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学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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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2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学术刨见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4，(1)．
第3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中华民族智慧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并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该思想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传统的经济思想精髓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必要因素。坚持立足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讲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出发。
我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经济制度，对于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之根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要取得实践的成功，就必须立足实践，从实践中汲取营养，进而总结出完善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范式”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领域、某一特定时间内比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学者普遍认同的概念、分析方法。1978年之前，在中国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范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求强大的理论支撑，因此，出现了宽松的学术环境，为中国经济理论范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之后，中国的经济学便以这两大理论为支撑，开始全面构建面向全球化的新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演变打破了传统的理论范式视角上的狭窄性和概念的同质性。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实质和特征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要全面综合古今中外的优秀的合理的经济学思想，最终构建一种能够全面科学揭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范式。
第4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导语】
宁夏吴忠2019年4月自考时间：4月13日-14日。
2019年4月宁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课程时间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4月13日(星期六)上午 4月13日(星期六)下午 4月14日(星期日)上午 4月14日(星期日)下午 公共课 12656 *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12 英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709 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729 大学语文 00420 物理(工) 00020 高等数学(一) 02198 线性代数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英语顶替课 00318 公共政策 00031 心理学 08046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0203 会计 专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46中国税制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6 成本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20207 市场营销* 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41基础会计 30112 法律* 专 05679 宪法学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5677 法理学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61 行政法学 40101 学前教育* 专 12340 学前儿童发展 3000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 09277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0207 英语* 专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831 英语语法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50212 阿拉伯语 专 06755 阿拉伯语综合技能（二） 06756 阿拉伯语语法 06758 阿拉伯语阅读 06761 阿拉伯文化概况 100701 护理学 专 02997 护理学基础 03179 生物化学（三）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02901 病理学 02996 护理*学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00488 健康教育学 03000 营养学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899 生理学 02903 药理学（一）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90110 葡萄与葡萄酒* 专 02731 酿酒微生物 02735 葡萄酒工程学 02738 葡萄植物保护学 02736 葡萄酒工艺学 20115 经济学* 本 00139 西方经济学 00141 发展经济学 20204 会计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20210 旅游管理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 06089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6091 薪酬管理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11760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 00937 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30106 法律 本 00230 合同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 00249 国际私法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58 保险法 00233 税法 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1848 公务员制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40102 学前教育 本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60102 历史教育 本 00774 史学理论与方法 40112 小学教育* 本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 00037 美学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0 外国文学史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 02324 离散数学 02326 操作系统 04737 C++程序设计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7 Java语言序设计（一）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31 数据结构 82218 电子政务 本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90115 园林* 本 02662 植物生理学 07894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427 园林生态学 07899 园林建筑设计 90202 林学* 本 04215 观赏树木学 04216 森林规划与设计 100702 护理学 本 03006 护理管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3201 护理学导论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7 急救护理学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03008 护理学研究 100805 药学 本 05522 有机化学 03023 药物化学 03034 药事管理学 02173 无机化学 03031 药物分析 03050 药理学（三） 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 02194 工程经济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20208 市场营销 本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00183 消费经济学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80806 建筑工程* 本 02448 建筑结构实验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50201 英语* 本 00087 英语翻译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50408 音乐教育* 本 00730 中外音乐史 00732 简明配器法 90403 畜牧禽医* 本 02678 农业推广学 02794 动物遗传育种学 06698 牛生产学 05945 禽生产学 说明：带*号专业为宁夏高职高专在校生衔接自考本科、中职中专在校生衔接自考专科课程而开的，不接受社会生报考。 带的专业助学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限定的报考条件招收新生。 ？？
第5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正义；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1—0142—02
约翰·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被誉为“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正义理论震撼了整个社会理论学界，他对正义原则的严密证明使人们惊叹于哲学的可想望性与可行性被结合得如此美妙。
一、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正义原则的证明离不开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为了证明自己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会在人们的反思平衡中被择出，罗尔斯考察了诸多的制度安排，重点是当时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
功利主义有许多不同的变种，罗尔斯所针对的主要是古典功利主义。古典功利主义的主旨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古典功利主义认为一个人在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地衡量得失，并且可以忍受以目前的自我牺牲来赢得未来的较大利益，那么也有理由相信一个社会也可以以相同的原则行动，即为了总体的较大利益而损失部分成员的局部利益。“一个人类社会的选择原则就被解释为是个人的选择原则的扩大。”在利益分配上，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原则上就没有理由否认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或更严重些，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正像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人的欲望体系对他来说是合理的一样，最大限度地增加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满足的净余额，对这个社会也是正当的。
在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契约论的对照中，古典功利主义明显呈现出了这样一些弊端。
首先，虽然功利主义者承认，他的理论严格说来是与这些正义感相冲突的，但他还是主张正义的常识性准则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作为次一级的规则具有一种从属的有效性；而契约论在其完全意义上认可我们有关正义优先的信念。
其次，功利主义者把个人的选择原则扩展到社会；而作为公平的正义则持一种契约论的观点，认为社会选择的原则（因而也是正义的原则）本身是一种原初契约的目标，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先独立界定出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善，然后规定凡是极大化这种善的行为便是道德上的正当行为；而作为公平的正义却不是这样，达到满足的最大净余额的问题决不会在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中产生，这个最大值原则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
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被认为是具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者说基于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甚至是任何别人的福利都不可逾越的。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功利主义丝毫不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别，只将全部个体的利益加总，从而忽略了个别需求和个人尊严。另外，功利主义若想得以实施，必然要求个人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动机，时刻以集体的利益为念，并为了集体的利益随时抛下个人的利益，这种对个体的要求显然过高，是难以实现的。
二、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引发对经济学科的思考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伦理上实际上就是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因为要考虑效用和边际，所以难免会产生比较。而这种比较依据的标准就是经济价值，较优者胜出，较劣者淘汰。而这一优胜劣汰的过程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过是一串冷冰冰、缺少人情味的数字。当然了，这一决策规则在私人领域里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社会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如果仅采取这种功利的决策方式就难免要损害到正义。比如，政府想要制订一个学费标准，按照经济学的决策方式就要根据实证的方法拟出一个上学人数与学费关系的模型，然后用数学的方法求出模型当中横纵坐标乘积最大（矩形面积最大）的点，这一点所对应的学费就是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学费标准。如下图，随着学费的增加，上学人数在减少，所以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如果能证明出A点与横纵坐标之间所夹的矩形面积是所有曲线上的点与坐标之间矩形面积最大的，那么A点所对应的学费a就是应选择的学费标准。很显然，这一决策规则是仅就学校的收益制订的。然而，如果制订的学费标准是针对基础教育阶段，由于高昂的学费会有一部分孩子因为上不起学而退学（即便是很少一部分），使一部分人失去教育机会成为文盲，那么这部分人的人生就被完全置于了一种风雨飘摇的境地，这显然是不正义的。按照正义的原则，如果学费是0的时候不会产生失学者，那么政府就应该对基础教育实行0学费的政策。可见，在越来越倡导
实证化的经济学中，引入以伦理学为指导的规范分析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
三、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
实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现象间的相互联系，但回避做出社会评价的经济学。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891年第一次以是否涉及价值判断为标志，把经济学区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近三四十年来，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广泛地使用着这两个概念。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说法，实证经济学是可以如同天文学和气象学那样超脱于阶级利害关系而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科学。经济学的实证倾向产生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化时期。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开始出现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变成为超脱于价值判断的纯粹经济学的意图，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西尼耳。萨伊认为经济学只应该以关于财富的知识为它的内容，经济学要根据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来探讨财富的本质，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财富的分配和消费，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些永恒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提出的边际效用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向实证化演变的过程中，跨出了从纯粹逻辑推理到数学公式演绎的一大步。从凯恩斯起到现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一直是实证经济学。
规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准则的经济学科或经济学理论的类别之一。经济学的规范性，作为一种倾向古已有之。从古代奴隶制经济思想一直到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漫长发展时期，都可以说是规范性的经济思想或规范性的经济学。在古代欧洲，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的经济思想都是在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中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烈的伦理观念，也就是价值判断。这种奴隶制的经济思想是以希腊、罗马的道德哲学作为“规范”的。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经济思想，也是从属于伦理道德的，对经济问题的分析离不开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它是以中世纪的神学教义作为“规范”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规范则是个人主义伦理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完全从利己立论，其整个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人类物质福利的增进为判断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的。可见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向古典道路的一种复归。
另外，出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处于市场经济阶段的人们一般会具有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和行为。当自我的逐利行为与他人利益受到碰撞的时候，如果缺少充满正义精神的社会制度作为规范，人就可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这是追求和谐的中国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要在制订经济规则和制度的时候引入伦理学的分析和指导，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成为有道德的“经济人”。
[参考文献]
[1]罗尔斯著.何包钢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第6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第7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摘要：本文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讨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社会制度演化的分析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本文在承认文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探究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东西方经济发展路径迥异、制度安排不同而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自然资源禀赋文化制度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以演进的历史眼光研究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进化过程，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制度方面挖掘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解释不全的经济增长（发展）的秘密。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它与制度因素是互补、互动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确实很重要，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自然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重要。人类在刚开始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非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一步步展开，更大的并经过更多试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在此基础上，笔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初始禀赋基础上的产物，并蕴含着该非制度因素而成为后代的禀赋，成为进一步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即文化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纽带，进而影响着经济绩效。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迈尔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道德和天赋的培养，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符合笔者的理解。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韦森教授在他1994年发表的文章《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解析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韦森教授认同西方文化的江河，具有两个源头，亦称两希文化。一个发源于希伯来人，嬗迭而成为基督教；一个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民族，嬗迭而为近代的西方文明。无论是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本主义为旗帜），还是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以神本主义为旗帜）。也有学者认为“两希”应当为“叙希”，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却都尊重理性，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乐。成就了西方后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因。
而这些社会心理基因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所匮乏的。华夏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综合体。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与释家消极厌世，万事虚无和虚妄出世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家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相互融合，浸染杂糅，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既盲目乐观又虚妄无为，既自信又消极的文化潜隐心态。
因此， 尽管中国曾于明朝时期进入商业经济繁荣时期，从学者对人口增长、整体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甚至在工业化发展情况、市场体系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看来，中国与西欧都无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
但是，中国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内卷化增长”道路，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原因是什么？韦伯的回答是，“基本上， 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 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 最是阻碍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心态和精神正是东方的文化特质。
东西方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尊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成为现代制度的基石。而华夏传统文化心里中所有权观念的淡漠，加上国有即国君所有的潜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阻止了尊重私产的观念。
二、自然资源禀赋之于文化
韦森教授对于文化对制度变迁，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进一步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曾经疏忽或者是没有重视的非制度因素。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明具有远离中道、非是即否，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品质，曾接二连三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贵和宽容。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气候、土壤条件有关，还与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关。
从远古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初始禀赋开始，就仿佛注定了东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进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虽并非均匀），形成了早期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再者，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大型陆地板块，与华北平原浑然一体；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农耕方式依附于广袤的土地，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逐渐产生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广阔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们性格平和，不愿争抢。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便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同时，农业文明下的人们，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经历农作物漫长的生长期，忍受多变的气候，因此，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态度，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归根结底，华人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因此，重关系，讲人情，温厚、平和、隐忍。
相应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地中海地区），岛屿与海洋相互环绕，土地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主要依靠渔猎，无法自给自足，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同时以物易物的商品经济萌芽在这里茁壮成长，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繁荣的文明。也同样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匮乏，而出现“公民权”的概念，限制人们的权力。这片水土上相应地形成一种地缘社会。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特点重视规则，重视法治，同时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义。
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具有独特的品质。迦南较沙漠，有平原和丘陵，由农业产出，有牧场可放牧；较幼发拉底河流域，它它又是贫瘠的，丘陵多是沙土和岩石，偶尔点缀着一些绿洲。水源不足，一年只有四五个月有雨。畜牧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 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因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这种情形也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不无关系，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论与反思
既然说东西方文化分别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与中国大陆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却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还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但战后的日本“脱亚入欧”，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同时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这与几个国家地理上岛屿或半岛特征有关系吗？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使得这些地区在近代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既拥有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结果？
本文仅从自然资源最初的禀赋来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渊源，比较了其文化上的差异，但未展开讨论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文化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东西方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在面临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时，在面临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照搬西方运行方式的呼声时，该做如何的抉择？是全盘西化，让西方文化毫无顾忌地浸染中华大地，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民族的思想和意识，还是在华夏文化中寻找到积极地因素，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永不过时的，但做起来却是难上难，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1998
［2］韦森：《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汉声》第72期，1994.9
［3］阮炜：《文明的性格与成因》
第8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第9篇：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摘要】本文具体介绍了模式分析法及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念，并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上进行了分类。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省域经济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分析
1、模式概念。模式（Pattern）一词指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是指由多个相关因素或多个子系统构成的一种具有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复合系统及其运行方式，是被加工后的一种范式，一种可模仿、推广或借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运行方式。它不同于在约束和假定条件下通过数理方法形成的数理模型。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对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模式分析方法是一种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是通过把事物及其运动方式进行理论概括而进行思维的一种方法，它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概括的说，模型忽略掉它所描述或解释的原型(特定事物或现象)中的次要特征，而突出原型的本质特征，以使人们把握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特定事物或现象，并运用概括出的模式范畴来解决实际问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来看，模式理论的基本思想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思想。模式的中文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模式的思维方式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角落，包括哲学、法律，医学，兵法，体育，文学，直到我们行为处事的方式。例如孙子兵法中，充斥着各种模式。孙子说，至于死地而后生，就是一种战争模式；三十六计，条条都是战争模式，而走为上计，则是讲：在诸种模式中“走”这种模式是最好的策略选择；甚至空城计，都可以讲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战争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中。在政治学中，人们把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体制模式概括为：总统制模式和内阁制模式等。前者如美国，总统有很大的权力；后者如英德，内阁总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权力，总统或国王更多的是荣誉职位，无实权。在公共管理科学中，人们把政府的公共管理类型在历史上的变迁，高度概括为三种模式转换，也就是从古代传统的统治型模式到近现代的管理型模式再到现代和未来的服务型模式。在经济学中，较早使用模式分析的是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工业制造消费品出口模式和国内市场扩张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尤其有名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东亚模式。目前模式分析方法已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如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商业赢利模式等。
模式分析方法之所以被人们广泛运用，概括起来讲是因为它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通过对各种事物运动规律的提炼而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和环境下参照相应模式来解决或处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就是三十六种模式。二是通过提炼事物的基本特征而将它们简单地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复杂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例如，公共管理理论将政府管理形态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高度抽象地概括为：统治型模式、管理型模式和服务型模式。三是面对事物新的发展和变化，而在已有理论不足以解释和解决其发展变化时，通过对其进行模式概括，有助于突破已有理论的束缚，使人们能从思想上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发展经济家把东亚数国经济发展奇迹概括东亚模式，以及近年来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概括为中国模式，就是因为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迷。
2、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省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我国特定省级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它反映的是省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活动特征。由于经济发展是多元因素复杂作用的、动态的有机体，且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又是很多周期叠加的结果，所以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又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升华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领域既表现出相对稳定性的一面，也表现出渐进性和渐变性的一面。省域经济以特定的省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省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陈仲伯，2006）从经济运动过程来看，它是由再生产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的；从经济结构来看，它涵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发展来看，它一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动性和不平衡性；从地位上看，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民经济战略实施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基础作用，因为全国经济发展状况，从区域空间角度看，即是全国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综合。
我国省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仅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的反映在一个省域经济总体发展方向、路径的宏观层面上，有的反映在特定产业、特定领域、发展方式方法的中观层面上，还有的反映在一个行业、一个增长极点（产品、产地）发展的政策路线、技术路线、市场路线途径选择的微观层面上。因此，研究探索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化对省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深入贯彻落实、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省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
目前，对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研究还未见系统研究报道，根据经济活动中的要素作用、组织方式、市场依赖等关键性节点，我们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作以下分类。
1、从资本所有权的角度看，有公有资本推动模式、民有资本推动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模式等。古典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据此而“唯资本论”是不正确的，但是没有一定资本的积累，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的。这一道理在省域经济发展中同样成立。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来源通常具有多元化特征；而资本来源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就一个省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单靠某一种资本是很难实现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实际的情形是只有公有、民营、外来资本共同作用，效力才有可能达到最佳。所不同的只是三种资本的各自作用力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从推动省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本性质，可以将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模式、民有资本推动型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型模式。
2、从聚集经济角度看，有中心开发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状交织模式、圈层开发模式等。中心开发模式即“中心—理论”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典型运用。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区域经济核心区通过发挥其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生产效应等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支配地位，并通过核心区创新带动扩散区的创新，以核心区的增长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
点轴开发模式即根据区域经济由点及轴发展的空间运行规律，合理选择增长极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的具有发展优势的轴线地带，并使产业向增长极和轴线地带集中布局，从而以点由轴及面，逐步形成产业密集带，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网状交织模式是点轴经济发展模式的延伸。它是通过加强不同增长极或增长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延长和拓宽发展轴，通过加强不同发展轴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发展轴由直线延伸状态转变为网状交织发展结构，形成纵横交错、上下贯通的立体型发展轴网络，从而把全区域各个增长极或增长点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系统中。
圈层开发模式的特征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并根据城市扩张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将城市由内到外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如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等。这种模式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边次级城市发展及农村城镇化建设。
3、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有珠三角模式、长三角模式等。所谓地缘经济，就是依靠地理区位的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蒋年云，2007）地理位置相近的多个行政经济区域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联动发展已成为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为增强综合竞争力，不同的省际之间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共同打造超行政区划的共同经济区，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长三角就包括了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的有关地区，目前珠三角也由期初的“小珠三角”扩大到现在的“泛珠三角”区域。这些经济共同区是相关省市通过共同发挥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各自发展目标而形成的一种泛省际行政区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组建和产业集群打造诸方面极力追求联动协作共同发展，对省域经济及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4、从对区域内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依赖程度的角度看，有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不同地区根据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环境，对本地区内外的生产要素及市场依赖程度有所差异。采取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地区往往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等不可移动要素的天赋优势，对外资具有很强的聚集力，外资进入后往往有利可图，这些地区往往利用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来推动本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如广东在这方面非常典型。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聚集力完成累积循环，实现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优势，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经济具有很强的根植性。温州就是典型的依靠内源型经济发展起来的地区。
【参考文献】
[1]张孝德：模式经济学新探——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创新［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