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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金花茶叶提取物降血脂效果。方法用高脂饲料饲喂鹌鹑15 d,造成鹌鹑高脂血症模型,然后分别灌胃(ig)给予金花茶叶提取物400 mg/kg,以临床降血脂药物非诺贝特片20 mg/kg为阳性对照,灌胃实验第30天后取血清测定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含量。结果金花茶叶水提取物及初步纯化提取物均能降低鹌鹑高脂血症模型血清中的TC及TG含量,醇提取物只能降低高脂血症模型鹌鹑TC含量。结论金花茶叶提取物具有降低血脂作用并能用D101树脂富集。
【关键词】 金花茶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脂血症模型鹌鹑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extracts of Camellia nitidssimas leaves on blood lipids. MethodsQuails were fed by high fat food for 15 days to induce hyperlipidemia and the extracts were treated by oral gavage once a day at a dose of 400 mg/kg.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quails were treated with Fenofibrate (20 mg/kg). On the 30th day, the serum TC and TG were detected. ResultsThe water extracts from Camellia nitidssimas leaves could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serum TC , TG in hyperlipidemia quails, and the alcohol extract could decrease the content of serum TC in hyperlipidemia quails. ConclusionThe extracts of Camellia nitidssimas leaves can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blood lipids.
Key words:Camellia nitidssima; Total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s; Quail of hyperlipemia disease model
金花茶Camellia nitidssima属山茶科山茶属植物,是常绿灌木至小乔木,是世界最珍贵的植物品种之一,有植物界的“大熊猫”“茶花皇后”之美誉[1]。据文献报道金花茶含天然有机锗、硒、锰、钼、钒、锌等十多种对人体有重要保健价值的微量元素及氨基酸、茶皂苷、黄酮类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2,3],具有清热解毒、利尿利湿等功效,常用于咽喉炎、痢疾、水肿、高血压病等疾病的治疗及肿瘤的预防[4]。药理研究表明,金花茶叶具有抑制肿瘤、抑菌、抗衰老、增强机体免疫、平行人体各种机能、增强心肌收缩力和血管弹性、增进肝脏代谢、降低胆固醇、降血压、激活人体各种酶等作用[5,6]。有文献报道了以大鼠为高脂血症模型对金花茶叶水提取物降脂功能的实验研究[7],还未见有以鹌鹑为高脂血症模型对不同提取方法提取的金花茶叶提取物进行降血脂功能比较研究的报道,也未见有对其初步纯化提取物进行药理实验研究的文献资料。本实验比较了金花茶叶水、醇提取物及经D101大孔吸附树脂初步纯化提取物的降血脂功能,为进一步提取、分离纯化金花茶叶降血脂功效成分的研究奠定基础。
1 器材
1.1 材料金花茶(采集于广西植物研究所园内人工繁殖基地);非诺贝特片(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丙基硫氧嘧啶(北京红惠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胆固醇(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猪油(市售);TC和TG测试盒(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D一101(天津农药厂);异丙醇、乙酰丙酮、醋酸、硫酸等实验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市售鹌鹑,100~120 g,雌雄兼用。
1.2 仪器与设备722型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高速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2 方法
2.1 金花茶叶水提取物样品的制备将采集的金花茶叶阴干,粉碎过40目,分别用10,8倍纯净水提取两次(时间分别为2,1.5 h),合并提取液,放冷至室温,抽滤,合并滤液于真空下浓缩至浸膏,称重折算成每克稠膏的生药量,用纯净水稀释,待用。
2.2 金花茶叶乙醇提取物样品的制备将采集的金花茶叶阴干,粉碎过40目,分别用10,8倍80%乙醇回流提取两次(时间分别为2,1.5 h),合并提取液,放冷至室温,抽滤,合并滤液于真空下浓缩至稠膏(无醇味),称重折算成每克稠膏的生药量,用纯净水稀释,待用。
2.3 初步纯化后金花茶叶提取物样品的制备将金花茶叶水提取液放冷上已处理好的D101大孔树脂,充分用水洗至无色后用75%乙醇洗脱,收集乙醇溶液真空浓缩至浸膏(无醇味),称重折算成每克稠膏的生药量,用纯净水稀释,待用。
2.4 造模饲料的制备参照《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8]和《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9]中鹌鹑高脂血症模型造型法的配方(基础饲料+2%胆固醇+10%猪油+0.2%丙基硫氧嘧啶)。
2.5 动物的喂养取鹌鹑60只,雌雄兼用,随机分为6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阳性对照组(非诺贝特片)、水提取物样品组、醇提取物样品组、初步纯化物样品组。每组10只动物,正常对照组每只给予基础饲料10 g/d,其余各组每只给予造模饲料(基础饲料+2%胆固醇+10%猪油+0.2%丙基硫氧嘧啶)10 g/d,15天后,在以上述方法喂养的同时各组灌胃给药,给药1次/d。
2.6 检测血清的制备实验在第30天给药后1 h断头取血,离心取上清液,放置冰箱,待用。
2.7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的检测取“2.6”项血清用异丙醇抽提,分别用高铁-醋酸-硫酸显色法、乙酰丙酮显色法测定血清中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含量,实验数据用t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3 结果
由表1可见,鹌鹑高脂血症模型对照组血清中TC,TG含量与正常组比较均升高,经t检验,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金花茶水提取物及初步纯化提取物组在设计剂量400 mg/kg(相当于生药量)与模型组比较均能降低鹌鹑血清中TC,TG含量,醇提取物组在设计剂量400 mg/kg(相当于生药量)能降低鹌鹑血清中TC含量,经t检验,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醇提取物组在设计剂量400 mg/kg(相当于生药量)对TG含量的降低无统计学意义。表1 金花茶提取物对高脂血症鹌鹑血清TC,TG含量的影响
4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脂血症的发病率呈明显升高的趋势,膳食中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饮酒、糖尿病等相关诱因与疾病均可增加血脂异常的发生率。本实验用高脂饲料饲喂鹌鹑建立鹌鹑高脂血症模型,与人类因膳食结构改变而形成的高脂血症相似,对人类高脂血症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实验显示,金花茶叶水提取物及初步纯化提取物均能显著降低高脂血症鹌鹑血清中、甘油三酯(TG)含量,具有很好的降脂作用,金花茶叶醇提取物能显著降低总胆固醇(TC)含量,而对甘油三酯(TG)含量的影响没有显著意义。同时实验结果还显示,D-101树脂在富集金花茶叶中降脂功效物质的过程中有效成分几乎没有损失,是一种很好的富集材料。随着对金花茶叶降脂功效成分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花茶叶有望成为功能性食品以及保健品的新宠,因此,对不同提取方法及初步纯化的金花茶叶提取物降血脂功能进行实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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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指期货;市场波动性;MCMC方法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132400410437);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3B354);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2B790046)
作者简介:乔发栋(1974-),宁夏盐池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英大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固有资产管理部主任,主要从事投资研究;王铮(1978-),河南焦作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研究;薛丽蓉(1973-),宁夏银川人,陕西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经济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145-05 收稿日期:2013-07-31
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首先要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以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是各大高校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笔者就如何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财务管理专业的特点
各大高校要在深入理解掌握财务管理专业特点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去优化本校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财务管理专业的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综合性。财务管理专业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与多门学科(会计、金融、数学等)有着众多的交叉点,同时也是多项技术技能在管理实践中的综合应用。因此,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要求广泛学习知识,才能达到经济发展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二是借鉴性。财务管理专业是一门新兴学科,此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尚不成熟。基于此,高校在学科建设和教学设计方面要大胆而又有所鉴别地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财务管理理论;三是前沿性。财务管理理论是动态发展的,要不断更新内容,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必须以发展眼光看问题,注重对新问题新事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做到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二、优化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一)缩短了学生与社会的距离
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使高校与相关单位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以共同培养出优秀的财务管理人才。与此同时,新型的模式使学生不再对企业实务操作无从不手,能够提前进入职业角色,大大缩短了学生们与社会的距离,在大学毕业后较轻松地实现与企业对接。
(二)促使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
财务管理工作本身是一项根据不同环境寻求财务信息,并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作出正确决策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变性。那么,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要学生真正体验到这种全过程,从而促进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
三、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据专业部门数据统计,到目前已经有40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务管理专业。本专业正在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输送着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但是,作为一个新兴起的的专业,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还没有完全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理念陈旧
当前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主要设定在专业知识的灌输方面,并不是真正重视学生能力水平的培养。各大高校在通才与专才的权衡过程中,大部分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可见,这些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才的个性发展和特色,课程体系设置更多注重的是要学生掌握更多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没有考虑到如何提高专业素养以及面临复杂环境的应变能力和水平。
(二)财务管理专业定位模糊
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财务管理专业、会计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这三个专业所列出的专业必修课程中,财务管理专业和其他两个专业均有10门以上一致。如果算上公共基础课程,这三个专业之间的课程共享度就更高了。排除这些共享课程以外,财务管理专业的特色课程只有:高级财务管理、中级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资产评估等课程。从中可见,各大高校课程体系设置大体相同,专业定位模糊,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过于抽象化。
(三)课程内容设置交叉重复
鉴于财务管理专业和会计、金融专业的共享度颇高,难免造成课程内容的重复。这种情况虽然保证了各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但同时会浪费大量的教学课堂资源,降低了财务管理专业特色。与些同时,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也不能够突出体现。
(四)教学实践环节流于形式
财务管理专业本属于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但是,纵观当前各大高校情况不容乐观。还是停留在“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教学模式,实践环节极其欠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外实践环节流于形式。高校联系到对口企业实习单位数量非常有限(源于财务管理工作涉及企业的商业机密),这样就使得学生实习的内容只能局限在已有的凭证和账簿上;二是校内实践环节缺乏。首先,理论课时所占比重太大,实践课时太少。其次,尽管高校大多设置了实践课程,但主要还是依赖于模拟实验室操作。再次,实践教学环节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
四、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措施
(一)树立专业教育的新理念
高校要围绕企业财务管理人才知识结构、职业岗位需求来构建课程体系,将相关课程进行整合。具体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以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为基准,体现出专业知识结构需求,即广博的会计理论知识、扎实的金融学知识以及精深的财务管理知识。由单纯重视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转变成重视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相结合。
(二)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众所周知,课程体系是支撑专业建设的有力支撑。因此课程设置的科学与否,不仅会影响到人才的素质,还会影响到专业的素质。基于教育系统化的思想,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要遵循结构最优化原则,即强调层次性、结构性和系统性。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充分体现该专业的学术特色和执业特色,即通过科学完整的高校财务管理学位教育,不仅使学生掌握相关的财务管理内容,而且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财观,从而训练出高水平的理财技术。其具体的课程体系设计如图1所示:
(三)设置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是优化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财务管理理论教学不断深化、拓展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要强化校内实验、校外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并保证上述环节的效果,不能随意降低标准。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重点进行的工作是设计出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由课程实验与综合模拟实验相结合,手工会计实验与计算机实验相融合、校内实验教学与社会实践锻炼相辅助的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全方位地实现专业人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其中,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校外社会实践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制订详细的实习计划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设定要求,向学生提出实习目标和要求,尽量要学生自己主动联系实习单位,在确定单位以后,结合专业特点与实习单位的条件,和学生一起共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习计划和实习目标,用于指导实习整个过程。此外,要指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实习方案,保证学生的实习质量。
2、选好校企合作单位
校企合作是高校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之一,因此合作单位的选取最好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企业运行组织;规范齐全的内部管理制度;饱满的员工工作量;安全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高素质高水平的财会队伍。
(四)培养“双师型”的师资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原因;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大型国有企业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扭亏为盈”,“解决历史包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同时解决了就业与社会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小企业的崛起。在繁荣经济、促进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等方面,中小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融资约束却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当前发展最大的障碍。
一、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
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个渠道。内源融资是企业自有资金及生产经营中的自身资金积累;外源融资是企业来自外部的资金筹集,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也称为股权融资,是指企业进行的首次上市募集资金、配股和增发等股权融资等活动;间接融资也称债务融资,是指企业来自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
内源融资不需对外支付利息或股息,资金来源于企业本身,不会发生融资费用,融资成本远低于外源融资,故而成为企业首选的一种融资方式。此外,我国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具有家族性特征,中小企业主一股独大的情况使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企业的控制权。出于这种偏好,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方式主要是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中的债券方式。
外源融资的各种方式中,我们主要分析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两类。股权融资是指公司通过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公司股票(或股份)获得资金的融资方式,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股票上市、风险投资等方式。股票上市对我国的中小企业来说难度比较大,这是由于企业发行股票、债券会受到诸多严格的限制,如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等,筹资的门槛非常高。此外,企业上市要需经一套严格的程序审查,需要提供生产、经营、资本等大量信息,而我国的大多数中小企业体制尚不健全.无法提供所需的信息。此外,我国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属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依赖于低成本生产要素的加工型企业,风险投资体系的发展在短期内对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难以起到显著的作用。在债务融资方式上,我国中小企业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小企业难以找到足值的抵押品;另一方面是银行的办事程序复杂、繁琐,不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
二、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经验
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普遍比较重视,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小企业积极扶持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更是经常被引为借鉴、加以运用。目前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扶持的主要做法有:
1、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里根提出“中小企业是我们自由经济制度的心脏和灵魂”。近几年英国又进一步提出了“优先考虑小企业”、“理解小企业”等口号,认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小企业不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而且还孕育着新思想。”
2、健全法律规章,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制度保障。日本于上世纪50年代起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如《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制度》、《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等。这些法律确立了中小企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保证了中小企业的顺畅发展。韩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如《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法》、《中小企业事业调整法》、《中小企业银行法》、《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振兴法》等。
3、设立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美国成立了作为联邦政府永久性机构的中小企业署,其基本职能是负责制定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管理中小企业、指导分设在美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开展工作等。在英国,政府根据1971年11月发表的“波尔顿报告”的建议,任命了中小企业大臣,设立了中小企业局,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培训等多种服务。
4、建立信用担保机制。由于信用担保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较为明显,一些发达国家相当重视本国信用担保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例如,美国中小企业署提供的信用担保项目,包括保证债券担保、雇员信用贷款、短期周转资本贷款担保等。
5、建立投资基金。政府出面设立投资基金可有效缓解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创业过程中的融资困境。如英国政府使用较多的中小企业政策性基金。除此之外,不少国家还通过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取消对中小企业限制性与歧视性的规定等办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但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根据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等单位联合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近80%的企业认为融资环境没有变化或者趋于恶化。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瓶颈”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
(一)自身原因
1、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是家族式企业,不具有规范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普遍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报告真实性和准确性低、管理水平低下、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为了规避风险,银行以谨慎为原则,必将缩减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
2、中小企业的信用制度建设滞后。企业融资是一种信用关系和信用行为,依赖于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整体信用水平偏低,表现在:信用意识淡薄,信息披露意识差,财务信息虚假,缺乏财务报告制度和审计部门确认的财务报表。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差,致使银行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也就无法深入分析其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资金状况,银行担心贷款风险大,投资者担心其权益得不到保障,不愿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
3、中小企业可抵押的财产少。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发放贷款,贷款企业应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一般来说,中小企业规模小,可抵押物少,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障碍。
(二)外部因素
1、国有银行惜贷严重。国有银行惜贷的原因可以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的角度来分析。由于中小企业信息的不完全和不确定性,贷款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借款人的全都信息。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企业的数量多、规模小且财务管理透明度差,这造成了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较低。此外,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淘汰率高,融资风险大,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加之银行对中小企业客户风险信息的掌握不足,不能作出适宜的风险评价,故而致使“惜贷”的产生。
2、政策的忽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几乎都呈现出受压抑、受歧视的状况,许多国家没有系统的中小企业扶持和帮助政策。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规模不经济、信息不对称等造成了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交易成本较之大企业要高得多,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较少,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活力。
3、我国金融体制不健全。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长期以来是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服务的,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及民间金融机构由于存在规模小、资产实力弱、风险承受能力差等问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有限。此外,国家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现有担保机构分散,规模不大,成长缓慢。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抵押手续复杂、抵押难、成本过高等问题。
四、化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关键在于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改变家族式管理方式,规范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加强内控和财会管理,吸收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要素,明晰产权关系。
(二)政府要转变观念,对中小企业大力扶持
政府部门应当加快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加大扶持力度。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降低信贷准入门槛,制定一套专门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制度;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成为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主体;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允许其上市或发行企业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建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鼓励社会和民间对中小企业投资:对一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企业还应给予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
(三)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银行贷款都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对当地企业综合状况的掌握与比大银行有优势,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应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大银行为辅,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
(四)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融资环境
中小企业必须加大自身信用制度的建设,通过规范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信用意识和信用水平,以信取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此外,中小企业在充分发挥银行间接融资的同时可以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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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情绪 制度 封闭式基金折价
“封闭式基金折价”即封闭式基金以低于每股资产净值的价格在市场交易。在国外,封闭式基金在上市以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以折价的方式进行交易的,尽管封闭式基金有时也会以高于净资产的现值的价格进行转让,但近些年,它们通常是以低于该值的10%~20%的比例折价转让 。在国内,封闭式基金的交易同样存在这折价销售的现象。去除2006年~2008年到期的基金,笔者对其余的13只沪市封闭式基金的折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从2003年6月至今,封闭式基金上市以后的折价率通常在20%~40%,且波动性和波动的同步性现象比较明显。本文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的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现象做出较为完整的解答。
一、研究现状综述
金融行业中,封闭式基金折价现象一直是困扰实务界与理论界的难解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closed fund puzzle),从封闭式基金的全过程来看,有四个重要方面构成:
发行溢价:发起人最初向投资人募集封闭式基金并用其购买证券时,其溢价幅度大约为10%。
折价交易:尽管开始溢价发行,但封闭式基金开始交易的120天内,其交易价格便逐渐以平均大于10%的比例折价销售。之后,折价买卖成为经常现象。
折价率随时间波动(以下简称“折价波动”):封闭是基金的折价率不同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清算或转为开放式基金时折价降低:当宣布基金解体时,基金折价幅度减少。直到最终清算或转为开放式基金前,基金仍会维持一个小幅折价。
目前,对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以投资者完全理性为基础,分别从成本、非流动性资产、应缴资本利得税等角度解释封闭式基金折价的成因;另一类则从投资者有限理性的角度对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进行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Lee, Shleifer等提出的投资者情绪理论(investor sentiment)。
1.封闭式基金之谜的理性解释
(1)成本论:基金管理成本过高或者对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的管理低于预期值引起基金折价交易。业绩预期理论认为基金业绩表现差,折价率会上升。但LST)的研究发现折价率大的基金通常会比折价率低的基金的表现更好。国内张俊喜和张华、顾娟、刘煜辉和熊鹏、杜书明和张新的实证结果也与业绩预期理论相反。
(2)非流动性资产:基金出售所持有的证券时会引起证券价格的下降,使所实现的资产少于公布的资产净值。中国的封闭式基金全部投资于流通性良好的股票和债券,国内股票的换手率远高于国外市场,如上交易所1999年~2005年的平均年换手率为365%,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纽约、伦敦和东京股票市场的年换手率在50%到70%之间。因此,非流动性资产理论不可能支持高达30%的折价。
(3)应缴资本利得税论:封闭式基金报告的净资产现值未反映应缴的资本利得税,如果基金卖出持有的资产后就必须缴付这一税额。但目前为止,国内一直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
2.封闭式基金之谜的有限理性解释
投资者情绪理论:(1)情绪极度乐观时,基金会溢价发行;(2)投资者持有基金的风险包括基金持有的证券组合固有的风险和噪音投资者情绪变化带来的风险,比直接投资于基金所拥有的资产组合的风险要高,导致长期折价交易;(3)情绪是变化的,故折价水平是时变的;(4)随存续期快结束,情绪风险逐渐消失,折价程度会大幅减少甚至消失。
二、研究框架
对于上述的“封闭式基金之谜”,本文仅研究第二和第三方面,即:发行后长期折价交易和折价波动。目前对于“封闭式基金之谜”的研究,大都遵循如下思路:比较封闭式基金与其标的资产的差异,并考虑这种差异对投资者投资决策和最终定价的影响。这些理论的解释都是相对封闭地研究封闭式基金自身,而忽略了处于同一个大环境下的其他金融资产――尤其是开放式基金的影响。下面,本文将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1.折价波动的解释
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是不完全理性的,每一个人在面对复杂的情景与问题时,都会采取捷径或应用部分信息进行处理,处理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的受到情绪的影响。投资者的情绪会互相影响,同样或相似的情绪则会影响多种基金和资产,因而封闭式基金的波动具有同步性。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内证券市场的制度不够完善(如无卖空机制导致无法套利、股权分置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严重、基金等相对理性的机构占GDP的比例低,特别是市场中充斥着噪音交易者,以及前文提到的高换手率等。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情绪较发达国家市场相比对市场的影响应更为明显,市场的同步性也应较强。
为了检验上述推断,笔者选取了沪市的13只封闭式基金,对其折价率进行了相关性检验,首先计算封闭式基金折价率:
(区间)折/溢价率(DISC)=(基金价格-单位净值)/单位净值
其中,基金价格为区间末交易日的收盘价,单位净值为区间末交易日的单位净值。折价率为负,溢价率为正。
结果如表1,在选取的时间区间内,基金折价率的关联性非常明显,平均在0.9以上,相关程度明显超过了美国数据。这说明在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变动的同步性非常明显,验证了投资者情绪理论解释折价波动的合理性。
2.长期折价交易的解释
国内的很多学者倾向于用LST的投资者情绪理论来解释封闭式基金上市后长期折价交易的现象,如伍燕然、韩立岩。根据之前学者的研究,本文首先考察折价率变化量和上证指数周收益率的相关性。其中数据处理如下:
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变化量:。其中,表示基金i在时刻t的折价率相对上一期的变化量,DISCit表示基金i在时刻t的折价率。
结果如表2,可以看出大多数基金折价的变化与市场指数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但是不如封闭式基金间的相关性显著。
然后用一元回归模型()检验市场收益率和基金折价变化之间的关系,数据处理如下:
封闭式基金价值加权折价率:。其中VWDt表示价值加权折价率,表示权重,NAVit基金i在期末t的资产净值,nt表示在期末t参与计算的基金数量,DISCit表示基金i在期末t的折价率。
封闭式基金价值加权折价率变化量为:。
先对结果VWDt和周收益率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平稳,然后对其进行一元回归,结果如表3。封闭式基金价值加权折价率变化量对市场收益率的解释效果为正,且t值显著,说明情绪同步显著地影响指数收益,即影响整体证券市场,封闭基金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一部分也会受情绪影响。封闭式基金和证券市场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当封闭式基金折价变化1个单位时,会有大约0.27个单位反映在市场周收益率上。
如前文所述,LST的投资者情绪理论对解释折价波动和波动的同步性方面效果较好;但是,由于VWD的系数较小,说明投资者情绪对长期折价的解释作用较弱。与国外市场不同,中国市场的投资者情绪对折价长期支撑作用不明显。
因为LST使用情绪理论解释此现象的一个重要前提:封闭式基金的投资者大多为噪音交易者。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美国市场上新的封闭式基金发行的3个季度后,机构只持有少于5%的份额,并以此作为基础把个人投资者作为噪音投资者,噪音投资投资者心态的随机变化产生了投资封闭式基金的额外风险。作为风险补偿,封闭式基金的交易价格降低造成了长期的折价交易。但是,LST情绪理论的这一应用前提在国内目前并不存在。笔者研究发现,国内封闭式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大都不少于35%。如表4,从2003年6月至2007年6月,上述13只基金里前10位投资者份额的总和占基金的30%~40%,而且,这些投资者多为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国内封闭式基金中机构投资者所占的份额大大高于美国封闭式基金市场,直接把适用于美国的投资者情绪理论套用到中国基金市场显然是不合适的。
有学者对LST的情绪理论进行了改进,把情绪因素引入对机构投资者的分析,如:伍燕然、韩立岩,Bleaney&Smith。但是不能简单的把机构投资者也作为噪音投资者,笔者不否认投资者情绪理论对封闭式基金长期折价交易的解释作用,但并非主要部分。
我们把对封闭式基金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证券市场,特别式开放式基金市场。中国的基金均为契约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相比,开放式基金除了比前者多了一种流动性――“随时赎回权”(封闭式基金只能到期赎回、清算或者“封转开”),其余在证券组合投资和管理方面基本相同,二者可以看作是不完全替代商品。流动性是有价值的,而封闭式基金不可赎回只能转让交易,因此,为了补偿这种流动性的损失,封闭式基金的交易价格低于其单位净值,产生了折价交易。同时,由于现有制度长期保证开放式基金可以按照单位净值申购或赎回,这就解释了封闭式基金折价交易的长期性。因此,封闭式基金的长期折价交易实际上是两种制度相互博弈的结果。
三、结论
本文从整个证券市场角度出发,解释了封闭式基金折价的波动性和长期性。认为在中国这种发展中的金融市场,市场制度和投资者均未成熟,与国外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国外理论无法直接套用解释中国基金市场上封闭式基金折价问题。通过分析发现,封闭式基金折价的波动性及波动的同步性用投资者情绪理论解释效果较好;而折价的长期性则从封闭式基金制度与开放式基金制度二者博弈的角度解释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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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转重点项目“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机制研究” (12AZD044);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测量的统计问题研究”( 2012LZ036)
作者简介:白雪梅(1949- ),女(满族),辽宁岫岩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区域经济比较、市场调查与咨询等方面的研究。E-mail:
臧 微(1982-),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统计学和金融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
摘 要:本文运用随机成本边界模型测算2005—2011年国内13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分析信用风险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对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不仅不良贷款率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贷存比、资本充足率的改善作用显著,而且在影响程度上,贷存比的作用高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有选择地优化这些变量,进而控制信用风险,提高成本效率。
关键词:银行效率;随机边界方法;成本效率;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54-06
一、引 言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纷纷进入。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是增强其自身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商业银行效率的基础,成本效率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而信用风险作为最主要的银行风险,对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如何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提高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水平,这对增强银行自身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银行效率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大多以贷款质量、风险性资产作为银行的风险变量,考察风险因素下银行效率表现,而多数研究结果显示,效率水平与风险指标有显著的相关性。Berger和Humphrey[1]基于不良管理假设、不幸假设和节约假设三种假设得出结论:银行风险与银行成本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Simon等[2]研究了1986—1991年美国254家金融控股公司风险、资本和无效率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其中风险和无效率的关系不对称,而银行为了抵消低效率常常会选择更大的风险,并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保险机构。Fan 和 Shaffer运用随机边界法估算了1998年美国银行的利润效率,结果表明利润效率与信用风险及破产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流动风险的关系不显著。Pasiouras[3]运用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pproach,DEA)研究了贷款损失准备金作为额外的投入要素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贷款损失准备金作为额外投入要素的加入提高了商业银行效率。Berger和DeYoung、Rossi、Schwaiger和Winkler以及Ansari和Muhammad[4]发现不良贷款率越高,银行的成本非效率越明显。
国内关于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文献中,效率与风险的关系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已有的研究认为贷款质量、资产规模、贷存比和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是影响银行效率的关键因素。不良贷款对于银行成本效率有明显的负面影响[5-6];资产规模、贷存比、资本充足率、股东权益比率和股权回报率有助于银行效率的提升[7]-[10]。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许多文献聚焦于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研究,但从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角度研究信用风险影响作用的文献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重点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状况;二是信用风险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产生的影响。
二、随机边界方法
经济学对理论成本函数的定义为:在技术水平和投入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既定产出量与所需的最小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然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实际成本几乎不可能在最小成本水平上运行,实际成本往往高于理论上的最低投入,于是存在实际成本高于理论成本的非效率现象。
为了研究中国各商业银行真实的经营情况和成本效率水平,本文选择随机边界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计算每年的理论最小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值。SFA是参数方法的一种,它可以考察某一时间截面的平均效率情况[1]。
随机边界函数的对数形式包含了一个组合误差项:
lnRC=lnC(Y,P)+v+u,
其中,RC是实际成本;C(Y,P)为理论最小成本,Y为产出向量,P为投入价格向量;v是随机误差项,代表影响总成本的非可控因素,如天气、市场机会等,它既可能提高成本也可能降低成本,可正可负,因而服从标准正态分布N(0,σ2v)。u是成本非效率项,只会提高成本,因而服从单边分布|N(0,σ2u)|。
在选定的成本函数形式下,依据成本非效率项u的分布形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测算出成本函数的参数值和u值。之后,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出理论最小成本。以该理论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值确定成本效率CE (Cost Efficiency,CE)[1]。CE=C(Y,P)/RC,其中,CE的取值范围为[0,1],当CE=1时,表示银行实际成本等于理论最小成本,银行成本完全有效;而当CE
随机边界成本函数的检验源于极大似然检验,主要是计算变差率γ,即γ=σ2u/(σ2v+σ2u),其中,σ2u表示非效率项u的方差,σ2v表示随机误差项v的方差。变差率γ取值为(0,1)。当变差率γ≈1时,即σ2v≈0,成本偏差主要由非效率项u决定。当变差率γ≈0时,即σ2u≈0,则成本偏差由随机误差项v决定,当变差率γ介于0和1之间时,成本偏差则由两者共同决定。
三、模型和数据
本文选取中国13家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九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估算它们在2005—2011年的成本效率值,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测算。
1.模型Ⅰ:银行成本效率的计算
借鉴已有研究,在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上,基于资产法选取有关银行成本效率的变量,共包括两项产出指标和三类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有投资成本和可贷资金;投入指标分为三类,包括资金投入及资金价格、劳动投入及劳动价格、资本投入及资本价格。
由于所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属于多投入、多产出的形式,彼此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可能,因此,在模型设定上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该模型包含投入产出指标的交互影响项,符合商业银行规模收益可变的实际情况,并且保证成本函数具备足够的弹性,有利于成本效率计算。按照Allen 和 Rai[11]的方法,将投入要素价格除以劳动投入价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
ln(RCit/P2it)=α0+α1lnY1it+α2lnY2it+β1ln(P1it/P2it)+β3ln(P3it/P2it)+12α11(lnY1it)2 +12α22(lnY2it)2+12α12lnY1itlnY2it+12γ11ln(P1it/P2it)2+12γ33ln(P3it/P2it)2+12γ13ln(P1it/P2it)ln(P3it/P1it)+ρ11lnY1itln(P1it/P2it)+ρ13lnY1itln(P3it/P2it)+ρ21lnY2itln(P1it/P2it)+ρ23lnY2itln(P3it/P2it)+vit+uit
其中,i代表第i家银行,i= 1,2,…,13;t表示时期,t = 1,2,…,7,代表2005—2011这7个年份;RC为实际成本,包括各项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金融企业往来支出以及营业费用;Y1为投资总额,包括短期投资、中长期投资;Y2为贷款总额,包括短期贷款、进出口押汇、贴现、中长期贷款和逾期贷款;X1为可贷资金,是总存款与借入款之和;X2为劳动力,即银行员工人数;X3为实物资本,用固定资本净值表示;P1代表资金投入价格,P1= (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金融企业往来支出+营业外支出+其他营业支出)/可贷资金;P2代表劳动投入价格,P2=营业费用/员工人数;P3代表实物资本价格;P3=折旧/固定资产净值。
2.模型Ⅱ:信用风险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信用风险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引入信用风险特征参数对预测效率做回归分析。新巴塞尔协议中主要以规范银行资本充足率来达到控制信用风险的目的。然而,银行的交易行为本身也可能是信用风险的来源,如银行本身对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掌控,或银行本身由于没能慎选贷款对象,以致形成不良贷款,都是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根据新巴塞尔协议中针对信用风险的规范,以及银行本身的贷款行为对信用风险的显著影响,故选取不良贷款率、贷存比和资本充足率这3个变量对测算出的成本效率值进行回归分析。CEit=0+1θit+2ωit+3Γit+εit,其中,i =1,2,…,13,表示第i个截面观察单位;t =1,2,…,7,表示第t个时点观察单位;θ 为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即贷款拨备率与拨备覆盖率的比值;ω为银行的贷存比,即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Γ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自身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ε为随机扰动项。
四、计量分析结果
1.模型Ⅰ:效率测算结果
采用Frontier 4.1(Coelli, 1996)程序对模型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随机成本边界模型估计结果(最大似然估计)方差参数γ的估计值为0.895,大于0,表明成本非效率项u对成本效率的影响显著。利用模型Ⅰ的系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银行在不同时期的成本效率水平指标与效率排名(如表2和图1所示)。
图1 2005—2011年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均值比较 代表产出变量的投资系数α1和贷款系数α2的估计结果分别为0.612和0.462,即投资和贷款额与成本效率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但都不显著,说明扩大投资和贷款未必能够达到提高银行成本效率的目标。
从各家商业银行效率均值的各年变化以及效率值排名可以看出,除广东发展银行外,股份制银行的排名基本位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普遍低于股份制银行(如表2所示),这与钱蓁[7]、迟国泰等[5]和付雯雯[10]的研究结果相同。成本效率的分布区间为[ 0.811,1)。成本效率均值越大,银行的经营成本效率越高。效率最低的是中国农业银行(CE = 0.811) ,最高的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CE= 0.989)。
2.模型Ⅱ:风险因素影响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LLC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明各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采用Eviews6.0对模型Ⅱ进行固定效应经Hausman检验,13家商业银行样本对应的P值为0.020,故选择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面板估计。从回归结果的拟合情况来看,调整后R2 为0.942,拟合度很好。通过F统计量可以看出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 F统计量的概率值为0,说明模型整体效果较好(如表4所示)。
表4模型Ⅱ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表明银行的成本效率与不良贷款率为负相关关系,而与贷存比、资本充足率为正相关关系,并且3个变量的t值均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比较3个变量的作用大小,不良贷款率的系数为-1.101,贷存比的系数高达1.171,资本充足率的系数为0.698,显然,贷存比的作用高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说明贷存比的增加对于改善银行成本效率最为显著,而资本充足率是3个指标中作用相对最小的。
五、结论与建议
由随机边界成本模型测得的各家银行的成本效率值可以看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值普遍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从模型Ⅱ测算出的结果来看,信用风险的有效控制对银行成本效率的改善作用极为显著。因此,实施信用管理和控制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今天,中国商业银行必须注重以下三方面的改进,才能有效地提高成本效率,增强银行的竞争力。
第一,降低不良贷款率,改善资产质量。计量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不良贷款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成本效率值就可以提高1.101个百分点,说明银行不良贷款占比越高,资产质量就越差,成本效率也就越低。不良贷款率是评价银行经营安全性和竞争力,衡量商业银行成本效率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不良贷款率是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是减小分子,降低不良贷款额;二是增大分母,增加总贷款余额。但是单凭贷款规模的扩大对于降低不良贷款率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源上治理不良贷款额,必须从减小分子上下功夫。而不良贷款的形成主要受贷前调查、贷后管理及借款企业违约等因素影响。因此,要降低不良贷款额,可以从防范新增不良贷款及处置已有不良贷款两方面实施。中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以前积累的巨额不良贷款和较高的不良贷款率据《中国金融年鉴》公布,1995年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高达22.0%和3.7%,而到了1999年又继续冲高到35.0%和12.5%。一度成为拉低成本效率、诱发国内金融危机的最大风险。防范新增不良贷款的主要途径有:加快信用评级技术和资产组合技术的研发及相关人员的培训;从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上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内部风险评估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加强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优化资本结构,改善资产质量。对于已有不良贷款,应当继续加快商业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以及出售不良资产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持续深入的改革,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经营效率不断提升,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的17.9%稳步下降到2009年的1.6%, 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为4 279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1.0%。
第二,进一步拓宽贷款融资渠道,积极开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的有效需求,优化信贷结构。从计量结果来看,银行的贷存比增长1%,成本效率值提高1.171,说明资金使用率的提升可以减少闲置存款的机会成本,增大银行的盈利机会,有助于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改善银行的成本效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贷存比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大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但国有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较多,其贷款不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资产配置质量,对成本效率的提升并不一定显著。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政策包袱,按市场机制发放贷款,因而资产配置质量相对较高,成本效率的提高较为明显。实际上,贷存比是一个具有杠杆性质的指标,贷存比过高会增加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降低清偿能力,因而它存在一个拐点。2011年中国银监会将商业银行月度日均贷存比控制在75%以内,说明通过增加贷存比来降低银行成本、提高效率是行不通的,而是要调整信贷结构,将信贷业务的重点目标转向贷款需求较高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针对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商业银行应成立金融服务专门机构,确保贷款队伍的专业化管理,并推进贷款产品要素差异化、体系丰富化。从2008年起,邮政储蓄银行从小微企业客户特点出发,陆续开办了林权抵押贷款、渔船抵押贷款、“粮农宝”小额贷款等,有效地完善了小微企业贷款产品体系。实行中小企业黄金客户差别化利率,对一些信誉好、效益好的中小企业给予利率优惠,减少其融资成本。
第三,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提高自有资本。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充足率增长1个百分点,成本效率值可以提高0.698个百分点,说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有助于成本效率的改善。资本充足率体现的是商业银行抵御风险提高效率的能力,它的提高会带给银行较大的资本压力,促使商业银行降低权益杠杆,并通过提高资产利用率和成本控制来满足资本充足要求。
加大资本充足率的具体方式可以是股权融资,发行次级债,改善治理结构。2011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2.5%,股份制商业银行为11.0%,都已超过了银监会规定的8.0%的下限。各家商业银行主要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补充核心资本金,进而提高资本充足率,2009年,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动开辟了定向增发;中国民生银行公开上市;中国光大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招商银行则选择配售多样化的股权融资渠道来融资,这些都是银行主动补充资本充足率、改善成本效率的必要措施。另外,可以通过发行次级债等方式来补充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此外,通过改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可以增加自有资本,从根本上改善资产质量,促使银行内部增强对信用风险抵御能力的管理和控制,提高成本效率,持续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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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经营;融资结构;战略联盟;知识资本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B2005006)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葛永波(1968―),男,山东高密人,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投融资理论与管理、衍生金融工具理论与实务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5―0094―04
收稿日期:2006―05―23
早在100多年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本经营(或资本运营)就有论述。资本经营立足于资本流动与调配,着眼于资产重组与整合,强调资本的优化组合,其目标是实现整体资源的高效利用与效益最大化。亦即,资本经营是指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货币、股权与债权或有形与无形实物资产(有学者统称为产权)等形式的调配、互换、裂变与整合、以实现资本量或资产价值的快速增值为目的的企业经营方式。资本经营是商品经济与资本市场发展的产物,西方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一、资本经营:理论剖析
1.资本经营并非产品经营的高级形态。资本经营是现代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日益完善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壮大的重要运营手段与方式。综观全球经济尤其是现代企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公司乃至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本市场,产品经营与资本运营堪称支撑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的两个“轮子”,有些西方经济学者甚至称资本运营为“企业快速发展与成长的魔方”。绝大部分公司的成功发展,得益于它们在注重产品经营及创新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借助资本经营来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资源配置效率及经营发展的后劲。
但企业资本经营不能替代产品经营,不能将资本经营视为产品经营的更高阶段或高级形态。资本经营与产品经营在现代企业运营中难以分割,但本质上二者属不同的范畴。资本经营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延伸部分,而不是产品经营本身的发展。诚然,资本经营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整合或效率化社会资源,较快地实现价值的扩大,但产品经营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源泉,通过资本经营体现的价值扩大是基于重组后产品经营的成长优化预期,产品与服务的竞争优势才是企业价值增长的关键。资本经营本身不能创造价值与财富,它只是现代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资本难以在流通、收购、兼并过程中脱离产品经营基础自然地实现增值,亦即,资本经营是价值增值的外在条件,产品经营是价值增值的源泉。更进一步讲,作为价值表现形态的交换价值只是内在价值的一种标识符号,只有产品的生产经营才能真正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没有使用价值(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创造基础的外在价值标识,其数量扩张毫无经济意义,这种表象也不可能长期存在。整体意义上,资本经营的效率运作是为商品经营的良好发展提供服务的。因而,离开商品经营的资本经营难以持续地创造生产力,将资本经营理解为产品经营的更高阶段,其含义是前者可以取代后者,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在企业经营中,生产经营是资本经营存在的基础,资本经营是产品经营效率提升的外在必要条件。
2.资本经营是企业行为与社会行为的融合体。本质上,资本经营是一种企业行为,其核心是企业以资本的直接运动为先导,通过一系列措施对企业内外的各种资源要素进行优化调整组合,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增值能力。但企业的这种资本经营行为是与资本市场环境协同发展的,受社会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约束与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经营又是一种社会。这种社会性的行为,是指政府或社会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资本经营的机制与基础,例如价值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发展,产权明晰化改革与演进,资本市场的完善与资本工具的拓展,估价体系的形成与规范,法律制度环境的协调保障等。只有社会性的资本经营体系与制度环境形成并不断完善,企业个体才能将自己的经营活动由产品经营发展为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协同运用,促进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因此,资本经营行为既体现为微观行为,又体现为宏观行为。宏观与区域经济的决策部门应当从社会、系统性的角度来把握总资本的运动与结构性调整规律,突破企业、行业、区域界限思维审视资本经营,使企业资本的流动、裂变不受时间、空间与人为因素的限制,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企业行为。当然,微观企业资本经营活动的适时创新,又可为社会性的资本经营增强活力,进而推动资本经营的微观与宏观效率协同提高。
3.注重资本经营不能忽视成本与风险。适度的资本经营能够为企业带来价值的提高,提高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但收益总是与成本、风险并存,企业资本经营要注重资本经营成本与经营风险,在筹资、投资与重组的全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成本观念(如融资成本、改造与整合成本、机会成本及沉没成本等)与风险意识(失败风险、偏差风险等,具体体现为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必要而审慎的成本与风险评估。近年来,国内资本经营热潮兴起,许多企业热衷于资本经营扩张(有些仅仅是形式上的),简单地认为资本经营是企业快速致富的灵丹妙药,是纯粹的低成本扩张,甚至将规模化、多样化的资本经营视为企业降低经营风险的必由之路,出现盲目的资本扩张、并购与重组行为,而忽视资本经营本身的成本与风险,结果不但没能使企业快速发展,反而成为资本市场的遗弃者。
二、典型资本经营方式:理论与实践
现代企业资本经营方式随市场的发展不断创新。我们就目前市场中比较典型的几种资本经营方式,结合我国企业具体实践作出理论探讨并进行评析。
1.企业股份制改造。企业股份制改造通过制度的设立、产权的界定及企业资产的重新组合等措施,能够使企业达到明晰产权、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的目标,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改造是企业资本经营顺利进行的必要构件与前提。首先,股份制改造作为企业资本经营方式之一,可以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其次,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造,才能对企业产权与组织制度、经营方式与经营理念进行有效变革,为企业更深层次的资本经营奠定基础,以适应现代市场竞争日益深化的需要。
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实践过程中,为了达到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目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往往还包括资产、人员及债务的剥离重组过程,亦即将优质资产及相应的.人员与债务注入股份公司,其他资产剥离出去,其目的是保
证股份公司的效益指标与发展前景。但据笔者对众多股份制改造行为的考察,这一过程存在很多问题。如企业经营必要的甚至专一性的辅助或配套资产的剥离,使公司对大股东的依赖性很强,日后的生产经营形成大量的关联交易,股份公司难以真正“独立”经营,并为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创造了条件;所谓“不良资产”的剥离往往伴随着大量成本与债务的非均衡剥离,这种财务性的包装行为虽可短期内形成股份公司泡沫性的“漂亮”业绩,但这种为上市而改造的业绩难以持续,许多公司上市后业绩即刻“变脸”与此有极大关系。
2.企业融资结构选择。融资运营是企业资本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现代企业的融资方式包括内源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包括银行借款与发行债券)等选择。按照西方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新最优融资顺序”,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及成本的存在,企业在追求价值最大化目标约束下的融资选择应是先内源融资(留存利润、折旧等),银行借款次之,之后选择发行债券,最后选择外部股权融资。但国内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具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众多学者将其归因于我国股权融资的成本较低,并由此判断企业行为的理性状态。但经我们分析与测算,这种结论并不准确。出现误差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将股票的市价作为计算资金成本的依据。实际上,由于我国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分割状态,企业在发行股票时的融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对企业而言,以实际发行价格计算出来的融资成本显然比上述方法计算的成本为高;另外,以企业近年来的实际股利发放率指标来计算股权资本成本也值得商榷,因为股权的预期收益是建立在企业长期经营的现金流基础之上。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真正原因包括:(1)在我国二元股权结构存在的情况下,非流通股东追求的自身价值最大化并不以股票的市场价值体现,而是以每股净资产为基础,这与流通股股东的价值趋向相冲突;(2)企业具有明显的投资扩张偏好,这受到企业经理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偏好驱使。究其根源在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完善;(3)企业(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整体经营业绩不佳,即使具有明显的内源融资偏好,利润增长与利润留存也不能满足企业扩张发展的需求。实践中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较低是对此的较好说明;(4)银行等债权人一般属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尤为强调收益的安全性,而股权投资者更倾向于风险中性投资者群体特征,强调投资的期望收益。在这种异化特征框架下,银行向企业贷款超过一定比例会索取一个风险溢价收益,即考虑到企业破产成本与成本后的收益率,但我国现行银行的贷款体制制约了此类行为发生,银行出现“惜贷”现象,从而阻碍了企业向银行的长期借款;(5)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发行企业债的无形成本巨大。
如何解决好上述存在的问题,使企业合理地进行融资方式选择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应引起相关部门与企业的共同关注。就企业而言,融资行为与融资方式的选择应是其发展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环节,企业应在自身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综合考虑各种融资方式的优势与成本,选择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融资结构,实现企业资本的可持续增值。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无形资产的价值已成为现代企业谋求发展的重要资本。企业进行融资时应注重无形资本的经营,发挥企业无形资本的价值潜力,通过运用无形资产的影响力和信誉度,拓宽融资渠道。具体经营方式包括充分利用企业信用在多种融资渠道中择优采用,降低融资成本;凭借商业信誉获取合作者在商品供应价格、资源占有、结算方式等多方面优惠(惠利性资本经营);运用独特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吸引资金等。
3.企业并购与重组。并购,亦称“购并”,是收购与合并(兼并)之合称。从法律形式上分析,兼并和收购的本质区别在于,兼并的最终结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合并成为一个法人,而收购的最终结果不改变法人的数量,只改变被收购企业的产权归属或经营管理权归属。
收购的具体形式包括管理层收购(MBO)及其衍生形式、股权收购、控制权收购等。管理层收购早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后来这种杠杆收购形式逐步从美国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延伸。管理层收购对企业的经营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Michael Wright和John Coyne通过对1983年前111例MBO的研究,发现企业在效益、贸易关系、现金与信用控制系统方面均有所改善。近年来,由于现代企业理论的不断发展,企业剩余索取权是由股东独享还是利益相关者共享尚存较大争论,因此国内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行为(有人将其称为私有化)的规范性也无定论。事实上,争论的焦点不应是收购行为本身,而应是合理收购价格的确定及公司的经营效率问题。
近年来,国内企业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典型。有效的并购应以良好的利润结构和价值链方面的构造、整合的核心目标为基础,并通过重组对利润结构和价值链起到强化作用。判断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以并购行为的完成为标志,而应以并购后资产整合成功、效率提高、价值增值程度为依据,盲目的并购行为只能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例如,TCL公司并购法国的阿尔卡特,在当时看来可谓国际性的大手笔运作,但其后的整合却并不顺利,至今,TCL仍在承受整合之苦;新疆德隆的多元化资本扩张触角曾风靡大江南北,并被视为资本经营的典范,最后却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注重并购扩张与规模的膨胀,超出了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难以将行业、资产、人力资源甚至企业文化进行有机融合,反而使核心产业虚化。根据麦肯锡公司对116起并购事件的调查,成功的并购活动只占23%,这说明并购活动中充满了失败危险的陷阱。因此,企业并购行为应从发展战略、行业与具体业务、人力资源、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与预测规划后才能实施,并注重并购后的整合重组,避免盲目的“羊群行动”带来的不良后果。与购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企业购并能够给经营者(管理层)带来收益,这一点已被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eg,RavenscraftandScherer,1987),因而企业并购成功的可能性还与公司的法人治理效率有关。一般而言,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并购成功概率要大于其他企业。因为公司完善的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使管理层在并购行为发生时不致过分注重自身利益而忽视企业发展与股东利益。
并购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实施,例如现金、普通股发行与交换、债券方式、优先股或可转债方式、延期支付等。在我国的并购案例中,所采用的手段比较单一,一般采用现金并购。除了解决历史遗留的产权企业由政府推动的吸收合并方式采取股票交换行为外,基本没有创新。
重组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是指企业根据市场发展的要求及企业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而对资产或业务重新进行整合,以期取得更好发展前景的行为。广义的重组涵盖了
企业资本经营的许多方面,如股份制改造、资产置换、资产或股权的转让与收购、资产剥离、企业分立等资源的重新组合方式。由此可见,收购与兼并本身就属广义的重组行为,而在购并之后,往往伴随着更深层次的重组过程。
企业并购重组是一种复杂的经济行为,是企业资本扩张的主要手段和形式。它与企业通过自身积累寻求发展的内部管理战略相对应,属于企业发展战略中的外部交易战略。通过并购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管理、财务、市场、品牌与人力资源的协同效应与规模效应,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但正如上文所述,并购重组并不是企业扩张发展的万能手段,并购重组必须反映或强化企业全局性、长远性的大战略思维,否则并购活动就会选择错误的目标,难逃核心产业虚化甚至整体失败的命运。同时,并购后的有效整合是并购活动极为关键的环节,良好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并购活动最终成功的保证。许多并购行为的失败不在于并购本身的技术问题(包括价格问题),往往是并购后的整合出了问题。荷兰著名经济学家谢恩克教授认为,企业并购的失败可能有多种原因,如在并购前过高地估计了市场潜力,忽视了审慎调查的作用,过分强调财务报表的完美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并购后的整合不力。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管理的前沿》一书中指出:“公司收购不仅仅是一种财务活动,只有收购后对公司进行整合发展,在业务上取得成功,才是一个成功的收购,否则只在财务上操纵,这将导致业务和财务上的双双失败”。企业的并购重组要在理性的购并战略指导下,以产业的有效整合与价值链的增长为目的,恰当地把握并购时机和并购节奏,时刻兼顾自身的管理能力和资金水平,实施有节制、富有成效的并购重组活动。据笔者考察,我国企业并购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理念。大多并购案例仅注重收购行为本身及短期效应,整合效果不佳,优化资源配置的长期战略效应难以显现。
企业另一项重组行为――资产置换,也是我国企业资本运营实践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方式。但整体而言,真正从提升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出发进行的战略性资产置换行为并不多,相当部分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案例是为解决短期经营压力甚至经营困境而采取的短线战术行为。还有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达到了资产以劣换优的目的从而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资本经营制度的不断完善。
4.企业战略联盟。战略联盟是指企业之间为了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等战略目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基础上,通过股权相互参与或契约联结的有形或无形资本的经营方式,建立较为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按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框架在某些领域采取协同行为,从而取得“共赢”的合作方式。战略联盟具体表现为价格联盟、产品联盟、知识联盟等多种形式。
价格联盟是一种传统性战略联盟方式,早在19世纪末期,企业价格联盟就以卡特尔(Cartel)的形式出现了,并在20世纪后涌现出更多联盟方式。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在其模型中对价格联盟效用进行了深入论证。企业价格联盟目标相对明确、单一,合作简单、容易。但这种资本经营方式常被视为获取垄断利润的手段,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是企业无形资本经营的初级形态,并受到许多国家的反对与立法限制。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2000年康佳、TCL、创维、厦华、海信等国内9大彩电骨干企业宣布成立中国彩电企业峰会,形成彩电价格联盟。但这种过于简单松散的、迫于竞争压力而临时性形成、缺乏资本经营内涵并昭之天下的价格联盟固有的内在缺陷注定其未来流产的命运。放眼全球、立足于长远战略、注重研发技术并融合企业比较优势的联盟方式的创新与突破,对我国企业而言势在必行。
产品联盟是现代战略联盟的表现形式,美国战略管理家麦克尔・波特将其定义为“企业之间达成的既超出正常交易,可是又达不到合并程度的长期协议”。这里战略联盟涵盖产品价值创造的全过程,即在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均有创造联盟的机会,包括股权与非股权的合作。2005年,包括长虹、海尔、海信、康佳在内的9大彩电企业再次举行峰会,就构建彩电企业和谐共赢、促进新技术标准化与产业化、整合技术资源、构建国际市场协调平台等问题达成7项共识。这次企业联盟比5年前的价格联盟赋予了更多内涵,是国内企业以战略联盟形式出现的资本经营运作方式的进步,并初步具有现代企业战略联盟的雏形,但企业知识产权的创新与相互融合、联盟企业合作的稳定与诚信性将成为此次合作成败的关键。
知识联盟是一种更高形式的企业无形资本的经营方式,它具有更强的资本扩张战略潜能,是企业借助于内外两种资源创造竞争优势的资本经营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图尔特(Stewart,1997)认为,知识资本体现在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和顾客资本之中。在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顾客资本无疑极具价值,企业在顾客中的信誉度,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并日益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彼得・德鲁克曾说:顾客是唯一的利润中心。帕累托的“20―80”法则说明企业营业收入的80%来自20%的顾客。福特汽车公司在调查分析后曾得出结论:顾客忠诚度增加1个百分点等于年增利润1亿美元,由此可见顾客资本价值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现代企业为适应新的竞争形势的需要,应在知识资本经营方面多下功夫。遗憾的是,在我国当前的资本经营实践中,真正从战略的高度进行企业间知识联盟的资本运作行为并不多见。
5.资产剥离与企业分立。资产剥离与企业分立是企业资本收缩经营方式的表现形式。广义的资产剥离包括企业分立与管理层收购。
企业进行资产剥离与分立的原因众多,但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满足经营环境和战略目标的需要或消除管理上的不协调,以相互提高资源的战略适配性。当然,国际市场中有一些企业分立案例是反对垄断组织的国家强制要求而非企业自愿进行的资本经营行为,例如美国电讯巨头AT&T解体分立成多个公司。国内企业资产剥离运作案例中存在部分企业的经营者利用资产剥离获取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的现象,即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产生的“内部人控制”而导致的利益损失或“成本”;还有相当部分企业资产剥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避免公司财务的危机并企图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资本经营的内在战略性难以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收缩经营本质上并非是企业经营失败的标志,更多地表现为企业发展战略调整或突出竞争优势的合理选择。成功的资产剥离等资本收缩方式经常与资本扩张方式相配合,资本收缩通常成为资本扩张行为的融资手段。收购和资产剥离都可能是公司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旨在对公司业务组合进行重新定位。企业在市场竞争定位及战略发展的指导下,往往通过资本扩张方式进入自身具有竞争优势或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领域,同时又通过资本收缩方式从竞争力弱或前景不佳及可能影响主营业务发展的领域中进行战略退出,降低企业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价值。
三、结束语
资本经营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理论与实践必将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创新型的资本经营形式也将会不断出现。面对新的市场竞争格局,我国企业的资本经营会得到更大的关注。借鉴国际市场资本经营的经验与教训,在强化企业产品经营竞争力的同时,采取必要且可行的资本经营手段,加强企业的改造与联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真正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是国内众多企业的必然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