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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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简析；对策建议

一、法律援助的含义及其起源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护制度。广泛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给在别人需要在涉法事务上得到指导时，而提供的低于常规费用或者免费的专业帮助的事情，狭义上来说来法律援助就是指为不具备聘请律师能力（资格或者经济等原因）的人提供律师服务的做法，法律援助的作用，在于保护那些法律弱势群体的利益，贯彻司法精神。

法律援助制度自五百年前在苏格兰王国萌芽，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诉讼法律援助为基础，涵盖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是属于世界人权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全球范围内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弱势群体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始现法律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显著增多，也催生了更多的弱势群体，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受经济、传统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建设正遭遇着很多瓶颈。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简析

我国法律援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行为，由政府负责。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私人律师、教会、各类慈善团体发起，带有明显的区别于政府行为的公益性质，其产生的基础是基本的道义。但随着矛盾的激化，单纯依靠这些私人的社会组织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弱势群体的诉求。于是国家开始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建立了与其适应的保障制度。

（二）法律援助的受援助对象为相对弱势群体，既包括经济困难者、残者，也包括比如刑事案件中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后一种情况中的受助对象不当然与前一种对象相一致，其可能包括经济情况良好的人员，但鉴于其在国家公权力面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也有必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机构为受助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和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的方法。前者为受助对象“开源”，后者为受助对象“节流”，双管齐下，保证受助人充分享受到法律援助的最大利益。

（四）法律援助的形式有两种：诉讼法律服务和非诉讼法律服务。诉讼法律服务又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服务则主要包括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为起草合同等。

我国国情复杂，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不尽相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大为不同，特别是东部和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法律援助建设有着千差万别。下面以笔者生活以及前期调查走访的安徽省宁国市为例，结合上文所提的法律援助的几个特征，浅析我国目前的基层法律援助现状：

宁国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皖南山区东北侧，东邻浙江杭州，西靠黄山，连接皖浙两省七个县市，市域总面积2487平方公里，总人口38.38万人，全市辖6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五个乡，其中包含一个畲族民族乡。宁国市多次入选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人均GDP居安徽省县级前列。

截止2015年，宁国市在全市各乡镇都已建立了法律服务所，拥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近50人，除此以外，宁国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19个乡镇、街道建立了以保护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利益为宗旨的法律援助数据库。结合宁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情况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 法律援助案件逐年递增。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量明显增加，且增幅较大，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群显著增多。

（二） 法律援助案件类型较为稳定。绝大多数法律援助案件为民事案件，约占到总数的80%，刑事与行政案件所占比例较小。

（三） 受援助对象较为明确。从受助对象的身份来看，老年人、残疾人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妇女和儿童所占比例也较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律援助所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 法律援助点设立分布不均。经济基础较发达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完备，如乡镇企业较多、建有工业园区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成熟，援助点成员较多，结构合理。经济情况较差的乡镇援助点组织机构构建较为松散，人员不齐，经常一人身兼多职，甚至只能一人承担援助点的全部工作。

（二） 法律援助人员配备不足，且个别人员法律知识有所欠缺。法律援助力量薄弱，少量的人员难以承担日渐增多的法律援助案件，导致部分案件被搁置，受助对象的法律权益难以得到及时的维护。部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缺少法学专业教育背景，法律援助的质量参次不齐。

（三） 从业人员待遇不高，缺乏积极性。因为法律援助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公益性质，所以收费较低，导致很多法律人才不愿意加入其中；部分法律援助的服务工作者对待法律案件案件积极性较低，经常搁置拖拉或者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效果较差。

（四） 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法律意识不强。遇到纠纷，老百姓往往第一选择并不是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主要原因有两点：1.多数普通百姓教育程度有限，不能理解法治的内涵和意义；2.宣传工作不到位，普法宣传有待加强，虽然当下各县市都会举办法律宣讲会等普法活动，但有很多与人民群众实际生产生活相脱离，难以引起群众共鸣，导致群众参与性不高。

（五）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狭窄。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残疾人、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范围内，这主要是受法律援助资金的限制，接受法律援助的条件较为严苛，导致很多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公正与实效。

三、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是政府的行为，是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制度。为了使法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结合以上所述法律援助存在的缺陷，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程序。规章制度和规范程序是法律援助的基础，健全法律援助必须先夯实这一基础，将法律援助制度化。这里所说的制度化既包括法律援助财政资金投入的制度化，也包括从业人员的制度化。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可以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建立健全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同时，引入社会力量，拓展资金来源渠道。至于人员的制度化，要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吸引更多法律专业人才，落实他们的编制问题，坚持一人一岗，落实人员责任。

（二） 加强法律宣传。广泛开展普法进校园、普法进社区等活动，也可以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运用多媒体、多平台进行宣传，拓宽渠道。

（三） 把握个案平衡原则，既要严格把关，严格审查受援助对象的条件是否合格，也要针对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适当予以变通。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在践行法律援助的基本内涵。

[参考文献]

[1]郭威，施卉.浅析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第2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到2011年间，政府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都在保持平稳小幅增长。从2010年开始，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与受援人数大幅增加，2011年老年人受援人与2006年相比增加近一倍，所占比重多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一）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经验

《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并规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较成熟、财政保障充足的省份，已经认识到仅用经济困难一个标准，无法容纳进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对特殊人群法律援助的探索，根据各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实际做法，总结了如下几条共同经验：

1.降低门槛，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明确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事项的特殊主体，不受经济困难标准约束。如河南省规定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浙江省对低保老人不受援助范围限制、不分案件类型给予法律援助，对高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除经济困难审查。

2.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老年人维权，市、区（县）、街（乡）、居（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建设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各级老年人法律援助中心19909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达135704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下设老年法律援助工作站，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设立老年维权岗，指派专人从事老年维权工作。

3.简化申请程序，开辟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人予以优先接待解答，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老年人优先受理，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理后优先指派办理。多省对行动不便、高龄、空巢老人以及患病残疾的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上门服务。

4.加强宣传，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志愿者不定期进村（社区）、敬老院等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在老年人活动集中的场所设置法律援助宣传栏，介绍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发放法律援助联络卡和法律援助宣传材料。

5.对涉及赡养、婚姻、家庭暴力等家庭内部案件，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尽力采取劝导、调解等非讼方式解决，促进家庭和睦。

（二）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现存问题

虽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方面有很多经验，但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太大，法律援助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明显，总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的确定取决于政府法律援助的供给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以资金源为条件，设定法律援助资格条件。《条例》为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设定了下限，具体实施还要依据各地（省、区、市）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补充规定来执行。各地规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地方财政的保障能力。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当地领导对于法律援助事业重视程度高，经费保障充足，对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就比较宽泛，针对特殊群体也有优待政策，反之可能连法规规定的援助范围内的群众都不能做到应援尽援。同时，财政经费的不足也导致办案补贴标准过低，给承办人的补贴甚至不能覆盖办案成本，影响了援助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案件办理质量。

2.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加强。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完成受理、指派之后没有继续跟进案件的办理情况，对于案件办理质量不了解，一些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自身的收费案件很多，事务繁忙，对于援助案件没有热情，投入的时间精力很有限。

3.法律援助与社会救助、司法救助等机制衔接有待改善。有些法律援助案件同时需要社会救助，比如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案件，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临时居留场所；患病、受伤的老人，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医疗救治；但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仅凭法律援助机构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受援人的上述困难。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在有关部门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但现实生活中，诉讼、仲裁、鉴定费用一般是缓交、减交，很少有免交的情况，特别是鉴定费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即使缓交、减交也负担不起。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缺失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效果。

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一）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实施状况

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三年援助的老年人案件通过审核14906起，占项目援助通过案件总数的13.2%。其中，2009资金年度通过审核的老年人法律案件为3605起，占总数的13.2%；2010资金年度为3742起，占总数的13.4%；2011资金年度由于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资金总额由5000万增至1亿元，老年人案件数量也随之增长了一倍，为7559起，占总数的13.0%。三年来为老年人案件补贴239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7%，为老年人取得利益或挽回经济损失6.89亿元，其中2011年度为老年人案件发放补贴121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5%，为受援人挽回损失4.21亿元。从实施单位类型上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实施15146件，占总数的96.6%；民办非企业实施202件，占1.3%；律师事务所实施120件，占0.8%；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实施166件，占1.1%；直接资助办案单位实施29件，占0.1%；高校社团实施22件，占0.1%。从承办人类型上看，法援机构工作人员办理的3070件，占总数的19.6%；社会律师办理5138件，占32.8%；基层法律工作者办理6670件，占42.5%；社会组织和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806件，占5.1%。从案件类型上看，民事案件14623件，占总数的93.2%；刑事案件271件，占总数的1.7%；行政案件151件，占0.9%；刑事附带民事案件575件，占3.7%；执行案件67件，占0.5%。从案由类型看，赡养纠纷4123件，占总数的26.3%；交通事故纠纷2786件，占17.8%；土地纠纷793件，占5.1%；劳动争议598件，占3.8%；健康权、身体权纠纷575件，占3.7%；继承纠纷541件，占3.4%；离婚纠纷375件，占2.4%。[3]

（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特点

1.明确老年人作为项目资助对象之一，放宽援助事项和援助范围。项目旨在帮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五类特殊受援主体而不是一般贫困者，体现了特殊人群视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资助案件范围从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类型上都比《条例》规定得宽松。具体来说，在案件类型上，老年人多发的案件类型中，赡养纠纷方面，项目资助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等都被纳入；项目也资助离婚等多种婚姻财产、婚姻效力纠纷；在人身损害纠纷方面，项目资助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等多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条例》对这些都无特别规定。在经济困难标准上，项目资助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老年人，即经济状况既不属于绝对贫困、又不能够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夹心层”困难老人。同时，项目对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做了一定补充，规定可以资助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符合《条例》和本省（区、市）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但当地法律援助经费确实存在困难的案件，但此类案件不超过本地区使用该项资金办理案件总数的1/3。

2.多元实施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程度的增加、利益分化的加剧，政府法律援助在质与量上势必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需要社会组织的有益补充。虽然《条例》有规定，但多年以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地位、性质及管理方式一直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多元实施主体为民间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提供了很多经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包括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政府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经费有保障（但不一定充足），机构稳定，实施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形成常态化运作，利用原有的网络化、科层官僚体制，执行能力比较强，管理较规范。其缺点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对特殊群体的倾向性不大，且科层体制较为僵硬，立法、政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不能及时做出回应。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与政府发生纠纷的公民，对于政府机构抱有不信任态度，政府机构的官僚属性与普通民众有距离感。与民间组织相比，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成本较高。民间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专业化，民间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受资金、人员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专门接受某一类人群、某一类事项的法律援助申请，更了解特定类型人群、案件的特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民间组织一般规模比较小，灵活性、创新性较强，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方向，提供新型服务。目前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最主要实施主体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政府原有的机构网络和人员配置，资金全部用于给承办人发放办案补贴，不另外补助实施单位的办公费用，体现了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做事不养人”的项目特征，最大程度地节约了项目实施成本，把资金全部都用在个案补贴上，真正惠及受援人。项目培育、扶植的民间组织也起到了强有力的补充作用。由政府提供常规化服务，民间组织面对特殊群体、特殊案件提供专业化服务，多种服务主体提高了弱势群体了解并利用法律援助的机会。

3.严格办案流程，确保案件质量。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法律援助流程有一套独特的规定。在案件受理阶段，对承办人和受援人进行书面的权利义务告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项目实施单位、案件承办单位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在案件办结后，要定期回访，检验受援人满意度。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流程也促进了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管理的规范化。项目的回访制度、补贴发放方式等管理方式也被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常规工作时所采纳，项目制责任具体化、流程规范化的优点带动了法律援助机构日常工作的发展。

（三）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

1.增强实施主体的专业化。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都有专门的社会组织作为实施单位去承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案件，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尚未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主要还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些老年人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如妇女、残疾人、农民工），这部分案件由相应的民间组织（妇联、残联、劳动法律援助民办非企业）去承办。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若过多依靠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很难体现项目特色，应鼓励、孵化、扶植一批体现人群视角、擅长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民间组织，或将老龄委系统纳入项目实施主体，依托已有的老年人维权网络，培养一批善于和老年人交流、在老年人法律事务方面有专长、责任心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维权志愿者，开展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专业法律援助服务。

2.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目前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额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在现有条件下，还需不断探索如何使有限的资金资助更多的困难老年人、让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益。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补贴标准和一般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相比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承办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但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个案补贴标准高就意味着能够援助的案件总量相对少。所以，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援助的老年人。首先，应进一步细化《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项目案件资助类型，明确不予援助的案件类型。其次，进一步细化案件补贴标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对案情简单、工作量小的案件降低补贴标准，笔者在北京郊区农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案情特别简单、争议金额不大的案件，仍按照一般标准发放案件补贴。所以，应不断细化补贴标准，根据案件难易程度、承办人付出的劳动划定不同档次的补贴标准，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程度。

三、结论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应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

一般对象是指一般经济困难者，即经济条件达到国家设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确无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法律服务的公民。特殊对象是指因生理、心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陷入贫困状态的社会弱者，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这几类人群的弱势状态是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等特点以及社会条件造成的，与一般经济困难者相比体现出了特殊的人群特征。老年人是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必要性和特殊性。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经济特点造成了其社会弱者的角色，其自身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而依靠自身购买法律服务的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老年人需要法律援助，发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具有必要性。老年人的自身特点也为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保障，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性。

（二）司法行政系统的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虽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系统在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受制于财政、人员，甚至是领导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地区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性。在相当多地区，仍未认识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熟悉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未把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特殊对象加以特别优待。

（三）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烈的人群意识

第3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法律援助 现状 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 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 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 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 社会律师承办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 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

785

706

38

2005年

394

1617

361

17

2006年上半年

259

814

252

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 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 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 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 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 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 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 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 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 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 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 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 编著 《遇事找法—法律援助》 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第4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第一节 关于加强规范性的基本方法

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规范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大多强调采用订立完善法律法规的方式，如：杨钰明等在《法制与社会》上发表的《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文中提出“提升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和“确认高校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学生具有承办案件的资格”①；邹友宁在《教学实践》上发表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一文中指出“在立法方面可以给予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一个通行的标准”②；刘振红在《中国青年研究》上撰文指出“通过相关立法明确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保障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权利。……国家应通过有关法律使其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使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出具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所需的各类公函。”③

笔者看来，通过完善的立法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具有较大困难。首先，无论从主体还是资金来看，我国法律援助资源都是较为紧缺的，只能将资源优先提供给需求最急迫的领域，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进行立法，势必需要开展配套的工作，也势必牵涉司法行政部门的精力，消耗司法行政部门的资源，而司法行政部门所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将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次，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具有其特殊性，其参与主体为在校师生，只能对外开展兼职工作，冒然展开相关立法规范其运作，势必给学校带来新的负担，其间利弊非短期可计较。

但笔者并非不赞同立法，而是认为应当“缓缓图之”，设立双重机制：

首先是立法机制。利用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的规范，建立对外开展诉讼等具有较高专业性且影响较大服务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审批管理制度，使之接受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和资源支持，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取得类似于法律服务所的地位，对该类组织及其成员进行登记并公告，赋予其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

其次是非立法机制。对未能达到上条标准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则交由高校管理，不赋予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也不享有调查取证、会见在押当事人等项权利。该类法律援助组织主要从事非诉讼法律援助事务。

双重机制的设立，有助于激励优秀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建立良性的发展导向，便于公众区分，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多元化。

第二节 关于加强规范性的责任主体

对于加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性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国家还是高校，抑或是其他。笔者认为，首先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已经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囊括其中，那么毫无疑问，国家应当附有责任来规范其各方面的运作。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尽快制定专门法律援助立法，并在民间法律援助部分将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纳入其中从“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援助主体、援助对象、援助范围、援助程序、资金来源管理使用和被援助者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一般性规定”④。

高校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责任。无论从物质保障、资金拨给、专业支持还是协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教育之间的关系，高校都能发挥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而高校所应当发挥的责任，除了上述的四项内容外，还应当包含督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自我完善。

第三节 立法机制中加强规范性的应有内容

自2001年宫晓冰编著《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以来，对于法律援助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随后延伸至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之上，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法律援助规范体系日渐完善的必然趋势，在法律援助法最终出台前，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可以以本章第一节所述的政府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等形式制订过渡性规范。该过渡规范以规范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及其人员开展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为目的。

一、援助对象的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订立过渡性规范的首要问题，即具备何种资格、条件的人可以成为法律援助的权利主体，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我国传统理论认为，应当满足“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⑤的条件，但在笔者看来所谓经济贫困者和一些特殊案件当事人，并不足以涵盖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采用社会弱势群体更加恰当。所谓“社会弱势群体”，并非仅指经济困难或身体残疾，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国际社会政策界对其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阻碍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⑥对其简单归纳，即：经济贫困，或者基本权利得不到体制保障，或者兼而有之的易受伤害的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权利贫困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特征，所谓权利贫困，是指“一国公民由于受到社会法律、制度、政策等排斥，在本国不能享有正常公民权利或基本权利得不到体质保障，即根据制度和法律，是合法的不平等”⑦比如当今的美国华人，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并不贫困，但因受到主流社会排斥，在很多方面不能享有一般民众的平等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在援助对象的具体界定方面应当多方面考虑：

通常认为援助对象应当满足经济、案情的条件。经济上的条件指的是：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物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是公民成为受援对象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这里应当注意我国的区域生活消费的水平差异较大，针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标准的设计不应笼统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困难标准，而是充分考虑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加以制订。案情上的条件是指申请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群益受到侵害，或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确实需要法律帮助。如果却以本身不存在或毫无实现之可能，那么提供援助就成了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必须就案情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尤其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资源原本就比较稀缺。

但除上述两项条件之外还存在特殊情况，即特殊对象，在此参照我国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4条“因经济困难以外的其他原因⑧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笔者认为在制定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过渡性规范时，应当将特殊对象的范围予以扩大：对身体、精神、文化等方面处于艰难无助状态的人纳入，并且并不限定于刑事领域。

二、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界定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与其他种类的法律援助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援助的主体不同。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根据本章第一节关于立法机制的描述，势必需要加强对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一）关于援助主体的资格审批

参照第三章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的典型实例，不难发现，无论其模式如何，较为成功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均要求通过司法考试者方能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

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法科学生观念中的法律体系梳理和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一名法科学生参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所应达到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法律援助提供主体的资格界定，应当以通过司法考试为标准。这也避免了司法行政部门另行制定审核标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这样规定就意味着能够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援助主体应至少是本科四年级。是否大二大三年级就不能从事诉讼法律援助服务了呢？事实上，一些优秀的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尽管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但是应对一般的小额民事纠纷已经绰绰有余。笔者认为，由于标准另行制定和实施的成本过高，完全可以实现优秀个例通过自行开展的公民开展诉讼服务。只不过相关责任只能自行承担。而以司法考试为标准，事实上是期望研究生、本科生能够结合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如同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一般，同时还能延长运转周期，有利于援助组织的稳定发展。

（二）关于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

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资格审批应当分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年度登记和撤销登记三个部分。

注册登记、年度登记均需对其实际业务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进行审查，确保其具有持续对社会公众提供稳定可信的法律援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衡量，应当主要从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来综合体现。人事情况，主要审查指援助组织的高层人员的稳定性、法律顾问与学生的比例、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比例等。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仅仅从名义上达到了相关比例和数据，因此对于办案数量也有要求，主要指的是对个人最低办案数量、人均办案数量、总体最低办案数量进行限制。变更登记主要是就其人动、地址迁移、信息调整等进行变更备案登记。

在注册登记时应当着重对其内部制度建设、人事情况进行审查，在年度登记时应当就其人事情况和业务情况综合审查。倘若申请注册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通过，年度登记达不到要求的则取消相关资格。

对援助组织和援助主体的双重登记，合法相关证照，并且通过一定形式对外公布，从而实现对立法机制下高校法律援助的有效管理和及时监督。

三、援助范围的界定

根据第三章典型案例的阐述，可以看出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在诉讼法律服务方面仅就民事法律纠纷提供服务，主要出于刑事法律纠纷的权利不对等性、行政法律纠纷的敏感性等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高校学生法律援助诉讼服务应当主要针对民事案件，针对刑事和行政案件应当谨慎对待，因为这两类案件通常具有更高的专业要求和更强的外界压力，风险过高。而就民事案件而言，由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成员相比执业律师仍然具有实务经验缺乏、专业程度较浅的短板，因此在范围限定上，应当有所限额。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

关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查，应当区分对待，对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开展：各地方政府法律援助中心下发适用所在地区的一般标准，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严格按照标准审查决定，对于超出一般标准，但援助组织认为确实应当援助的，由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审查决定。

同时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直接接受法律援助的申请，并对其进行审查，发现可以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提供法律援助的，则指派给相应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

申请人提出申请，应当按照规定的书面格式填写书面材料，若申请人因文盲或其他原因无法准备书面申请时，可由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人员代为准备申请书，并订立相应的协议和提供人身份证明。除书面申请外，申请人还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包括身份证明、经济情况证明、案件情况证明等。

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审查程序设计，还应包括申请的拒绝与异议程序，许多国家的法律援助立法在原则性的规定了援助对象、范围、条件之后，往往又专门对拒绝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对此，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的规范订立也应继承这一立法习惯，通过概括法和否定列举法的条款更好地对援助的范围和申请时具体实务操作进行确定。异议程序，则是为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救济渠道，主要包括异议时效、异议决定机构等。异议时效应当充分考虑相应的诉讼时效，建议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5日，民事法律援助申请拒绝后的异议时效为10日。异议决定机构方面，对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拒绝提出的异议的决定机构应当为其隶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对地方法律援助中心提出异议的决定机关为确定该援助中心的司法行政部门。

五、法律援助的实施

（一）接受指定和分配的法律援助的实施

接受指定，指的是接受法院指定辩护。尽管目前我国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尚不能普遍从事刑事诉讼，但是随着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加强规范其规范性从而促进其发展之后，高校学生法律援助完全可以开展一定的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在确定指定辩护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时，应当遵循以地域管辖为主、承办案件的援助组织与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从而便于援助组织和援助人员就近调查就近参与诉讼。

接受分配，指的是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下辖的法律援助中心在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将部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分配给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的情况。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作为多元化法律援助体系中的一元，当出现法律法律援助中心案件过多，负荷过重时，理应发挥其多元化作用，在共同上级部门的协调下分担压力。当然，这种分配，也必须经过援助申请者的同意许可。

（二）法律援助的指派

援助组织在接受指定、分配或接受申请人直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案件时，应当及时指派援助人员实施援助，与受援人签署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援助案件，应向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有关行政机关提交援助所指统一印制的公函和文书。

（三）法律援助的撤销

按照各国法律援助法的一般规定，援助组织均有权作出撤销决定，但应对其作出严格限制。首先，在援助的实施过程中，援助组织发现原援助决定因未能完全了解申请人情况而发生错误，或受援人未按援助协议履行义务，或申请人经济状况好转等情况，但发现以上情况的法律援助人员，负有及时向援助组织报告的义务，不得自行拒绝或终止援助，只有建议权；其次，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院发现受援人违反相关援助规定，不符合法律援助标准或以欺诈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在进行法律程序时作出不恰当行为的，可随时提出撤销援助的建议或决定。一旦发生援助撤销，则根据援助组织与受援人的协商，或为承办人员从案件中退出，或为继续办理，但由当事人支付所有的办案费用并且比照律师收费标准付费。

（四）法律援助的监督

法律援助的监督主要指对援助人员具体案件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对援助人员案件办理的一般过程、当事人的情况变化设计可能撤销援助或更换承办人员的情况、援助人员对有关诉讼项目的增加及费用扩大的情况、法律援助结果以及工作态度反馈等情况的监督。监督主体分为援助组织及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具体方式可以分为：①援助人员向援助组织定期履行报告义务；②援助组织其所隶属的司法行政部门定期进行汇报；③接受受援人的随时报告。

（五）费用的结算与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目前主要包含法律援助基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和少量的社会捐助。参照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通过注册登记并享有一定权利的高校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其资金来源也将与之具有相似的结构。关于费用支付，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实践中，大多采取一案一结的方式，这也符合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之前的工作习惯，同时便于资金的及时流转。（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杨钰明等，论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8（下）

② 邹友宁，大学生法律援助事业研究报告[J]，教学实践，2009-10

③ 刘振红，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8-3-5

④ 程捷肖伟，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之现实困境与改革对策[J]，宜宾学院学报，2008-3，第3期

⑤ 具体请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

⑥ 万闻华，NGO社会支持的公共是政策分析：以弱势群体为论域[J]，中国行政管理，2004，第3期

第5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一）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界定

1.含义

所谓群体性上访事件，是指由多个民事主体组成的当事人，为了个人、法人、群体的一些共同的利益或目的，以群体的形式到党委、人大、政府、司法等部门上访，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

2.特点

（1）群个体性上访事件涉及的内容呈现多样化。在过去几年里，由于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商业贸易不是很广泛，农村的矛盾纠纷以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使农民的意识不断觉醒，人与人之间的贸易的范围扩大，内容更为丰富，土地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相邻权纠纷、地役权纠纷等与法律紧密联系的矛盾在农村广而见之。所以，农民的上访事件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2）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具有组织性。一些上访者，为了给法院、人大、政府等部门施加压力，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组织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上访事件中，往往会有组织头目，他们把本来没有上访意图的人煽动起来，打着维护他们利益的幌子上访，由于上访的人数较多，所以一般上方都持续时间增长，处理难度加大。

（3）上访的形式多样化。在上访的过程中，大多数的人都会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一旦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对自己不利，那么在他们看来法院的判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等都是违法的，司法行政机关是故意和自己过意不去。为此，一些人情绪极端、行为偏激，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因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出现围攻党政机关、跪访、打标语、喊口号等不合常规的方式，甚至出现群体性的打斗，造成人员伤残，这样对社会的稳定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4）缠访的事件增多。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行政行为是会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失，但一些人在相关部门已经对他进行补偿之后仍然无理取闹，有些人甚至以上访为经常性的职业，在法院、行政机构反复的处理后还是不死心，他们明知道自己无理，但仍然缠访。

（5）群体性上访事件大多集中在土地上。据相关调查显示，每年在上访的事件中，因为土地的征收、征用而引起的上访案件占总上访案件的60%～70%。在农村，土地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收入来源，没有了土地，农民心里会有一种恐慌感，失去了安全感，近几年，征收征用的土地大部分是农村的集体用地，因为征收的程序、补偿、农民的安置等问题不能很好的得到解决，农民只能通过上访的途径，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二）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成因

1.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在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他们没有对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考虑，在他们心中只有小我，只要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认为，上方是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他们认为人数越多取得的效果就会越大，相关部门就会听取自己的意见。所以他们会采取聚众上访，示威游行等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2.一些基层部门采用消极的手段处理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在农村，一些基层组织管理涣散，村干部对自己的利益很是重视，对于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题，大多数的部门都采取消极的措施，在处理问题是常常采用压制、推诿等手段，态度蛮横，对百姓的疾苦不管不顾，他们利用公款自娱自乐，有些甚至把政府划拨给农民的款项都据为己有，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农民理所当然地对基层部门失去信任，基层部门的种种行为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对农民来说，除了上访，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3.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国务院《条例》第十八条明文规定，多数人反应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需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事项，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不超过5人。但对于超过5人的。

（三）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影响

1.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群体性上访往往是事关很多农民利益的事，也是一件比较大的事。农民在基层部门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相互推诿，不采取积极的解决方法时，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基层部门也是无能为力，那么上访无疑是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好途径，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上访，相关的部门能够很好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是督促基层部门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2.能够使基层部门提高办事效率，优化管理体制

基层部门如果对农民房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农民可以向上级部门上访，上访是基层部门政绩考核的一项内容，如果上访事件较多，则说明基层部门在工作效率和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那么上级部门可以责令基层部门在规定的时间里解决相关事宜，督促他们提高办事效率。司法机关在诉讼中通过判决行政部门承担其行政不作为或作为的不利后果的办法或其他途径，使基层部门有一种危机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3.会导致农民对法律和行政部门的不信任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调查，目前，中国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二、法律援助简介

（一）法律援助的涵义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挥和统一协调下，有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服务制度。

（二）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由国家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实施

一般性的组织没有经过国家和政府的授权即使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得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这一机制的设立表现了国家和政府对人民利益的维护。

2.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特定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经济困难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民群众或者刑事案件的当事人。

3.提供法律援助人的特殊性

能够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必须是律师、公证员或基层法律工作者等熟悉法律，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们必须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从他们的利益出发，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则，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4.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保障机制

它是独立于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机制，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为特殊的人群提供的一项保障机制。

（三）法律援助的类型

1.公法律援助

公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当事人指派的律师援助，公法律援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当事人在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必须无偿的派相关的法律服务者为当事人提供援助，维护他们的利益。有关公法律援助的规定也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为人民利益出发设立的，体现了党、司法、行政等部门对农民利益的重视。

2.私法律援助

私法律援助，是指社会律师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形。在遇到一些比较重大或特殊的，有影响的案件，一些律师主动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和强制性的规定，律师可能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也可能想通过一些特殊的案子或者群众特别关注的案子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三、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意义和作用

（一）有利于维护法治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农村中，当事人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他们看来，人越多、声势越大、行为越极端，他们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得到维护，所以在他们的利益遭到侵害时，他们都会采取静坐、游行、围攻党政机关等一些非正常的手段，给政府、人大、法院等上访接待部门施加压力，这样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和政府设立的一项保障机制，是政府解决利益冲突的渠道之一，法律服务者可以通过引导、教化等各种形式使群体性上访规范化、法律化，使他们认清问题的根源，增加他们的法律意识，采取合法的方法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得全体人民的利益趋于一致，协调好各种利益的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需要，维护社会稳定最优的方案就是控制社会，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有序的进行，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仲裁、司法、调节等途径加以解决，经过法定的途径和程序之后，一般都会很好地解决。相对于群体性上访事件而言，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们的利益遭到侵犯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他们只能通过自己认为最好的手段—上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援助的介入，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导航，通过法律援助者的指引，他们懂的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各种冲突和犯罪现象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有利于巩固政权

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多发性，从侧面反应出我国基层政府对村社干部管理不严，工作方式简单；基层组织失信于民，引发农民对抗情绪；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等相关的问题，群众通过上访，能够使基层政府和组织认识到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或者通过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等途径使政府、法院等机构的工作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法律援助的介入，能够更好地促使各项制度的规范化，法律工作者引导上访事件有序的进行节约了社会资源，减少了暴力性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够相信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有能力领导他们，才能够坚定不移和领导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四、法律援助介入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途径探索

法律援助介入事件的路途，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和部门应当直接合作，信息共享，人员互动，组建专门办事机构，专门财政拨款。

第一，由法律援助机构牵头，充分利用本地法律执业人员资源，挑选一批有一定社会影响、办事公道正派、组织和群众信得过的法律执业人员组建一支应对突发性的法律援助队伍。法律援助机构、机构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平时应当加强对援助律师政策方面的教育，加强工作调度，一旦出现，要拉得出，面对各种问题，要应对自如，回答群众问题，要有理有据，做到疏导和维权并重。

第二，联合办公机构要形成一套处置方法和策略。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突发性，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开展法律咨询，用自己所学法律知识解答诱发的各种问题。据调查，目前发生的中，大部分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合理的，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处置突发性时，务必要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群众心态和现场情况，慎重决策。要注意方法的灵活性和策略的多样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三，一旦出现群体性上访事件，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主动介入，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第四，要做好后续保障工作。突发性发生后，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处理好的，有时需在现场连续处置好几天。如土地纠纷、医疗事故、工伤事故造成死人后引发的，死者一天不安葬，赔偿款没有落实之前，警报一刻也就不能解除。

参考文献：

[1]陈琴.案例注释本[M].法律出版社，2012，3.

[2]薪薪.上访村谜语[M].作家出版社，2012，9.

[3]童之伟.体制在中国宪法框架中的合理定位[J].现代法学，2011，（1）.

第6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论文关键词　弱势群体　医疗权益　法律保障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不但使转型前的弱势题的凸显，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降低社会的整合力，甚至有可能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困此，建立一个面向弱势群体的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既是缓解其生活压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社会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弱势群体医疗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研究弱势群体医疗保障困境形成的原因以及从法律的层面来思考探索解决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之道，我国法学研究界，尤其是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研究者们都应当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对于完善我国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行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被保障主体范围不明确

弱势群体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由于多元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弱势群体有增无减，有法可依与有法难依并存，不利于维护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医疗权益。残疾人、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和孤儿、妇女，以及贫困老人，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而对于早已存在和不断显现的弱势群体，人们却各有己见。实际上，为数最多的贫困农民，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者，流入城市并从事危重职业的民工，高校在读的特困大学生等，都是弱势群体的重要成员。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扶助与医疗保障，本来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基础上适时的将其纳入立法的内容和作为调整对象，并在行政规章和司法救济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分别予以资助和保障。不过遗憾的是，却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完成这项工作，相反更多的则是依靠理论上的研究以及某些地方的试验性尝试来界定弱势群体的范围。长此以往，不论是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还是从合法行政的需要来看都是存在巨大隐患的。

（二）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制度体系没有有效建立

1．己实施的单行法与需求之间的缺失从我国现行单行立法的实践看，这种立法不足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到目前为止，我国先后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单行法来保障弱势群体的问题。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使他们融入到社会主体人群中。尽管我国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作了不少努力，但也存在不足。我国多采取单行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立法形式，由于缺少一部统筹性的法律而造成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混乱。

2．指导思想与调整手段的缺失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畸重执政党的政策和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行的行政规章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相对地忽视科学、严谨的国家立法。既不利于国家长远的法制建设，亦与中国加入WTO以后所承诺的法制义务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实践检验的深得民心并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医疗权益保障和其他社会公共政策，应当适时的提升和转变为国家法律。政策太繁又过于空泛原则与极易波动，行政规章过多又缺乏透明度，明显的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

3．医疗保障制度没有有效建立

建立医疗保障制度，推动健康服务公平性的改善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迄今为止，尚缺乏系统、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操作，加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紧张，我国医疗保障处于不规范不系统的状态，只有少数发达省市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度，而且覆盖面小，水平低。有些地方最低生活保障仅只是达到应保尽保的要求，尚谈不上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

（三）社会医疗救助难以及时有效实施

社会医疗救助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一项面向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行为。它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其目的是将一部分生活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的社会弱势群体网罗在医疗保障体系之中，通过实施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支持，以缓解其因病而无经济能力进行医治造成的困难，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增强自我保障和生存能力。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从医疗救助来看，针对的主要是收入极低的人群，帮助他们减轻大病医疗负担，而对那些位于极端贫困人群之上的大量边缘贫困人群和相对贫困人群的关注不够。缺乏统一的救助制度与机制。

社会救助法起草多年仍搁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医疗保障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2002年以来历年的《社会蓝皮书》中，零点公司关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调查表明，对“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的社会关注率基本上都名列前6位之中。医疗保障问题对城乡贫困家庭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因素要占30%至60%，个别地区高达70%。

二、导致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不健全的原因

（一）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不健全的历史原因

1．对弱势群体权益法律保障意识缺乏

我国缺乏对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意识，认为弱势群体就是低人一等，平等的观念不能深入人心，而弱势群体本身也不会去争取权益的保障。《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5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当公民的某项平等权被侵害时，要勇敢地拿起相关的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理论和法律上讲，弱势群体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与其他人一样，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弱势群体处于社会低层。歧视弱势群体的观念意识较为普遍，对弱势群体权益法律保障的意识缺乏，弱势群体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其医疗群益保障也就无从说起。

2．人治思想的长期存在

由于我国受长达数千年人治思想的影响，社会转型期司法体制并没有及时跟进，部分司法人员陈旧的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包括极少数司法人员的腐败，导致了权利弱势人群的最终形成。司法体制的落后和部分司法人员的素质低下乃至腐败，使人们争取权利救济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增高，有些甚至高于救济标的。当人们为维权支付巨额成本不能扭转局面的时候，权利均衡与社会和谐也随之消失，弱势群体的医疗权益也得不到相应保障。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3．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影响也是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之一。中国封建社会特权和等级的传统文化使人们缺少追求平等的动力，大多数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常常自认倒霉，缺少抗争意识。弱势群体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人格尊严时常得不到保障。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资源弱势，他们“远离社会权利中心”，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较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难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社会关系的资源弱势，与弱势群体有密切关系的人，也都缺乏掌握社会权利和社会资源；同时社会声望和职业地位弱势，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和有效的援助。在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弱势群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缺少追求平等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

（二）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1．经济体制的转变对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的冲击

在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没有重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而是十分热衷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人们往往把发展问题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进而又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也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问题，亦即GDP的高增长率。本来，重视经济政策并没有错，但如果同时轻视了社会政策则是极为有害的。因为，一旦失去社会政策的屏障，那么，社会的主要群体就必然地会出现弱势化的情形并引发其他许多社会问题，弱势群体医疗权益得不到保障便是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应当认识到这是任何经济体制转变时期都会发生的，旧有模式在新条件下逐步转变或淘汰的正常反应，而绝对不能简单的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经济体制本身。

2．户籍制度制约了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

由于我国是经济结构是二元经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二元结构。城镇户籍人口可以依靠城镇社会保险，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新农合保障，而城镇的这些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却很难享受到最低的医疗保障，只能成为城镇里的边缘人。导致我国缺乏完善的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别提有健全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制度。虽说有部分省市建立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制度本身内容的不完善，加之这些法律和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这样对流动人口实施与市民有区别的社会保障待遇，严重侵害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也极不利于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

3．弱势群体自身维权意识和能力不足

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数量增长趋势明显。从总体特征上分析，除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这一最明显的特征外，我国弱势群体在以下方面还存在显著劣势：年龄偏大，身体较弱，文化程度低。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低文化导致他们缺乏法制观念，更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由于弱势群体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一旦权益遭受侵害，有的因不知法而放弃维权；有的拿不出维权依据，往往使弱势群体事先不能预见可能的风险而进行自我保护，在遇到权益受损害后往往不知道怎么样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7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普法依法治理、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荆州“壮腰工程”的实施，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如何立足职能, 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

一、服务经济发展, 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的职能优势不可替代

总书记指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在这一点上, 司法行政基层工作正好与之契合, 它所承担的普法依法治理、矛盾纠纷化解、特殊群体管理、基层法律服务等职能, 服务定位、服务对象、服务领域各有不同, 有能力将触角伸及基层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随着经济方式转变的改革创新不断推进, 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的管理、服务、预防、资源优势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和提升。

一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需要司法行政基层工作走向前沿。当今社会已进入各阶层利益博弈时代, 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讲, 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经济方式的转变, 就是要增强对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容纳度, 在全社会建立起矛盾调处和利益协调长效机制。司法行政管理指导的人民调解工作, 适应了调处化解多样性、复杂性、源头性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的需要, 在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遍布城乡基层和各行各业的人民调解组织, 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先遣部队”，通过及时发现调处矛盾纠纷, 促使各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自愿接受并履行调解协议, 既能有效消除矛盾纠纷, 又能兼顾各方利益, 充分体现了中央关于坚持 “调解优先” 原则,更多采用调解方法, 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给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减少阻力，促进经济方式的转型更好的实现。

二是建立诉求表达机制, 需要司法行政基层工作深度参与。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社会成员的维权意识普遍增强, 表达诉求、保障权益的呼声和需求越来越强烈。回应这种呼声和需求, 必然要求从社会管理层面着力构建科学合理、适用于社会各阶层的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司法行政基层工作为这一机制建设提供了通途、搭建了桥梁。通过开展法制宣传, 能够帮助基层政府和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法治观念、服务理念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能够培养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 进而促进基层民主化进程, 实现理顺群众情绪、和谐干群关系的目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积极参与政府管理与决策, 为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当好参谋助手, 能够帮助政府尽量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真正做到从政策源头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是加快依法治国进程，需要司法行政基层工作倾力推进。依法治国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司法行政基层工作包含的普法依法治理、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各项业务, 对于健全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 提高社会管理的法治水平, 都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通过开展依法治理活动，能够让基层干部进一步强化 “法律高于政府” 理念, 学会用法治的观念规范经济行为, 用法治的方法处理社会问题, 实现社会管理由“人治” 向法治化转变。促使政府依法行政, 引导群众依法办事, 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不健康的消极因素，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四是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需要司法行政基层工作密切配合。加强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是确保社会管理有效运行的重要措施。社会矛盾频发和社会积怨增多, 必将导致群体性、突发性事件, 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的多数职能, 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积怨具有特殊功能, 是着眼于利益关系调整的治本措施。比如, 社区矫正对象和安置帮教对象是社会管理的特殊群体, 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创新对他们的管理服务方式, 能够让他们顺利回归融入社会, 夯实社会稳定基础, 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对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具有预防、化解功能, 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 通过整合 “12348” 法律咨询、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资源, 可以为基层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提供平台, 增强政府对社会舆情的研判、预测能力,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

二、理清思路，转变观念，解决好认识误区的问题

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过程中应重点思考的现实问题。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为稳定而稳定，而是内在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建设实践。发展是动力，只有发展才能充分解决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社会才更加稳定；稳定是前提，只有稳定才能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发展才更有保障，发展与稳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二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坚决摒弃就稳定谈稳定的错误作法，督促我们在谋划本职工作的同时，将思想和一切资源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经济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上来，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主动为党委、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制定和施行宏观经 济调控政策，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实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主要经贸洽淡活动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依法解决宏观经济运转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主动为荆州实施“壮腰工程”、服务荆州振兴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作贡献。

三、立足本职，为服务荆州经济发展寻找途径

（一）要在思想观念上适应新形势。 思想观念上适应新形势，是司法行政工作有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司法行政工作虽不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最前沿，但每一项工作都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经济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公证服务、法律援助等司法行政职能，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把软指标当作硬任务来做，司法行政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就能得到充分体现。要积极寻找思路自加压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司法行政工作具有广阔的空间，其作用发挥如何，关键取决于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性如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司法行政机关通过有效履行职能，营造公平、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只要积极寻找思路自加压力，就能较好地找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司法行政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中就有用武之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推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类问题将更加凸现，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的问题将更加繁重和艰巨。就荆州区而言，要解决好涉及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不稳定问题，我们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而对各类热点难点问题，我们必须以攻坚克难的斗志，积极为党委政府排忧解难，必须以优质高效服务，确保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实效。

（二）要在积极履职上取得新突破 。履行职能上取得新突破，是司法行政工作有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要突出工作重点，在履行普法教育、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重要职能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实效。

第一，变墨守陈规为推陈出新，增强普法教育的实效性。抓好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是司法行政工作有效服务地方经济展的重要环节。因此，要紧紧围绕经济中心认真抓好普法教育工作，切实增强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建设实践，力争法制宣传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法治镇（办、管理区）、法治单位创建活动开展面达100%，基层法治创建全面展开。一要以“五五”普法总结表彰和“六五”普法启动为契机，积极开展法律进机关、进单位、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六进”活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的实际，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村村通、互联网、移动通信、法律图书和法制文艺下乡等便捷有效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推动普法向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延伸，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全覆盖。重点抓好专业法律法规学习，真正把法律送进乡村、社区、企业、学校、机关、单位等每一个角落，让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受到法制教育，切实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学法、懂法、守法意识，不断推进依法治区，切实提高执行力。二要围绕重点项目建设，有针对性地宣传涉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尽量预防和减少重点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障碍。三要针对新农村建设，宣传农村土地流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推进依法治村，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序发展。四要根据服务劳务经济发展的法律需求，联合劳动人事部门，利用劳务输出培训、转岗就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机会，选择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区，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引导广大外出务工人员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促进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服务，着力提升法律服务和援助水平。要加强律师顾问团长效机制建设，紧紧围绕“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发展”的目标，主动为党委、政府加强和改革宏观调控，制定和施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发展战略性新产业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依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要巩固和深化“法律直通车”服务机制，为规模以上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开拓新兴市场、开发新型产品、扩大经营规模等提供法律服务，并推动“法律直通车”服务向民营企业和其它中小企业延伸，为中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建议，帮助他们预防和应对法律风险。法律援助是造福弱势群体的德政工程，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要以贯彻落实《湖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契机，不断提高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水平。一要以继续实施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为载体，努力实现应援尽援目标，真正把法律援助办成造福群众的德政工程，让广大弱势群体享受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要高标准严要求完成法律援助任务，严格按照统一受理、统一审查、统一指派、统一监督的“四统一”原则，规范法律援助接待、咨询、申请、受理、审批、回访等工作制度，加强案件质量、归档及经费保障等内部管理，建立监督考核机制，确保全区法律援助案件200件以上，其它援助事项20__件以上。三要围绕重大项目建设开展法律援助，积极通过援助手段为党委政府排难解忧。对推进过程中涉及的涉法问题，要及早引入法律渠道加以解决，避免因纠纷影响到项目进展。四要加大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努力为民办实事。通过建立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信息网络，向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维权手册、发放联系卡等措施，积极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三，变软任务为硬指标，在人民调解上取得 新突破。人民调解是司法行政职能的重要部分，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就是维护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它具有广泛性、综合性、预防性、治本性、主动性、依法性、快捷性的特征。我区人民调解工作要想有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要有新进展：一是在调处基层矛盾纠纷方面要有新进展。及时掌控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的新特点、新动向，切实作到矛盾纠纷底数清、情况明，及时化解各类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在法律工作者介入涉法方面要有新进展。利用法律工作者的优势，积极将涉法引入人民调解程序、非诉讼调解和诉讼渠道，主动向党委政府提出法律建议和意见，防止和避免一般激化为上访或群体性集访。三是在主动介入重大建设项目方面要有新进展。人民调解组织要坚持预警机制，提前介入重点项目建设，抓好矛盾纠纷排查与化解工作。要通过落实责任人、建立联络员等措施，及时为重大建设项目化解障碍。四是在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无缝衔接方面要有新进展。把人民调解作为法律援助的前沿，对未能调处成功的矛盾纠纷，要主动引导群众依法维权。注重从法律的角度对当事人进行教育、解释和劝导，促进当事人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维护合法权益，履行法定义务，自觉依法办事。同时，对成功调解重大纠纷的社会效果和扎实工作的人民调解员，要进行广泛宣传，努力形成“大调解、大和谐”氛围。

第8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法律 调查 教师 学生

一、调查报告的背景

自古以来，法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奴隶时代的奴隶法，到王政时代的君主法制，再到如今的各种成文法典。法律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了。然而对于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又有多大的普及面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往往高速的市场计划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大量的法律问题，如雇佣合同关系的法律问题、劳动纠纷、邻里关系纠纷、物权债权的纠纷、婚姻纠纷、交通纠纷、医疗纠纷、消费纠纷等等，这都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我国努力普法的大前提下，又有多少人能乘着改革的春风，沐浴法律的光芒？基于这个问题，本调查小组便以法律较为薄弱的社区为切入点，开展了对于社区法律需求的调查，以便通过社区这个试验点来提高法学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实践能力。[1]

二、调查活动的开展

开展前，调查小组以网络查询，口头调查等方式对社区法律现状进行了初步的了解，从中发现了社区法律对于需求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分析之后，总结出了社区法律的问题所在。但由于结果显示的不够明确，特设定了有针对性的宣传调查活动。

首先，调查小组对于南宁市、防城港市不同的社区进行了初步的分层（以社区人均收入的不同来分出三个级别的社区），拟出具有针对性问题的问卷调查与宣传方式。其次，寻求指导老师与律师的帮助，请求他们指出对于活动计划的不足以及注意事项。最后则是制定方案，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实际性的活动。例如：发动有兴趣的在校法学学生一起前往各个社区进行法律宣传以及面对面的调查；发放问卷调查给在校大学生，让其携带回家让其亲属填写，在假期过后回收统计；深入社区进行法律宣传与填写问卷。通过这些活动，一能实际的解决社区居民所纠结的法律问题，二是可对法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实际应用能力进行测试。在一系列的普法调查工作结束后，小组回收问卷，进行精细的数据统计以及精准的分析，以便于得出准确的结果，然后总结成文。

三、问题分析

经过调查小组一系列的普法宣传、派发问卷，经回收整理分析后得出如下的结论：

1.各分层的社区居民对于法律认识不同

社区人均水平不同导致了居民的文化程度、法律意识参差不齐。针对这个状况，本调查小组把对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均收入较高，社会接触面比较宽泛的的高档小区。第二是人均收入居中的白领阶层小区。第三是人均收入较低的小区。

1.1针对第一层次人员，调查小组通过在小区里进行视频播放、广播宣传、法律质询以及派发问卷等形式进行调查。在回收问卷分析后得知：该层次居民法律意识较高。大部分人在被侵权时都懂得运用法律进行维权，但由于缺乏专业背景知识，所以对于其中的细节问题并不十分了解，因此操作起来仍然需要律师的协助。这部分居民普遍认为法律是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

1.2第二层次的居民知识面较广，对于法律的认知程度较深，因此对于我国的法律都比较关注。这类层次的居民特征为：对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及近期出台的法规条文比较关注，但具体操作等缺乏专业人士的指导。

1.3第三层次的居民收入普遍较低，且多为体力劳动者，因此对于我国的法律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认为打官司一定要有人脉关系才能赢，法律认识具有局限性。

从上诉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收入水平，导致不同社区对我国法律的认识不一，理解不同。但不一而同，表现出来的都是社区需要法律援助的急切性。

2.社区居委会对于法律问题的解决不一

本调查小组针对上述三个层次的小区居委会进行了总结分析：

2.1第一层次社区的居委会对于其社区出现的法律问题一般都有相对熟练的处理方法，能对部分纠纷做出相应的回答，在解决不了问题时，都会提倡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们认为法院判决大都合理合法。因此，在业主遇到问题时，这类居委会往往更容易配合其用法律方法维权。

2.2第二层次社区的居委会对于出现的法律问题一般先主张调解，当问题不能解决时才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其中部分居委会持厌诉态度，他们觉得通过法律途径，问题会太久得不到解决。

2.3第三层次社区的居委会对于法律问题的解决则倾向于运用丰富的人情道理来解决，常常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法来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显然该类社区的居委会大多有厌诉态度。

总而言之，社区居委会对于所遇到的法律问题都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但不一而同，他们都善用人情道理来解决纠纷，不管时间多久都力争将问题解决。但程度不同的厌诉态度是这三类社区居委会的问题。

3.大学生进入社区进行法律援助的可行性

在校大学法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老师讲解的法律知识和偶尔的模拟法庭外，很难有使用所学知识的途径。当然，部分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和去法院旁听对所学知识进行印证。然而，没有进行过实际应用的知识都不足以弥补对所学知识更深层次的理解。往往大学四年读完后，许多法学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原因之一就是很多法学生很难找到发挥自身所学的平台。经过统计分析，本调查小组认为，在社区中给在校法学生提供一个平台是至关重要的。在回收的问卷中，有75%的居民对于法学生进入社区展开法律服务是持赞成和期待的态度；80%的居民认为大学法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部分法律问题或是提供咨询的平台；65%的居民希望大学法学生能够常驻社区提供法律援助；40%的居民希望大学法学生能够提供热线电话，以此来帮助他们解决法律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社区居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除了咨询居委会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咨询律师，然而咨询律师需要收费。大学法学生进入社区进行法律援助，一方面可以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咨询，制定不同纠纷的解决途径，为社区居民省掉一笔费用；另一方面，大学法学生可以通过社区法律援助，印证书上所学知识，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知识的灵活性，增加他们的实践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谭磊；中国城镇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化转型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年

第9篇：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

一、2016年年度发展规划

（一）深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以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进一步强化主动调解、依法调解理念，打牢群众基础，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一是拓展延伸调解组织网络。巩固完善医患、道路交通事故、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等专业性调解组织，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将人民调解组织向集贸市场、学校等领域延伸。进一步对我县309个村庄和3个社区调整和充实人民调解员队伍，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覆盖了全县309个村庄，覆盖率达到100%。九个乡镇和工业园区成立了十个乡镇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二是突出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开展省级规范化调处中心创建和市级规范化村（社区）调委会创建活动，确保达标率分别达40%和90%以上。大力推进公调、诉调对接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规范化建设，增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三是强化调解员队伍建设。开展“人民满意调解员”评选活动，深化人民调解员职称评聘工作，全面落实个案补贴制度，强化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努力提高调解员队伍调解能力和工作绩效。上半年，全县组织一次不少于三天的调解主任集中培训。四是健全完善矛盾纠纷预警、排查调处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建立积案化解制度，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矛盾纠纷化解率100%。

（二）深化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服务保障民生需求

全系统要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为己任，以法律服务全覆盖、均等化为目标，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让群众“找得到、请得起、信得过”法律服务。一是着力扩展法律服务广度和深度。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积极参与政府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当好法律参谋。深化“一村（社区）一顾问”工作，实现村（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100%，最大程度发挥村（社区）法律顾问服务基层的实际作用。二是提升法律服务工作质效。实施公证标准化体系建设活动，开展预约办证等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公证惠民、便民服务能力。在保证公证质量的基础上，2016年争取办证量同比增长10%。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建立长效便民机制。发挥示范窗口引领作用，加快“12348”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效果。适时调整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健全法律援助舆情信息收集、分析、研判、报告制度，做好农民工等重点对象法律援助工作。组织法律援助律师团成员参加法律服务公益活动不少于6次。注重优秀援助案例的培育，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健全“援调对接”工作机制，提升纠纷解决效果，确保受援人满意率保持在98%以上。三是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深化法律服务机构品牌化、专业化和行业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升法律服务的层次和质量。深化全县法律服务队伍的诚信建设，建立健全全县法律服务人员诚信档案。努力培育高层次律师人才，不断增强律师行业的竞争力。

（三）深化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确保管控安全

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是司法行政工作的硬任务、重担子。我们要加强服务管理、推进社会协同配合，切实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一是学习贯彻《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实现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率达100%。规范使用社区矫正执法和工作文书，建立完整社区矫正工作档案。二是强化对社区矫正管理信息系统和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平台的规范使用，确保各项应用指标全市靠前。推广运用执法记录仪，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强手机GPS定位管控日常管理，落实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特别督查、联合检查等“四查”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工作巡查，实现重点社区服刑人员技术监控率达100%，确保社区服刑人员在管在控。三是协调有关职能部门为符合条件的两类人员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确保符合政策条件的两类人员100%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四）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夯实法治相城基础

明确提出，要让宪法和法律家喻户晓，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要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一主线，创新工作理念，进一步夯实法治相城基础。一是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向新建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地及非公企业、新社会组织等领域延伸。实现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建成率85%以上。建立2-3个企业法治文化阵地示范点，形成企业法治文化氛围辐射效应。丰富法治文化作品创作，增强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继续推进“六五”普法，深化“法律八进”活动，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中小学生、农民工和特殊人群法制宣传教育，并努力做到以点带面、扩大影响，实现全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整体推进。三是积极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不断提升基层民主法治实践水平，努力形成良性互动、普治并举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打牢法治相城建设的社会基础。争取省级达标率达到25%。

（五）深化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提升司法行政发展源动力

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司法行政队伍，是司法行政事业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我们要打牢基层基础建设功底，为司法行政事业不断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一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系统上下掀起学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深刻领会新时期赋予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立足司法行政实际，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突出问题导向，抓好群众路线的各个环节，确保在全系统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推动形成司法行政服务为民的长效机制，不断增强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成效。二是加强政法专编管理。重点做好司法所空编岗位的招录充实和对占编外借人员的清理调整工作，突出解决司法所空编、在编不在岗的问题，确保专编使用率、专编专用率两个100%。适应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等工作需要，加强司法所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提高司法所建设保障水平。三是提升队伍素质水平。围绕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目标，突出行业、岗位特色，有针对性地加强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品牌化建设，逐步改善人员结构，不断提升队伍的素质水平。组织参加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考试和调解员职称评定，进一步增强队伍的执法执业能力。大力培育和挖掘先进典型事迹，充分利用网络、微博等新媒体做好宣传工作。四是深化党风廉政教育。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一岗双责”，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推进纪律作风常态化建设，坚决执行上级加强作风建设各项规定，严格责任落实。加强执法执业质量考评，落实执法执业责任追究制。组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树立司法行政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二、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深入贯彻落实司法部和市司法局“十二五”规划，扎实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事关司法行政事业改革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和谐社会构建，事关我旗民主法治建设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把落实规划工作任务，列为重中之重，切实加强领导。要及时主动地向旗委、政府请示汇报，争取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规划的实施工作，各相关业务部门要分工配合，紧密协作加强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工作，及时把握规划实施进展情况。

（二）切实加强学习提高。

全旗司法行政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对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要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准确认识“十二五”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司法行政工作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的本领，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务实创新的能力。

（三）强化司法行政宣传与理论研究。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成效，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奉献精神，进一步树立好司法行政的社会形象。紧紧围绕司法行政中心工作开展理论研究，认真研究司法行政工作中带有全旗性、指导性、方向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加强对信息工作的宏观指导，健全信息工作网络，完善信息工作制度，促进全旗司法行政整体工作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不断推进调研工作，制定调研工作计划，确定重点调研课题，建立优秀调研文章奖励制度，加快调研成果的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