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存在的问题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律存在的问题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网络购物；虚拟性；责任倒置；双赢

中图分类号：F7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66-01

网络购物悄然兴起，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购物方式。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商场的大型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网易；一类是各家公司及个体自己建立的销售网站；第三类是交易平台，如易趣、淘宝、一拍。与传统购物相比，网络购物便捷、时尚、廉价，给人们带来轻松愉悦的购物经历。但是，“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无区域性，使得网络购物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法律问题。”只有使用法律手段使网络购物能够“扬长避短”。

一、网络购物的优点与缺点

（一）网络购物比较于传统的购物具有的优点

网络购物的魅力，首先，对于消费者来说，购物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避免现金丢失或遭到抢劫；价格较一般商场的同类商品低； 其次，对于网络上的商家来说，网上销售没有实际库存的压力、经营成本低、店面规模不受限制。可以更高的效率实现资源配置。

（二）网络购物的缺点

第一，消费者交易的对象模糊，知情权难以保证。《消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消费者只有通过经营方提供的信息了解对方，至于商品信息及店家信息是否真实根本不能确定。网购时，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方法是图片、文字说明，商品信息的知情权是部分缺失的。

第二，格式合同的制约性。网上购物的特殊性，经营者往往利用特权制定一些复杂的条款，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消费者就算读了，也领会不到其中的微妙。

第三，交货延迟，退换货困难，售后服务更加不完善。《消法》23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无故拖延或者无理拒绝。”而遇到问题商家总是互相扯皮推诿，许多问题得不到实质解决。甚至有很多网民认为在网上购物没有售后。

第四，网络购物中的隐私权很难保证。一些商家将以前消费者的信息建立数据库，不停轰炸消费者的邮箱及手机，甚至将消费者的信息卖给他人！

二、网购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网络购物中的弊端必然导致产生一些不调和的纠纷，有纠纷就会产生法律问题。而网购的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纠纷后，要想实现自己的权利，面临着“三难”。归纳一下，有三点最突出。

一是责任主体的确认难。商品一旦发生损坏或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消费者不清楚该找网站经营者、商品生产者还是厂家。事实是此三方总是相互推诿，导致交易中出现问题时消费者感到很无奈。

二是确认管辖纠纷的司法部门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作了如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网络购物引发的诉讼纠纷中，被告者的住所地确认十分困难，当事人要选准管辖地，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对消费者来说很不划算，而最后却有可能是白费力气；且电子交易不需要运费，若买方在外地打开邮箱，履行地难以确定。

三是矛盾产生后举证困难。《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 “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是通过互联网完成一系列交易的，一旦形成纠纷，负有举证责任的消费者就不得不从电脑上调取这些数据凭证。而这些通过电子形成的证据，能否作为原件？在理论界认识不一。”众所周知，只要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知识，对网络数据进行删改并不是难事，那么即使消费者下载或复制一些证据举证，也不敢保证其真实可用。

三、网购中产生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结合司法实践联合各部门尽可能净化消费者的网购环境

网络欺诈已成为净化网络购物环境的绊脚石，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政府应当加强查处和惩治力度，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网络购物环境。

（二）尽快增加网络纠纷方面的立法

《消法》中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应当特别增加网上消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建议完善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两个方面：网上消费的消费者权利包括知情权的完善、安全权的完善、公平交易权的完善、求偿权的完善。网上消费的经营者的义务包括提供详细的商品信息的义务、商品质量保障及售后服务义务、保护消费者个人数据的义务。”

（三）确立先行赔付机制

先行赔付在某些国家已有实行，这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体现。我们应该正视网络购物，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但是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可以建立一个先行赔付机构。从事网络经营的个人或法人，交付一定的保证金，网上交易出现侵权问题时先行赔付，再由专门机构向网络经销者索赔。

（四）确立网络购物消费者的诉讼管辖原则，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管辖原则上，只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办。而网络购物产生纠纷后，消费者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为鼓励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维护权益，建议可以确立消费者所在地管辖原则，并将举证大部分责任交给经营者完成。这样有利于消费者的诉权能够很好地实现，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者诉讼成本。

网上购物在现阶段来说确实还是一把“双刃剑”，既然还是“宝剑”我们就一定要用，但是要用好，需要我们多方努力。对消费者来说自身要有一定的网络常识，购物时尽量选择知名网站，妥善保留购物凭证；商家则应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原则，做到诚信经商；政府则应该专门设立网络监管部门。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网络购物环境，使消费者“购物无忧”。我们应该理清网上购物中出现的新法律关系，将之纳入我国消费者法律保护的体系中，使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可靠的保障，从根本上保证网络购物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秋珍.网络购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完善[J].法律适用（下期），2010（4）.

第2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青海省；社区矫正；问题；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173-03

2010年起我省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并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强调,在全省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把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里,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对其有针对性地实施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和融入社会青海新闻网：《2010年起在我省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下载于省略于2010年9月12日。。司法实践证明,社区矫正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有利于促进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彰显了我国刑罚执行理念的升华,体现了刑罚人道化和国家文明。

1 社区矫正制度的意义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监禁矫正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监狱整体布局看,存在许多监狱地处偏远的不合理性。第二,从监狱设施看,绝大多数监狱都是与社会高度隔离的封闭环境,高墙电网、武警站岗、关卡林立、戒备森严,除了安全防范的需要外,还渲染着一种威严、神秘又使人压抑的气氛。第三,从内部管理看,仍沿袭着传统的封闭性管理模式。第四,从监狱同社会的互动关系看,存在沟通途径不畅、社会帮教不力的问题。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就是以矫正为核心,在坚持刑罚执行根本属性的同时,立足社区,尊重并吸收社区各方面的意愿及合理化建议,对罪犯进行矫正,社区矫正是保证犯罪人与社会密切联系,不使犯罪人与社会隔离,不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不丧失工作和教育机会,也无损其地位和尊严的情况下,利用社区资源环境管理、教育、改造罪犯的新型行刑方式的总称陈晓明：《修复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63页。。社区矫正既体现了司法的民主,也促进了刑罚方式与社会的和谐。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犯罪不是犯罪人与生俱来的,乃是社会多种因素交合作用而生成的独特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人是裸地来到这个社会的,这个社会赋予了他们一切,包括犯罪行为能力。对此,社会有责任帮助他们消除犯罪动机和能力,使他们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要达到此目的,就要把犯罪人置身于由多种良性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特定社会环境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关系的体验,使犯罪人在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归宿。由于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区域内,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或多或少的社会联系。犯罪对于社会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即社会危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其原初的生活区域(社区)。让罪犯回到其生活过的社区,辅以社会力量的帮助,通过某种有益的形式,表示其真实悔罪的意愿,有助于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更有助于达到社区矫正的目标,使罪犯在不与社会隔绝的环境中实现其再社会化,从而最终促成其回归社会,也充分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和刑罚的人道价值。

2 青海省社区矫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11年4月,笔者随同青海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工作处对我省部分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各地区在社区矫正方面,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今后在我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是现在和今后严重制约青海省的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

2.1 社区矫正队伍建设不完善

根据《青海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和《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主要由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和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组成。司法所工作人员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和实践者,社区矫正各项具体工作业务由司法所承担,但目前司法所的人员普遍较少。例如：青海省39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中,已建成371个司法所,其中,72个为无人所,132个是1人所,平均配备人员只有1.24人。[注：于2011年3月笔者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与规范化司法所每所3~5人的基本要求相差很大,社区辅助人员主要包括志愿者,但目前,先期招募社会志愿者289人,今年又招募了1000名,[注：于2011年4月笔者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但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重要原因是缺乏社会公众参与的健全机制。因此,人员问题将是严重制约我省的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

2.2 执法身份不明确

社区矫正是司法行政一项新的工作职责,街道司法所承担着社区矫正的一线工作,责任重大,但法律政策又没有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司法所有社区矫正工作职责,但没有执法权,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无奈。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协助,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无法调查落实社区矫正对象的去向和相关信息,特别是在矫正对象不服矫正或出现突发事件时,按照现有规定,“对拒不服从管理教育,情节严重或者有重新犯罪嫌疑的社区服刑人员,提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这种 “搬救兵”方式,在发生突发事件时,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对现场形势进行控制,无法有效制止犯罪行为。

2.3 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

经费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没有经费,社区矫正工作寸步难行。在我省全面实行社区矫正工作后,涉及全省8个州(地、市)、46个县(市、区、行委)、399个司法所,社区矫正对象共(即“五种人”)2415人,[注：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平均每个试点地区35人，以此推算,全省39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各类社区矫正对象在1万人以上。对这些人开展监督管理、学习教育、心理咨询、公益劳动等社区矫正具体业务,需要工作经费作支撑；聘用社会志愿者,招纳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经费作保障。2009年省财政厅分别拨付了10万元社区矫正工作启动经费,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但是,青海省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均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各基层司法所实行社区矫正的经费也没有任何保障,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注：青海省司法厅：《关于在西宁市、格尔木市等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调研报告》,二九年九月。]青海省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3 完善青海省社区矫正的法律对策

经过调研笔者深切地感受到：要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必须以加快立法进程、队伍建设专业化、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作为长远的目标,并在以后的矫正工作中期于实践。

3.1 加快地方立法进程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活动,要求有法可依,依法行刑。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社区矫正的顺利开展需要立法保障。《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规定,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既是对社区矫正试点试行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司法行政机关履行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职能,积极推进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刑法》修正案(八)仅是原则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目前立法阙如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是如何依法规范的问题。从实践层面而言,则主要是如何规范操作的问题,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覆盖了社区矫正工作方方面面,形成了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制度框架,并经过试点实践的验证。但这些规章制度还比较粗浅,可操作性不强。笔者认为,青海省必须走地方法规先行的立法之路,建议在试点工作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相关成熟经验,对相关法律进行梳理整合,然后按照《立法法》的权限,进行地方特色立法,通过地方性法规对社区矫正的具体内容、措施、机构设置等具体执行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既可以规范本地的工作,也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全国统一立法。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地方立法的条件渐趋成熟,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因此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运作,青海省应计划争取人大或政府出台一部社区矫正条例或规章。以促进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早日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3.2 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队伍是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迫切需要

队伍建设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根本性问题。从整体调研情况看,目前司法所的人员还是普遍较少,跟不上日益扩大的社区矫正的需要,尚未建立起社区矫正的稳定的专业化矫正人员队伍,人员问题仍是严重制约青海省的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根据青海省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应积极争取司法专项编制,充实司法所队伍；另一方面,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青海省司法厅办公室关于《2011年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关于组织社会志愿者协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的规定,应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管理好社区矫正对象。鉴于此,青海省应尽快建立以司法行政主体为主导,以社会力量参与为基础,着力于扩大与稳定专业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

所以,青海省应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条例或规章,通过地方性法规对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和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作出明确规定,一是要保障矫正人员执法权力的合法化。主要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机关的主体地位,以利于工作的开展；二是要确立矫正资格准入机制。吸收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积极参加,特别是有经验的心理专家和一对一帮教志愿者的参加,通过立法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

3.3 通过地方立法为社区矫正提供经费保障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经费需求问题也日益突出。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活动,比监狱刑罚执行经济得多,其主要资金必须来源于政府财政,必须确立稳定的政府财政经费保障体制。根据我国《宪法》第28条的精神,国家承担“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的责任。社区矫正工作必须选择政府主导、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政府在社区矫正的启动和发展阶段,将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社区矫正工作中所需要的人、财、物主要由政府提供。因此,笔者建议社区矫正经费全部列入国家预算,转移到各地支付。矫正专项业务经费按照矫正对象每人每年1800~2000元标准,由省财政划拨,为社区矫正提供经费保障。在坚持社区矫正经费以政府划拨资金为主的前提下,也可以进一步拓宽社区矫正的资金来源渠道,鼓励社区矫正机构在法律规定的制度框架内多方筹集社会资金,为保证社区矫正机构的有效运转,青海省今年拟研究制定《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标准》。笔者建议,青海省应尽快出台《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标准》,同时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条例或规章,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经费保证,明确社区矫正经费由地方财政承担的责任,力争按标准把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到同级财政预算,并对矫正机构经费的拨放及经费的使用也应作出详细规定,并根据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需要,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

随着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铺开和对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中长期发展方向的不断思索，笔者相信,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青海省社区矫正工作将稳步进入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的新的发展阶段,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问题研究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参考文献：

［1］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兰花.青海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会基础分析与对策研究――以西宁市东关社区建设为分析点［J］.青海社会科学,2009(4).

［3］刘强,李少兵,张凤军.上海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综述［J］.法治论丛,2004(1).

［4］许冷.北京市社区矫正的探索与实践［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6(1).

［5］杨征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调查报告［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6(3).

第3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物流；法律法规；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133-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物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物流法律法规的滞后与不完善性也逐渐地凸现出来，物流市场的无序，严重影响着中国物流业的健康发展。2011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物流效率的低下且价格高企，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当前，物流法规的不完善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物流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构建一个完善的现代物流法律法规体系，成为中国现代物流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一、中国现代物流法律法规的立法现状

现代物流活动涵盖了物品从原材料形态经由生产环节的半成品、产品形态，最后通过流通环节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全过程，涉及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诸多环节。因此，调整物流的法律规范涉及运输、仓储、包装、配送、搬运、流通加工、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

中国现行物流立法，从法律效力来看，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法律，即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颁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如《海商法》、《铁路法》等。二是行政法规，即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如《公路管理条例》等。三是中央各部委颁布的部门规章，如《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办法》、《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地方性法规、物流技术规范和标准等。

从物流立法的内容和领域上看，主要包括：（1）调整物流活动主体与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规范，如《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开展试点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2）调整物流经营活动的法律规范。其中广泛适用于物流活动各环节的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但更多的是适用于物流某一环节的法律规范，像运输、装卸、仓储、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各环节的法律规范。如《民用航空法》、《海商法》、《铁路货物运输管理规则》等。（3）调整物流作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如《集装箱名词术语》（GB/T1992―1985）、《包装术语基础》（GB/T4122.1―1996）、《标准物流术语》（GB/T18354―2001）等。（4）调整物流基本建设方面的法律规范，如《港口法》、《铁路法》等。（5）调整物流市场监管方面的法律规范，如《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二、中国现代物流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流领域“法律空白”的状况，对物流业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远不能满足物流业飞速发展的需要。相较于国外先进的物流立法，中国现在实行的某些物流法律法规，都是从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下演变出来的，这些法规不但不能很好地适应物流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物流的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普遍在技术上缺乏对物流实践工作的调整作用和具体指导，微观约束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如下：

（一）层次较低，效力不强

从法律效力上来看，中国现行的物流法律法规直接具有操作性的层次较低，法律效力不强，价值目标难以协调。现行物流法规多由各部委、地方制定颁布，规范性不强，一般缺乏法律责任的制约作用。由于大多以“办法”、“条例”、“通知”等形式存在，在具体运用中缺乏普遍适用性，多数只适合作为物流主体进行物流活动的参照性依据，带有地方、部门分割色彩，不利于从宏观上引导物流关系的发展，也缺乏对物流主体行为必要的制约作用。

（二）缺乏系统而专门的法律规定

目前，中国现行的物流法律规范大部分并非直接针对物流活动而制定的，而仅仅是就物流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如运输、仓储、加工、装卸等所进行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和相互的衔接；行业管理和内容上分散于海、陆、空运输、消费者保护、企业管理、合同和合同管理领域；形式上见于各类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以及各部委分别制定的有关规则和管理办法上，形成多头而分散的局面；部门立法涉及到交通、铁道、航空、商业等十多个部委，加上各部门协调不够，难以整合物流各环节和各功能之间的关系。

（三）相关的立法滞后

中国大部分的物流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制定并沿用至今，在很多方面都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在物流国际化的趋势下，要求中国物流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此外，随着中国物流业的发展，不断出现新业务、新情况、新问题，与此相比，中国物流立法显得相对落后，存在不少法律“真空地带”。比如物流标准化问题，中国目前只是颁布了《国家物流术语标准化规定》，对于物流计量标准、技术标准、数据传输标准、物流设施和装备标准、物流作业和服务标准等都还没有制定法定标准。

三、中国现代物流法律法规的完善对策

（一）重视物流政策的宏观调控地位，制定综合性物流法律规范

发达国家的物流法建设经历告诉我们，在未制定统一的、专门的物流法之前，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台行业政策，指引发展方向，引导物流业的发展是有效的，如1997年日本通过了《综合物流施政大纲》，1998年统计，全日本从事物流业的公司就多达几百家，从业人员约150万人，行业政策促进日本物流业发展效果明显。政策具有全局性、灵活性、见效快等特点，政策与立法“一动一静、一快一慢”形成互补，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部层次分明、门类齐全、结构严谨的《物流法》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目前通过物流政策的宏观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条件成熟时，应制定《物流基本法》，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流运行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发挥“物流宪法”的指导作用。

（二）加强物流重点领域立法，由点及面地开展物流法规建设

现代物流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活动，解决日益增多而复杂的物流法律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发达国家物流法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抓住重点，解决物流发展的瓶颈问题会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应针对目前尚无法律规范调整或规制的物流领域，及时制定新的单行物流法律规范，尽可能使物流活动过程有法可依。比如，应抓紧解决影响当前物流业发展的土地、税收、收费、融资、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障碍与问题。同时，鉴于各地区市场状况、企业素质、融资能力不同，物流业发展规模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基础和条件，制定一些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物流法规。这样，既能为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宏观物流法律法规提供依据和经验，也有利于各地区物流企业根据本地区特点加快发展。总之，要针对当前物流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定立法重点，填补立法空白，使现代物流业有法可依。

（三）整合现有物流法律规范，建立和完善现代物流法规体系

针对中国物流法律现状存在明显的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效力层次低、法律效力不强，立法滞后等问题，目前的工作重点应放在理顺现有单行法的层次结构和逻辑脉络上，通过汇编、修订、废止现有法律和适当补充立法等方法，形成以宏观政策为主导，以物流主体、物流各环节、物流环境和物流标准化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系统性强、协调性好的物流法律体系，实现物流活动规范化。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1）物流主体和市场准入法。应通过立法明确从事物流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资格，规范各类物流主体设立的条件和程序，设置进入物流市场的门槛。这是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2）物流经营行为法。这类法律涉及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诸多环节，覆盖物流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立法明确物流活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使整个物流过程在合法、有序、公平的条件下健康发展。（3）物流宏观调控法。主要指调整国家和物流主体之间以及各物流主体之间市场监督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为物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制止垄断与不正当竞争，促进全国统一、高效、透明物流市场的形成。（4）物流标准化法。指与国际技术和管理标准体系接轨的中国物流技术和管理标准方面的法规。应加紧制定和完善物流计量标准、技术标准、数据传输标准、物流设施和装备标准、物流作业和服务标准，为提高物流效率奠定基础。（5）物流争议处理法。主要指涵盖诉讼与非诉讼的物流争议处理的程序性法律规范。由于物流争议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争议处理机构和处理程序的多样性以及法律适用的特殊性等特征，与诉讼相比，物流纠纷仲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是解决物流争议的最佳方式。

参考文献：

[1] 周在青，杨志刚.现代物流管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第4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因此，探讨企业法

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债务清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吊销公司营业执照的法律后果

吊销营业执照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违法公司实施的一种常见的行政处罚，它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实践中有关吊销公司营业执照法律后果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公司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消灭说。《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9条则规定：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企业取得法人资格和合法经营权的凭证。不难看出，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背景下，公司作为一种企业法人，其营业执照被赋予了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双重证明效力。那么，吊销公司营业执照就理应使公司的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同时归于消灭。

但是这种主张公司显然忽视了公司消灭的过程性，没有给公司留出处理善后事务的时间，与我国相关法律在法人终止问题上规定相违背，更不利于实践操作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二)公司经营资格消灭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其目的旨在解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主体资格问题。基本观点是：吊销营业执照的目的在于停止企业的营业，不允许其继续新的经营活动，而不是禁止企业进行清算活动，而要进行清算，企业的法人资格就是必要的主体条件。因此，吊销营业执照的后果应是取消企业的营业资格，而不应同时将其法人资格一并取消，法人资格的取消必以公司清算完结并办理注销登记为条件。可以说，这种观点正是人们对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财产尚存、公司不在、诉讼受阻”的尴尬现象进行反思的结果，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

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能力和机关

(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

在公司主动解散进入清算程序的情形下，公司登记尚未注销，公司营业执照依然有效，因此，公司主动解散其法律主体资格并不消灭，虽不能继续从事新的经营活动，但在清算目的范围内，仍然具有公司法人人格；吊销营业执照本身就是国家行政公权力为消灭公司法律主体资格而采取的行政处罚措施，因此，公司因为营业执照被吊销而解散后，其法律主体资格本应消灭，但是为了清算的需要，公司法特拟制其在清算目的范围内仍旧存续，直至清算结束。

(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能力

关于公司的能力问题，在民商法上的考察，通常包括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三个方面。

1、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第36条的规定，公司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和丧失与公司的主体资格相一致，即公司取得民事主体资格便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公司主体资格消灭，其民事权利能力也随之丧失。因此，只要公司的主体资格尚存，它就依法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丧失了清算期间开展新的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仅于清算范围内仍然存在。

2、民事行为能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行为能力与公司的权利能力一样，被严格限制在清算的法定目的范围内，公司只能从事与清算有关的活动。否则应当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

3、民事责任能力。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未丧失原来的法律地位和主体资格，因而仍然具备民事责任能力，应当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机关

公司的机关一般包括：股东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董事会，为公司的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监事会，为公司的监察机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公司仅在清算目的范围内存在，董事会因不享有与清算有关的任何权利，股东会和监事会原有的大部分职权也都随着公司的解散而丧失，但仍可于清算的范围内享有一定权限，而依法成立的清算组就成了清算期间公司的代表机关。

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制度的完善

(一)科学规定公司应当解散的情形。《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这一规定中“责令关闭”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不明确，且“责令关闭”并没有包括在《行政处罚法》确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中。应通过修改公司法或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对上述“责令关闭”的内涵予以细化、明确，可以实现行政法和公司法在对公司实施法律调整过程中的有效衔接，把吊销营业执照纳入公司强制解散的范畴，从而消除人们对吊销公司营业执照法律后果在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和实践操作中的混乱。

(二)统一规定公司非破产清算的清算义务人，解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无人组织清算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192条的规定，公司因违法被强制解散时，“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这――规定中“有关主管机关”一词所指不明，有的人理解为公司登记机关、有关人民政府等：有的人认为应将其明确规定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可以说，现实中大量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却不被清算，与《公司法》对清算责任人规定的不明确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具体操作上的简单化做法，不无关系。因此，必须对该条规定做相应的修改，确定公司被呆销营业执照后的清算义务。

(三)区分规定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的不同程序，并确定公司非破产清算中

普通清算优先原则，确保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公平清算。普通清算优先的原则，即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首先由清算义务人依法自行组织清算：清算义务人不组织清算或自行清算出现严重障碍时，由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组织特别清算。至于特别清算的程序，应以突出人民法院的监督和债权人的参与为重点，具体可以参照《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有关特别清算的规定设计。

(四)补充规定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责任，督促其及时对公司进行清算，克服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组织清算的弊端。《公司法》应明确规定，清算义务人要圾时组织清算履行了清算义务，如果是为了利用控制公司逃避法律和合同义务而故意使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则应直接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山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清偿责任，而不论其是否组织清算。

(五)规定非破产清算的期限，防止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无限期进行清算，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假如清算工作无限期进行下去，一方面各种清算费用大大增加，削弱了公司的民事责任承担能力：另一方面，被清算公司与其它法律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势必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5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机制；建立健全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现状

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试点以来，与监外执行检察工作共同受到高度重视，高检院在监所检察 厅新设监外执行检察处，专门负责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指导。针对监外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高检院先后制发了《关于加强监外执行检察 工作的意见》（2005 年）、《关于加强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检察监督的意见》（2007 年）、《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2008年）等一系列文件，重点在于规范对监外罪犯交付执行活动、监督管理活 动、变更执行活动、监外罪犯违法处理等的检察内容和方法，主要目的在于清理和纠正监外执行罪犯 脱管、漏管问题。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作为监外执行检察的一部分，按照上述规定核查纠正社区矫正对象有无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

随着上述文件的颁布实施，尤其是2008年监外执行被纳入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项目之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和监外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各级检察机关领导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重视程度有了提高，在监所检察工作中的“副业”地位大为改观，部分无监所检察机构的县级检察机关逐步恢复了监所检察科的设置，队伍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二是各级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增强，基本查清了“监外五种罪犯”底数和脱管、漏管数。三是集中纠正了一批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问题。

二、当前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完善。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订，社区矫正法还处于起草阶段，有关监督的对象、内容、程序以及监督主体的权力、义务都有待法律进一步予以明确。

（二）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还缺乏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如缺乏履行监督职责所需的全程动态监督制度、分级分类监督制度、风险预警检察制度、跟踪维权制度等。

（三）定位不准确。如前所述“等同趋向”、“等待趋向”和“代行趋向”都表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存在监督不到位或工作越位现象。

（四）机构不健全。由于矫正对象分布在乡镇、街道、社区之中，公安、司法、法院都有相应的派出机构，而绝大多数地方检察机关无派出检察室，很难实现“同级派驻、对等监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省级检察院在机构改革中把城区没有看守所的检察院的监所科给撤并了，导致刑罚执行监督机构的缺失。

（五）人员配备不足、素质不高。全国只有监所检察人员1.2万人，要承担全国3700多个监管场所的派驻任务，人员十分紧张。加上“重监内监督，轻监外监督”的传统观念，专职社区矫正检察人员配备得很少，承担派驻看守所检察任务为主、兼职承担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情况十分普遍。同时，许多检察人员法律知识、专业水平与工作能力与社区矫正工作要求差距不小。

（六）缺乏信息化管理手段。社区矫正及其法律监督工作客观上需要公检法司之间信息共享、网络平台管理，这就需要统一的政法网络平台和统一的社区矫正管理软件系统，但迄今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地市层面都还无法做到。

（七）工作物资保障不足。车辆、通讯工具、照录像器材的配备无标准、落实不到位，开展日常检察和定期检察的经费无着落，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三、如何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一）逐步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体制

社区矫正是一种全新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其重要特征是执行场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执法主体是公安派出所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因社区服刑人员分散在乡镇、社区之中，因此社区矫正被列入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格局。检察机关要实现对社区矫正的有效监督，就必须延伸检察监督触角，按照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在改革中发展，逐步实现统一规范的路径，构建符合社区矫正特点的监督体制。

目前，高检院监所检察厅内设监外执行检察处，负责全国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制度规范的建设；各省、地市院监所检察处也都有专人负责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具体负责本辖区的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工作；具体承担社区矫正检察任务的是基层检察院，情况比较复杂，亟待加强和规范。目前主要有以下组织模式：（1）乡镇街道派出检察室模式。按照“同级派驻、对等监督”的原则，建立与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相对应的派出检察室，并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作为派驻检察室的主要职责任务，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提供组织保障。（2）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模式。部分县级检察院，已在社区服刑人员数量较多的乡镇、街道设立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由监所检察人员担任社区矫正检察官，定期、不定期地到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及辖区检察社区开展矫正工作。（3）监所检察科定期专项检察模式。大部分区县院监所检察科一般只有2到3人，工作重点是对看守所实行派驻检察，实行监所检察科与派驻看守所检察室合署办公的“科室合一”工作模式。对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的监督属于“副业”，工作仅限于一年两次的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专项检察。（4）专职社区矫正检察官模式。部分县辖区内无看守所，区县院监所检察科无须承担派驻看守所检察任务，监所检察人员专门负责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成为专职社区矫正检察官。

鉴于监所检察人员少业务量大，社区矫正工作层面分散多元，法律监督点多线长的特点，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加强和规范镇街检察室的建设，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优势，把社区矫正检察工作与镇街检察室工作整合起来，借助镇街检察室平台开展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形成由检察长统一领导，监所检察部门牵头组织，监所检察科与镇街检察室密切配合，镇街检察室具体实施，全院共同参与、集中管理与分散监督的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格局， 以实现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对区县与镇街两级全覆盖， 是提高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能的最佳模式，也是今后统一规范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体制的推进方向。

（二）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机制

1.社区矫正违法情况的发现机制。全过程、动态地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情况，是衡量社区矫正是否依法进行以及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法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对社区服刑人员和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因此，需要建立完善以下制度：（1）建立社区矫正检察信息库。县级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要建立社区矫正检察台账；省级院和地市级院监所检察部门要建立社区矫正检察数据库，高检院在条件成熟时，可推行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检察信息管理系统。（2）建立与政法有关部门的联系制度。包括公、检、法、司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互通情况，共同研究解决问题。（3）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协作制度。要建立监所检察部门交付执行内部告知、监所检察部门与公诉部门的信息通报、执行地检察机关与原裁决地检察机关信息互通等制度，及时掌握和处理监外罪犯脱管、漏管和社区矫正条件消失应收监执行等情况。（4）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社区矫正中发生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者可能造成重大政治、社会影响的事故、犯罪案件等情况，要及时按程序上报。（5）建立定期检察与随时检察双轨制。除坚持每年两次的社区矫正专项检察外，遇到特殊情况，如发现司法、执法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严重违法问题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中发生了重大事件时，应随时进行检察。

2.社区矫正违法情况的纠正机制。（1）完善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纠正制度。“意见”规定了对监外执行工作中的违法情形提出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的十二种具体情形，以及有关机关不服检察机关意见时的复议和复核程序，同样适用于社区矫正。（2）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公安司法人员在适用社区矫正、交付执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变更执行和终止执行等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要深挖严重违法情况和重大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3）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又犯罪责任倒查制度。在办理社区服刑人员又罪犯案件时，应作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进行初查，深挖背后的职务犯罪。（4）完善监外执行与社区矫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制度。根据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年度考核指标，借助综治考评，促进共性问题的解决。

第6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土壤；重金属污染；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6-0056-02

土壤-植物系统是生物圈中最为基础的结构，可以对太阳能进行有效转化。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将重金属加入土壤，使重金属含量比自然含量显著高出，从而导致生态环境受损的状况。土壤重金属污染不仅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会对空气、水等造成影响，所以说土壤重金属污染对人类生存有着关键影响。因为土壤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所以对其进行有效防治已经成为环保工作中的重点。

一、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来源与环境标准

（一）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来源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最为严峻。而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来源的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

（二）重金属土壤环境的质量标准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重金属的含量过高，就会出现土壤重金傥廴咀纯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所以重金属土壤环境的质量需要控制在相应范围内，以确保土壤的应用质量。而重金属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如表2所示。

二、土壤重金属污染中存在的防治问题

（一）缺乏系统性的防治法规

我国对大气、水体、固体以及放射性物质的污染都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可以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防治与处理。但是却没有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制定系统性的法律，只是在其他防治立法中进行分散制定，所以说我国缺乏对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防治的系统性法律。虽然许多污染防治立法中都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有所涉及，但是这些法律过于分散。这样不仅不利于对法律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不能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效果提供确切保障。所以在制定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时，需要对其系统性进行重点考虑。

（二）缺乏健全的预防机制

虽然我国也认识到对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防治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依然是强调治理而忽略预防。首先，我国有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的机制，以对相应施工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降低项目对环境的损害。虽然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中对相应的生态环境准入机制进行了说明，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型问题的不断出现，生态环境准入机制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发展要求。其次，我国目前没有出台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扩散进行有效控制的法律，无法降低受污土壤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影响。最后，现在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治理状况不具备较高的透明度，大部分人们都不了解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原因与治理效果，所以不懂得如何从自身做起，降低土壤污染。

（三）缺少责任追究制度

土壤重金属污染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主体触犯相应法律后，强制其对有关责任进行承担的制度。但是目前我国缺少对土壤重金属污染责任进行有效追究的制度。首先，承担责任的主体一般就是土地的所有及使用人员，其范围太窄，不能对相关的企业、个人进行有效包含。同时我国没有制定相关法律对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致使国外许多重污染企业搬至国内，大大提升了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程度以及治理难度。其次，我国对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主体的责任进行追究时，主要对其行政责任进行追究，但是有时责任主体对土壤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可是我国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对其进行定罪。这样不仅体现出了责任追究制度中的严重缺失，而且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打击。最后，因为土壤污染的潜伏周期长，治理费用高、周期长，而我国又缺乏对责任进行有效归纳的原则，不能对污染主体责任进行有效追究。

三、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

（一）制定系统性的法律规定

以预防为主，防治兼顾的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土壤污染法规，同时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指导，制定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而其主要原则包括预防为主、民众参与、污染主体付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等原则。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是环保法律体系中的关键部分，是对土壤污染进行有效治理的根本，可以为相应法律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所以应该先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然后以其为依据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内容进行明确，从而使我国防治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有法可依。所以想要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进行有效防治，只是构建一些原则性、概括性制度，是得不到明显效果的。只有先出台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从而对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进行有效解决。

（二）严格规定法律责任

严格追究污染主体的法律责任是有效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所以首先需要做到对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防治的过程中，单位、企业与个人都可能是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体。对于无心所造成的污染问题，相关人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还应该以污染情况为依据对不同的污染主体进行明确，并对污染原因进行查明，对责任主体范围进行扩大。其次，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行政责任进行明确，可以以《水污染防治法》为参考，而所采用形式包括财产以及行为责罚。再次，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民事责任进行明确，民事责任是整个责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对民事责任进行制定的过程中，立法人员需要对相应的付费原则进行充分考虑。最后，刑事责任作为最为严厉的惩罚方式，在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刑法中缺乏对污染犯罪行为的明确定罪。所以国家对刑事立法进行构建时，需要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刑事立法进行有效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效果。

（三）增强执法力度

在环境污染执法过程中，如果行政机关不能对自己手里的权力进行恰当使用，就会使污染土壤的行为得到放纵。所以国家需要增强政府机关的执法力度。首先，对保护土壤的立法体系进行健全，其中包括全国统一性的立法，还有以区域特点为依据制定的地方性立法。健全的法律法规不仅是政府机关开展执法工作的前提，而且是政府机关落实执法工作的关键依据。所以对土壤保护的立法体系进行有效健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构建完善的执法机构。以立法为依据，构建完善的执法机构，对相关基层执法部分进行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的构建，以有效提升执法效果。同时实施主管机构的垂直领导，以避免地方政府过度参与当地环保工作，从而消除政府权利对环保执法的不良影响。此外，环保行政部门的上下级需要对其关系进行良好处理，并以确保执法效率为前提，严格遵循执法的根本目的以及协调性的执法原则，从而有效落实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执法工作。再次，增强执法手段。以地方污染特点为依据，采用有针对性的防治方法，对土壤污染状况进行有效解决。同时对污染源进行有效调查，并进行针对性处理；最后，提升土壤污染的执法费用，增加高质量的执法设备。这样拥有充足经费以及高技术设备，可以满足土壤污染监测、执法的更高要求。

四、结语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并且是人类生存必须的前提。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对土地的影响越加严重，并且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同时随着社会改革的快速进行，人类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与风险，而生态环境污染风险就是人类需要面临的最大风险。而土壤是生态环境的重要部分，土壤重金属污染对人类的生活、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防治至关重要。

第7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法律意识；中职生；问题；对策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法律意识同人们的世界观、伦理道德观等有密切联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法律意识各不相同。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各阶层、各集团乃至个人所处的具体地位不同及其他原因，其法律意识也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点上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意识是培养人们守法自律的精神动力，对中职生而言，法律意识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素养，是中职生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我们在强调学生“成才”之前，有必要首先正视一下学生“成人”。如何确保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加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是关键。

一、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现状

（一）当前中职学生的法律信仰缺失。法律信仰是指基于社会主体通过对法律现象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心对法律的认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和尊重，是公众自觉守法的升华。生活中一些特殊人群的奢侈腐败，权钱交易，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不仅没有被普遍认同，反而成为了社会公众嘲弄的对象，甚至走向对立，导致部分中职学生崇尚权力，迷恋金钱，认为有了权力和金钱就能为所欲为，从而颠倒是非，不惜以身试法，如用刀捅人、偷盗等，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二）当前中职学生的法律观念淡薄。他们有的只对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法律知识感兴趣；有的动辄恶语相对，看不顺眼就动手，漠视对方的权益，无事生非，造谣中伤；有的当自己的权益被他人侵犯时，又只是忍气吞声；并普遍认为自己很难遇到法律问题。在对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我们设计了涉及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及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等内容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法律意识强的占13.3%，法律意识较强的占28.6%。法律意识一般的占32.1%，法律意识弱的占26%。由此可以推断，中职学生对法律的了解不多，对法律的掌握不深，对法律的运用少，法律意识淡薄。据网上调查资料显示，在中职学生中，有违法倾向（强行索要、殴打他人）的约占27%，有厌学倾向的占40%，其他不良行为的约占13%，问题学生中女生约占15%，此外，还有部分学生与社会人员往来密切。

（三）当前中职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中职学校是以技术教育为主的学校，法律教育作为公共基础课程来开设，中职学校普遍在第一学期开设每周两课时的法律课，由于课时量小，法律教学只能蜻蜓点水，对学生的法律教育无法深入持久，法律教育对学生没有实现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学生对法律缺乏信任感和依赖感。同时受应试教育局限，他们所知道的法律知识，也仅限于课堂上教师灌输所得，他们认为“只要不违法犯罪，知不知法无所谓”，因而将学习法律看着是一种负担，从不会主动积极地学习法律，关心法律事件。殊不知，中职生法律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关系到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四）当前中职学生重视自身利益，忽视自身责任。部分中职学生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而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却很少去尊重别人；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帮助，却不愿意去关心帮助别人。不少学生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价值观问题突出。人际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心理普遍。不仅如此，这些学生还缺少礼仪熏陶，对同学、师长甚至父母，都不够尊敬。在路上相遇，很少会主动向师长问好；在家里，对父母呼来喝去；在校园，买饭插队，废物随处乱丢，课桌上乱写乱画，墙壁上乱踏脚印。

二、当代中职学生法律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学生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这是中职学生法律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中职学生处于青春期，情绪不稳定，情绪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容易出现偏激的情绪和极端的行为，冲动而缺乏理智，对人对事的态度冷漠，近乎“冷酷无情”。加之在家庭生活中长期以自我为中心，养成的随意支配，指使别人的习惯，面对学校的制度和国家法律不能适应，客观上对法律和制度产生抵触。

（二）社会消极文化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权力滥用而滋生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效力低下等问题，使部分中职生面对社会的主流与支流、精华与糟粕、真善美与假恶丑等问题分辨不清，追捧“金钱万能，享乐主义”。

（三）中职学校对中职学生法律教育的薄弱。受中职学校教学计划的限制，学生不能系统学习法律法规，导致中职学生整体上法律知识水平不高，与社会接触出现许多法律盲点。课堂教育形式单一，教师以讲解、案例分析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因而缺乏学习兴趣，部分学生上课还打瞌睡、玩手机、吃东西。

三、培养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中职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十四到十七岁，社会阅历浅、经历少，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处于模糊阶段。从知识经历上看，他们之前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制教育，对法律一知半解。从心里素质上看，他们的情感和思想还很脆弱，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从社会关系上看，他们是家中的宠儿，中考、高考的失败者。基于上述分析，中职学生确实需要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对法律的认识水平。

四、提高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对策

首先，培养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认同感和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中职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基础，学生如果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规范就不能转化为内在的动力，不能转化到自发的行动中去。法律虽然是一些条文和规则，但法律条文和规则背后深深隐藏着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当学生在对法律产生认同并建立了法律信仰之后，遵守法律条文和规则就会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在对中职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过程中，应当注重要求学生运用现念来评判和思考法律条文体现的价值观、现代社会正义观、民主与平等、对青少年的保护、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法律的感情和发自内心的对正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中职学生才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最终完成对法律意识的理念升华。

其次，提高中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法治教育的自觉性。只有中职学生对社会产生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的约束。加强中职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引导中职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人生追求目标，是促进中职学生法治教育自觉性的重要保障。

再次，借助校园文化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题，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对象，以精神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生活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健康的校园文化，是宣传法律知识的重要阵地；健康的校园文化对于提高师生员工的凝聚力，培养良好的校风，培养“四有”新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编辑校园文化故事集，组建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3.5学雷锋活动，3.15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5.25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12.9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法制安全教育月活动，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校园大合唱，校园歌手，朗诵演讲，绘画比赛，体育比赛，“艺术节”，“技能节”，“体育节”等活动，舞动青春，放飞梦想，在师生合力中凑出动人的乐章，锤炼、熏陶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学校形成十分浓厚的校园文化育人环境。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自律行为。

第8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曾求凡、朱丽蕴：“入世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运用》2002年。

第9篇：法律存在的问题范文

一、企业集团的概念及法理基础分析

1.企业集团的概念

企业集团是指由一定数量企业以互相之间在经营方面形成稳定协作关系为基础，在一个统一机构的协调下，依据一定原则组成的企业群体。它以一个或若干企业为核心，通过控股、企业合同或其他方式，使核心企业控制一系列从属企业，从而形成众多企业的结合体。在企业集团内部，核心企业也被称为控制企业，从属企业被称为被控制企业。

2.企业集团的法理基础

企业集团是在公司尤其是股份制公司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而来的。在股份制公司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由于投资主体的类型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的持股结构，其中包括个人持股和法人持股。当投资主体为法人时，便形成法人持股结构，这是导致股份制公司之间联合并发展为集团的直接原因（注：参见龙卫球、陈发启著：《于联合中求发展-企业集团的法律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作为法人股东， 其投资于股份制公司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能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生产和经营上与被投资公司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当法人与其持股的股份制公司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法人便由持股变为控股，如果此法人亦为公司，便形成了公司法上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母公司是指因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或出资而可以控制其他公司的公司，子公司是指其股份或出资的一定比例被其他公司持有而由其他公司控制的公司（注：我国以前的许多公司法教材中认为凡拥有另一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份并直接掌握其经营的公司即为母公司，另一公司则为子公司。然而随着股份制公司的股权的分散，以持有过半数的股份为标准来划分母、子公司已不再合适。）。典型的企业集团是股份公司形式高度发达的产物，其本身表明了母公司与众多子公司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母公司是集团内核心企业的主要形式，子公司是集团内从属企业的主要形式。

二、我国企业集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企业集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处于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之中，其发展所处的环境有一定的特殊性，故存在着许多问题。

1.企业集团的立法滞后，人们对于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认识不清

我国当前调整企业集团的规范，多是国务院及其各部委颁布的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法规和部门规章比较零散，并且权威性也不够，其中的一些规章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在适用中也没有可操作性，尚不能为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立法的滞后使人们对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认识不清。有人把企业集团混同于联营，认为民法通则中关于联营体的三种规定，是分析企业集团的主要依据（注：参见陈剑平：《析企业集团的法律形式》，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2期。）。 有人认为若企业集团的组织模式为企业式或联合式，则企业集团具有法人资格；若企业集团的组织模式为合同式，则企业集团不具有法人资格（注：参见陈运光主编：《公司运作实务与法律责任》，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如把企业集团视为法人，则会产生“两级法人”之说，此说违背了法人制度的精神，导致企业集团与成员企业责任的混乱。可以认为，“两级法人”的观点是行政意识在民商活动中的反映。

2.企业集团发展赖以存在的公司基础薄弱，政府干预过多

我国的许多公司多数是由原国有企业经过公司化改造而来，徒具形式的居多，法人治理结构很不健全，由此改制而来的股份公司也很不规范。近几年在“企业集团热”中组建的企业集团，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控股关系之上，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集团是依靠行政捆绑而成，各级政府在集团组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甚至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把一些行政性公司直接翻牌为集团，使企业集团徒具虚名。对企业“拉郎配”现象在地方性企业集团的组建中较多，往往是政府以一家效益好的企业为中心，搭配若干困难企业组成企业集团，政府对企业集团的管理仍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些企业集团在运作一段时间后因困难重重而解体，其中的优势企业也伤了元气。

3.企业集团内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缺少法律规制

对于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调整，多是由企业按集团协议或内部章程予以规定。

企业集团内各成员企业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所以集团内核心企业与从属企业的关系仍适用一般企业法人之间的关系的规则，承担有限责任和独立责任。但是，企业集团不同于一般松散的企业联合组织，有自己的特殊性。在集团内，成员企业法律上的平等掩盖着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法律上的独立掩盖着从属企业对核心企业严重依附的事实，核心企业往往会通过各种形式对成员企业实施实际性的控制，使单个成员企业围绕整个集团的总体利益而动作（注：参见龙卫球、陈发启著：《于联合中求发展-企业集团的法律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坚持民商法中的“独立责任”和“有限责任”原则，忽视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事实上的连带关系，将有碍公平、正义的实现，影响交易的安全。并且由于企业集团内成员企业经济上的不平等，从属企业易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其合法权益受到核心企业侵犯而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将会损害从属企业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进而影响企业集团的整体利益，使企业集团的优势被弱化。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国企业集团核心企业原来就是享有特权的行政性公司，对从属企业习惯于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进行管理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从属企业的独立性受到侵犯。

4.企业集团的控制手段尚存在不足之处

在企业集团的各种控制手段中，控股是各国运用最多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企业集团也较多地利用企业合同来实现内部控制，成员企业之间缔结以建立控制关系为内容的协议，协议不仅涉及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更直接关系到有关企业之间内部组织联系和权力分配关系（注：参见龙卫球、陈发启著：《于联合中求发展-企业集团的法律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我国现行立法及实践中，企业集团普遍采取了控股、划归管理、承包或租赁、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四种控制手段。虽然我国有关法规、政策文件多鼓励运用控股形成集团内部控制关系，但在控制的标准、母子公司关系问题上尚无法可依，对控股的有关问题在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对于企业合同这一控制手段，我国虽推行过承包和租赁，但这两种合同却不是典型的企业合同，实践证明，我国曾推行的承包和租赁这两种形式的合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收效甚微。对于划归管理这一控制手段，它是在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把一些国有企业划归核心企业管理，这种控制手段，带有政府的行政干预色彩，在实践中有时会违背成员企业的自愿原则。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它借助于政府的力量，用行政划转手段加快母子公司体制的设立，在我国目前企业集团自有资金普遍短缺，通过投资设立或购买建立子公司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授权经营就成为一种组建企业集团的尝试办法。但是，“授权经营”的概念本身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因为对“授权”的含义没有搞清楚，即授权经营究竟是把成员企业的产权授予核心企业还是把企业的经营权授予企业。由于没有明确“授权”的概念，容易在字面上和实践中产生混淆。授权经营本意在于经政府授权集团内核心企业持有过去由国家投资而与核心企业无产权关系的成员企业的股权，在核心企业与通过行政方式划转而来的成员企业间建立起产权纽带，形成母子公司体制，但此内涵在授权经营上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5.企业集团中的垄断问题

企业集团可以依靠规模经济的优势取得规模效益，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出于企业集团特殊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方式，极易形成垄断，其后果是妨碍公平竞争，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我国目前的企业集团尚处在初级阶段，尚不具有经济性垄断的现实性，但随着集团机制的完善和竞争力的加强，集团经营走向垄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除经济性垄断之处，我国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性垄断，原因在于我国的企业集团是在旧的体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组建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在企业集团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厉害；政府主管部门在发展企业集团中的权力滥用，行政权力不正当地干预经济生活，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妨碍了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使企业集团对市场形成垄断，成为公平竞争的重大障碍。

三、对企业集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的法律对策

1.加强关于企业集团的立法

综观西方国家关于企业集团的立法，对企业集团专门予以立法的，只有德国、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国际上也有过制订统一企业集团法的尝试（注：欧共体在1970年提出的《欧洲公司法草案》中就有统一公司集团的建议。）。但大多数国家是依据其他部门法中的一些规则对企业集团间接地调整，即间接地依据公司法、商法、银行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有关规定。我国虽然在企业集团法上形成了一套法规、规章，但其法律规范化不够。如《公司法》中虽然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但其中对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缺少规定，尤其是没有界定母公司对子公司所持股份的比例，也未对母子公司间相互持股问题作出限制性规定。《民法通则》中关于“联营”的规定主要是调控企业之间联营的状况，对企业集团的调控力量很弱（注：笔者认为，《民法通则》中关于协作式联营的规定可以对企业集团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但力度较弱。）。为了规范快速发展的企业集团，我国应加强企业集团的立法。有人认为我国应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企业集团法。但一部综合性的法律应以完善或比较完善的单一法律规范为基础，但我国此基础却恰恰比较薄弱。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企业集团立法应采用多维法律结构管理企业集团，即依靠公司法、反垄断法，改革和完善金融法、税法等，利用多种法律规范规制企业集团（注：参见王保树：《我国企业联合中的康采恩现象及其法律对策》，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4期。）。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我国关于企业集团的立法应考虑以下内容：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中增加关于母子公司关系的规定；制定反垄断法，为企业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为企业集团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条件；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尤其是处理好作为核心企业的母公司和作为核心企业的子公司的纳税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企业集团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2.严格按《公司法》进行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加快公司制度的建设

公司制度，尤其是股份制公司的发展，是企业集团发展的基础。所以笔者认为，我国企业集团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对现有企业进行改制，使其真正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对于那些不符合《公司法》的“翻牌公司”，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改正。对于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如果已改造为公司，要确立起其母公司、控股公司的地位，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即按照《公司法》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形成权力机构、经营机构、监督机构相互制衡的机制，使母公司成为集团战略发展的决策中心，以发挥其在集团中的主导地位。对于从属企业，应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对于集团内的全资从属企业，应向多元股权结构改变，从而使其成为集团内核心企业的控股子公司。这样，通过大规模的公司制度建设，积极地培育企业集团的基础。

3.明确核心企业与从属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强对从属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

所谓的“核心”和“从属”只是经营管理中的一种差异。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从属企业处于被控制地位，其权益易被侵犯，所以在坚持成员企业法人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应贯彻权责均衡原则。权责均衡是指在企业集团内，由于核心企业居支配地位，在统一经营中享有领导权，故也应在法律上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这一原则是公平思想和保护弱者的观念在企业集团立法中的体现。在英美国家中，处于核心企业地位的母公司对处于从属企业地位的子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多是从“揭开法人面纱”理论出发来追究母公司的直接责任，也就是使债权人越过公司向其投资者特别是母公司提出清偿债务的合理要求。在母子公司体制下，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管理，子公司一般不能对抗母公司的正常管理活动，但当母公司的一项指定有损害集团和子公司利益之虞时，通常要由子公司的监事部门讨论或是执行，或是向母公司提出意见停止执行，但母公司董事会再次决定执行的，子公司必须执行。由此很可能会使子公司的利益或子公司债权人、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故法律上一般要求母公司董事长应以极认真、细心正直的态度对子公司下指令，这是强制义务，如果违反这一义务，母公司应当作为总债务人对子公司的损失负赔偿责任。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对集团内从属企业的保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确立核心企业对从属企业的损害赔偿制度，防止核心企业滥用权利；确立核心企业对从属企业的财务弥补责任，保证经营中的利益协调；规定从属企业有权拒绝核心企业作出的不合理的、可能严重损害从属企业权益的指令，确立一定的诉讼程序保障从属企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

4.完善企业集团的控制手段

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对企业集团控制手段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通过在《公司法》中增加关于母子公司关系的规定，把集团的控制关系表现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稳定支配关系，母公司通过对子公司股权的控制，拥有相对集中的管理权，从而控制子公司的经营。（2）尽早以立法形式确认企业合同。 我们要重视企业合同在集团控制关系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要重视企业合同中的控制合同。在当前我国企业集团多数尚未实现控股的前提下，控制合同对集团控制关系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意义。（3 ）使核心企业成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进行企业集团控制手段的新探索。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此处的“授权投资的机构”与“授权经营”的内涵不同，企业集团授权经营主要是把集团内成员企业的出资方授权给核心企业代表，并不涉及集团核心企业的出资人由谁代表的问题，因而没有解决核心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是介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经营国有资产的中介性组织，它可能是国有控股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也可能是大型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通过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建立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解决政企分开问题，使企业集团内核心企业的市场经营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使核心企业成为集团的投资中心决策中心，并且能够在企业集团内部建立起规范的产权关系。

5.制定反垄断法，加强对企业集团的法律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