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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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而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助于了解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本质。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但我们仍需更多的研究揭示文化的具体影响。本文以亲子交流作为切入口，阐述中西文化下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影响，为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提供了进一步解释，并初步构建了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模型，提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图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独立，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图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图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图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图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图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独立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图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都还是横断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化下的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考察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抚养者谈话的内容对儿童心理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

第2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论坛旨在为两国市场提供一个有效、高端的商业与文化合作平台，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中乌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中非战略合作关系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加深了中乌两国在更多领域互惠互利的合作，为双方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商机。

开幕式上，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名誉主席刘，乌干达驻华大使查尔斯·瓦基杜索，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主席高玉家分别致欢迎词。非盟大使代表以“非洲战略合作伙伴的建立和价值”为主题致辞发言。

中乌双方高层现场祝贺发言后，一段介绍乌干达的视频，让人们对乌干达有了更新的认识。随后，中国经济专家针对中非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发表演讲，深入剖析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在论坛主题演讲中，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主席高家玉向来宾们介绍了本次论坛的宗旨、基本内容和发展战略目标；乌干达投资促进局/商务部官员介绍乌干达经济发展现状，对外投资环境及中乌贸易投资机遇等。除此之外，中国商务部（工商联）官员、中国在乌开展业务的代 表性企业以及赞助方代表都做了精彩的主题演 讲。

为了表彰对中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及企业，论坛设置了中乌友好使者奖、中乌友好贡献奖及优秀企业家奖，并现场颁奖。

随后，主办方启动了“走进乌干达——2012年中国优秀企业高端商务非洲之旅”项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副主席、杰雅国际董事总经理孙丽丽详细介绍了该项目，并正式邀请中国企业参与非洲之行。

论坛期间，还穿插了中乌双方精彩的特色文艺表演，中国三位艺术家还现场给中乌主要代表献上宝贵的书法及绘画作品。

为进一步加深中乌两国的文化交流，10月20日，中乌双方主要人员受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名誉主席刘之邀，将参观中华砚文化博物馆、石文化展览及书画艺术展。

第3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关键词：先齐文化文化交流海岱地区河洛地区

山东半岛地处黄河中下游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的部落善骑射并创造了绚丽的古代文化。学者们将这支部族的文化归于东夷文化。有认为在这里存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文化序列，即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齐文化从时间上划分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先齐文化和齐文化，看齐文化的形成要追溯它的源头。齐文化因疆域的区别划分为三个文化区域：鲁北腹心地区、鲁东半岛、胶东半岛。各区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胶东半岛、潍河流域和鲁西北平原组成的齐文化区域中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鲁北腹心地区。这里有大量保存较为完整的遗迹，便于揭示文化序列。目前学术界对该区文化序列有一个共识，即按照时间的早晚该区先齐的文化序列分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张光明先生对此作了详细的研究。①在鲁西北平原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始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壮发现的后李文化②。到岳石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由西向东推进，尤其是商文化，在海岱地区与东夷文化频繁的交融，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商代中晚期东渐势力渐渐加强③。

目前对齐文化渊源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观点：1、以王志民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它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他指出“齐文化深厚博大，它的形成，一言以蔽之，是百川汇海的融合，是多种文化的多元复合体。”④2、以王阁森、唐致卿为代表认为是以单一东夷文化为主源又在后期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进而形成了齐文化。在《齐国史》中提出“东夷文化是齐文化的最早源头…..这样东夷文化、商文化、中原炎帝一系列文化和周文化四源合流，便成了齐初的文化格局。”并且进一步指出“总的来看，商以前的齐地文化是单纯的东夷文化，独立的发展，商兴起以后，遇上接近的西部、西南部受到商文化日益增大的影响。齐文化曾加了新的内容⑤。3、宣兆琦、李金海为代表，认为“齐文化是由当时中国东西部两大文化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碰撞、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⑥。多学派的争论说明了对于齐文化的形成认识中存在着疑点。所谓的齐文化的形成应在先齐文化中找寻依据。齐文化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文化多元复合体，齐文化是基于齐地土著东夷族文化并吸收商文化、夏文化、莱以文化、周文化发展而来的⑦。张光明先生认为“先齐地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为后李文化—后李文化二期—大汶口文化五村类型—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岳石文化郝家庄类型。这一系列当为齐文化形成之源头。”

后李文化指山东临淄后李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⑧。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后李文化早晚两期分别与裴李岗文化中晚期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两者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⑨但在后李文化中也发现一些与裴李岗相似的文化因素，我认为二者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部分的文化交流，后李文化吸收了部分裴李岗的文化因素又加以改造融入了自己的成分如：小口壶、侈口矮圈足罐，唇沿下部的指甲纹、环形耳等。这一阶段两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以裴李岗文化影响后李文化为主，在文化交流格局中，裴李岗文化居主导地位，后李文化居从属地位。

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吸收大量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得名于山东藤县北辛遗址的发掘。北辛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相当，北辛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第一期基本同时，中晚期与仰韶文化第二期相当。这一时期海岱地区和河洛地区的文化交流比前一阶段增多，在各自的文化中都存在着一定数量对方的文化因素。分析了双方的陶器、纹饰、器形等，可知在河洛地区仰韶早期文化与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交流，就现有资料分析，双方文化交流的趋势，是以河洛地区对东方的影响为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为微薄⑩。

大汶口文化是直接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这一阶段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上，东方文化不再是单一的接收方，渐渐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输出作用。东方文化较少的吸收西方文化因素，西方文化则开始越来越多的吸收东方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与仰韶文化中期阶段同期，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与仰韶文化晚期阶段相当。这一阶段河洛和海岱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两地区间的交流相对于仰韶时代中期有所减少，这时期的文化交流是河洛对海岱的影响为主；后段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和大汶口文化的崛起，两地区间发生了明显逆转，大汶口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增加并占主导地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后段大汶口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和交流而且还拉开了大汶口人大举西迁的序幕B11。

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与西方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三里桥文化同期。龙山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明显是以海岱地区对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为主并按时间呈现增强态势，同期河洛地区所见的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在地域上也有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

岳石文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继文化，也是夏代山东地区的方国文化。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明显有文化上的往来，双方的文化交流趋向是由东向西，即岳石文化影响二里头文化。到了夏代的中晚期河洛地区的另一种文化（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并呈现由早及晚逐步加强的趋势。

齐文化通过内部、机制的合理运作，在同外部文明的冲撞中适时调整中进而发展壮大，摆脱了单一的方国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临海开放型文化。河洛文明和海岱文明的碰撞对于先齐文化至关重要。先齐文化在形成的每个阶段中受不同的文化因素影响，但总体而言，先齐文化的形成是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一个过程。齐文化最终形成于周朝分封诸侯王之后，姜尚创造性的把周文化、东夷文化、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使得齐文化具有兼容性、时变性、务实性、开放性、自由性的特点。使得齐文化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尊贤尚功、文化上兼容并包。（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②王永波《后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管子学刊》1994年1期

③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④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⑤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详论

⑥宣兆琦、李金海《齐文化通论（上、下）》新华出版社2000年

⑦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⑧王永波主编《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第4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关键词】唐诗；《陵阳公样》；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

在我国的历史上，西域一直与中原在方方面面有着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后，这种交流进一步发展起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唐代这种交流日渐频繁，其中唐代的丝绸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说到唐代丝绸文化就不得不说在唐代丝绸设计中最独具匠心的《陵阳公样》。

一、《陵阳公样》的产生

《陵阳公样》的创始人是西域鲜卑族后裔窦师纶，师纶从小生活在中原与西域文化夹杂的环境之中，这为他今后从事设计出新纹样提供了条件。由于他又名“陵阳公”，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组织设计的蜀锦纹样模本称为《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的产生是顺因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当时唐领导者推行开明，兼并，包容的文化政策，为中原与西域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对双方的文化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唐政局统一稳定，人民团结和谐，经济繁盛，国富民强，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兴，西域将其特有的丝绸纹样和图案通过丝绸之路涌入中原，不仅给中原注入新的创作素材，也为双方文化繁荣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再者，当时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这三方面的原因都为《陵阳公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也充分验证了中原与西域在文化上存在密切的交流。

二、华美富丽、敦厚饱满、自由活泼的形式

关于陵阳公样的具体形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对它的描述很少，只是说“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些信息：首先，陵阳公样的主要题材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四种题材名称，而未详述。比较唐代出土丝织品来看，雉有可能是一种长尾的鸟，羊则有可能是弯角的山羊，凤则在走动和飞动之间，麒麟应该是对面对地站立。其次，陵阳公样被用于输往内库的瑞锦和宫绫，一定是极为华贵，而且可以与唐代的其它皇家工艺品上的设计相通。其次，陵阳公样是在四川设计的，也是被蜀人称呼的，但其使用的范围却不仅仅是四川，主要应该是在长安，而且后来这种样式被固定下来，传播到全国各地，并成为一种时尚。最后，陵阳公样的主要形式是花环窠内填充动物主题的程式，这种样式，张彦远说是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因此，它至少从武德起到大中前后沿续了约200余年。

于是我们可以大致确定但凡唐诗中涉及以下图案、纹样和实物的，都可能是与“陵阳公样”有关，或者的确就是。

（1）图案：折枝写生花鸟、动植物

（2）纹样：团巢、卷草纹样（又称为唐花或唐草）

（3）实物：瑞锦，宫绫，蜀锦。

如《全唐诗》中：《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

卢纶

诗礼挹馀波，相欢在琢磨。

琴尊方会集，珠玉忽骈罗。

谢族风流盛，于门福庆多。

花攒骐骥枥，锦绚凤凰窠。

咏雪因饶妹，书经为爱鹅。

仍闻广练被，更有远儒过。

《清平乐》

韦庄

琐窗春暮，满地梨花雨。

君不归来情又去，红泪散沾金缕。

梦魂飞断烟波，伤心不奈春何。

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

《浣溪沙·风递残香出绣帘》

孙光宪

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

何处去来狂太甚，空推宿酒睡无厌，怎教人不别猜嫌？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杜甫

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

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

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

层城临暇景，绝域望馀春。

旗尾蛟龙会，楼头燕雀驯。

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

帝念深分阃，军须远算缗。

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

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

征南多兴绪，事业闇相亲。

这四首诗中的“花攒麒麟枥，锦绚凤凰窠”、“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诗人都是描写丝织品的形式华美艳丽，这些丝织物的纹样也均以花卉为环的团窠凤凰、团窠麒麟、团窠蛱蝶、团窠鸳鸯的图案。麒麟和凤凰正是窦师纶所创陵阳公样中的翔凤、游麟，鸳鸯是陵阳公样中的对雉之形。

以上四首诗的作者所写的时间、地点、经过、描写对象以及所拥有心境等都有所差异，但在诗句中却都涉及到了对丝织品中陵阳公样的描写，可以看出到了唐陵阳公样改变了以前丝织品设计中以云气兽纹占主导的形式，结合了具有西域特色的素材，使得贵族妇女都以拥有一件窦师纶款的锦衣为荣。

它可以是馈赠亲朋的上等礼品，也可以是贵族上流使用的生活用品，同时也是权利、财富的象征。它较之以前形式，色彩华美富丽，图案敦厚饱满，风格自由活泼。陵阳公样的产生是中国唐吸收西域文化的体现，也是唐人民推动与西域文化发展重要贡献的代表，更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最好物证，正是中原与西域的密切交流才使得中原丝织品种类更加繁多，样式更加新颖。

三、《陵阳公样》的传播与发展

唐时长安侨民既多，客商尤密，偏好西域习俗成风，衣食住行、艺术及建筑无不效法西域，如：“汉着胡帽”、“身着胡衣”“贵人衙撰”、“尽供胡食”同时西域人也汉化，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慕华风盛行，模仿汉姓，衣华服效华人者，可为华化之证据。

随着中原与西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方面交流日益密切，以及陵阳公样的产生，在西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陵阳公样的身影，并且在六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最为盛行。

全唐诗卷265_30，顾况的《李供奉弹箜篌歌》：

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

此州好手非一国，一国东西尽南北。

除却天上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

结合对整首诗歌的分析，这首诗是在描写一位技艺高超的国府乐手如何弹箜篌，他的手艺为他换来了“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这种昂贵的赏赐。通过这句可以看出中原的陵阳公样已经和西域的银器胡瓶一起作为封赏的上等之物，说明陵阳公样不再是一种仅贵族使用的具有特殊纹样的丝织品，而发展成为一种可供交换，赏赐的贡品甚至商品。

所以陵阳公样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推动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发展，其具有的无比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穿透悠久遥远的空间距离，联通两个区域，同时又丰富了诗歌内容，为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吸收，促进了双方的文化融合和交流，对彼此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交流，无论对于西域文化发展，或是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肖舟.《陵阳公样的图案》，2008年5月

[2]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全唐诗》卷279

[3]韦庄.《清平乐》，《全唐诗》卷697

[4]孙光宪.《浣溪沙·风递残香出绣帘》.《全唐诗》卷897

[5]杜甫.《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全唐诗》卷227

[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1页

[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

第5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关键词：多元文化认同散居地区民族文化保护

一、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

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是相对于聚居的并已实行自治的民族地区而言的，在这个地域内，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分散地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居住在一起，人际关系多维，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复杂，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也因此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

（一）民族地理边界不清晰，文化交错影响频繁

民族地理边界意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地理界线。在挪威人类学家费雷德里克•巴斯看来，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界线不重要。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生活于一个地域内。在居住空间上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与其他民族是相互交错居住，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基本一致。随着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长期频繁的文化交流会导致文化差异性减退，趋同性变强，要想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难度也比聚居地区要大。

（二）各民族文化主体之间个性与共性并存

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各民族文化主体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的特征，如，居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各民族成员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对一致的；不同民族的成员们可能耕种着同样的土地、沐浴着同样的地域文化、践行着相同的生产方式等等。当然，在这些共性的背后，各民族也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虽然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成员居住在一起，但在本民族内部一般采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有的依然穿着本民族的服饰，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然而，在长期的共同因素的影响下，各民族文化主体的个性能否继续发展，能发展多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各民族文化主体扮演的角色多样化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必然要扮演各种角色。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是多重的，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以居住在民族村的少数民族为例，他们是属于不同家庭的家庭成员，是本民族的成员，也是该民族村的村民，更是中国的公民。角色的扮演向来不会一帆风顺，在各种社会角色扮演中常会产生矛盾。首先是角色内的冲突，如一个少数民族成员同时承担着上述多种角色，当这几种角色要求的行为规范互不相容时，容易使该角色承担者出现紧张情绪，不知该如何取舍。其次是角色间的冲突。当一个民族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的成员居住时，因其角色规范不相容就有可能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影响民族关系。

二、多元文化认同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分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它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种种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1]。文化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于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是后天的和可变的，文化认同也具有相对的可变性[2]。同时，文化认同也可以是多元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仅可以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认同他民族的文化，可以认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同时认同现代文化。随着各民族交流交往越来越频繁，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一元的文化认同即少数民族成员只认同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模式，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多元文化认同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

（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该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

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他们对该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少数民族成员是该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自然也是传承发展该民族文化的主体。文化认同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人们寻找身份归属或文化归属的过程，是解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过程。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他们对自己所属文化圈的确认，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将为他们发展本民族文化奠定心理基础。“知”“情”“意”是人们在做出某一行为前的心理活动。知，即认知；情，即情感；意，即意志。少数民族成员在做出有关本民族文化的行为时也必定是要经历“知情意”这个心理活动过程，也就是文化认同的过程。即先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认知，再是对本民族文化赋予积极的正面的情感，最后是努力使本民族文化达到某种发展状态的意志。因此，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少数民族成员传承和发展该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若成员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陷入“文化自卑”的状态，那么该民族的文化将逐渐失去其生存的必要性，民族最终也将不复存在。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该民族文化能否得以延续发展的关键。

（二）对他族文化的认同能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一个少数民族自然而然地会与周边的其他民族有频繁的交流、互动。在这种散居模式下，任何一个民族都很难让自己的文化独立于一个封闭的体系中，既阻挡不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进入，也阻挡不了自己的文化走出去。若硬是采取文化隔离，强制本民族成员只认同自己的文化，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那必然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阻碍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对他族文化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背离。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认同他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提，也是各民族在交往中和平相处的关键。通过文化交流，各民族得以了解彼此，并博采众长，不断地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绝不可能再固步自封的情况下获得发展。

（三）对现代文化的认同，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

现代化进程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原有的生态环境，也使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濒临消失。当少数民族文化遭遇现代性，躲避或排斥最终都只能是本民族的文化被强势的现代主流文化慢慢蚕食，正面、积极地去认识、接纳、认同现代文化才是明智之举。相对于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要发展，必然要走向现代社会，要走向现时代不是传统文化简单的的保存与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适应和发展。面对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成员要汲取其中的有利因素，为我所用，创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繁荣发展。

三、建构少数民族成员多元文化认同的审思

一个主体认同某种文化，是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主要是指主体认同的内在驱动力，即认同某种民族文化的需要。有需要，文化认同就容易形成。用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它可能是主体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交往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多个民族混合分散居住在一起，一个民族的成员可能会因为安全的需要、社会交往等需要更容易去认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因而，从内因上讲，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并不缺乏认同他族文化的驱动力。关键是要处理好对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对他族文化认同、对现代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尊重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选择权

多元化是文化的本性，也是文化发展的趋势。文化的多元，为社会的个体或群体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某些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可能会放弃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去认同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常见的是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有的少数民族成员是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认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多种文化认同并存；也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认同他族文化，而一旦脱离那个特定的生活环境，又转而继续认同本民族文化。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们对文化的选择权应受到尊重。文化认同是动态的、可变的。我们不能把其中某个民族的文化作为所有民族文化的代表，强制各民族成员在文化认同上保持一致；相反，我们也不能强制一个民族的成员只能认同本民族文化，将该民族处于封闭、隔离的状态。应将文化认同最终的选择权交付给少数民族成员。他们若失去对文化认同的选择权，无论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发展都是不利的[3]。

（二）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其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对其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4]。在多元文化并存、共生的现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会越来越频繁，这对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挑战。能否让本民族文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一元，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至关重要。少数民族成员只有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为本民族文化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才能积极地去传承保护并发展本民族文化。一个民族，若只是少部分成员放弃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转而认同他族文化，并不会对本民族文化的延续造成真正威胁，但如果该民族的大部分成员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那么，该民族的文化必将走向灭亡。在文化交流日趋开放、频繁的现实面前，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成员文化认同的选择权，同时，我们也依然有必要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三）鼓励借鉴多元文化的积极要素，推动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的发展，交流是一个民族获得进步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化认异”或者多元文化认同的现象，原因在于与其他文化相比，自身的文化存在缺陷与不足，需要向他族文化学习、借鉴。在开放的环境中，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传承发展下去，必须要在与他族文化交流互动中自觉地以他族文化为参照，客观地审视自身，从他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不断修正完善自己，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适应能力，推动本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同时，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多元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积极创新，提高自身文化的生命力，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黄淑萍 单位: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参考书目：

1.欧阳康：《多元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徐大慰：《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3.曾豪杰、王清华：《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文化认同规律及特点分析——以怒江州丙中洛地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4.刘卫东、申三、晏佩琦：《中国杂散居少数民族社会学发凡》，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石。构建多元文化认同，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认同他族文化，认同现代文化，博采众长，与时俱进，或许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民族文化保护的一条可行路径。《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第6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关键词：新形势 群众文化 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1群众文化的概述

关于群众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曾有人指出，群众文化的发展需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尽管这种说法符合群众文化实际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不难发展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从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知道，群众文化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群众的团结合作，而且这也可以体现人类生活的社会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也为群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规模的加大也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其实也为我国群众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群众文化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更新。

群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可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步，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和凝聚，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群众文化发展地好，可以加强我国各民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民族共同进步。而且从今天群众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如果利用地好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将群众文化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采取有效的措施改进群众文化的发展模式就显得势在必行。

2新形势下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2.1有利于我国进行更快更好的经济建设

我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今天也在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能把他们孤立起来，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都不能代表真实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和文化建设，同时也有一定积极的反作用。比如说文化建设可以促进我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和政治的繁荣进步。

2.2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生活的精神层次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应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需要加大群众文化建设的力度。因为群众文化反映了大多数群众的精神需求，而且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和繁荣。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群众文化的水平和标准。但是也不能忽视经济的发展，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2.3有利于为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各地的群众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要知道群众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放松身心、提高精神境界等等。其次，群众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水平，所以开展有关活动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同时可以有效地推广科普教育和智能教育等新型教育形式。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群众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3加强新形势下群众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3.1加强基层队伍建设

虽然我国群众文化建设主要是围绕着广大的老百姓来进行的，但是加大群众文化的建设还是要依靠基层力量，尤其是发挥基层的乡镇干部和街道的管理人员的带头作用。这些基层管理人员为群众文化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提高群众文化建设中决策和管理，应该从基层群众中挖掘有能力的骨干人员，同时还要开展定期的考核和培训，从而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和知识储备。

3.2发挥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其他国家形形的文化也日益渗透进来，这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说我国应该采取措施来防止外来文化的渗透，保护好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都是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因此要得到高度的重视和保护。相关的责任主体应该根据国家政策的相关要求，保护好我国特有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

3.3开展多样式的文化活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开展多样式的群众文化活动，从而保证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在各民族间开展文化交流时要遵循爱党爱国和互帮互助的基本原则，在活动中体现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文化传统。同时对于不同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要采取合适的形式来进行活动。从而达到提高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的作用。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人们群众的精神需求也不断增加。为了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群众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我们有必要通过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和开展文化交流等途径来加强我国的群众文化建设。从而为提高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定的力量。参考文献：

[1]陈志文.浅谈新形势下群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J].改革与开放，2011（20）：138.

第7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目前，湖南的音乐文化事业也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大批优秀的音乐文化人才用源自湖南本土的动听歌声与优美舞蹈，把湖湘的音乐文化推广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提升广大民众的音乐文化品味，同时把源自湖湘底蕴深厚的湖南本土音乐文化推向世界。

音乐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折射一个民族的艺术底蕴，标志一个地区的文艺建设，反映社会群众对艺术对音乐的认知层次。有了上海国际歌剧大师授课班授课的全过程的亲身经历，特别是接触到国际音乐大师们的新颖的音乐文化理念以及崭新的教育模式，认真对比湖南音乐文化的现状与现实存在的具体问题之后，笔者认为：湖南的音乐文化事业要获得更好的可持续性发展，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提升与借鉴：

一、凝聚音乐教育人才。加强湖南音乐人才储备

放眼湖南音乐文化的发展前景，笔者认为：湖南的音乐教育决定着湖南音乐文化发展的未来，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引进外来的高级音乐文化人才，充实湖南本土的音乐人才队伍，建立起湖南高水准的音乐人才储备库，组成真正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音乐学术团队和艺术机构。这样才能把握湖南音乐文化发展的整体方向，制定出既适合湖南本土又放眼世界的高瞻远瞩的音乐文化发展策略。

笔者认为，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其音乐教育人才的引进同样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大量的世界级音乐大师被邀请至上海演出和讲学。其中包括：美国歌剧指导大师级人物――约翰・伍兹曼(JohnWastman)：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朱利亚歌剧院声乐指导，著名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丹尼斯・马塞(Denise Mass e)；加拿大蒙特利尔歌剧院和音乐学院艺术指导大师――路易斯・安德烈7芭莉Luis Andree Baril等十几位世界级音乐大师都先后出任上海国际歌剧大师班的授课教授。

这些国际音乐大师长期与世界知名歌剧院及交响乐团合作，并经常为世界级的音乐会担任艺术指导。他们是音乐专业领域中的行家高手，既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又都长期从事国际音乐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艺术阅历和的世界级的学术造诣，由他们组成的教学班子水平高，教学思路很有新意。为上海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歌唱家和歌剧演员，在我国音乐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再加上声乐泰斗周小燕教授、世界华人第一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教授等国内著名教育专家组成的音乐学术团队，开展积极地音乐学术推广。如今，上海音乐文化之繁荣俨然成为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湖南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更有著名的湘籍音乐家群体，这都是湖南音乐文化发展的优势。如果能构筑起湖南音乐人才的。三峡工程”，筑坝截流，一方面积极凝聚湖南本土的音乐人才，另一方面吸收外来的高水平音乐文化精英，建立雄厚的湖南音乐人才储备，就能为湖南音乐文化发展百年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湖南本土的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二、打造音乐交流平台，发掘湖南音乐文化潜力

笔者认为，湖南缺乏自己的国际化音乐文化人才，缺少湖南人自己的音乐文化国际交流平台，这是湖南本土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进一步提升湖南的音乐文化水；隹，积极促进湖南与世界各国开展音乐文化交流与合作，培育出湖南自己的国际化音乐文化人才，发掘出湖南音乐文化的潜力，这是湖南音乐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

相对于湖南而言，上海本地的各类音乐文化十分活跃，他们频繁地与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团队开展交流演出，合作教学。学术思想时刻更新，更能受到世界先进的音乐艺术思想熏陶。他们打造了出包括“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内的众多艺术盛会。使得上海的音乐文化理念先进，眼界开阔，发展的眼光也一直处于世界的前沿。

以不久前举办的“第七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讨会”为例，于2009年6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开的”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讨会”是“国际教育学会”(ISME)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性音乐教育大会，其中心任务就是使亚太地区各个国家以及全球其他国家之间在音乐文化领域的沟通更为快捷顺畅。该研讨会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水平之高、其容量之大、信息之丰富，可谓是一个音乐文化发展的良好交流平台。上海承办此次会议，不仅展示了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与沟通能力，同时也表明了国际同行对上海当地音乐文化发展的认可与支持。不仅搭建起了亚太各地音乐教育同行们交流的平台，而且还将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上海在音乐教育领域的最新成就、最新动态，成为上海音乐教育领域向世界展示的一个新窗口。

相对而言，湖南暂时还比较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音乐文化交流平台，湖南的音乐工作者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化的音乐文化交流，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的格局下做到湖南音乐文化的“引进采，走出去”。及时地打造湖南音乐文化对外交流平台，不仅有利于湖南音乐工作者的学习交流，更有利于对外传播湖南本土音乐文化，对于发掘湖南本土音乐文化的潜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立足群众音乐文化需求。激发湖南音乐文化活力

湖南有良好的音乐文化发展土壤。湖南人民十分热爱音乐，这是湖南本土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笔者认为，应该下大气力保护和积极满足湖南民众对音乐文化的热情和渴求。因为，能立足于人民大众这个源泉，音乐文化才有存在和发展的重大意义。湖南的音乐文化发展应立足于大众的音乐文化需求!遵循这个方向，湖南就能走出一条具有湖湘特色、音乐文化蓬勃发展、人民精神生活富裕、音乐文化审美高尚的音乐文化科学发展之路。

在上海国际大师班受训期间，笔者看到上海的群众音乐文化生活十分丰富，如：上海国际艺术节“天天演”、青少年音乐天地“周周演”，如：固定的绿地音乐会“徐家汇公园星期音乐会”……众多优秀的音乐文化项目为上海市民的生活注入了活力，普通大众在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天天演”、“周周演”系列项目仅在2009年的活动期间，就有近3000名中外演员参加演出，演出场次达62场，吸引了约22万观众观看，着实体现了“人人参与音乐文化、人人共享音乐文化”的理念。

湖南有着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湖南本土音乐文化包含多种多样的音乐文化题材和音乐艺术风格。当务之急就是要积极拉近它们与广大群众的距离，激发群众对湖南的传统音乐，地方艺术的兴趣和热情，把“看不懂”变成“喜欢看”。这样才能使湖南本土的音乐文化发展成果既贴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又保证拥有在艺术价值衡量标准下的高品质，充分激发湖南音乐文化的社会活力。

第8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关键词]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结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28-02

“走出去”发展战略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发展空间，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最早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当今世界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竞争日趋激烈，各个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各种文化之间的影响和融合不断加速。要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文化全球化势不可当，文化领域实施“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文化“走出去”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我国经济“走出去”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里的必然延伸，是我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承载的国际期待和所肩负的国际责任，对中华文化传播和谐理念、完善中国表达、树立中国形象的要求。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与他国文化友好交流、相互借鉴、不断交融的过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既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

文化“走出去”是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不断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认识。通过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建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跨入国际舞台、呈现亮点。到形成规模、有所影响，现在逐步进入打造品牌、讲求效益、进行长远规划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深刻阐述和全面部署，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它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步积累的过程，不能硬走，不能草率，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出去，这其中要做好几个结合。

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结合

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推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一起走出去。世界需要中国文化，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外文化交流应该既有传统文化，又有当代文化。以往传播出去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留在外国人的记忆中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武术、中国气功、中国的戏剧、书法等等，而对于中国文化创新成果的宣传和弘扬极度匮乏。甚至许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还停留在物质匮乏、社会保守动荡的年代。一些国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了解片面，甚至存有偏见。中国拥有人类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本源和基本立足点，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让世界领略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只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方面。“走出去”不能仅仅推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需要展示中国各族人民当代精神风貌，介绍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创新。为了使世界人民更充分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使世界人民更加全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而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我们要全方位向世界展示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成果，介绍和传播我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更多地推出题材广泛、主题深刻、风格新颖、技法多样、内涵丰富的当代优秀文艺作品，既要让人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更要让人体会到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全面介绍中国的文化创新来反映当代中国的繁荣与进步，进而塑造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当代中国新形象。

二、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相结合

文化交流具有经济、政治交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柔性作用。日益成为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石。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可以用艺术的形态容纳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信息，以文化力量塑造国家形象。只有建立并保持正常的文化交流关系，才能巩固各领域良好合作关系；只有让外国了解中华文化，更好地了解中国，才能更有效地与中国合作；只有不断扩大文化交流与合作领域，才能更好地表达我们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美好和谐世界的愿望与主张。

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形势变化，我们发现只有文化交流是不够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坚持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两个渠道并重的方针。通过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传播、扩大文化贸易。发展文化贸易关键是创新思路办法、拓宽途径渠道，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新的文化业态，努力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新的增长点，促使中华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三、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相结合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全方位的、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只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主体，政府推动与民间实施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国家层面掌握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优势渠道和广阔平台，与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开意识形态壁垒。增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亲和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在更大范围、更多层次、更广空间上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对外文化交流政府、企业、民间并举的新格局。从政策上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减少审批步骤，放宽审批条件，在工商税务方面都给予想走出去的文化企业与个人以最大的优惠。积极鼓励、引导、整合、支持民间文化资源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效力。

四、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相结合

文化“走出去”要善于利用国内通道和平台。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宣传，环境条件都很成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在市场条件下发育起来的企业化运作的文化贸易中心，就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易发展的综合平台，在文化“走出

去”方面成为一条有效的便捷通道。各省市举办的文化节、艺术节等。也是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很好地重视和利用国际化文化人才资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归国留学人员，他们可以说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桥梁，是新生文化的传接者，他们中间有许多是带领中国文化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国际化文化人才。这些国际化文化人才在国际间不停地交流与传播最新的资讯，他们受过中外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具有国际化的观念，洞悉中外市场经济，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好的基础，可以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文化传播还要借助于国际渠道。通过文化市场和渠道建设，加强和国外的合作。尤其是让外国人来传播中国文化，这样宣传的效果会更好，更容易被外人所接受。目前，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实力都在增强，具有很好的条件吸引优秀的国外人士来加盟中国文化对外宣传的大潮，他们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同时他们还能带来国外文化在发展中的特色与成果，以供我们学习、借鉴，从而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五、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相结合

文化“走出去”战略，不仅是一个文化战略，更是一个政治战略，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话语权争夺的重要举措。文化“走出去”既包括有形的文化产品走出去，也包括无形的文化价值走出去。文化产品作为人类精神智力创造的物化形态，不仅能为人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还通过其文化内容和精神因素对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积累创造、民族精神的凝聚、历史文化的传承等等。文化产品的生产取决于市场需求，但不能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追求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文化产品深层次的本质性的社会价值。要努力推动优化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价值高又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适应当代国际文化竞争和文化传播的要求。通过文化产品把我们的文化价值、文化精神带到国际上去。文化产品走出去要与文化价值走出去相辅相成。要推动文化价值与文化产品出口的同步化，借助于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充分体现中国当代各个领域发展成就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我们需要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传承中华文化。生产富有竞争力和市场魅力的产品，与国际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完成从文化产品走出去到文化价值走出去、达到既要输出文化产品、又要实现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走出去的跨越。

六、“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

文化的“走出去”和“请进来”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相通的。“走出去”，是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好途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把中华文化全面推向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共同推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实际行动。文化“走出去”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是增进互信、进行公共外交的一种手段。独立的、繁荣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文化“走出去”直接关系到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确立中华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化“走出去”，通过自觉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必将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加深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血脉认同，必将促进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永葆青春。

“走出去”是为了让国外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也是为了“请进来”，然后再更好地“走出去”。文化“请进来”。以开放的姿态、开放的眼光，将本国的文化融入世界。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吸收，从而为自身文化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提升自身文化的生命活力。文化“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双向互动既提升了自身文化的自省性。又创造了中华文化的新品格；既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又提升了自身文化的世界感染力，从而为文化外交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凤琦，文化复兴与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思考[J]，中华文化论坛，2006，(04)

[2]吴金光，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思考[N]，中国民族报，2008-04-02

第9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

关键词 网络媒介;全球文化;影响;冲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13-0079-02

1 网络媒介推动全球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与传统传播形式相比,网络媒介具有信息综合性强、内容丰富、互动性强、开放性好及更新快等特点,尤其在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交流中,与传统文化传播形式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在互联网这个新的媒介平台上,各种不同的文化直接接触,相互碰撞,相互吸纳、相互改变,并加深了相互了解、认同和依赖的程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民族之间包容性更强,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可以说,网络媒介冲破了传统国家文化疆域,正发挥着把各国、各民族文化推向全球舞台的关键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网络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新媒介。互联网以其成本低廉、触角广泛、传播快捷及互动性强等特点,客观上为不同文化的汇聚、展示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同时也是它们进行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新的媒介平台。在现代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人类交往的时空障碍日渐消失,不同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而且国际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和互动等都由于互联网的使用而更加便利,这些都扩大了人类文化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同文化因碰撞而发生冲突的同时,它们的依赖程度也在日益加深,相互认同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可以说,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和融合正处于空前的活跃期,并在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第二,网络媒介促进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同文化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动基础上的互相学习和借鉴已经成为常态,东西方文化的互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注重文明对话与文化,正在改变文化单边接受方的状态,努力成为文化向外辐射的一方,争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西方文化也注意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有了向非西方文化学习和借鉴的意识和举动,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西方文化的活力,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为世界多样性文化的展示、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和渠道。因此,有学者乐观地认为,在数字空间里,每一种文化都将形成它自己的发展方式。

第三,网络媒介激发了文化信息内在的传播扩散潜能。文化本身的特质是非垄断性和扩散性,理想状况下,文化影响力不会受到边界制约,故文化的原始价值是世界性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同文化有沟通和共享的内在冲动。但是,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地理、经济技术条件及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制约,抑制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互动的力度和幅度,并从整体上限制了当时社会发展进步的速度。但是当代互联网直接面向全球受众进行跨国、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特质,使信息及其所负载的文化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也为各种文化的冲突、交流、理解和融合创造了无限机会,充分释放了各种文化自我传播扩散的潜能。从理论上说,网络媒介对世界各国传播本国信息文化,传递本国声音,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了解其他文化,增进文化沟通是一个良好高效的平台。而且,网络媒介投入少、技术门槛低,降低了文化参与和信息获取的成本;同时,从技术上讲,网络媒介也可以更容易突破传统媒体跨国发展可能遭遇的各种政治、法律及经济条件的局限。这些因素给弱势文化提供了理想的发展空间,即使是经济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全球性媒介平台,传播本国的文化信息,增强其文化传播力、文化话语权和文化创造力,推动全球文化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第四,网络媒介的各种功能和特质对国际文化传播有重要促进作用。它的超级链接功能,使各种文化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纵横交错、彼此补充、相互参照、立体丰富起来,网络受众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鉴赏和理解。互联网这种无限延伸的特点,使其可以把硬性的文化类新闻信息与常规的介绍性文化栏目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文化传播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它的多媒体性质使文化传播的形式更加多样。文化在网络媒介上可以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动画、音乐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千变万化,信息的文化内容表达和体现进一步优化。而且,对同一文化内容,互联网还可以快速创建多语种版本,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轻松跨越语言障碍。它还具有交互性的特点,人类个体同时作为文化主体和客体,既是文化的参与者,又是文化的制作者。同时互联网的匿名制,模糊了人们的身份差别和等级障碍,消解了权力中心,人们可以在网络世界里自由平等地交流探讨,增进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2 网络媒介对全球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