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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长理论;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原因分析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相对于城市经济,我国的农村经济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农村经济关系国计民生,在此背景下,分析发展农村经济对策,更具现实意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教育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从农村教育角度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丹尼森等新古典学派研究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丹尼森在《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索洛于1957年运用全要素分析法分析了美国上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发展,发现从1909—1949年间美国GNP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了87.5%,而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只贡献了12.5%,因此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
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罗默、卢卡斯等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同意这种观点,岁默从内生性技术进步出发来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经过分析认为:知识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效应,而且能够渗透于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产生递增受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卢卡斯的观点与罗默类似,只是把技术进步换成了知识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是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人力资本比较差异所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对1929年—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定量研究后发现: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平均达到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70%,占国民收入增长的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对于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关系,舒马赫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之所以贫穷,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村的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而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根源。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的智力援助,赠与有用的知识,加强农村的教育。农村教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要培养具有正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完整的人”培养为农村、为人民服务的人。
二、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生产方式传统,现代农业没有大范围推广;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有多种方式,但最根本的还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发展能有力的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1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促进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而要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农民,需要大量的农村人才。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基本科学素质,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对农村科技的快速消化能力,最根本的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其学习、钻研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从而促进农业科技的转化,现代农具的使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需要以下人才:(1)农村综合性人才,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多种专业知识。(2)农村科技人才。农村科技的发展对农业科技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3)农村新型劳动者。适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要求。(4)农村经纪人。农村管理部门与广大农户之间、农村生产者与农产品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
2.2农村教育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农村经济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难以与大市场对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进步慢、农民收入增长缓、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而农业产业化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业产业化能有效解决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商品化程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组织作为农村中的企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中介,需要大量的农村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技术应用人才以及科技开发者,这些都需要教育能够培养出大量实用的农村建设者。
2.3农村教育可以影响农村人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进农村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民少生优生。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土地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因此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对农村人口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村居民将因为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生育意识,少生优生,有效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使我国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得到降低,缓解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促进农村人地矛盾的逐步缓解,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突出,劳动生产率低,需要转移。据统计:2006年底,我国有4.81亿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7.64亿的62.9%,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3.26亿,占全国劳动力的42.6%,而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一般在10%以下。据估计,我国有约1.5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去。如果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这一效应就可使农民生产效益提高40%。
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畅,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居民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工作机会。农村教育在这一进程中将因为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各种素质,增加他们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4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人均教育消费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农村教育消费不足,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抚育子女上学,必然要支付相应的教育费用,这就是消费。消费会刺激生产,消费了教育费用,换取的是劳动者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从经济效果看,农村教育是有限度的消费,但却是扩大了的生产,因此农村教育促进了农民消费,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5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民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使收入弹性降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职业教育能力强,适应各种工作的能力就越强,不容易受到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劳动收入的抗干扰力和抗波动力就更强。特别是相对于目前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劳动者收入的抗干扰力显得尤为重要,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
总的来说,农村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降低农村生育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消费、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等方式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重视农村教育。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舒马赫著,虞鸿均,郑关林,译,小的就是美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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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邱共华,农业剩余劳动力难解[J],当代经济,2005,(2)
河北省“八五至十一五”20年间地区生产总值由896.33亿元增长为20 394.26亿元,翻了22.75倍(未剔除物价指数影响);综合货运周转量由1 520.75亿吨/公里增长为8 070.69亿吨/公里,翻了5.31倍;综合客运周转量由357.88亿人/公里增长为1 172.86亿人/公里,翻了3.23倍。“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完成投资6 431亿元,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容量将进一步扩展,同时又面临不同运输方式间的竞争加剧,各种运输方式竞争发展激烈,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显现。本文采用河北省1990—2009年交通运输与经济统计数据,分析河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以期为制定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战略与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区域综合运输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异地贸易呈蓬勃之势,各种运输方式的业务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年来,综合运输体系越来越完善,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作用日益增强,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综合运输体系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1]罗斯托认为交通运输是随着商业的兴起而发展的,运输网的扩大可引起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随之扩大。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豪伊尔提出运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在《交通运输与世界发展》(1987年)一书中,用37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定量分析认为,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奥地利经济学家E·萨克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对运输业进行了研究,奠定了运输经济学的基础。1996年世界银行在《可持续运输:政策变革的关键》一书中指出,运输是发展的关键,如果没有为工作、健康、教育和其他令人舒适的环境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生活质量就会变差等[2]。国内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另一种是从交通运输学视角进行研究。两种研究利用的方法虽不同,但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一致。主要论述两者关系之间作用关系、投资效应。
总的说来,现行研究中存在以下缺陷:(1)多数研究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省份约三十多年的数据,这些宏观统计数据资料未能深入到交通运输结构,使分析的内容和结果均受到一定局限。(2)我国相关研究的成果分为两类:一是交通运输业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方法或现代方法中使用传统指标体系,对自然环境指标考虑多,经济指标考虑少;二是经济学专业相关学者大多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年鉴》等宏观统计总量数据,关于交通运输数据多数采用了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等,未考虑公路、铁路、航空网络密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经济计量分析特点,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思想,结合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基于VAR和VEC模型的交通经济数据的分析方法。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考虑经济指标、交通总量指标,还将微观网络密度指标统筹考虑,利用换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以河北省交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衡量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为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借此来反应交通运输发展规模,该指标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获取,本文首先把区域内的铁路、公路、内河通航里程加总得到综合运输里程,再根据网络密度定义,得出1990—2009年河北省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①。换算周转量②,是指将旅客周转量按一定比例换算为货物周转量,然后与货物周转量相加成为一个包括客货运输的换算周转量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种运输工具在报告期实际完成的旅客和货物的总周转量,是考核运输业的综合性的产量指标。本文选取1990—2009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并将客运周转量进行调整得到换算周转量代表综合周转量,借此来反应综合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见表1)。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分析
本文将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3],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0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对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得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得到生产总值时间序列、网络密度时间序列、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1,相关数据资料中没有异常值和缺失值。
三、统计结果及分析说明
(一)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动态关系
利用上述数据,设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时间序列为{yt},网络密度时间序列为{xt},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为{Zt}。并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检验水平下原序列{yt}、{xt}与{Zt}均不平稳,且含有截距项结果见表2。
对原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得lnyt~I(1),lnxt~I(1),lnZt~I(1)。传统的VAR理论要求模型中每一个变量是平稳的,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需要经过差分,得到平稳序列再建立VAR模型,但这样通常会损失水平序列所包含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将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变量的协整关系上建立VAR模型。利用Eviews6.0,根据AIC准则与SC准则最小建立VAR模型的滞后期(见表3)。
根据表3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为2,并对lnyt、lnxt、lnZt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
根据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种检验方法表明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尽管经济增长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扰动,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这导致了变量常常会在短期偏离其均衡路径。基于此,我们建立VEC模型来分析其长期和短期因素的影响。本文估计得到关系式为:
其中误差修正项反应了变量偏离长期均衡路径的反应程度。在长期均衡中经济增长变化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与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影响。由于现在的区域经济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系统,因此河北省区域经济的运行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劳动、资本、信息的交换。在这些要素流动中,交通运输发挥着导向和制约的作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交通的可达性和运输能力的扩大性能够促进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塑造城市形态;从短期看,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动分为四部分:(1)受上一年度的综合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影响较大,表明由于运输业产出的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资料的流通壁垒,使得市场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2)受上年交通网络密度增长波动的影响,在河北省的区域范围内网络密度主要受交通的里程长度影响。(3)受上年度的自身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惯性,使得经济发展受自身影响很大。因此研究经济系统内部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4)来自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当经济增长发生短期偏离,系统将以0.06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变动反向调整到均衡状态。因此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通过这种稳定性能够调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短期波动主要受上一期的综合周转量的增长波动以及经济增长波动变化影响,当经济增长波动扩大对网络密度的增长变化影响反而变小。网络密度的短期偏离,系统能以0.07的速度反向调整。短期内上一期经济增长的波动变化并不能增加交通建设规模的引致需求。经济增长的变动对交通运输业的促进作用减少,交通运输的建设主要是以需求为导向,受自身的发展规模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运输需求的认识体现出浓厚的供给主导观念。这种观念在实践中延伸的意义在于以一定的供给条件去对应一定的需求或在一定的供给条件下去研究需求。从运输业,特别是道路运输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一方面交通运输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仍需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非常严峻的运力过剩的现象,产生了严峻的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可见一味地增加各种交通的里程、规模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大幅增长,因此应该对交通线路的节点进行优化、科学管理,使得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增加。只有经济能够平稳增长、工业产值也平稳增加,交通运输的建设才会平稳推进,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促进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先决条件。
综合货物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受经济增长波动与交通建设规模增长波动的正向影响。当经济加速增长会促进货物周转量速度增长幅度。当交通建设规模加速发展时也会使得货物周转的速度提高。这与河北省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作为工业大省,在现有交通运输规模的条件限制下价值量的增加必然通过提高运输能力或者增加平均运距来提升货物周转量。运输业本身创造着巨大的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通过运输业的发展推进生产布局优化,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可大大提高资源效用,增加物质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日趋鲜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运输则是这一发展规律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运输手段的衔接,就不可能出现产地与销地的空间分离,资源与产业的空间分离,只能就产就销。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经济增长推动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条件[4]。
(二)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分析
利用Eviews6.0对VAR(2)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模型特征方程的根均大于1,则VAR(2)为平稳系统。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lnyt、lnxt与lnzt现期及未来各期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1990—2009年间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见图2)。
由图2的第一行三个图可知,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给lnyt变量当期一个标准扰动之后,通过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对当期以后的各变量将会产生连锁变动效应,经济增长对自身的扰动脉冲响应为正,且维持在0.07左右,第七期之后趋于平稳。给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一个正向冲击,经济增长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出现负向波动,第6期之后趋于稳定。当综合货运周转量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经济增长第一、二期响应也为零,第三期后逐渐有个小幅的正向反应,第九期趋于平稳。可见短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冲击时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综合运输周转量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拉升作用,短期内并不明显,只有在中长期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才明显;由图2的第二行三个图可知,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在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在前五期有负的影响,之后却有正的影响,第九期趋于平稳。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对自身扰动项的响应首先为正,之后开始回落,第三期为负的影响,第五期后趋于平稳。当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受到正的冲击时,网络密度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为正的响应,第八期趋于平稳;由图2的第三行三个图可知,当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的冲击,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前二期为微小负的响应,第三期开始有正的响应。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影响时,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对其的响应为负向变化,直到第六期平稳。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对自身扰动的冲击响应为正,随着时间逐步减小,第八期趋于平稳。
在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受到正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对其自身冲击的响应为正,由于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时滞性特点,直到中期网络密度为正向反应,只有经济的长期增长才能促进交通运输建设规模的增长。而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长速度的增加只在中期对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正向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分析
本文继续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其做法是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作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如图3所示对VAR(2)进行方差分解示意图。
(1)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首先,对河北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其自身发展速度,自身方差贡献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这意味着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网络密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在26%左右,说明交通运输建设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较小,在4%左右,随着时间的延长呈稳定趋势。即既要依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并且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利用能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
(2)各变量对交通网络密度的贡献率。交通网络密度受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短期内随着时间减小,中长期在30%左右。在短期、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率在15%左右平稳波动,但在长期贡献率达到24%左右。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加速度对网络密度的方差贡献率近似“倒U型”,在中期影响最大。短期来看交通运输的建设要靠自身的增长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对交通建设规模的直接需求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通过对货物周转量增加的引致需求在中期效果最为明显。
(3)各变量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率。货物周转量的增长波动变化主要受自身波动变化的影响,但是该影响效应随着时间逐步减小,在第十期降到38%左右。在短期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中长期逐步上升,增加到40%左右。短期内网络密度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长期达到20%左右。在短期来看,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受自身影响最大,它与货物重量与平均运距有关,在短期由于平均运距变化较小,交通建设规模的影响具有局限性,而货物运载重量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达到一定水平时,即交通运输能力达到饱和时,其对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不变。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速度带动了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路况的改善使得综合货物交通运输增长速度大幅提高。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和实际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业的引致需求作用不如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规模、合理布局、运输能力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主要受其自身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大,有一个正的拉动作用。网络密度、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远远小于经济增长自身贡献率,河北省为30%左右。因此提升交通运输利用能力,增大货物周转速度可以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具有调节作用。但是交通运输业的大规模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进程。经济的增长对交通发展的引致需求作用并不明显,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冲击后会在中期对交通运输业有个正的影响,短期为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当经济增长波动性为正时,短期内对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作用,但在中期对其有个正的引致需求,这种运输需求与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滞后性相符。经济的增长主要受之前的自身影响较大,因为微观个体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已经盈利的经营模式,但是依据企业生存周期理论,在中长期个体会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因此会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新产品的大量出现,新的区域经济间联系增加,新的需求出现必然要求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提升和结构改变。
(二)对策建议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向供需平衡靠近,但综合运输结构过度竞争矛盾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未来这种趋势如何演变、调控不仅是河北省,也是全国及其他一些省份所面临的问题。根据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既不超前也不滞后,需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规模,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综合利用能力。目前河北省及其他一些省份提出适度超前发展的规划,在适度超前问题上应认真研究和严格控制,充分考虑综合交通运输投资后其效益的滞后问题,以避免过度投资及土地资源浪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很小,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我国有17个省份(包括河北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超过50%,这些省份产业结构普遍偏重,特别是河北省为钢铁大省,产量高附加值低,各省出台系列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货运周转量处于峰值区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货运量将减少,运距将增加,客运周转量处于上升阶段。因此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时也要注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统筹客运、货运特点及走势,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改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与节点和线路的匹配问题,使综合运输系统内部各种运输方式互补共存、紧密协作,“在运输方式的选择上,不能简单地以占用土地的多少来衡量,关键要看是否更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是否更有利于整体路网布局的完善和效率效益的提高”[5];科学规划,对综合交通系统优化升级,提高交通系统的利用能力。铁路、公路、航空建设密切配合,以防各自为政而导致过度竞争。既要考虑传统上的交通可达性、便捷性、时间效率,更要考虑产业结构变化走势和个性化需求,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实现整个运输系统的高效率。
下面是我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创设有效的课堂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欲望的几点做法。
一、利用设置自主探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怎样让学生在教学中主动探索发现新知?在新知识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并通过点拨、启发、引导,促进学生积极思考,让他们自主探究并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使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培养他们善于发现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始终鼓励学生自主地操作、尝试、交流、讨论、质疑、解惑、获取,把问的权利交给学生,把讲的机会让给学生,把做的过程放给学生,尽可能多给予学生自主地、创造性地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在探究过程中,教师要运用多种评价策略,并以自己的神态、动作、语言激励学生,使学生保持探究热情,激发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情感,促其积极自动地参与到探究数学知识的活动之中。下面是我在教学“对数的运算法则”时创设的一个教学情境。
对数函数是运用所学函数知识去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初等函数,对数的运算法则是学习对数函数、研究对数函数性质的基础和工具,因而是教学的重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在实践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把“对数的运算法则”设计为探究性课题,搞了一次“数学实验”:让学生6人一组,利用计算器,自定M、N的值,自主探究lgM、lgN、lgM+lgN、lgM-lgN、lgMlgN、lgM/lgN、lg(MN)、lg(M/N)、lg(M+N)、NlgM等之间的关系,并要求每一个小组的组长在探究结束后代表小组做汇报发言,向大家介绍小组的探究历程,交流实验心得,证明数学猜想。实践结果表明,学生们在“数学实验”中不仅兴趣高涨,而且通过计算、观察、归纳,发现了对数的运算性质,体验了数学发现、创造的历程,发展了创新意识,不仅认知结构得到了发展,而且身心和品质也得到了发展。正如学生自己所说:要“细心、严谨、耐心求真,勇于猜想,敢于实验”,“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所获得的知识更有趣,也更牢固。凡事都应认真对待,不能人云亦云,要自己探究个明白才能下结论”。
通过以上自主探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激发了学生对学习“对数的运算法则”的兴趣,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欲望。
二、利用科学事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用科学事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下面是我在教学“指数函数”时创设的一个教学情境。
在执教“指数函数”时,可以从一则新闻报道引入:2002年7月14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发现的汉代千年古尸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无史料可考证的情况下,考古学家却能测出是汉代千年古尸,考古学家是怎样测量古尸的年代的呢?通过这样的情境引入引起了学生的好奇和兴趣。其实这是根据人体中含有的一种放射性元素“碳-14”衰变速度(每年人体内有0.012%的“碳-14”衰变为“氮-14”)与尸体内的“碳-14”的含量进行推算的。即通过放射性元素衰变的数学模型m=moe-λt,其中t表示经过的时间, m0表示初始质量,衰减后的质量为m,λ=0.012%为正的常数)这种“指数函数”模型来解决问题的。通过这样的情境引入,激发了学生学习“指数函数”的兴趣和欲望,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课堂效率,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利用数学故事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讲故事的形式是非常吸引中学生的,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面是我在教学“数列”时创设的教学情境。
在执教“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时,可先讲德国的“数学王子”高斯上小学时,解答老师出的一道数学题的故事。即:“1+2+3+…+100=?”老师刚读完题目,高斯就在黑板上写出了答案:5050。此时其他同学还在一个一个地加呢。那么高斯用什么方法算得那么快呢?这时学生会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探究欲望,从而引出要讲的等差数列的求和方法——倒序相加法。
关键词: 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免疫组织化学;大鼠;脑干
摘 要:目的 研究大鼠脑干内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对一侧胫腓骨骨折的即刻应激反应及相互关系. 方法 应用细胞免疫组织化学三重标记法观察脑干内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GFAP)、Fos蛋白、酪氨酸羟化酶(TH)在左侧胫腓骨骨折后15,45,90,180和360min的表达变化. 结果 ①一侧胫腓骨骨折后,脑干星形胶质细胞GFAP阳性表达有明显的核团定位.在延髓内脏带(MVZ)、三叉神经脊束核尾侧亚核(Vc)、外侧楔束核(Ecu)、中缝大核(RMg)、蓝斑(LC)、臂旁外侧核(LPB)、中缝背核(DR)、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腹外侧区(vIPAG)等脑区内的星形胶质细胞GFAP阳性,而Fos阳性神经元的分布与此分布基本一致;②MVZ,LC等部位有大量Fos及TH双标阳性神经元,周围有密集的GFAP阳性细胞;③时间点上GFAP与Fos阳性产物的表达均先升高后又降低,前者表达高峰期在骨折后45min,而后者在90min,即前者表达高峰略为提前. 结论 上述核团的星形胶质细胞参与了下肢骨折伤害性刺激的应激反应及其调节过程,且其反应早于神经元,可能主动地影响神经元的活动.
Abstract:AIM To observe the instant stress reaction of as-trocytes and neurons in rat brain stems after the unilateral tibia and fibula bone fracture.METHODS With immunohis-tochemical triple staining method,the expression of Fos-pro-tein,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and tyrosine hydroxydase was observed.RESULTS ①After the nociception of the treatment,GFAP-like immunoreactive astrocytes exhibited clear nuclei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in medullary visceral zone(MVZ),raphe magnus nucleus(RMg),lateral parabrachial nucleus(LPB),locus nucleus(LC),dorsal raphe nucleus(DR),lateral ventral part of periaqueductal gray(vlPAG).Fos-like immunoreactive neurons had the similar distribution pattern.②There were many Fos and TH immunoreactive double labelled neurons in MVZ,LC,vl-PAG,DR,surrounded by GFAP-like astrocytes.③Fos-like(Fos-LI)and GFAP-like(GFAP-LI)immunoreactivity both were increased firstly,and then decreased after the peak time.The peak time of GFAP-LI was earlier than that of Fos-LI.CONCLUSION The astrocytes as well as neurons of the above nuclei or region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stress response and adjustment of the lower extremity bone fracture nociception simultaneously.
0 引言
传统观点认为痛觉是由神经元介导的,胶质细胞只起辅助作用.然而随研究不断深入,现已证实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AS)能够接受神经元的信息,在AS之间传递,并通过释放谷氨酸反作用于神经元从而对其功能发挥影响[1,2] .目前有关胶质细胞对痛觉反应的研究开始有较多报道,但多采用sc化学刺激物的模型进行研究[3,4] ,对外伤引起的即刻应激反应中AS对痛觉的反应及其与神经元的关系则未见报道.我们采用一侧胫腓骨骨折模型,通过免疫细胞化学等方法对刺激后AS和神经元反应的时间、空间规律及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SD成年雄性大鼠32只,体质量200~250g(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在温暖(20℃)、安静的环境中饲养48h,注意避免非特异性应激反应的发生.
1.2 方法
1.2.1 实验组 将大鼠在清醒状态下造成一侧胫腓骨骨折,分别存活15,45,90,180和360min(n=6)后,用过量戊巴比妥钠(80mg kg-1 ,ip.)麻醉,迅速开胸经左心室至升主动脉插管,以100mL生理盐水冲去血液,4℃含40g L-1 多聚甲醛的0.1mol L-1 磷酸盐缓冲液(PB,pH7.4)先快后慢灌流固定2h,取脑干置于300g L-1 蔗糖中(4℃)直至组织沉底.冰冻切片机连续冠状切片,片厚30μm,分为4组,置于0.01mol L-1 PBS中存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如下:每只大鼠的切片按先后次序分为4组,分别行抗Fos、抗GFAP、Fos/GFAP双标及Fos/GFAP/TH三标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下面以三标为例简述染色过程.切片在0.01mol L-1 PBS中漂洗后,入含3g L-1 Tri-ton X-100的0.01mol L-1 PBS中浸泡30min(室温).依次入①兔抗Fos抗体稀释液(1 3000,Santa Cruz),孵育48h(室温);②生物素标记的羊抗兔IgG(1 500,Sigma)放置2h(室温);③生物素-卵白素-HRP复合物(ABC,1 500,Sigma)浸泡2h(室温).用葡萄糖氧化酶-DAB-硫酸镍铵法呈色.以上每一步骤之后均用0.01mol L-1 PBS液充分漂洗3次,每次10min(下同).显色后,切片继续用ABC法进行抗GFAP染色:①兔抗GFAP抗体稀释液(1 3000,Dako)孵育24h(室温);②生物素标记的羊抗兔IgG(1 500,Sigma)放置2h(室温);③生物素-卵白素-HRP复合物(ABC,1 500,Sigma)浸泡2h(室温).用葡萄糖氧化酶-DAB-硫酸镍铵法呈色.双标后的切片再进行抗TH的第三重染色:①小鼠抗TH mAb稀释液(1 5000Calblochem)中室温孵育24h;②生物素标记的驴抗小鼠IgG(1 500,Sigma)中室温孵育2h;③ABC复合物中室温孵育2h;④DAB-H2 O2 溶液中进行棕色反应.结束3次染色的切片经漂洗后裱片、晾干、脱水、透明,封固后在光镜下观察并照相.抗Fos、抗GFAP单标和Fos/GFAP双标的程序为上述三标法相应的一部分.
1.2.2 空白对照组 大鼠2只,不给予骨折刺激,仅行灌流固定、取材和免疫组织化学反应.
1.2.3 替代实验组 取实验组切片,用0.01mol L-1 PBS分别替代抗Fos、抗GFAP以及抗TH抗体稀释液,按ABC法进行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均为阴性.
2 结果
2.1 动物的行为学变化 左下肢骨折后大鼠立即表 现痛苦,活动能力受限,并出现躁动不安,呼吸加快加深等表现.空白对照组的大鼠无上述改变.
2.2 光镜观察
2.2.1 GFAP单标切片 ①对照组:GFAP呈散在分布,阳性细胞的胞体小、突起细、染色浅淡.仅延髓内脏带(MVZ)、蓝斑(LC)、臂旁核(PB)有少量GFAP阳性细胞;②实验组:GFAP阳性细胞胞体肥大,颜色深染,突起变粗变长,主要集中分布于MVZ内的孤束核(NTS)(Fig1)、腹外侧延髓(VLM)(Fig2)、以及两者之间的中间带上(IRt).三叉神经脊束核尾侧亚核(Vc)(Fig3)、外侧楔束核(Ecu)、蓝斑(LC)(Fig4)、臂旁外侧核(LPB)(Fig5)、中缝大核(RMg)、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腹外侧区(vlPAG)(Fig6)等部位也出现一定数量的GFAP阳性细胞.
2.2.2 Fos单标切片 ①对照组:对照组仅MVZ,LC有颜色浅淡的Fos免疫反应阳性细胞散在分布;②实验组:Fos阳性神经元胞核呈圆形或卵圆形,蓝黑色.其分布与GFAP阳性细胞基本一致,主要也集中在MVZ的NTS和VLM(Fig1,2),在Vc(Fig3),Ecu,LC(Fig4),LPB(Fig5),RMg,vlPAG(Fig6),中缝背核(DR)也有较多表达.
2.2.3 Fos/GFAP双标切片 在上述MVZ(Fig1,2),Vc(Fig3),Ecu,LC(Fig4),LPB(Fig5),RMg,vlPAG(Fig6)和DR可看到蓝黑色的GFAP阳性胞体和纤维密集分布于蓝黑色的Fos阳性胞体及血管的周围,两者分布基本一致.
2.2.4 Fos/GFAP/TH三标切片 可观察到以下几种结构:①Fos+/TH+/GFAP+三标记结构:神经元的圆形或卵圆型胞核呈蓝黑色,周围充满棕黄色的胞质,被GFAP阳性纤维包绕.此种结构集中分布在MVZ的NTS和VLM区;②Fos-/TH+/GFAP+二标记结构:神经元胞核Fos呈阴性,胞质TH染色阳性,周围也有GFAP阳性纤维分布,但比较稀疏.分布于MVZ的NTS和VLM(Fig1,2);③Fos+/TH-/GFAP+二标记结构:深染的胞核周围也可见GFAP阳性纤维.该类型数量最多,在MVZ,Vc,LC,LPB,RMg,vlPAG密集分布(Fig1~6),DR也有散在分布.
2.2.5 阳性产物表达时间的变化规律 对同一部位各个时间点的切片中GFAP阳性产物进行图像分析,发现灰度阈值相同的条件下,阳性产物面积大小(即反应强弱)的顺序为:45min>90min>180min>15min>360min.计数同一部位各个时间点Fos阳性细胞核的个数,则发现同样存在先升高后降低的情况,但最高峰时间推迟到90min.即反应强弱的顺序为:90min>45min>180min>15min>360 min.以NTS为例,统计结果见Fig7.
图1 - 图7 略
3 讨论
3.1 脑干星形胶质细胞与神经元反应的意义 骨折位于下肢,而脑干内许多核团的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都明显表现反应状态,这可能有以下意义:①激活的神经元和AS参与痛觉信息传导.脑干内许多核团都参与躯体伤害性刺激信息的传导及调制.例如传导下肢伤害性刺激的二级神经元胞体就位于Ecu,而Vc与NTS是内脏与躯体伤害性刺激信息传入与汇聚的部位;②作为应激反应调节中枢.MVZ,LC,vl-PAG等核团与心血管活动及应激反应调节关系密切,而骨折时有失血(可导致血容量降低和渗透压升高)和心理应激,故相应核团也会有一定的表达;③相关镇痛中枢的激活.在脑干以中线结构为中心(主要由PAG,DR和RMg组成),是重要的痛觉调制结构,与镇痛关系密切,而本实验Fos阳性神经元和GFAP阳性胶质细胞分布与上述中线结构基本吻合.
3.2 胶质细胞与神经元反应的时间规律及意义 本实验结果显示Fos表达以骨折后90min为最高峰,GFAP虽也有相似的升降变化,但高峰时间却早于神经元,用AS增生显然难以解释.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AS兴奋后GFAP发生去磷酸化改变,分子结构由聚合状态解聚,导致GFAP抗体结合位点暴露所致,但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既然AS兴奋的标志物表达峰值时间早于神经元,表明未必只有传统认为的神经元兴奋后再激活胶质细胞,可能还存在神经元与胶质细胞同时兴奋,甚至胶质细胞兴奋后激活神经元的信息传递模式.
3.3 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密切关系及意义 Re-ichenbach等[7] 发现在视网膜存在以Müller细胞(一种胶质细胞)为中心,与周围神经元密切相连组成的柱状复合体结构,并认为这是视网膜的代谢-功能单位.Grosche等[8] 证实在小脑Bergmann氏细胞突起上存在神经元-胶质细胞交流的结构 mi-crodomain.我们也在电镜水平证实AS突起与神经元胞体、树突或轴突终末之间发生接触,其接触区有膜电子密度增高点,可能就是信息交流的部位,因为在刺激后这种高密度点数目明显增多(将另文报道).另有学者报道在LC自然状态下记录到的AS膜电位与神经元活动是同步的,并相互影响[9] ,因此我们认为以神经元为中心,周围包绕星形胶质细胞,共同构成神经元与星形胶质细胞复合体(neuron-astro-cyte comples,N-ASC).N-ASC能够通过神经元的树突或AS的胶质突从其他N-ASC接受传入信息,另外也可能从血液或脑脊液中接受信息.而各种信息在N-ASC内部的神经元与AS之间交流整合后,可进一步经由轴突传至相应靶区的N-ASC,这就形成了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机制.
中枢神经系统由神经元与胶质细胞组成,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将神经元与胶质细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更准确、更科学地认识和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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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灰色关联
中图分类号:G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83-02
1 引言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进行。McMahon通过对东亚经济全面调查后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亚的突出成就关键在于发展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每个层次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盖莫(Gemmel,1996)通过研究发现,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分别与最穷和中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关系更为密切,而高等教育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Bassanini&Scarpetta在2001年以经合组织国家1971-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工作年龄个人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0.57%。
关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国内学者唐祥来通过借鉴Barro的研究方法和观点,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cas生产函数,选取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显著性。实证表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结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韩宗礼(1990)依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估算出我国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6%。申屠利芬将教育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采用柯布―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浙江省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与正规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作用。沈永跃(2009)选取了2000-2007年河南省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数据,对河南省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河南省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呈中度关联。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地区,不同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为此,本研究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教育层次来探讨教育发展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2 模型的建立
1982年,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了灰色系统概念,并建立了灰色系统理论,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对系统中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量化比较,实际上是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使得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复杂化,而用来反映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不完备,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设有m个时间序列{x(0)1(t)},{x(0)2(t)},…,{x(0)m(t)}(t=1,2,…,n)。n为各序列的长度即数据个数,这m个序列代表m个因素(变量)。另设定时间序列{y(0)1(t)}(t=1,2,…,n)为母序列,而将上面m个时间序列称为子序列。关联度是两个序列关联性大小的度量。一般来说进行灰色关联分析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①确定分析序列。本文中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亦即参考序列y0,自变量xi为比较序列,xi可以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初等、中等、高等)的人口比重。
②将变量数列进行无量纲化。由于统计得到的原始数据,由于数列单位不同或者量纲不同,为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首先将参考序列y0和各比较系列xi的原始数据作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
③求差序列、最大值、最小值。计算公式如下:
差序列:Δ0i=|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小差:Δminminimin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两级最大差:Δmaxmaximaxk|y0(k)-xi(k)|,k表示时间,通常k=1,2,…,n
④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γy0(k),xi(k)=Δmin+ρ•ΔminΔ0i(k)+ρ2Δmin
⑤计算灰色关联度。
γ(y0,xi)=1n∑nk=1γy0(k),xi(k)
⑥结果评价。根据各个数据列所计算出来的关联度,即各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联大小,评价与比较变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并对每个因素与比较变量的关系进行排序,找出因变量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由于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有关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同,是造成许多文献研究同一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灰色系统理论着重研究概率统计、模糊数学难以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等不确定性问题,对数据的要求可以是任意分布。因此,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选取及说明
(1)因变量指标。现有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大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巴罗,1995和李子奈,2002)。本文将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以2001-2007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指标。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中没有同样的统计口径,笔者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选择。
(2)自变量指标。本文以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用来测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方法很多,通过对目前研究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度量教育发展水平。首先将劳动按学历层次进行分类,共分六类:未上过学(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普通中专、技工学校)、大学专科(包括普通大专、高职高专、成人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其次,确定每种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上六类受教育年限分别限定为2年、6年、3年、3年、3年和4年,但鉴于统计资料的可得性,把大专学历及其以上分为一个层次,教育年限为4年。基于统计数据的来源,我们将采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再辅以初、中、高等受教育人口比重指标作为补充。计算方法如下:
x1: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人口×2+小学文化人口×6+初中文化人口×9+高中文化人口×12+大专以上文化人口×16)/总人口
x2: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3: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
x4: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一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的影响存在差异,笔者希望通过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广东省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层次的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排序,以此来分析广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1-2007年广东省GDP数据列y0(单位:亿元),另外由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6岁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x1,x2,x3,x42001-2007年数据见表1。
表1
年份
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xi(k)%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k)%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k)%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4(k)%
国内生产总值(GDP)y0(k)亿元
20018.1939.9814.093.8810647.70
20028.2237.7813.835.1511769.73
20038.1436.4813.465.0713625.87
20048.2538.1313.905.1916039.64
20058.4840.4115.405.8122366.54
20068.5342.0615.095.7026204.47
20078.7643.4616.316.4631084.40
3.3 计算结果
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是DPS11.50统计软件,在处理过程中取ρ=0.5,得到如下关联度矩阵,见表2。
表2
关联矩阵x1x2x3x4y0
x110.964130.962610.740570.64385
x20.9638110.958330.723270.62466
x30.960850.9567610.736650.63202
x40.666480.648540.671310.67368
y00.643850.626390.640680.733711
结果显示γ01=0.64385,γ02=0.62639,γ03=0.64068,γ04=0.73371。
4 结论及展望
总的来说,广东省的教育发展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达到0.64385。从受教育程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来看γ04>γ03>γ02,说明广东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与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关联程度最高,达0.7337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受中等教育次之,受初等教育最小,但中等教育发展水平、初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关联度也较高,两者之间差距不大。可见,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非常接近,高等教育是现阶段广东省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文章虽然从战略的角度对广东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十分接近。广东省现有普通高校153所(包含本科、高职、独立学院和民办学校),其中高职院校88所,占所有高校的57.5%,自[教高]16号将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的类型以来,高职教育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计量高职教育广东省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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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半腱肌-股薄肌联合重建;半腱肌重建;膝前交叉韧带
[中图分类号] R68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0(c)-0075-04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目的是恢复膝关节的稳定性,使患者可以重新做旋转运动,同时无明显的再断裂风险。文献报道骨-髌腱-骨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生物力学强度优于腘绳肌重建[1],故部分学者认为骨-髌腱-骨方式是前交叉韧带重建的“金标准”[2]。但由于骨-髌腱-骨重建术后的并发症很多[3],因此半腱肌-股薄肌4股联合重建(ST/G)的应用逐渐成为主流。
腘绳肌移植的最大影响就是屈膝力量减弱[4-5],这就导致了是否需要移植股薄肌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股薄肌在高度屈曲膝关节时起重要作用[6],另外,在单独半腱肌移植后,股薄肌可发生代偿性肥大,可以部分抵消因半腱肌移植而导致的屈膝力量减弱[7],故只移植半腱肌可以防止屈膝力量减弱,而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半腱肌单独移植相比,同时进行半腱肌-股薄肌联合移植在屈膝力量上没有显著差异[8-9]。理论上,4股半腱肌重建(ST)由于具有更大的移植物直径和更好的生物刚度,可以提供更好的膝稳定性[1],而其最显著的缺点是与骨隧道相比,长度可能不够[10]。
为了验证股薄肌是否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屈膝力量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纳入2007年1月~2012年1月的30例前交叉韧带重建患者,并对其进行了随访和疗效比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运动损伤关节专科2007年1月~2012年1月收治的符合标准的30例患者(30膝)为受试对象,按就诊顺序将其分为两组:前15例患者为ST/G组,后15例患者为ST组。本次研究通过了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核。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重、伤侧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诊断标准
①症状:有外伤史;伤后膝关节肿胀,后可消退;走路打软腿,自觉行走不稳;②体征:拉克曼征(+),前抽屉试验(+),轴移试验(+),膝关节穿刺液为血性,符合其中一项或几项;③MRI显示为前交叉韧带断裂或部分断裂;以上指标以MRI诊断为准。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诊断标准;②两侧膝关节均无受伤病史;③同意参加本次研究,能完成随访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1.4 排除标准
①两侧膝关节曾有受伤病史;②关节软骨损伤程度超过NoyesⅡA度[11];③半月板损伤需同时修复;④病程超过1年;⑤同时合并踝或髋关节病变;⑥不同意参加本次研究的患者。
1.5 手术方法
1.5.1 移植物获取 取胫骨结节内侧3~4 cm长斜切口,显露鹅足,寻找半腱肌4~5个的分散止点,ST组用取腱器套取半腱肌,向近端均匀滑行,同时向远端牵拉,取出半腱肌,测量其长度,ST组长度需>26 cm,ST/G组同时套取半腱肌和股薄肌,同法取出。助手清理残端肌肉,ST组半腱肌两端编织缝合,将肌腱对折两次后,于第1次对折处同样行两束编织缝合;ST/G同样在两束肌腱两端行编织缝合,取两束四股。两组采取同样的预牵张措施,15~20 N力在预牵张器上进行15 min的预牵张。
1.5.2 手术流程 胫骨导向器定位于前交叉韧带胫骨止点处,保留残端,注意导针以与胫骨平台成45°角打入导针,根据已取肌腱的直径选取比其小1 mm的空心钻钻通胫骨隧道。股骨隧道采用“经胫骨技术”(transtibial technique),但在准备胫骨隧道前就已确定了股骨隧道的进针点,以更接近解剖重建。常规骨隧道准备完毕后,测量隧道长度,选取合适长度的Endobutton钢板。ST组于第2次对折处套置Endobutton钢板,ST/G组将肌腱对折1次后套置Endobutton钢板。肌腱针将肌腱带入骨隧道,跷跷板试验后向远端牵拉肌腱,保持张力屈伸膝关节20次,后以金属钉固定胫骨端。所有患者手术均由同一医生主刀。
1.5.3 术后康复 术后石膏固定1周,术后3 d换药时逐步活动膝关节,在1周后膝关节活动度应达到屈曲90°。嘱患者麻醉过后即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术后鼓励患者带石膏下地行走,1周后换支具保护固定,正常行走,但1年内膝关节不可行剧烈旋转运动。
1.6 评价指标
①患者术后膝关节功能评价采用国际膝关节评分委员会评分(IKDC评分表)[12]。②膝关节松弛度采用KT-1000膝关节动度计测量。③患者术后屈膝力量利用Biodex肌力训练评测系统测量[8],随访时均行此评价。测试以坐位进行,均测试两侧屈膝力量。在进行测试之前,患者均行5 min的固定锻炼自行车热身训练。取60°/s和180°/s角速度两个角速度,分别测试其峰力矩及在膝关节屈曲60°和90°时的等速力矩。④移植肌腱的直径,以股骨隧道的大小来确定。⑤由同一名医生用量角器来测量患者术后膝关节活动度,同时进行拉克曼征(Lachman test)及轴移试验(pivot shift test)[12]检查。所有患者均以术后1年为随访终点。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3.0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功能评分比较
所有患者均完成随访,但ST组有5例患者由于术中取的半腱肌长度不足,而改为ST/G移植,剔除出本次研究。两组患者术后1年功能评分比较见表2,其中ST/G组移植物直径小于S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IKDC评分、拉克曼征、轴移试验及KT-1000功能方面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股薄肌移植并不会明显影响术后屈膝力量。本研究采用了Biodex来衡量术后屈膝力量的改变,这种客观有效的测量肌力的方法可以从数值上得到可靠的结论。另外,有学者报道了在骨-髌腱-骨和ST/G移植重建术后可以出现膝关节旋转松弛现象[13],但目前尚无客观可靠的方法来验证膝关节旋转角度的变化,Webster等[14]利用步态分析结果来反应膝关节旋转,其有效性尚有待确定。本研究利用轴移试验来初步的进行评价,结果两组患者间并无明显差异,这也与之前文献报道的结果相一致[15]。对于其他学者报道的术后旋转松弛现象,笔者认为可能并不是移植物类型造成的,而更可能是骨隧道和固定方法不同的原因。两组患者术后患侧的屈膝力量较健侧均减弱,但两组间在60°/s和180°/s角速度下的峰力矩和各个膝关节屈曲度下的力矩均无统计学差异,这也与之前的报道一致[8-9]。由此可以证明,股薄肌移植并不会明显影响术后屈膝力量。
由此可见,在ST和ST/G的选择方面,术后的旋转松弛和屈膝力量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笔者认为,移植物的编织方法、骨隧道、固定方法及术后康复方案均可以影响患者的术后功能。在相关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半腱肌的长度问题,有学者认为若要行ST,则半腱肌至少需取到28 cm[10],而这显然是与患者身高有关,本次研究中即有5例患者由于半腱肌长度不足而更改了手术方式,而笔者的经验是若患者对运动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半腱肌26 cm即可行ST,术后影像证实关节间隙比健侧小,但只要保证术后系统和持久的康复训练,基本不会影响生活。同时,身高的因素也可以部分说明ST组患者移植物直径较大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骨隧道内移植物长度的重要性[16],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即使骨隧道内的移植物长度较短,也不会增加拔出及并发症的风险[17],本次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后者,认为骨隧道内移植物的长度可能并不是影响术后功能的主要因素。
关于移植物生物强度的问题,生物力学研究已经证明了4股半腱肌的生物刚度优于4股的半腱肌-股薄肌联合肌腱[1]。基于更好的强度,ST移植的再断裂应少于ST/G移植,但目前国内外尚无两者比较的RCT。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膝关节稳定方面(KT-1000、拉克曼征及轴移试验),虽然ST组移植物的直径更大,但1年随访期内两组间并无显著差异,且两组间的膝关节功能也无明显差异(IKDC评分)。笔者认为,ST相比ST/G的技术要求更高,在各方面并无明显优势,且对患者身高有一定要求,故本研究并不提倡ST重建。但本研究结果仅为术后1年的初步结果,长期结果需继续观察。
综上所述,ST/G与ST重建膝前交叉韧带在术后屈膝力量及膝关节功能方面无明显差异。基于手术技术要求及患者条件所限,笔者更倾向于ST/G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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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教育 经济发展 经济投入
教育在经济进步和科技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加强教育投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在信息化时代,教育与经济两者之间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互为促进、共同发展。在整体的教育事业发展中,保持教育与经济两者的良性互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两者发展的不利条件,促进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在我国一般处于比较偏僻的农村山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推动民族地区整体的发展水平首先要重视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发挥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民族教育与民族经济的主要内涵
民族教育是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是指对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是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狭义的民族教育则专指对少数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民族经济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一民族社会经济的总称。在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容易受到多种外界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所占比重较大。
二、民族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对任何民族而言,在民族发展的漫长时期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本民族教育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经济发展为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经济保障。同时,教育的完善和进步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教育水平阻碍和限制着经济的发展进步。在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中,两者存在着互为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力不仅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者的素质都有相应的要求。劳动者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首先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水平,重视教育在提升个人能力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民族地区而言,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培养民族人才才能够作用于经济发展,才能发挥人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经济建设和发展对民族教育有着必然的要求,先进的科技和技术手段要求具备高素质的人才,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对教育的投入比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达地区对教育水平和质量的要求远远大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对教育的投入程度关系到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趋势。教育的经济功能体现在教育对整体劳动力水平的促进和提升;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教育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在知识的增值过程中,教育作为中介系统作用于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目前的教育状况与发达的城市地区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较差,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发达的城市地区;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受多种外界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由于其本身发展因素的制约,在教育的经济投入上不能满足当地对民族教育的需求;教学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师资队伍紧缺;整体教育事业比较落后,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而教育投入不足,又制约经济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于教育事业而言,加大教育投入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以人才带动科技进步,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西方教育投资理论认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即国家或者地区对教育的投资越大,人力水平越高,总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对民族地区而言,把握教育和经济两者的紧密联系,要更加重视民族地区发展的区域独特性,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方式,从而以教育为立足点,为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范本。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投资总量呈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教育的投资增长力度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有直观的反映,教育投资对于经济的增长发挥着内在的促进作用。
正确认识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首先应该从根本上把握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要性。国家对民族地区加大教育投入一方面能够带动民族地区重视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的作用体现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长时期的教育投入必然带来经济回报。其次,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本地区的民族教育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普通文化教育,民族地区的教育与当地的历史沿革、民族传统、民族发展息息相关,重视民族教育对发展当地特色经济有直接的示范作用。
在对比分析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正确认识两者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历史因素、国家资金政策扶持以及科技教育投入比重都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教育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中发挥着长时期的显著作用,先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基本劳动技能,教育的比重支出关系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社会宏观层面而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在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竞争中,人力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统一作用于地区整体发展状况,保证地区经济合理平稳发展需要重视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在对教育的投入上要考虑到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统筹兼顾,立足于民族地区当地的经济发展条件,稳步提升对教育的投入比重,做到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有机结合,探索出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教育投入机制,保证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水平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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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教育;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德、美、日、英、澳等国家。此外像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也极为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德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构建出完善、系统的“双元制”教学模式,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的高效发展,同时也为德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在现阶段职业教育中,多数研究工作都强化对政府、社会、院校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很多内容都提及德国的“双元制”培养模式,主要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培养方式的选择、师资力量的培养、课程内容的设计等内容,同时在美国的社区学院教学中,对于美国高等教学行业的大众化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学院中,将其和高等职业教学进行对等处理,指出了其在基础上立足在社区服务之中,要求学校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结合市场和学生的需要,构建出灵活多变的培养和教育模式,这也是现阶段需要我国借鉴的方面。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针对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针对教学过程中的经费、师资、材料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结合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要求政府应该重视其在政府职能、市场化需求等多方面原则进行分析和探索,力求为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重要的补充和便捷。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对于高等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取得高速的发展,因此对于高等孩子也教育的研究和探析工作呈现出逐步增多的趋势,主要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对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的方法、理念以及模式的介绍和分析。而针对高等职业教育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关系,并没有多少研究内容,因此对于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未过多涉及。随着近年来研究的逐步深入,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具有地区和行业特色,保证人才和布局培养和规划要适应地区和行业发展需求,构建出完善的教育市场,强化“双师型”教学模式的构建,强化校企之间的合作关系。
一主要研究过程
(一)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思路
第一,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文献述评。首先要求两者的关系以时间为主导,在早期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中,逐步关注教学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对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教学经济学以及的理论中,对于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其在在横向领域方面,对于高职教育对于广东省地区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的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从相关之间的机理模式、实证分析以及实现效果等层面入手,总结和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对广东省地区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针对高等教育和广东省地区经济协调高效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首先,结合高等教育的特点,根据所具备的耗散结构特点,在分析其基础之上,总结和探究了高等职业教育与广东省地区经济高效协调发展的外在联系;其次,结合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作用和特点,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在地区的不同发展决断的差异性作用等层面,分析和探究区域经济高效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需求;最后,从广东省地区经济的高效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反向推动作用,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在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演化机制作用。第三,广东省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统计性分析。首先,对广东省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进行统计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职业教育现状和特征分析的前提下,主要从横向对比和纵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分析广东省高职教育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其次,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对目前广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测度分析,再次,在上述分析的前提之下,对广东省高职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进行统计性分析。
(二)本课题研究的预定目标和研究内容
广东省已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并超越香港和台湾,成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经济综合竞争力、金融实力最强省份,并已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广东省高职教育起步早,目前高职院校遍及全省,为广东省经济发展和企业提供了各种技术人才,广东省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为高职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高职院校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技术人才也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经济优化,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问题,例如人才的技术水平和专业水平还有待提高,特殊人才的缺乏,企业为高职毕业生提供的薪资较低等问题,因此,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从理论上讲,同时满足企业的需求和学生的终身职业发展的需求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很难实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究竟如何为每位专业教师设计可行的方案,使他们通过这样的方案让二者受益呢?如何不断完善学校的教育教学模式,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必须进一步探索。
(三)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
归纳分析法:归纳分析方法是将所研究对象的特征以及变化形势进行总结分析的一种方法。在此次课题研究中的许多部分都用到了这种方法,具体的是在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国内外职业教育和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关理论和发展方向进行总结分析。系统分析法:指的是对研究对象的具体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分析,以研究对象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比较分析法:本文不仅对各区域高职教育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进而分析对比了广东省高职教育对经济协调发展所起到促进作用的大小。
(四)研究进程中的成功经验
本课题通过系统的理论和思想研究,从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与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实际的问题出发进行有效的研究,进而能够有效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促进两者至今的健康和谐发展。
二研究成果及其分析
首先,本课题是在严格按照高职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将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的探讨研究,课题研究的结论可以成为主管教育的部门制定相关措施的参考依据。其次,本课题对高职教育和区域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谈论,这些对于高职教育的教学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再次,利用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掌握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不仅能够强化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而且能够促进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之间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三研究结论
广东省的高职教育发展的时间比较早,目前高职院校遍及全省,为广东省经济发展和企业提供了各种技术人才,广东省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为高职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高职院校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技术人才也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经济优化,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问题,例如人才的技术水平和专业水平还有待提高,特殊人才的缺乏,企业为高职毕业生提供的薪资较低等问题,因此,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问题讨论
由于此次研究中研究组的知识水平受到限制,因而会存在一些不足。对于相关数据和指标的收集和选择方面有所欠缺,在分析方面也较为简单;受到字数篇幅的影响,对于诸多因素未进行全面的考虑,没能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具体的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其它结构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高等教育的科研或社会服务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人才的使用问题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全面性、透彻性和说服力。为了确保此次研究的一致性和对比性,根据有关的数据等因素进行全面考虑。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扩大指标选择的宽度和数据来源的广度,以期从更大的研究视野分析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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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的根本途径。以广西地区为例,运用1980-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等技术分析,从本质上揭示广西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规律,并提出实现此二者良性互动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广西地区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教育投资;经济增长;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8-0039-02
1 引言
2012年7月,教育部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央再一次提出“创新驱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各地区要更快地投资教育、发展教育。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其科学技术的创新与长足进步,而教育投资则是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重要源泉,它不但影响着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素质,同时与国家或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教育投资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因为经济的增长不仅能够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同时增强整个社会各方面加大教育投资的能力。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综合素质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形成现状,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与合理利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国最丰富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最优先的发展战略就是大力开发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不断强化教育投资,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全区农业人口、贫困人口、文盲半文盲人口众多,人口整体素质不高,因此,大力投资教育,将广西的人力资源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本以发展经济势在必行。
2 研究现状
教育能够促进区域发展,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就开始认识到人的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并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并将教育的支出看作是一种可以获得收益、得到回报的投资。他认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之后,西方教育投资理论从辨析教育是否是一种投资,逐渐发现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理论则通过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因、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发现并提出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资在人本身的资本。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美国舒尔茨、丹尼森、阿罗和前苏联斯特鲁米林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传统经济理论观点出发,分别用教育收益率法、因素分析法、“干中学”模型和劳动简化法对这一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曲桢森、韩宗礼、沈利生、朱运法等为代表的学者,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分别采用总课时法、劳动生产率法和“沈―朱因素计量法”,就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进行了有特色的研究。靳希斌(1997)证实了我国1952-1978年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20.9%,林荣日(2000)的研究结论是1982-1995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为10.46%,安雪慧(2002)的分析认为,1981-1995年我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16%、10%、12%。也就是说教育投资对经增济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教育与经济的互动不是静态因果,而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教育的投资规模、制度变迁、投入结构、投入方式等,都影响着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进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本文将基于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分析技术来考察广西地区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调联动机制。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教育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投入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在我国,其投入形式多种多样,有政府教育投入、企业教育投入和居民私人教育投入等,因而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众多,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等,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绝大部分。在现代社会,政府毫无疑问是提供教育投入的主体,因此通常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反映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为了较准确地反应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水平,本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财政支出里面广西的教育事业费作为教育投资来源数据,用《广西统计年鉴》中广西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广西教育事业费与广西GDP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定义为LOG(EI)与LOG(GDP),同时,文中引入的1980―2012时间序列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广西统计年鉴》。
3.2 ADF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会导致“虚假回归”,因此要对各个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变量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称为单位根检验,通常使用ADF检验法(扩展的迪克-福勒检验)。
首先,对经济增长即LOG(GDP)使用ADF检验,结果如表1。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教育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即“教育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接受“经济增长不是教育投资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由此可知,在广西地区,虽然教育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却并没有反过来迅速带动教育投资的扩大,二者之间还未形成高效互动的协调反馈机制。这也说明,广西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滞后效应。
3.5 脉冲响应函数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广西地区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知道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因果影响。为了进一步突出这种影响,下面将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随机扰动项的一单位标准差冲击或变化对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以期刻画教育投资变量的随机扰动如何通过系统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
图1是基于VAR(2)模型的一单位标准差冲击所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影响程度,即冲击的力度。虚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图中可以看到教育投资单位标准差冲击对经济增长出现了正效应,并且从第2期到第10期不断增长,第10期的响应值达到了0.12。这说明教育投资的增长使得广西地区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进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并最终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
4 结论建议
前人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双向拉动作用,二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然而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在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虽然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教育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却并没有带来教育投资的有效提高,这说明在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形成高效互动的协调反馈机制,经济增长还远不是广西地区增加教育投资的原因。广西地处我国西南部,经济基础较差,人力资本整体素质不高,针对此种情况,广西政府应该要充分认识加大教育投入对于促进广西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着力改变目前广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完善教育投资的结构和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在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努力形成教育促创新,创新促增长、增长促投资、投资兴教育的良性循环模式,这对促进整个广西地区教育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加大教育投资总量供给
广西教育投资的总量不足已成为影响教育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扩大教育资本供给量。通过扩大教育投资总供给,加快教育投资的理性化和可持续的发展进程,以此来推动整个广西地区经济的增长。
4.2 调整并优化教育投资结构
教育投资的结构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同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从广西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来看,投资结构并不合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众多,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针对这种情况,一要完善九年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提高财政对义务教育投资的比例并保障和巩固边陲县区对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二要调整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结构,增加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4.3 扩大融资渠道,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除了政府通过在财政上扩大教育费用的支出来支持教育投资,各种社会机构、企业团体乃至个人都应发挥各自的力量筹集教育经费,建立教育基金、发行教育彩票等不失为筹措教育资金的良好方式。
4.4 加大偏远地区教育投资,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共同需求,它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投资公平也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广大的农村是社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劳动力的文化教育素质急需提高。因此广西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和边远贫困县区教育的投资力量,这对于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广西经济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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