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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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关键词：民居民俗文化等级思想地域庭院

0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1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2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3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4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5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新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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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磊，李沉.中外建筑与文化.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6月.

第2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本课设计主要要实现的目标是一级专项目标2：回顾人类文明的历程，认识文明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是尊重人类自己的历史。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这一重要命题，也反映出本课程对历史教学的要求，是通过学习有关知识掌握某种重要的历史道理。要求认识同一历史现象在不同空间或不同地域中的不同表现，这是把地理学和历史学核心概念相综合的体现。

本课设计主要是要实现课程标准2－1：描述历史上几个主要文明区域的概貌及其空间分布。2－4：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文明的文化成就及其特色。2－5：描述历史上不同区域的社会生活概貌，了解不同区域文明的生活方式。

本课设计要实现的目标还有：4－2：列举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说出它们在不同区域和特定时期的突出作用。4－5：综合多种因素，认识中国与世界社会变迁中的若干重大转折时期。

（一）、学生基础学养分析

1、学生学习过古代文明的地域分布相关内容，对本课所涉及的古代希腊和先秦时期的中国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准备。已经具有了初步的人地关系知识，为学习本课的有关区域在空间的差异奠定了知识和观念上的基础。

2、学生已经有了七年级一个学年的小组合作，学生之间有了合作的方法和能力，基本能够有序地完成学习任务。

3、学生对所学内容会比较感兴趣，他们对于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了好奇。而且绝大部分的学生对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和将要举行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十分感兴趣。

（二）、学生学习设计思路分析

1、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发现并提出问题。学生能发现并提出问题，是求知的起始，也是教师展开教学的最好开端；因此在本节课教学中通过闭幕式的表演为学生创设了通过观察提出问题的情境。为探究学习的开展开个好头。

2、在现代社会生活和工作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本课创设让学生能够进行探究的情境是为了使学生能进行交流与合作，敢于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也勇于放弃或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本节课的探究时，学生要进行分组，每小组4人，且要求组内的动手记录发言等角色，分工要明确，角色要转换。这样做既能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机会均等的全面练习，又能充分体现工作中的分工与协作、交流。

（一）、三维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爱琴文明是古代希腊文明的开端，知道古代希腊两个著名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了解古代希腊的文化和主要思想。

2、知道与古希腊同期的中国处于夏朝至秦前时期。了解当时中国的灿烂文化和思想。

3、了解古代希腊与同期中国在政治、经济、生活、文艺等方面的知识。

4、通过对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研究，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技能――比较分析法。

过程与方法

采用新课程提倡的建构主义教学法。通过视频＜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创设情境，确定要研究的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完成任务解决问题来达到本课的目标要求。

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讨论开幕式上古今希腊文化的完美结合，在感受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的同时，体会珍惜本国文化的重要性。

2、通过古代希腊与中国的多方面的比较，在感受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的同时，还要注意接受和欣赏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3、通过设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动，增强学以致用、努力为祖国文明进步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和信心。

教学环节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说明

片头展示进入情境教师课前播放有关有2004雅典奥运会上中国队取得金牌的喜悦场景。学生观赏并议论。组织教学环境，学生开始进入学习状态。

视频导入引出主题(4分钟)先由学生说说雅典奥运会的有关情况。播放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录像片段<奥运会旗交接仪式)，播放中教师提问：有谁知道录像中的执旗的人物分别是谁？学生回答：雅典市长与北京市长。播放完之后教师提问：当你看到奥运会会旗交到北京市市长手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引出课题：从雅典到北京。通过录像的演示，渲染一种充满自豪的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求新知的欲望。

创设情境确定问题（5分钟）师：雅典代表哪个国家？〈学生回答：希腊〉北京代表中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有关希腊和中国的历史，大家说好不好？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要用一节课的时间来学习两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这个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呀！所以我们要再来选择一下学习的范围。学哪里内容呢？师：雅典奥运会的举办是十分成功的，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提问：雅典开幕式给你留下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引导学生回答：展现了古代希腊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文明成就。我们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有关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明，大家说，好不好？通过两个文明古国的对照来感受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是多种多样的，文明本身也是多样的，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文明是个很大的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教师与学生一起确定文明内容表的主要项目选择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性事件或问题作为学习的中心内容，作用就是"抛锚"。使学生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报国热情。

提供线索自主学习（16分钟）师：今天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古代希腊与同时期的中国。我们要通过比较双方文明的发展状况来研究。出示投影问题提示：1、我们现在可以在哪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学生回答)2、可以对照哪些方面的内容？：(投影显示)古代希腊同时期中国

时间范围公元前2000-公元前四世纪夏、西周、春秋战国

空间范围爱琴海沿岸黄河流域为中心

哲学科学、文学艺术西方文化之根建筑雕塑百家争鸣长城、文字

重要人物神话人物历史人物诸子百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3、要选取哪些资料？(学生完成自己小组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注意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包括：确定学习内容表的能力；获取有关信息与资料的能力；利用、评价有关信息与资料的能力。

小组展示交流探讨(15分钟)

1、学生小组代表发言或展示研究成果，先明确两个文明区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从时间上来看：古代希腊在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期3世纪，古代中国同时期处于秦朝前。展示世界地图，显示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地理位置，引导学生得出：两个文明空间上都处在中纬度和靠近水域的空间。（提问：为什么？，回答：地理环境对会文明产生影响）古代希腊属于一种海洋文明，古代中国则是一种大河文明大陆文明。在时间上来看：大致都是出现在BC2000到BC200之间。引导学生回答：希腊文明是与中国文明同样悠久的文明。

2、学生继续汇报探究成果。请学生对文化成就的三个方面（哲学、科学、文艺）进行自由选择。根据学生选择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在比较哲学方面成就时要引导学生观察发现哲学成就的形成时间与两个文明在哲学上的不同特点。比如以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比较，时间上来看，都大致出现在BC600-400之间，哲学思想的关注点苏格拉底比较多的是关注人自身的思考，而孔子的思想则注重于治国理想。播放反映古代希腊哲学思想的雅典开幕式录像片断（文化1录像）。教师出示一枚铜钱，问：这小小的一枚铜钱上你可以看到哪些中国文化？回答：中国古代对宇宙的认识“天圆地方”思想，中国文字，古代青铜冶炼技术，艺术。3、在比较科学成就时主要让学生来根据自己小组的成果进行汇报并谈谈对两国古代文明在科学成就上不同情况的看法。3、在学生汇报古代希腊与中国文艺方面成就后，老师介绍万里长城和奥运会会徽的设计。请学生说说奥运会会徽设计的成功之处。引导学生说出“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会徽设计将中国特色、北京特点和奥林匹克运动元素巧妙结合。“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以印章作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中国文化。通过交流，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加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把文明的比较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回味，在体会古代希腊文化的同时，感悟到中国文化的灿烂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

交流感悟主题升华师：今天我们学习了有关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明。请学生完成对本课的小结，引导学生：中国有着灿烂的文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同样也有着灿烂的文明，我们应该尊重世界其他文明的成就，从而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它。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提升学生对历史现象的感怀，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视野和意识。

第3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一、中国与欧洲文化的对比

1．中国文化是建基于黄河河谷的大农业社会，以“人本”的家族文化为主，“物本”的宗教文化为次。聚河谷而居，居有定所，多见人邻，少见树木。人与人的关系比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更为密切和重要，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兴趣是在于人而不在于物。生活复杂的大农业社会，必须分工合作，自然要建立一个有组织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家族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个体有义务要支持整体的共同性，而整体亦有义务要照顾个体的特殊性。人是来自现实的祖先，必须对祖先负责。中国文化是强调整体、务实、内向、兼容、义务、约束、合作和相对性，重视对个人天赋欲念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修养的人为能力，称之为“德”。人的问题只可以靠人自己去了解和处理，发展了人本的“人理(伦理)学”。无论从《易经》、《道家》、《儒家》到《诸子百家》等，都是以人本为基础来发展。特别是道家所重视以“顺其自然”人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而儒家则重视以“事在人为”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性有别于物性在于它的辩证特性：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之父；好坏事，坏好事；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乱等等相对而相反的大循环原理。

复杂的河谷生活，促使物的应用技术发展和发展的多极化。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属于技术上的发明，而不是原理上的发现。中国数学的发展也是以实用，而不是以原理为基础。中国(汉)文字和欧洲数学文字同属于符号文字。要描述和了解“人本事物”，促使中国文字学的发展；中国文字的对称和其他特性也可以用来推到人本的可能新事物。当现有的文字不足以了解新事物情况下，自然要创造新的文字。要描述和了解“物本事物”，促使欧洲数学的发展。而数学的对称其他特性也可以用来推测物本的可能新事物。不同系统的数学有不同的极限性。当现有的数学系统足以了解新事物的情况下，自然要创造新的数学。符号文字与拼音文字是有不同的思维逻辑。所以认识中国文字学的人要学习数学，是有逻辑上的优势。

2．欧洲文化建基于游牧文化。游牧人逐水草而居，多见树木，少见人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和重要。生活的主要问题和兴趣是在于物而不在于人。由于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并非人力可以改变和控制，认为所有自然现象都来自能力最高的主宰。摘食猎鱼的简单生活，各人的功能差别不大，分工制度弱，独立性强，自由性大，平等性高。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只有天，才有永恒的意义，倾向上天单极宗教的信仰。

欧洲文化是游牧文化和地中海内海文化(希腊逻辑文化、罗马帝国文化和中东耶稣宗教文化)的综合文化，以“物本”的宗教文化为主，“人本”的家族文化为次。它是强调个体、理想、外向、对抗、自由、权利、信仰和绝对性，重视发挥个人天赋欲念的自由和权利。欧洲文化在物质世界的“物性理论”发展，对人类物质生活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文化在人类社会的“人性理论”发展，

二、科学技术科技

科学是物质世界的了解，是一种思想系统，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思想活动，其探索的目标是“发现”。技术是物质世界的应用，是一种行动系统，也是一种事在人为的行动活动，其运作的目标是“发明”。早期的技术发展主要是靠尝试和经验，与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后来的科技就是把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利用科学知识来改进技术的发展，目标是“创新”。物理学是科学的基石。

三、物理学发展

物理学主要的兴趣是探索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和相互作用关系。物理学是一门量化的学问，从事物理量的研究和它们之间的时空基础关系。不能量化的东西便不是物理量。萌芽时代：物理学的起源是来自古希腊时代(650—330Bc，雅典)的几个重要思想。

(1)自然现象是根据“固定的自然定律”而发生(赛勒斯Thales，俗称为科学之父)——定律概念和演绎逻辑。(2)要描述所有自然现象，数字是扮演中心角色(毕达哥拉斯Pythag0ras)——数量描述。

(3)要改变自然状态，必需有起因(柏拉图Plato)——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广泛含意。(4)物质的原子(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元素(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概念——物体结构的基本成份概念。古希腊文化是强调个人自由和思想系统的探索，奠定了基本的科学精神、态度、构思、概念、逻辑、原则和言语。希腊化时代(338—31B．C．亚历山大港)：主要的兴趣在解决实用问题，知识分类及技术成就。重要思想发展有：(1)几何学定理的公理化(欧几里得Euclid)——演绎逻辑。(2)以地球为中心输送圆的均速运动为主，运转圆的均速运动为微扰，可以准确解释包括太阳在内的各行星在天上的运动。(3)物体“比重”物性的发现(亚基米德Archimedes)，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密度”物性。

黑暗时代(30B．C．一1300A．D．)：这是物理学发展a冬眠时代。(1)罗马帝国(3OB．C．一476A．D．)：罗马人是实用民族，他们强势在军事，行政和工程，而不在学术和科学。大量收集和发展希腊哲学思想，而很少有原始的创作。为了要准确解释以地球为中心的行星运动，增加了偏心圆的微扰(托勒密ptolemy)。(2)中世纪(476—1200)：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和封建的封闭保守时代。研究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中心便转移到阿拉伯和波斯。(3)(1096—1270)：二百年运动，动摇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和教会权力。伊斯兰的优秀文化开始对欧洲人开放。

复兴时代(1300—1600)：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经历过的浩劫之后，欧洲从一个保守封闭的教条社会转入一个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文艺复兴时代，由神本回归到人本。文艺复兴使欧洲恢复对人，人的成就和人的世界的兴趣。文艺复兴把欧洲从一个较为落后的社会在五百年内，先后超过伊斯兰和中国社会。

1．机动力学(Mechan0dynamics)

从希腊时代到黑暗时代这一千六百多年，物理学发展的主要兴趣上行星运动。发展以数学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础，均速圆周运动为核心。到了复兴时代，以既定的数学基础来了解观测的事实，改变为从事实去寻找事实背后的数学原理。由实是求事改变为实事求是，由以数学为基础改变为以物理为基础。

(1)天上行星的日心椭圆运动的发现(开普勒Kepler，1571—1630)和地上物体的重力加速度及抛物线运动的了解(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椭圆和抛物线非均速运动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是欧几里得几何不能解释的现象。除了物理现象的突破外，更促使后来十七世纪解析几何的发展(笛卡尔Descartes和费马Permat)。

(2)机动力学的诞生：为了解决重力问题，牛顿(1642—1724)认为，天上月球围绕地球的运动与地上物体的抛物线运动是同一根源，及推出它们之间与地球中心距离的关系。他成功发现三个物体的运动定律：惯性定律，动力定律和反作用定律。更由第二和第三个定律推出物体之间的重力定律。为了完成三个运动定律，牛顿创造了两个重要的物理量：惯性质量=密度×体积和惯性动量=质量×速度。同时他更创造了一条微积分的数学工具，来取代欧氏几何学的不足。牛顿运动定律的力只是与物体的变速度有关，与物体的速度无关。

(3)牛顿动力定律理论的普遍化，以位能和动能取代外力和加速度：拉格朗日(Lagran—ge，1736—1813)和哈密顿Hamilton，1805—1865)。从物理定律推理到物理理论是符合从几何公理推理到几何定理的——演绎逻辑。

(4)牛顿动力学对随机过程的应用：麦克斯韦(Maxwell，1831—1879)，玻耳兹曼(Boltzmann，1841906)。19世纪未，机动力学已发展成为宏观物质世界一个完美的理论：完整，合理和前后一致。

2．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电磁现象虽然是人类很早便发现的自然现象，但到了十六世纪才开始从实验中取得量化的结果。

(1)电磁相互作用的关系：库仑(Coulomb)电荷与电荷和磁极与磁极的相互作用，奥斯特(Oersted)磁极与电流的相互作用，安培(Ampere)电流与电流的相互作用，法拉第(Faraday)电荷与运动磁极的相互作用。2)法拉第提倡电磁的“本地作用”来代替“超距作用”，导致“电磁场”物理量的诞生。

(3)电磁学的基本定律：根据电磁相互作用的关系和以电磁场为基础，麦克斯韦完成完整的“电磁场定律”，相当于牛顿机动力学中的物体重力定律。后来洛伦兹(Lorentz,1853—1928)更进一步完成电荷在电磁场中运动的“电磁场力定律”。“辐射反作用力定律”也是电磁学一个基本定律，只是直到现在，符合逻辑的定律还未完成。

(4)带电粒子动力学：洛伦兹的电磁场力是一个与速度有关的力。只有速度为零的情况，才适合牛顿的动力学系统。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896)采用牛顿动力推出电磁场力在速度为零的情况，再用洛伦兹惯性变换，把速度为零情况的结果变换到速度不等于零的情况。结果推出带电粒子在电磁场力的洛伦兹动量=v×牛顿动量。v是洛伦兹因子，与速度有关。FL=d(vp)／dt。相当于牛顿机动力学中的物体第二运动重力定律爱因斯坦后来把这方面的理论改称为“狭义相对论”。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以微分几何为工具，爱因斯坦用演绎方法建立他的重力场论，称为“广义相对论”。可以说是一种重力场的电磁化。到这个阶段，除了辐射反作用力定律之外，电动力学基础的探索已基本完成。

(5)电功力学定律理论的普遍化：相当于拉格朗日和哈密顿对牛顿动力定律的理论推广和发展。

(6)电动力学对随机过程的应用：无规则电磁场的统计特性的发展。其结果应该符合量子力学和量子动力学的结果。简而言之，机动力学的发展是以动力的基础来发展作用力，而电动力学的发展却是以作用力的基础来发展动力。欧洲从牛顿到麦克斯韦这个二百多年的物理学发展时代，正好是欧洲从巴哈(Bach)到华格纳(Wagner)的音乐发展时代。这是欧洲自从古希腊时代以后，一个重要的思想创新时代。因此促进了文学，音乐，艺术，哲学和科学的高速发展。

3．辐射动力学(Radiodynamics)：辐射反映了物质世界的微观结构。

在19世纪未，出现了三个有关不相干辐射(随机性电磁波)与物质作用的物理现象：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和氢原子光谱。这些现象无法用决定性(Deterministic)的电动力学来解释。到二十世纪，也出现了与辐射作用有关的三个物理现象：离子体，核子一基本粒子和激光(决定性电磁波)作用。这些现象激发了物理理论的发展。

(1)量子论的诞生：普朗克(Planck)创立“量子”的新物理概念，成功解释黑体辐射的实验结果。后来，爱因斯坦和玻恩(Born)分别用量子来成功解释光电效应和氢原子光谱。

(2)量子力学：在数学的基础上，由海森伯(Heisenberg)，薛定谔(SchrOdinger)等所发展的量子数学系统(量子力学)，不但可以用来了解原子物理现象，也可以用来了解分子物理现象。

(3)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实验观察的新结果，促使大量相关理论的发展：量子电动力学，相对性量子力学，杨一(Yang-Mils)场等，其中杨一米场有更突破性的广泛意义。

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1)物理学发展已由宏观的物质世界转入微观的物质世界。由以物理为主导的思维转回到以数学为主导的思维。微观物质世界发展了两个很矛盾的物理观点：在原子分子的领域，越基本的状态，寿命越长，能量越低；在粒子的领域，越基本的粒子，寿命越短，能量越高。(2)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影响人类社会的重心已由欧洲社会，转移到没有传统民族文化的美国移民社会。美国文化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物质为重的实用文化，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罗马帝国文化。

四、中国文化与未来科学发展

虽然科学的发展是源于古希腊，但亦需要通过欧洲各种不同的文化时代，才可以孵育发展出来。欧洲文化对科学发展的优点可能已经到了饱和状态。科学思想发展的进一步突破，必须要有新的文化来推动。中国文化对人理思想发展虽然是一个有五千多年的旧文化，但对物理思想发展却是一种很新的文化。中国复杂而辩证的人理思想，吸收和结合欧洲简单而演绎的物理思想，必定融合成为一种新力量，把科学发展推到更上一层楼，尤其是生命科学，医理科学和心理科学。由复杂系统去吸纳简单系统易，由简单系统去吸纳复杂系统难。中国文化是一个黑洞文化，善于把吸收的外来文化中国化。例如：印度佛教转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欧洲社会主义转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来文化中国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要再进一步的创新突破，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第4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价内容；知识结构；评价对象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22—0058—01

“全程式学业评价”是以发展性为原则，将学生学习全过程纳入学业评价体系，以开放式考试为主要考核手段，通过创设开放式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自觉自愿地完成学业，并获得能力展示机会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教学评价模式。九年级历史学习往往容易被学生所忽视：一方面，该科目没有会考压力，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另一方面，为升学考试着想而造成单元课时学习内容过多，学生则会产生厌学情绪。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在九年级历史教学中，教师采用“全程式学业评价”模式，并创设开放式的教学环境，有助于实现《历史课程标准》制定的三维教学目标，并使学生感到历史学习有趣、有益，从而能够主动地进行学习。

一、以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为评价内容，创设自主学习的环境，促进学生主动发展

“全程式学业评价”由课堂参与（占20%）、开放式考查（占40%）和闭卷考核（占40%）三部分构成。闭卷考核属于终结性考核，由学生个体在期末独立完成。课堂参与和开放式考查属于过程性考核，由学习小组完成。课堂参与主要考核学生课堂纪律和学习积极性，开放式考查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的接受，对历史的理解和情感的变化等情况。这种评价模式，占用学生学习时间不多，形式又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更重要的是，评价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是否努力。学生知道只要自己努力参与，要取得好的评价并不难，况且即使一次表现不好，后面还有机会改进，因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二、以学生知识结构构建为评价重心，创设开放式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由于学习过程和考核过程的结合，在教学中，学生活动的时间大大增加，教材中的内容不可能全部讲授。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一些学生能看懂的内容留给他们自学；主体知识结构外的内容忽略；对于相似的知识内容，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重点讲授那些有利于学生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和线索，能够培养学生人文主义精神的内容。如，教学《古希腊罗马文化》一课时，因教材所述内容简明易懂，教师无须多费口舌。但综观历史，这一时期人文艺术的发展与后来的文艺复兴有着很大的关系，学生学习时如果只是关注斗兽场、雅典卫城等，就无法理解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汲取营养。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安排15分钟时间让学生自学；用15分钟时间展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就——雕塑的有关资料；最后15分钟时间让学生分组讨论这一时期的文化特点。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教材提供的信息，又摆脱了教材设计的束缚，在有限的时间里，不但完成了主要的教学任务，而且还留出充足的时间，用多种形式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构建了开放式的知识结构。

第5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实际上，音乐治疗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或者专业其历史可谓久长，从西方历史来看，无论古希腊的神话传说，还是圣经的记载，均对音乐的治疗作用有着不同层面的解释与说明，在我国古代的著述中也有对音乐的治疗作用的论述，特别是中国古代乐舞中的治疗作用的解释与说明，是非常突出的。由此可见，音乐治疗与音乐心理并不是当今世界对音乐的功能作用的新发现与应用，而是对历史事件运用的现代诠释。中国很多地方的方言将药( yao) 字读作乐( yue) ，据说药字最初来源于乐，用音乐治疗疾病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迹可循，是之为音乐者，所以动盪血脉，通流精神和正心也脾在声为歌、去忧莫若乐 好药者，与之笙笛 七情之病，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

音乐心理与治疗的历史遗迹

1. 古希腊的哲学理解

西方的文明源自于两希文化，即古希腊与希伯来。西方的音乐、数学、天文学、哲学等的产生源自于他们对神造宇宙世界的探究与解释。在古希腊，音乐一词Musike 来源于Muses，缪斯，缪斯是宙斯的九个女儿，她们掌管艺术。可见音乐是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神圣的力量，古希腊学者们认为地球上的音乐与天体的音乐相呼应，星球的运行速度与距离和音乐的速度与音程有相同的感应，由此而达到一种和谐即神谕过程的实践。这可说是人类社会早期对于音乐的经验认识，这个过程将音乐至于高端的哲理性层面与实践的层面( 如治__疗的功用) ，因此，哲学家们特别是柏拉图认为，人们要听好的音乐，它可以使人心向善，不好的音乐可以使人堕落变恶，显然这种心理的明示作用长时间引领了欧洲音乐文化。他们把音乐完全至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娱乐的工具，音乐的好与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直接决定性作用，音乐与政治的法则是一样的，应均衡规则并有秩序。古希腊的宇宙论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根源，宇宙空间有一个宇宙之神宙斯在指挥着整个宇宙世界的运行，包括众神在内的、世间万物的一切皆因其而动活，因此他们最初的理性认识世界的知识来源于对神的拜谒。今天看来，古希腊的众神崇拜偏向于对人文精神的探索，即便是对神的赞美也赋予其人性的特征，众神的爱恨情仇与人类的性情起伏有着同样的感受，而产生于对众神的赞美和崇拜的音乐自然也就有了人的情感体验。古希腊认知世界的载体通过对数学与音乐两种渠道实现，可见人们对于数字与音乐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故将七艺中的音乐划为算数的范畴，音与音之间的距离与数学中的距离是相似的。同时在古希腊，哲人们认为音乐与数字之间的神秘联系，音乐的和谐程度与数字的合理秩序的排列密不可分，而这种数字的关系是古希腊的先哲们通过对宇宙天体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对宇宙世界秩序的初步探索，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还是阿里斯多塞诺斯，他们都将音乐作为理性的认知手段，而不是感性的情感宣泄，因此，音乐在社会的结构与秩序建置中的功能作用凸显，也就有了柏拉图的音乐社会功能的学说，音乐是净化心灵、教化品行的重要手段，好的音乐可以使人向善，体育训练体质，而音乐训练心智。

因此对于音乐好坏的辨别成为当时社会人的重要功课，好的音乐不仅能够使人向善而且能驱病，能够改善人的病态心理，音乐就此具有了治疗的功效。毕达哥拉斯最早做出了实验性音乐的报告，论证了不同长短的音响对人的感受影响是不同的，他的音乐具有净化的作用，实则是对音乐所具有的治疗作用的最高理性认识。音乐成为认识世界美化社会的重要手段，使人走向更纯洁与高尚的境地，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不可替代的。古罗马时期，音乐的心理功能性表现就更加明确。从古罗马的诸多大的战争事件中都可以管窥到音乐强大的心理攻势作用，因此这个时期的音乐大多注重仪式与大型方队的合唱，而管乐特别是铜管的气势更有压倒一切之势的魄度，从而为征战的将士鼓舞了士气。希伯来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前身，他们认为宇宙世界只有一个真神，自然界来自于神的创造，而一切社会现象的出现和社会活动都出自于对神的崇拜和赞美，尽管古希腊和希伯来所认为的神也许不是在同一个位格层面上，前者以众神为中心，后者则是坚信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存在，但都明确提出神与自然与人以及神与音乐的关系是不谋而合的。

2. 中世纪的神性解读

中世纪是欧洲基督教强势发展的一个时期，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广举世无双，伴随着基督教兴起的音乐也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音乐作为一种载体充当了对教旨教义宣传的最早，也是最好最完美的工具。中世纪的理论家对音乐有着各个不同层面的认知和解释。波埃修斯认为音乐具有强烈的教育作用。音乐是认识宇宙世界规律、法则、原理的理性活动，而不是感性生活中的情感表达，这一点与古希腊的观点是相同的。而中世纪的另一位理论家奥古斯丁则肯定了音乐激感的作用，由此可见他们对音乐的理解首先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与探索是建立在对神的崇拜之上的，本身已经超越了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而是更为广泛的宇宙观，因此音乐最初并不作为娱乐的审美体验，而是灵魂净化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赞美造物主耶和华。显然上帝创造音乐是让人用来敬拜上帝，在这个过程中身心得以洗礼，和谐秩序的构建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正如《基督教音乐之旅》记载的那样，祈祷和音乐的功效有相似之处，患者明显同时需要两者为她提供生命的目的和秩序。同时也认为，祈祷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它们源于对神启示的渴望追求真理和秩序。音乐是这种追求在精神领域的体现，祈祷则是它在寰宇内的体现到的满足。据《圣经》记载，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赞美上帝的场所，音乐最初是上帝赐给路西弗天使长的特殊才能，但后来他背叛了神，成为神的敌人撒旦，它带领人类远离上帝，由此音乐开始堕落到人间并分化成两种，一种始终是崇拜上帝的载体，一种成了腐化人心灵使人堕落的工具，好与坏的音乐也开始了各自的旅程。《圣经》中记载人类最早的音乐始祖犹八( Jubl) ，其名字的意思是溪流、壮观地发表、带出、领出等，即音乐能够代表上帝，上帝喜悦的音乐能够把人从污秽带到纯洁的境界。

音乐的社会功能是对上帝的崇拜，并不具有更多的娱乐成分和奢侈的欲望，这是很明显的。然而当时的人们也像现代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尽管他们的著述充满了心理学的意味，但是他们没有从客观上认识到这点。音乐心理学的概念是从19 世纪兴起的，同时，也由于当时的价值观与现在不同，所以他们没有将音乐对人的身心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地通过理论呈现出来，音乐在这个时期始终是崇拜的手段，但他们也发现心理的活动状态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整体效果，音乐是由秩序之音组成的终极真实。

由此可见，音乐是宇宙世界和谐秩序的表现之一，随之音乐也逐渐地从对宇宙世界的认知和与对神的崇拜中降至到对人身心的影响，音乐也逐渐地拘泥于二重狭小的空间中，其符号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比如管乐逐渐成为耶和华神明力量的象征，代表权威，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音乐的表现和形象作用最初的来源，显然音乐具有的特性也越来越明显，音乐的情感和心理含义逐渐地夸大和彰显，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由于音乐是一种感情的自由释放，因此无论是在宗教还是在世俗中，音乐的情感表达是毋庸置疑的。在犹太教派的死海古卷中描绘了与《圣经》中非常相似的有关音乐与乐器对人情绪的影响: 怀着痛楚，我悲切地呜咽着、着、奏着悲哀的挽歌。但我突然感到悲伤不再折磨着我，于是，我奏起救世之乐，我的竖琴变得欢快起来。哦，我吹着长笛，赞颂之音将永不休止。我们不知道描绘者是因为什么而痛苦，但是赞美将人们的痛苦、悲伤与仇恨淹没贻尽。这些赞美情绪的宣泄无疑对健康的心理有着极大的益处，很显然这是音乐具有治疗功用的宗教记载的范例，演奏者从心理感应到生理器官的反应，达到了身心和谐的重建，因此可以说音乐的治疗与心理反应的过程是和谐秩序的体现。

中世纪对心理的考量是集体与普遍的人类心理的经历，而不是我们今天更加注重的个体的心理过程，只有神性参与没有个体显露，而实际上，个体的心理成因与普遍的和集体的心理是相关联的，但是笔者认为，集体的音乐赞美效应在那个时期抵消掉了人们个体的心理问题，他们在用音乐崇拜的时候可以尽情地宣泄表达自己的感情，音乐能够克服障碍直接渗入精神，比其他力量更直接迅速。

3. 文艺复兴的宗教心理意味

中世纪在很多方面延续了古希腊对音乐的解释与理解，教堂音乐理论一再申明音乐具有教化作用，强调音乐的理性含义而不是感性愉悦，波埃修斯就代表了这一观点，音乐不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心灵的和谐，这里所强调的是音乐的心理效果而不是当下我们所突出的愉悦效应，这种观点与古希腊的音乐观如出一辙，也可以说中世纪的音乐观与古希腊音乐的思想是一脉相传的。人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与宗教血肉相连，其目的是为颂赞上帝的荣耀，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的心灵感应要与神祗的旨意完全契合，这本身就具备了心理期待的效果。中世纪音乐中突出的神学意味是非常强烈和鲜明的，作为一种载体，是通向了解与祈求上帝的途径。文艺复兴是一个人类精神文明飞跃的时期，它超越了中世纪人们对宗教的痴愚。这个时期的人文学家们开始深刻反省宗教的真实含义，摆脱无谓的表面化崇拜，走向内心世界的神界醒悟。人本还原，其目的是寻求一种理想的人性，并不是消灭宗教，尽管中世纪的普世主义依然受到重视，但是灵与肉的对立不再像中世纪那样紧张。恶虽存在，但不能让它掩盖天地的美，这些观点与理论拉开了神与人与自然合理秩序的序幕，从神与人的二重关系走向神与人与自然三重关系的思考中，艺术作品开始出现表现自然的画面，当然这种现实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对崇高使命感的本质存在有任何的疑惑。音乐的表达出现了新的宽度与厚度，音乐家们开始探索如何用音乐描绘现实生活，诺斯坎通过音乐刻画教徒生活中的动作、甚至下跪，神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显密切。绘词法( word painting) 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心理上对上帝的崇拜不再渺茫而更加具体与实际，通过音乐与上帝沟通的期待就更高，复调的辉煌成为人们心灵展现的催化剂，宏伟壮丽的多声部音乐将俗世的繁杂切割，纯洁与崇高纵情而来，集体的心力超越了个体的心理需求与表述，戏剧性的表达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集体歌唱的音乐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表现形式，以人声为主的弥撒曲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同时，音乐家制造各种紧张的效果达到刺激观众的目的，尽管采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如节奏、音程、半音化等，但效果确实非常显著，这个时期人们特别注意音乐表现的善恶。宗教改革家路德更加注重音乐对人类的情感影响，而不是音乐的象征含义。这个时期的欧洲同样出现了一些所谓坏的音乐，一些音乐旋律被人们唱得有些和无所顾忌，因此路德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和熟悉健康的音乐，否则他们将走向堕落。你，我的朋友，让我把这些高尚、健康的、令人高兴的上帝的创造物( 音乐) 推荐给你。借助它，你可以逃离不体面的欲望和不良的团体。

4. 音乐的情感力量在巴洛克呈现

巴洛克时期提出的情感论则更加明确音乐与心理的关系。这个时期的音乐家明确地认识到，音乐能表现如何，而不表现什么。基于这个理论，出现气质与感情类型说，人类的心性、激情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出来的观点。音乐的目的首先是取悦感官，其次是使人动情、激发热情，从这个观点看音乐已经开始逐渐脱离纯粹的歌颂神的目的，从神坛走向世俗，开始注重人的表达。巴洛克的许多思想家、音乐家们对音乐的理解更加具体，这从他们对于人的情感的理解可见一斑，这种出于人性自发的有别于宗教的情，成为艺术家们的追求目标，探索音乐表达人的各种情绪成为音乐家的目的。德国著名学者、耶稣会的修士阿萨内修斯基歇尔如此描绘各种不同情感的音乐，忧郁的人喜欢深沉、稳定、悲伤地和声; 乐天的人喜欢歌颂太阳神、酒神的风格( 即舞蹈音乐) ，因为它是血气沸腾; 性急的人喜欢躁动的和声，因为他们的肝火旺盛; 好斗的人喜欢号角和鼓声，讨厌一切精巧纯净的音乐; 冷漠的人喜欢倾向于听女人的歌唱，因为女人的高音调，有益于他们的冷漠的心境⑤。这种描绘明确了音乐表达人的心性的基本准则，由此他们探讨研究旋律、音程、和弦、节奏的各种表现形式与情感表达的准确切入点。17 世纪初期的歌剧《奥非欧》的序幕中，旁白的女演员的开场白经常是这样的，我是音乐，能用甜美的声音抚慰任何受伤的心灵，显然，人们已经意识到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作用与含义，从表面看，这时期的音乐具有较高的娱乐性，已经具备一定的审美的实际含义和标准，但其实质还是从表面的愉悦中寻找音乐精神层面的功用。笛卡尔认为音响运动可以直接刺激人的某种生理性的内在构造，从而引感反应。尽管如此，他们也认为过多的集体的感情表达会削弱并干扰单纯的个体的感情，这成为巴洛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洛克以及古典时期的音乐( 宗教)更是对音乐的心理感应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提升，无论是器乐、声乐作品还是室内乐等等都体现出了作曲家、音乐家对音响的不断追求。19 世纪的音乐心理学考量的即是乐音与感觉的问题，也即音响与感觉的关系，是对已有的音乐心理的效应做归纳与总结，这个时期提出的情感论就是对已有的音乐心理的具体的认识和解释。蒙特威尔第的美学观同样赞同古希腊的音乐具有情感的作用，具有陶冶人性情的重要特性。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家同时也认为，情感力量的作用在不雅的音乐中也有表现，那些外国的妓奄奄一息的音符中有何伟大、高贵可言? 基督徒是否可以浪费那么多时光在虚荣上? 是否可以以满足感官为乐? 须知感官往往是败坏美德的奸细。 很显然，这时期的音乐观念与理解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如出一辙，即它有__好与坏两方面。亨德尔的《弥撒亚》最后一段的《哈利路亚》①中有一段呼喊式的歌唱，这种方式是自基督教产生以来就有的祈祷的方式，其目的是强化对教士们的教育，真正演出的时候，对哈利路亚的呼喊式的歌唱感染了所有在场的听众，甚至英国国王也起立与演员共同喊唱哈利路亚，其效果是难以预想的，激动振奋人心的场面是可以想象的，音乐达到了一种非凡的效果。这似乎是音乐有意的功能表现，在聆听与唱奏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种心理要求，而这种功能自音乐产生以来就有，其本质就是功能为主娱乐为辅。按照笛卡尔的说法即作曲家都应该是心理学家了，因为作曲家们都需要搞清楚生命灵魂的基本运动相对应的基本情感是什么，并写出那些与之相匹配的音乐就可以了，这就是常说的情感论。

巴洛克时期节奏的划分、小节线、符号等都基本成型，人们开始注意其中的规律，开始对音乐进行描绘，往往形容旋律是音乐的血肉，节奏是音乐的骨骼，表面简单的形容却也充分说明了一些问题。音乐就像人体一样充满了活力与生机，各种器官的相互关联犹如音乐中的各种要素互为作用缺一不可，不可太过快慢或者长短不均，其决定人身体的好坏也决定音乐是否具有很强的可听性，反之，也就不具备流传延续的品质了。在很多速度音乐中，速度设定为2 /4 拍每分钟72 拍是最常见的一种，也是所有人感到最舒服的速度，而这也是人的心脏脉搏正常跳动的律动值，也是休闲散步的基本行走速度，很显然这也是心理满足的节奏表现，它决定了体验者心绪的具体状况，所以速度使感情发生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感情只是不停地变动，永不停歇，所有音乐表达以它作为基础产生情绪或感情 。

调式调性的关系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巴洛克完成的，最终在音乐中强调一种主音与属音、下属音的关系，突出了主音的重要性与功能支撑的特点。在和声学的标记中，主和弦tonic有两种词性，名词词性含义为补药、主调音或基音，形容词词性为滋补的、声调的、使精神振作的，属和弦dominate ，主的、主宰的，统治的，这里，主的含义显然不是主要和弦而是具有上帝属性的，更加具有权柄的含义，词源于拉丁文，早期基督教晚餐或者圣祭礼被称为dominicum，词性上dominate 具有的功能更强大，更具主导的作用， tonic 只是一个名词而没有更多的词义。从这个角度看，主和弦应该用D 标记而不是T，当然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domini主的一切， tonic 的存在意义也没有了。下属和弦是subdonimate，次属的意思，之间TSDT 的回归关系，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一个循环的秩序过程既起点也是终点，这其中的心理倾向与向心力的含义往往被我们忽视了，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排列次序，强调与被强调的关系也正是西方文明秩序的再次呈现。此时期建立起来的调式调性，对主音的强调，从中也让我们感受到强大的宗教影响所渗透到的西方音乐文化的秩序理念中。这种秩序的建立显然是社会秩序的映射，音与音之间通过倾向性的走势，也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结构起初是二部的，并且大多是并置关系，到后来的A - B - A 其实是突出了A 的中心，只有这样人们在聆听音乐时才有一种满足的终结感，回归成为所有形式的法则。当然除此之外，巴洛克的思想家马特松②认为，音乐不是和声测量的科学，而是情感的艺术表达，即使器乐，也绝不应缺感情，这些观点的涌现，使音乐表达领域更加宽泛和具有高度，也可以说为音乐松了绑，器乐不能进教堂的历史从此结束。人们似乎从音乐表达情感的迷茫当中醒悟，也不再隐晦音乐表达情感的意义，开始大谈各种情感，似乎此时才真正认识到人的情感是如此的值得讨论和重视。心理注重的结果确立了普遍与可被理解的社会精神，正如巴赫所言音乐家的职责是感动心灵，这种理念在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中得以表现，比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他们的音乐就是以歌颂上帝为主的感染人灵魂的音乐。海顿的《创世纪》是对上帝创造世界的歌颂，同时也是人类对上帝创造世界的感激的真切表达，这也是大部分古典作曲家的共同追求。如果从音乐对聆听者具有显著心理与治疗功效的角度来说，莫扎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作曲家，这里笔者谈的不是他对音乐本身的各种贡献如和声、结构、旋律的优美等等。莫扎特的音乐能治__病似乎没有人怀疑，有评论说莫扎特是上帝给人类的最好礼物，通过他的创作将美好的音乐带给人类似乎也成为公认的说法。从这个角度看，也符合了基督教认为音乐来自上帝的说法。在我国的很多胎教音乐中，莫扎特的音乐被使用率是最高的。我们经常在很多专业音乐的评论中看到对莫扎特音乐这样的评述，旋律优美，节奏规律，和声协和，配器丰满，大致就是这样的语言来描绘他的音乐，而这也正是音乐秩序建立的重要条件，它的运行符合了人类对音乐的心理渴望，也使音乐满足了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心灵向往，透过这些美妙的音乐，人类可以感受到情感的美妙与世界的协和。《圣经》记载，在人类懵懂地认识世界的初期，上帝教会了人类如何生活，甚至人类的第一件衣服也是上帝亲手为人做的，如此看来，上帝不也充满了给予人类的情感吗?!同时，上帝是舞者之师，上帝也教会了人如何舞蹈。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轻视或者忽略这份来自于上帝的情感呢( 歌剧、清唱剧等的具有戏剧性特征的艺术作品中的情感表现与戏剧的张力，显然是对心理刻画的最好的手段) ?

5. 古典、浪漫的人文理想

18 世纪的哲学家们对音乐的思考更加深刻，阿维森认为正是音乐的独特品质唤起了社交和欢欣的热情，并抑制了相反的情绪作者非常明确的证实了音乐的社会价值，以及音乐所具有的治疗含义。它抑制了悲伤与消极的情绪，同时也证明了音乐可以成为人类社会交流的手段。马特松则更加肯定地认为音乐的道德性功能是非常突出并值得强调的: 这是道德训导的一个作用，完美的音乐大师自己必须遵守道德，这样他才能用他的音调恰当地表现美德与丑恶，以启迪他的听众爱憎分明。最重要的是，因为音乐的正确用途就是成为一门道德课 显然，音乐以及音乐的创作者首先应成为道德的先驱，这样才可以有好的音乐，人们的道德也在美好的音乐中得以成就，这种观点与古希腊的音乐社会功能如出一辙始终贯穿。舒曼也曾经有同样的观点: 道德的法则就是艺术的法则 。没有道德法则的限制与节制，音乐也是无序，没有任何无序的事物可以长久，而音乐的有序通过其唤醒某种良性的社会情绪的特殊能力也自然上升为艺术的层面，并且成为艺术中的艺术。由此，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根本用意从来就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表达形式在不断的适应着人类的各种感官的需求而已。可见，这里音乐并不是简单地对于音乐审美的认知的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以娱乐为表象，以功能作用为基础的道德秩序的心理构建，而秩序是这个世界存留下去唯一的法则与依据，正如音乐的形式意义绝不是万花筒般的形式组接和把玩，而是一种具有秩序、逻辑和意义感的句法结构。也就是说，音乐进行可以不依靠任何语义性的内容而具有一种前后连贯、协调统一的秩序，而这正是如奏鸣曲式等形式结构给我们的听觉所造成的总体的印象。奏鸣曲经历了自身的定型过程，成为目前音乐表达最完美的结构，其同样体现出秩序的特征，三部性的形式即音乐的情感性道德性秩序性的三重性过程，也是欧洲千年以来三拍子节奏、以及三位一体的形式表现。显然道德在其中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没有道德也谈不到秩序，换言之，充满了道德意味的音乐就得以永垂，甚或说永垂的是音乐不如说是秩序。显然音乐的道德功能在古典和浪漫时期更加浓厚和恳切。这种道德功能更加注重人的心理感受与音乐的关系。无论是器乐音乐还是声乐作品，对心理的刻画与描写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学者们理解和接受了音乐心理的实际现实，从哲学上明确音乐的功能性作用也即当音乐表现的作用添加到旋律与和声时，那么激情或感情就得到发展，音乐的全部力量就得到了体现。情感表现与心理反应最终和谐一致，成为一种特有的音乐效力，达到感染人的作用，正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给瓦格纳的一封信中提到的最最亲爱的朋友! 我被征服了我必须告诉你你给了我难以言状的欢乐。我满怀喜悦地飘然出世，呼吸到无限的天赐之福。但我又如何才能对你尽述我的狂喜?。这些充满了鼓励的言辞大大地激发了浪漫作曲家的创作，他们不再刻意为某一目的进行创作，而纯粹为他们认同的美而创作。音乐的情感表达在这个时期更加自由化，同时复古音乐的恢复工作也在圣塞西莉亚运动中得以进行，音乐出现了两种甚至超过两种不同音乐表达的路途，即对神性音乐的恢复与对人性音乐的深入。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我获得了一次美妙的音乐经历。圣日瓦__教堂( 巴黎) 的一些明智的祭祀试图恢复一些古老的宗教音乐，帕勒斯特里那的无伴奏弥撒简直就是奇迹。 显然，浪漫时期也是一个圣乐恢复的时期，但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种现象，似乎是以人性压倒神行的姿态带领着我们理解浪漫音乐与作曲家的创作，其实他们中的几乎每一位都创作了具有宗教含义的作品，并且态度明朗。作曲家柏辽兹对新的管乐器的出现有过这样的评述，这件乐器的野蛮之音恐怕只适合那些嗜血的德鲁伊教徒在崇拜仪式中的使用。显然作曲家认为这种乐器本身代表不了纯洁神性音乐的表达，或许是它的音色太过响亮，扰乱了教堂和谐秩序的音乐规律，让人兴奋和膨胀的缺少了秩序与和谐。贝多芬所有的作品可以说都能让人感到一种秩序与理性，因为他相信通过理性的作用，人类还是有自我振奋的力量，并不懈地宣扬这一信仰，说明了这个时期的音乐表达手段更加自由。

显然，音乐自有记载以来始终与人类的心理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基础上，这种关系从未改变，从这些实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认识到，音乐就是伴随着人类走向更加文明的未来的重要载体，完善人类心志发展的和谐与升华过程。音乐作为一种载体，伴随着人类心理的成长过程，完成了其他学科所不能达到的特殊效果。音乐的目的即是理性、秩序与和谐的过程。

西方基督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 音乐是最具感观和最性灵的艺术。我们生活的進程，是一个收拢灵魂的过程，因为在创世纪那天我们的灵魂散落于各处。而音乐可以帮我们辨别并收集遗忘的、失落的，或我们所不了解的自我。世上有两种力量爱与音乐爱不能使我们认识音乐，但音乐却能让我们更理解爱，让我们的灵魂与之共舞。

第6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关键词】专有名词；普通化

英语是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不断的从其他语言中吸收大量的词汇，自身的词汇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从英语专有名词普通化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以期找出其中的规律。

1、专有名词的概念

专有名词（proper noun）表示“个别的人、团体、地方、机构或事物的名称”（薄冰，19）。它的特点是特制意味强，指代关系紧密。具体地说，专有名词除复合专有名词及个别习惯用例之外，既不能与定冠词连用，也不能同步定冠词连用；同时也不能以复数形式出现。普通名词是表示物体或概念的总类的名称，但它不表示个别的名称或人名（潘若波，16）。专有名词的普通化指的是专有名词变为具有新的含义的普通词的过程，它属于词汇学范伟内的一种构词法。

2、词源分类

从词源学（etymology）的角度看，专有名词普通化的来源主要分为下列几类：

2.1专有地名。英语中有不少我们熟悉的词是由地名转化而来的。 Rugby（橄榄球），原为英国地名，那里有个学校叫rugby school，该校以玩橄榄球出名。中国的地名也有成了普通英语名词的。美俚中的shanghai（拐骗，胁迫）就是来自地名上海。19世纪有些专跑旧金山到上海航线的远洋商船，它们离开上海之时，常拐骗一些中国人到船上当苦力，到旧金山后又把他们卖了。这种行径在美俚中称为shanghai。Shanghai也就被赋予了“拐骗、胁迫”的意义。

2.2人名

2.2.1科学家或发明家的名字。某个科学家在某一学科有所成就，他的名字就有可能在此学科中留下来。例如watt（瓦特），pasteurize（高温杀菌），hertz（赫兹）等。发明家的名字转为发明物的名称，或因某人首创某物而成名，后转化为普通名词。很多人爱吃的sandwich就出自Sandwich伯爵。此人原为一个赌棍，为了在赌博时节省时间，叫佣人替他切面包片夹肉充饥，sandwich由此得名。

2.2.2政治家或政客的名字。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或因丰功伟绩，或因臭名昭著而使其名字见于历史经典中，有时这些名词还被语言词典收录而成为普通名词。如：Chauvinism（沙文主义），起源于法国拿破仑一世手下的Nicolas Chauvin，他盲目崇拜拿破仑，狂热支持拿破仑的对外侵略战争。拿破仑失败了，他还效尽愚忠。后人就用他的姓氏来指 “本民族至上的好战狂热”，现指“不讲理智，妄自尊大”的思想情绪。

2.2.3神话人物的名字。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一些神名或人名也转化成了普通名词。Echo（回声）这个单词就是由希腊神话中一个半神半人的少女Echo转变而来。有一天她故意缠住赫拉，喋喋不休地说话，转移了赫拉的注意力，宙斯乘机到别的女神处作客。赫拉大怒，惩罚Echo使其只能重复所听见的词句。Echo也就成了今天的“回声”。

2.2.4经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名字。小说中描写的某些著名人物，因具有明显的性格特征，转指一般的人。Don Quixote意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理想主义者，狂热侠义的人，源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Don Quixote。

2.3商标名称。Moxie意为“精力”，“活力”，在体育运动中常用。此词源于一种不含酒精的软饮料Moxie，因独特的冲鼻酸味而出名，Moxie正是取它这股“冲”劲。这样的词还有Xerox（用静电印刷术复制），Kodak（小型照相机），Vaseline（凡士林）等。

2.4文学艺术中的名词。Catch-22是美国作家Joseph Heller写的一本小说，意为“a paradoxical Air Force rule by which a pilot is considered insane if he keeps flying combat missions without formally asking to be relieved；if，however，he does put in such formal request，he is judged sane and may not to be relieved”.作为一个普通名词Catch-22指“a problematic situation for which the only solution is denied by a circumstance inherent in the problem or by a rule”.

2.5国名。专有国名和其他词组合构成别有新意的词语。如from China to Peru天涯海角，Dutch courage酒后之勇，English disease软骨病，take French leave不告而别。

3、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演变方法

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演变方法有转类、加缀、逆生等。专有名词经过逐步演变，语法功能大多有变化，由单一的名词转换为动词、形容词等。词义也随之扩大。

3.1转类（conversion）

转类是原有的名词不经过任何改变转变为其他词类。

Boycott意为“联合抵制”，可用作动词。源自十九世纪爱尔兰房产王 Captain Boycott.由于他残酷虐待佃农，佃农们联合起来拒绝帮他收割。后用该词表示“联合抵制”和“拒绝购买”。现在该词还可作动词，指进行此类行动。

3.2加缀（affixation）

3.2.1加名词后缀变为普通名词

加-ian：lesbian（女同性恋）出自希腊lesbos岛，据说该岛的女子多具同性恋行为。

加-ism，-ist：narcissism（自我陶醉，自恋）出自Narcisus，他长得漂亮，爱上了自己的影子，意为“自我陶醉者”。

加-ia：常表植物，magnolia（玉兰）源于法国植物学者Mangnol.

3.2.2加后缀-ize变为动词

Bowdlerize（删改）源自Bowdler，英国十九世纪初一位编辑，出版过严重删减的《莎士比亚集》。

3.2.3加形容词后缀变成形容词

加-ish：micawberish源出小说David Copperfield 中的人物Micawer，此人充满幻想，用来表示“乐天派的”。

加-ic，-ical，-al：titanic（巨大的）出自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Titans.

3.3逆生（back-formation）

Bant（节食减肥）来自加拿大医生Banting，他发明了节食减肥法，人们把banting借来指此疗法，后来又把词尾-ing去掉，逆生出bant作动词。

英语中由专有名词转化而来的普通名词不多，但非常有研究价值。它们多数与英美社会背景、风土人情及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搞清楚来龙去脉，就可以识其源而知其义，有助于我们记忆词汇，加深理解发展历史和西方文化，从而真正掌握英语的精髓。

【参考文献】

[1]薄冰.英语语法手册（修订第三版）[M].商务出版社，1984.

[2]潘若波.谈英语中专有名词的非专有化[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1998（2）.

第7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打造体育强国的核心是打造体育文化强国，而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打造体育文化大国，则是实现体育强国理想的必由之路。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体育强国，在对儿童进行体育教育时，都是在少儿阶段就开始对其进行体育文化熏陶。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向球王贝利颁发“终身成就奖”时指出，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体育自身的文化价值。现代竞技体育运动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源于古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推崇人的力量，认为人具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征服世界。①

我国当前正处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文化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文化传播关系到中国体育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应结合我国体育媒介改革的实际，探求体育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与不足，创新体育文化传播机制，促使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国家对体育运动的重视，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竞技体育的发展更是举世瞩目。但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1.体育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路径比较单一

当前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播还停留在大型体育盛会上，注重的是各种赛事的转播，对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与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还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弘扬。②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播放各种竞技新闻与体育赛事，在近几年才有了养生节目的盛行，但也是良莠不齐，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社会效益。同时，各种体育文化传播往往在大型比赛结束后就转入了低潮。

2.体育文化传播结构不合理

当前，中国的体育文化传播资源过于集中，除了央视体育频道之外，其他频道仅播出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或者体育名人的花边娱乐新闻。肩负体育文化传播重任的主要是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而内容也多是以乒乓球、排球、足球等竞技性体育比赛活动为主；地方电视台则多以养生节目为主。这种体育文化传播只是满足了部分体育爱好者的需要，弱化了体育的社会功能，导致体育文化传播被媒体化。同时还造成了乒乓球、排球等热门体育项目被人们热捧，取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铅球、冰壶以及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不断边缘化，体育活动发展形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

3.金牌至上的竞技体育传播观念占据主导地位

当前中国的体育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支持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典型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竞技体育模式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带来了体育发展的异化，导致群众性体育运动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严重滞后。而媒体在体育文化传播中忽略了基本的社会责任，陷入了低俗、庸俗的怪圈，甚至制造假新闻、夸张报道等，使媒体失去了基本的良知。③

由于将体育文化界定在一般的传播内容上，而忽略了体育文化的独特内涵，使我国体育文化传播还处于被动的局面，还未能真正把握体育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以技术体育为主导的体育大众传播，忽视了体育传播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对受众的体育文化认知形成了错误的引导。

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困境的化解之路

按奥运会金牌数或奖牌数来说，我国是当之无愧的体育强国，但是就我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要成为体育强国，就必须让更多的人认同中国的体育文化价值，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和美、中和”的体育理想与“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有机融合起来，形成新的中国体育文化。④结合我国实际，应建立政府主导的体育文化传播机制，同时应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发挥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作用，使各种媒体相互协调，形成战略分工。

1.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

大众媒体是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而体育价值观是体育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体育行为方式。体育价值观是在社会体育文化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与体育文化传播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大众传媒对体育的参与深度影响着现代体育的变革，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应以市场机制为基本手段，以愉悦大众为目的，推进体育媒体传播制度化。在体育文化传播中，应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价值构建功能，以体育运动为载体，以媒体传播方式为手段，大力宣扬自由理性、公平竞争、拼搏进取的体育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体育价值观念，将体育文化融入大众的精神世界之中。

在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发挥好体育传播的文化传承功能，推动体育文化向纵深发展。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正确理解与传播先进体育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体育媒体可以将体育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促进不同体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推进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2.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消费是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体育产业是体育运动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体育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为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像NBA、F1等赛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其体育品牌的消费。体育文化产业的兴起不仅有助于体育文化的传播，还能培养起新的体育文化消费群体，进而引导社会的体育文化意识。⑤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产业化成了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体育产业也成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应发展各类体育赛事、职业体育联赛等，以此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培养群众体育消费习惯，传播体育文化，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可以发展体育旅游业、体育俱乐部、体育制造业等与体育相关的产业，促进体育文化的普及。

此外，国家应在政策上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给予支持，提升民族体育文化的竞争力。针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短板，在组织设置、活动形式、时间场所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甚至直接的经费支持。同时，应调整国家体育文化产业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体育文化传播领域，推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综合开发。

在文化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的体育文化传播应坚持“以人为本”，将普及与提高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受众健康向上的体育价值观念，推动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体育文化的传播应该走大众审美路线，通过体育文化传播愉悦身心、传承文化，推进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徐本力：《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强国、大众体育强国内涵的诠释与评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②曹婷 张洁：《谈媒介形态对文化发展的影响》[J]，《青年记者》，2012年3月中

③韦魏 杨静：《媒介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异化》[J]，《青年记者》，2012年3月中

④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8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　影响

作为前现代时期的先进大国，中国的农业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并曾经一度成为许多国家争相仿效的楷模，其社会内部也曾萌发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西方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曾经预言，中国将是首批迈进现代化之列的国家之一。但是,当西方世界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掀起现代化浪潮之时，这时的中国却依然夜郎自大、封闭保守，并渐趋衰落腐朽。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学者为这个中国历史发展之谜发表了许多仁仁智智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阻碍是其中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期熏染出的保守心态，影响了政府的决策，阻碍了现代化的启动与进展。现代化需要具有现代性取向的政治文化的大力支撑，尤其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初期，现代文化短期内大量输入，必然导致与传统文化的剧烈冲突，带来价值困惑及价值真空现象，甚至造成社会混乱。政府在进行现代化动员时，必须使用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但又必须进行现代文化的移植，在二者的取舍程度上政府又面临着两难窘境，当朝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缺乏世界性视野与危机意识，在彷徨中错过了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良好际遇。

一、中国早期现代性因素的滋生

中国在前现代时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一度是世界各国争相模仿的楷模。尤其当欧洲中世纪末期，其社会精英企求文明振兴时，对中国备加推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文明中心而倍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悠悠2000载，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19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无法比拟的[1]。这是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先进的文明比较公正的评价。

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滋生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到宋代已经接近“亚现代”的水平。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精密的专门化和职能区分，并由职业官僚遵照高度理性化并有案可稽的成规及先例进行管理。在很多方面中国非常具备向现代转变的条件[1]186。在经济结构中，货币的广泛使用，具备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十分频繁，个人具有流动性选择职业的自由，这些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性因素。在社会整合方面，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成就取向的社会，创造了一个具有秩序性的社会环境。由于不存在等级农奴制或长期世袭的贵族制，中国社会形成了流动性的社会阶级制。社会的城市化程度也很高，在1800年前后，世界上只有十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万，其中的六个就在中国，这六个城市共占中国人口的5%-6%[1]193。在文化教育方面，罕见的民族高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向全国颁布政令的网络拥有共同的价值信念都是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有利条件。所以，罗兹曼认为：“从现代纪元发轫之初的情形来看，似乎除去欧洲诸国及其繁衍地之外，倘使有哪个国家将走向现代化的话，那无疑就是中国”[1]。

然而，作为前现代时期世界楷模的中国，在近代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依然盲目陷于传统政治文化熏染出的保守心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崇古主义”的桎梏，封闭保守，阻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与进程。

第9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范文

一 “美学”是什么

任何一个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业内人士对学科研究对象有基本的认同，构建一个共享的学术话语空间。但是当我们回顾并考察中国美学近100年走过的历程时，不得不指出，就中国美学发展现状看，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个在学术研究领域最为起码的要求，如果说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们在“美学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应有的共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许多因素影响着中国美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美学研究领域充满了误解。所谓美学包括“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三大类对象的说法，由此再生发出来的关于所谓“科学美”的讨论，以及以这三个方面或四个方面对象构成整个美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构想，至今还充斥于各种各样的美学教科书。我们每年都能读到许多其实与“美学”这门学科并无多大关系，却藉“美学”为名的著作论文，这些文献以十分认真的态度研究“美”（漂亮）的本质以及它的制造方法。更令人遗憾的是，像这类与表现为某种理论形态的人文学科——美学（Aesthetic）毫无关联、与艺术与审美这一特殊精神活动毫无关联的文献，经常可以很轻易地混迹于美学界以及一些本该地位很高的学术杂志、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学术文献索引中，加剧了美学研究领域的混乱，使得美学作为一门完整而独立的学科更难以成型。

当然，中国美学发展历经百年而学科定位尚未完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中国美学确立学科定位之步履艰难，首先，或许是因为“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学科定位方面本就包含了与生俱来的困难。 美学究竟是一门研究艺术理想或艺术思维的学问，还是一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美（漂亮）的学问，换言之，所谓“审美活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类活动，一直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可以说，这种含混不清远远不只是中国美学遭遇到的问题，当欧洲美学家把柏拉图（或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看成是他们最早的先驱时，其中多少也包含有类似的含混。然而，自从使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真正成立的奠基之作——德国十八世纪鲍姆嘉通的《美学》问世（1750年），此后一些年，与现在我们称之为“美学”的这门学科有关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博克发表于1756——1757年的《论崇高与美》，更使美学得以超越了狭隘的“美”的研究领域。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最迟到康德《判断力批判》与黑格尔《美学》出版的时代，至少在欧洲，美学已经不再是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美（漂亮）的必定会人云亦云的讨论，而已经彻底转向艺术理想与艺术思维这些有可能建立学科规范的、有关感性和艺术的、更深入地说是关乎人对世界的某种特殊把握方式的研究。至于西方美学此后的发展，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和分析美学，更是非常清晰地远离把美学当作一门研究美（漂亮）这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视觉感受的非学术研究，这些美学理论“不是对美是什么作讨论，而是对人如何审美作讨论。美的本质，美是什么这样一些一直作为美学的最根本主题被放弃了，或者按现象学的说法被悬搁起来。”［①］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暗示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点——尽管许多美学家都同意在古希腊，“美”是艺术的普遍理想，然而，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美”，就像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真”与“善”一样，恐怕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有将真、善、美这样一些概念从日常生活层面上提升到形而上学层面，使之成为具有特殊含意的、关乎人与世界关系之本质的哲学范畴，才有可能出现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这样一些哲学的分枝。 要研究与考察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它并不是像西方美学那样，从其自身内在的审美意识演变史与艺术发展史的学术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美学在西方发展了150年左右才传入中国，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文学者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在中国古代堪称发达的人文研究领域，比起逻辑学、伦理学之类的哲学分枝，它更难以找到确切地相对应的学科。所以，美学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并且成为像今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研究者的人文学科，必定要有所承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美学所承继的，并不只是从鲍姆嘉通开始，以康德、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欧洲近代意义上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美学。实际上，早到古希腊，迟至叔本华、尼采甚至更晚近的西方美学家的著作与思想，都以共时性的形态进入中国，同时影响了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那些先驱与后来者。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美学史都是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而不是从鲍姆嘉通开始的。由于从古希腊直到尼采这样一些极其不同的思想家的美学理论同时传入中国，我们并不容易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艺术理论与那个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样，也不容易认识到，与近代美学更接近的，并不是古希腊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比如说《柏拉图对话录》里的《大希庇阿斯篇》和《会饮篇》），而恰恰是他们那些可能并不提及“美”的、有关艺术（诗）的讨论。从这里，我们可以达致对中国美学内涵混乱的一种善意的解释，可以认为，这种混乱是由于人们不分轩轾地接受了那些实际上大相径庭的欧洲经典文献，而这又是一种虽不合理，却很合情的现象。

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中国美学所继承与接受的西方理论资源本身的复杂性。正如人生中许多巨大的不幸可能肇始于一个很小的失误一样，中国美学的不幸是，最早将发源于欧洲的“Aesthetic”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学者，套用了日文中的“美学”这个名称。至少在中国，所谓“美学”这个术语不是从“Aesthetic”直接翻译过来的，从表面看也没有它原初包含的“感性学”的意思，“美学”这个称呼虽然不能说与西方美学所用的“Aesthetic”这个词语全无关系，但毕竟它在字面上所表达的那种意思，与“Aesthetic”基本上是两回事，与美学在近现代的表现形态更完全是两回事。

“美学”这个名称无法准确地体现出“Aesthetic”这一学科的形成历史，反而有助于导致误解。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论述受到的特殊关注最能说明问题——古希腊哲学是欧洲所有人文学科的渊源，而像柏拉图这样一些古希腊哲人有关美（漂亮）和艺术的思想经常是犬牙交错的，对于学科创建时期的中国美学而言，其中那些有关美（漂亮）的思想虽然与鲍姆嘉通以后确立的美学相距很远、却又确实充满智慧和魅力；对于许多从一开始就误解了美学研究对象的人来说，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睿智，远远比黑格尔诘屈聱牙的论证更易于接受，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学，当然会成为一门很可疑的学问。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还遭遇到特殊的不幸，那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除了接续着欧美学术传统，几乎同时还接续了裹挟在中的苏俄美学传统，像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就是生活》［②］这样一部逻辑混乱的小册子，却缘于其拥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成为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不容置疑的经典。中国美学是在苏俄意识形态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这一特殊背景下成熟起来的，尤其是40年代直到70年代中叶特殊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著作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他在美学领域的实际贡献，相当多的美学研究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传播了“车尔尼式的美学”。在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这一强有力的干扰，整整影响了几代人，车尔尼的帮助，至少使得对“美学”这个名称望文生义的理解，获得了权威性的支撑。［③］

美学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在中国，这门学科并没有经过一个大浪淘沙式的逐渐规范化的过程。过多而又相当芜杂的理性材料一涌而入，在西方美学演进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思想与思想、范畴与范畴在承继变迁之中渐次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重现。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这样范围相当广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不是可以通过其在欧洲美学史上的重要性来衡量的，某些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未必就受到国人的重视。当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欧美、苏俄思想家繁复多样的美学观念、汗牛充栋的美学著作同时传入中国时，人们很容易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各取所需固然是一个方面，相当多西方思想家的前美学著作很容易被误作为美学著作，甚至被当作美学经典著作则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立足于这个非常混乱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内涵的混乱与不确定，可能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美学这一先天不足的特征，决定了蕴育着中国美学的那些思想资源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资源。然而，美学研究对象的含混不清，还有内在的原因，那就是相当多的研究者，至今仍缺乏研究美学所必需的历史方法与历史视野。 人类的审美理想是不断演进的，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理想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因而，不同时代的美学所研究的内容，也就必然出现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美学，如果不能从艺术与人类审美活动历史发展变迁的角度把握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美学这样一个特殊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人类审美理想的演进史上，对于美学这门学科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崇高”作为一个重要美学范畴的引进。如同鲍桑葵所说的那样，在审美理论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把古代人的基本理论看作是近代人包容赅博的概念的基础”，然而自从博克和康德把“崇高”这一革命性的、与传统意义上的美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作为基本范畴，引入到美学研究领域之后，“美的”和“美”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包容性。鲍桑葵是这样叙述美学史上这一重要事件的：

随着近代世界的诞生，浪漫主义的美感觉醒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自由的和热烈的表现的渴望，因此，公正的理论已经不可能再认为，把美解释为规律性和和谐，或多样性的统一的简单表现就够了。这时，出现了关于崇高的理论。最初，它的确并不是在美的理论范围之内出现的。但是，接着，关于丑的分析也出现了，并且发展成为关于美的理论的一个公认的分支。结果，丑和崇高终于都划入美的总的范围之内。［④］

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尤其是在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西方古典美学时期，艺术以及与艺术欣赏相关的审美感受集中在狭义的“美”的时代，欧洲社会普遍的艺术理想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美”（漂亮）之间才具有特殊的同一性。而美学恰恰出现在浪漫主义艺术理想之时，出现在人类的艺术理想超越了“美”（漂亮）而进入更广义的、包括崇高和丑在内的更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的时代。虽然很难说是由于人类审美需求与艺术理想的丰富化，才推动了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但美学这门学科诞生的背景，确实是欧洲主流社会审美观念出现从纯粹的“美”向着崇高、丑等等更具现代色彩，也更丰富多样的审美理想演变的特殊时代；由于美学产生在这一特殊时代，它又被视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能够认识到人类艺术与审美理想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研究者们就不至于对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普遍化的误解。 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如同美学诞生于欧洲审美理想出现重大变异的时代一样，美学传入中国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人的普遍审美理想产生巨大变异的时代，虽然这种变异具有外来文化移入的背景。如果中国的美学研究者能够体会到这一变异于美学的意义，把这门学科的研究真正集中在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范畴之内，能以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这一特殊的思维方法为核心开展研究，那么，中国美学也完全可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困难显然在于，中国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普遍接受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相当多的研究者深信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的美、审美以及艺术规律、美学理想拥有某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规律，惯于从静态的角度界定美和审美。这一现象不仅导致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涵遭致普遍误解，同时更表现在一些重要的美学基本范畴遭致的普遍误解，将那些重要的美学范畴视为静态的、凝固不变的范畴的现象，在美学研究文献中在在可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美学范畴是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运动中产生的，范畴的发展既是逻辑的运动，也是历史的运动，那么，美学范畴就不仅是一个逻辑范畴，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美学原理和美学史包括美学范畴史的著作中，往往对美学范畴的流动、发展和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把美学范畴仅仅看成逻辑范畴，而忽视它也是历史范畴的情况，不仅在我国美学研究中存在，而且在别的国家如苏联美学研究中也存在。［⑤］

而中国美学存在的这一缺陷在研究持续进展中的阻滞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估。

当然，即使就欧美学术界而言，美学也没有像物理学、逻辑学之类学科那样极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涵。但至少，当美学这门学科被引进到中国时，有关美学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从美学诞生以来，在欧美学术界已经有近两百年时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而我们在发展这门学科的过程中，这一问题甚至都没有真正受到重视。至今我们或许只能叹息，抱怨当初人们选择“美学”这个词来翻译“Aesthetic”这门学科是一个错误；但是，既然这个学科名称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重要的就不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改变这门学科的称呼，而是建立学科本身的学术规范。假如说美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至少就要使美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一门有相对明确研究对象的学科，而从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这决不仅仅是美学研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所致，还有更深层的理论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21世纪的中国美学所需要致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二 美学民族化的可能与前景

尽管中国美学已经走过了100年历程，从学理的角度说，“中国美学”这个短语的含意恐怕还有待于厘清。在某种意义上说，近100年的中国美学更多地是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从这个角度看，且不谈那些尚处于业余水平的有关“漂亮”的研究，即使从中国美学发展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以及发展前景看，仍然有某种尚未被学界普遍、清醒地意识到的潜在危机——已经走过上百年路程的中国美学，至今没有找到很好地利用民族美学资源的途径；本民族的美学资源，虽然近年来不断得到发掘，但要说它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估价和认识，也许并不夸张。即使是在中国美学已有百年历史的今天，“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中国”之间巨大的鸿沟还有待于认清，而美学的民族化，仍然是需要众多美学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理想。 当然，类似的问题远不止于出现在中国。事实上，即使是曾经担当了西方美学输入中国之二传手的日本，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美学领域，而日本民族颇为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艺术经验，与美学研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疏离。美学研究者们不应该默认这种疏离。美学是发源于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因此，它无论怎么发展，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假如美学是一门跨文化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的最终目标是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寻找并抽绎出世界各民族在审美领域与艺术领域共同遵循的某些规律，那么每个民族都有责任、有义务——尤其是非西方民族更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发掘本民族的艺术与美学资源，在虚心地接受与继承西方美学的丰富遗产的基础上，用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丰富全人类意义上的美学，使美学更像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美学的民族化之所以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缘于人类文明的丰富内涵与西方思想的局限性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各民族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都发展出了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都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了艺术创作与欣赏能力；然而，虽然各民族的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以及艺术的发展的互相交流并不罕见，但无论如何，不同民族在审美取向与偏好上，当然也包括艺术的表现手法以及风格上，都必然表现出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民族特点。既然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对我国30年代以后的美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等苏俄美学家，直到构成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主潮的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等都是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通过对西方人的审美经验的抽象与总结发展出他们的美学理论体系的；尽管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的军事与经济扩张就波及到了世界上相当广阔的区域，但是直到“二战”前后，非西方的文化也一直没有以其本来面目进入到西方美学家的视野之中。如果说美学应该是对人类审美意识及审美活动整体上的哲学考察与总结的话，那么，仅仅凭西方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活动历程，是否足以抽绎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与美学理论？或者说，如果我们可以将美学视为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对无数人类个体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把握，那么，仅仅通过对欧洲人的审美活动与历史的考察，能否达致某种适用于人类整体的美学理论，也就非常值得怀疑。 因为人类文化具有共性，所以美学尽管是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却也能够被引进到东方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被用以阐释中国的审美现象与艺术；然而，也正因为人类文化还存在个性，所以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将如何包容和帮助我们解读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尤其是包容凝聚着中国漫长的审美历程之精华的传统美学观念，也就成为美学能否很妥贴地“嵌入”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关键。 无论后来者如何试图从中国先秦以来漫长的思想长河中寻找传统与民族的美学资源，但是，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作为一门因其具备独立性也因之同时具备了渐次走向成熟的可能性的学科，无疑是从王国维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开始的；正如王国维很顺理成章地将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应用于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一样，美学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能够不断地从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可应用性上，获得它前进的动力。百年来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撷取现成的答案，来阐释中国艺术漫长与复杂的历程，以及阐释这个历程中暗含着的规律。我们甚至将欧洲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艺术流派当作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以它们的互动关系来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也在美学教科书中加入了不少中国艺术的例子，这非但不是美学的民族化，而且更意味着美学家们事实上是在将中国的审美活动史看作是世界美学中的一个具体个例，是在用中国的审美活动史印证着西方美学的全球可应用性。

这就是说，自从西方美学被引进到中国之后，所谓“西方美学”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美学家们视为“西方”的美学，而实际上一直是被视为“世界美学”的。这就决定了在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虽然出现了不少具有创见的美学思想成果，中国漫长的美学发展史中所积淀的丰富而独特的美学思想，却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到今人构筑的这些美学理论框架之中。甚至像“意象”、“意境”这样一些从汉魏六朝以来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据了极为核心的位置的范畴，在各种各样的当代中国美学体系中，也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周来祥以“和谐”这个浓缩了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概念作为他美学理论与美学发展史的元范畴，这个以“和谐”为基本范畴的美学体系，在利用民族美学资源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但是即使是在周来祥的体系中，对“和谐”的解释却仍然是康德和黑格尔式的，“和谐”这个民族色彩很浓的美学范畴，依然被放置在以黑格尔式的思维方法构筑的美学体系里，从而流露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痕迹。［⑥］夏之放曾经建议，应该“用审美意象作为文艺学体系的第一块基石”，［⑦］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看到基于这一范畴建构的、为国内美学界及文艺理论界公认的体系，更没有以此为基础的美学教科书。美学家们在处理民族化的美学材料，尤其是在处理中国古典美学中那些最常见的概念和术语时，经常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两难境地，在很多场合，也就不得不在体系的完备性与丰富的民族审美材料的运用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

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更显得非常之微妙。如前所述，中国的美学研究是在美学从西方引进这一背景下得以开展的，所以在美学发展之初，人们较少注意到中国本土的美学思想史的发掘。20世纪中国美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从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到李泽厚、蒋孔阳、周来祥等人，其主要成就即使不全是介绍引进西方美学思想，也多数是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基础建构其理论体系的。但是，美学的发展必然会刺激研究者们从单纯地引进与接受西方美学思想，转而寻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美学思想果实。近百年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已经波及到从老庄、孔子、《易经》等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与著作，到晚近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这样相当广泛的范围，足以充分说明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已经非常关心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体验以及艺术活动中的美学规律。然而这一研究，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中国古代某个美学家具有与西方著名美学家相同或者相似的某些观点，停留于说明或证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伟大的美学家与深刻的美学思想”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本该通过这样的研究，从中国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的审美理想及其发展过程中，探索和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符合民族精神的美学史学科。

但是至少到目前，我们在这一领域所能见到的最多的研究，依然是在用西方美学的观念直至美学术语，来“翻译”中国古典美学；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用西方美学观念解读中国古典美学论著的现象。中国美学史几乎就成为西方美学史异样的翻版与重演，各种理念出现的时序或许略有不同，但似乎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审美与艺术领域所关注的都是一些相同的问题，并无二致。学术的发展总是由一些基本范畴、

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关键问题的探讨推动的，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像“形”与“神”的关系等等具有民族特征的问题日益深入的讨论，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推动着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汪裕雄既准确又言简意赅地指出，正是“重意象、尚感悟的思维传统”支撑着中国审美与艺术的辉煌：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将意象作为自己的中心范畴，围绕审美意象的创造、传达和读解，衍生出自己的审美原则。《诗》之“比兴”，建基于物类相感、触类引申的《易》理之上，正与“易象”相表里。《骚》之“发愤抒情”，倚重庄学的“逍遥游”理想，强调主体备受压抑的内在动力，在推动艺术家诉之于意象，向超越境界升腾远举。经过魏晋玄学的洗礼，诗骚两大传统在六朝之际相互融贯，“即目所见”直指“象外之意”，有限的眼前景物直通无限的人生体验，在唐代演为“境生于象外”的意境说。意境说远非有人所论，是源于佛教的另一系美学，它只是意象论的延伸与拓展，即强调意象必须向形而上境域超越。这种以意象为中心的美学及其支持下的审美实践，反过来又强化、深化着民族的思维传统。［⑧］

既然如此，如果中国美学史不是从这样一些具有民族特点的基本范畴和关键问题出发，不同民族在文明发展历程中思维的巨大差异，审美取向上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得到有理论意义的解释，也就不可能从中国漫长的艺术与审美发展史中寻找到源于它自身的发展动力；从先秦迄今中国文化中蕴含着的丰富而又独特的审美经验，没有得到历史的总结与解释，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这一丰富宝藏，也就很难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开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像这样一些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被当代美学家自觉地运用于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可能超越西方审美与艺术经验的、更具全球性的美学理论体系。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存在困难的，因为哪怕是最基础的工作也还有待于开展，中国古代美学资源拥有的诸多审美范畴还远未得到足够系统的清理，如同封孝伦指出的那样：

中国古代由不同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提出的范畴太多了，哪些范畴历史价值较高，哪些范畴较低，需要作出挑选。挑选的标准和原则又是什么，这一点不确定，范畴的铺排陈列不但芜杂，而且很随意，有无历史价值让人怀疑……这恐怕……是所有研究中国古典美学史的人面临的共同难题。［⑨］

最近一些年，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中国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大量的审美事实揭示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许多本质性的差别。这样的研究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西方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发展史并不能替代人类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与发展历史，而即使西方美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一个无法忘却的参照系，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以西方的美学来解读中国的艺术创作及发展历史的研究模式，以及用中国的美学证明西方美学的全球有效性的研究方法，确实应该清理和扬弃；通过美学与艺术的跨文化交流，推动世界美学的发展，才有可能使中国美学的研究，以及美学的民族化获得跨文化的意义。

提倡美学的民族化，并不意味着要采取排外的文化态度，因为民族化正该是二战以来兴起的文化全球化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化与全球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就失去了所有价值，而所谓全球化就必然变成西方化。因此，美学的民族化之成为当务之急，恰恰是出于全球化必须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考虑，唯有从全球化的角度，才能够发现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过于西方化的美学本质上的局限性。

然而，在这个文化发展水平与影响力极不平衡的世界环境里，包括美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民族化，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中国美学亟需解决的众多问题当中，最具有时代意义但也最困难的问题。

三 审美文化与美学的第三种可能

美学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研究，更不用说，其研究结果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因此，有关美学理论以及美学著作的存在方式，多少也算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目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渐渐显得重要，是因为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以及探讨中国美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的走向时，已经不能忽视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研究方法与表达形式的多元化现象。无论是就目前仍然居于无可争议的主流地位的欧美国家的美学研究而言，还是就尚处于成熟过程中的中国美学研究而言，当代美学研究与经典美学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而种种区别之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随着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等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审美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美学研究中一个迅速崛起的新领域。

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多种学术层面上的可能性。而且从美学传入中国伊始，这多种可能性也就同时展现在中国学人们的面前。当王国维在20世纪初叶几乎是同时尝试着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用中国传统的诗话的方式评价中国古代诗词，写作《人间词话》时，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在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开创美学这门新学科时，所用的方法也极具象征意义。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止于这两部篇幅不大，内容多少有些杂乱，也很难说具备必要的理论系统性的著作开拓性的价值，还在于通过王国维颇具探索性的研究，使得中国美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将在整个20世纪渐次展开的它所可能具有的三种最主要的形态。这三种形态其实也意味着美学的三种存在方式，三个层面的人类价值，代表了它的三种主要功能。它们分别是作为哲学或曰形而上学的美学，作为艺术理论的美学，而它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功能，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那就是它作为一种人文读物的存在方式与功能，这种存在方式与功能确实是超越学术层面的，然而，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进程中，它使美学成为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手段的价值，却日益凸现在学术领域。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把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与生命哲学相关的对象加以研究，同时也使得“悲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获得了它超越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意义。如果说概念与范畴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最起码的前提，那么，从日常生活语言中抽取出具有特定学术所指的概念范畴，或者说赋予某些日常生活语言以某种学术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某种特定的学术话语，就成为一门学科的奠基者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当然，王国维远远未能完成这一工作，他甚至都没有能够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为后人们公认的名称，在他的著作里，“美术”这个词更多地被用来指称我们今天所常称的“美学”。但毕竟王国维已经自觉地开始从事对于艺术的形而上学研究，并藉此深入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最本质的那些问题，自觉地接续着从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传统。

从艺术理论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试图揭示中国传统小说戏剧和诗词特有的结构方式，并且把它放在世界文学艺术这样的整体背景下加以研究评价，并且努力为文学艺术建构理论规范。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文艺美学层面上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评价艺术对象，而且更是在品评这些古典名著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艺术理论话语。这种艺术理论话语既不是只着眼于纯粹技巧层面上的，也不是只注目于艺术与人生（包括政治）密切关联的现实层面上的；它所着眼的，主要是人类深层的艺术感受与艺术思维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比起同时代的其它人都更像是一位真正的美学家。

虽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形而上学与艺术哲学价值（当然，也许可以说，《红楼梦评论》更偏重于形而上学，《人间词话》则更偏重于艺术哲学），然而，《人间词话》无论就其在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还是就其受公众欢迎的程度而言都要远远大于《红楼梦评论》。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红楼梦评论》在运用叔本华理论时多少显得有些生硬，远不如《人间词话》那种感性化的评论可以允许作者挥洒自如，容纳进作者的连珠妙语；另一方面，《人间词话》采用了与理论著作截然不同的特殊写作方式，更是一个重要原因。也许这才是《人间词话》的美学意义与影响力之所在。如果我们可以认同《人间词话》这样一种形态特殊的美学著作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同意，与其说它是形而上学或艺术哲学，毋宁说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文本，而这种高度感性化的批评文本的美学价值，正是需要讨论的。

在整个20世纪，文学艺术批评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世纪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批评的时代”。推究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当然与教育的普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近代大学所推崇的研究方法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智力活动范式，使得理论与批评著作的读者对象急剧增长。教育的普及，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的一种另类取向，那就是为了适应读者对象的增长，文学艺术批评渐渐从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转而趋向于探讨那些有可能赢得社会更多人关心的问题，使文学艺术批评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文化层面；正因为读者对象的泛化对理论与批评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阅读对象的多元化和理论著作普及化的可能，都在诱导理论家们用更感性化的、更易于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写作，使理论与批评渐渐得以改变它严肃和高深的面貌，甚至开始变得更接近于文学本身，更接受于中国传统文学领域常见的那种以韵文形式（其中包括诗词曲赋等多种文体）撰写的诗词评论著作。如果用中国传统批评与理论著作相比附，那我们就会说，20世纪作为一个“批评的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以及美学理论著作变得更接近于《诗品》而不是接近于《文心雕龙》。这一趋势无疑对美学的现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也不失时机地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某些变异。美学正在出现某种泛化的倾向，更极端地说，它正在开拓一条超越学科限制的新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美学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转向，虽然并不是从《人间词话》所接续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传统发展流变而来的，却与之有着一种内在的契合。

当然，在讨论中国美学的泛化现象时，我们不会忘记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曾经出现过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泛化，美学研究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学领域，而扩张到把美学作为一种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⑩］虽然这个时代的美学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史无前例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像李泽厚这样重要的美学家，甚至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不间断地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与重建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并非表现在美学领域内部，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是康德以来的、以美的无功利性为理论前提的经典美学所能认同的学术方向。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美学的泛化现象，主要是指90年代以来，美学在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的同时，力求受到现实社会更多关注的努力，这一转向在近年来的中国（在欧美则更早），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学术思潮。如果说80年代诸多学者热衷于把美学作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多少该看成是用于突破特定时代舆论空间闭锁的特殊的学术与思想策略，其美学层面上的理论价值，在今天还很难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的话，那么，当我们将视野集中于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以所谓“审美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比较狭义的美学泛化现象，就确实会发出一些更值得深入探讨的美学领域内部的疑问——“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至少非常现实地表现出了美学继它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作为艺术哲学之后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可能。

所谓“审美文化”究竟是一个美学研究新领域、一种新类型，还是一种美学研究新方法或新思路，在美学界尚未有较为一致的看法。［11］但假如从功能角度看，从美学的存在方式角度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最显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美学研究与批评文本本身的构成，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传播，尽可能使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使得审美文化批评即使没有任何学术上与艺术理念上的创新，至少就其对批评文本的感性表现力的重视而言，也足以成为一股学术新潮。当然，审美文化本身至今仍然是相当复杂的，它的特点也不仅仅表现在表达形式与文献的构成风格方面。在中国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兴起过程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王德胜曾经这样谈及审美文化研究：

在“审美文化”里，“美”却不再是一种抽象理性的专有权力象征，也不再是具有终极本体属性的价值实现形式；“艺术”不再是“美/审美”的同义物或唯一通道，也不再是纯粹理性的显现与观照活动。由经典形式的美学话语所规定的感性向理性的投入、“直接性的取消”，在“审美文化”概念中失去了它那种由严密的思辨逻辑所限制的必然性，感性作为现实生活的表现性存在而向理性价值理想炫耀自身的力量……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概念超越了经典的“美”或“艺术”概念，呈现出某种“非美”或“非艺术”的特征。它较之经典美学话语的逻辑性规定形式，更加突出了对于各种当代性现象的描述性把握……就此而言，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之于大众日常生活活动的普遍的、日常的价值存在方式的认同，在性质上，便同当代文化的商业性结构、当代传播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成为当代文化特有的制度性表现。可以说，作为概念的“审美文化”，无法拒绝把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当代文化活动的商业性及大众传播特征包容在自身之中。［12］

在这里，所谓“审美文化”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者的理论取向，其次，它同时还被理解为一种研究的态度。如果说把目前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解为美学理论的世界性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学理层面上的解释还不够，因为对于审美文化研究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它本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到了大众传媒之中，既关注着大众传媒，同时又在娴熟地利用着大众传媒手段。

这一趋势说明，美学仅仅作为形而上学和艺术哲学的存在方式，已经不足以构成它的全部。在美学研究领域，从美学角度开展的趋于公众而非面向同行的文学艺术批评，其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超过学理探究的存在价值的趋势，而人们对于文献的语言魅力及传播手段的注重，甚至超过了对其内涵及学术深度的重视。它还具体表现为美学界相当一批新秀，已经从研究者转而成为深受大众传媒欢迎的批评文本或学术文本的制作者，而文本自身的文学性、可接受性以及为读者提供的愉悦和，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学者成就及影响的日益重要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他们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紧密合作，都是此前任何时代的学者所不曾有过甚至曾遭致鄙薄的。这一现象不仅是在回应王蒙曾经提出过的“学者文人化”诉求，更是“学术大众化”的表现。从负面角度看，它是学术对媒体霸权的屈服或趋附，但我们也可以从更积极的方面，赋予它以更合理的价值。如果说沉醉于自身独特个体经验的精心描述，沉醉于构筑个体审美经验高度艺术化的表达模式，正是中国美学的一种很有特色的传统，虽然这一直到王国维还在延续的传统在王国维那里已经终结，但是在审美文化研究领域，也可以说这一传统正在以新的形式复活。 当然，我们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把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看成中国传统美学文本的复活，必须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其实是一种非常表面化的相似。必须看到，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依托于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里中国的文化整体与学术品格所发生的极大的变化。如同这一现象出现的世界背景一样，这一变化也是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相关的，是与教育的平民化与现代教育的普及相关的。教育使平民更接近知识分子，同时也使知识精英平民化，更使学术平民化成为可能。由于教育的普及拉近了知识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知识距离，也就使得艺术批评文献有可能成为一种可供大众阅读的文本，使之不必像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批评那样，仅仅与少数知识界的学术贵族共享。它使美学与艺术批评文献越来越趋向于成为面对一般民众的大众文化消费品，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而且，由于美学所研究的对象——艺术具有特殊的情感魅力，它可能比起其它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宜于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而为大众传媒所重视，并进而为大众传媒俘虏。比起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影响来，大众传媒的诱惑，要远为有效。 学术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其影响，开拓其社会覆盖面，但是它也会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深度。这正是美学研究的日益感性化所必须冒的学术风险，然而，从中国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感性化艺术批评发展过程看，这样的批评也可能有它特殊的审美和理论价值。假如审美文化研究能够有意识地汲取中国古老的艺术批评传统留下的丰富资源，审美文化研究以及美学研究，并非没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当然，纵使这样，如何在保证美学的学术品位使之能够继续在学术层面上有所进展，和兼顾学术的大众传播之间，找到一个可以为学术界与大众接受的平衡点，仍然将会是21世纪中国美学界需要认真思考和谨慎选择的策略。

思考20世纪中国美学留给我们的诸多问题，与思考中国美学20世纪走过的道路密切相关。几乎可以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遇到过多少难题就给下个世纪留下了多少难题，置身于世纪末回思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留下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美学没有任何重大进展，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而是说，中国美学所遭遇的几乎所有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不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所能够彻底解决的。经历了这样曲折复杂的历程，21世纪的中国美学将何以自处，美学界所有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而学术发展的空间要得以拓展，正有赖于我们不断去发现与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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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牛宏宝：《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从80年代初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的小说家经常讽刺爱打扮的姑娘把美学著作误以为美容指导书，其实这样的误解又何止于出现在虚荣的时髦姑娘身上。

［④］ 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版，第9-10页。

［⑤］ 周来祥、彭修艮：《中西美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

［⑥］ 参见周来祥：《论美是和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再论美是和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夏之放：《论审美意象》，《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⑧］ 汪裕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⑨］ 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⑩］ 比如说刘晓波的著述，虽然从表面上看也在讨论一些美学领域的问题，但其意旨却完全脱离了美学，应该说是更纯粹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