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调查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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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新闻背景】

在2006年3月份召开的台州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和市政协三届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收到了一份参阅文件，这是由台州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提交的《2006年台州公众最关心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调查报告》。报告通过对1500名公众的电话调查，显示公众关注的三大热点是：社会治安、城乡居民收入、看病难和看病贵。与此相呼应的是，由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2005年各县（市、区）公众服务满意调查”的结果直接列入了当年政府工作考核的40项指标内容。此外，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近期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工作中要注重群众满意指数，要摸准基层群众的脉搏，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各项工作成效的标准。

通过公众参与，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合法性

在台州，从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成立，到民意调查结果进 “两会”，再到进行政府工作公众满意度调查，您认为这些做法反映了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上怎样的特点和趋势？

■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众导向”，即以公众的不同偏好为基础，以满足公众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特定需求为目标，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从台州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正在转变，即从“以政府为中心”管理理念向“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转变。传统的政府管理的权力运作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指导下，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由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变成了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将社会公众视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顾客”，那么，政府作为提供者，当然应该关心和了解“顾客”的需求和满意度，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您认为，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具体有哪些意义？

■“治理”意味着上下互动的管理，它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协商，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公众参与的意义主要有3点。首先，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整个社会呈现出利益多元化趋势。以往那种由行政官员依据简单的价值原则和经验决策的方式，已经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矛盾。公众参与，可以让各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达到聚合民意、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目的。

其次，通过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和责任性，促使政府不仅是关注投入与效率，还更加关注产出和效益；不仅注重GDP、财政收入等量的增加，还更重视服务质量的优化和公众满意度的提升。

再者，也是最为关键的，通过公众参与，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合法性。合法性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形式的合法性，二是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公众对决策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程度也随之提升。

政府绩效评估应重视公众的满意度

据悉，作为浙江省第一家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台州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成立于2005年8月，隶属于台州市统计局。您如何看待它的性质和作用？

■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通过公众意见调查等方法了解公众的意见，得到关于公众需要什么，想从政府公共部门得到什么以及他们对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和政策的看法等信息。了解这些信息对公共部门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体现了政府对公民巨大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政策的回应，为政府部门进行绩效评估、改进部门绩效提供了信息支持，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努力为公民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同时，作为一家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台州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独立性与客观性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可能对它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会有所影响，这是其必须正视的问题。因为，作为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公信力是民意调查机构的生命。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应确保在调查过程中保持民意的真实性，否则将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尽量减少对调查中心的行政干预，使调查中心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实现调查的科学性、准确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另外，还可以鼓励民间评估或民意调查机构的发展，并在法律上和政策上加以支持和保护，使我们的政府获取民意的渠道更加多元化。

我们了解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积极进行了政府绩效评估的探索。与以往的绩效评估相比，其突出特点就是重视社会公众在评估中的地位。您如何看待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这一转变？

■政府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服务态度如何，政府是否高效，作为政府服务对象的社会公众最有发言权。在国际上普遍认同政府绩效评估的标准是“4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和公平(Equity)。从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来看，政府绩效评估主要呈现的特点和趋势是：评估侧重点从单纯的经济和效率转移到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评估内容侧重于服务质量，评估主体突出公民和服务对象，评估结果公开化并直接向公民和服务对象负责，“效率优位”逐渐被“质量优位”所取代。

目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转变。除台州外，还有杭州的“满意不满意评价”，南京的“万人评议机关”，福建的绩效评估模式，以及甘肃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等，都引入了服务对象或群众的评价，这反映了政府绩效观念的逐渐成熟和评估工作的逐步深化。

避免“单向度”的参与

现在各地关于公众参与的机制创新有许多，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太尽如人意。请您谈谈应如何推动公众参与，以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我认为要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除了注重公众参与法制环境的完善，注重行政程序和立法程序中的民主参与机制的建设，以及通过民意调查制度、听证制度、公民评议制度、公众投诉受理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等制度安排外，必须重视加强民间组织的参与。各类社区组织、社团、行业协会、专业组织、中介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可在公众参与中发挥积极作用。民间组织的介入，实际上是对分散的公众参与的一种整合，是以一种组织化的形式行使公众参与的职能。应鼓励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个行动团体的参与，为他们提供发言的机会和协商的平台，提供社会多元化的观点和价值观。

您认为公众参与真正得到落实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可以将公众参与视为一个系统，它包含民意的表达、吸纳与反馈等过程，其中，民意的吸纳与反馈是关键。如果公众把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出来了，但政府却并没有进行有效地反馈和回应的话，公众参与的热情就会遭受打击。这种“单向度”的参与，会大大降低公众参与的效能感，甚至有可能使社会公众产生政治无力感或疏远感。

因此，我认为要想使公众参与富有实效，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尽量避免“单向度”参与的情况。在促进民情民意表达渠道更加通畅的同时，政府要及时反馈，使政治参与呈现出“回路式”和“互动式”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公开十分重要。比如，台州市在公布“两会”决议的同时，把会前的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开，以便公众更好地了解民意的表达和落实情况，这种透明公开的做法可以极大地激发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

其二，在公众参与中，要避免走过场、“一阵风”的做法，要注重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尤其要在程序制度上加以完善，建立如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咨询制度、诉求制度等，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上、法律程序上的保障，使得公众参与能够长期、稳定地保留下来，而不能以领导个人意志为转移。

有人认为，面对专业性极高的政策议题，一般民众的认知是有限的。过多的政治参与，政府官员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而影响到日常事务的进行。您对这一问题怎么看？

第2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头发蓬乱、衬衣的一角总是没塞进皮带里的马克・潘恩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被大西洋两岸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最强势的企业竞相追逐的人。如果好莱坞要以他为原型拍部电影多半会让汤姆・克鲁斯或迈克尔・道格拉斯来演绎这样一个权力男人，而不会选一个相貌平平的胖子，尽管马克・潘恩本人正是如此。

马克・潘恩是一个很忠诚、保密性极强的人，但却不善与人相处。在同事们眼中，他脾气火爆有时还有点冷漠。和主顾的关系也不总是融洽，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曾拒绝潘恩提出的利用克林顿的影响力来帮助自己竞选的建议。正是这种性格导致了潘恩，这位现今51岁正处于事业高峰的民意调查专家，成为了华盛顿最重要也最不为人所知的人。但在企业和政界的高层中，他却声名显赫。能够同时获得微软和美国在线两大对立公司的信任而为他们出谋划策，除了潘恩没有第二人。

要想真正了解马克・潘恩的权力，还得从他的从业之路说起。潘恩出生在纽约，父亲是波兰人，是一个养鸡场的场主，母亲来自匈牙利。潘恩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人辛苦工作支持潘恩完成学业。13岁时，潘恩就对民权的理解问题在同学们中间做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民意调查。在哈佛就读时，他对同学们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都在他们中间做民意调查，不为别的，这是他的兴趣所在。

潘恩的不善与人相处也许能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做调查。他承认说，通过分析那些设计好的调查表，“不用和别人交谈你就能知道他们的想法”。他这种与众不同的爱好很快有了实际功效。大学毕业后意气风发的潘恩和同学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宣传公司，并参与了1977年纽约市长的竞选宣传活动。

潘恩的才能被当时股价下跌的美国企业巨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现，请他把用于政治宣传调查的方法运用到通讯业中来。于是潘恩把商业品牌比作政治党派，把顾客的满意度比作政策的成功率，把特殊服务比作竞选中的承诺。就像政治竞选一样，潘恩不是要猛然改变选民的信念，而是要找出那些可以争取到的顾客。为此潘恩设计了一系列简单、生活化，但却可以反映人们喜好的问题――比如你最喜欢哪些电视节目――并由此找出到底哪些具体服务或语言会吸引他们。潘恩当初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做的宣传已经成为营销策略的经典例案。尤其是他在宣传中打出的紧扣公司服务质量的标语“传递你最真实的声音”十分有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仅用6周就打败了当时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MCI。

为电话电报公司打的这漂亮一战让邀请潘恩加盟的合同一份接着一份地到来，微软、麦当劳、英国石油公司、英国无线通信公司，当然还包括一些政治团体。潘恩说：“先抓住对手最核心的宣传信息，然后再想出一条最能攻击对手、合情合理又有具体内容的宣传信息，这无论在商业还是政治竞争中都非常有效。比如在总统竞选中我们采取了一些在以往的政治竞争中很少使用的方法，克林顿总统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说它们都是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在商业竞争中采用的方法。而当我参与到商业竞争中时，企业高层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最有权力的政治家们所使用的方法。其实我的方法正是从这两种竞争中总结出来并不断完善的。”潘恩自信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竞争之间，他做宣传调查的艺术也日臻完美。而这种调查宣传的艺术，潘恩自己总结说，本质上就像人们在平日生活中的闲聊，哪怕只有短短的20分钟却能显示出聊天者的习惯与爱好，成功的民意调查也能有同样的效果。

1997年，克林顿政府计划中的为了控制艾滋病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鼓励回收吸毒者针管的方案，在公开宣布前一小时被取消了。总统的医学顾问团为此恼羞成怒。无奈潘恩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一方案会招致民众的强烈不满。就此有人攻击他超越了作为宣传者对于政策只能传达，不能制定的权限。潘恩却坚持认为这件事情不能说明他对某些政策拥有否决权，只能表明他的预见性让总统免于遭遇一场公共关系的危机。潘恩说：“即使没有做民意调查，这项方案也会在实行中因公众攻击而最终付诸东流。而且一旦你发出这样一条宣传信息，暗示你在严厉打击的同时对吸毒者又抱有深深的同情，你的对手会立刻抓住这一矛盾攻击你。”

在美国，人们对政治或政治家的了解首先起源于某一条非常简单概括的信息和观念，然后再一步步了解其具体政策。而英国的政治家却是因政策而生存，布莱尔就有一套相当复杂的政策体系。潘恩为他们做的就是帮他们选择或打造出最典型或最具代表意义的宣传信息。去年2月，在工党高层的一次会议上，潘恩为布莱尔想出了一条“Forwards not Back”(要前进不要后退)的宣传口号，然后就它和其他一些候选的宣传口号一起做了个民意调查，并最后胜出。潘恩说：“主打宣传信息必须内涵丰富而具体，这条口号主要表明了布莱尔想要带领英国继续在改革中前进，而保守党却想让英国回到那些曾经辉煌的老政策。这条口号非常符合英国的国情，而且大有深意。”从此在工党的所有宣传活动中都会有这条口号的巨型横幅出现。布莱尔为了表示感谢，送给马克・潘恩一张照片，后者将其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照片上布莱尔露出阳光般的笑容，照片下方还亲笔写着：赠马克――你太棒了，谢谢――托尼・布莱尔。

第3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自巴德・霍普金斯的《丢失的时间》《入侵者》以及惠特利的《神合》出版之后，声称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说法不一，但符合一个共同模式。 1994年，赖特从95个独立案例中总结出了317种不同的催眠状态，并得出结论：“众多的实体类型对我们的星球进行了规律性的访问。”然而，灰人显然是最常见的外星人。

绑架经历最常发生在家里的床上，且通常在夜里，但也有发生在车里或户外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一束强光突如其来，发蓝或者发白，伴着嗡嗡声，令人恐惧不安。这种恐惧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随之而来的是一架闪着光的飞船，能够将人“悬浮”着转移到船上。一旦进入飞船，这个人可能会遭受各种医疗检查，往往会被提取卵子或，以及在鼻子或其他地方植入微小物体。被绑架者与外星人往往通过心灵感应沟通，他们会感到无助，遭受束缚，部分甚至完全麻痹。

灰人约1.3米高，体型纤细，脖子细长，脑袋很大，有一对巨大的杏仁状眼睛，且略微倾斜，通常没有头发，每只手上只有3根手指。绿色或蓝色的外星人实属罕见。有时还会有体型与人类相似的人和灰人一起工作，像是高大的金发北欧人。

外星人绑架地球人的目的不尽相同，可能是对即将到来的生态灾难的善意警告，也可能是为了一个庞大的外星人良性育种计划，需要获取人类的卵子和来创造半人半外星人的生物。一些被绑架者声称看到过装在特殊罐子里的胎儿，还有一些人说他们被要求陪伴和护理这些半人类儿童。 亨利富塞利1781年的油画《梦魇》，被认为是睡眠最清晰的解释艺术之一。

有时，人们声称他们在公共场所被劫走，并有不少目击者，这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实物证据极为罕见。穿回来的衣服被弄脏是个例子，一些植入物据说已从被绑架者体内取出，但它们通常都神秘消失了。

理论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经历？一些被绑架者自发地回想他们的经历，但很多人只“记住”了那些治疗和互助小组以及被外星人催眠。我们知道，通过催眠、同伴压力和重复提问等方式，记忆可以被改变甚至被重新创造。那么被绑架的“记忆”是通过这种方式创造的吗？赖特研究的95名被绑架者大多数都被催眠和/ 或被采访过很多次。霍普金斯因可以引出绑架报告的催眠技巧而闻名，麦克也使用催眠术。然而，有许多关于绑架的报道并不是通过催眠或多次采访得到的，因此对于虚假记忆作用的意义尚不明确。

另一个理论是被绑架者患有精神病。这一理论几乎得不到医学方面的支持。布洛克尔、克拉马尔和霍普金斯发现的 95名被绑架者的智力都高于平均水平，并且没有严重的病理学症状。帕内尔调查了225位声称看到过不明飞行物（虽然没有被绑架）的人，他们也没有任何病理学症状。斯潘诺斯等人用两组对照的方式比较了49位不明飞行物目击者，发现相比对照组，他们的智力并不差，没有过多幻想倾向，没有更多的催眠感受性，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精神病理学症状。然而他们对外星人造访深信不疑，这表明这一信仰容易让人们形成模棱两可的信息、遍布身体的感觉和生动的遭遇外星人的场面。

颞叶的不稳定性也列入了考虑范围。有相对不稳定颞叶的人更容易幻想，更可能产生神秘的灵魂出窍、幻觉和通灵体验。然而，对比不明飞行物发现者和对照组成员，斯潘诺斯等人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颞叶不稳定性范围的差异。考克斯拿12名英国被绑架者的数据与匹配对照组和学生对照组对比，发现他们的颞叶不稳定性范围并无差异。同斯潘诺斯的受试者一样，比起对照组，被绑架者往往更相信外星访客的存在。

最后一个理论是认为被绑架是睡眠麻痹。处于睡眠麻痹时，人们能够像完全清醒时一样听到、看到和感觉到，但就是动不了。根据睡眠障碍国际分类的数据，睡眠麻痹在嗜睡症患者中十分常见。睡眠麻痹通常在睡觉时发作，正常人的发作频率在3%到6%，偶尔会出现40%到50%的“孤立性睡眠麻痹”。其他关于孤立性睡眠麻痹发生率的估计是日本（40%）、尼日利亚（44%）、中国香港（37%）、 加拿大（21%，不包括纽芬兰）、加拿大纽芬兰（62%）、英国（46%）。

睡眠经历

在一个典型的睡眠麻痹发作过程中，一个人醒来后是，能感觉到在房间里，充满不安甚至恐惧，听到嗡嗡声或看到奇异的光，感到有形或无形的实体，实体甚至可以坐在他们的胸膛上晃动或用力戳他们，令他们窒息，他们尝试挣扎却动弹不得，据说最有效的缓解办法是试着眨眼或动动手指和脚趾。描述睡眠许多文献已被引用，并出现在胡弗德的经典作品《老妖婆》中。

睡眠麻痹基于共同的神话，如英格兰的巫师或巫婆，纽芬兰的老妖婆，日本的了不起的亡灵（孩子们的鬼魂坐在沉睡者的胸膛上），圣卢西亚的科克玛（未受洗礼的婴儿鬼魂在床上扼杀受害者），桑给巴尔的珀珀巴瓦（有翅的蝙蝠）以及其他国家的神话。也许外星人绑架正是现代睡眠神话。

斯潘诺斯等人指出了外星人绑架的感受和睡眠相似之处。他们研究的绑架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夜间，几乎60%的“紧张”报告与睡眠相关。这些“紧张”的经历中，有近1/4的症状类似睡眠麻痹。

考克斯把12名被绑架者分为两组，6名是白天被绑架的，6名是晚上被绑架的。即使在这样的小组中，也可以发现夜间被绑架者有比对照组更为频繁的睡眠麻痹。

我认为，对于许多绑架经历的最好的解释就是睡眠麻痹。

想象以下情景：一个女人深夜醒来，强烈感觉到有某人或某物在房间里。她试图移动，却发现除了眼睛以外完全瘫痪。她看到奇异的光，听到嗡嗡声，并感到床上有震动。如果她知道有睡眠麻痹症这回事，就能立刻明白，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么她会怎么想呢？我想如果她看过有关外星人绑架的电视节目或读过类似报道，可能就开始认为是外星人绑架了自己。在这一睡眠状态边缘，想象中的外星人会显得尤为真实。催眠能使对这一真实经历的记忆（但不是真正的绑架）完全令人信服。仅这一点就足以否定被外星人绑架。

洛普民意调查

这份声称有近400万美国人被绑架的民意调查于1991年7月至9月进行，于1992年正式发表。作者是巴德・霍普金斯，是一位画家和雕刻家;戴维・雅可布，历史学家;罗恩・韦斯特朗姆，社会学家。在其介绍中，约翰・马克，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声称数以百计的美国男性、妇女和儿童可能遭遇过天外来客的绑架。当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试图把他们的经历划分到常见的精神病类别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了很多痛苦。他说，临床医生应该“诊断出病人和病史上最常见的症状和迹象，他们可是遭遇了绑架啊”。这些迹象包括看到光亮、醒来后感觉到麻痹、飞行和消失在时空里。这份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并邮寄到近十万名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和其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手中，鼓励他们“对发生在病人身上的事情有开明的态度，不能受传统框架的影响”。

洛普组织为其他常规民意调查问题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 5947个成年人（一个代表性的样本）给出了一张列有11项经历的清单，并询问这些经历在他们身上发生过几次。这些经历包括：看见鬼（11%，指受访者有过至少一次经历的百分比，下同）、看到或梦到不明飞行物（7%和5%）、魂不附体（14%）等。最重要的5个“特定经历”是：1.醒来时麻痹，感到房间里有奇怪的人或物体（18%）;2.感到自己真的飘浮在空中，并不明所以（10%）;3.在一段时间里，1 时或者更多，自己失去了意识，但不记得为什么，也不记得去了哪儿（13%）;4.在房间里看到奇异的光，却不知道这光是从哪儿来的（8%）;5.身上多了莫名的伤痕，没有人知道这伤是在哪儿弄的以及怎么来的（8%）。

作者认为，当受访者对5个“特定经历”的回答有4个是肯定的时，那他遭遇外星来客绑架的可能性很大。唯一的辩解是，霍普金斯和雅各布曾对近500名被绑架者共同研究了超过17年。他们注意到，许多被绑架者声称有这些经历，便下结论说，有4个或4个以上“特定经历”的人很可能被外星人绑架过。

因此，洛普民意调查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被采访的5947人中， 119人（或2%）有4个或5个“特定经历”。由于样本的基数为1.85亿，1.85亿的2%为370万，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近400万美国人被外星人绑架了。

他们为什么不简单地问一个问题：“你曾经被外星人绑架过吗？”

他们认为，既然很多人只有在治疗和催眠后才有这段记忆，所以这样问不能揭示绑架事件的真实数据。如果真的发生绑架事件，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洛普民意调查使用的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也存在一些例外。许多科学家选择忽略这项调查，因为它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然而，因为它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如此广泛的宣传，我认为再多一些调查是值得的。

真的遭遇绑架还是睡眠麻痹？

洛普民意调查的真正问题是，有“特定经历”的119人是否真的曾被外星人绑架过。

由于采样技术比较先进，抽样数目巨大，所以我们有信心去估计全美国确实有2%的人有这样的经历。问题是，这些人真的被外星人绑架过吗？还是他们只是做了些离奇的梦？与这关联最明显的就是睡眠麻痹。这样一来，洛普民意调查的主要观点必须被驳回。

我推断，那些被绑架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地记得）应该比没有此经历的人更了解外星人的外貌和行为。这引发了两个简单的假设。

洛普民意调查认为，有此经历的人可能曾被绑架过。若该假设成立，那这些人要比没有经历过的人更了解外星人的长相，以及绑架的经过。若假设不成立，那么他们对外星人的了解应与常人无异――如果他们没有真的被绑架过，那他们对外星人的了解更多源于书籍和电视，而不是真实经历。

我决定测试布里斯托尔的成人和儿童。据说，真正的被绑架者不会记得相关细节，所以我需要设置场景，刺激他们回忆。我计划营造轻松的氛围，先讲一个关于绑架的故事，然后要求他们丰满细节并画出他们想象中的外星人。

实验主体为126名在校儿童（年龄8周岁至12周岁不等），和224名一年级大学生，年龄在18周岁以上。孩子们来自布里斯托尔的两所学校。他们分为22人至28人的小组，在教室里接受测试。第一组有22名儿童，他们的调查问卷稍微不同于其他组。因此，分析也有所不同。成人组来自西英格兰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和理疗学专业，分为三大组接受测试。儿童组的程序比成人组稍微简单些，故事也做了简单的修改。

刚开始，我花了大约半小时跟孩子们聊心理学和研究，让他们熟悉我。然后，我让他们尽可能放松。许多孩子将头枕在书桌上，有的甚至躺在地板上。我让孩子们想象他们正躺在床上，读着睡前故事。我建议他们在我读的同时，在脑海中想象故事的全部细节。随后，我开始读，缓慢而清晰地读。故事名为“杰基和外星人”，大意是一个陌生外星人深夜拜访了正在睡梦中的小女孩，将她带上宇宙飞船，把她放在实验桌上仔细观察，最后将小女孩毫发未损地送回床上。在这个故事里有很多情节，比如穿过走廊进入房间、躺在桌上、看见外星人写字、瞥见架子上的罐子等，但是具体的细节没有给出。

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要求孩子们“醒” 得慢一点，试着尽可能多地记住故事的细节。然后我发放问卷。每份问卷包含5个关于外星人、房间和桌子的选择题，要求孩子们描述罐子里有什么，并画出外星人的画像。还有基于洛普民意调查的6个问题：你见过飞碟吗？你见过鬼吗？你有没有觉得你离开了你的身体到处飞（灵魂出窍）？你是否在房间里看到奇异的光，却不知道这光是从哪儿来的？你是否醒来时感觉麻痹，感觉自己一动也不能动？你是否醒来时感到房间里有奇怪的人或神灵或其他物体的存在？（注意：在洛普民意调查中，睡眠麻痹问题是同感受到神灵问题合在一起的。在这里，两个问题被单独提问。）为了适合年幼的孩子，问题略有所改变，我没有问关于伤痕或消失的时间的问题，提了一个假醒问题（醒了的时候还在做梦）和看电视的习惯问题。

最终，除了一个成年组之外，所有小组都被要求画出在故事中他们想象的外星人照片。

大量成人和儿童声称经历过问卷中的大部分，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从0到6的“外星人得分”（即对外星人相关信息了解度的评分），主要是关于外星人问题的“正确”答案（即答案符合流行刻板印象），我们还用0到4分的数值对他们的“特定经历”数量做了评分。

儿童平均“外星人得分”为0.95 ，平均经历数为1.51 。两者之间没有相关性。他们画的外星人大致可以分为灰人和“其他”。12个（12%）孩子画了灰人，87个孩子没有画。这不足为奇，那些画灰人的取得了较高的“外星人得分”，但他们没有说出更多的经历。

那些画灰人的孩子没有观看更多的外星人类电视节目。观看外星人类电视节目的数量和“外星人得分”之间没有相关性。奇怪的是，观看电视节目的数量和经历报告数量之间存在小小的正相关。

成年人的平均“外星人得分”为1.23 ，平均经历数为1.64 。两者之间同样没有相关性。17位成年人画了灰人，103 位成年人没有画。同样，那些画灰人的取得了较高的“外星人得分”，但他们没有说出更多的经历。

那些画灰人的成年人观看了更多的外星人类电视节目，“外星人得分”与电视节目观看数量呈正相关。

结论

这些结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些有“特定经历”的人更了解外星人的长相和绑架的经过。如果真正的灰人外星人绑架地球人，而且洛普民意有关绑架的“特定经历”正确，那么我们应该期待这样的关系。在一个相对较大的样本中的缺憾，使我们对这些假定产生了怀疑。

在成年人中（虽不是儿童），外星人类电视节目观看数量与他们对外星人和绑架的关注度呈正相关。这表明，流行的刻板印象是从电视节目中获得的，而不是真实的被外星人绑架的经历。

第4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1.1现状建筑色彩调研方法

现状建筑色彩调研，可以简单的分为三个基本的步骤，自然环境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及现状色彩信息的采集。我们可以查阅和分析当地关于自然环境的资料，详细了解该城市的自然环境特征、历史文化和传统风俗习惯等综合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确定地方色彩倾向。当我们在采集现状色彩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现状建筑色彩通过照相机直观的记录下来。采集现状建筑表皮信息，包括色彩、肌理、质感等。采集时间段尽可能集中在一起，最好选择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情况下，时间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光线相对来说还算比较稳定，采集出来的效果也比较好。

1.2城市建筑色彩定位

城市建筑色彩定位包括历史定位和发展定位，其中历史定位是确立相应城市建筑色彩规划控制的基础。而明确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则是城市发展定位的最终目的。在确定发展定位方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民意调查，我们可以把民意调查作为城市环境的最终评判者，而民意调查也将成为制定城市未来发展方向最重要的依据。

1.3城市建筑色彩控制方案制定

（1）分区控制法。要以城市规划的设计方法为前提和依据，将城市色彩规划控制的区域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并在划分的各个功能区内部，根据各功能区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其它综合要素进行统一规划各个区域的建筑色彩，这样整个城市才会显得色彩搭配更加合理，更加鲜明，从而达到色彩协调统一的效果。这个办法适用于城市建筑色彩规划相对成熟，区域划分比较详细的城市。

（2）分类控制法。城市建筑根据不同的功能可以划分为商业建筑、居住建筑、行政办公建筑、文化教育建筑等等，用不同的色彩将不同功能的建筑加以分配，并进行协调，从而达到色彩的协调统一，这样既能将各功能区的划分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城市。这个方法适用于一些功能区相对独立并且功能分区比较明确的城市。

（3）色谱控制法。通过对城市建筑色彩调研的分析，给城市建筑色彩给出准确定位，并制定出该城市的城市建筑色彩总谱，其中就包括基调色、强调色、点缀色。并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和指导。由于这种方法独立操作性比较弱，所以一般适用于小范围区域。

（4）综合控制法。在城市建筑色彩规划控制中，我们不能片面的使用某一种控制方法，我们要尝试将多种方法综合起来去运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城市建筑色彩规划控制工作中才能考虑的更全面，建筑色彩规划工作才能更完善，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些较大的城市和一些对城市规划要求比较高的城市。

2结语

第5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关键词：公安机关；居民安全感调查；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4）01―0056―05

公安机关是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承担着我国社会治安的主要防控任务。“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新形势下执行好群众路线是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职责，完成党和国家所托任务的关键。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是公安机关在执行群众路线时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居民安全感调查是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犯罪受害恐惧心理感受的调查研究。作为社情民意调查手段，对解决群众路线执行过程中如何“从群众中来”这一命题有重大现实价值。

近年来，对于居民安全感调查，公安机关已在进行一些尝试和应用。由于专业知识、经验和调查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受到了一定影响，使其对公安机关群众路线执行的推动作用降低甚至消失。因此，有必要就居民安全感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剖析，并寻找有效的对策和工作机制。

一、我国的居民安全感调查

安全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安全感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定义，指的是对人的安全需要层次的满足。公安机关所关注的主要是狭义的安全感。狭义的安全感主要指围绕着公众或居民的社会治安方面的安全感，重点考察公众对社会治安环境的感觉和反应，同时兼顾其他与治安管理活动最直接的相关因素。居民安全感调查有助于公安机关收集民意，使决策资源“从群众中来”，实现公民参与，打造服务型公安机关，更好地执行群众路线。

我国系统进行居民安全感研究始于1988年公安部第四研究所承担的“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指标体系”总课题中的“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子课题研究。当前进行居民安全感研究的主体主要有国家统计局、民间调查机构、高校研究人员等，同时，各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以及公安机关也正逐步开展居民安全感调查工作。

二、居民安全感调查现存的主要问题

民意调查的作用主要是“运用系统性、科学性、定量性的步骤，迅速、准确地收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检视公众态度变化的社会活动，其主要功能是真实反映各阶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社会态度和观点，以作为政府或相关单位拟订、修正、执行政策的参考”。作为服务型政府了解群众关于社会治安方面民意的调查手段，居民安全感调查除了要遵循和服从民意调查的规则以外，还要利用政府绩效管理、犯罪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公共管理等相关知识，以充分真实地反映民意。

居民安全感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可能使调查结果与群众的真实感受存在一定的差距，影响调查结果的可信度。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公安机关的工作理念、工作目标以及民意调查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都有较大的关系。

（一）对居民安全感调查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调查流于形式

各地公安机关多数已开展居民安全感调查工作，甚至把结果纳入到考核体系之中。但由于认识上的问题，公安机关在居民安全感调查上仍然缺乏动力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原因主要包括：主观上是由于对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的内涵理解不到位和对公安机关作为服务型政府机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认识不够；客观上则是由现有考核机制中存在的缺陷造成的，为应付考核，有些公安机关急功近利，忽视了很难马上见效的群众工作和基础的调查研究工作，居民安全感调查自然也就不受重视。

公安机关存在的认识误区常常导致居民安全感调查无法为公民提供以民意表达方式参与政府管理的机会：（1）有些公安机关进行的居民安全感调查流于形式，甚至有事先预设好调查结果的现象，不能真正反映民意。这样的调查只能用来应付上级的工作要求或者粉饰包装自己的工作成绩。（2）有些地区则直接采用其他机构（如当地的综治办、统计局或调查队）调查结果中与社会治安有关的数据。由于外部机构的数据并不专门为公安机关订制，其调查内容、评价尺度等与公安机关的需求有一定差距，数据针对性不强，数据所反映的民意为公安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和工作评估的意义不大。

（二）居民安全感调查与公安实际工作脱节，调查结果应用不佳

民意调查对服务型政府而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群众对政府工作的决策、执行等方面的评价和意见。在群众路线的执行上，“从群众中来”是群众工作的起点。调查结果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对公安工作起到参考作用，才能实现在群众路线表述中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如果没有“从群众中来”的开始，就没有“到群众中去”的良性循环，制定的政策就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

通过搜索有关居民安全感的学术论文和各类机构的居民安全感调查结果发现，目前居民安全感调查分析仍然集中在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不同地区数据指标的横向对比上。此类研究虽有助于建立比较合理的安全感评估系统，但更多是停留在学术探讨上，与应用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比如，此类研究虽然探知了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但这种感受通过标准化的问卷变成了抽象的数据概念。单纯的量化数据研究可能呈现一个居民安全感的轮廓和总体感知，却很难找到工作的突破口。在许多居民安全感调研报告中，分析数据经常会描述有多少比例的居民认为目前的治安状况有改善，有多少比例的居民不敢深夜独自一个人行走，有多少比例的居民敢于作证，等等。但这些数据给决策机关的参考意义并不大，原因是从数据中很难找到工作的抓手和突破口。另外，单纯把这种数据应用于考核也缺乏说服力，被考核者只知道自己的工作存在不足，但具体是哪个方面的不足或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却不甚清楚，这容易让被考核者感到不服。抽象的数据调查无法与活生生的公安工作结合起来，导致调查结果只能作为宣传报道或者在工作总结中引用的“花瓶”数据。

（三）专业调查统计手段无法与公安专业知识结合，导致调查难以深入

居民安全感调查的专业性使其比满意度等普通民意调查要求掌握的理论和知识更多。进行居民安全感调查不仅要掌握统计调查知识，还涉及到犯罪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和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理论。比如在调查内容的设计上，犯罪恐惧心理的形成机制、犯罪防控方法、公共信息传播和政府管理的公民参与等方面的理论都对设计一份好的调查问卷有帮助。而一份好的调查问卷在数据分析时可以实现多个数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为后期的数据挖掘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源。

然而，现有居民安全感调查主要是由公安机关的某个工作部门或者由调查队等第三方机构负责实施。公安机关的人才有丰富的公安专门知识，但缺乏专业的统计调查知识和执行经验，而第三方机构有专业的统计调查知识和经验，但对公安方面的专门知识了解不多。由于两者不能有机结合，导致居民安全感调查在项目规划、问卷设计、指标选取、测量尺度、调查执行监控、结果分析和数据挖掘等环节都只能浮于表面，难以深入收集居民对安全感的看法。

（四）忽略调查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导致调查结果容易以偏概全

居民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受个体特质、外部环境和信息传播的影响较多。在三个要素中，个体特质的稳定性相对较好而外部环境容易发生变化。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各类信息传播渠道成为事件信息的放大器，对居民的心理感受影响很大。传播学方面的“媒介使用与依赖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建构作用，通过大众传媒，人们形成了特定的社会认识观念和价值观，从而影响到自己行动的选择”。当发生重大恶性事件时，经过公共信息传播媒介的广泛报道或熟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可能对全国各地的群众都会产生影响，导致居民安全感的降低；而在某一特定时期对影响居民安全感的相关案件的整治活动经媒介广泛传播后则会导致居民安全感的提升。例如，某市的公交车爆炸案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对居民产生安全感方面的负面影响，使其出行安全感严重降低。因此，在调查时间的选择上，必须注意外部环境或突发事件可能对安全感调查造成的干扰。

从安全感调查选择的时间节点看，当前的居民安全感调查通常在年度考核前进行，以评估全年的社会治安防控成果。这一时期基本上就是春节前或者春节刚过的时间。为了保证群众能过一个祥和欢乐的春节，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社会治安防控问题。公安机关也会专门针对交通肇事、盗窃、飞车抢夺等容易影响居民安全感的案件采取专项行动，加大打击力度，各类媒体有关社会治安治理方面的工作成效报道也相应较多。在此时进行安全感调查，居民的安全感水平有可能普遍比较高。因此，这一时期调查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居民全年的安全感水平，这样的时间节点安排或多或少影响了居民安全感调查的有效度和可信度。

（五）缺乏监控措施，导致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备受质疑

为了解各地公安机关居民安全感调查的开展情况，笔者以“安全感”为关键词，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搜索各地的新闻报道。结果发现，许多地方公安机关的居民安全感调查结果显示90%甚至95%以上的居民表示有安全感，对社会治安状况满意，甚至有些地方的群众达到了99.5%以上。这些数据与独立开展调查的民意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一些群众套用比较时髦的话，称自己是“被安全”了。

笔者通过对基层公安机关的调研发现，多数公安机关把调查工作委托给调查队等机构，但在保障数据真实性方面却甚少有监控措施。监控措施的缺失可能使整个居民安全感调查结果失真。究其原因，主观方面是委托方为了让数据好看，放任一些造假行为和虚假结果的发生，操控调查结果；客观方面是由于委托方在执行环节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不足，使调查执行阶段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格鲁夫斯曾指出反映数据质量的四个误差来源：覆盖范围（Coverage）、无回答（Non-Response）、抽样误差（Sampling Error）、测量误差或者回答误差（Measurement or Response Error）。其中，因实地调查过程中的监控不到位导致的误差是测量误差的主要来源。以下就常见的容易失控的环节加以说明。

1.选择性抽样。在建立抽样框时事先对样本进行过滤，排除一些曾经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而列人大量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熟悉的人或者干脆列入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

2.虚构样本。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基于经费的考虑缩减调查样本量，但为了使样本数量看起来足够庞大而虚构样本数量。此外，第三方调查机构也有可能基于成本的考虑而虚构调查样本数量。

3.调查执行人员培训不到位。调查机构在培训完后没有通过试访等环节考核调查人员是否胜任工作就把调查人员派出去执行实地调查工作，导致调查人员对实地调查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而使调查数据失真。

4.调查执行人员故意造假。有些调查人员因被访者的不配合而产生畏难心理，他们不按抽样要求有意挑选一些容易接触的对象。更有甚者，有些调查人员直接胡编乱造调查结果以求尽快完成任务。

5.填写不规范。问卷的填写规范培训不到位，那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可能造成录入错误，导致数据失真。

综上所述，目前在居民安全感调查中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有可能使居民安全感调查的数据严重失真，无法反映多数人的民意。其结果是，居民安全感调查不但对公安机关群众路线的执行起不到推动作用，反而可能成为阻碍，直接影响人民群众与公安机关的关系。因此，公安机关有必要寻找有效对策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更好地发挥居民安全感调查的作用。

三、立足公安实际，有效开展居民安全感调查

（一）为公安机关订制有针对性的安全感调查

居民安全感调查要更好地为公安机关服务，就必须为公安机关量身定做适合公安要求的居民安全感调查。公安机关的居民安全感调查结果不能只有抽象数据，不能只有骨架，而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整体。因此，居民安全感调查不仅要关注指标数据的收集，还应把关注点放到居民具体的切身感受收集上。第一，要关注居民具体的不安全感来源。应详细了解一些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具体事例，以帮助公安机关后期能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消除或抑制。比如，某地的居民安全感调查中对影响安全感的其中一类因素表达为治安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有关规定，治安违法行为的种类很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容易对安全感产生影响的违法行为。过大的归类使调查结果即使发现影响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为治安违法行为，但具体到公安机关在应用这个数据时仍然无从着手，找不到具体工作的方向。因此，在调查问卷设计时，对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因素选项应该慎重分类，防止信息因归类不当而失去效用。第二，应重视在居民安全感调查中对公安所用防控措施的作用评估。公安所有防控措施的效果必须通过参与调查的居民的真实具体反映加以验证，防控措施的作用大小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辖区群众。第三，应通过参与调查的居民对具体问题的反馈来分析导致特定区域低安全感的影响因素，总结其社会根源，为公安机关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提供参考，防止其演变为重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二）引进专业人才加强工作监控，扎实开展居民安全感调查

居民安全感调查有其相当高的专业性和实践性。从调查方案的确定、抽样、问卷设计、人员培训、执行监控、数据整理、数据分析和挖掘等方面都需要扎实的统计学知识。同时，调查项目的负责人或经办人还要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才能预见调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形成工作预案。因此，公安机关在人才引进时应注意引进一些具有统计学专业知识或有调查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专门负责居民安全感调查工作。当然，短时期之内公安机关中无法找到合适的专门人才，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请专业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协助。第三方机构在协助设计调查方案的同时，培训内部人员，为以后独立开展相关工作打好基础。

无论是由公安机关自己实施还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居民安全感调查均应该注意工作监控。调查项目的负责人、经办人在思想上要重视监控，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监控常识和经验。常识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和接受外部培训等方式获得，经验可以直接跟随调查人员进行实地查访这条捷径获得。此外，应把质量监控结果与工作报酬等经济利益相挂钩，从机制保障的角度推动居民安全感调查扎实开展。

（三）以定性研究手段为补充，充实丰富安全感调查结论

公安机关要获得对公安工作有参考意义的数据，必须注意在调查中收集活生生的具体事例，深究其根源性的问题。因此，调查应该通过设置开放题，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追问以获得第一手的具体事例，并由调查人员详细记录，为后期通过某些比较详细的个案来充实、丰富和印证定量数据的调查结论打好基础。此外，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在定量调查工作结束后，就某些问题组织焦点团体座谈会或深度访谈，让受访者在无压力有焦点的环境中表达出对社会治安以及公安工作的深层次看法。通过整理、综合定量问卷中的开放题所获信息以及焦点团体座谈会或深度访谈所获得的深层次信息，让居民安全感调查结果变得有血有肉，数据更直观，分析更透彻，更易于理解，说服力进一步增强。

（四）日常调查与专项调查、面上调查与点上调查的有机结合

公安机关的居民安全感调查从内容上看，既包括用于常态化评估的面上常规调查，也包括某个政策或措施出台前的专项民意摸底。面上的调查，可以由省、地市或县级公安机关进行，根据各辖区的情况合理分配样本；局部调查因为针对性更强，设计的问题较少，主要收集几个关键问题的信息即可。

从空间范围看，既包括全局范围内的调查，也包括某一些局部重点区域的监控调查。全局范围的调查内容应该丰富一些，可以用于后期深入分析的内容也应多一些。局部调查可以县级或派出所为单位进行，将样本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如矿区或工业集中区等。局部调查问卷应该短一些，问题可以精练一些，样本量也可以少一些，所获得的信息作为某一专项工作的决策参考。

从时间角度看，除了年度的调查以外，还应有以半年或季度为周期进行的安全感调查。居民安全感调查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评估公安采取应对措施的有效性，从而实现全面质量管理过程的PD-CA（“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Ac-tion-处理”的第一个字母）的循环。半年或季度的调查可以发现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改措施，并在下一个周期的调查中评估措施有效与否，从而提高居民安全感调查的效用。

（五）充分利用公安资源，形成有特色的公安机关居民安全感调查

公安机关进行居民安全感调查时还应注意利用公安自有资源，一方面可实现公安专门知识与现代统计知识和社会调查知识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也能尽量节省经费开支，提高调查的性价比。利用公安资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发挥公安机关内部的人才智慧，对其他渠道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形成信息搜集框架，做好调查规划。二是利用基层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进行调查问卷的试访验证，发现调查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修正。三是利用公安的“110”呼叫中心，设立专门外呼座席，培训专门人员进行电话调查和回访工作。如有条件，还可以使用计算机电话辅助访问系统（CATI），以便更好地收集数据。四是对负责公安统计工作的人员专门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让其掌握基本的数据处理方法，协助进行后期的数据处理，针对不同部门的需求挖掘数据信息，尽量提升数据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1]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你感觉安全吗？――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7.

[2]王石番.民意理论与实务[M].台北：黎明文化专业公司.1995：24.

[3]李锡伟.浅议治安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3-6.

第6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两推一述”由第一次民主推荐、第二次民主推荐和个人陈述三个方面组成。第一次民主推荐是指在所在单位召开干部大会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初步人选。第二次民主推荐是指召开所在单位党委扩大会议，从考察对象初步人选中推荐考察对象。个人陈述是指通过第一次民主推荐产生的考察对象初步人选在第二次民主推荐会上进行口头述职。经过这些程序，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建议人选，经县（市、区）委常委会研究、报市委同意后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

“量化评价”是按照一定的比例，以百分制的形式，对干部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分为基本素质、民意情况、工作业绩三项内容。基本素质的评价分为基本条件、德、能、勤、廉五项，民意情况的评价分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三项，工作业绩的评价分为工作思路、履职情况、工作落实情况、工作成效四项。以上各项分别以一定的比例进行评价。

“数量线型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我们把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细化为13项指标，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决策能力、创新能力、业务能力、协调能力、合作精神、表达能力、勤政敬业、工作实绩、廉洁自律、品德作风和公众形象。在领导干部会议上，与会人员对测评对象的13项指标作出评价，填写专用机读卡。评价分优（A）、良（B）、中（C）、差（D）四个等次。分值分别为：优（90分）、良（75分）、中（60分）、差（45分）。在此基础上，运用光标读卡机和分析软件，读取机读卡上的原始数据并完成数量分析，形成分析结果，生成线型分析图及得票统计表和转化分值表。根据线型分析图，对被测评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评价、比较，分层次、分类别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了准确识别干部，选准用好干部，防止用人失察失误，我们切实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一是扩大干部推荐人员范围，体现民主的广泛性。二是适当增加知情人的打分比例，提高民主的真实性。在县（市、区）领导干部会议和个别谈话中，对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初步人选进行推荐时，均分为A票和B票进行填写，其中A票由参加会议的在职县级领导干部填写，比例占60%；B票由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填写，比例占40%。为了使推荐结果更加客观、公正、真实，在个别谈话推荐时，我们采取署名推荐方式，并把领导干部会议推荐得分、个别谈话推荐得分按4∶6的比例相加，计算出每人第一次民主推荐的得分，按分值进行排序，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初步人选。三是增加民意调查步骤，拓展民主的渠道。由考察组召开民意调查会议，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掌握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工作作风、工作成效和公众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考察对象实行百分制量化评价、采用“数量线型分析”的办法进行民主测评、实行差额考察选任、扩大考察公示的范围、发扬党内民主等措施，为选拔任用干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我们认真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着力完善和健全党委集体决策机制，保证由党委掌握干部选拔任用的最终决定权。一是充分发挥全委会委员在推荐考察对象人选中的决策作用。为此，我们增加了由县（市、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等参加的第二次推荐大会，对经第一次大会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确定的初步人选，在个人述职后，以票决的形式再次进行推荐，决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建议人选，实现了全委会票决党政正职的做法向票决考察对象建议人选的延伸。同时，在对拟任人选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时，按工作思路、履职情况、工作落实情况、工作成效四个方面分别由干部群众、分管领导、考察组确定档次。其间，我们注重发挥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了解情况更多的优势，突出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评价意见，较好地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二是由县（市、区）委常委会确定考察对象。在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经市委组织部研究并报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委考察组向县（市、区）委常委会反馈关于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的民主推荐情况，只反馈推荐位次，不反馈票数和得分，以利于全面考虑人选的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县（市、区）委常委会根据反馈情况和班子结构要求，进行充分酝酿，确定考察对象人选。三是由市委常委会确定新进班子人选。在组织部门详细介绍拟任用人选的个人情况、拟任岗位和任用理由的基础上，市委常委会进行深入讨论，每位常委会成员对同意、不同意或者缓议明确表达意见，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干部任用决定。对党政正职领导干部人选则实行票决制，由全委会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赞成票超过到会委员半数后才能形成任用决议。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采用以上方式方法落实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是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扩大推荐人员范围、增加民意调查程序等措施，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参与到干部选拔任用中来，这就使市委能够在更广的范围了解干部的德才素质。在实施集中过程中，市委常委会始终把德才放在首位，努力把那些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体现了良好的组织行为导向。这就促使有志成才的干部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修养、提高能力上。

二是有效地防止了“拉票”现象。“两推一述”等方式方法的运用，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发挥作用，这就让一些想拉选票的人增加了“拉票”的担心和顾忌。同时，通过增加推荐次数和扩大群众的参与范围，加大了“拉票”者的“拉票”成本。又由于干部群众参与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想拉选票的人感到无从下手，增加了“拉票”的难度。此外，新提拔人选主要是通过县（市、区）领导的评价、干部群众民意的反映以及考察组根据考察情况的认定，这种“三维定位”，解决了“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大大降低了“拉票”者的成功率。

第7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本文作者：郑智雪工作单位：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建筑学院

商业街区内的老社区，居住情况极为紧张，更毫无居住品质可言。对于地处“高房价”地段的老社区住户而言，其生存环境的恶劣与繁华的现代商业街景形成强烈反差。如何在改造时做到“现今生活需求”与“城市文脉延续”的双赢，是此刻老社区改造面临的艰巨任务。

尊重公众意愿，充分考虑现今生活需求社区是人、建筑、街道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心理归宿与传统，居住群体具有本地特征的文化特质，存在着在情感上有沟通，在心理上有认同和归属感。所以，充分尊重公众意愿、全面考虑现今生活需求是对老社区改造较为理智的思考。1)通过民意调查，了解住户意愿需求。在对老社区改造的过程中，通过走访住户和发放民意调查表的方式对现居住户进行民意调查，深入了解居民居住现状和对老社区改造的需求，继而制定可行的规划措施和改造方案。针对现住居民最紧要解决的居住环境紧张的问题，通过让老社区向上蔓生，把老住户从被商业包裹窒息的老建筑中解救出来，使得老住户与商人租客分离。下部老建筑可为快节奏生活的商业区生意人提供便捷的居住环境，上部新建筑在为老住户拓宽居住面积的同时也为打造居民共享交流平台创造了可能，提升老社区的居住品质。2)根据老社区现状条件逐步改造，尽可能避免大范围拆除。面对老社区拆迁日益困难的形势，改造应针对地段的现状特点，采用“有机更新”的手段，运用保留、改造与新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开发，避免大规模拆建对老社区的破坏。正如凯文•林奇所说:“在它的总的轮廓相对稳定时，小的局部的变化从未停止……这些只是过程的延续，并无最后的终结。”由此表明，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居民认同的“场所”，其形成大多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过程，绝非立竿见影能获得的。因此，我们要珍视那些在城市中已经形成的场所，避免对其具体的体型环境作剧烈变革或任意更改。在对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商业街老社区改造的过程中，不改变老建筑原有的街巷格局，仅拆除居民违章乱建部分，并且采用修缮性保护老建筑表皮的做法，既留存了老社区的历史记忆，又最大限度避免大拆大建。为能使新建建筑紧密连接于老建筑之上，采用对老建筑加柱的办法，既有效支撑新建建筑，同时又对老建筑起到加固作用。在新老建筑衔接的地方，选择将老建筑进行部分改造，置入垂直交通，保证新老建筑上下贯通。

在对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商业街老社区改造的过程中，提炼出老社区建筑肌理，并以该U形肌理元素为母题对新建建筑进行发挥创作。使其平面立面化，并根据老建筑的形式走向定位新建部分，使得新建建筑根植于老建筑，保证二者的传承关系，同时又能让老社区的建筑精髓在向上蔓生过程中得以彰显。同时，提取城市建筑平面掠影，抽象成大小各异的方形，投射于新建建筑的立面开窗上，宛如一幅幅津城剪影，在城市夜空下更显精彩，如图2所示。将商业区对老社区的负面影响转为正面作用在对老社区改造之前，周边的商业环境对于老社区来讲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负作用。喧闹嘈杂的交通、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时刻影响着居民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宁静祥和的居住环境正是现住居民的迫切需求。于是，在新建部分打造居民共享交流空间，此空间既是沟通每户居民的纽带亦是老社区与商业区相互作用的焦点平台。住户可在共享空间品茗休憩，体验快节奏商业区内难得的邻里间惬意的慢生活;同时亦可于共享空间内驻足远眺，感受时尚都市的繁华气息。老社区与商业区的对话，正是将商业对居民的负面影响转而变正，让老社区的住户们也能积极融入大都市的生活中，真正成为该城市的一份子，而非以抵触情绪寄居于城市一隅。在处理新老建筑衔接部分时，并不完全布满，而是部分空出，与其说是有选择的留白，不如说是改造点睛之笔，如图3所示。于留白部分打造屋顶共享空间，这既是上部住户回家的必经之地，也是下部住户的屋顶活动空间，给上部与下部居民们创造了充分的交流机会，还原快节奏生活下难能可贵的邻里之情。

城市的建设应该是有继承性的，没有了文化继承，没有了传统延续，也就没有了东方建筑的未来。通过对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商业街老社区改造的研究，我们希望探索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机更新”的工作方法和改造思路。理智的对待老社区拆迁保护与开发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切实做到尊重百姓意愿，满足现今生活需求，提高居住环境品质，尤其对老社区内的历史建筑进行积极地保护和利用，凝练城市肌理，有效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提升老社区改造的可操作性、创造新旧和谐的城市空间。此番对于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商业街老社区的改造研究是对中国式现代住宅的一次浅显的探索，这仅仅是个开始，将来的路还很长。

第8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要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舆情实际，网络舆情监测和公众舆情调查成为现阶段较为重要的两种手段。

中国大众传媒设立的舆情调查机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并不是第一家；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测量民意，也不是我们的发明。但是，借鉴中外先进者的探路之功，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测量中国民间舆论，并使之与重大国内外事件相关联，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民间立场，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算是探路者。中心成立一年多来，自主进行了30多项舆情调查，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像忠诚于自己岗位的记者一样，为报纸提供了科学、准确的舆情信息，让通常情况下无从感知的民间舆论得以有效地展现。

然而，为报纸提供民间舆论的调查与测量并不是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唯一的工作内容。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一方面通过《环球时报》这个平台，用舆情调查和监测的数据帮助国内外公众更为准确地了解中国社会对于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为不同性质的机构提供专业的市场调查、舆情监测与策略咨询服务，获得市场认同和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前者具有公益性，后者具有市场性。

传媒机构成立舆情调查中心的缘由和背景

从大众传媒业的发展角度说，新闻媒体既是社会舆论环境的观察者，也是社会舆论的构建者，同时还是社会舆论的呈现者。新闻媒体传统的舆情感知和呈现方式，就是媒体机构作为信息枢纽和集纳平台，将经过把关人过滤了的新闻和信息传播给大众，从而为公众构建一个被李普曼称作“拟态环境”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媒体作为“舆论机关”，还会通过社评、新闻信息过滤等方式营造和引导某些有利于公众利益的舆论。

然而，大众传媒所呈现的舆论是不是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众的意见，这个问题单凭记者的采访和编辑的信息综合处理是无法回答的。在西方，随着民意调查技术的逐步成熟，媒体对于公共舆论的准确且全面的报道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新闻呈现方式。据我所知，媒体通过舆情调查机构掌握和重大事件的舆情，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基本上是一种行业惯例，在各种选举前后的民意调查和更是媒体吸引受众的重要新闻，媒体拥有相对独立的舆情调查机构的情况也不鲜见。

这种后来被学界称为精确新闻学的报道手段，在中国的媒体上成风气地出现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纸上出现调查类新闻报道的专版，并受到读者和学界的欢迎。但是，初创期的中国媒体，在通过调查反映舆情方面，存在着一些为人诟病的问题。前些日子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不少媒体在发表各种民意调查结果的时候，既不交代调查方法，也不标注调查日期以及置信度和允许抽样误差，只呈现几条调查结论，这样的结论可信度和公信力都是值得怀疑的。更专业更具公信力的舆情调查结果，成为业界、学界和公众共同的期待。

从报社自身的发展目标看，《环球时报》一向致力于向世界传递中国民间的声音，而准确了解中国民间的各种诉求是代表中国民间与世界沟通的基础。在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成立之前，《环球时报》已经开始了准确表达并传播中国民意的多种尝试。从2006年开始，《环球时报》就进行每年一次的“中国人看世界”的舆情调查，连续做了4年，每年都有新发现，调查结果也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探索和实践，一方面记录了中国崛起过程中公众心态变化的真实轨迹，另一方面也成功实现了报纸作为大众媒体应该具有的设定话题、引导舆论的功能。

因此，可以说，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成立源于报纸准确了解中国民间舆论的迫切需求。以往，《环球时报》和其他媒体一样，都是通过记者采访、网络调查以及搜集不同媒体的报道来了解中国舆情的，但这些方法不够精准、全面。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成立可以使报纸在客观、准确、全面了解公众意见方面拥有全新的手段。一方面，它正逐步成为《环球时报》原创新闻的重要源泉，极大地提升了《环球时报》设置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作为独立舆情调查机构，它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人民日报社的支持下，尝试走向国际舆论场，开展全球范围的舆情调查。

舆情调查中心与报纸之间的互动方式

通过《环球时报》这个媒体平台，将公众对于国内外重大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要现实问题的认知和态度，用准确的调查和监测数据加以展示，这是环球舆情调查中心重要的工作内容。因此，中心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稳定预期、政治体制改革、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美国对售、大国国民心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数十次调查，结果通过《环球时报》以深度报道或新闻背景的方式，受到公众和国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一些与重大时事相关的调查，被海外媒体广泛征引，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公众的意见，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多了一个科学而可信的方式。

因为选题的时事相关度相对较高，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调查选题通常来源于中心与报社编辑部之间的互动：编辑部提出选题方向，中心研究团队综合考量其实现的可能性之后，决定这个选题是否可以执行。选题确定之后，中心的研究团队按照专业标准设计问卷、抽样和访问方式，执行过程的质量控制以及调查获得的数据处理都由中心的专业执行团队负责，最后研究团队对数据进行解读形成报告。调查报告形成以后，会第一时间传递给报社编辑部门，由记者根据调查主题约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调查获得的数据和发现进行解读，最后形成深度报道或新闻背景刊发在第二天的《环球时报》上。

举个例子可以更直观地感知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与报纸编辑部之间的互动过程。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在内地服刑的刘晓波。随着消息在国内的传播，不同意见在网络等平台上纷纭杂陈。为了及时准确了解中国公众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和态度，编辑部和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决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快速调查。经过几轮沟通，确定问卷以后，10月15日至17日，环球舆情调查中心通过电话调查方式对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公众态度展开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民众对刘晓波的认知度以及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态度和看法。调查对象为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普通市民，所有数据均通过随机方式获取。到10月17日21时截止，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955份。

调查结果在10月18日《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上同时，海外媒体纷纷转载，将中国公众对于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态度传递到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其中转引率最高的是这样的数据：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期望时，59.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收回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决定，并向中国人民道歉。问及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刘晓波时，一半以上（57.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依法关押刘晓波，直至服刑期满；16.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在适当时候将刘晓波释放，并让其离开中国；认为应该立即释放刘晓波，允许其前往挪威领奖的受访者只有7.9%。虽然海外不同媒体因为其立场不同，对于本次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但是，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民意测量方式，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公信力得到了高度认同。

传媒机构的舆情调查中心何以可持续

如果出于公益的目的，偶尔做一两项调查，媒体只需要和外面的调查机构合作便可以实现，没有必要独立运营一家舆情调查机构，否则运营成本过高。一些媒介机构曾经成立相关的调查机构，之所以没能正常运转，症结正在于此。

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成立之初就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环球时报》本身就是一家高度市场化运作的传统媒体，以发行和广告兼顾的方式成为平面媒体一片唱衰声中为数不多的几家逆势上扬的报纸。所以，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筹建时，其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就已经确立，中心成立之时，也在工商部门注册了一家独立运作的公司，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舆情调查的市场活动。

事实上，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舆情呈现和流转的规律发生改变，一方面，因为网络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使得网络舆情变化迅速，往往呈现出爆发式显现的特点。一些负面信息可能对事件主体造成致命的伤害，中国乳业和中国红十字会因为舆情事件而受到冲击，至今未能从阴影中走出，便是负面的典型；另一方面，因为这种强势的网络特征，“沉默的螺旋”现象也更容易出现，怎样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舆情实际，网络舆情监测和公众舆情调查成为现阶段较为重要的两种手段。

从宏观现实看，社会层面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既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中央和地方都十分重视舆情收集和研判的工作，舆情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和检验砝码。市场层面上，社会的分层让消费者群体也出现了分化，企业面对的市场究竟有怎样的变化，企业和产品的品牌价值究竟是否健康，需要有更加及时和全面的反映。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最后都归结为对公众意见的搜集、整理、分析、解读的工作，并依据对这些数据化的公众意见的解读，发现政府和企业的形象塑造及舆情应对策略。

第9篇：民意调查方法范文

改进和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科学设计考核指标，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指数有机结合起来。要扩大和延伸考核范围，注重了解上级、平级、下级特别是服务对象对考核对象的评价，强化对干部处理重大工作、突发事件的动态考察。建立广泛的信息搜集机制和动态的社会评价机制，建立重大项目、重要工作跟踪管理制度，完善民意调查制度，多方位构建了解干部的信息渠道。

二．深入群众，在“三重”实行考察干部透明化

为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可以实行识别干部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并实行对考察程序和重要情况记实制度。同时，坚持扩大民主推荐范围，注重听取不同层面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扩大群众的参与面，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切实提高选人用人的透明度。通过全程监督，使在重点工程、重要工作、重大突发事件中考察识别干部工作更加民主、公开、公正、透明。

三．建立“三重”工作考察体系

围绕重大工作部署，研究制定在重点工程、重要工作、重大突发事件中考察识别、培养锻炼和考核评价干部的有效机制。坚持品行为本、责任为重、务实为要、廉洁为贵，用靠得住的干部、敢负责的干部、肯实干的干部、口碑好的干部、严以律已的干部和敢抓敢管、敢作敢为、敢闯敢试的干部，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四．政府创新“六敢”干部选任机制

按照中央“坚持责任为重、用敢负责的干部”的要求，各市级政府应该大力起用为人民利益而敢抓敢管、敢作敢为、敢闯敢试的“六敢”干部。

积极创新选人用人办法，健全选人用人机制，为大力培养选拔起用“六敢”干部提供了制度保证。进一步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办法，探索建立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任用初始提名情况和推荐测评结果在领导班子内部公开制度，着力提高“六敢”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度。探索建立党政机关从基层、生产一线选拔干部和选派党政机关年轻干部到基层任职锻炼制度，为“六敢”干部打造了一条培养选拔链。探索建立在重点工程、重要工作、重大突发事件中考察识别干部、培养锻炼干部、考核评价干部机制，对培养锻炼、科学识别、客观评价“六敢”干部作了明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