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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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第2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特点：礼貌、体贴、内容完整、表达清晰、内容简洁、具体、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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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商务英语信函；语言特点；翻译技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14-0177-01
作为涉外商务活动中传递信息和洽谈业务的主要手段——商务信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的重视。商务英语信函具有特定的对象，在词汇和句式上具有特定的特征。在商务英语信函翻译中，要做到忠实、通顺，译者应遵循准确规范，功能对等的原则。
一、商务英语信函的语言特点
（一）商务英语信函的词汇特点
1.大量使用专业词汇。这些词汇具有高度的术语性，专用性极强，大多是从普通用语赋予新的特殊含义发展而来。如：offer一词的基本含义是“给予，提供”，在商务英语中的含义是“发盘、报价”，即卖方主动向买方提供商品信息、价格信息的行为。Produce专指农产品，而product专指工业制成品。2.常使用商务缩略术语。商务缩略语源于国际行业惯例，是在长期的商业实践基础上逐渐产生，约定俗成的。这些缩略语更为简洁和易用，有助于业务双方提高工作效率，因而在商务英语信函中大量存在，例如： D/P.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L/C （ letter of credit信用证）；FOB （ Free on board离岸价）； B/L （ bill of lading提单）。3.使用正式的书面语。比起普通私函，商务英语信函在措辞上更为庄重、客观、严谨。这是因为信函中的言辞意味着交易方式的承诺和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业务双方的形象和素质。另外，商务信函中多用派生名词替代动词来表示动作行为，避免涉及时、体、态等因素，使得信函更为客观、正式。
（二）商务英语信函的句式特点
国际商务英语信函时常使用完整正式的句型、固定的习语、倒装句、用陈述句表示委婉的祈使语气以期待对方采取所希望的业务行为。另外还常用多层次复杂的从句和长句，来表达多层次的复杂逻辑关系和相互关联的意思，而这是短句无法比拟的。
二、商务英语信函的翻译技巧及策略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和句法结构上存在差异，为了表达的清晰和自然，商务英语翻译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科学地掌握英语翻译方法和技巧，并能合理的运用，是做好英语翻译的关键。在现代商务英语信函中，最常用的翻译方法有：增译法、减译法、转译法、分译法及习惯术语的译法。
（一）增译法。增译法，是指在翻译时适当的增添一些词、短句或句子使译文的表达形式更加完整、内容更加容易被读者所理解的翻译方法。例如：We comply with your request and give you the lowest price. 应贵方要求，给予贵方最低价。We are awaiting your favorable news. 静候佳音。
以上两个例子在翻译第一个例子时，增补了动词短语“comply with”，翻译原译文第二个例子增补了代词“your”，如果不增补动词短语“comply with”和代词“your”和”的话，两个句子结构就会出现语法错误或不符合英语的语言表达习惯。通过增译保证了原文意思的明确和句子结构的完整。
（二）减译法。减译法，即在翻译时删去一些与译入语思维、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不相符的词和内容。例如：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form you that we are now in a position to make prompt shipment of merchandise. 兹奉告，该商品可即期装运。Shall we meet each other half way？ 我们折中处理好吗？第一个例子中英语短语“meet each other half way”在原译文中减译为“折中处理”。在第二个例子中减译了take this opportunity 这一表达，省略了三个代词，并且原文中的“in a position” 用一个汉字“可”即可表达。
（三）转译法。转译法，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对原句中的词类、句型和语态等进行转译从而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述方式、方法和语言习惯。
Payment by sight L/C is acceptable to us.用即期信用证支付我们可以接受。We now take pleasure in placing the following order with you.我们很高兴地向你方订货如下。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第一个例子中动词词组“take pleasure”相应地译成副词“高兴地”，在第二个例子中由含有动作意味的名词“payment”译为动词“付款”。通过转译使译文更清晰自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四）分译法。所谓分译法，就是在翻译时将原文中的单词、短语或者从句从原结构中脱离出来，扩展成若干汉语单句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例如：
Although your price is below our level， we accept you order in view of our initial business.虽然你方价格比我们低，但考虑到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笔交易，就接受了你方订货了。
Unfortunately the goods you ordered can not be supplied due to heavy commitments. 很不幸，所订货物由于需求太多而无法供应。
在以上两个例句，第一个例子中把介词短语“in view of our initial business.”译成句子“但考虑到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笔交易”，第二个例子将英语中单个做定语的名词“Unfortunately”扩展翻译成单句“很不幸”。
（五）习惯术语的译法。国际商务英语信函是一种公函，因此常带有一些古词来显示信函的礼貌和正式。这些词语在长期的使用实践中，逐渐地固定下来，被广泛使用于商务信函中。如：商务英语信函用词专业性强主要体现在使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缩略语等，如：FOB（离岸价），CIF（到岸价），B/L（提货单）等，专业术语或缩略语必须约定俗成、国际通用，不能任意更改替换，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望文生义，要结合其特定内涵和语境来翻译。
三、结论
措辞得体的商务交流可以帮助一个公司建构良好的商业形象，进而促成贸易合作，反之，则会给公司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使商务活动失败。在翻译商务英语函电的过程中，必须抓住商务英语信函在词汇和句式上的特点，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才能撰写出质量上乘的商务英语信函。当然，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才能逐步提高商务英语信函的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晓坤.商务英语的语言特征及翻译技巧[J].商场现代化，2008（8）：189.
[2]陈浩然.外贸英语翻译漫谈[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3.
第4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第5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特征;教材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222-03
外贸英语函电是一门融国际贸易业务知识与英语知识为一体的高层次的应用语言课程,它涉及商务信函的格式和写作原则,以及进出口业务的各个环节。它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解决国际贸易活动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及其特点,学习和掌握英语在各业务环节中的应用。它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而且能够撰写格式规范的外贸书信。
一、外贸英语函电的课程特征
外贸英语函电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有着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征。传统的商务信函属于正式文体,体现在格式规范、要素完备、专业特征明显等方面(隋思忠,2007)。随着国际商务的发展,现代商务信函已经出现了非正式化的趋势,表现在词语选用简明通俗、朴素无华,句子简练、言简意赅,语气上越来越接近口语表达方式。
作为一门英语写作与外贸实务相结合的综合型课程,外贸英语函电在语篇、词汇、文体、实用性及学科交叉性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一)语篇特征
外贸书信最大的特征就是格式规范。具体来说,外贸书信的格式有全齐头式(full-blocked format)、齐头式(blocked format)、半齐头式(semi-block format)和缩行式(indented format)。由于全齐头式的信函各部分内容都从左边空白处写起,用起来方便省事、快捷高效,是目前使用最广的书信样式。
外贸书信的内容格式也比较严格。外贸书信的组成部分可分为必备部分(standard parts)和任选部分(optional parts)。 必备部分是任何一封外贸书信所必须具有的,包括:信头、日期、信内地址、称呼、正文、结尾套语、签名。任选部分是根据具体的商务活动需要添加的部分,包括:信函编号、事由、经办人代号、附件、抄送、附言。
(二)词汇特征
外贸英语书信有别于其他英文书信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涵盖了大量的专业词汇,从而增加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两方面的难度。撰写外贸英语信函要求言简意赅,切忌模棱两可。学习该门课程应该准确把握词语的含义及使用背景。
外贸英语书信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的开头方式各不相同。具体如下:
Dear Mr./Mrs./Miss/Ms Wang, 表示写信人知道收信人的姓名和性别
Dear Sir,/ Dear Madam, 表示写给一位有具体职衔的人,而且写信人知道收信人的性别
Dear Sir or Madam, 表示写给一位有具体职衔而且写信人不知道其性别的人
Dear Sirs, 表示写给一家公司,没有明确的收信人
(Bilbow, G.T.,2001:3)
由于外贸英语属于一种公文函电性质,行文时为了避免个人主观色彩,言辞之间杜绝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第二三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也基本不用,而且与之相对应的名词也多用复数。这样,可以突出公函中“公”的意义(孟广君,2000)。如: We have seen your advertisement in the Trade Dictionary No.2.
(三)文体特征
一份好的商业书信应体现出语言自然精炼、行文流畅、可读性高的文体风格(Bilbow, G.T.,2001)。在撰写商业书信时,除了要注意格式规范外,还应注意所使用的语言必须自然精炼,同时避免语言的单调,力求使语言结构富于变化。
(四)实用性特征
外贸英语函电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前文提到,外贸英语函电是一门融国际贸易业务知识与英语知识为一体的高层次的应用语言课程,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还应该通过具体操作来熟悉进出口业务的各个环节,理解相关的业务知识,训练英语表达的技能(隋思忠,2007)。
(五)学科交叉性
外贸英语函电不同于其他课程的一个特点是其不仅涉及英语和进出口业务的各个环节,还涉及到与进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银行业务、经济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两方面的难度。
二、外贸英语函电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虽然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是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涉外文秘、国际商务(国际邮政通信方向)等专业的一门重点课程,然而,目前的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教学效果却令人很难满意。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问题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
(一)教师因素
外贸英语函电这门课程的性质和语言特点决定了教师必须首先具备以下两种素质:一是擅长普通英语写作教学,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二是熟悉外贸业务。合格的英语教师应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既能传授学生语言知识,又能针对外贸业务的各个环节讲授外贸知识。然而,目前的外贸英语函电教学却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将外贸英语函电作为英语精读课或者英语泛读课进行讲授,在课堂上全部用英语讲课,对外贸业务各个环节的知识却语焉不详或者一知半解;二是将外贸英语函电看作纯粹的专用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简称ESP),由熟知外贸业务及知识的老师上课。这些老师在课堂上注重对外贸知识的讲解,而忽略了对学生英语基础的了解以及对英语基础知识的巩固。
(二)学生因素
外贸英语函电是英语写作与外贸知识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性、高层次的应用语言课程,对学生的英语基础要求很高,同时要求学生了解外贸知识。因此,一旦学生英语基础差,对外贸知识一无所知,就容易对外贸英语函电这门课程产生畏惧心理,进而严重影响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学习效果。
(三)教材因素
目前,国内关于外贸英语函电方面的书籍种类繁多,内容各异。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大多以英语讲解为主,汉语译文或者注释不多。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全英文的书籍固然有利于提高英语学习的效果,但无形中也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也就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对专科生而言,教材的选择应该坚持“学了有用、学了够用、学了能用”的原则。
三、建议与对策
要摆脱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目前面临的问题,笔者依据对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以供探讨。
(一)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作为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自身的素质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及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备扎实的英语基本功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同时,由于外贸英语函电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具有学科交叉性,因此,承担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教师应该对经济、市场营销、保险、金融、国际贸易、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知识有所了解,清楚各领域的理论结构,熟悉商务活动的程序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王伶,2008)。具体来说,教师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拓展自身素质。
1.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随着计算机技术日趋成熟,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网络不断普及、信息日新月异的全新时代。网络也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与学习资源。就外贸英语函电课程而言,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通过网站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如国际贸易网(http: //省略/)、世贸人才网(http: //class.省略/class322_16579.shtml)、学习电子商务(http: //省略/)、外贸(http: //省略/)、中国英语网(http: //省略/)等。通过上网,笔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外贸知识的掌握,同时也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
2.视野开阔
由于外贸英语函电自身的特点,承担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教师不仅应该熟悉商务英语专业的专业教学计划,了解学生外贸知识水平,与商务英语专业其他课程老师进行交流沟通,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应该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一些通行做法。比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7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简称“UCP600”)、SWIFT信用证(cf. 徐美荣,2007:152)、《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形式发票、补偿贸易等。
就教学内容来说,教师不应该只着眼于外贸英语函电、商务英语函电、涉外经贸函电、对外商务函电之类的书,同时也应参考外贸英语口语、英文书信、外贸知识等方面的书。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以隋思忠的《外贸英语函电》(第二版)为教材,同时参考了田翠欣与张付宪(2007)编著的《外贸英语口语》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引进的Grahame T Bilbow 的《朗文商务致胜英文书信》。
3.提高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承担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教师不仅应该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和外贸知识以及流利的英语口语,还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教师应该能够熟练地用英语和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课堂上努力做到驾轻就熟、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
4.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学习一种语言,不仅要学习它的词汇和语法,还应该学习它的文化。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外贸英语函电必然要求老师准确把握词汇的文化内涵,理解外贸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并引导学生认识到这种差异,从而用地道的英语从事外贸业务。
5.不断改进和丰富教学方法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理论讲解与模版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分析相应的外贸英语书信。比如,在讲解“建立业务关系”一章时,首先讲解建立业务关系的步骤、途径和方法,然后讲解相应的书信。建立业务关系的完备步骤有:告知对方如何得知其情况;自我介绍;表达与对方建立业务关系的愿望;期待对方早日回复。同时,在信中要充分表达自己的诚意,讲明自己的优点。下面一封信讲述的是贸易双方的初次接触。
Gentlemen:
Being one of the largest importers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in this city and shall be pleased to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you.
At present, we are interested in your products, details as per our Inquiry Note No. 618 attached, and shall be glad to receive your keenest quot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Yours truly,
该书信开头介绍自己,讲明自己是当地中国工艺品的主要出区商之一,然后告知对方愿与对方建立业务关系,最后表示期待对方早日复函。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同时,教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强化实践性教学。
(二)完善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习效果
1.转变学习方式,学会自主学习
学生要积极发挥自身主动性,提高自学能力,加强对各类相关知识的收集、消化与吸收,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教师要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能够自己去探究、研讨,使他们的身心全部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学生要转变观念,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
2.扩展学习场所,丰富学习资源
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网络资源已成为教材之外教师与学生获取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实现学习场所由课堂延伸到网络,学习内容由教材延伸到网络资源,积极主动地上网查询各类与自己专业发展相关的信息。
3.打好英语基础,加强外贸知识的学习
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从阅读英汉对照的外贸知识入手,看懂外贸英语书信,然后逐步写出格式规范、语言自然简练的外贸英语书信。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可以从阅读汉语的外贸知识入手,然后在看懂英汉对照的外贸知识和外贸英语书信的基础上,尝试写作外贸英语书信。总之,学生应在打好英语基础的同时,加强外贸知识的获得与学习,逐步掌握外贸英语写作的特点,最终写出格式规范、语言自然简练的外贸英语书信。
(三)改编现有教材,满足教学需要
1.完善现有教材体系与内容
教材的编写非一日之功。因此,以现有教材为基础,对其进行改编理应成为青年教师的基本能力。教师可以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依据教学大纲,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参考国内各类外贸英语函电类书籍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书籍,以某一本教材为基础,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与补充。笔者在教学中使用了隋思忠(2007)编写的《外贸英语函电》。该书的优点在于对常见的外贸术语及外贸英语书信中的常见句子给出汉语注释,同时从实用角度出发,设计了大量练习题,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该书的不足在于对外贸业务的各个环节所列书信偏少,学生难以深入全面地理解外贸业务的各个环节。因此,笔者将徐美荣(2007)编写的《外贸英语函电》中关于外贸业务各个环节的书信打印出来,分发给学生。在讲完每一个外贸业务的环节之后,对这些书信予以讲解,并结合隋思忠的《外贸英语函电》中的练习进行巩固,力求使学生深入全面地理解外贸业务的各个环节。
2.英汉语结合
教材的选取与编写都应该考虑到教材的对象是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学生。母语对外语的学习有很大影响,因此,外贸英语函电类的教材及书籍应该提供一定的汉语介绍与评注。笔者认为,在编写教材时应该用汉语对外贸知识进行必要的介绍并对外贸英语书信进行必要的汉语注释。这样做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降低学习的难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外贸英语函电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讲解每一个外贸环节时,除了理论知识之外,还应该有足够的实践练习,让学生学以致用,掌握每一个外贸环节及其对应的信函的写作。比如,“销售合同”一章,隋思忠编写的《外贸英语函电》除了对合同的每一条款给出汉语注释外,还专门设计了填制合同练习,让学生切实掌握销售合同的撰写。
四、结语
外贸英语函电课程内容丰富,特征鲜明,对教师、学生、教材都有很高的要求。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及其他媒体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在实际教学中,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模式。同时,应该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对现有教材进行改编,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教师应该突出实用性应用能力和专业性技能的训练,致力于培养具有熟练专业技能、较强实践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高等应用型外贸人才(马列展、徐娜,2007)。
参考文献:
[1]Bilbow,G.T.朗文商务致胜英语书信[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马列展,徐娜.高职院校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7,(3):53-55. [3]孟广君.外贸英语文体分析[J].上海电力学院学报,2000,(4):65-71.
[4]隋思忠,曾玲.外贸英语函电[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第6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对外汉语 初级汉语 课堂用语
一、问题的提出
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用语研究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研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课堂用语是对外汉语教师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教师的课堂用语不仅是教学沟通的工具，也是学生学习的样本。课堂教学设计、课堂管理、课堂教学气氛都与教师的课堂用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教师的课堂用语直接影响一堂课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教师的课堂用语在课堂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极大程度影响着对外汉语的课堂教学效果，从国内关于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从教师的个人经验出发，以新、老教师进行对比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很难完整地看到对外汉语教师从新手到逐步成熟的过程，也很难系统地了解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在真实的课堂环境下呈现出的特点。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将通过在学院实践学习，深入课堂，重点针对对外汉语教师在初级教学时所使用的课堂用语进行研究，总结汉语初级阶段新手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的特点。
二、前期研究
从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来看，对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的研究不胜枚举，饶勤（1998）最早在《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特点及量化分析》一文中认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一套“低就”的语言系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语速缓慢，偏离自然语速；所用词汇根据教学需要而在表达上受到变形和缺损；语法结构简单，强调规范性和完整性；具有功能性、示范性、传递性等特点。而彭利贞（1999）和孙德金（2003）认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语言主要有双重性、受限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可看出由于对外汉语教师的课堂用语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工具，还是学生学习的范本，在学生接受的程度不同的情况下，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随着学习程度的不断加深，教师的课堂用语也会逐渐变化呈现出动态性、阶段性等特点。
基于以上特点，郑重（2012）在《汉语初级阶段教师课堂语言的考察和分析》中指出对外汉语教师在初级汉语教学中侧重于使用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和大量的语气词，而形容词的使用较为单一，教师习惯性地使用短句，而避免使用长句，语句的倒装、追加补充等现象常常出现。
然而对一名新手对外汉语教师而言是否能很快地接受这些特点，是否能结合课堂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节，在面对真实课堂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会有哪些变化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三、研究设计
（一）语料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语料均来自于云南大学某一研究生在进行学院实习时的课堂教学过程，所上课程为初级综合课，教学对象是来自美国佛蒙特大学的留学生，所用教材为《博雅汉语初级篇》，笔者通过课堂实录进行语料的收集。在不影响课堂教学的环境下进行课堂录音。共采集五次语料，总时长为208分钟。
该名新手教师已经上了一个学期的对外汉语教学法课程，学过一些教学法理论，有着一定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对相关的教学法和初级学生的水平都有相应的了解，但从未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
（二）研究方法和语料的收集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初级汉语课堂对外汉语教师课堂用语，包括教师课堂组织语言和课堂教学语言。笔者将以个案研究的方法，采用人工收集、人工输入，对新手教师在初级教学过程中的情况进行课堂实录，将教师课堂用语用录音笔记录下来，再转写成文本，最后由笔者进行整理分析。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有一定的监控意识，但语法敏感性不强
从收集到的语料中发现，新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着一定的监控意识，会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节自己的语言。这种监控意识的产生则体现出教师课堂用语的受限性。孙德金在其《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刍议》中指出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语言是具有受限性的，这种受限性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和话题内容等方面。对于初级学者而言这种受限性体现得很明显，因为初学者对汉语的了解程度不高，所接触的汉语内容都是新的，这就限制了汉语教师用目的语进行教学时所采用的词汇和内容。新手教师对这些理论概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都尽量使用学生所能理解的词语，从而限制了教师正常的语言习惯。而这种语言并非固定的，教师需要根据话题的情景和内容，将表达的内容从词语、结构、内容上做相应的替换。比如：
师：哦，他对中文感兴趣，那你问问xxx，她为什么来昆明？
生1：xxx你为什么来昆明？
生2：我的中国家住在昆明，所以我来昆明。
师：嗯，她的中国的……她中国家……她中国的家，她中国的家在昆明，所以……中国的家人住在昆明，家人，家是在昆明，不是住，住一定是人住，家人住在昆明，中国的家人住在昆明。
从样本中可以看出教师对学生的反馈第一感知是有语法错误的，而并未立刻指出错误，而是通过自己重铸，通过结构替换将学生的话重新组织，给出正确的句子示范。换了两种形式让学生感知自己的错误。最后进行解释为什么不能说“我的中国家住在昆明”，用学生所能理解的简单词语“人”来讲解，再重铸一遍句子。但我们可以看出该新手教师是通过自己的直觉感知在重铸语言，经过几次尝试后才给出正确的句子，由此可看出新手教师具有一定的监控和纠错意识，但语法敏感程度并不强，表达过程不太清晰明了。
（二）有简化语言的意识，但缺乏预测性
刘指出教师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师为了实现交际的目的，对语言学习者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使用目的语教学的系统变体。无论是词汇还是句子都要选择浅显易懂、简洁明了的。“一般只使用基本词汇和替代词汇，少变化；多用结构完整的单句，较少用复合句或从句，陈述句多于疑问句。”[1]这些都要求教师的课堂用语是简化的语言。可以看出，新手教师在语言表达上刻意地将自己的语言转变成简单的句子，少有复句出现，而复句产生的频率往往是在操练关联词时比较多。在提问语的句式表达上，都是正面提问，先以闭合型的提问为前提，有整体的感知，后进行开放型提问，让学生有所扩展和运用。由直接提问到间接提问，由浅入深地增进提问的难度。比如：
师：你觉得阅读难吗？
师：你觉得写汉字难，还是阅读难？
师：那你觉得阅读难还是翻译难？
师：你觉得翻译比阅读难吗？
师：你觉得学习汉语的时候，什么比较难？
从以上样本中，我们看出该教师在操练“难”字的时候先以是非问为基础，变换为选择型问句，在选择型问句操练的过程中，替换选择的项目，接着改变提问的形式，由“是……还是……”句型替换为“A比B……”句型，最后以开放型提问让学生自行运用。如此而来，提问的难度从低到高，学生会根据问题的不断变化而激发学习兴趣，不会就此觉得枯燥乏味。也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吸收掌握。
但该教师在提问过程中缺乏预测意识，没考虑到学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错误，从学生听到教师提问指令后回答的过程中，学生会说出什么样的句子，这些句子的错误根源是什么。比如教师在操练“班”这个词时遇到的如下的现象：
师：在佛蒙特大学有太极拳班吗？
生1：佛蒙特大学太极拳班。
师：你参加佛蒙特大学的太极拳班吗？
生2：我参加佛蒙特大学的太极拳班。
师：佛蒙特大学有音乐班吗？
生1：佛蒙特大学有音乐班。
师：你参加过佛蒙特大学的什么班？
生2：我参加过佛蒙特大学的电视班。
师：电视班？是做电视的班吗？
生2：不是，是电视班。
师：电视班，哦，那你参加过佛蒙特大学的什么班？
生1：我参加过佛蒙特大学的电脑班。
从上面的样本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教师在操练“班”的时候，学生的反馈让该教师觉得很奇怪，却未能马上知晓学生句子错误的所在，而采用回避的态度询问另一位学生。其实，学生对“班”和“课”的概念都理解翻译为“class”。
而“班”所指对象往往是人，比如“大班”“小班”“两个班”，但“班”也指教授的内容，如“太极拳班”“美术班”“兴趣班”。而“课”所指对象常常是所要学习的内容，比如“书法课”“计算机课”“现代汉语课”，等等。该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缺乏预测意识，对学生的母语负迁移的预测性不强。因此，在学生给出“电视班”的时候，该教师自身觉得这个词汇有问题，但并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科德指出偏误分析中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发展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使用一种特定的语言，科德称之为特异方言，又称过渡方言。这种语言并非完全的目的语，但有着自己的系统和语法。而其系统性意味着可以对学习者的语言，包括其偏误都能进行预测。[2]这意味着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偏误来预测学生在学习过程将会遇到的困难，而这种预测意识是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教学中不可或缺的。
（三）生词的复现率不同，但每个生词在操练语段中都能重点重现
人要记住某个信息，主要靠记忆。第二语言的学习也需要记忆，而这种记忆能力体现在对第二语言知识的保持和再现。有的研究认为人要记住一个单词需要重复10次以上才能记住。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生词复现率的提高会增强生词的记忆。生词的复现率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生词运用的频率。根据我们的样本以教师教授《博雅汉语初级篇Ⅰ》中第30课生词为例：
由图表所示，实词性的词语重现率大于功能性词语，教师在操练的过程中有所侧重。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来增加或减少生词的复现率。例如“半天”这个词是一个抽象名词，一种意思表示一天的一半，简称半天，而另一种意思是表示时间很长，说话者带有不耐烦的情绪，如“我等了你半天，你都不来。”在生活中，我们常用到的是第二种意思，这对于学生而言，是很抽象的概念，是难点，需要多加练习。而“光盘”这类实物名词对于学生而言容易掌握，在操练过程中就会有所简略。
然而，根据语料的分词分析，笔者发现该教师的每个生词的复现率是操练语段中最多最为核心的。笔者抽取课堂生词操练中前、中、后三个生词“收拾”“全部”“终于”，通过中科院分词系统NLPIR对样本语料进行分词分析得出如下图示：
从如上的图示，我们可以看出除标点符号以外，“收拾”“全部”“终于”三个词在操练语段中的重复次数是最多的，这说明该新手教师对生词操练的重视度和把控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总结
语言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交际，教师的课堂用语是为了实现学生更好地学习和使用语言，帮助学生学习目的语。然而，学习者的目的语水平不同，学习背景不同，对教师课堂用语的要求就有所不同。教师的课堂用语需要“因材而定”“因时而变”。对新手教师而言，不应以经验不足而否定新教师的课堂教学，而应该重视新手教师在理论知识学习后如何进行实践的情况，观察其是否内化前期培训的理论知识。通过本文研究发现，新手教师能很好地把握汉语初级课堂中应注意的相应特点。但不可否认，由于执教时间较短，缺乏教学经验，因而缺乏语法敏感性和预测性。根据这一现象，可建议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师时，重视学生偏误的了解和积累，重视汉语语法的学习和掌握。
笔者希望通过对新手教师汉语初级课堂用语特点的研究，能够更加了解教师课堂用语的运用，寻找更有效的输入语言方式，提高教师课堂用语的使用效率。
注释：
[1]刘：《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351页。
[2]刘颂浩：《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07年版，第82页。
参考文献：
[1]刘.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0.
[2]刘颂浩.第二语言习得导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3]吴丽君，王祖嫘.对外汉语教师课堂话语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4]卜佳晖.汉语教师课堂语言输入特点分析[D].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
[5]郑重.汉语初级阶段教师课堂语言的考察和分析[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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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商店名称 中外商店
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传统展示与现代时尚培养了公众的需求，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为：保持传统观念，追求现代时尚。这样的文化趋向也有所反映在店铺的名字上。“字号”不仅是一个用于识别的符号系统，也是一种商人用来创造文化氛围的工具，以吸引消费者，刺激他们购买。
一、中国传统特点的商店名称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的传统影响的文明国家，现在的中国人仍然喜欢模仿他们祖先的风格，展示他们的伟大天赋和才华。大多数人喜爱追求他们的优雅之风。优雅字样的店名古色古香，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从结构上看，这种“字号”由字组组成的一个修饰的词，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古代诗歌或典故，以“寨、阁、轩、堂、楼、亭、园”等为核心词。例如： 文宝斋（文具店，文宝是文房四宝的缩写形式：毛笔、墨、宣纸和砚台）、古元楼（古元意味着故乡）、任他堂（任他：一种人们彼此自由生活的和谐的状态，任意味着人们和他人的和谐）、顺河园（餐厅，顺河：幸运与和平）、莘塘（二手店）、明悦轩（餐厅，明悦：明亮的月亮）和春郝堂（一家餐馆，春：弹簧；郝：美好）。以上所有的名字都有自己的出处。由于文化差异，中国人特有的词汇通常在西方文化中未能发现其等效，反之亦然。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文化词汇短缺”的体现。此外，英语商店名称不能提供确切的等价物“寨、阁、轩、堂、楼、亭、元”，而经常使用“店”、“商店”、“餐厅”或“酒店”等来命名。但这样的话会经常被省略，如史密斯理发、麦克唐纳德.西、艾伦和彼埃尔等。
二、英文店名的传统特色
需要提出的是，在英文店名的传统特色中，一些现今的英国商店名称正反映了英国的封建等级制度观念。例如国王、王后、王子、贵族、骑士、忠诚、宫殿和一个自由人等。店名等词语构成是国王的花园、维多利亚的秘密、汉堡王、日记皇后、毛伊岛的价格、皇家庄园、贵族的食品、骑士的客栈、教会的炸八块鸡和自由人吻痕等。
在西方国家中，尤其是美国，在层次观念上都有些模棱两可。上面列出的店名体现了商店可以提供的是多么的华丽或者是水准很高的服务，虽然一些人把汉堡王和冰雪女王作为典型的例子有些夸张。但总之，对于传统的观念和良好的品牌符号，这些商店的名字普遍具有现代时尚的特殊魅力。
三、运用修辞方法给商店命名
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运行一个明显的语用功能，店名允许他们服从其他特征明晰的符号系统。事实上，店的名字是简短的广告，意在激发客户的购买。因此，一直采用修辞方法给这些广告添加了一些色彩。
（一）中国商店的名称中的比喻、夸张等
一些修辞方法应用于命名商店名字可以使他们更有吸引力和生动地表达自己的独特性。例如，理发店的字号可以专门识别本身。如果采用一种修辞方法，它真的会有不同之处，如金剪刀。一些药店，像神农药店（神农表达一些神奇的甚至是起死回生的力量）、回春堂（回春：回到幸福健康的状态与表达对患者的良好祝愿）、乐仁堂（乐仁：快乐和善良）、九胜堂（九胜：寿命长），还有一些眼镜商店，康明眼镜（康明：健康、明亮）、晶亮眼镜（晶亮：水晶般明亮），一些鞋店，像双星鞋（双星：双恒星）、元达鞋（元达：达到尽可能）和兽王鞋（兽王：动物之王）。上面提到的店名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方法来指定不同的行业和产品的特点，是商家既刺激了经济，又安全实用，带有独创性的应用，这些都暗示了商店名字的辉煌。最终，消费者和商家成功地连起了纽带。
（二）使用修改、创造的英语名词的店名
与英文店名相同，例如复制产业非常发达的美国，复印店或复制人是常用的商店的名字。然而，这些名字表明行业间差异，但不能列出其有利特性，所以他们对消费者有相对较少的成功率。在商店名称与形容词修饰符限制或描述中心词和名词一样，如果适当的应用修饰符，它将生动地显示商店的性质。一些商人想充分利用独特性来命名一个副本商店快速复制或干净的副本，巧妙地吹嘘他们可能提供的服务速度和质量，这样可以体现消费者的要求。据说一些英语形容词出现频繁，其中最常见的是新的、好/更好/最好的、很好、很大、免费的、新鲜的、特别的、干净、安全等等。他们可以用来描述任何方面的产品，如大小、形状、外观、颜色或内在质量。因为这样的形容词能够显示最好的产品质量，他们是最吸引消费者的，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广告中。英文店名中的形容词是用在那些广告中，这与商人用词的目的是吸引消费者或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是非常相似的，好的一年、很好的咖啡、百思买、大很多、火热的嘴唇、免费的药物等。有时还使用缩写组合成的形容词和名词，如超价商店，超市等。
四、文化元素与创意
各种英语和汉语商店名称，他们都拥有一个目标，把握消费者的关注。从心理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原始或朴实的情况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刺激他们的好奇心，然后用行动以满足好奇心。
（一）中国商店名称的创意
通常，原始的东西引起心理上的反应能够刺激感觉器官（尤其是视觉和听觉）。以中国饭店“好莱屋”来说，它的发音会类似于的美国电影业核心好莱坞。相似的例子是思味特（一家蛋糕店）、刀口（固定存储）和卜克书屋（书店）。此外，一些店的名字老鱼头（餐厅，老鱼头），狗不理（一家包子店，意味着“生意好，来不及招呼顾客”），光棍鸡（未婚鸡），愚人书屋（傻瓜的书店）和糊涂茶馆（一个茶馆，胡图意味着混乱），创造生动精彩的文字创意。
（二）喜好用创意英语的店的名字
英语商店名称比中国更新颖的是可以显示不同层次的意思。鱼先生（一种海洋食品商店）作为一个双关语有两个可能的含义：一个是“姓”，另一个是指一种动物的名字。潜艇先生（一家热狗店），刺激丰富联想的想法，潜艇和热狗形状相似。代沟（年轻人的差距服装店），这表明着装风格只适合年轻人。类似的例子gepettois（一个蛋糕店，取故事的木偶皮诺丘）、生物的家人（宠物诊所）、从头到脚（美容院），不论成功与否（女式服装店，无计划的最初意味着“冒险”，这里提醒不要错过一个好机会）。
一些商店的名字证明语音相似性的特点，像Bi-lo（食品协会，“低买”），“food-4-less”中的 “4”与“for”有同样的读音，所以它可以被理解为在 “food-4-less”购买的人可以以最便宜的价格买东西。
（三）比较号码的使用的不同文化
第8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体验论；隐喻；转喻；吃；汉语
一 引言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论认为意义来源于我们的感觉运动的体验，通过想象机制，如概念隐喻、转喻、范畴辐射、以及种种概念合成的方式，这种体验的意义得以扩展，形成了抽象的概念化和推理。我们感官运动的体验模式有哪些?最基本的体验域有哪些?这些问题是体验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亦直接制约和影响词汇意义的隐喻性扩展。莱考夫曾对自然体验下过一个定义：自然体验是我们的身体(包括感觉、运动器官、智力、情感等)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包括运动、操作物体、吃饭等)，以及我们与同一文化(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环境)中不同的人群的互动的结果。“吃”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体验之一，这种每天反复发生的自然体验固化成为体验格式塔，具有很强的认知力，大量隐喻性的思维就来自体验反复发生的模式，当它们和某一特定的文化积淀相结合，就必定产生民族文化特色的生动形象的隐喻，如：英语中的eat into one’s pocket toomuch(花费太多)，be eaten up with disease(疾病缠身)，eat up one’s savings(耗尽储蓄)，eat up one’swords(食言)等。而在汉语里，“吃”是一个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词，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吃”这一动作本身的含义，比英语“eat”具有更多的概念隐喻、隐喻、转喻和转隐喻连续体。
首先，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国度，自古以来都把“吃”看作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的概念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中根深蒂固，人们注重吃，讲究吃，关心吃。“吃”是生活的主要内容，连人们见面的问候语都是“吃了吗”；另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物产丰富，食物品种繁多，菜系的烹调方法各不相同，食物的色、香、味也各具特色，食物五花八门，体验各不相同，在享用食物的过程中，人们经历了感觉一知觉一表象的认知过程，逐步构建出了“吃”的抽象的认知模式，这些不同的认知模式为隐喻性的思维提供了基础和前提。鉴于中国丰富的食文化，汉语里“吃”的隐喻和转喻的用法比其他语言更丰富多彩，以“吃”为关键词上网搜索，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但是，国内语言学界有关汉语“吃”的隐喻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文献。笔者以“吃”为关键词，从《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成语大辞典》、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以及互联网上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吃”的语料，通过分析“吃”的动作与食物及食物相关联的因素互动的方式，比较“吃”与不同食物搭配时隐喻数量的区别，以及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模式，“吃”的概念隐喻的认知特点，研究的结果为本文开头提到的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论命题提供实证性支持。
二 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的归类
(一)“吃”与食物的色、香、味、质互动的转隐喻
在人的认知过程中，人的身体和客观世界互动首先会产生一种感知体验，如感知环境、移动身体、发出动力、感受力量等，就“吃”这一个动作和过程而言，就涉及人的身体和食物的互动，需要以上几种感知方式共同配合，食物的色、香、味、质会分别刺激人的视觉、味觉、嗅觉和触觉，食物赤橙黄绿青兰紫的颜色，酸甜苦辣的味道，芬芳诱人的气味，软硬松紧的程度都在吃的过程中得到一一的体验，这种身体与食物的色、香、味、质互动导致的反复发生的感官体验是“吃”的隐喻意义扎根的基础，概念的构建和抽象的认知模型的建立导致了“吃”与食物的色、香、味、质相结合的一系列隐喻和转喻，如吃红(赌局中赢方让别人分享利益)、吃黑、吃白、吃醋、吃苦、吃香、吃甜头、吃苦头、吃软不吃硬、吃明不吃暗、吃咸盐讲淡话等。从其认知过程上来看，首先是“吃”的内容的意义发生了改变，红、黑、白、苦、辣、酸、甜、软、硬、明、暗分别指代利益、好处、阴谋诡计、艰难、嫉妒、柔和、刚强坚定等，它们都是转喻性的指称，由于这些转喻性指称的影响，“吃”的意义也随之发生改变，产生隐喻映射，和其后跟的受事一起，构成转隐喻；从结构上来看，这些“吃”与人的视觉、味觉、触觉搭配的隐喻是形式和意义的固定匹配，是人在通过对食物色、香、味的感知体验的基础上，借助隐喻性思维构建的语法化结构，这是一种构式结构，不能随意将其拆开，或在之间加入其他成分。它们的构式意义远大于将其分开的词汇意义。
(二)“吃”与各类食物、食材互动的隐喻和转隐喻
按照配价语法理论，动词能支配名词词组，投射其自身的题元结构，即有由述位传达的活动状态的最低限度的参与者。“吃”的活动除了涉及施事(agent)外，还涉及客体(patient)：“吃”的内容和对象，“吃”的最基本的搭配就是吃饭、吃菜、吃面、吃水果、吃酒、吃药，它们是“吃”的基本认知层面，本身没有任何隐喻意义，但是当“吃”和别的食物搭配在一起，就有可能因为该食物突出的性征、质征引起相似的联想，发生隐喻性的映射。这个过程更多的是主体的视觉和触觉与客体(食物)的互动。如果该食物前加上具有明显的区分性特征的修饰语，这个“吃”的短语就更偏离了吃饭的基本意义，获得了更大的认知力，具有更生动的隐喻意义。这一部分的隐喻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吃+食物，这一类往往是具体的，具有某种凸显的形征和质征的食物或食材，形征突出的有：吃鸭蛋(考试打零分)、吃烧饼(军中戏称打靶没有射中靶子)、瞎子吃汤圆、吃花生米(被枪毙)、吃黑枣(遭冷枪打死)；质征突出的有：吃豆腐(占女性的便宜)、哑巴吃黄连等；
第二类是对那些形征和质征均不突出，或比较笼统，泛指的食物或食材，如：食、粮、饭、面、果、酒、药等，就用吃+具有区分性特征的词+食物或食材的方法，在这些具有区分特征的词中，有少量的词是具体的食物，如：吃馄饨面(江湖黑话，把人捆起来丢到水里)，吃板刀面(江湖黑话，把人砍死了丢到水里)，拼死吃河豚(勉强从事)，但大部分是和食物没有一点关联的、抽象的短语，如：吃闭门羹、吃软饭、吃平安饭、吃闲饭、吃青春饭、吃现成饭、吃开口饭(以表演戏曲、曲艺谋生)、吃这碗饭的、吃家饭拉野屎(吃里扒外)、吃偏食、吃独食、吃白食、吃闭门羹、吃苦果、吃恶果、吃禁果、寅吃卯粮、吃皇粮、敬酒不吃吃罚酒、吃花酒(旧时指在妓院挟妓宴饮)、吃后悔药、吃枪药、吃错药、吃定心丸等。这一类隐喻数量特别大，搭配也很随意，甚至，有些常用的、本身并无隐喻意义的短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和吃搭配，也会获得隐喻意义，如：我们公司负债一千万了，现在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这一类隐喻数量大，他们搭配较随意的特点是和客观现实以及我们的认知方式不无联系的。根据体验论的观点，体验、意义和思想的关键所在是有机体和客观环境的互动，这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客观现实中，和具体的食物成品相比较，笼统的、泛指的食物原材料更普遍，几乎处处可见，接触越多的事物体验越多，因而，在语言上的反映也就越多。
第三类隐喻具有歇后语的特征，“吃”与动物吃的食物搭配，实际上，是借动物的行为来表现人的思维和特征。其结构亦如上所述，如：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虎狠不吃儿肉，马吃夜草，猪八戒吃人参果，乌龟吃大麦，老虎吃刺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狗改不了吃屎等。在这一类隐喻中，大部分动物的食物都非常形象具体，被用来表示抽象的概念，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提炼的结果。
(三)吃与炊具、餐具、处所等互动的转喻和转隐喻连续体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吃的行为也从仅仅为生存而吃发展进化到为舒适、享受，以及其他目的而吃，从原始人的茹毛饮血到现代人的精细烹调、餐具考究，社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语言的变化，汉语里“吃”除了和各种形、质、材的食物相结合，构成隐喻外，还能与“吃”密切相关联的炊具餐具如锅、灶、碗、碟、盘、以及处所如馆子、食堂、大户、八方、山、水等相结合，构成转喻，如：吃小灶、吃食堂、吃馆子、吃大锅饭、吃小锅小灶、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吃大户、吃环境等，另外还有其他结构，如：吃瓦片、吃父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尚吃八方、吃里扒外、吃原告、吃被告等，对于这些结构，有些观点认为：小灶、食堂、馆子、大户等代表吃的处所，可理解为“在……吃”，但很多地方就解释不通，对此，汉语界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从认知模式和映射方式来看，它们是具有指称和替代功能的转喻，食堂、馆子、大碗、锅、灶这些具体的事物当然不可能是吃的内容，但和吃的内容有密切的关联，由于它们与“吃”处于同一个认知框架，与吃的内容具有相邻近的关系，并有凸显的特点，因而，很自然地被用来转指这些地方的饭菜，这样的转指具有易感知、易理解、易记忆的转喻的本质特征；从形态上来看，它们属于构式结构，如将其分开或添加，插入其他成分就破坏了结构，不能被接受，更没有转喻意义，如我们可以说吃食堂、吃馆子、吃大户，但是不能说“吃二食堂”、“吃大馆子”、“吃大户人家”。同时，它们还可被数量词修饰，如：吃几顿食堂，吃几顿馆子，吃几次大户等，请看以下例句：
以前一个礼拜做一次菜吃几天，再吃几顿食堂，吃几顿泡面，吃几顿速冻饺子，就可以对付过去……
在以上例句中，食堂和泡面、饺子等食物处于并列位置，并有“几顿”这样的修饰语修饰，这就清楚地表明：“吃”本身的意义并无隐喻性的改变，而“食堂”的意义发生了转喻性的改变，就等于“食堂”的饭菜。而在另一组结构中，瓦片、父母、山、水、八方、里、外、原告、被告等就更不是吃的受事，它们分别转指租金、钱财、资源等，此时，与它们搭配的“吃”也发生了隐喻性的映射，远离了其本意，分别指获取、依靠等意思，在这一类结构中，转喻性的指称引发了“吃”这一动作的隐喻性映射，构成了转喻－隐喻连续体。
三 吃的概念隐喻
客观世界万物纷繁复杂，人只有采取分析归类的方法，将它们定位，确定同类事物的特性，才能有效地认识和记忆这些事物，这种主客观相互作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就是范畴化的过程，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高级认知活动，在此基础上，人类才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概念是人类认知事物的依据，而日常生活中反复发生的体验一旦通过概念化，形成了体验格式塔，就具有强大的认知力，这使得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日常概念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隐喻性的。概念隐喻是在我们对客观世界万物加以范畴化、概念化的基础上，用此概念来认知比拟彼概念的认知方法，在《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释义中，“吃”有十一个义项，但仅第一个义项是“吃”的原型意义，即：把食物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包括吸，喝)，其余的义项皆是从“吃”的原型意义通过隐喻性映射衍生而来，其中一个义项是转喻，还有一个义项是介词的用法“被”，多见于早期白话文，如：“吃他耻笑”，实际上，这个介词的用法也是由“吃是遭受”这个概念隐喻衍生而来，剩下的八个皆为概念隐喻，即：吃是依靠，吃是吸收，吃是莸取，吃是进入，吃是消灭，吃是领会，吃是承受，吃是耗费等，这八个概念隐喻也是转隐喻，它们的隐喻映射都是以吃的受事发生转喻映射为前提的，虽然它们与吃的原型意义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些由“吃”衍生而来的隐喻意义与其原型意义依然有部分相似之处，透过其表面，我们仍可窥见到“吃”的原型意义，在这八个概念隐喻中，有的是相似或重叠的，使用最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吃是获取，如：吃空额、吃差价、吃回扣、吃兵饷、吃进、吃利息、吃人嘴软等；吃是承受和遭受，如：吃亏、吃官司、吃香、吃得开、吃不开、吃黄牌、吃得消、吃不消、吃得住、吃不住、吃惊、吃瘪、吃不了兜着走等；吃是依赖，如：吃老本、吃父母、吃救济、吃劳保等；吃是理解，如：吃得准、吃透等；吃是进入，如：吃水(船身入水的深度)、吃刀等；吃是消灭，如：吃掉敌人一个团，拿车吃他的炮等；吃是耗费，如吃重、吃力、吃劲、吃功夫等。
四 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特点
(一)转喻在转隐喻连续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纵观上文归纳的汉语“吃”的各类隐喻和转喻，有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值得高度注意：大部分本文归纳的“吃”的本体隐喻和概念隐喻都是转隐喻连续体，他们的建构过程是：首先“吃”的内容发生转喻映射，如：吃父母(“父母”转指父母的钱财)，吃瓦片(“瓦片”转指房屋租金)，吃豆腐(“豆腐”转指女人的便宜，调戏女人)，吃鸭蛋(“鸭蛋”转指零分)，吃枪药(“枪药”转指说话的粗声恶气)等，此时的映射是在单一领域矩阵内发生的概念扩展。在“吃”的受事意义在单一领域矩阵内发生概念扩展，产生指称转移的情况的带动下，“吃”的意义也因此随之发生改变，引起隐喻性映射，构成以转喻为基础的转隐喻连续体，“吃”和“吃”的受事构成转隐喻连续体的两端，它们的构成并非如莱考夫所说的那样，借助于意象图式，而是借助于转喻关系。以上的实证性分析研究证实了Tayler的观点：和隐喻相比较，转喻是更基本的意义扩展方式，因为它是发生在同一域基的意义扩展，表现的是一种相邻近的关系，更容易使人产生直接的联想和理解，正是由于转喻的这种认知特点，使得它成为构建转隐喻连续体的必要的前提条件，起着引发隐喻映射的重要作用。
(二)较大的概括性使“吃”作为源语域得到了更多的凸显
在人类获取食物的行为动作中，除了吃以外，还有喝、咬、嚼、啃等动作，虽然它们也有一些隐喻或转喻的用法，如：喝墨水、喝西北风、反咬一口、狗咬狗、嚼舌、咬文嚼字、啃书本等，但是和大量的吃的隐喻相比较，它们的隐喻性用法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就是吃作为源语域得到了更多的凸显，在吃的认知框架里，“吃”作为上义词，有更大的概括性，它包含了喝、咬、嚼、啃等与吃有关的下义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较大概括性的概念能得到更多的凸显。
(三)较高的使用频率使“吃”具有更多的隐喻和转喻
“吃”与“食”同义，但是“食”属于书面语，很少在口语中使用，就其拥有的隐喻数量而言，这两个词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也间或见过几个“食”的隐喻，如：食言、食古不化、食言而肥、月食、日食等，但其使用频率和数量远不能和“吃”的隐喻同日而语。其中的差别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否所有的同义不同语体的词都是这样呢?笔者分别考察了“衣”(古汉语中“衣”作动词用)与“穿”，“行”与“走”，“居”与“住”这几对跟人类基本生活有关的书面语体和口语体的词，发现在这几组词里，隐喻最多的是“走”，如：走钢丝、走过场、走后门、走内线、走关系、走形式、走红、走神等，大约有28条之多；“行”的隐喻有11条，如：行好、行窃、行善、行贿、行房等；在“衣”与“穿”这一组词中，没有发现“衣”作动词的隐喻，“穿”的隐喻有：穿小鞋、穿连裆裤、穿靴戴帽、穿针引线等；在“住”与“居”这组词中的发现恰好和前两组词相反，口语体“住”没有隐喻，书面体“居”的隐喻有：居安思危、居高临下、居心叵测等。以上的实证调查表明：即使语义相同的词，因其所属语体不同，在语言中使用的频率不同，其隐喻性用法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差别；并且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变化，书面体和口语体的词汇逐渐发生转化，有些书面体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越高的词，其隐喻性的用法也就越多。
(四)对食物的体验面越广，“吃”的隐喻性用法也越多
在上文中，笔者总结归纳了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其中，“吃”与食物的色、香、味、质互动的隐喻和转隐喻有14条，“吃”与各类食物、食材互动的隐喻和转隐喻有51条，“吃”与炊具、餐具、处所等互动的转喻和转隐喻有17条。很明显，在这三类隐喻和转隐喻中存在很大的数量的差别，这个数量的差别反映了其认知上的特点：体验的程度越深，面越大，隐喻和转喻越多，体验的方法和内容起着关键作用。“吃”与食物的色、香、味、质的互动是有限的，与食物相关联的餐具、炊具、处所等的互动也是有限的，而食物和食材的种类却是五花八门、变化无穷的。体验的程度和范围的差别必然通过语言反映出来，即：“吃”的体验越多，隐喻和转喻就越多。这一研究也证实了体验哲学的观点：人类的认知和语言具有体验性，语言的成因是基于身体经验之上的，经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的，它和客观的现实世界和人类的主观加工机制密切相关，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
(五)概念隐喻具有更强的认知力
在本文归纳分析的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中，既有本体隐喻和转喻，又有概念隐喻，本体隐喻或转喻是针对某一具体事情而言，他们往往是构式结构，如：吃食堂、吃小灶等，其构式意义大于词汇意义，本身不具备生成性，而概念隐喻却针对某一类事情而言，如：“吃是承受”这一概念隐喻包括的隐喻就多达26条，上文提到的很多转隐喻都包括在这一概念隐喻中。由此可见：概念隐喻具有思维的广阔性，搭配的随意性，以及语言的生成性，换一句话来讲，人的整个思维是隐喻性的，概念隐喻比本体隐喻具有更强的认知力。
(六)民族文化使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具有民族文化特征
语言具有体验性，这不仅仅包括我们的身体和客观环境的互动，还包括在一定的文化中我们和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团体的互动，即语言还具有社会性和人文性。因为人是认知的主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价值体系在隐喻的认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体验和认知深深扎根于社会文化环境中，因此，语言处处带着民族文化的烙印，如：“猪八戒吃人参果”这个隐喻，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是无法理解这个转隐喻的两端“猪八戒”和“人参果”的喻意的；在“瞎子吃汤圆”、“吃豆腐”等隐转喻中，“汤圆”、“豆腐”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食品，表现了中国的食文化；“吃父母”、“吃小灶”等则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某些生活方式和理念。语言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充分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食品特色。
第9篇：汉语言特点范文
关键词：游荡型河道 高含沙水流 河道演变
1 黄河高含沙水流对游荡型河道演变的重要作用
黄河下游游荡型河道河床的逐年淤积抬高和平面上主流的游荡多变是造成下游防洪威胁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根源和问题的关键则是泥沙问题，在泥沙问题中，高含沙水流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资料统计分析[1]，黄河三门峡站1950～1977年出现的11次高含沙量洪水，历时仅104天，来水量、来沙量分别只占同期总量的2.2%和15.5%，但造成的河道淤积量却达37.3亿吨，占同期淤积总量的57%，可见淤积在下游河床上的泥沙，大部分来自高含沙水流。
另外，这11次洪水不仅含沙量高，而且粒径粗，泥沙主要是来自中游黄土高原的粗泥沙来源区，粒径d＞0.05mm的一般占全沙的40%以上；不仅淤积量大，而且淤积强度也大，平均每天淤积1880×104～6100×104t。由于流量不大，这些粗沙主要淤积在河槽中，难以被水流挟带冲走，给治理造成很大困难。
过去的实践及研究成果均表明[2，3，4]，漫滩高含沙水流常造成游荡型河道的槽冲滩淤和整个河段的严重淤积，其剧烈程度远大于一般挟沙水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漫滩高含沙水流所形成的主槽，往往并不稳定，有时伴随冲刷滩地发生滚河现象，一次滚河幅度可达数公里左右。
另外，根据资料分析，由于黄河中上游干流水库的兴建和蓄清排浑方式的运用，以及不合理的用水用沙，黄河来水来沙的发展趋势可能使高含沙水流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多。
关于游荡型河道的演变规律和高含沙水流引起的冲淤演变特点，过去的研究成果很多，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有些问题仍应进一步探索，特别是滩槽冲淤的机理和窄深河槽的稳定性。
2 试验概况
研究采用理论分析、模型试验和实测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图1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游荡型河道宽滩窄槽的横断面形式，图2为概化模型的平面布置，模型全长30m，槽宽0.45m，滩地宽1.27m，滩槽高差0.1m，床面纵比降为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