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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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2001年12月29日，患者赵某因发热在个体诊所输液，未见好转。次日17点左右，赵某因头痛、下腹痛加重，到县医院住院诊治。入院诊断为：发热待诊。入院后医生钱某给予治菌必妥以及其他对症治疗。患者于19：30分头痛加剧伴恶心、胸闷，给予甘露醇250ML.20：30分出现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考虑左心衰，给予对症处理。21：40分病情明显加重，给予抢救治疗。21：50分患者突然呼吸、心跳停止，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心肌炎、心力衰竭。

赵某亲属认为诊疗过程中医生钱某“极端不负责任”、“滥用药物”，致使患者在输液过程中突然死亡，进行了不停止的上访、申诉。2002年1月 28日、2002年3月12日，县、市两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均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做出鉴定结论：不属于医疗事故。2004年1月15日，省医学会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鉴定结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赵某父亲遂于2004年4月20日持省医学会组织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到县公安局报案。2004年6月29日，钱某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04年10月17日，县人民检察院以医疗事故罪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0月22日赵某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医院赔偿100万元。

2004年12月6日，县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在本案中，辩护人认为钱某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罪，遂从证据、事实、法律适用三个方面进行了无罪辩护。12月13日，经法庭准许，县人民检察院撤回公诉，随后公安局解除了对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本案终结。

案件分析

本案中省医学会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故其做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属于非法证据之列，不应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何谓非法证据？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1条，首次医疗事故鉴定应当由地市级医学会组织，省医学会没有进行首次医疗事故鉴定的权力，因此本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尤其是被告人）实际上被剥夺了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再次鉴定的权利，因此，该鉴定结论属于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鉴定程序而取得的证据。

县、市两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证明，患者的死亡结果主要是患者自身疾病转归的结果。对这一事实，在省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也予以了认定。在这里援引省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并非承认其取得途径的合法性，仅为便于讨论而已。其次，本案中因患者方仅把患者当作一个“普通感冒”的孕妇，所以没有遵照医嘱及时到医院住院治疗，没有遵照医嘱及时服药，这一系列疏忽，致使延误有效的诊断治疗时机，对于心肌炎的发展、加重，患者方具有一定责任。在本案中，患者起病急，病情复杂，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被告人凭借临床经验，先行抗炎、对症治疗、先用药，再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符合临床常规。

本案中钱某显然不存在重大过失。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往往是指有推诿、不予理睬、不积极采取措施等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本案钱某及医院没有上述行为，其对患者的诊疗态度积极，表现在及时收治病人，并给予了积极的救治措施。加之，医疗行为没有“造成”患者死亡，即患者死亡与医疗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疗行为存在的过失仅限于“轻微”责任，患者的死亡属于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没有“严重不负责任”并“造成”患者死亡，不属于刑法第335条规定的医疗事故罪的情形，不构成医疗事故罪。

在本案的过程中，几乎所有案件参加人员包括公诉人、法官、辩护人都感觉到我国刑法中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过于抽象、原则，缺少指导司法机关办案的司法解释。回忆以往的几起涉嫌医疗事故罪案件，越发感觉有必要针对法律适用中容易产生异议的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关于医疗事故罪主体范围问题

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具有执业资格，并经合法注册，且在合法卫生机构中从事医疗实践工作的医务人员。我国医务人员按其业务性质分为四类：医疗防疫人员、药剂人员、护理人员、其他技术人员。无论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个体诊所，只要实施医疗行为的医务人员拥有合法注册的执业证书，也就具备了构成本罪的主体资格。这一点一般不会有异议。

在合法医疗机构中，异地“走穴”的医务人员，是否能成为构成本罪的主体呢？笔者认为，医务人员跨行政地域的“走穴”行为，因行医主体资格存在瑕疵，因此医务人员不具备构成本罪的主体资格。那么，如果“走穴”的医务人员，确因过失行为导致了患者人身的严重损害，既然不能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否可以以“非法行医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呢？笔者认为，也是不妥的。因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其犯罪主体要求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往往“走穴”的医务人员是具有执业资格取异地执业的人，所以也不能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由于“走穴”的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过失造成患者严重损害或死亡的，可以以第二百三十五条“过失伤害罪”或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走穴”的医务人员，不仅存在跨行政地域执业的情形，还存在跨注册类别执业的情形（例如骨科医生在异地从事神经外科的手术），笔者认为，此种行为造成患者严重损害或死亡的，完全可以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医疗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能否构成医疗事故罪呢？许多人认为，根据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的精神，“因诊疗护理工作是群体性的活动，构成医疗事故的行为人，还应包括从事医疗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所以，医疗机构中除卫生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可以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应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医疗机构中从事与诊疗护理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工程技术人员、工勤人员不能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卫生技术人员是医疗事故罪的当然主体；行政管理人员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职责与诊疗护理工作无直接关系，如：财务人员、图书管理人员等，这些人不能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有的职责范围既包括与诊疗护理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又包括与诊疗护理工作无关系的内容，如：医院的业务副院长，对于这类人员能否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关键看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发生在行为人行使哪种职责时，如发生在履行与诊疗护理工作有直接关系的职责中，则可以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但是，如果医院业务副院长，长期疏于对医务人员的业务管理，造成医务人员普遍业务水平低下，医疗事故频繁发生，对该副院长不能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将党政、财会、后勤人员等纳入医疗事故的主体范畴中，确有轻纵减轻此类人员法律责任之嫌。因为刑法对医疗事故罪的惩治力度，是充分考虑到这种犯罪的特殊性的。党政干部或后勤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病人死亡或严重损害病人的身体健康，行为人如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可构成玩忽职守罪，如系一般主体，可构成过失类犯罪的主体。

（二） 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问题

医疗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所谓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严重不负责任”，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医务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曾经将医疗事故按事故发生的原因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而医疗事故罪就仅限定于责任事故的范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作为了构成医疗事故的要件之一，显然也就不再区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了。司法实践过程中，作为犯罪嫌疑人或其人，进行无罪辩护时，如果能够证实医疗行为并未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则当然不能构成医疗事故罪。也就是说，如果未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就不能构成医疗事故，不构成医疗事故，就当然不构成医疗事故罪。

（三） 关于“严重损害”的认定问题

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究竟造成怎样的损害结果才算得上是“严重损害”呢？目前，在医疗事故罪损害后果的认定上，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确定的标准，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确定的标准。这两套标准包含的后果又分为若干等级。有的学者认为，“严重损害”应理解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四级以上医疗事故。有的学者认为，作这样的理解过于宽泛，应当限定在三级以上医疗事故。还有的学者认为，一般是指按人体伤害标准，经鉴定属于轻伤害以上结果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医疗事故罪的损害结构至少要达到重伤。

笔者认为，如何理解医疗事故罪中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医疗事故罪中这样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什么。二是我们对医疗事故罪应采取什么样的刑事政策。首先，我们回顾一下1997年刑法典颁布前的几个刑法修改草案中关于本罪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刑法草案最初曾规定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后果是造成病员重伤、死亡，只是到了修改后期才改为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这一变化本身并不重要，问题的焦点在于产生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重伤作为法律术语，是刑法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它是故意伤害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是过失造成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是其他一些可能给人体造成伤害的案件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或罪与非罪的界限，“重伤”，不仅在刑法上有明确的概念（1979年刑法典第85条、现行刑法第95条），而且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在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90年制定并颁布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可以说刑法中重伤的认定，在标准上相当明确，在实践中经验也相当丰富。那么现行刑法中的医疗事故罪为何最终抛弃了这个刑法中相当重要，且在实践中又有成熟经验的标准呢，答案显然要从医疗事故罪的来源中寻找。现行刑法的医疗事故罪直接来源于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事故的等级认定上采用的是卫生部门制定的标准，而根本未考虑刑法上的重伤问题，这与当时解决医疗事故案件以民事赔偿为原则，以刑事处罚为例外的指导思想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罪的打击面不宜过大，即医疗事故罪中的严重损害程度应等同于或至少近似于（但不低于）重伤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应当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与现行刑法第九十五条重伤的概念（本法所称重伤，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伤害：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健康有重大伤害的）加以比较。显然，患者的残废、功能障碍都属于重伤范畴的。

（四）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我国刑法罪责自负原则要求，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当危害结果发生时，要使某人对该结果负责任，就必须查明他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在危害结果发生时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医疗事故的发生往往掺杂有许多偶合因素，例如原发疾病的参与。因此，在判断损害是否严重时，还必须考量在医疗事故中，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责任程度。笔者认为，医务人员对医疗事故的发生负完全责任或主要责任时，才能构成医疗事故罪。如果是次要责任，一般不宜追究医务人员的刑事责任。上述理解，只是笔者一家之见。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直接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应当由有关司法机关尽快作出司法解释为宜。

（五）国外关于医疗事故刑事责任的立法例

国外刑事立法因法律传统和医疗伦理的差异对医疗事故采取的方法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多对医疗事故犯罪进行刑事立法，作为犯罪处理；而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将其规定在侵权行为法中，寻求侵权行为法救济。规定医疗事故罪的国家一般将其规定在过失致人死亡、伤害等条款中，如法国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条；也有将其规定业务过失致人死亡或伤害的条款中，如日本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一条，德国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联邦德国、瑞典刑法典均无相关的医事犯罪的特别规定，而是规定在过失致人死亡或杀人罪中，西班牙、巴西、加拿大也采取同样办法。

日本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了“业务上过失致死致伤”，是指懈怠业务上必要的注意，因而致人死伤的，处五年以下惩役、监禁或者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因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的，也同样处罚。

法国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因笨拙失误、轻率不慎、缺乏注意、怠慢疏忽，或者因未履行法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注意义务，致他人在超过3个月时间里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蓄意不履行法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注意义务，所受的刑罚加至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蓄意不履行法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注意义务，致他人在3个月或3个月时间里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处1年监禁并科10万法郎罚金。

第2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三级医疗事故的处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医务人员，除依照前款处罚外，卫生行政部门并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一、医疗过失刑事责任分析

在刑法领域，针对医疗过失，我国特别规定了医疗事故罪。在刑法上宣判医师有罪的目的是使其它医师能以此为借鉴，提高医疗注意程度，进而减少医疗过失的发生，唯有减少医疗过失的发生才可能达到极小化犯罪的社会成本。《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现行医疗过失入刑化的效果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现行医疗过失入刑化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收益，但从执行效果来看并不佳。原因主要在于:

(一)医疗过失入刑化，但被追究刑责的医疗判例较少

在国外，因医疗过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判例很少。比如在德国，法院处理的医疗事故刑事案件中，只有0.3%的案件的医生被宣判有罪而受到刑事制裁。在日本札幌高判1976年3月18日判决由于护士节错了电动手术刀线路而烫伤患者的医疗小组中的医生无罪后，很少见到因医疗过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判例。在关国法制史上，以刑事司法系统处理医疗纠纷之案件，可追溯至1809年的麻州诉汤普森案。1809年至1981年为止，上诉法院大约审判了15个类似的案件。在其后的20年里，仅有24案件进入了下级法院的审判程序(0. 004位医师/百万人口)，其中仅有5名医师被判刑。

而同国外相类似，国内因医疗过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判例也很少。据湖北省高级法院的统计则显示，2003年、2004年，全省法院审结的医疗事故罪各只有1件。而2003年全省法院民庭受理的医疗赔偿纠纷高达597件，2004年则增长到702件。而从全国范围看，在网上能够搜索到的医疗事故罪判例，也仅有2009年山西阳曲县5岁男孩王锦国因咳嗽打针过敏性休克死亡案、2010年山东临沂19岁少女秀秀在私人诊所接受流产手术后成为植物人案、2010年山东省郑城县86岁老人药物反应死亡案、2011年辽宁省首例女子整容室息死亡案等寥寥数个。由此可见，当前医疗事故存在刑事案件民事化的趋向，就是往往由医院赔钱了事，而没有依法追究相关医务人员的刑事责任。医疗过失入刑难以落到实处，陷于尴尬的境地。

(二)刑法对医师的过失案件发生是否有吓阻作用的探讨

用刑法来处罚有过失的医师，其目的在于使该医师及其它医师能以此为警戒，提高医疗注意程，使医疗过失低，从而保障民众就医安全。但本文研究却发现，刑法似乎无法达到此目的。即使医师过失有刑事责任，但实际上判罪高。若以经济角来看，以刑法对待医师过失较民法或行政法无效，且成本高。因此，在必须付出相对高的成本之下，又无法有效达到吓阻作用，那么刑法的介入似乎没有一定要存在的理由。

三、医疗过失去刑化可行性法理分析及具体法律构想

(一)医疗过失去刑化可行性分析

医疗过失除罪化亦称为医疗过失去刑化、医疗过失刑事除罪化。对于医疗过失去刑化的探讨，医界是持较为赞同的态度的，认为对医疗过失课以刑责将于解决医疗过失纷争，且与其一味讨论如何加重或严格化医疗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如寻求实际保护医疗过失下的被害人，使能得到充分、迅速、确实补偿损害的方式。本文将重点从法律、经济的层面，对医疗过失去刑化的可行性进行法理分析:

1、医疗过失去刑化可行性分析基于法律的层面。就法律层面而言，刑事监禁的社会效果有:吓阻效果、公平效果、改过迁善、禁止犯罪。而医疗过失入刑化似乎未能达到上述效果:(1)就吓阻效果来看，刑罚可能使医师紧张，而增加防御性医疗行为，对于有较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医师将愿尝试，如此反而对病患，且有碍医学进步。(2)就公平效果来看，大多数病患及家属主张以刑事手段来对待医师的过失行为，多是想讨个公道，而是想报复医师。(3)就改过迁善来看，严惩犯错的医师，目的是减少再犯，但事实上，却使医师为求遮掩过错，进而失去自错误中学习避免再犯的机会，假如以民事及行政处罚，也能使医师接受处罚后提高注意程度，避免再犯相同的错误，况且行政上对于重复发生过失行为的医师还加重处罚，那么何乐而不为?(4)就禁止犯罪来看，将有过失的医师监禁起来，避免替其它病患看病可免于再犯，这点仅对医师造成严重的损失，也造成社会上的损失，毕竟培养一位成熟的医师的成本极高，一般需要11-13年。若将医师监禁起来，除监禁成本外，还有大量的机会成本，包括①监禁期间无法替病患看病的损失②培养过程中11-13中所耗费的成本;③因名誉上的损害而对其医师生涯造成各方而的损失。且我国医师法及医疗法规定，医师能拒收危急病患，但而对这些病患，一旦出现疏失又将负担刑罚，对医师而言似乎公平。

2、医疗过失去刑化可行性分析基于经济的层面。若以成本及效益来分析医师过失的刑事责任，就医师的观点来看，医师所需承担的成本有诉讼时的时间成本、诉讼成本、医师执业损失、心成本、及名誉损失，远多于医师所能得到的利益，且刑罚愈重，医师负担的成本也愈多。若以病患及家属观点来，以刑法来对医师判刑，病患及家属也需要负担时间成本及心成本，病患及家属可能得到一个公道却无法得到任何补偿，若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病患则可能得到赔偿。

若以民事的侵权责任要求医师赔偿，则病患及家属可得到一部份的补偿，相同的也需要付出诉讼时的成本，相较之下，刑法似乎对病患及家属较有利，因诉讼成本较低。社会大众需负担的成本包括刑法审判过程及监禁的社会成本，亦可能得到对医师科处多的罚，但社会所需承担的是防御性医疗行为的成本，及往后医疗市场欠缺专业医师的损失，增加医疗社会成本且造成社会资源与效益的浪费。因此，以社会公共利益来看，将医疗过失去刑化将符合经济效率。

(二)医疗过失去刑化的具体法律构想

1、取消医疗事故罪等罪名，强化民事及行政责任。近来我国医疗纠纷数量激增不断，政府为此也拟定了许多相关对策来解决问题，但在替代方法还完备之下，刑法似乎仍有能免除的由。假如在刑事上判定医师无过失，病患及家属则无法得到任何补偿，其满情绪就会激增，类似于医闹的非性抗议动就会增加，会使医病关系遭。

第4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第一条、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

第三条、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

（二）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

（三）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

（四）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四条、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的医疗事故或可能是医疗事故的事件（以下简称医疗事故或事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和分析、鉴定工作，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得当。

病员、家属及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与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合作，共同做好医疗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第二章、医疗事故的分类与等级

第五条、医疗事故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事故。

第六条、根据给病员直接造成损害的程度，医疗事故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前款医疗事故等级的医学鉴定标准，由卫生部制定。

第三章、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

第七条、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当事的医务人员应立即向本医疗单位的科室负责人报告，科室负责人应随即向本医疗单位负责人报告。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应立即向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八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医疗单位，应指派专人妥善保管有关的各种原始资料。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

因输液、输血、注射、服药等引起不良后果的，要对现场实物暂时封存保留，以备检验。

第九条、医疗单位对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应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

病员及其家属也可以向医疗单位提出查处要求。

第十条、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进行尸检。尸检应在死后四十八小时以内，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医院病理解剖技术人员进行，有条件的应当请当地法医参加。医疗单位或者病员家属拒绝进行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影响对死因的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的一方负责。

第十一条、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者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均可在接到结论或者处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章、医疗事故的鉴定

第十二条、省（自治区）分别成立省（自治区）、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直辖市分别成立市、区（县）二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由有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若干人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可以吸收法医参加。

鉴定委员会人选，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鉴定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它的鉴定，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

中国所属的向地方开放的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也可以提请当地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第十四条、鉴定委员会接到申请或者委托后，应当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慎重作出鉴定。如材料不全或情节不清，有权要求医疗单位补充材料或者对有关事实情节进行复查。

鉴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第十五条、非鉴定委员会成员和未经鉴定委员会邀请的其他人员，不得参加鉴定工作。鉴定委员会成员中，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扰鉴定委员会的工作，不得对鉴定委员会成员进行威胁、利诱、辱骂、殴打。

第十七条、鉴定可以适当收取鉴定费。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医疗单位支付；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提出鉴定的一方负担。鉴定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五章、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十八条、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医疗事故补偿费，由医疗单位支付给病员或其家属。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给予了医疗事故补偿费而削减病员或其家属依法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

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

第十九条、因医疗事故致残的病员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产妇死亡留有活婴的，由其家属接受出院；无家属的，由其所在单位接受出院。

病员在医疗单位死亡后，尸体应立即移放太平间。死者尸体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一周。逾期不处理的尸体，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公安部门备案后，由医疗单位处理，火化后的骨灰应通知家属领回。

第二十条、对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医疗单位应当根据其事故等级、情节轻重、本人态度和一贯表现，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分：

一级医疗事故：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

二级医疗事故：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

三级医疗事故：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

第二十一条、对造成医疗技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医疗单位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吸取教训，一般可免予行政处分；对情节严重的，也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所造成的医疗事故，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事故等级、情节、本人态度，除责令其给病员或其家属一次性经济补偿外，还可以处一年以内的停业或者吊销其开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发生医疗事故或者事件后，丢失、涂改、隐匿、伪造、销毁病案和有关资料，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医务人员由于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员死亡、情节恶劣已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医疗单位的财产和工作秩序，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民主权利和工作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借口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寻衅滋事，扰乱医疗工作正常秩序。违者，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单位以及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二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5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律师同志：

过年回老家探亲，很不幸，听说一个农村的中学同学的孩子夭折，十分悲痛。前去探望，才知道事情原委。儿子腹泻，妈妈带儿子到一门诊输液，大夫拿错药，输液之后，孩子不到5分钟就离开了人世。该大夫有相关资质，在此前已经因疏忽治死过2人，但仍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后来爸爸妈妈到区医院为亡儿做了尸检，检查报告说明钾含量严重超标，是正常人的15倍。妈妈十分悲痛，不愿多想，她主要担心即使后也不能执行判决，对方提出私了时便答应，经过双方律师磋商，签订协议。

在做医疗事故鉴定时，大夫方曾请鉴定医师们集体吃饭，我本人觉得该行为表现出加害方并没有承担责任的诚意，而且11万元扣除各项加害方罗列的费用，最后给付了9万元。

我现在从事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自学过法律，2003年司法考试曾得238分，总觉得这件事情不该这么简单。亡儿的父亲也问我如果到底会是什么后果。请问：

（1）这件事可否“私了”，该大夫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吗？

（2）该协议哪些地方无效，该大夫民事责任应怎样追究，协议中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

（3）受害人应采取哪些措施？

附：医疗事故协议书

甲方：某市某区某综合门诊部法定代表人：张三

乙方：李四，男，某区某村；王五，女，住址同上

乙方李四、王五系夫妻，2004年11月27日王五带其子李小四（2003年6月8日出生）到甲方就诊，双方因此发生医疗纠纷，现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

2.乙方自愿于2005年1月31日之前撤回医疗事故鉴定申请，因医疗事故鉴定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负担。

3.双方无其他纠纷，乙方不再追究甲方任何责任。

4.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

5.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一份，一份送某市医学会，一份留某区卫生局存档备查。

立协议人：张三李四王五2005年1月30日胡某

胡某同志：

1.所谓“私了”，就是患者和医疗机构或者个体行医的执行医师对于双方之间产生的医疗争议进行协商,当协商结果达到双方都能接受认可的程度时,双方依照协商的结果各自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以便定纷止争。这种情况对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解决纠纷不失为一种节省成本的良好途径,但是如果在该纠纷的损害后果已经达到了触犯刑法的程度,则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就不能由民事主体通过协商也就是您所提到的“私了”来解决问题了。

由于您已经确认该医生具有相关的执业资质，同时又认为尸检报告中认定的钾含量严重超标是由于该医生的输液错误的诊疗过失造成的，那么患者家属可以持该尸检报告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刑事侦查进一步确认患者的死亡结果是否由于医生的严重不负责任的诊疗过失行为造成的，如果患者家属的疑问得到侦查机关的确认，则该医生应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335条的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由于国家对于刑事犯罪行为是主动追究，而不同民事纠纷的“民不举，官不究”，因此对于该医生前两次医疗行为致人死亡的情况，侦查机关同样可以进行侦查，以便确认是否同样存在违法犯罪的事实和行为存在。

2. 据《民法通则》第54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第55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56条的规定：“民事法律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同时根据《合同法》第32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44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该份协议作为当事人双方就对患者死亡的危害后果的赔偿约定，如果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则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判断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医生应该依照合同的约定向死者家属按时、足额支付约定款项，而不应该在支付时还扣除合同约定之外的任何款项。至于其承担责任的诚意只能通过其对约定的完全履行来体现，请医生吃饭只能说明其行为不恰当，但不构成违约。

当然,如果该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即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54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面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也就是说，如果死者家属认为自己在签订上述赔偿协议之时存在上述使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的情况，则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确定协议无效或者请求行使撤销权,当然在提讼的同时要提供证据才能使自己的主张成立。但同时要注意符合《合同法》第55条关于撤销权行使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销权消失:(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放弃撤销权”。如果经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协议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则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无效合同或者被撤销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此后，患者家属可以再次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该医生对于患者的生命权损害后果进行赔偿。诉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其结果将作为赔偿的最主要依据。

3.患者家属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各项期限内行使自己的各项实体和程序性权利，以便使损害后果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

医疗事故的赔偿适用哪个法规？

律师同志：

倪小姐最近发生了二级甲等的医疗事故，现要求医院赔偿。请问该事故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

颜某

第6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第7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2007年10月底，张某不慎右腿股骨骨折，为了节省费用，由其所在镇医院聘请专家于某为其做手术。于某为患者张某手术植入钢板固定，嘱患者张某1年后拆除。7个月的时候张某腿内钢板断裂，右腿出现肌肉萎缩。张某找到于某，于某告诉他不用二次手术，但张某每天疼痛难忍，于是找到镇医院，才得知于某未履行会诊手续，为“走穴”医生。张某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

鉴定结论：镇医院的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医院负次要责任。当地卫生部门对于某进行了降级等行政处分。张某不服，决定申请二次鉴定，并以非法行医罪追究于某的刑事责任。

导师点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的规定，医师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活动。案例中于某没有履行会诊手续，属私自会诊，根据上述规定，卫生行政部门给予于某行政处分是恰当的。

在医疗纠纷工作中，因会诊引起的纠纷或者与会诊有关的纠纷很常见。会诊分为院内会诊和院外会诊，大家比较关注且容易出现纠纷的是院外会诊。院外会诊无外乎两种形式：①合法手续下的会诊：通过两家医疗机构的往来公函约定，把会诊费用交到会诊单位，一般在正常工作时间进行；②私自会诊：邀请会诊单位或患方直接找到会诊专家，会诊费用一般直接给会诊专家。我们所称的医师“走穴”一般指私自会诊。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无论是采取行政处理途径解决还是通过诉讼解决，邀请会诊医疗机构与会诊专家或会诊医疗机构之间容易出现扯皮现象，患者非常不满意。

一直以来，我国是禁止医师“走穴”的，医师执业必须在注册的执业地点，符合其注册的类别并且不能突破其注册的执业范围。但合法的院外会诊不在执业地点限制范围内。

院外会诊是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水平，促进医学交流和发展，降低医疗风险，降低患者医疗费用支出的有效措施，只要履行了医师所执业的医疗机构(即会诊医疗机构)与邀请医疗机构之间的会诊手续，医师是可以到其他医疗机构进行针对特定病人的特定诊疗行为的。

于某在没有办理会诊手续的情况下进行了会诊活动，而邀请会诊的医疗机构对此事是明知或应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应当由邀请医疗机构(某镇医院)和于某一起对患者承担民事责任。

至于是否应当追究“走穴”医师于某的刑事责任，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就本案来讲，不属于非法行医犯罪的打击范畴，所以，于某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非法行医的打击对象是无医师执业资格的人为谋取利益而行医的行为，尤其是江湖游医。于某的行为违反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故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可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笔者认为，在国家末出台医师多点执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前，医师的外出会诊应当严格遵循《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以及相关医事法律的规定。对于细化的责任承担问题，会诊双方可以进行明确约定，保障在渗疗过程中尽职尽责，以避免不当医疗损害的发生。而无论如何约定，医疗机构不能免除自己因会渗给患者造成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8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一、了解医疗事故构成的要件

医疗纠纷主要是由医疗事故引起的。那医疗事故构成的要件都有哪些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了医疗事故的概念: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从医疗事故的概念上,可以看出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里所说的“医疗机构”,是指按照国务院1994年2月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这里所说的“医疗人员”,是指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如医师和护士等,他们必须在注册的医疗机构执业。

(二)客体,即过失行为损害的对象。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这里说的“人”应为从出生到死亡期间的人,《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就是说,民事权利能力始于人的出生,终于人的死亡,在生存期间,人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这里的死亡时间应当是指生理死亡。在我国,生理死亡的具体死亡时间一般以医生签署的死亡证所记载的死亡时间为准。

(三)主客观方面,即行为人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这里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过失”造成的,即是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而不是有伤害患者的主观故意;二是对患者要有“人身损害”的后果,这是判断是否医疗事故至关重要的一点。

(四)行为的违法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工作依据和“指南”。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自己的有关业务活动中应当掌握相应的规定,并遵循规定,以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

(五)过失行为和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这是判定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存在过失行为,但是并没有给患者造成损害后果,这种情况不应该被视为医疗事故;虽然存在损害后果,但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没有过失行为,也不能判定为医疗事故。这种因果关系的判定,还关系到追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责任,确定对患者的具体赔偿数额等。

二、妥善保管自己的病历资料

病历,是患者最直接最真实的医疗档案,要妥善保管。《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明确指出,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是经医务人员、医疗信息管理人员收集、整理、加工后形成的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真实性的医疗档案。

在现代医院管理中,病历作为医疗活动信息的主要载体,不仅是医疗、教学、科研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医疗质量、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综合评价的依据。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有举证的义务。病历资料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记录医疗行为和医疗过程的重要文书,是判定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八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书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因抢救危急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

根据不同的工作流程和反应时间,病历分为住院病历、门诊病历、急诊病历和病历的质量评价四部分。一份好的病历,内容要真实完整,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有逻辑性、科学性,要使用医学术语书写,文字要通顺简练,字迹清晰,无错别字、自造字及非国际通用的中、英文缩写,涉及的数字要使用阿拉伯数字,重点内容以不同颜色书写或标记,病历内容不得随意涂改。

病历属于医药卫生科技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医药卫生档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档案、病历的保管均作出了规定。医疗机构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设置专门部门、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病历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等工作,并提供设备、设施等支持条件;建立病历保管、统计、借阅等相关管理制度,鼓励病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相关资料。”病历是医学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伪造、隐匿、销毁病历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师要坚持尊重科学、注重客观、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原则,如实记录病历。《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隐匿、伪造、销毁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处罚。同时,该规定对于调整患者行为同样适用。病历的一部分可以由患者保管,如未在医院建立档案的门诊病历。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这部分也不得涂改、伪造、隐匿、销毁,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医闹”为违法行为

近几年来,“医闹”事件甚嚣尘上,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遭遇谩骂、殴打,造成人身损害乃至死亡的事件屡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了正常医疗秩序。其实,对于患者来讲,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章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

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对患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唯一“归责标准”。医疗机构对非医疗事故责任导致的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其他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

第9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目前，法院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类纠纷大多数是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不当，造成了自己身体上的伤害，要求赔偿因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本文拟就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工作有所作用。

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

对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医务界、司法界和民法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并形成“事故论”和“过错论”两个不同的观点。事故论者强调患者必须先获得医疗事故鉴定，然后才能起诉医院请求赔偿，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把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启动司法赔偿程序的前置条件。过错论者认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衡量标准是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而不是事故，即诉讼中如果医院不能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举证证明，就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①国务院2002年4月14日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似乎采纳了“事故论”的观点，该《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医务界认为，只有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当然就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都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②在这里，最高司法机关，充分支持了“过错论”的观点。因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还应包括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依照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一）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概念，同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1、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主体。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主体为“医务人员”，《条例》规定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确认医疗事故责任的基本性质是替代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责任。凡是医务人员受聘于医疗机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过失造成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其所在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构成医疗事故，患者直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而不是向医务人员请求。只有个体行医的医生造成医疗事故，才不是这种替代责任。

2、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

原《办法》中将医疗事故界定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范围之内。新的《条例》将“诊疗护理过程中”改为“医疗活动中”，不再限于诊疗护理过程中。同时，医疗事故不限于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而是扩大为给患者人身造成损害的所有情况。把原来的医疗差错纳入到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都属于医疗事故。

3、主张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

新《条例》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用了很多文字来规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行为的违法性，这就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一点，原《办法》是没有规定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是客观衡量医疗行为的标准。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是有了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这里规定的违法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部门规章和规范、常规。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医疗行为违反了保护自然人合法权利的法律，是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主要之点。

（二）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在医疗活动中对患者造成损害，但构不成医疗事故的，通常称之为非事故性医疗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这种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医疗过程中的故意行为。

根据《 条例》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对于医务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构成刑事上的伤害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的行为应当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医疗机构应对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故意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并不能免责。

2、医疗机构中非法行医行为。

根据《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招收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从事执业医师工作，或者把一些科室承包给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经营，或者聘用一些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所谓“名人”到医院坐诊，从而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3、对于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但不能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从而构不成医疗事故，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如在医疗过程中因医疗器械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共同进行的手术过程中非因医务人员的原因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条例》中并未明确，在实践中这种认定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患者的身体确定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对此向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4、其他医疗损害行为。

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对没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范、规章的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虽没违反上述规定，但医务人员明显存在过错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不等于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比如，医务人员已经认识到采取常规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并且有能力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但医务人员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责任。

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上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强调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所指的就是如何解决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下面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分别作以探讨：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条例》是专门就医疗事故的认定、处理、鉴定和赔偿制定的行政法规，当然适用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但是，该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而且其内容不得与有关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典型的侵权纠纷，这里所指的相关法律主要指的侵权行为法，包括《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而这些侵权行为法是上位法，《条例》是下位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的效力，两者发生冲突，当然要优先适用前者。在审判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问题上：

1、医疗事故由谁最终认定。

根据《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但是，如何界定鉴定书的性质？它是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是否必须作为判决的最终依据，法院是否有权进行实质性的评判？它还是仅作为证据的一种，其认定，是否由法院来作决定？这些问题都是审判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为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医疗事故的诸多司法解释也并不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失效。从法理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因此，医疗事故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③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确需进行重新鉴定的，法院可按《条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鉴定。同时，如果受害人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机构不举证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没有鉴定法论也可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

2、事故鉴定是否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不是包含有属于医疗事故范畴的，必须先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并进行事故鉴定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呢？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均是行政处理方式，而不具有司法性质，是由行政部门解决还是寻求司法救济，是当事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不经行政处理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如果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无论当事人是否持有医疗事故鉴定，也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直接按民事案件受理。并且，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而没有必要以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前提。

3、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在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时，已作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关键一点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医疗机构的免责条款，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担责任。

4、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其他人身损害标准低，与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如：《条例》第五十条就患者的误工费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而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则规定，误工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再比如：《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废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国家赔偿法规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残废赔偿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20倍。”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究竟是按《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民事赔偿标准。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据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的原则不应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④ 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医疗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条例》中对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确定已经考虑到了这些特殊性。因而，在赔偿标准上作了一些限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

（二）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对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在法律处理上是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只能根据相关侵权行为法律来处理。对于涉及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则要根据相关医疗法规规章的规定、医疗行为的特点等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

三、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中国民法学界的通常理论，一般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损害事实的存在。2、行为具有违法性。3、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⑤医疗损害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当然应符合以上四个要件。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又不完全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其特殊性，有必要作以详细的探讨。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其中主要是因医疗事故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并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因此，主要讨论一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这是对医疗损害主体的特殊要求，即其行为人必须具有特殊身份，那就是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的主体体现了事故主体与责任主体一致的原则。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况：⑴医疗机构所属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⑵到某医疗机构临时坐诊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不得以医护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推脱责任；⑶医疗机构临时聘请的外单位专家或其他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⑷医疗机构因医疗设备故障等原因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不能免责。

（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

从民法理论上，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可以避免，为懈怠。疏忽和懈怠，都是过失，就是行为人对应负的注意义务的违反。 因此，民法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⑥在这里，过失，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对于行为人应负的注意义务，在民法理论上确立了如下三个不同标准：⑴普通人的注意。⑵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⑶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样，从程度上分为三个层次，以普通人的注意为最低，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为中，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为最高，与此相适应，违反这三种注意业务，构成三种过失：⑴重大过失。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仅用一般人的注意，即可预见之，而竟怠于注意不为相当准备，就存在重大过失。⑵具体轻过失。是指违反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尽该种注意，即存在具体轻过失。⑶抽象轻过失。是指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过失是抽象的，不依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因而，这种注意的义务最高，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则为抽象过失。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所负的注意义务，显然应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为在医疗活动中他们是专家。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应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亦称专家过失标准。

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活动中的过失主要表现如下：

1、医疗机构的过失表现。

一般认为，过失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表现，单位不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因而难以认定主观过失。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疗事故都是由于具体的医务人员的行为导致的，但也有例外情况。一般地说，医疗机构的过失有以下表现：

⑴医院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⑵医疗设备陈旧、缺乏维护；

⑶缺乏基本医疗护理条件；

⑷对疑难病症未认真组织会诊，草率结论等。

2、医务人员的过失表现。

⑴误诊。误诊可能因疏忽导致，也可因懈怠所致，某些情况下，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也是导致误诊的因素。但是，由于医务工作与患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以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来确定过失是不适当的，因而上述情况下的误诊均应认定为有过失。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医疗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误诊一律归为过失。如因特殊的个体差异、现有技术条件难以发现或缺乏检查治疗手段的新型病症等原因导致的误诊就不应认定为有过失。

⑵不负责任，违反规程；

⑶对病史采集、病员检查处理漫不经心，草率马虎；

⑷擅离职守，延误诊治或抢救；

⑸遇到不能胜任的技术操作，既无请示，也不请人帮助，一味蛮干；

⑹擅自做无指征有禁忌的手术和检查等。

（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

所谓违规行为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的行为。在这里，法律泛指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诊疗规范、常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规定的规范，也包括医疗单位内部制定的具体操作规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即使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结果，也不能按医疗事故处理。

在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条例》中规定违规行为必须是医疗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对是否限于职务行为没有提及。笔者认为，如果医务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医疗机构规定的职责范围以外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因违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责任由该医务人员自己承担。

（四）必须有人身损害的后果发生。

这里所说的损害后果，是指因医方违反其注意义务的行为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虽然医疗事故的后果往往不限于人身损害，如患者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的损害；对病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对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的损害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确定赔偿问题上才有意义，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则不产生影响。

《条例》同原《办法》相比，对损害结果不再要求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就是说，凡是违法、违章医疗行为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这里人身损害应包括下述内容：

1、死亡。

2、健康损害。

健康损害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组成人的身体的躯干、肢、组织及器官受到损害使其正常功能不能得到发挥的。二是虽然表面上并未使患者的肢体、器官受到损坏，但却致其功能出现障碍。如大脑受药物刺激造成的精神障碍。

3、身体损害。

一些虽未影响到患者肢体、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但确对身体器官、组织有一定损害，给患者造成身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如刀伤及其留下的疤痕，虽对患者健康没造成太多影响，但身体毕竟造成损伤，使其遭受身体痛苦，留下的疤痕有损形象。应注意的是，身体损害不仅包括组织、器官等，人体的毛发、指、趾甲等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诸如因过失致头发脱落等损害的，也应认定为造成人身损害。

（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称之为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客观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者，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违规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