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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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经合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编写这个报告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反映每个贸易环节增值信息的数据库，供贸易决策机构参考。该数据库将为贸易决策提供五个领域的重要信息：一是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三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实质；四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五是供需恐慌对下、上游生产的震荡。

报告的初步结论首先强调开放和高效的服务业市场的重要性。服务业占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工业发达国家的GDP的三分之二，但按附加值算对出口的贡献率仅为50%，在中国不足30%。换句话说，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这里揭示的信息是，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体的世界中，要想提高生产率，保持国际竞争力，就需要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和服务。

报告分析了运输器材2009年的出口态势，指出世界主要制造商出口的运输器材中，30%至50%的价值源自国外进口。按出口毛值算，德国出口比美国高25%；按附加值算，德国只高5%。这说明德国产品内含高得多的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电子产品出口情况类似。中国和韩国是2009年的最大出口国，两国的出口电子产品中含进口成分约40%。

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约三分之一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中国纺织业的中间品进口，近85%用于出口加工。一国进口中也可能包含进口国自身的成分，美国进口含5%的美国成分，中国含7%的中国成分。

由于上述原因，各国当前按传统方式的双边贸易平衡数据，包含大量重复计算，完全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报告以争吵多年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为例。如按增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顺差高估了400亿美元即25%以上，因为中国进口品中含有很高的美国成分；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品中含有三分之一的进口成分，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顺差达150亿美元之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争端根本就是一个庸人自扰的伪议题，被某些人用来做政治炒作，干扰了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这项研究给贸易政策决策者和相关国际组织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世界就尝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苦果，为什么到如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还竟能被某些政府主管部门采用？应该引以为戒。据报道，瑞士的一则研究报告指出，欧盟制裁中国光伏产品得不偿失。对中国制造商征收惩罚性关税，仅德国就可能在三年内减少8.47万个工作岗位，受保护产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仅相当于其他行业因此而失去的工作岗位的五分之一。这是名副其实的得不偿失。光伏案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欧盟紧紧跟上可能是担心贸易转向，也就是说怕美国关了门，中国产品转流到欧盟。其实，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惩罚性关税也同样只是保护了个别缺乏竞争性的制造商，伤害了大多数消费者和贸易商的利益。

抛开此案不说，中国在制订贸易政策过程中，应深思进口高效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仅关系到特定产品的成本，也关系到宏观贸易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产品一定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同其他国家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市场准入的可靠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意味着更广泛的市场选择，但同时也面临更复杂的竞争环境。

对中国产业部门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加快服务业的升级，不仅要服务好生产和消费，更要提高物流服务效率。对制造业来说，进出口要通盘考虑，进口未必是坏事，过多的出口未必一定是好事，进还是出，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最大限度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要依赖政府出台产业保护政策。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就不可能关闭自己的市场。中国产业欣欣向上，方兴未艾，当然要选择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

链接

关于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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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 金融市场 国际分工

引言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中国一直以来也因为贸易顺差及汇率问题饱受责难，汇率问题在解释理想世界的国际收支调整时似乎是成立的，但是现实世界要复杂的多。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总共出现了五次失衡。分别为19世纪后期全球化早期的资本转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1977-1979年的美元危机；以及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Bordo，2005）。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金融类资产，尤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以及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率，和发展中国家与之相对应的高储蓄等。

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探究

（一）传统研究的弊端及其拓展

对世界经济失衡原因解释的传统观点主要是从国际收支恒等式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包括美国的低储蓄率，长期的财政赤字以及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等都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这些解释主要是从事后的结果来讨论问题的（余永定，2010）。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外部不平衡必然是内部的投资-储蓄不平衡，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却不十分确定。因此必须在认真研究恒等式两边互相作用的微观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当储蓄大于意愿投资时，如果本国企业无法把商品出口到国外市场，这只能造成本国存货的增加，进而使本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样，当储蓄小于意愿投资时，如果不能从国外输入产品，其结果也只能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储蓄与投资的缺口与贸易失衡之间虽然存在恒等关系，但储蓄—投资失衡只是贸易失衡的宏观表现，储蓄与投资的缺口要转化为贸易失衡，就必须在微观层面具有在失衡状态下进行贸易的条件。传统国际分工理论通常假定物物交换，这使得贸易失衡与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存在天然的不相容问题。因此，要为全球失衡问题提供国际分工层面的微观基础，就需要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进行突破。生产上的差异无疑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最根本原因。

从生产的差异探寻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对国际分工的再度审视。从国际分工的视角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发端于对“资本双向流动”问题的研究。在新一轮全球失衡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经常项目的失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失衡具有紧密的联系。发达国家出现了持续且规模逐步扩大的贸易逆差，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直接投资（FDI）也呈现出类似的不平衡特征，发达国家整体上FDI是净流出的，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整体上的FDI持续净流入。一种说法是，在完全无摩擦的环境下，落后的金融市场将被抛弃，所有的融资活动都将在发达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活动完成之后，产业资本再以FDI的形式流动到最佳投资地点（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因此，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金融资本的净流出（经常项目顺差）和FDI 的净流入（余永定、覃东海，2006）。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过多的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这导致本国储蓄先通过贸易顺差转移到发达国家，进而又以FDI的形式“迂回”到国内，大量进入出口加工行业的FDI又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顺差的扩大。双向资本流动的结果是，伴随着FDI的输出，发达国家逐步建立起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以发达国家母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非产业资本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之间建立了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这种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促使当前研究开始考虑全球失衡与国际分工本身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内部装配、加工、制造等环节，因而参与全球分工的一个重要形态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自身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货物贸易以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由于中国处在“世界工厂”的低端位置，形成了以外资代工为主的生产贸易模式，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只是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货币镜像。

（二）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分析

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视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经济体（美、英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产油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巨大差异的基本现实，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视角解释全球失衡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经由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宏观路径；二是经由国际分工模式的微观路径。在宏观路径的研究中，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金融一体化将引发全球失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深度都较低，因此其过量储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同时引入它们的高风险投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长期将逐渐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率会更低。

那么基于金融市场差异的国际分工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进而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场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原理。在金融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出口金融资产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二次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形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的金融业发达，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强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德、日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强国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制造品，进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盈余。

金融资产与货物一样，也存在“贸易模式”的问题，产出情况和禀赋特征、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厌恶程度以及主观信念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影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而当某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时，该国就具有这种风险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而出口该资产。在资产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风险资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出口风险资产，进口无风险资产，这会造成该国储蓄下降；上述结论说明资产市场完善程度更高的国家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拥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更容易出现贸易逆差。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一般认为商品是可贸易的，而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只关注实体经济，忽略了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服务不可贸易的主要基础是认为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但事实上有很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服务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 没有国际贸易， 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还是源于美国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逆差问题不可能依靠国际资本的移动来填补，而主要是通过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调整来解决。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失衡，仅仅依靠局部的调整，如汇率的调整，是无法达到解决失衡的目的，全球经济失衡必然还将长期存在。而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伤害到已取得的成果，还会降低世界增长速度，且无益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当前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较优势，是与全球储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须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场的全球化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Bordo，Michael D.，2005，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Imbalances，NBER Working Papers11383，May

2.徐建炜，姚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J].世界经济，2010（3）

第3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经验研究；研究前沿

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经济研究的热点，其复杂性和世界性对经验数据提出了较高要求。故本部分以数据来源为脉络对全球价值链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指出未来可供研究的方向。

一、 传统国际贸易数据

1. 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最早使用也是最简单的测度方法是使用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零部件数据主要是指SITC7（机械和运输设备）和SITC8（杂项制品）两类。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将贸易产品数据按主要用途分为消费品、资本品（投资品）和中间品三类。Yeats（1998），Ng和Yeats（1999）最早使用这类方法进行国家层面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分析（某行业的）全球或区域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如Lall et al.，2004；陈勇，2006；Kimura et al.，2007），少数计量检验研究了全球生产分工的影响因素（如陈静等，2009；Orefice & Rocha，2013）。SITC和BEC分类标准针对国家层面，尽管简单直观、涵盖范围广、可用于国际比较和考察双边贸易，但通常只能在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展开，限制了研究范围。该方法没有考虑中间品在各国（国内）不同行业流动产生的循环效应并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准确性不佳。

2. 加工贸易数据。加工贸易是指企业进口全部或部分中间品材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再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主要数据来源有美国离岸外包组装项目（OAP）、欧洲加工贸易（EUPT）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CCS）。美国和欧洲的加工贸易大量转移至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故使用OAP和EUPT的文献较为陈旧（如G？irg，2000；Egger & Egger，2001）。中国CCS数据更新及时且内容丰富，学者们开始通过数据匹配法获得“企业―产品”层面的加工贸易数据展开研究（如余淼杰，2011；田巍和余淼杰，2014）。海关统计保证了加工贸易数据的准确性，但加工贸易使用的进口投入只是进口中间品的一部分，以其他方式进入的中间品同样在国内各部门循环使用，故用加工贸易测度全球生产分工存在误差。

二、 投入产出表数据

1. 基于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测度。传统贸易数据通过中间品贸易描述全球生产分工现象，难以在细分行业层面展开分析，无法确认中间品的流向和生产使用情况。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各国家以及各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消耗关系。国家投入产出表以单个国家内部的投入产出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测度总生产、总进口或总出口中进口投入品所占比重来测度生产分工。文献中常用的方法有两种（Hijzen，2005）：一是考虑国内生产的国外含量，其考察了生产或总投入中的（直接）进口投入品的比重，即“外包指数”；二是考虑了出口中的（直接和间接）来自外国的进口含量，即“垂直专业化”。使用国家投入产出表可以在细分行业层面测度分工程度，有充足的数据用于计量检验，因而相关经验研究集中在单一国家的行业层面：一是外包或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定量描述（如Amiti & Wei，2005；平新乔，2006），均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水平稳步增长。二是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胡昭玲，2007；Amiti & Wei，2009），都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三是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如Feenstra & Hanson，2003；Bailey & Lawrence，2004；Geishecker和G？irg，2008），发现国际外包对国内就业或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没有一致性结论。

2.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测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建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更能深入揭示世界经济现实，这也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流方向。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世界各国的各部门之间产品的流向和消耗关系。常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全球投入产出表（GIOT）、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日本经济研究所（IDE）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美国普渡大学的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GIOD）。

OECD和WTO于2013年联合开发了贸易附加值（TIVA）数据库并对外公开，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和政策研究，尤其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其他使用该数据的经验研究包括Newby（2013）对芬兰，Duprez和Dresse（2013）对比利时，以及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4）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的详尽分析。TIVA数据库的不足在于时间区间较短，仅有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这五年的数据。

GTAP成立于1993年，主要提供世界经济数据库、实用型一般均衡世界贸易模型、软件等的开发和改良，目前最新的是2004年的版本7。不同于TIVA数据库对外开放，也不同于WIOT是成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使用GTAP需要结合单国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构建所需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经典研究大都采用这种方法。比如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出口附加值指标来测度全球生产分享程度，并以此计算贸易失衡度。Koopman等（2014）综合现有分工测度指标和贸易附加值概念提出一个完备的分解框架，将官方统计出口分解为不同的附加值部分；引导大家重新认识显示性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平衡与贸易成本等问题。

AIIOT是全球最早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其共有七年数据，1975年～2005年间，每5年编制一份。由于数据更新缓慢，而且覆盖的经济体有限，使用AIIOT的机构主要是日本经济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以案例分析和统计描述为主（如Oikawa & 小井川谥荆2008；IDE & WTO，2011）。

WIOD是目前对外公开的范围最广（全球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时间跨度最长（1995-2011）的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被研究者广泛用于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特征（如Foster-McGregor et al.，2013；Foster-McGregor & Stehrer，2013；Johnson，2014）。

UNCTAD汇集世界各国的国家投入产出表、供给使用表、各机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Eora GVC Database），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25个～500个行业，时间跨度1990年～2010年，是目前覆盖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但未对外公开，目前只有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利用该数据对全球价值链的世界情况进行了描述，并结合全球生产网络检验了世界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联系，并描述性分析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潜在的风险。

三、 企业经营与调研数据

1. 企业经营数据。

（1）跨国公司经营数据通常由研究者收集整理。使用该数据的文献主要检验了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活动的国际转移，通过子公司生产活动的相对重要性测度外包。常用指标是子公司的就业人数占跨国公司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关研究探讨了外包对技术密集度（Head & Ries，2002），劳动力结构（Hansson，2005），不同工资类别（Ebenstein et al.，2014）等的影响情况。这类数据仅捕获了跨国公司的部分外包活动，排除了所有公平交易（Arm's Length）。

（2）出口企业贸易数据主要来自海关统计。文献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进口中间品来量化外国投入在每个公司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分工指数的分母可用总投入、材料购买额、销售额、工资账单、附加值和总产出，而分子即进口中间品通常使用物料投入或同时考虑物料投入和服务投入（如G？irg & Hanley，2005；G？irg et al.，2008；Mion & Zhu，2013）。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国际分工对生产率（G？irg & Hanley，2005），工资结构（McCann，2011），企业就业增长、退出市场和技术升级的影响（Mion & Zhu，2013）。虽然进口中间品同时涵盖公司内交易和公平交易（Arm's-Length），但两者的产生原因和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Hijzen等（2010）使用两种不同外包指数首次进行了区分：一是总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国外供应商的花费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二是公司内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向国外子公司的购买费用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发现：后者对母公司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并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前者。

2. 问卷调研数据。调查数据通常涉及生产活动的国际区位选择问题，外包信息通常是定性信息，而且调研往往是一次性的，难以用于分析外包的动态特征。各国对数据统计的保密性和信息收集与记录方法迥异，使得难以进行国际比较和全球生产网络层面的细致分析。目前较全面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于2011年合作建立的竞争力研究网络（CompNet），其涵盖11个欧洲国家58个行业700 000个企业超过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但目前并未对外公开。

欧洲布鲁塞尔智库构建了全球经济中的欧洲企业（EFIGE）数据库，包括七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涉及15 000家企业的特征和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定量和定性信息，时间跨度为2007年～2009年。Altomonte和Ottaviano（2011）使用该数据在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都发现，国际生产分享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Veugelerset等（2013）使用该数据发现，仅有少数企业密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且这些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参与国际贸易程度较高，创新性较高，生产率也较高。

日本的经济、贸易和产业研究局（RIETI）的调研中涵盖了制造企业的制造和服务的外包行为，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供应商，但它仅仅包括了外包地位的定性信息数据。Ito等（2011）使用该数据发现，同时进行制造活动外包和服务任务外包的企业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但对只进行其中一种外包行为的企业无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参与分工的方式对企业生产率至关重要。Tomiura等（2013）将RIETI调研数据与企业层面数据结合起来，检验发现外包显著促进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

意大利的跨国公司外包调研每三年进行一次，涉及国际化活动、投资、研发以及劳动力特征。Crino（2010）检验了服务外包对国内就业水平和技术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外包对就业水平无显著影响，但改变了就业结构，企业转向雇佣更多的技术熟练度较高的工人。Antonietti和Antonioli（2011）研究了跨境生产再配置对企业技术结构的影响，发现生产外包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产生潜在的技能偏向影响（Skill-bias Effect）。

法国在1999年进行的工业跨国公司的国外活动调研数据，对每笔进易都统计了价值、产品分类、来源国以及交易模式等信息。数据库中的交易模式包括垂直FDI，来自第三方的合作外包和国际外包。学者们利用该数据研究了企业国际化模式。Jabbour（2012）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可能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进行外包，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往往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Defever和Toubal（2013）发现生产率最高的跨国公司向不相关的供应商进口生产所需中间品，而生产率较低的跨国公司向关联第三方进口中间品。Corcos等（2013）发现，公司内贸易更可能发生在资本和技能密集型企业，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及司法体制健全的国家。

四、 经验研究评述

按照数据来源对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来定量描述和分析全球、区域、国家或行业四个层面的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部分计量检验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因素。这类视角的研究多是采用零部件数据进行跨国研究和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细分行业层面的研究。二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这类研究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检验并几乎都得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三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研究也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进行了检验，但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四是计算贸易附加值以及应用其分析宏观经济。这类研究的基础是通过国家投入产出表和国际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参与全球分工获得的真实价值。但通过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更细致和更准确地分解出各种类型的贸易附加值，进而更有效地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比如经济失衡情况（Johnson，2014）、贸易收益分配（Noguera，2012）、产业国际竞争水平（Koopman et al.，2014）等；但其主要使用贸易附加值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准确展现影响程度，没有深入讨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其的影响机制，更没有进行严谨的计量检验。谭人友和葛顺奇（2014）开始弥补上述不足，并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实证方面，至少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使用附加值数据检验经典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的适用性或验证经验法则（如“微笑曲线”）的有效性；二是使用跨国公司与全球供应商的生产与交易数据，挖掘全球价值链的微观特性；三是将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合作结合起来，比如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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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勇.区域生产网络：东亚经济体的新分工形式[J].世界经济研究，2006，（2）：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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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新乔.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世界经济[J]，2006，（5）：22-35.

[5] 谭人友，葛顺奇.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世界经济再平衡[A].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2014.

[6] 田巍，余淼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4，（6）：90-112.

[7] 余淼杰.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J].经济学（季刊），2011，10（4）：1251-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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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eishecker I.and G？irg H.，Winners and losers： A mi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41）：24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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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irg H.，Hanley A.and Strobl E.，Pro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41（2）：670-688.

[12] G？irg H.and Hanley A.，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Irish electronics industry，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5，16（2）：25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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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ead K.and Ries J.，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8（1）：81-10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项目（项目号：2016M600830）。

第4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关键词：贸易救济；贸易救济调查；贸易救济措施；STO；GATT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032?06

贸易救济是指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因为不公平的进口行为或产品过量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各国政府为保护国内市场而给予国内企业的帮助或救助。为了维护公平的国际贸易和有序的竞争行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基于各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制定了在贸易过程中的GATT和WTO规则，内容涉及贸易救济调查、损害的确认、措施的实施和争端解决机制等。WTO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和增长过激等原因造成国内产业损害时，可以通过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在经贸领域的激烈竞争，使得国际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其形式也逐渐多样化，由关税转变为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由于得到GATT和WTO规则的认可，已经成为了各国保护本国贸易的常用武器。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近年来运用较广泛的贸易壁垒手段之一。自从中国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不断发展，使得中国与其他贸易国之间摩擦不断加剧，导致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不断增加，甚至成为各成员国调查的重点。截至2011年，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反倾销、反补贴的主要受害者。

一、全球贸易救济调查概况

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1月1日?2011年6月30日，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发起4413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年均259.6起。其中，反倾销3922起，年均230.7起；反补贴262起，年均15.4起；保障措施229起，年均13.5起。国际贸易救济调查的发起情况，详见表1。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国际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反倾销。自1995年到2011年6月，全球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13起，其中反倾销调查3922起，在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总数中占比达到88.87%；反补贴调查262起，占比5.94%；保障措施调查229起，占比5.19%。占比情况如图1所示，明显看出，反倾销是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并且，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GDP在良好的贸易环境下不断增长，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发起次数也逐渐减少，立案数呈下降趋势。详见图2。[3]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聚焦分析

（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和对外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摩擦也日益增多，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自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全球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13起，其中针对中国的872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全球共实施2708起最终贸易救济措施，其中针对中国的有646起，占实施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23.86%，名列第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情况见表2。[4]

据我国海关统计，199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808.6亿美元，至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73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8.79%。图3显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增加，中国企业被国外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次数也日渐增长。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略有收敛，中国企业遭受到的调查次数逐渐减少，有着良好的发展时机。[5]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特点

1. 发起贸易救济调查频繁，主要形式是反倾销和反补贴

国外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次数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也与日俱增，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由表3可知，国外对我国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次数越来越多，且方式主要是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我国出口产品是主要进口国的重点调查对象，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者，并连续6年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重 点。[6]

随着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频繁，摩擦也日渐增多，现今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4所示，自1995年至2011年，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872起（含保障措施1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其中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825起，占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21.04%，名列第一；国外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46起，占全球反补贴立案调查总数的17.56%，名列第一。

2. 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

从世界的角度看，从1996年以来，世界反倾销立案与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之比（简称“立案?措施比”）有所提高。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5统计所示，从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3922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2543起，占发起总数64.84%；而对华发起825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612起，占对华发起总数的74.19%。

从图4可明显看出，自1995年至今，中国立案-措施比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各国发起反倾销和采取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头号目标，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阻碍，比其他WTO任何一个成员国都要大。

3. 发起国集中，主要发起国为印度、美国和欧盟

根据WOT数据统计，自1995年至2011年6月，在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的27个国家（地区）共对华发起了4413起贸易救济调查，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45起）、美国（135起）、欧盟（104起）、阿根廷（85起）、土耳其（58起）、巴西（48起）、加拿大（36起）、南非（34起）、澳大利亚（34）起以及墨西哥（30起），这10个国家共发起709起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数（872起）的81%。详细占比情况由图5所示。

从对我国采取最终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来看，尽管早期发达国家在早期是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但是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大幅上升，现在已经取代了发达国家成为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

从具体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次数来看，从1995年至2010年底，对我国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的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09起）、美国（105起）、欧盟（71起）、阿根廷（58起）、土耳其（56起）、巴西（30起）、加拿大（27起）、韩国（19起）、、南非（18起）以及墨西哥（17起）。这10个国家共对中国实施510起贸易救济措施，占总量（622起）的82%，如图6所 示。

4. 涉案行业集中，贱金属、化工业和机电设备业产品遭受调查多

从中国被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来看，国外对华发起调查的产品涉及4000多种，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贱金属、化工业及机电设备等多种行业的产品。从1995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前10名的产品有贱金属及其制品（199起），化工业及其相关产品（167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104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75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55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50起），杂项制品（48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9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19起），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17起）。这11类产品共773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总数（871）的88.75%。由此可见，该11项产品向国外出口时应特别关注。

从我国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产品行业来看，贱金属及其制品为143起，化工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为135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为72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64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41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30起，杂项制品42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1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6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和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为12起，这11类产品共577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总数（645起）的89.5%。由此看来，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业及其制品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比例非常高，占我国被实施措施总数的48%。

三、应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战略分析

通过上述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形式、立案-措施比、发起国及发起行业进行分类统计，明确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得知中国现今面对着国际对华贸易救济案件“发起次数逐年增加、形式多为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发起调查国家集中、被诉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涉案产品行业集中”的新特点，我国政府、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如何在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前及时预警、被调查时顺利应诉和被采取措施后良好控制，成为了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国政府应实行多元化的出口贸易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口贸易量和出口贸易额急剧增长，我国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额均对国外企业及国际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导致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时就必然要充分考虑进口国国内市场容量及进口国国内产品竞争者状况，对出口产品合理的定价定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通过产品创新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和科学技术含量。

其次，我国政府和相关中介机构要合理利用WTO规则。我国政府与相关产品业界协会应密切配合，努力在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措施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时给予自身企业和产品予以更多的保护，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积极应对，对国外即将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正确评估，以确保我国政府和出口企业在WTO规则下享有应有的权利。

最后，对于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排名靠前的国家和高频行业，应予以重点防范和关注。如印度、美国和欧盟这三个国家占据了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的前三名，特别是印度均排首位，对于向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企业，应在出口产品之前就应做好相关的预警工作，对企业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和竞争者信息充分把握，以便被发起调查时积极应诉和举证；又如贱金属、化工业产品和机电设备这三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17年里被发起立案调查数占全部行业的54%，对于出口这些行业产品的相关企业应加强出口产品的成本核算工作，对出口产品定价合理。

最后，中国企业应规范自身行为。在企业财务方面应遵守我国会计准则，不得在产品成本信息、销售情况方面弄虚作假，并在成本核算等会计处理方面提前做出反倾销导向。同时做好企业内部控制工作，在出口产品时加强反倾销导向，做好应对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应对准备，以及在应诉反倾销阶段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证据效力，确保企业在应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中胜诉。

这样，在中国政府、出口企业和行业协会这三方面积极配合下，对出口的产品未来可能发生的贸易救济调查做好准备，在应对贸易救济调查时提供具有证据效力的会计信息并在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后控制其影响，这样中国企业在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时也会游刃有余，充分发挥应对国外贸易救济的“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保护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获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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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TO.TRADE TOPICS-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EB/OL]. http：//. 2012?05?3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EB/OL]. http：///. 2012?05?3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EB/OL]. http：///cacs/default.aspx. 2012?05?30.

[5] 马双， 林汉川， 黄满盈. 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新趋势及其应对分析[J]. 商业研究. 2011（7）： 150?155

[6] 刘爱东， 梁洁. 1995年～2009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统计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4）： 73?78

A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velation of Overseas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LIU Aidong， YANG Xuanyu

（Business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medies that is announced by WTO from 1995 to 2011，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medy，emphatically analysing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is made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form of investigation，the ratio of case registration to measures，sponsor nation and the industry of litigated products.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form of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concentrating o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rade Remedies against China、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ponsor nation and the wide range of the industry of litigated products，four strategic measures are suggested to cope with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Key Words： Trade remedy； Trade remedy investigations； Trade remedy measures； WTO； GATT

收稿日期：2012?07?12；修回日期：2012?10?10

第5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当地时间2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宣布，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作为WTO成立以来达成并生效的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协定》可谓是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突破，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首个多边贸易协定

2013年12月，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达成该组织成立以来首份多边贸易协定“巴厘一揽子协定”，其中贸易便利化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最为明显。WTO各成员于2014年11月通过有关落实《协定》的议定书，此后该议定书交付WTO成员核准，三分之二成员核准接受后《协定》才能生效。

阿泽维多在当天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通过核准该协定，WTO成员兑现了他们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

这个自WTO成立以来达成并生效的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其影响和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何伟文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协定》正式生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全球贸易成本，增加各成员额外收益。

根据WTO测算的数据，加入《协定》的成员贸易出口平均每年将增长3.5%，经济产出增长0.9%，《协定》的全面实施可将全球贸易成本平均降低14.3%。到2030年，《协定》每年可以为世界贸易增长贡献2.7个百分点，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以上。

欧盟在《协定》生效后不久便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欢迎。欧盟指出，《协定》将有助于提高跨境贸易的透明度，提高效率，减少腐败，同时有助于中小型企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为此，欧盟有意斥资4亿欧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协定》中的条款要求。

与此同时，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WTO多边贸易体制遭受质疑的情况下，专家普遍认为，《协定》生效会极大地提高WTO各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协定》的达成与生效表明，多边谈判仍然是能够产生有效成果的谈判方式，在提振人们对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方面意义重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中国WTO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对中国影响几何？

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启动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WTO成员对多边谈判给予了高度重视，一直在坚定地推动其取得进展。因此，《协定》正式生效对中国有何影响也备受国内关注。

在《协定》获得通过之时，中国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曾表示，《协定》实施对提升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主要出口成员贸易便利化环境、减少我国产品进出口障碍并营造便捷的通关环境、推动我国外贸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崔凡表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作为一个加工贸易大国，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相当活跃。考虑到当前国际贸易大量是中间产品贸易，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这样的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程度较深的国家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崔凡表示：“当前世界经济虽然遇到了困难，也产生了逆全球化的思潮，但是多边贸易体制对贸易保护主义起到了很强的遏制作用。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的维护者，应继续支持并推动WTO多边谈判进程。”

第6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根据海关总署2010年上半年外贸数据：1～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548.8亿美元，其中出口7050.9亿美元，进口6497.9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加快17.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正在向全球输出需求，这将有可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扭转失衡的新动力。

任何一个发展战略都是有阶段性的，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实现由依托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培育竞争优势的贸易平衡战略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始终集中在出口，作为以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贸易大国而言，出口有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资本深化、高附加值和国民经济具有更强吸纳力为特征的贸易强国来说，进口的稳定发展就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

进口超出口——中国开始向世界输出总需求

美国财政部近期的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这一年里，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而美国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减少了13％。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而中国也有望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据日私营机构大和研究所估计，中国上半年的名义GDP为5.52万亿美元。而经济学家对日本同期名义GDP的预期均值为5.26万亿美元。预计中国2010年全年的GDP也可能会超过日本。此外，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进口对这些经济体的迅速复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进口增速开始超过出口增速。今年1～6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情况好于预期，据海关统计，进出口总值实现1354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1％，比2008年同期增长9.6％。其中进口6497.9亿美元，同比增长52.7％，比2008年同期增长14.2％；出口7050.9亿美元，同比增长35.2％，比2008年同期增长5.7％；贸易顺差为553亿美元，下降42.5％，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向全球输出总需求。

中国进口加速增长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我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在2009年中国出口剧烈收缩的情况下，前三季度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6.5％。中国出口占全世界的份额从2000年的3.86％迅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8.9％，出口份额同等水平的提升，德国用了11年时间(1950年至1960年)，日本用了20年时间(1964年至1984年)，而中国只用了9年时间。

事实证明，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通过比较优势战略形成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充分动力，其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金融危机更让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出口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中国外贸战略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关键时点。

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出口上，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到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都是如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作为拉动总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贸易差额的增加对短期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出口是注入，与短期产出正相关；进口是漏出，是国民收入的漏出项，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与短期产出负相关，受此重商主义影响，我国外贸领域中的“重出口轻进口”思想一直十分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口明显少于出口，除1993年为贸易逆差外，其余年份均有相当规模的顺差。特别是2004年以后，进口增速明显低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急剧增多。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扩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考察，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关注贸易顺差下中国的贸易利得比关注贸易顺差本身更加重要，从贸易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于增进国民福利，警惕增长失衡，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致力于贸易平衡。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通过资本品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在不断技术改进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动态效益，促进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自主技术创新，通过进口替代低效率产业，将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带动产业升级，获取结构效率。我国目前资本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

近年来，我国的进口增长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货物贸易第三大进口国。但是与出口相比，进口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还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长期以来，在分析与评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往往把净出口与投资和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出口和贸易顺差上，然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绝不可忽视。

从进口对对经济增氏的贡献度和拉动度方而来看，30年来我国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仍然达到了0.239，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进口增加所起的拉动作用为23.9％；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平均达到2.243，表明进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2.243个百分点。

上个世纪末，在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中，中国凭借着资源及成本优势承接了欧美等发达国家传统的制造业，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制造大国、全球贸易大国。但是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纠结于复苏与平衡之间的全球经济，越来越凸显出其复杂性，全球的贸易模式也正慢慢发生变化。

根据海关总署2010年上半年外贸数据：1～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548.8亿美元，其中出口7050.9亿美元，进口6497.9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加快17.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正在向全球输出需求，这将有可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扭转失衡的新动力。

任何一个发展战略都是有阶段性的，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实现由依托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培育竞争优势的贸易平衡战略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始终集中在出口，作为以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贸易大国而言，出口有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资本深化、高附加值和国民经济具有更强吸纳力为特征的贸易强国来说，进口的稳定发展就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

进口超出口——中国开始向世界输出总需求

美国财政部近期的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这一年里，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而美国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减少了13％。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而中国也有望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据日私营机构大和研究所估计，中国上半年的名义GDP为5.52万亿美元。而经济学家对日本同期名义GDP的预期均值为5.26万亿美元。预计中国2010年全年的GDP也可能会超过日本。此外，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进口对这些经济体的迅速复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进口增速开始超过出口增速。今年1～6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情况好于预期，据海关统计，进出口总值实现1354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1％，比2008年同期增长9.6％。其中进口6497.9亿美元，同比增长52.7％，比2008年同期增长14.2％；出口7050.9亿美元，同比增长35.2％，比2008年同期增长5.7％；贸易顺差为553亿美元，下降42.5％，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向全球输出总需求。

中国进口加速增长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我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在2009年中国出口剧烈收缩的情况下，前三季度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6.5％。中国出口占全世界的份额从2000年的3.86％迅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8.9％，出口份额同等水平的提升，德国用了11年时间(1950年至1960年)，日本用了20年时间(1964年至1984年)，而中国只用了9年时间。

事实证明，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通过比较优势战略形成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充分动力，其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金融危机更让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出口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中国外贸战略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关键时点。

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出口上，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到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都是如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作为拉动总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贸易差额的增加对短期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出口是注入，与短期产出正相关；进口是漏出，是国民收入的漏出项，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与短期产出负相关，受此重商主义影响，我国外贸领域中的“重出口轻进口”思想一直十分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口明显少于出口，除1993年为贸易逆差外，其余年份均有相当规模的顺差。特别是2004年以后，进口增速明显低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急剧增多。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扩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考察，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关注贸易顺差下中国的贸易利得比关注贸易顺差本身更加重要，从贸易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于增进国民福利，警惕增长失衡，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致力于贸易平衡。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通过资本品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在不断技术改进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动态效益，促进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自主技术创新，通过进口替代低效率产业，将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带动产业升级，获取结构效率。我国目前资本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

第7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随着中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和贸易总额的迅速扩大，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有外部和内部两种原因。

1.1外部原因(1)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遏制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经济交往日益加强。世界市场由于生产的全球化，要求各国在制度、规章，甚至民族文化上都有相同的趋向。但是在短时间内，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有这些原因的存在，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各种摩擦问题，就不可能被避免。那么，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只能通过调节来解决。(2)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全球化可以利用资源，在全球内的有效合理的分配，从而提高世界福利。但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资源合理配合的同时，更多想要的是现在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当世界贸易发展无法平衡时，贸易自由和保护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动荡。毫无疑问，近年来，中国的稳定快速发展，势必造成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中国”让中国的出口商品贸易受到限制，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贸易摩擦问题。(3)世界经济的低迷。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同样稳定、顺利的发展，贸易摩擦也有较低的发生可能性。而当下，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时常陷入军事动荡和政治冲突中，国家贸易政策不会变通，贸易摩擦发生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加。在恐怖袭击之后，世界经济逐渐衰退，过分贸易保护主义肆意而起，导致中国遭遇更加严重的贸易摩擦。(4)世贸组织的例外条款，不清晰和争端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WTO中制定了一系列的例外条款，不仅可以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避免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对某些国家国内经济的冲击，还可以维持国际间收支关系的相对平衡，有利于特定的工业建立，维护世界和平。但是WTO在例外条款中存在一定的纰漏，贸易保护成为了贸易限制的借口，导致贸易摩擦更频繁的发生。同时，WTO处理争端的机制同样存在一定的漏洞，更加促使了贸易摩擦的加剧。

1.2内部原因(1)中国出口的快速稳定发展。自从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对外贸易，经济发展迅速，中国商品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虽然，世界市场的情况发展不平衡，但是中国出口经济仍然保持着迅猛的增长势头。同时，国际市场因为中国经济的高出口，而产生更大的压力，对外贸易摩擦随之增加。(2)不合理的外贸结构。我国经济市场发展不平衡，产品结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计算机和汽车，产品的核心零件无法自行生产，只能过分依赖进口，只是在我国进行简单装配。其次，中国外贸市场太过集中，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另外，中国出口的商品特性和市场高度集中，容易引起其他进口国的集中关注。由于，担心对其国内的相关产业产生不良的影响，更多的贸易伙伴选择采取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政策，保护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从而引起贸易摩擦。(3)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缺陷。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阶段，还没有形成更加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制度缺陷。具体表现:一是在经济改革体制出现问题后，市场的自，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落实，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二是政府仍然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方式直接干预，制定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三是我国的立法不够完善，现有的法律无法提供足够的知识产权的保护。(4)外贸经营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当前，国内的外贸出口秩序没有具体的规章。我国的企业对长期出口缺少长远的眼光，经常造成产业的拥挤，而政府部门又缺乏合理的管理机制，过度竞争导致市场更加无序。(5)进入世贸组织后的不利条款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国在世界贸易中一直处于弱方。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国与各国的经济贸易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导致我国处于贸易谈判的弱势地位。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有多边机制的帮助，但是我国又重新面临了新的不确定性，在发生摩擦后，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2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贸易摩擦，不仅是我国市场经济面对国际大舞台的严峻考验，还是对政府和企业应变问题能力的检验。目前，我们应正确认识贸易摩擦，辩证看待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积极处理因贸易摩擦引发的各种问题。

2.1政府对策(1)及时调整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政府应该关注世界贸易发展趋势，提高商品生产率，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挖掘国内巨大的经济市场潜力，缓解经济压力，减少对外贸易摩擦。(2)充分合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应该将争端解决机制充分利用，维护国家合法的权益。同时，仔细了解WTO中的特殊条款，让自己在贸易摩擦中占有有利地位。(3)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想快速融入世贸组织，就要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实现企业的自由发展，打破国际贸易壁垒，建立经济发展自由开放的统一市场。(4)加强与国际贸易伙伴的协调。贸易摩擦往往也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而且给世界经济市场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加强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沟通工作，在外交方面加强工作，及时化解矛盾。(5)建立贸易救济体系。我国应采用自我应对手段，加强与国际贸易摩擦企业的预警机制建设，健全快速反应机制，合理维护国家的市场经济利益，保障国内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2.2企业的应对措施(1)加紧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越来越激烈，企业提高商品的技术含量，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有利于削弱市场集中带来的不确定的因素，增加竞争力。(2)直面贸易摩擦，勇敢应诉。在遭遇贸易摩擦问题时，相关部门及企业应勇敢抗辩以减少损失。商品出口企业应积极聘请国外律师，提高胜诉的可能，尽可能减少损失。(3)大胆坚持改革开放“走出去”。积极实施全球化经济经营战略，使国内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全面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另外，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与合作伙伴中的经济互惠协议带来方便。(4)组建行业协会、能够更全面了解行业的情况，行业协会在加强贸易摩擦的申诉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3结论

第8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 对外贸易

一、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

从目前情况看，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有所恢复，但总体呈现政策支撑效应减弱、传统增长动力仍较疲弱、新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的格局。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消费投资需求疲弱，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尚未形成。财政金融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为应对债务问题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会削弱经济增长动力，“流动性陷阱”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制约。新兴经济体则面临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

二、全球性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相继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全球性通胀压力持续加大。今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价格“高烧不退”，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持续整体走高。9月越南、印度、巴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涨22.4%、9.7%、7.3%；美国、英国分别上升3.9%和5.2%，欧元区连续十个月超过欧洲央行设定的2%调控目标。目前，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宽松货币政策。如美国，英国。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风险增大，大宗商品市场可能频繁大幅震荡，全球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

在经济复苏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缓解就业压力，对外采取部分关闭国内市场的办法，扶持本土产业，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世贸组织监测，2012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员共采取18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全球进口额的0.9%，且限制措施应对危机的一面下降，刺激本国产业复兴的一面上升，影响更为深远。一些国家对新兴产业领域的跨国投资态度保守，想方设法加以限制。

四、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

人民币升值，尤其是对于传统型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将会造成较大的冲击，甚至使其倒闭。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贸易的持续顺差，中国现在持的外汇储备较庞大。这在提高人民币信誉度、增强国家清偿能力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巨额外汇储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压力一起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五、其他经济因素及非经济因素干扰增多

一些国家通胀、失业、社保等问题和两极分化加剧相互叠加，导致政局不稳、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风险触发点增多，都可能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及石油粮食等商品市场也可能面临着动荡和冲击。

对于全球化下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中国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积极调整外贸结构，优化对外贸易环境，确保在国内国际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出口依然能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

六、运用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对外贸易摩擦

对于中国对外贸易过程中面临的关税壁垒以及贸易摩擦问题，中国政府及国内企业都应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首先，政府方面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健全反倾销处理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关处理程序。在处理其他国家提出的反倾销案件时应进行充分调查，援引世贸组织对于反倾销的相关界定以及处理方式；此外，政府还应对国内出口秩序进行管理，并建立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出口管理。其次，中国企业应调整经营战略以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并且熟悉国际贸易相关法律规定，是自己在贸易摩擦中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七、优化进出口商品服务结构

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始终是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主流，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自主研发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增加，这一局面将得以改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将出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应继续保持服务业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可以使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并且可以有力的减小某一领域的价格动荡对整个贸易行业的影响。

八、积极开拓新市场，推动国际市场多元化

第9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破解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增长乏力难题提供了一枚“利器”。G20杭州峰会不仅达成了《G20创新增长蓝图》的重要成果，还出台了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3份配套行动计划，并计划于今年11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办G20科技创新部长会议，进一步讨论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实践、鼓励创新创业、G20科技创新合作的优先领域及模式、G20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人才交流合作四项议题，这将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为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驱动全球经济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引擎之二：国际贸易与投资

国际贸易与投资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流量连年走低，已从危机前7%的增速降至目前3%的水平，这虽然是由世界需求不足直接导致的，但也离不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同时，国际投资持续低迷，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全球投资增速将下降10到15个百分点。

为了扭转国际贸易增长颓势，杭州峰会达成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提出了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的一系列方案，确立了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七大合作支柱和行动方案，承诺在2016年年底前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同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自由贸易政策，将减少及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长到2018年底。为了促进全球投资便利化，杭州峰会达成《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摒弃投资保护主义，设置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环境，确保投资的有效性。这些措施将进一步释放贸易和投资活力，促使贸易和投资引擎恢复转动，推动世界经济平稳复苏。

G20国家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额的80%、吸引的外商投资占全球投资的68.34%，他们承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按照国际组织专家估算，如果有效执行上述协定，全球贸易成本将下降15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额将每年新增1万亿美元，就业岗位将增加2100万个，这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大的活力。

引擎之三：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均衡增长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当今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冲突。可以说，现行国际体制的构建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并体现发达国家的切身利益，在国际规则制定时，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严重不足导致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无益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G20包括了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俄罗斯、沙特、南非、土耳其11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今年，作为G20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又邀请了老挝（东盟主席国）、乍得（非盟主席国）、塞内加尔（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泰国（7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哈萨克斯坦和埃及一同出席杭州峰会，让本届峰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参与，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逐步优化，不仅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均衡化和民主化进程，而且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发展，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大规模释放发展中国家的内在需求，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增长。

引擎之四：宏观政策协调

宏观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如不协调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笔者以量化宽松政策为例进行简单说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对于实施国而言，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和负利率出现，增加了资产泡沫，使提振本国经济的政策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而言，其对实施国的出口可能因为实施国需求增加而增加、也可能因为本币升值而减少，同时实施国过剩的流动性可能涌入其他国家，增加后者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实施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经济带来了一定幅度的负面冲击，所以后者也会针锋相对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性贬值”。竞争性贬值引发全球通胀、导致资产价格虚高，最终无一国获益。

基于此，宏观政策的沟通与协调成为历届G20峰会所强调的重点内容，本届杭州峰会则首次提出“将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经济、劳动、就业和社会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进”，同时强调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要求各国应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为目的的盯住汇率。这些规定将使各国宏观政策制定更加清晰、透明和稳定，进而助力全球经济的有效复苏。

G20峰会后关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思考

G20峰会提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G20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规划了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发展的路线图，通过《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将G20自身工作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

其中联动发展内容主要包括推动国际产能合作、重振全球范围内贸易与投资、帮助欠发达国家以及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各国各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战略的对接与耦合，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和经验共享。中国倡导“联动式发展”的目的就在于打破藩篱，降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优势互补。

这与我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理念有所契合，即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国在此次峰会也承诺支持二十国集团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并将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途径，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贡献。

关于联动发展，主席建议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各国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显然，我国是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主导地位的。但WTO却面临紧迫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究竟路在何方？

WTO框架下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冲击

现今，美国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躯干，TPP和TTIP两侧联动的“一体两翼”计划，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多边贸易格局，重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还表现为，无论是TPP还是TTIP都将中国排除在外，在美国主导的新规则中剥夺中国的发言权，从而阻隔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的扩展。TTIP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实力提升而采取的遏制中国的手段。

TTIP比WTO标准更高，影响力较大，一旦达成，会对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更大冲击。目前来看，多哈回合谈判较难突破，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方面的谈判陷入僵局，即便中国承担起敦促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面作出让步以及说服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较为灵活立场的重任，但从各国出于满足本国利益出发，中国的努力较难出现效果，多哈回合谈判存在无果而终的可能。

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的可能

WTO成员的广泛代表性是任何区域贸易协定都无法比拟的，多边框架仍然是当今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基础，其争端解决机制起到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作用，使得国际贸易良性运转。WTO多边框架促进贸易自由化是通过回合谈判完成的。但是，多哈回合谈判历时逾14年仍未谈成，超过已往任何回合谈判的谈判时间。在此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快速涌现，各经济体试图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推进自身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尤其是巨型贸易协定的出现，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多边框架的存在感降低。

但是应该看到，大多数经济体还是希望通过WTO框架推进贸易自由化。在此框架内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既反映了对多边框架的需求，也证明WTO还是有能力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全球贸易治理中，也出现了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即对多边框架贸易自由化的需求和事实上出现的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供给的不匹配。在未来的全球贸易治理中，应更重视从供给侧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满足广大经济体对多边框架贸易安排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