考试题考查的重点。任何一个历史概念我们都不能望文生义，仅从字面上了解它，而要洞察到它的本质和内涵。

历史知识的“书山”是由一个个历史概念的基石构建起来的，教师要作为向导，引领着我们的学生拾级而上。

下面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一中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为例，谈谈如何引导学生通过历史概念理解和掌握在18世纪君主专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美国怎样建立一个由民选总统的共和制国家。

1.五月花号公约。

一艘名为“五月花”的大帆船驶向北美大陆，船上有102名英国清教徒，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团体，41名乘客在船上签定政治声明。《五月花号公约》创建了一个先例，即，政府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在同一个社会里的所有公民有自由结合的权利，并可以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利的法律来管理自己。

这些英国人为什么要离开富庶的欧洲家园冒险来到荒凉、落后的北美大陆呢？引导学生理解“五月花号公约”出现的背景。

2.《独立宣言》与邦联制。

美国宣布独立后，1781年第二届大陆会议制定的《邦联条例》生效。按照其原则和规定，独立后美国是一个由13个州结成的松散联盟，即所谓的“邦联”。独立后的美国又为什么建立一个不像国家的国家呢？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美国人的“梦想”是什么。

3.1787年宪法与联邦制。

在1787年宪法中，联邦政府是各州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的权力高于各州的权力。问题：美国人选择联邦制与哪些因素有关？美国人的“梦想”实现了吗？

4.分权与制衡。

在历史上，共和制存在于城邦国家，一旦地域扩展，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就会发展成帝制。问题：1787年宪法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麦迪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根据这段话回答：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一步一个台阶，逐步弄清楚每一个历史概念，最后水到渠成，学生自然理解了美国人为何选择联邦制共和政体。

三、会当凌绝顶

要学好历史课，就必须掌握历史教材的知识体系，除了掌握每一个历史概念之外，还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构建起历史知识的网络。仍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一第三单元为例，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图略），学生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就会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引领学生登上“书山”（仅就中学历史教材而言）之巅，弄清楚每一个历史概念之后，用思维导图构建起历史知识的网络，就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样行走在“书山”里，就不会迷路，答题时才能找到感觉。

四、学而时习之

第3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论文摘要]高校理论教育实践主体建设归根到底是“人”的建设。“人的主体性”是理论教育实践主体建设的前提，“人的需要”是实践主体建设的动力，“人的发展”是实践主体建设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实践主体；入学；“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人的发展”

人学的相关理论，蕴涵着对“人”的丰富、深刻的观点阐述。尤其是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等论述上，对于指导当前高校理论教育实践主体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人的主体性”：实践主体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不仅是人学理论的内核，还是包括理论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石，同时也是理论教育实践主体理论的重要依据。人学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实践性”、“自主性”和“能动性”等现实要求，这对于理论教育实践主体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第一，人学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这与以人为本的时代命题相呼应。学说的理论出发点和基本立场不是其他，正是实实在在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其实，在内含着人学理论的所有经典著作中，不论哪方面内容的论述与展开，都离不开“人”的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皆表明：“现实的人”是理论研究的认识前提和出发点。这个“人”的界定，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而且作为“现实的人”，其首要的特质就是主体性，要具备主体意识和主体行动力的人，同时又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中的、进行历史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存在物。

那么，如何实现“‘现实的人’能动地表现自己”?如何凸显“人”的现实性及其创造力?这就需要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这种主体性的自我觉醒与激发，正是我们的时代强音——“以人为本”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正是我们理论教育教学充盈无限创造力的重要源头之一。高校理论教育是教师通过一定的中介手段将理论传授给大学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是师生、生生多边交往的活动，是师生分享经验、共同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一教育活动中构成的师生实践共同体，更为凸显了“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意识和理念。其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现实的人”，都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主体性；其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而是作为教与学这一实践活动的共同体，处于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相互关联，相互依存。高校理论教育从根本上探讨的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何者为“人”、如何成“人”的价值命题。因此，理论教育教学中的“本”，不仅从实践上要求对师与生主体性的共同重视，而且从目标追求上要求师与生主体性的共时发挥与运作。在这一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成“人”的价值命题的完成，恰恰需要师生的互动，需要师生共建共享，忽视哪一方面都不行。正是由于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显得更有可行性，从而使以人为本的时代命题在理论教育教学实践中的诠释和渗透更有期待性，最终使教学环境更适合师生人性的需求，适合师生共同体共时同步的发展与完善。

第二，人学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这与主动建构并完善和谐师生关系的时代意旨相契合。人学实质上即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郾弘众所周知，作为“现实的人”始终处于因为不断面临新的社会交往实践故而不断更新原有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从而实现自身历史的发展与完善，但这仅靠主体的主动思维认识世界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以一定的“劳动”亦即一定的实践力去主动地改造社会、改变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改造社会的实质就是改造人与人之问的各种社会关系；正是在“改变世界”的主体行动中，也只有在“现实的人”以“改变世界”的驱动力去发挥出主体能力的过程中，才能不断生成为或自我实现为“现实的人”。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同时，人学认为，人是在实践活动中自我生成的，即在人的生成探究上，人学观进一步做了劳动创造论的应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强调认识、改造世界(社会)，与认识与改造人自身(各种社会关系)是统一的，认识世界还不够，还要改造世界；认识你自己也不够，还要“成为你自己”(意即通过自身能动的实践的创造活动，现代人学观点之一)。同样地，在理论教育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师生的思想交往实践中，认识并成就具有完备道德情操和正面价值追求的师生共同体，并且与时俱进地关注师生及其两者关系的现代转型与重塑，“人的转型与重塑则是人的现代化，主体的现代化”，这种转型与重塑，就是对师生发挥主体性、以其主体的实践力能动地改造、完善理论教育教学命题的现代诠释。这不仅需要师生教学理念上的共同主体责任意识，更需要其教育教学行为上的共同自觉追求，师生不是教学课堂的旁观者，而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教学环境与教学质量的改造者、完善者。因此，在理论教育教学实践中，师生没有理由规避自身作为“现实的人”的共同责任。进一步说，从理论教育教学的终极意义而言，归根到底靠的就是师生在德育领域上共建共享的一致行动，相互承认、尊重、理解、关爱、塑造，从而不断改善异己的不和谐的师生关系现状。

二、“人的需要”：实践主体建设的动力

人学理论认为，人的劳动产生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又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需要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人的需要(不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是推动人去生产、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初始动因；人的需要又是人的行动、交往发生的初始动因，更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变化发展的深层次动因。”根据人学观，“人的需要”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是主观能动的内在需要。高校理论教育实践主体建设，更要关注教师与学生作为主体人的需要。高校理论教育实践主体建设，必须从当代大学生和教师的具体实际出发，加强针对性。特别是要根据“需要”的现实和能动的特性，对师生实践共同体的“需要”做出明确定位，真正走近实践主体本身，激发其自需自愿的潜能，最终提高理论教育的实效陛。

第一，把握实践主体的需要，要以师生双赢为主要基调。社会实践与交往活动历史性地形成了具体的人的丰富个性和特质，而这种丰富的个性又决定了具体的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互动性。如，在实践的具体的理论教育教学中，学生对自我发展和需要的能动追求，实际上也是对教师提出了对称性要求，以使教师也应根据学生不断发展和需要的特点和规律，时刻要求其自觉地、主动地更新教育理念，改革、充实和完善教育内容，创新和拓展教育方式方法对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需要，以及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满足他们的需要等问题必须有清晰地认识和实践。嘲当然，我们不可能满足师生的全部需要，这是不现实的也不是必需的。其关键是，应该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下，厘清师生实践共同体的主要需求、互动性需求，并有效整合，引导这种整合性需要朝着更高层次的需要发展，这是实现师生需要互惠双赢的前提之一。

第二，把握实践主体的需要，要以精神动力为基本原则。一般地，教育活动就其实质来看，是人类精神能量通过教与学的活动，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实现转换和新的精神能量的生成过程。嘲瑚理论教育更加侧重于包括信念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培养与提升(这些蕴含在理论教育中的精神能量会不断地转化为师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智慧和人格)，而精神培养与提升的原动力也是与人的需要休戚相关的。不论是教师或学生，建设或提升精神世界以满足自身精神需要，就必须在一定的精神动力前提下实现。这种精神动力的开发与给予，实质上就是师生在需求和价值层面上需要达到共识和融合，即立足于共同的理想、信念、信仰和责任意识等，以此为主要的精神动力产生强大的自我发展、自我教育意识和自律要求，逐步感知如何加强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将自己的需要、发展目标及行为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内在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当前对于作为高校理论教育实践共同体的师生而言，其主体意识与教学活力的缺乏，正是与某种精神动力的开发与给予不足密切相关。因此，以特定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信仰和责任意识)来激发、引导师生的精神需要，就显得尤为重要。 转贴于

第三，把握实践主体的需要，要以换位思考为全新思维。在理论性和教学挑战性都相对较强的理论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往往会倾向于站在自己的角色上来提设自我的需要和归咎对方的不足。如，若教师“无视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而认为自己比学生优越，对学生耳提面命，不能与学生平等相待，更不能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教育本身越来越缺乏爱心，以至于不是以爱的活动一而是以机械的、冷冰冰的、僵死的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这就失去了师生互动和谐、沟通有序的平台，很难实现“需要”的满足和教学利益的互惠双赢。只有打开师生原有的视界，切实理解另一方并再重新认识自我，从而使师生双方同频共振，整合为互爱和谐、共建共享的实践主体。

三、“人的发展”：实践主体建设的目的

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实践主体的立体而共时的发展，要求内涵与外延相统一。这种“发展”，有其特定的涵义，“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对应于高校理论教育师生实践共同体，这种“全面的本质”的自我占有，是师生协调发展的一个整体实现过程，实践共同体不仅要实现整体的共时陛的发展，还要实现双方立体的多维的发展。学生一方的“发展”不是理论教育教学意义上的全面的“发展”，只有当教师与之实现共时的且又交互的发展，才能有助于高校理论教育教学切实取得实效性。按照人学理论，我们认为，实践主体的全面发展的外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实践主体的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实践主体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以及实践共同体双方的自由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在理论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实现教师和学生在各自具体领域中的知识技能的发展，还要实现各自自身素质的提升和发展；不仅要实现师生实践共同体在理论教育教学实践中育力与学力的同向协调发展，还要实现师生实践共同体在交往实践中一系列非智力因素的社会属性的协同发展。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实践主体的劳动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人学理论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同时，劳动是实践化的生成过程，人就是在实践的劳动中、实践的反思中得以不断自我发展的。这对于高校理论教育实践主体而言，“劳动”即为教与学，就是指教师和学生在共时陛的理论教育教学过程中开展创造性教学、快乐教学，并通过在教与学的实践中的反思，不断螺旋式上升为更新、更高水平的“劳动实践成果”——其中之一便是实现师生实践共同体的全面协同地发展，进而促进理论教育教学效果的提升。这种“教学”不是单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还包括师或生双方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生与生、师与生在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的和谐有序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相互促成发展、合力式发展，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反思与提升发展的理论命题，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第4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接上）

观众研究与数据分析：类型，知识和品质

研究方法的确定取决于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出来，我的研究问题在于讨论当代中国的电视历史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是开放式的，所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扎根研究”（ground research）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扎根研究”是由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提出，并在西方的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领域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方法。[38]扎根研究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数据中归纳出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说，我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预先设定的某种特定的理论方向，而是需要通过实地研究去发现和提炼。此外，我在之前已经大致回顾了“观众研究”二十年以来在英国和北欧的发展和转型，即主要是从“文化主义”转向“社会批判主义”。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观众研究”中，研究者非常重视研究对象的性别，阶层和种族这些因素对于他们“文化阐释”的影响。可是对于“批判社会研究”来说，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研究者还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年龄，所处的人生阶段以及社会文化空间等“社会因素”对于他们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于是，带有扎根研究色彩的批判社会质化研究就成为了我这项研究中所遵循的研究路径。

质化的观众研究最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三种，焦点小组（Focus Groups），深度访问（Interviews）和扎根式观察（Grounded Theory，或者也称为人种志研究）。[39]这三种研究方法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适用情境。十几年以来，所谓的“人种志研究”（ethnography）在媒体和文化研究风行开来。[40]这种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媒体研究的普遍使用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研究”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reetz）提出的所谓的文化阐释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41]，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这个概念从1960年以后逐渐成为西方的社会和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人种志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长期的观察来分析日常生活中“意义”的建构过程。当然，近年以来，人种志研究方法在媒体研究中的频繁使用也遭到了西方学界内部的不断质疑，认为这种从人类学借来的方法不但没有被准确使用，反而流变成为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缺乏解释力。[42]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意义”和“价值”问题，但是我选择用焦点小组和深度访问的方法来开展。同参与式观察不同的是，焦点小组强调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下的思想和话语互动，以便激发出个体之间对于特定议题的争论，分歧或者共识。深度访问则强调访问者与受访对象之间的近距离互动，值得提出来的是，作为观众研究方法的深度访问之“深度”除了体现在受访对象对于议题内容的阐释之“深”外，还表现为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与特定议题的关系之紧密和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好的深度访问其实也可以得到关于媒体消费和日常生活关系的信息的。不过，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不科学性和误差，而且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的具体过程的好坏最终决定了研究方法是否可以很好地获得有用的数据。

十多年以来，关于“迷”的研究一直在观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43]这些研究把“迷”现象看成是一种特别的，仪式化的文化意义建构过程，是一种个体或者群体的文化认同现象。通过迷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文本愉悦，自我认同和文化想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可是，很久以来，那些属于“非迷”（non-fan）或者“反迷”（anti-fan）的观众却并没有被得到太多的关注。不少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媒体消费者其实并非狂热者，他们仅仅是以“接触”的方式沉浸在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之中。[44]美国学者格雷（Jonathan Gray）更是把“非迷”和“反迷”们称为相对于“迷”存在的“新观众”。[45]他认为，这些“新观众”以不同的观看实践活动方式存在，跟文本有不同的接近性，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文本特质。我的“电视历史剧”的观众研究也是按照以“非迷”为主体研究对象来选择的。具体说来，我的焦点小组招募的是那些“经常或者偶尔”看历史题材电视剧，但是并非“特别爱好”的电视观众，而对于那些“特别爱好”或者“特别讨厌”的电视观众，我则把他们作为深度访问的对象。此外，根据前面我所提到的“批判社会研究”的考虑，我在选择观众的时候在兼顾性别和阶层的同时，还特别加入了年龄段和地区这两个标准。需要提出来的是，“年龄”以及“人生阶段”是文化消费中的重要概念。前面提到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学的希尔教授和他的同事甘特莱特（David Gauntlett）曾于1991年到1996年针对500位电视观众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来讨论电视在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46]他们通过分析这500位电视观众回答的问卷和撰写的日记发现，对于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人来说，电视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一观点其实也非常符合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于“现代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的阐释，即认为“自我总是通过对于不同人生阶段的认知而保持一种连贯性”。[47]

在我的研究中，我选择了两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青年（20岁左右到38岁左右）和中年（40岁左右到50岁左右）。选择这两个年龄段的观众是因为这两个年龄段算是社会活动最为频繁，同时也是社会关系最为活跃的两个群体，所以，这两个年龄段观众的电视消费方式也最大程度地受到他们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这最符合我研究问题中关于“社会批判”的诉求。另外，我还选择了在北京和长沙两个城市来开展研究。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各地的地方文化不同形成了各地观众不同的审美偏好。[48]因为没有任何实证研究得出证明，我对这种观点持有保留看法。我个人选择两个社会空间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两地的收视环境和社会政经状况的不同。总的来说，北京属于首都城市，社会生活节奏很快，长沙属于内陆省会城市，社会生活节奏较之稍慢。正是依照这些的选择标准，我于2007年10月中到2008年3月底在北京和长沙一共开展了10组男女混合的焦点小组研究和15个深度访问，其中包括两个用来试点但是不能当作正式数据使用的焦点小组（pilot focus groups）。从具体的招募过程来说，焦点小组我采用的是“滚雪球”（snow-balling）的方式，就是通过“朋友介绍朋友”的方式去招募，以便找到相同社会阶层和处境的人；深度访谈我采用的是朋友推荐加自我确认的方式，即除了外人推荐之外，还需要受访对象本人确认是“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具体受访对象的情况可以参见下面表一和表二提供的信息。

表一：焦点小组（共41人）

注：两组试点研究除外。

表二：深度访问（共15人）

在研究中，每组焦点小组大概持续两个小时左右，主要问题就是围绕我在前面的类型分析中提到的“类型”、“真实与虚构”，“戏剧品质”和“戏剧与社会”这四个中心议题。同时，为了保证小组成员能始终围绕“历史剧”的话题展开讨论，我准备了选自电视剧中的三段视频材料在小组讨论之中播放。第一段是电视剧《秦始皇》（中央电视台，2001年）中“荆轲刺秦王”一场，第二段是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央电视台，2005年）中“冬至庆典驱邪”一场前后，而第三段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北京亚环影音，2000年）的开场戏“和绅和纪晓岚给皇太后祝寿”。相对于焦点小组研究的结构化特点，深度访问则属于开放式聊天，不过整体上也是围绕上述提到的四个话题来开展，而且每个采访持续大概一个小时。这样下来，我一共得到了将近18个小时的焦点小组录音和16个小时的深度访问。焦点小组的分析方法通常是首先对每个小组的讨论进行单独的，深入地分析，然后再进行跨小组之间的比较和提炼，而深度访问研究则比较强调对个人叙述的分析。我对于焦点小组和深度访问的数据分析采用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主要是符号学分析（semiotic analysis）。符号学分析沿袭经典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传统，关注个人表述和群体讨论中语言的使用，包括比喻，借用和转译等语言现象。通过质化分析方法，我期望可以探寻“当代中国的电视历史剧”同观众之间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意义结构关系。

由于我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期间仍处于数据分析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不能够对于研究数据作一个完全彻底地阐释。但是，在目前看来，有三点研究发现是很值得我提出并且进一步进行理论阐释的。

第一，关于“时间”。在焦点小组讨论中，有关“时间”的对话是最频繁出现的。当小组成员被问起对于这些“历史电视剧”有何评价的时候，不管是所谓的“正剧”，还是所谓的“戏说剧”，类似下面这个在一组长沙的年轻人中的对话会经常出现：

……

访问人：面对这么多的电视剧，家庭题材的啊，农村题材的啊，这些“历史剧”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呢？

何：我觉得这些电视剧刚刚开始那几年那么火，是因为大家没有接触过。其实，我觉得这些戏也不能完全定位成历史剧，因为它们只是借用一个外壳……

范：说当前的事！

何：（继续） 对，跟当前有一些关系，这样才能吸引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喜闻乐见，觉得跟自己生活的环境有联系。可是，到了后来这个拍法，我觉得就完全不讲究什么质量了……

在这里，有两个有关“时间”的说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对于“历史剧”跟现实关系的理解。所谓“外壳”，“当前”和“跟自己的生活有联系”这些说法体现了观众其实在接触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时候，都是从某种当下的视角介入的，或者说，观众对于“电视历史剧”的介入方式首先是比较“现实主义”立场的。关于这点，其实有很多的媒体文化学者都有过解释，其中在英国比较值得引述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媒体学者埃利斯（John Ellis）。埃利斯认为，在当今这个媒介饱和的社会环境里，“看电视”的“看”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观看”，另外则是指“见证”（witnessing）。[49]这种“见证”就是观众通过电视节目形式看到社会的变化。它是一种社会心理行为，是一种建立社会认同的方式，所以，这些“历史剧”不管是正说还是戏说的，或者是“真实”的还是“游戏”的，这里所谓的“历史”在观众的眼里就成了对于某种“现实”的见证。另外一点跟“时间”有关的就是这些历史电视剧在中国的电视频幕上存在的时间和频率。所谓“刚刚出现的时候”或者“到现在为止”云云都体现出来电视观众已经对于这个类型的电视节目非常熟悉，甚至已经厌倦了。这其实体现了这些“电视历史剧”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即它们文本特质的变迁和延续反映了社会风尚和观众自我认同的变化和延续。

第二，关于“类型知识”。我在之前提到，很多的历史学者和媒体专家都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电视剧”存在一种隐忧。他们认为，很多历史剧对于历史不准确的诠释会造成观众对于历史的错误看法。可是，在研究中我发现，这种“影响”其实是很微妙的。观众并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造成历史观念错误的原因也并不只是在于电视剧本身。电视观众其实会采用不同的“收看策略”（viewing strategy）去处理不同风格的历史剧。根据希尔的研究，当观众对于类型有了相当的知识，他们就会运用这些知识对于次类型作出不同的回应。这些回应就是“收看策略”。同时，这些“策略”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造成了观众对于类型认识的变迁。[50]譬如，在北京的一场年轻人的焦点小组中，一位小组成员在谈到他对于《秦始皇》中“荆轲刺秦王”一场戏的看法时，他很自然地将其同韩剧和日剧进行了这样的比较：

我觉得啊，现在拍的这些片子都是给35岁以上的人看的。为什么现在韩国跟日本的电视剧特别受欢迎，因为他们比较直白。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说“荆轲刺秦王”。按照中国人的拍摄方法就是没刺成功——潜台词就是我成心不杀你。要是韩国人来拍，他们肯定就是直接就说，你有这个统治天下的能力，所以我不杀你。这两种其实就把年龄区分开了，前者可能有生活阅历的人才能看得懂它。像咱们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看这个就一知半解，看一热闹。所以，韩国电视就是适合不同年龄层次，20岁小姑娘也爱看，我妈也爱看，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而咱们中国人的含蓄加在这里面，导致有的年龄段看不懂 （银行职员，男，26岁）。

这位年轻男生对于“电视历史剧”的“知识”可见一斑。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评价，却足以反映出他对于“中国历史剧”的“批判力”之强。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种关于“批判”。首先，这跟观众所处的“年龄段”或者“人生阶段”有紧密的关系。在研究中我发现，年轻组的观众比中年组的观众总体上而言对于电视剧的批判更强烈。这是因为他们总体比中年人有更多的时间接触电视，他们大多面对人生的重要转折，譬如，就业，升造和婚姻等等，同时，他们在活跃的社会交往中有更多的途径接受新的信息和文化形式。这样一来，他们会形成一种更具有批判性的“收看策略”，同时，也更加频繁地通过选择，比较和批评等方式来体现自身的社会认同。其次，这里还有一个“私人行为”和“公共讨论”的问题。在研究中我发现，年轻组比中年组对于所谓的“历史正剧”的批判也更加激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共行为。年轻组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常常对于“正剧”表示某种程度的不接受，特别是女生，尤其认为“正剧”的风格偏于“严肃”，可是他们大多数对于这些“正剧”仍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同时，尽管不少年轻人认为日韩剧的戏剧风格比“正剧”对他们更加有吸引力，可是最后谈到这些中国历史电视剧的社会价值，大家仍旧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修正。由此看来，观众对于“历史剧”的“知识”其实应该被视为一种对于社会价值体系和批判标准的认知和反思。它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一方面象征着社会权力结构对于个人的一定程度上的收编，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如英国媒体学者柯尔迪（Nick Couldry）所言，我们看待媒体与“知识”的关系“并不是要去分析具体的媒体形式，而是要去看媒体在人们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对于社会的认知”。[51]因此，电视观众对于“历史剧”这个类型的知识很值得进一步批判性地分析的。

第三，关于“类型品质”。所谓“品质”的问题其实跟上述两点是密不可分的。不管是在焦点小组还是在深度访问当中，它始终是一个中心的讨论话题。在欧美的电视研究当中，“品质”（quality）一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就英美来说，美国的电视体制基本属于商业电视体制，所以所谓的“品质电视”研究常常涉及媒体的公共性和商业化之间的矛盾问题[52]，而英国电视虽然是以公共广播电视体制（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为主，但是从70年代以来围绕着阶层，性别和种族问题展开的“品质”讨论也从未中断过。[53]根据英国这些学者的论述，“电视品质”是一个需要被高度脉络化的议题，它并非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传导过程，而是跟观众的性别、年龄阶段，社会地位和收视方式等有重要的关系。如果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品位”观念，“品质”需要放到具体的，充斥了各种权力关系的文化场域中来思考。[54]回到我的“历史剧”的观众研究上来，大家关于“品质”的评价是多元的，而且其评价的角度也是各有千秋。有的观众从电视剧的情节设计和演员选择来谈，还有的则从电视剧的表现风格来谈，更有的观众提出“越是真实表现社会的电视剧就越有质量”。当然，作为焦点小组研究，我更加看重的是某个特定的群体对于某些特定的议题的提出，争执或者共识，尤其是这中间的“语言交换”彰显了某些社会价值的内在结构和矛盾。譬如，在我北京的另外一场年轻组的讨论中，“经典”这个词变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尽管很多的文艺评论人士会把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描绘为某种时代的“经典之作”，但是所谓“经典”对于观众来说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意涵。下面的这段对话多少体现了这样的意思：

访问人：你看，刚才不断有人讲到“经典”，那么“经典”是什么意思？是说很好看，还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张：就是说一提到这个话题，你就会想到它。

……

杨：我觉得“经典”放在不同的地方意思不一样，譬如，《红楼梦》是经典的……

访问人：你说是文学的经典！？

杨：对！那么电视剧就是，在同等的电视剧当中，很经典，让你难忘。讲什么的你就会想到它。譬如，讲到历史剧就会想到。其实，《环珠格格》也是一种经典。为什么呢，你讲起你就会想到它，这就达到它的效果了。

张：就是那种不一样！

杨；对！就是那种不一样！

这里所指出的“经典”是很有意思的。它即是历时态的，也是共时态的。从历史态来说，这是由个体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风尚综合而成的；从共时态来说，它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某种通俗文化的“原创性”和“另类性”的耦合。对于观众来说，这种“经典”直接表现为一种“感受”（experience）或者“愉悦”（pleasure）。这种感受和愉悦体现了观众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社会，同时，也体现了观众认同或者反对某种文化价值。所以，我认为，电视观众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品质”感受和判断是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被建构起来的，它并非电视剧创作者和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结果。当然，对于中国这样媒体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来说，电视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都受到政府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我们研究观众对于“电视品质”的接受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原因有两点。第一，通过观众研究，我们可以将观众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主体性建构与国家意志勾连起来，以窥探社会权力对于个体的内在操控和矛盾关系。第二，在今天这个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媒体环境中，我们不能只用本土化的权力视角去看待观众和收看实践活动，而是将它们拉入到全球化的脉络下来审视。按照台湾媒体学者魏玓的观点，我们今天应该在本土与全球，微观与宏观的权力架构下来看待观众。[55]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不能忽视那些日韩的电视历史剧对于中国观众对于中国电视历史剧的理解和评价。

初步结论：关于“时间感受”的社会建构

我这项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讨论当代中国的历史电视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经过上述提到的类型分析和带有扎根研究色彩的观众研究，我发现十年以来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这一批历史题材电视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集中表现为一种被媒介化的“时间感受”。这种“时间感受”由三个维度建构而成。我把它们简单地称为：历史表现，日常生活和电视播出。所谓“历史表现”就是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对于历史事实的戏剧化表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历史表现方式跟观众的观看实践的互动。“日常生活”指的是观众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生阶段，自我认同和休闲时光。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实践中，观众的主体性得以转型并且保持连贯性。而“电视播出”则指的是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的媒体机构所运行的时间，或者说是一种体制化的时间。我在前文提到，“黄金时间”和“回放”是电视剧播出的重要方式。在研究中，很多的观众都不断地提到“历史剧”在当代中国的频繁播出给人带来的某种审美疲劳。特别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说，节假日是接触电视最多的时间，而这个时间也往往是那些大成本制作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播出最密集的是时间。从表现上看来，这三个方面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文本的，社会的和体制的，可正是这三个领域的交替重合给“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的观众带来了一种复杂的“时间感受”。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厄瑞（John Urry）指出，在当代社会，“虽然没有一个绝对化的时间，但是却存在不同的时间领域。这些时间领域拥有使物理和社会环境得以转型的权力。这些时间是社会化的，也是自然化的，它们是杂交的”。[56]我将“历史电视剧”给观众的这种杂交“时间感受”在下面的图中体现了出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时间感受”中，观众展开了对于“电视历史剧”的类型和质量的理解或者质疑。

图：“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观众的“时间感受”之三维度

实际上，上面这个“时间感受”模式图体现了观众作为社会个体的在“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这个文化现象之中的一种“本体存在方式”（ontological existence）。按照吉登斯对于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的观念，“认同是一种跨域时间和空间的延续，而自我认同则是一种经过个体反思性阐释的延续”。[57]所以，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剧”的观众来说，当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坐在电视机或者计算机前面观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观看”自己，观看自己作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者或者公民的生存状态。当他们在思考自己观看这些戏剧化的历史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思考自己当下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和“价值”。而思考这个关于“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在思考什么是“电视”，什么是“自我”以及什么是“权力”——这些议题也是我这项研究接下去需要继续深入分析的。

[注释]

[1]参见戴锦华，1999年；李胜利和肖惊鸿，2006年。

[2]参见尹鸿，2004；李胜利和肖惊鸿，2006年；王昕，2008。

[3]国内学者从“接受美学”（参见秦俊香，2006）和“电视收视率”（参见刘燕南，1999）的角度还是有很好的论述，同时，相关译着也很有学术价值，譬如，刘燕南，2006。

[4]我认为不应该把“观众研究”称为媒体和传播研究的一个所谓“二级学科”，因为“观众”或者“接受”本身就是传播过程的应有环节，不能在学术架构上自成一体。尽管在欧美有很多学者自称为从事“观众研究”，同时，也有大量的著作和课程关于“观众研究”，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一本以“观众研究”为名称的书面学术期刊。这足以见得，“观众研究”是媒体和传播研究的一个议题或者一种介入方法。

[5]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于只有14名教师和学生，于是在英国政府部门四年一次的“研究测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中只得到了3a的成绩（最高等级是5*），最终被迫关闭。

[6]参见Scannell，2007。

[7]参见Morley和Brunsdon，1999年。

[8]关于霍尔对“译码/编码”理论的新近解释，参见戴维.莫利，2008（郭大为等译）。

[9]参见Curran，1990；Murdock，1995和Philo and Miller，1997。

[10]参见Curran， 同上。

[11]参见戴维. 莫利，同上。

[12]参见Livingston， 1990，1993，2002; Hermes， 1995，2005;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Couldry， 1999， 2000， 2003; Gauntlett and Hill， 1999; Hill， 1999， 2005， 2007。

[13]参见Hill，2005，2007。

[14]参见Ellis，2000。

[15]参见Mittell，2004。

[16]参见Mittell，同上。

[17]参见Mittell， 同上，第19页。

[18]关于对“文化研究”的反思和重估，请参看参见戴维.莫利，2008（郭大为等译）。

[19]参见Corner， 1999；Urry， 2000；Couldry，2008；Hesmondhalgh and Toynbee，2008以及Toynbee，2008。

[20]参见李胜利和肖惊鸿，同上。

[21]参见李胜利和肖惊鸿，同上，23页。

[22]参见《胡玫：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拍历史剧》，《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3月。

[23]这种论述是基于我对相关历史题材电视剧制作人员的采访，主要两位是湖南广播电视集团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人傅乐先生（访问时间2007年12月）和北京亚环影音制作有限公司监制丑述成先生（访问时间2008年3月）。

[24]参见刘燕南，2007年。

[25]参见刘康，2003年。

[26]参见李山，2005年，第5页。

[27]参见曾庆瑞，2002年。

[28]参见曾庆瑞，2002年“两岸历史文学研讨会”。

[29]参见尹鸿，2004，第91-92页。

[30]参见尹鸿，同上，第92页。

[31]参见王昕，2008年。

[32]参见Zhu，2008年。

[33]参见Zhao，2008年。

[34]参见Zhao，同上，第219页。

[35]参见Hermes，2005年。

[36]参见Hermes，同上，第16页。

[37]参见Hermes，同上，第156页。

[38]参见Strauss，1987。

[39]除了这三者之外，还有口述历史法（oral history）和传记研究方法（biographical research）等。参见Seale等编著，2004年。

[40]参见Radway，1987；Morley，1992年；Hermes，1995；Gillespie，1995年以及郭建斌，2005年。

[41]参见Greetz，1973年。

[42]参见莫利在书中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对于“人种志方法”的反思，2008年。

[43]参见Jenkins，1992年，2006年；Jenkins and Tulloch，1995年；Hills，2002年；简妙如，1996年以及张嫱，2007年。

[44]参见Couldry，2000年；Gray，2003年。

[45]参见Gray，同上。

[46]参见Gauntlett和Hill，同上。

[47]参见Giddens，1991年，第75页。

[48]参见秦俊香，同上。

[49]参见Ellis，同上。

[50]参见Hill，2007年。

[51]参见Couldry，2006年，第187页。

[52]参见钟起惠，2003年。

[53]参见Brunsdon，1997年；Corner，1999年；Geraghty，2006年。

[54]参见Bourdieu，1984年。

[55]参见魏玓，1999年。

[56]参见Urry，2000年，第106页。

[57]参见Giddens，同上，第53页。

[参考文献]

尹鸿（2004），《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昕（2008），《在历史与艺术之间：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文化诗学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刘康（2003），《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总第51期。

刘燕南，孟颖 （1999），《电视传播者眼中的收视率》，收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2期。

刘燕南等译（2006），《受众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著：McQuail， D. (1997)， Audience Analysis， London: Sage.]

刘燕南等（2007），《中国电视剧播出和收视市场》，自《中国电视剧年度发展报告（2005-2006）》，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165-232页。

李山（2005），《该有人和“大制作”掰扯掰扯了》，《六大历史剧批判》前言，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胜利，肖惊鸿（2006），《历史题材电视剧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孟琢（2005），《六大历史剧批判》，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张嫱（2007），《迷研究理论初探》，《国际新闻界》2007年5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大为等译（2008），《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原著：Morley， D. (2007)， Media，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London: Routledge.]

郭建斌（2005），《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钟起惠（2003），《节目质量与优质电视：兼论当前台湾电视节目的困境与出路》，台北：财团法人广电事业发展基金。

秦俊香（2006），《影视接受心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简妙如（1996），《过度的阅听人——“迷”之初探》，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曾庆瑞（2002），《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和迷失——略论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策略并与尹鸿先生商榷》，《现代传播》第二、三期，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魏玓（1999），《全球化脉络下的阅听人研究：理论的捡视与批判》，《新闻学研究》（台湾），60：93-114。

戴锦华（1999），《斜塔瞭望：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台北：远流。

Abercrombie， N. and Longhurst， B.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Bourdieu， P. (1986)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Brunsdon， C. (1997) Screen Taste: Soap Opera to Satellite Dishes， London: Routledge.

Corner， J. (1999) Critical Ideas in Television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uldry， N. (1999) The Place of Media Power: Pilgrims and Witnesses of the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Couldry， N. (2000) Inside Culture: 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Couldry， N. (2003) Media Ritual: A Critical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Couldry， N. (2008) ‘Form and power in an age of continuous spectacle’ in D. Hesmondhalgh and J. Toynbee (eds.)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61-176.

Curran， J. (1990)‘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5(2， 3).

Ellis， J. (2000) Seeing Things: Television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London: I.B. Tauris.

Gauntlett， D. and Hill， A. (1999) TV Living: Television，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Geraghty， C. (2006) ‘Discussing Quality: Critical Vocabularies and Popular Television Drama’ in J. Curran and D. Morley (ed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21-234.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Gillespie， M. (1995)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Gray， J. (2003) ‘New Audiences， New Textualities: Anti-fans and Non-f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1).

Greetz， C. (1973)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D. Hobson and S. Hall， London: Unwin Hyman.

Hermes， J. (1995) Reading Women’s Magazines: An Analysis of Everyday Media Use， Cambridge: Polity.

Hermes， J. (2005) Re-rea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Blackwell.

Hesmondhalgh， D. and Toynbee， J. (2008) ‘Why Media Studies Needs Better Social Theory’ in D. Hesmondhalgh and J. Toynbee (eds.)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23.

Hill， A. (1999) Shocking Entertainment: Viewer Response to Violent Movies， Luton: 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Hill， A. (2005) Reality TV: Audiences and Popular Factual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Hill， A. (2007) Restyling Factuality: The Reception of News， Documentary and Reality Genres. London: Routledge.

Hills， M. (2002) Fan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Jenkins， H and Tulloch， J. (1995) Science Fiction Audiences: Watching "Star Trek" and "Doctor Who"， London: Routledge.

Jenkins， H. (2006) Fans， Bloggers and Gamers: Essays on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ivingstone， S. (1990， 1998) 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Livingstone， S. (1993) Talk on Television: Audience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Debate，London: Routledge.

Livingstone， S. (2002) Young People and New Media: Childhood and the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London: Sage.

Mittell， J. (2004) Genre and Television: From Cop Shows to Cartoons in America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and Brunsdon， C. (1999) The Nationwide Televis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urdock， G. (1995)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s， 12.

Philo， G.. and Miller， D. (1997) ‘Cultural Compliance: Dead Ends of Media/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Glasgow Media Group， University of Glasgow.

Radway， J. A. (1987)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Scannell， P. (2007)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Seale， C.， Gobo， G.， Gubrium， J. F. and Silverman， D. (2004)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London: Sage.

Strauss， A.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ynbee， J. (2008) ‘Media Making and Social Reality’ in D. Hesmondhalgh and J. Toynbee (eds.)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23.

Urry， J.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ledge.

第5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关键词：电力建设；施工；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1、电力电源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工业农业发展的命脉。近年来，电力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促使我国电力建设工程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遏制工程质量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电力建设工程的新形势，进一步增强管理工作的质量，要求采用更加科学、合理的手段进行电力建设工程管理，应用新技术，探索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

2、电力建设施工管理的性质与任务

2.1电力建设施工管理的性质

电力建设施工管理是电力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对计划、组长、指挥、协调、控制等各项管理工作的总称。施工过程是电力建设单位一切活动的核心，是电力建设工人利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建筑材料、设备，使其按预定的目的改变为建筑安装产品的过程。

施工管理具有双重性：一是技术方面的，二是社会方面的。在技术方面，施工管理反映了施工过程的客观规律和科学的组织方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目前电力施工企业的施工水平从改革开放前的落后状态，经过2O余年的努力，采用了现代化的施工技术，吸取了发到 家的经验，得以迅速提高，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的表现。在社会方面，施工管理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和反映，其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发动和依靠职工参加管理与监督，保证电力建设企业生产力的发展。

2.2．电力建设施工管理的任务

电力建设施工管理的基本任务是：遵循电力建筑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把施工过程有机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用，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少的损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全面完成企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3、电力建设施工管理基本要求和基本工作。施工技术管理是施工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施工企业对施工生产技术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管理工作的总称。随着电力建设的快速发展，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大机组、高参数、高自动化技术被普遍采用，施工技术越来越复杂。为了充分利用施工企业现有物质技术条件，保证工程质量、不断提高施工技术水平，施工企业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加强各项施工技术工作的组织管理，以适应电力建设更快发展的需要。

3.1．基本要求

电力建设施工管理必须贯彻执行同家和行业技术标准、规程、规范，这是技术管理的基本任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国家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对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政策，并修订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和规范规程，国家电力行业也不断更新和颁发了新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凡是与电力建设上程有关的电力建设企业都应认真贯彻执行。同时要结合电力建设企业所承包的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各项技术管理制度。

3.2．基本工作

3.2.1、制定技术标准

电力建设企业标准化是电力施工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综合性基础工作，是衡量企业施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

3.2.2、作业指导书的编制

“施工技术措施”现在又称为“作业指导书”，是施工企业为完成施工任务、加快工程进度、保证施工安全、降低工程成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应采取的程序、方法。是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改善施工生产技术管理的重要手段。

4、电力施工科学管理模式探索

4.1．加强科技管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学技术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科学技术在电力建设中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件，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向先进水平迈进。电力施工企业的科技工作时在企业主要负责人领导下，由总工程师分工负责，设立科技管理部门或专职科技工作人员，抓好年度科技计划的制定、下达和落实，组织好科技工作的开展，科技成果的评审、鉴定、推广和合理化建议与技术改进的审定、采纳和应用。并抓好科技进步奖的评审、申报，以及科技成果的专利管理。

4.2．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科研工作是认识和掌握科学技术规律并加以运用的重要手段，施工企业必须围绕施工的生产实际，针对施工中存在的以及生产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进行理论上、技术上的试验研究，在施工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这对推进科技进步、提高技术水平、加快建设速度、降低工程成本起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机组容量的不断增大，输变电工程电压等级的不断提高，在电力建设方面必须尽快提高施工技术水平和施工管理水平，要尽快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施工技术，广泛地推行电子计算机和其他现代管理方法的应用，提高施工机械化、工厂化专业化程度，以适应我国电力建设的需要。

4.3．应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管理模式探索

4.3.1、电了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

采用现代化施工管理手段研究利用计算机和微处理机以及相应软件的开发，完善设备管理、材料管理、机具管理、劳动力管理、预算编制、进度控制等各种程序。

4.3.2、专业化施工方法的开发

国外一座大型电力建设工程往往有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专业队伍实行专业化承包施工。如基础工程、水工工程、热机安装、电气安装、输煤除灰、废水处理等等。专业化施工方法、效率高、质量好、用人少，节约资源的同时带来最大收益。我国应研究如何发展专业化施工队伍，逐步开展专业化施工。

4.3.3、工厂化施工方法的研究

实行工厂化施工是减少现场施工人员的重要途径，凡是能在工厂制作的，都不要在现场制作，把现场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工厂化施工包括混凝土料及混凝土制品、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金属结构装配件、管件及支吊架、电缆托架、设备组合件的制作、组装等，扩大工厂加工范围，现场只做就位吊装、安装工作。

4.3.4、运用统筹法组织施工

国外在电力建设施工管理时广泛应用高效方法，如关键路径法，计划评审技术等。应利用计算机编程网络控制进度，合理安排设备材料供应，精确组装劳动力和机具，统计分析每天完成的工程量、工时和费用，及时找出影响进度的项目和原因，采取措施随着调整，保证不拖工期。

4.3.5、建立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是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外情报信息的收集、贮存、传递已经计算机化、网络化。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建立经济信息系统和科技情报计算机检索系统。全国电力建设经济信息和科技情报，应在现有大量文献文档和人工检索卡片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情报信息数据库软件，将各种技术资料、档案、图书以及现场施工信息，输入计算机中，实现全面联网和计算机检索，以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

4.3.6、建立工程施工反馈系统

反馈系统的缺失是我国目前在施工管理方面最薄弱的环节。由于机电设备产品几十年一贯制，既没有改进和创新，也不能择优进行选择，因此，在建设过程中，设备缺隐，设计差错、施工质量不好等问题重复出现而得不到纠正。目前我国已实行工程竣工投产后的设计和施工回访制度，但这只是反馈的一种形式，应研究建立经常性的反馈制度和反馈系统。

第6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关键词]　第一推动力；初始选择差异；最初动力；偶然性和必然性

一、牛顿与诺斯各自观点的概述

1.牛顿对“第一推动力”的理解。物理学家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做出了对物质世界认识的重大突破，证明了地上的运动规律与天上的运动规律是统一的，并揭示了物体机械运动的普遍规律，在物理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后期的研究中，他认为：“行星现有的运动不能仅由任何自然的原因造成，而是由一个全智的主宰所推动”。“引力可以使行星运动，但是没有神的力量就决不能使它们作现在这样的绕太阳而转的圆周运动：因此。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我不得不把这个宇宙系统的设计归之于―个全智的主宰。”牛顿的这种观点也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神的第一推动力。在1973年，牛顿把自己这种有关神学的思想总结成总释一节，附加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版之中，在晚年，牛顿更是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神学的研究上。

2.诺斯的“初始选择差异”观点。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他为了解释以下两个问题，即“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第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差的经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而从自然科学中引入“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概念，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以及不完全市场，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在这里。进行进一步探究时就出现了一个初始选择差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诺斯认为这种差异是带有偶然性的，并认为这种偶然性是由意识形态或文化等非正式规则所引起的，而在对这种文化差异的形成问题上。他又认为文化的差别来自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即认知结构的差别。这里有一句他的原话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理解非正规约束在构成社会短期与长期演进中的选择集台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键。”

二、从哲学角度对两种观点的相通之处作出两点理解

1.关于对事物发展最初动力的看法。由以上对二者观点的一个简单概述，可以知道，牛顿提出的宇宙第一推动力和诺斯提出的初始选择差异都具备一个相通之处，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想寻求解释事物最初始变化的原因，想要揭示事物发展的最初动力，然而，最后他们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具体来看，牛顿在解释了引力推动行星运动后，开始研究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行星会作现在这样的绕太阳而转的圆周运动?而在对这一系列问题都难以解答的时候，牛顿又重新投入了上帝的怀抱，认为最初是由上帝设计了宇宙运动的系统，是神的第一推动力为事物提供了发展的最初动力，从而进入了宗教神学的研究，从一个科学研究的道路走上了一个唯心主义的道路。再看诺斯对于初始选择差异观点的提出也一样。诺斯在刚开始研究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是什么使那些经济续效差的经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问题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对制度变迁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条道路的继续深入研究上，在解释制度的初始选择差异时，他把这种差异归于意识形态或文化等非正式规则，并在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决定了文化差异的形成时，提出是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即认知结构的差别导致了文化的差别，这样，他对历史的看法就成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初始选择，而制度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决定由初始选择差异规定的长期发展路径，这无非也就是一个意识决定历史的观点，诺斯进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可见，在对事物发展最初动力的探讨时，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得出不太科学的结论，这可能就是因事物的发展运动本来就是许多因素长期作用影响的结果，人们在探究影响事事物初始运动的那个唯一的因素时，其实很难把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作用分离开。因此，人们在无法分离出事物发展的那个最最初始的决定因素时，可对这些因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一个分析，这么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的看法。进一步对这两个观点进行研究，可发现牛顿在对第一推动力的理解和诺斯的初始选择差异上都包含着一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从具体上来看，牛顿从提出物理学上最有意义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运动规律之后，在晚年，转入了宗教神学的研究，从科学的道路走上了唯心神学的道路，从表面上看。牛顿的这一转变似乎是特别突然的，带有一种偶然性。实际上，只要人们分析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不难发现牛顿这一第一推动力的引入是带有一种必然性的。牛顿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基督教在英国仍是一支足够强大的社会势力，牛顿家庭也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而牛顿学习数学、物理学的地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就是一个培养神职人员的地方，很受环境的影响。而且当时的自然科学能够解释的自然现象非常有限，不仅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运动不能归结为简单的机械运动，即使在机械运动范围内，也有许多问题是当时的科学所解决不了的，其仅仅能在一般地力学问题中，排除上帝的存在，超出了这个范围，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是不能与之抗衡的。在当时的这种大环境下，牛顿这个第一推动力的提出是偶然里又带有必然性的。

第7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1、电力企业中的风险因素

就目前来说，国内的大型、中型以及小型电力企业都处在高速上升的阶段，而且其发展前景是十分令人看好的，具有无穷的市场潜力，毕竟无论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还是工业企业的发展都对电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虽然电力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但是众所周知，机遇和挑战往往是并存的，其中电力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电力企业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直接阻碍了企业发展与运营，当前影响电力企业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观因素。意识是行动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而电力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缺乏足够高的安全意识和观念，在工作的时候由于对安全知识不了解经常主观臆断，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与出现；电力企业高层领导忽略了对于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教育，领导缺乏长远的目光，认为安全培训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导致员工的安全技能得不到提升；电力企业的相关机构之间权责交叉，未能形成良好的协作。第二，客观因素。随着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经济建设的需要，社会以及个人对电力的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电力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抓住电力工作的关键和重点，造成电源不足现象的出现，而且管理结构存在诸多漏洞和缺陷；由于电网建设范围之大导致对电力建设质量、运行安全、维修维护方面的忽视，使得安全隐患大量存在。第三，电力体制不够健全和完善。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电力企业的特殊性是很强的，因为其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加之电力市场时刻在变化，所以对于市场规律的把握相对较难市场的变动较大使得管理人员不能制定一个有效安全管理策略。

2、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指在存有风险的项目或企业中将风险值降至最低的管理过程，包括对风险的量度、评估和应变策略。如何将风险管理做到尽如人意？简单来说就是分清风险管理的主次，先对造成损失较大、关系利益较广的风险进行处理，再处理那些影响相对较小的风险。但是实际的风险管理开展过程是较为复杂的，达到理想的风险管理效果和目的是很难的，毕竟风险与事故的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和关系可循，所以在处理风险之前需要仔细的衡量风险与损失之间的关系，以期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的出现概率和由于风险而造成的损失。做好风险管理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对风险进行仔细和精准的识别。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予以量化；第二，完善风险管控控制举措。对于危险性较高的电力企业来讲，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是很有必要的，相关人员要在风险发生之前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并做好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以期降低损失。第三，对风险进行规避。风险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有规律的，而我们就可以根据规律进行风险分析和规避，从根本上彻底的避免风险的发生。

3、电力安全管理中的风险管理措施

3.1优化风险管理，落实部门职责。当前，部分电力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电力安全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进行，并且实际数据表明，电力企业每年发生的安全事故有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管理不当、部门不作为而造成的，因此，电力企业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构，对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机构甚至是每一位工作人员进行职责的明确，遵循目标责任制，做到谁出问题谁负责，将责任落实到个人，这样一方面会对工作人员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使他们在其位谋其政，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此外，还要建立奖惩机制，做到有奖有罚、奖罚分明，提高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2电网设备风险管理。本项管理是指对于电网以及设备的整个使用周期内每个时期引发事故的所有风险因子进行预先识别工作，对于事故在未产生之时就通过特定手段，对于风险因子进行控制与消除，最大化杜绝产生事故。

3.3对于设备而言，开展风险评价工作的方式。（1）SFD半定量评价法。此法基于风险的SFD三项指标值来做乘积，从而对于电网设备的风险度进行评价。其中S表示已有或隐含风险因子诱发事故其严重度；F表示已有或隐含风险因子诱发特定后果的可能性；D表示事故的被探测率。（2）风险矩阵法。这种方法具有较广的适用范围，经过实践检验也取得了优良的效果，而且普及度是很高的。此法通过两项已知因子来推算第三项，先计算得到二维风险矩阵，每个因子值确定过程是给予函数递增和参考实际问题两种方式的结合，接着在矩阵内部对于两项因子进行判断，最终选取其中的行列交叉值。

3.险控制。3.4.1总要求。风险控制要求针对现场作业以及设备两项风险展开分析与评价，对于所得结果进行风险等级的划分，作为各项生产活动开展的依据和参考，此外每个部门应形成各自的风险数据库，标明所有潜在的危险位置，能够保证员工及时了解，提高生产的可靠性与安全性。3.4.2风险政策。SPE法是评价现场作业风险的主要方法。而SFD法则是用来评价设备类的风险，控制风险控制风险需要以风险等级为标准和依据，并遵循以下几点原则：最小一级风险会保持现有手段不变；一般二级时则在1级基础上对于重点部位加强控制作用；较高三级风险时，在二级基础上有必要时重新设计控制措施；四级及以上的高风险时必须降低风险等级。3.4.3现场作业风险控制。以下是做好对现场作业风险控制的主要举措：第一，提升改善技术安全等级，从根本上消除设备的潜在危险。第二，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强化对于安全生产的监督与管理，为电力企业工作人员创造一个绝对安全与可靠的工作环境。第三，加强安全培训和教育，让工作人员意识到安全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总结

第8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关键词：电力施工企业；利益相关者；工程分包商；培训

作者简介：黎家琪（1986-），男，广东佛山人，广东电网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人力资源部，经济师。（广东 广州 510160）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191-02

一、电力体制改革对电力施工企业的影响

电力工程的投资运营商选择承包商首要考虑的因素是电力施工企业的市场信誉，良好的信誉是承包商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承包商经过长期市场竞争洗礼所形成的社会认可度。选择市场信誉较高的电力施工企业可以可靠地降低风险成本，因此投资运营商在技术经济指标和工程质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关注工程的质量、工期和社会影响。[1]适逢新一轮电力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国家组建两大特级资质的电力建设集团，推动国内电力建设市场由分散竞争转向集团化竞争的市场格局。保留在电网系统的各省级输变电建设企业，面临着骤然的完全市场化变革，若不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进行管理创新，多年拼搏下积累的市场份额将日渐式微。

电力体制改革除冲击市场格局外，也促成企业内部职工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电力工程建设属于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委托工程分包商承担技术含量偏低的施工环节成为业内的同行做法。[2]分包队伍的组织管理属于松散型管理，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是个不争的事实，普遍呈现业务操作熟练，但学历素质偏低、作业规范薄弱、安全意识缺失等特点，施工过程容易滋生安全隐患。在电力建设所发生的伤亡事故中，80%是由于外包人员直接造成。[3]负面作用确实为安全生产建设蒙上不明朗的因素，事故频发直接削弱该施工企业在电力建设领域上的竞争优势。

二、电力施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美国著名学者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关系者观点》一书中指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任务完成或受组织任务的实现影响的群体或者个人。[4]对于电力施工企业来说，工程分包商是其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存在的必然性决定了如果电力施工企业忽视或疏于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将直接导致自身经营的最终失败。为在电力建设市场上维护品牌形象，提高可持续发展实力，电力施工企业需要关注与工程分包商这一利益相关者在生产建设中相互配合的问题。

企业判断利益相关者是助推器还是拖延剂，可以从合作潜在性和威胁潜在性这两维角度出发，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不支持型、边缘型、混合型以及支持型等四类。[5]对电力施工企业而言，市场上鱼龙混杂的工程分包队伍属于混合型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支持与威胁共存一身。分包队伍固然有专项业务操作突出、有效分担工程建设、缓解用工需求压力等合作的前提，但普遍呈现学历素质偏低、作业规范薄弱、安全意识缺失等天然的缺陷，对企业安全生产构成重大威胁。混合型利益相关者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与公司合作顺利的支持型利益相关者，也可能转为威胁公司利益的不支持型相关者。采取战略合作的管理模式，维系最广泛的协作，无疑是一种有助推动混合型利益相关者逐渐演变为支持型利益相关者的有效的管理策略。企业间借助资源共享平台开展战略合作，依靠1+1>2的合力，共同应对激烈的竞争，降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最终达致良好的协同效应。

三、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的管理创新

广东电网经历快速发展后，省内主网架构不断完善，“十二五”期间主网投资较“十一五”期间有所降低，将累计减少投资额107.38亿元，减幅为16.70%。省内电力建设投资总额的预期萎缩给电力施工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新组建的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电力建设市场中初具规模经济效应，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下简称“省输变电公司”）面临着市场环境骤变和投资总额萎缩的双重考验，如何在激烈的电建竞争中占据席位，成为企业创新管理思路的新起点。

“十一五”投资过后，广东省内急需持续充实220千伏以上输变电设备的运行检修力量，拥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运行检修队伍成为必然趋势。省输变电公司依托逐步扩大的运维检修业务，对组织机构重新定位后认为，企业应由电力施工企业向电网服务企业转型。部分输电线路施工专长人员陆续从原有岗位转向运行维护岗位，输电线路架设工、输电施工队队长等岗位出现人员缺乏的状态，影响在建输电线路工程建设进度。在符合国家分包规定下，省输变电公司加大施工项目的分包力度，推进由劳务型施工企业向施工管理型的转变，弥补内部职工转移到新业务扩展上的用工缺口。

越来越多缺乏正规安全教育和施工规范指导培训的工程分包队伍进入公司管辖的施工现场，形成对施工安全管理的新考验。无论是分析外部环境，还是解剖内部组织现状，在充分考虑把工程分包商视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推动分包队伍由企业的混合型利益相关者逐渐演变为企业的支持型利益相关者，有助于提升工程分包商的现有作业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省输变电公司与工程分包商的协同效应。

1.明确工程分包队伍的培训需求

人力资源部对已有资源盘点后认为，通过资源共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程分包队伍现有的缺陷，可尝试把公司教育培训资源作为拓展战略合作关系的共享基础。共享的资源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公司内部自主拥有大型的输电线路实操培训基地可供模拟训练，另一方面是有众多经验丰富的电力基建施工专家指导规范作业。这两个宝贵的教育培训资源正是工程分包队伍促进自我整体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输电线路实操培训基地为分包队伍人员提供身临现场的实操环境，专职的输电线路培训教员通过从旁的观察、示范、指导和给予及时反馈，对其“作业规范薄弱”缺陷反复纠正；基建施工专家拥有多年的现场经验，通过课堂展示和互动讨论形式深入浅出地讲授施工操作环节，从而弥补施工人员安全意识缺失的问题。

上文也提及到，由于工程分包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构成对我公司最大威胁。整体学历素质偏低与施工人员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有关，共享的教育培训资源难以解决该问题；作业规范薄弱及安全意识缺失可以通过培训基地的培训教育平台得到有效的解决。培训需求明确化后，人力资源部萌生对输电线路工程分包队伍开展规范作业培训的想法，以彼此建成战略联盟合作的态度共享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促进分包商提升施工水平的同时协助公司在电网基建上取得竞争优势。

人力资源部决定在自有的培训基地内开展一连六期、每期五天的紧凑型输电线路施工规范作业培训班，冀望借助课程讲授、实操演练及考试评定等培训环节后，分包队伍人员无论是规范作业还是安全意识都能够得到充分的领悟，并在日后施工中付诸实践。

2.实施规范作业的培训项目

课程讲授由公司工程管理部和安全监察部的资深专家团队联合组成，从不同角度向施工人员讲解正确的施工规范流程。工程管理部围绕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主题，指导文化水平偏低的施工人员“看得懂、填得对”作业指导书内容。同时，工程管理部整理多年的积累典型施工案例，向工人讲解项目业主方在工程竣工时如何开展全面的质量验收工作。讲授者逐项罗列业主的质量检查要点，反推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作业环节，反复强调防微杜渐，及时跟进暴露在外的施工问题。

安全监察部讲授的内容以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操作为核心，紧扣安全规范的“十个规定动作”为讲义，向安全意识薄弱的工人灌输积极的防范意识。包括两票（凭票工作、凭票操作）、三宝（戴安全帽、穿工作服、系安全带）、四措（停电、验电、接地、挂牌装遮栏）、一交底（现场交底）等在内的规定动作是日常施工中极容易忽略的防范细节，分包队伍人员往往认为上述动作很麻烦或者没有必要，经常跳过个别步骤直接动手操作，给现场环境和工人自身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安全监察部专家采用历史影像和记录片形式展示施工违章案例，带给工人以真实的震撼感和冲击力，教育他们切忌因为一时的疏忽麻痹而带来终身的遗憾。

对于前线施工人员来说，课堂讲授仅起到意识上的警醒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操作中纠正固化的错误行为。为使培训达到实效，人力资源部确定规范作业培训项目后，随即着手与工程分包商、现场项目经理、项目质量安全员等人开展多次针对性的访谈，汇集和总结工人容易出现违章操作的施工环节。人力资源部、工程专家和工程分包商开会后，将输电铁塔组立、机动绞磨操作、铁塔架构拆分、过轮临锚和紧线安装、导线验电接地及导线附件装配等六个环节纳入本次实操培训纠正项目。

施工人员收到指令后有组织地模拟施工作业，从旁观察的专职输电培训教员发现其作业不规范、安全操作失误时，马上给予相应的反馈并亲自示范正确的操作方式。工人经过教员纠正后再反复演练，在熟练的施工技能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意识。

3.培训项目的价值评估

培训能否推动工程分包商转化为公司的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能否借助构建战略合作的契机为公司战略转型带来最大的实质性效用，则需要通过一定的培训效果评估检验，省输变电公司采用柯克帕特里克培训效果评估模型（见图1）验证。[6]

反应层评估主要指受训人员在培训项目结束后对受训整体印象如何，通过课后即时向受训者发放问卷，验证培训项目的效果和有用性。每期培训结束前，人力资源部向参与该期培训的施工人员发放简易的问卷，征询有待改进的培训内容和教学方式，在下一期培训开始前着手修订相应内容。

学习层评估主要指受训人员对培训过程中传授的原理、技能、态度等培训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人力资源部考虑到施工人员文化素质较低，故采用判断题作为简易考核手段，通俗易懂地检验他们对传授的施工规范和生产安全知识能否牢固掌握。除检验作用以外，学习层的评估效果也是体现培训阶段性成效的关键指标，也是培训项目是否成功的重要反映。

行为层评估主要指在培训结束后，由受训人员的上级、同事或者客户观察他们的行为在培训前后是否有发生变化，验证培训内容是否渗透到工作当中。作业工人能否在行为上更规范化是安全生产建设关键所在，学习层的评估成为我公司最为看重的评估环节。人力资源部制定相关学习层评估方案，联合施工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员、工程分包商领队等方面，借助多维度评估表对比考察各工程分包队伍经过本次培训学习后行为是否得到纠正，意识上是否扭转施工操作的随意性。

效果层评估主要指判断培训是否能够给企业的经营成果带来具体而直接的贡献。将工程分包商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其本质目的在于通过联合优势资源为公司带来经济上的收益。效果层所反映成效有相对的滞后性和偶然性，不宜在培训结束后短期内作出评估。人力资源部与公司的施工项目部、工程管理部、安全监察部、财务部、项目主业方等多方主体联合制定《广东省输变电工程公司战略合作分包商管理人员备案管理办法》，开展工程分包商培训项目效果层评估。从安全监督达标、施工检查扣分、经济财务成本、业主满意度、工程获取荣誉、行业内信誉度等方面进行多维度评价，力求真实反映本次培训项目是否能够为企业获取电网建设领域内的竞争优势带来显著的效用。

四、结论

一连六期的规范作业培训过后，分包队伍人员在施工现场的规范操作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广东电网公司严格执行《承包商考核扣分方案》的情况下，有效地协助省输变电公司有序出色地完成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公司的各项重点输电线路工程项目。凭借在教育培训上的优势，省输变电公司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搭建共享资源平台，成功地把工程分包队伍转化为自身的支持型利益相关者，加速推进企业的战略转型，更快地适应电力体制的深度改革。

参考文献：

[1]王成.浅谈电力施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J].电力建设，2004，（9）：8-11.

[2]许跃.强化电网业务外包施工队伍管理的思考[J].云南电业，2010，（10）：43-44.

[3]张洪滔，沈汉新.浅谈电力施工企业劳务分包管理[J].财富世界，2008，（10）：161-163.

[4]Freeman R.E.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M].Pitman，Boston，1984：52.

第9篇：历史的观点范文

关键词：历史典故 人力资源管理 启示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韩昭侯命人将旧衣锁入仓库，此举引起大臣的议论，昭侯以无功不赏、有功自赏为缘由作出回应，这就是“论赏当吝”典故的由来。昭侯作为一个几千年前的统治者尚能如此，更何况当今企业的领导者呢？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致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论赏当吝对于当今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企业领导要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更具实效。

启示一：管理科学，作风正派

从论赏当吝典故中可以看到，昭侯对于大臣的疑问并没有疾言厉色，而是就事论事，将原因清楚的告知大臣，消除大臣心中的疑虑，这是当权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也同样适用。

企业领导是企业的风向标和带头人，领导的素质和能力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领导长期处于高位，受到员工的追捧和奉承，心中难免会产生骄傲、自满的心理，对于员工也缺乏起码的尊重，使得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薄弱，企业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员工是企业的主体，是企业决策的主要执行者，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支持。企业领导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员工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将每一位员工当作企业的珍稀资源，把员工摆在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上，尊重员工，信任员工，而不是过多的约束员工，命令员工，将员工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有些领导在心情不佳的时候经常拿员工出气，对员工疾言厉色，甚至使用辱骂的字眼，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领导要学会控制情绪，始终以平和的态度对待员工，不能将情绪带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中，破坏企业的风气。同时，领导还要以身作则，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员工，不能有所偏颇，严禁在企业中拉帮结派，偏袒小团体中的成员，应给予员工专业、信赖之感，为员工创造和谐有爱的工作氛围，这样员工才能在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企业也能够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启示二：奖惩有据，考核得当

昭侯将旧衣锁入仓库而没有赏赐给家臣，是因为当前大臣没有做出贡献，如果无功而赏只会让大臣产生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不能对大臣产生激励作用，还会对大臣产生误导，使其一味的迎合当权者，无法做到谏言。当大臣做出成绩时，必然会有所赏赐。这说明赏罚要得当，师出要有名，无论是奖惩都要有所依据，让所有人都能够发自内心的信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激励的重要性，用物质激励来留住人才，但是他们对于激励的认识过于偏颇，认为升职加薪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部，经常无功而赏，导致有些员工滥竽充数，产生了惰性心理，无法落实岗位工作，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通过论赏当吝我们知道了赏罚和激励必须放在一起，为企业创效益、做贡献的员工就当奖赏，反之，那些拖后腿、趟浑水的员工就要严惩，让员工看到企业的雷厉风行，不仅能够对员工产生威慑力，还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其真心实意的为企业办实事，脚踏实地的做好本职工作，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也会更快的实现，而这就是绩效考核的内涵。可以说，绩效考核作为企业赏罚的重要依据，既是对员工能力的检验，又是激励员工的有效方式，员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更高的薪酬和职位，这会让员工产生满足感，对当前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也会更加珍惜，不会轻易的跳槽和离职。与此同时，对其他员工也是一种鞭策，他们看到其他人的成绩就会主动将自己与他人作比较，找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进而不断完善自我，改进自己的缺点，在此情况下企业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会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

启示三：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除了上述两种启示之外，论赏当吝典故还体现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就是将有为和无为有机结合在一起，赏罚分明，奖惩得当，最终实现企业员工的自主管理，这比管理者的耳提面命要有效的多。管理，尤其对人的管理，是一门艺术和深奥的学问，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它讲求的是“有为”与“无为”的统一。“为”的所指，既可以是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又可以是被管理者的能动表现，还可以是合力作用下的一种管理效果。当管理者“有为”而被管理者“无为”时，即只有管而没有干，将会呈现一盘散沙的混乱；同时当被管理者“有为”的时候，管理者却又会表现出“无为”，这时，管理就省却了心机，管理效果也就达到了较高境界。同样，当被管理者出现“有为”的能动自觉，表现为追求成长，渴望提高的心态，即达到奉献第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质工作的“无为”境界时，管理就产生了成效，这时管理者则又会表现出“有为”的一面。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管，即在不用管的时候，员工仍然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能动行为，与被管时一样积极主动地工作。因此说真正的“有为”和“无为”都是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下，“有为”和“无为”是和谐统一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坚持抓大放小，“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相统一的境界。在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上，尤其在激励员工的对策方面，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做法，不失为一种很好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企业应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将其放在企业管理的首位。企业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发掘员工的内在潜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促使员工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而服务。

参考文献：

[1]倪导.反思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历程[J].时代金融，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