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调研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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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一、发展现状

（一）社会团体登记情况。我市共登记社会组织223个，其中：社会团体166个，行业性社团129个，专业性社团29个，联合性社团3个，学术性社团5个；民办非企业单位57家，其中：民政类5家，教育类17家，劳动类10家，卫生类12家，科技类6家，文化类4家，体育类3家。据初步统计，我市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现有38，500人左右，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5%，各类社会组织去年总收入5亿多元，提供就业岗位15000余个。

（二）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1、健全规章制度。为使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市民政部门指导督促各类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定各类社会组织必须将登记证书、资格证书、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规章制度上墙公布，增强工作公开的透明度，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依法规范自身的行为，更好地为社会服务。2、规范财务管理。为贯彻中央精神，提高我市民间组织会计人员素质，民政部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各民间组织进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培训。通过培训，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会计人员都已熟练掌握了新的会计制度，并已能在财务操作中实际应用，从而规范了民间组织的会计制度。3、落实四项制度。为规范管理，制定了社区民间组织的普查登记、注册登记、备案登记、社区民间组织负责人例会四项制度，由街道办事处负责指导，并及时掌握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变化，确保社区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各社区所辖民间组织每月将活动开展情况，向居委会通报备案，居委会将社区民间组织开展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及照片资料登记造册，重大活动报登记机关备案。确保社区民间组织依法开展活动。

二、工作现状

（一）提高了民间组织的登记质量。我们以“依法行政、规范行为、提高服务”为登记工作理念，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认真细致地对民间组织地成立、变更和注销进行审批登记；对符合登记条件的民间组织发放“明白纸”，公开登记事项、申报程序及材料、行政许可时限和操作规程，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登记程序；我们在规定的时限内尽量提前完成审批登记手续，为登记对象节约办事时间，减少上门次数，提供热情服务。

（二）健全了民间组织的监督机制。我们把加大执法力度作为规范民间组织社会活动、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建立了“市、办、居”三级监督体系，形成“横向分类负责、纵向按级负责”的民间组织服务与监督一体化网络系统，做到及时发现和查处非法民间组织的违法活动，从而遏制不良组织的滋生和蔓延，扶持和保护合法的民间组织。近年来，我们多次与社团主管单位联合开展治理检查，注销不合格协会，规范了对民间组织的管理。

（三）加强了民间组织的年检工作。这几年，我们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和部署，结合自身情况，密切联系业务主管单位，本着规范管理、简化手续的原则，与业务主管单位一起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了年检、换证工作，让参加年检的单位填写了《年度检查报告书》，委托市“恒正会计事务所”出具《民间组织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对未开展活动和变更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间组织依法予以了注销。

（四）深入开展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诚信建设。我们对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严格要求，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建立诚信档案，接受公众监督；对已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把诚信建设作为年度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督促其按照章程开展活动；不断完善服务承诺制，制订长远规划和有效措施，通过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责任等方面做出的公开承诺，增强透明度，提高服务质量。

三、存在问题

1、整体质量不高，作用发挥不到位。从质量上看，目前我市民间组织发展整体结构不够优化，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行业协会、农村经济类协会、公益慈善和基层服务性民间组织发展不足，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较弱；少数民间组织法制观念淡薄，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自律机制不健全，社会公共责任缺失，社会公信力不高。从作用发挥上看，大多数民间组织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如行业协会，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行业协调、行业管理、行业维权、行业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问题。

2、政策法规不完善。民间组织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使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性质、地位、作用及职能等没有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我国虽然制定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且是暂行性行政法规，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缺乏明晰的界定和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并与业务主管部门中的法律法规在许多问题上不协调、不统一。有的业务主管单位对社团的申请成立热情高，而对社团的年检，变更，注销，和对社团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情况的监督重视程度不够，应付差事。

3、执法力度较薄弱。对民间组织进行监督管理和开展执法活动是登记管理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虽然是登记管理机关但却没有执法权，缺乏行政执法的基本职能，管理力量非常薄弱，总体情况为“力不从心，监管难以到位”。具体地讲：一是机构、人员、经费不到位。不同民间组织都是以民政部门名义进行登记管理，但实际上，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人员编制只有1人，与实际工作量不对称，工作中常疲于应付，监管过程中也无专项业务活动经费。二是全市有200多个社团，其业务分属不同业务主管单位，协调工作、争取配合工作量大。三是《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专门设置了“处罚”一章，对社团的一些违规行为的处罚作了规定，但由于缺少执法督查队伍，处罚很难落实。尤其是取缔非法民间组织缺少法制手段，造成一些未登记的民间组织取缔困难。

4、发展存在不平衡。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各项社会事业的总体要求不相适应，主要有：营利倾向较明显，服务功能却欠缺；规模偏小，在专职人员、办公设施、专业水平等方面还有差距；分布的社会领域不均匀，在教育、卫生、民政领域较多，在科技、劳动、体育领域相对较少，与实际的社会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四、解决对策

（一）建立健全民间组织法律法规体系。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适时出台与民间组织有关的法律及配套的政策法规，应尽快出台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加快修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界定要具体、明确；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应区别于有关社会组织的名称，即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中应体现民办，方便于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改革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管理的政策制订、执行、评价和监督之间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二）加快民间组织执法队伍建设步伐。民间组织执法工作是登记管理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现在登记管理机关还没有执法队伍，也没有必要的督查经费。希望上级有关部门切实落实民间组织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充实民间组织管理力量，尽快组建高质量的民间组织执法队伍，提高执法的权威性。要确保民间组织管理者具有行政执法资格；配备必要的执法工具，确保执法的质量和效果；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执法程序、执法手段的培训，增强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加大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希望政府在购买服务、项目扶持等方面对民间组织予以支持，同时支持民间组织获得合法的服务性收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应尽快完善民间组织的各种优惠政策，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形成一套系统、可行的民间组织税收激励机制；在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的基础上，能够建立民间组织发展专项基金，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长远的资金来源。采取有力措施，在房屋租赁、场地使用、设施配备等方面给予扶持，推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2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 孤独症；儿童；父母；焦虑；抑郁；社会支持

儿童孤独症在日本及港、台地区又称自闭症， 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最常见形式， 广泛性发育障碍是一组起病于婴幼儿时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 有学者称为孤独谱系障碍[1]。最新研究发现， 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接近1%， 男女比例为4：1， 但女孩一般较严重[2]。当面对一个面容聪慧、心身发育迟滞的孩子， 家长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为了解孤独症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 预防减少心理问题， 作者对96例孤独症患儿的父母进行调查，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研究组为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本市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的父母， 他们孩子的诊断符合ICD-10儿童孤独症的诊断标准。①经精神专科医院确诊为孤独症患儿的父母；②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③无重大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两系三代无精神疾病史；④自愿配合参加调查者。对照组为本市1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就读的正常儿童的父母， 孩子排除有发育性和智力问题。选择孤独症患儿父母96例作为研究组， 其中男83例， 女13例， 年龄37～125个月， 平均年龄（55.5±34.6）个月；选取正常儿童父母10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49例， 女51例， 年龄40～118个月， 平均年龄（49.6±23.8）个月；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研究组患儿父母平均年龄（34.25±6.68）岁， 对照组儿童父母年龄（33.54±4.57）岁， 两组家长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形式 ①研究组调查形式：在康复训练机构训练时或者上门，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②对照组调查形式：取得园（校）方配合， 调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和表格填写方法， 按标准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

1. 2. 2 评估工具 ①SCL-90：该量表包括90个项目， 从0～4级分为5级评分， 得出均分和9个因子分；②SAS；③SDS；④EPQ：该量表含88项是否选择测试题， 分4个分量表， 即P、E、N、L。⑤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10个条目， 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为维度。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研究组患儿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但是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上均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父母， 提示孤独症患儿父母得到的实际支持和对支持的满意度较低。

孤独症患儿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在不同程度上与正常的儿童相比较有较多的言语发育交流障碍和行为问题等， 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且给父母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研究资料表明， 适当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孤独症患儿父母的生活能力， 能减少其恐慌、抑郁等心理情绪， 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 提高患儿父母的生活质量。良好的社会支持可降低个体对应激过程的认知评价， 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所承受的伤害程度减弱。家长身心健康对孤独症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要使孤独症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在于坚持长期的干预。针对家长的情况进行个别的心理辅导， 举办家长座谈会， 让家长间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 以减轻家长焦虑、烦躁的情绪， 且能激发家长对患儿付出更多的关爱， 促进患儿的成长。

因此， 政府相关部门在关注孤独症患儿的同时， 勿忽视孤独症患儿父母的需要， 望尽快完善社会支持保障系统， 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和专业知识及技巧的培训等各类支持， 以缓解孤独症患儿父母面临的各种压力。本研究未就孤独症患儿家庭在养育类型、经济状况、家庭完整性、父母照料时间、父母间焦虑抑郁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就父母的心理特性和社会支持开展研究， 有待于今后深入调查。

参考文献

[1] 江开达.精神病学高级教程.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 259-263.

第3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近年来市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逐年攀升，近5年来年均用水增长4000万～5000万立方米。据水利局公布，年全市用水量21.67亿立方米。2006年6月出台的《市水资源综合规划》预计，到2020年总用水量将30亿立方米，而按《分配方案》，该市在来水年份的分配水量为25.33亿立方米，与其原计划用水量相差将近5亿立方米。届时，市将有近5亿立方米的年用水量缺口，严峻现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在市当地情况的前提下，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会暑期社会实践队赴市惠城区了一系列关于市东江水质治理与市民节约用水意识的调研。本次调研采用查阅资料、派发问卷、采访当地居民、专访市环保局等方法，了明朗的结果。

一、方法

1.1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采访市环保局生态保护科、实地分点采集水样检测、对市惠城区居民问卷调查等方法。

1.2调研内容

采访市环保局主要东江综合治理的现状，包括的措施及的，当前的问题等；实地采集水样检测主要了水质检测过程中可以较为简便的方法辨别的指标如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硬度等。取3个点，分别为西湖、。。每个点取5个水样；对惠城区市民问卷调查主要市民对东江治理的评价、对东江、现在的优劣势对比及对东江未来水环境的展望。

二、调研结果

2.1东江综合治理整体情况

2.1.1的措施

东江自古的母亲河，亦香港行政区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其水质的好坏关系到市的生存发展，亦到香港行政繁荣稳定。市历届党委、、人大、政协都东江水质的保护工作，将对其保护与治理当成一件大事，常抓不懈。

调研对市环保局生态保护科了专访，总结了市在保护母亲河、预防跟治理水污染上的先进经验跟措施。总结如下：

2.1.1.1严设关卡，全力保护东江母亲河

市委市对企业投资有着一套的环保准入标准，划定了母亲河边可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每年出于保护母亲河的目的，有10%的投资项目不予准入。

2.1.1.2执法如山，严抓污染源监督管理

市委市对工业污染源强化了监督管理，在污染源的排放口了实时监控，打击企业的偷排漏排，执法在省内名列前茅。屡教不改的企业，市亦了黑名单制，以限制这类企业在市的发展为手段排污限制。

2.1.1.3全力治理，重抓污染漏洞

市了2.2提到的一系列措施来工业、农业排污，东江段的主要污染源并非来自工业、农业，而是来自居民的生活污染。

原因在于：的农村地区污水收集难度大，难以，大生活污染都直接或间接的排入东江。

情况，现阶段市已加大财政投入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兴建生活污水厂、生活垃圾厂等。据，市的污水能力为49.15万吨每天。人口的增长，减轻生活污水排放量，市现阶段仍有十几座污水厂在建状态。

2.1.1.4互帮互助，全力均衡全市污染治理

据市环保局资料显示，东江段沿线乡镇财力薄弱，难以承担生活污水费用及配套网管建设费用，以致东江段水质的主要污染源。

情况，调研建议，应拨出财政专项资金扶助乡镇，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好的城镇帮助经济的城镇，全市污染控制与治理的在较均衡的状态。把对东江的污染治理首位，对东江沿线居民的宣传教育，保护好母亲河，方能水质性节约用水。

2.1.2分点采集水样检测结果

调研在西湖、东江惠城区境内等地方采集水样，观察检验水样的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等，得出了结果。西湖分别采5个水样，代号为XH1—XH5,沿江分别采5个水样，代号为xielw1—xielw5，结果如下：

由表可见，西湖水质检测肉眼可见标准与官方公布的结果，属于水质IV类标准，沿江各采水点肉眼可见标准，pH值6—8之间，为。

2.1.3惠城区市民对东江综合治理的评价

调研派发问卷惠城区市民对东江综合治理的评价，共派发问卷200份，收回198份，问卷185份。调查问卷均封闭式问卷。派发地点有较强的性，分别为市数码步行街、市西湖、学院、市铁路学校、市火车北站员工住宅区等。在派发问卷的调研亦对市民了采访，采访的市民有100人，覆盖了老年、中年、青年跟少年，比例分别为1：1：1：1，较强的代表性。

在调查的人群中，75.7%东江段近三年来水质的，的主要饮用水源，其水质越来越值得信赖，13.5%的市民觉得近三年的水质跟以前区别，而仅有10.8%的市民近三年来水质的，东江段仍受到幅度的污染。60%的市民对近年来的治理决心及的治理措施表示赞许，有55.1%的市民东江现在的治理难处，分别为居民生活污水及工业污水排放。

在采访过程中，较多市民对淡水河、淡澳河治理表示表示不满，这是东江段综合治理的薄弱环节，直接和威胁到饮用水源的稳定，要求的措施，使市民享受到更的治理。

第4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论文摘要：探索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创新模式，从教学设置、组织和管理、教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等方面论述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针对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活动教学目的性和针对性不强、实际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提出在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时要特别注意科学地组织管理，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

1　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第二课堂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目的是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紧密结合在一起。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应联系学生思想的实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对教育目的进行分层设定：第一，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心态看待社会的发展变化；第二，引导学生正视社会发展变化给自身带来的各种影响；第三，引导学生关注、认可社会的发展变化，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做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的工作，对象是现实的人，是蕴藏体力和智力、现实和未来的劳动者，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和艺术，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通过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发掘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第二课堂教学就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

第二课堂指的是课外教学，它是第一课堂的延伸，利用课余(课外双休日、节假日、寒暑假)在校内或者校外进行教育活动，第二课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第一课堂的补充、深化、拓展和延伸，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一起构成完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从而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

2　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方式方法

2．1教学设置。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科学计划和设置第二课堂教学内容和活动形式。针对社会现实中与主流思想理论不合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以及大学生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困惑与偏差，可以组织讨论、辩论赛、演讲会、专题论坛、对话等活动，通过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碰撞，辨明是非曲直，使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深根植于学生的头脑中；针对提高大学生学术水平的问题，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引导、支持各种大学生社团活动、科技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等，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针对大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较薄弱的问题，可以组织、开展各种勤工俭学、社区服务、技术服务、便民服务等活动；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问题，可通过各种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和指导活动，既可帮助大学生调适心理，又可为大学生道德问题提供预防作用；为使大学生消除对第一课堂正面理论引导的疑惑，更全面地了解国情，可以组织社会调研，使大学生通过身临其境的实践调查，感受社会上积极、进步、健康的一面，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总之，要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科学计划、精心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育教学活动内容和形式，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了解社会、体验生活、增长见识的机会。

2．2组织和管理。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效果，要对第二课堂活动进行合理安排、精心组织、科学指导和严格管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并非一分为二，各不相干，而是互相渗透、交叉进行的，因此，“第二课堂”作为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完整过程的重要环节，其活动必须置于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与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活动互相补充，形成体系。在第二课堂的各种活动中，尤其要重视对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为保证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效果，避免流于形式，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将部分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在假期进行，依照课程的基本理论确立调研课题，让每个学生在家庭所在地深入机关、下厂、学校、街道、乡、村等围绕调研课题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写出调研报告为确保学生对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视和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制约理论教学结束后暂不给学生记考试或考查成绩，而将该课程考核成绩的评定放在下一学期，待学生提交调研报告教师批阅后，把调研报告作为评定考核成绩的主要依据这项改革有利于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课单纯进行理论讲授的教学方式，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考试考查方法，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不仅搞活教学，而且可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扩大学生的政治影响。学生们在调研中对所调研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合理化建议，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大学生在政治上的成熟，促进教与学互动，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国情，真实感受社会上积极、进步、健康的一面，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学生返校后相互交流，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学生的调研报告也可为教师提供丰富的社会实际材料，弥补课堂理论教学的不足。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活动的统筹安排和严格管理，做到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有考核，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活动落到实处。

2．3教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评估及信息反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育教学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要与教学管理部门合作，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体系(包括评估指标、评估办法和评估程序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育教学的成效进行评估；还要与学生管理部门合作，构建迅捷畅通、灵敏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使教师充分掌握学生在校期间思想状况及行为，以及就业后一定时期的思想状况、社会行为等有关信息。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估和把握有关信息反馈，及时调整、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教育教学，从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最优的育人效果。

2．4“第二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第二课堂”方式、方法应该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就理论层面的问题，可以案例讨论、辩论赛、演讲会、知识竞赛、情景模拟等方式；就社会实践层面或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的问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区服务、便民服务、勤工俭学、智力扶贫、社会考察、社会调查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缩短教师与学生的心理差距、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2．4．1案例讨论。案例讨论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某个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和解答，使学生掌握某一方面的理论和知识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包括典型案例选取、案例下发、学员阅读并撰写个人分析报告、小组讨论和汇总、课堂交流，思想碰撞、教师总结等程序。在案例讨论中始终贯穿的主题是“我是如何理解的?”和“如果是我，我怎么做?为什么?”要求学生的答案必须是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其实质就是通过有效的小组讨论来引导学生的思路，逐步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使学生能够运用已学习过的概念、原理分析现实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概念、新的思路。因此，案例讨论比仅仅看教科书，听教师课堂讲，更加生动、真实，便于理解。

2．4．2情景模拟。这是一种由老师围绕教学目的，设立一定的情景，组织学生扮演事件中的角色，生动再现现实生活的具体活动。情境模拟教学的突出特点是：真实、典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这种活动的开展，让学生身临其境，理解教学内容，进而展开讨论和分析。通过情景模拟，能够使学生跳出自我，看到自己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解开自己认识上的疑难，矫正自身的不良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全面地看问题，实现自我教育的目的。

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时，要注意教学环节的科学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情景模拟教学，包括以下6个环节：设计情景模拟教学方案(必要情况下准备模拟器材)、公布模拟课题与背景资料、分配模拟角色与演练任务、模拟演练实施、模拟效果(结论)交流和教师讲评。

在教学准备上，要充分周密而且富有创造性。教师在课前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富有创造性地设计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相应的模拟活动，同时要熟悉模拟事件发生的一般过程，能够预见到模拟演练展开后可能出现的思想分歧、不同结论和有关困难，对于比较复杂的模拟教学情景，还应仔细分析不同角色的地位、作用、处境及应当具有的能力。

模拟教学法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这种教学法的实施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从教学目标上看，模拟教学法可以是通过设置模拟仿真情景使学生从模拟演练活动得出结论的知识再造式，也可以是通过设置模拟仿真情景使学生在模拟演练活动中对所学知识的自觉运用(学以致用式)。从服务于教学内容的需求来看，模拟教学法可以是角色模拟法、决策模拟法等。角色模拟法是指创设一定的新情景，让学生模拟扮演情景中的角色，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练习方法。

模拟教学法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够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对教材进行深入挖掘，设计出适合学生特点的而且学生感兴趣的模拟活动，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思想政治课教师之间可以用“头脑风暴法”，发挥每一位政治教师的聪明才智，创造适应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模拟教学活动库，实现资源共享，为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时效性而努力。

2．4．3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利用假期休息时间走出学校，深入社会，了解和认识社会，从而使学生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决心。学生将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写成调查报告，交任课教师评出等级，作为学生学习成绩的一部分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社会调查法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等。在老师帮助下，学生掌握这些方法的含义、作用、基本原则、特点、一般过程和调查的技巧等。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用这些原理和方法来进行现实的调查。通过社会调查的实践环节，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调查方法，更能够使学生通过调查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提高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学校应把第二课堂提高到与第一课堂并重的地位，而不是把第二课堂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要充分认识到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系统工程中的重要部分。针对现在教师对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欠缺积极性的问题，建立激励机制，划拨专项经费，对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状况进行竞赛、评比、奖惩，教师在进行第二课堂的教学时要记入其工作量，第二课堂教学的报酬应与第一课堂的报酬保持一致，以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积极性。

第5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基层治理弱化导致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

当前治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造成的,而非基层政府的权力过大造成的,这是目前社会各界容易对基层维稳产生误解的地方,一般认为维稳乱象乃是由基层政权的权力过大所致,其实不然,我在基层的长期调研发现,恰恰相反,正是基层政府的权力过于弱小而非过于强大,导致了治理层面稳定问题的大量发生。

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会有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呢,这种弱化又是怎么样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呢?这一切乃由近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瓦解和重构造成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的权力弱化、职能上收、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因而,基层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无法在基层治理体系内获得解决,而农民则要求更高层级的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形成越级上访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就笔者在基层的调研来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是当前稳定问题的主要来源。

治理型不稳定问题构成当前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主体类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问题要求基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强化乡村治权,而不是进一步弱化之。正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稳定问题从治理层面转向行政层面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治理层面的问题转化而来,因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弱化,问题和矛盾上移,群众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迫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之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维稳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

当前,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大接访意味着以县为主的维稳工作体制已经形成,县委书记大接访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许多地方的县级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副处级单位,而大厅则成为县级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门。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当前考核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使基层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反而不利于问题在治理层面的解决。并且乡镇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处理稳定问题,同时,这种维稳体制也被少数人利用,他们利用当前的体制要挟基层政府,产生了一批以获取不合理利益为诉求的老上访户,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真正合理的治理问题反而无法得到解决。

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

从农民上访和的动机来看,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为数极少,绝大多数不稳定因素都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并在行政层面表现出来,对政治的直接冲击几乎不存在,当前基层社会的稳定问题以治理型不稳定为主要类型。但从客观影响来看,如果治理层面的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处理不及时,将会产生大量的越级上访和。就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市县乡三级的不稳定因素,不管其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影响,均表现为治理问题在行政层面的表现,到了省里,则会产生一些政治影响,一旦到了北京,稳定问题便脱离了治理和行政的逻辑,而进入到政治逻辑中去。

第6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一、基本情况

(一)行政管理方面。

1、做好办文组会工作。2010年，办公室认真做好各类公文函电的起草工作，严格审核行文，确保行文质量，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率;上半年办理文件2100件，其中处理收文1738件，发文362件;合格通过我局省一级档案馆年检工作。

2、完成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全年办结人大建议1件，政协提案5件。

3、加强督办督查工作。全年督办各类事项41件，其中上级交办的事项18件，局长办公会议事项27件，确保政令畅通，工作落实到位。

4、推进信息、调研工作。全年重点完善了信息报送制度;共出简报11期，向上级报送调研信息45条，情况报告12份，定期不定期向两报提供报道信息30多次;制发了全年调研计划，完成3个调研课题。

5、认真筹办各种会议和组织相关培训。年初，成功地组织召开了全市第五次民政会议;积极协助各科室召开各类民政业务工作会议;组织计算机应用技能培训和基层领导干部及科长培训班;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市人事局举办的依法行政和wto培训班。

6、加强民政信息化建设。协助局领导筹措建设资金，加强组织策划，科学控制工程进度。全年办公室组织完成光纤线缆、通讯电缆铺设、计算机房的装修及50多套计算机和相关设备采购，为办公楼搬迁做好充足的准备。全年累计投入信息化建设资金达150多万元。此外，积极维护全局计算机正常运作，协助完成民政信息网页设计，促成市社会保障网站启用。

7、认真做好问工作。年共处理上访信件58件，妥善处理上访18起。

此外，加强综合治理工作，配备消防器械，提高消防能力;与各下属单位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落实一方责任，保一方平安。

(二)党建人事工作。

1、加强党建工作。一是制订下发《市民政局年度党建设计划要点》，并督促落实;二是认真组织政治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5次，观看录像、听报告会、组织理论学习测试8次;三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指导各支部开展换届选举和发展新党员工作;四是完成市局机关党务管理信息库的建设。

2、人事工作。协助局党组完成部分下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调整以及部分工作人员交流工作;调研制定烈士陵园管理处机构改革方案;研究制定殡葬管理处管理和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促成慈善会的成立;认真处理多宗历史遗留的人事关系问题;与下属单位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有效落实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责任工作。

(三)后勤服务工作。

1、完成民政专项基础工程建设。并成功搬迁综合办公楼。完成市经常性捐助接收站建设，并于8月正式启用;完成综合楼工程补充立项工作;完成招投标60多次;9月份协助局领导完成综合楼装修，并成功地组织综合楼的搬迁工作。

2、结合新办公楼的实际情况，制发《市民政局综合楼管理制度》，规范全局后勤管理，有效维护综合楼的正常运作，促使综治局面迅速改观。

3、年初，积极应对非典疫情，做好消杀工作，定期消毒局办公大楼，并向机关人员提供抗非药物和消毒药具、药物，保证机关人员的安全;认真做好车辆的维修、保养、保险等到日常工作;妥善处理军牌车问题;认真做好接待和对外联系工作。

4、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一是做好的财务交接工作;二是合理安排专项资金的使用;三是确保财务管理运作畅顺，积极沟通市财政局和市国库支付中心推进工作。

5、致力处理大厦房产转让问题;杏花苑物业顺利出租。

(四)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2010年，我局按照市机关作风办的部署，有步骤地推进机关作风建设。11月，局机关服务窗口正式对外办公，并摆放民政办事指南方便群众索取，电子公告栏不断提供办事信息，有效地提高服务质量，方便群众办事。

总之，年，局办公围绕全局中心工作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存在不足，主要是下基层调研不够，某些工作的衔接不够、部分工作缺乏足够工作经费，等等，这些问题将在今后工作中逐步克服。

二、下半年工作安排

(一)党建人事工作

继续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和加强纪律教育;继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活动;开展普法教育;指导基层党支部加强组织建设，有计划地发展党员。

(二)行政事务

1、完成大厦补偿房产的转让工作。

2、加强和完善综合楼服务窗口建设

3、继续推进综合楼信息化建设，配合完成市大社保系统的民政业务开发;充实和完善网站内容。

4、指导开展下属单位机构改革工作。

5、协助领导妥善处理社会救助站的土地问题

6、做好民政财务管理工作。

7、加强信息调研究和宣传工作。

8、继续开展培训教育工作，提升民政队伍素质。

(三)基建工作

第7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问题；对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运用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展得并不理想，分析其中的不足并找到解决的对策，这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活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1.实践教学形式单一

提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很多高校都会以社会调查研究为重点，认为通过社会实践，可以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只把实践教学形式局限在社会实践上，就会限制对实践教学内涵和形式的全面认识，使实践教学形式过于单一，从而制约了实践教学外延的拓展。

2.实践教学环节普及面不大

目前，即使在社会调查研究方面，很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环节还不能在大部分学生中普及，社会调查环节多是与校团委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或“三下乡”活动结合进行，目前只能做到部分优秀学生参与，停留在以点代面的层面，还没在绝大多数学生中普遍展开。这与国家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要让大部分学生参与还有一定差距，从而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3.实践教学环节经费投入不足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需要强有力的经费保障。实践教学的经费主要用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交通、通讯、资料和聘请相关人员给学生讲课，等等。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费问题，教育部曾下发过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高校每年要按一定的生均数额标准划拨专项经费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但是，限于财力问题，很多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环节上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还十分有限，与专业教学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也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羁绊之一，它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缺乏规范性

虽然很多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中有了一些具体形式，如观看影像资料、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但从实施情况看，规范性不强仍然是主要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部分高校尚未把实践教学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教学计划之中，对课时、具体计划、实施方法等未作具体规定；有的学校虽然建立了一些相关制度，但这些制度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另一方面，有的高校即使将实践教学纳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教学计划，但是也没有制定规范的教学大纲，大纲的缺失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没有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条件和责任心来自行决定实践教学的组织和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

二、顺利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对策

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对策，才能保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

1.明确内涵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单一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即高校管理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局限于社会实践这一形式，而忽略了实践教学的完整内容。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界定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把理论与实际、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自主研究解决问题等实践能力的多种教学方式的总和。它的具体形式应该是能够实现教学目标的、学生可以广泛参与的一切教学方式。”根据这样的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实际上是一种广义而非狭义的教学方式。换言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除了社会实践以外，还可以包括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科研实践等多种形式。根据各高校本身的具体情况，找到适合自己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或形式的组合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单一的有效途径。

2.健全形式

要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普及面不大的问题，单一地依靠社会实践是不够的，即使有的高校建立了校外实践基地，但由于经费、时间和师资等各种因素的限制，能够参与的学生也是有限的。因此，基于对实践教学内涵的认识，健全实践教学的形式是解决普及面问题的关键所在。比如，在社会实践方面，可以让学生全员参与寒暑假或节假日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活动；在课堂实践方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案例分析、自学自讲中来；在校内实践方面，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校内重大庆典活动，也可以通过对校史馆、校内实习工厂等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校内实践机会；在科研实践方面，可以结合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让学生全员撰写经典读后感、调研报告、命题作文、讨论提纲和自学报告等形式，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采用上面的哪种形式，教师的针对性指导都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可以让学生明确研究的对象，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学会辩证思考，客观分析，得出科学结论。

3.加大投入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各种形式的顺利开展还有赖于高校长效的经费投入机制的建立，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力的物质基础。它要求高校管理者同等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与专业课的实践教学，高校相关部门应有明确的关于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即高校不仅要有专门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专项教学经费，而且还应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实践教学工作量的量化标准，这样才能建立一种长效的针对实践教学的激励机制，从而保证教师的工作热情。当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实践教学经费的使用上也应做到经济、节约、高效，保证教学经费真正用于实践教学。总之，只有在建立起长效的实践教学经费保障和激励机制的前提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才能可持续地开展下去。

4.规范实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规范的实践教学机制是重中之重。规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机制应该包括实践教学的基本原则、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实践教学的实施和实践教学的考核四个方面的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针对性原则，即必须紧密结合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教学大纲和具体内容开展实践教学；（2）规范性原则，即每次实践教学必须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既有计划，又有过程；既有结果，又有实效，不走形式，持续开展；（3）多样性原则，即实行课内实践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集中实践与分散实践相结合、教师指导实践与学生自主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4）因地制宜原则，即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坚实的平台。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实践教学的内容决定了实践教学应采取的形式。目前，各个高校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教学形式，这些形式可以概括为“听”“说”“读”“写”“看”和“走”六种形式：“听”即学生根据教学大纲和内容听相关的专家讲座或学术报告，然后发表自己的感想和见解；“说”即学生根据教师的命题进行讨论、辩论和演讲；“读”即学生根据课程特征和内容读教师指定的经典著作，然后撰写或发表自己的见解、感悟；“写”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或社会重大事件，指定命题，让学生撰写论文进行评比；“看”即教师根据教学需要，组织学生观看影视资料，让学生写观后感或发表感想；“走”即根据教学大纲的内容和要求，建立校外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实地参观调研，撰写调研报告。以上六种实践教学的形式，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规范实施。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该做到有计划、有目的和有组织的实施。有计划，即实践教学在实施前应制定周密的计划，教研室和教师要上报计划，通过学院审核；有目的，即实践教学的形式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设置；有组织，即实践教学过程应在学院的领导下，由各教研室直接组织实施，广大教师应广泛参与，并且在实践教学结束后，任课教师及时收回学生的调研报告或心得体会，评定实践教学成绩，及时进行分析总结。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考核应确立体系意识，即不仅要有明确的考核标准，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形成针对性的考核主体和考核机制，从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规范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顺利开展需要高校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的密切配合和不断创新。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对策和创新形式，才能达到将理论内化为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的目的。

基金项目：

辽宁工业大学2009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高琳（1978―），女，黑龙江牡丹江人，讲师，硕士。艾志强（1975―），男，辽宁锦州人，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刘世华，吴绍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认识局限及对策论析［J］.教学与研究，2008（4）：88.

第8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差序治理；社会信任；市场治理；非市场（人情）治理；合约方式；书面正式合约；口头非正式合约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3009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农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规模与农地现代化以及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交易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而农地流转合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存在着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不同方式。那么，现实中农民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会选择何种类型的合约？深入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及其机理，在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约类型（如定额合约、分成合约）、合约期限（如短期合约、长期合约）（Cheung，1969）、合约治理（罗必良，2015）等方面，对于合约方式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对合约选择现状的描述为主。事实上农地流转市场普遍存在着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交易方式，且整体而言农地流转较多集中在亲友、街坊邻里等熟人社会中（Belay et al，2004；Gao et al，2012）。Grossman & Hart（1986）和Hart & Moore（1990）倡导的“不完备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思想较好地阐述了为什么农地流转过程中关系型合约得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农户是否采用关系型合约则主要受制于信任程度（Siles等，2000；Macours等，2004）。（1998）认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乡土性”，人们以血缘和亲缘维系着稳定的乡土社会，若农地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等熟人之间，此时法律意义上的书面正式流转合约显得并不必要，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构成了农地流转的重要规则。叶剑平等（2010）通过对中国17省份的调查发现，82.6%的农地转出和81.8%的转入并未订立书面正式合约。洪名勇等（2015）通过对贵州三县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农地转入时采取口头合约的比例达到90.14%，转出时为89.89%。刘文勇等（2013）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农户之间信息的高度对称性使农户选择口头合约的交易费用接近于零，因此农户在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普遍存在“重口头、轻书面”现象。与此同时，赵其卓和唐忠（2008）对四川绵竹的调研却发现，农地流转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为主，签订书面正式合约的比重为67.6%。

可见，在中国农村农地流转总体上以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为主，但在不同^域具有差异性。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户流转农地时更多地选择口头非正式合约，而农户又在何种情境下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我国农村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同时，采用对辽宁和江西两省1 628户农户入户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探讨影响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理论基础：差序治理

同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交往）情境下的社会关系不同，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012）。“差序格局”的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以自己为圆心、依次向外扩散的，这意味着自身同他人关系在信任程度上存在着亲疏远近之分。驱动这一波纹的“石头”则是立足家庭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的投影形塑了地缘关系。换言之，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通常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石，并因此催生“差序格局”。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情境中，家庭扮演了社会基本组织这一角色，内化为一种集生产、消费、分配、生活、教育以及情感乃至社会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家族，几乎垄断了内部成员全部的社会稀缺资源，除了土地、货币以及财产这类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地位、声望、名誉、权利以及心理满足等无形的资源。而掌握各类社会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心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同他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程度。黄光国（2010）将这些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依次概括为强关联、熟人关联、弱关联和无关联。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表现为无关联；通过一般的交换和联系后，便生成了弱关联关系；与街坊邻居通过较为经常和长期的联系和了解，构成了熟人关联关系；而血缘和姻亲构成了强关系的生成机理。这种“差序格局”除了是一种道德范式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或格局（孙立平，1996）。

差序格局中，个体之间由于信任关系的不同而对应不同的互动规则：强关联属于情感型关系的范畴，其互动遵守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不仅蕴含情感型关系，还包括工具型关系，适用人情规则；弱关联属于工具型关系，表现为弱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可能仅仅听说过对方但不熟悉，譬如校友、同乡等，不过个体间能够利用弱关联去“套近乎”，使得双方变得较为熟悉，弱关联的主体适用公平规则，对于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较为注重；无关联意味着主体之间是完全的陌生人，同样适用公平规则，但相比弱关联，无关联关系更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罗家德 等，2012）。

不可否认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但在广大农村、在差序格局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壤一直存在（Winn，1994）。时至今日，村落共同体依然表现为熟人社会（万俊毅，2011）。差序格局中，不同的关联关系与相应的治理机制匹配，可将其界定为“差序治理”（高名姿 等，2015）。本文将“差序治理”细分为“市场治理”和“非市场（人情）治理”。无关联和弱关联关系中的公平规则应该通过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将其界定为“市场治理”；强关联关系中的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中的人情规则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因此将其界定为“非市场（人情）治理”。

2.研究假说：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对象涉及不同主体，比如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农户等，农户又可细分为同村农户和外村农户。刘一明等（2013）通过对全国89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表明，7477%的农地流转给了亲友邻居，因此中国目前的农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关系型流转”的特征（罗必良等，2013）。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根据流转对象的不同，可将农户的土地流转分为四类，即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转给外村农户、转给同村农户以及转给亲友（见图1）。

以企业为代表的规模经营主体，一般与转出农地的农户互不相识，因此体现为无关联关系。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双方均更倾向于书面正式合约，流转租金在这四类主体中也是最高的。农户若将农地转给外村农户，体现为弱关联关系。一般的，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这里的“外村”是指自然村。一般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外村是指流转给本自然村以外的农户，“本自然村”与“外村”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也佐证了这一论断。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常同属一个行政村，因此其关联程度要强于“无关联”；但与流转发生在同一个自然村农户内部所呈现的“熟人关联”相比，其关联性又相对较弱。，因此，可以通过“套近乎”等方式建立起联系，但与本自然村内部的流转相比仍然缺乏信任，流转双方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来约束双方行为，流转租金一般低于流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在无关联与弱关联关系下，流转双方是一般交换的关系，宜采取市场治理范式，用签订农地流转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正式制度）约束双方行为。

当农地流转发生在同一自然村内部时，在熟人关联情境下村民之间信任程度较高，由于人情关系、名誉和声望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有较大的约束力，因此通常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方式，且同村内流转的租金一般高于亲友间流转。亲友之间具有血缘以及亲缘关系，属于强关联，农地很多时候是免费给亲友耕种的，与村内流转相比，农地转给亲友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可能性更大，租金也较村内流转更低。与市场治理不同，熟人关联及强关联中，由于双方遵循人情规则，在血缘、亲缘、地缘以及声誉、名望等非正式制度的情境下，农地流转时更倾向于采取口^非正式合约，因此更适宜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

研究假说：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与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与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市场治理范式，采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本文讨论的合约方式分为书面正式合约和口头非正式合约两种。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除这两种合约方式外，还存在第三种证明及非规范书面协议（也称书面非正式合约，指农户间私下签订的在法律意义上不具有效力的书面协议）等方式，本次对赣、辽两省农户的调研中这两种合约为38份，但不管将其划分到书面正式合约还是口头非正式合约都不科学，且数量较少，因此这两种合约方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5年1―8月在辽宁、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共涉及15个乡镇、56个行政村的1 700多户农户，其中有效问卷1 628户。结合农民收入水平、水土条件、地理位置等差异，选择以下四县区（市）为调研点（详见表1）。为保证样本随机性，四县区（市）各随机选3～4个乡（镇），每乡（镇）选3～4个行政村，每村随机选30户左右的农户入户调查。由于本研究所需样本为发生过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经过对不适宜样本的处理，最终样本包括55个行政村的516户转出户。

注：苏家屯区位于沈阳市郊，是介于城市与农村间的地域综合体；东港市属于丹东市管辖，地处东北亚、环渤海和环黄海经济圈交汇点，具有港口城市特点；丰城市属于江西宜春市，耕地面积达124.44万亩，是典型的粮食主产区；遂川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是吉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工作重点县。

从表2不难看出，当前农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差序治理的特征：当农地流转发生在亲友以及同村农户之间时，农地流转的租金较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也较低；当农地流向外村农户以及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远高于亲友及同村农户间的流转。对流转租金分析，从流向亲友时的167.13元到流向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的463.78元，也逐渐呈现出一种从人情化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征。在违约率方面，在516户转出户中仅有7户发生违约，总的违约率为1.36%，说明违约风险可控，且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违约率更低一些。

2.模型构建

在对农地流转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基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些不容易直接观测到（潜变量），但可以用一些外显指标进行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具体指标值。因此，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差序治理、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四个方面来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是运用统计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进行主体行为分析的统计方法，其对潜变量、测量误差和因果模型具有独特的处理能力。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描述潜变量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为 ，结构方程为 其中，x为外生观测变量，y为内生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在方程中η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3.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内生潜变量为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其取值为1或2，口头非正式合约赋值为1，书面正式合约赋值为2。结构方程模型包含4个外生潜变量，共13个指标，分别为差序治理（转出农地的去向）、农户特征（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资产现值）、农地流转特征（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流转面积）和外部环境特征（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所在村庄道路状况），各变量的解释说明以及预期符号详见表3。

4.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Amos 21.0平台软件进行结构模型验证，一般情况下，CMIN/DF0.85，RMSEA

注：CMIN/DF为拟合优度，NF为非常规拟合指标，GFI为拟合良好性指标，CFI为比较拟合指标，RMSEA为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结构模型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强度。从表5可看出，四个外生潜变量在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上均有较高载荷，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外生潜变量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较强解释力。差序治理在1%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也均在5%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与研究预期一致。作椴钚蛑卫淼目晒鄄獗淞浚“转出农地的去向”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将农地转给不同关联程度的主体时，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验证了研究假说：农户将农地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更倾向于市场治理方式而选择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而转给熟人关联及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则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方式而选择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

差序治理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事实上，除此之外，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也都对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6表明了可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农户特征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并运用正式制度（比如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思想等）来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因此更有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土地。户主若具有党员身份，在农村社会中一般会跻身“精英阶层”，思想觉悟较高、原则性较强，相比一般群众也更容易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农地。

（2）农地流转特征方面，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质量越高，农户获得产出以及潜在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农户在流转农地时最为看重的方面，流转租金是农户可以实际获得的流转收益。在租金较低时对江西、辽宁两省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后，为了避免自己承包的土地撂荒，便将农地给亲戚朋友或者邻居代耕代种，作为回报一般只需每年给予原土地承包者几十至上百公斤粮食，有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农户可能并不十分在意合约形式；但当租金较高时，为了保障自身收益的合法性以及产权安全，农户则更倾向于签订书面正式合约。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存在的违约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越大，因此，相比短期流转，长时期流转更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来约束和规范，以防“敲竹杠”以及道德风险的出现。

（3）外部环境特征方面，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若村干部对农地流转进行干预，农户更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以应对村干部干预。相比承包地未曾调整过的农户，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发生过调整的农户对农地产权更为重视，出于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完整性等的考虑，会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若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有保障，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少雨等自然灾害，从土地上获得稳定性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农户对有水利灌溉设施保障的农地更为看重，将其转出时也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差序治理的分析框架，从转出户角度探讨了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的合约方式选择问题农地流转涉及转出户与转入户两个主体，本研究并未对转入户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中国农村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构了农民群体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其治理，这种局域的信任和关系网络使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格化的倾向；但当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社会之外的主体（比如涉农企业）时，往往又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其公平性往往通过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即采取市场治理范式，而市场治理需要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与之匹配；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强关联及熟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人情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往往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即采取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非市场（人情）治理与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相匹配。基于对江西、辽宁两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方式选择是在差序格局下差序治理的结果。

农地流转的合约方式选择之所以受到差序治理的显著影响，是由于农户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而关联程度又可以通过社会信任来表达，社会信任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化、稳定性的交融与互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契约。同村农户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较高，但对外村农户以及外来的涉农企业等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这种信任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乡土社会相对封闭，随着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边际将不断外移，农村社会信任关系也随之外扩，进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非人格化交易以及合约的规范化进程。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农地社会差序治理的形成源于农户与不同主体间亲疏远近和社会信任关系的差序格局，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合约方式选择深受差序治理影响。在农地流转市场化特征并不明显的情境下，流转时交易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显得尤为重要。熟人社会和乡土情境下的人情交往规则不容忽视，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宜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性而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迫使农户使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是农户综合考虑交易成本、风险、社会信任及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均衡结果，如果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不但削弱了农户的选择和处置权，还将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虽然从理论上讲，与书面正式合约相比，口头非正式合约的稳定程度较低，履约风险较大，但从本次调研结果看，目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比例远高于书面正式合约，且口头非正式合约履约效果良好。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将选择何种合约方式的自赋予农民，当然也需要做好规范引导工作。

总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农地流转等农村、农业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和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农民的行为偏好和决策深受乡土情境中人情关系、社会信任、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语境，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各地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域以及乡土特征的差异，在充分尊重各相关主体意愿及利益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试错权，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本地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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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杨睿；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828；修回日期：20160931

第9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一)深化底层，实地调查和把握“小产权房”的第一手材料

为了将调研工作做细做实，我们在成立调研工作班子后，敏捷与底层地盘所、规划、建立部分联络，先后深化到城区两个区、一个经济开拓区查询调查我市城中村“小产权房”建立的根本状况，偏重点拔取了具有代表性的6个城中村，深化实地进行查询研讨，经过向村委会查询调查，讯问本地村民，查勘房子近况等多种渠道，获取了我市城中村“小产权房”的根本近况和比拟突出的几个问题，把握了“小产权房”的第一手材料。

(二)细化类别，普遍搜集、整治根本数据

经过第一阶段的走访、查询，我们又查阅并参考了很多文献材料，对所调研的对象---城中村“小产权房”的内在、外延逐步明晰。为了包管调研工作的精确性和对实践注销发证工作的指点性，我们将城中村“小产权房”调研的对象明白为在村集体地盘上无规划或超规划建立，销售对象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克不及处理正当产权的房子，包罗在村民自有宅基地上无规划擅自建立、超规划同意建立的房子，暗里租赁集体地盘开拓建立的，以及无地盘、规划、建立手续，在集体地盘上开拓建立的房子，村民在自有宅基地上建立的，知足于村民自住并处理了正当产权的房产不列入个中。依照以上界说和分类，我们分门别类制造了查询表，在城区三个区房管局进行查询，普遍搜集整治我市“小产权房”建立的根本数据。

(三)召开座谈会，听取多方意见建议

在前阶段工作的根底上，为了进一步把握我市小产权房总量、散布、成因、近况、处理对策等状况，我们与市、区两级地盘、规划、建立、城管等部分联络，还约请了市委政策研讨室、质监局、城司、春风公司房产部分等相关部分、相关行业，以及对我市城区“小产权房”问题较为熟习的同志和当地高校正该问题有研讨的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进行认真剖析研讨，普遍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为调研工作的开展、本调研申报的构成供应了良多的参考，起到了十分好的指点效果。

一、调研根本状况

(一)小产权房的概念及特点。

1、小产权房的概念：

我国出台的司法、律例中并没有所谓的“小产权”、“大产权”的概念，只是因为我国土地治理准则的非凡性，才构成了社会上一些商定俗成的说法。凡间把国家颁布给开拓商的房子产权证实叫“大产权”。如开拓商处理正当的立项开拓手续后，处理地盘出让手续并按规则上缴给国家地盘出让金和运用税(费)后，由国家发放给开拓商地盘运用证和房子预售答应证，如许的房子产权较为完好，无其他限制。响应地，把买房者获得的房子一切权称之为”小产权”。普通以为，“小产权房”占用的是集体地盘，依照我国现行司法，这类地盘只能用于农业生产或许作为农民的宅基地，地盘运用权不得出让、让渡或许出租用于非农业建立，它没有产权，有些地域由乡镇县政府发相似于房产证的产权证实文件，又被称为乡产权，乡产权并不组成真处死律意义上的产权。我们此次调研的对象“小产权房”即为在村集体地盘上无规划或超规划建立，销售对象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克不及处理正当产权的房子。

2、小产权房的特点：

从小产权房的买卖价钱和手续看，价钱只要相同地位商品房价钱的1／3至1／2，且没有交纳商品房生意的契税，买卖本钱低。还，房子开拓建立单元因为不存在任何县政府监管，也没有行政机关对开拓行为进行搜检，一旦呈现房子不克不及按期交付、无法交付或其他司法胶葛，买受人得不到司法维护，难以追回房款，存在买卖风险。

从产权性质上看，不克不及处理产权证，仅有运用权，不克不及处理房子产权过户手续，继而激发落户、就业、入学等连锁问题，还小产权房在运用中假如碰到国家征收，买受人很可贵到响应的拆迁赔偿，存在产权保证风险。

从运用看，配套设备不完美，水电气暖无保证，无物业治理或无专业化物业治理公司治理，治理效劳程度低，还有些小产权房未经由正当规划设计、施工审批，建立程度低下，房子质量存在平安隐患。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小产权房”的建立存在很多违法违规的当地，它不只阻碍了国家对地盘资本的正常治理，影响了城乡规划的施行，建设扰攘侵犯了正常的房地产市场次序，损害了本地村民的正当好处，并且一些质量低质的房子也给购房群众平安寓居、安心生涯埋下了隐患，危及社会不变。

(二)小产权房的总量及散布状况

从查询的状况来看，当前我市城区三个区均分歧水平存在违规建立“小产权房”状况，个中：张湾区2063户，建立面积44．33万平方米，经规划审批的仅4．19万平方米；茅箭区1931户，建立面积67．58万平方米；经济开拓区1065户，建立面积12．76万平方米，经规划审批的有1．78万平方米。

从散布上看，首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城市建立已开拓但欠兴旺地域，这些地域既可享用到后续城市建立带来的区位优势，进而带来房子增值空间，又防止了影响城市规划遭到过多存眷。详细散布区域：张湾区成片散布较多，许

多街办、村镇均有小产权房建立，个中以红卫街办牛场村、炉子村，车城街办三岔河村，汉江街办四海新村等较为突出；茅箭区首要集中在新城区建立周边，如新建立的北京路、重庆路、天津路等沿线；经济开拓区首要集中在工业园区周边。

(三)构成缘由

1、司法体系体例缘由。我国存在两种地盘一切制：全民一切制和劳动群众集体一切制，《地盘治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则“农民集体一切的地盘运用权不得出让、让渡或许出租用于非农业建立。”《房地产治理法》第八条规则“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一切的地盘，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地盘后，该幅国有地盘的运用权方可有偿出让。”1999年第39号文件要求“严禁不合法占用农民集体地盘进行房地产开拓……农民的房屋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同意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地盘建房屋，有关部分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置的房屋发放地盘运用证和房产证。”国家的司法、地盘一切权体系体例限制了小产权房进入正当范畴流畅，然后决议了当前小产权房固然在各地遍及存在但都不克不及正当化。

2、经济好处缘由。随着我国城市化建立的不时推进，城郊的经济也敏捷昌盛，很多本来的郊区曾经和市区没有太大差异，在这些当地相同堆积了很多生齿，构成了新的经济中间。然则，这些当地的地盘性质仍然是乡村地盘，关于村集体和村民来说，与其让地盘闲置或进行耕种，还不如租地(房)或卖地(房)赚钱。关于城市居民来说，小产权房的售价廉价，与正轨商品房的昂贵售价比拟，具有很大的引诱。特殊是城市中低收入阶级和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国家现行的住房保证机制不健全，他们享用不到住房借款政策，无力购置商品房，但又要知足根本生涯寓居需求，即便明知购置小产权房存在宏大的风险也在所不吝。关于开拓建立方来说，开拓“小产权房”再行出售也可牟取经济好处，小产权房的开拓建立构成了村集体、村民、开拓建立方、购房产均可获益的场面。恰是一起的好处差遣不时地为小产权房建立火上浇油。

3、城市建立缘由。近几年随着我市城市化程度的不时进步，城市局限不时拓展，城市建立力度加大，几条衔接贯穿城市新旧城区的道路接踵开工建筑。在道路建筑进程中，需求集中安顿很多的沿线集体经济组织居民，因为道路建立工夫紧，搬家安顿时往往存在规划建立手续不齐备、少批多建、安顿房变相开拓的状况，一方面掉地村庄、村民为取得超额补偿谈前提、提纲求，另一方面县政府为顺畅推进建立项目标开工建立，采纳了妥协的立场，招致了小产权房现实上很多存在并不时发生。

4、行政监管缘由。早期小产权房建立未惹起县政府及相关本能机能部分的足够注重，县政府部分未实时实行职责，监管缺位，甚至为促进新乡村建立采纳了听任、鼓舞的立场，招致小产权房建立如雨后春笋、愈演愈烈，虽然近两年因小产权房建立激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惹起了当地县政府的高度注重，我市也进行了集中清算、进一步标准并严厉了监管，陋习模成片建立的状况获得了节制，但已构成的情况仍无法获得有用处理。

(四)处理思绪

当时，小产权房问题亟待处理，但妥帖处理该问题却存在着极大的妨碍。一是存在司法妨碍，我国城乡二元地盘一切准则的划分和集体地盘上市流起色制的缺位是不克不及逃避的根底性司法问题，等待国家经过立法来处理这个矛盾带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存在经济妨碍，小产权房的正当化必定带来征地费用、地盘出让金、相关税费无法落实的问题，终究若何为这一系列费用买单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三是轻易激发社会矛盾。处置小产权房问题触及到县政府、村集体、村民、购房户等多个好处主体的好处博弈，稍有偏向极易激发矛盾抵触，影响社会不变。

对小产权房问题的处置有些当地都在具体叫停、严厉监管的根底上采纳了必然的办法，如西安对局部违规建立小产权房进行了强迫撤除，对违规开拓商、建立单元进行了严厉处置，郑州开展了集中查处举动，广州对小产权房定性为违章修建，甚至有些当地开展了对乡村地盘流转实验、试点，但大大都地域对存量小产权房的本质性消化处理仍逗留在张望阶段，处理小产权房问题必需统筹农民、城镇居民、县政府、开拓建立各方好处，依托司法，依托政策，截断增量，消化存量，采用稳妥扎实的办法正当、合情、合理的处理。

二、注销机构需求做的工作

1、进一步加大产权注销政策宣传力度。有些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司法认识淡漠，受经济好处差遣，在本村集体地盘上建立房屋楼，私自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销售，并且“小产权房”开拓工程多承包给实力不大的小修建商，房子质量问题习以为常，不只给购房者带来房子无法注销的风险，还能够形成人身财富损害等更严厉的结果。要鼎力宣传国家房产注销的司法、政策，进步城乡居民产权认识，降低群众购房风险，维护好广阔人民群众的基本好处。年6月18日，建立部宣布《关于购置新建商品房的风险提醒》明白透露表现：不答应集体地盘上建立的房子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销售，城市居民购置在集体地盘上建立的房子，不克不及处理房产证等正当手续。年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严厉执行有关乡村集体建立用地司法和政策的通知》，明白指出乡村房屋用地只能分派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获得乡村购置宅基地、农民房屋或“小产权房”。单元和小我不得不合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一切地盘搞房地产开拓。乡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面积不得超越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则的规范。乡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请求宅基地的，不予同意。

2、开展结合法律举动，依法打击违规开拓、销售行为。结合地盘、城监大队等部分开展结合法律，依法查处、打击违规开拓、销售“小产权房”的行为，然后割断小产权房消费环节，维护好房地产市场次序。协调有关部分增强在建村民房屋治理，提早预防“小产权房”问题繁殖漫延。关于曾经建成的村民房屋，违规向外出售的，必需按照司法严厉处置。关于各个环节触及糜烂问题的，依法依规向有关部分反映，追查相关部分或责任人的责任。关于违规购置村民房屋的客户应该追缴不合法好处，并作出应有的经济处分以维护司法和政策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