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价值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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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多元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1）10-0008-04

2001年，我国启动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必须从深层的文化层面对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文化进行重塑，才能保证新课程改革整体、持续、有效地推进。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场所，其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就在于民族文化、农村文化、贫困地区文化等地方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和世界普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也应当紧跟时代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先进理念，实现课程目标文化、课程内容文化、课程实施文化和课程评价文化的多元化。

一、课程目标文化多元化

课程目标在教育目标的四级体系中位于第三级，主要指各科类、各学科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文化反映了课程在选择或建构文化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适应21世纪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多样化、多层次人才的需求，新课程倡导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课程目标体系，其本身就体现着多元的思想；而在三维课程目标的内部，也应当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出多元的思想。

1．知识与技能目标的多元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对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要求是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知识方面，其具体内容《纲要》中并未明确提及；而在能力方面，则具体包括了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从宏观上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文化背景构成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国家主流文化，三是世界各国的文化。从这三个层面，我们总结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知识与技能的三个独特目标：①掌握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谐共生的能力；②掌握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跨文化地适应主流文化的能力；③掌握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批判地理解与欣赏异文化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多元化

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之一是“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1］。这是从过程与方法的维度对新课程的课程目标文化做出了描述：由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由死记硬背转变为探究学习、由机械训练转变为体验学习。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过程与方法目标，除了要遵循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外，还应当突出地方特色，重点推行合作学习和体验学习，以适应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多元文化背景。

合作学习一般都会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具体步骤是：明确合作学习的任务，小组的分配，小组内的互动、组间互动和师生互动，总结与反馈。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在于小组的分配，应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即通过将不同性格特征、不同行为风格和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组合成一个小组，保证每个小组各方面的情况相当，减小各个小组之间的差距。体验学习是一个从直接经验中获取知识与技能、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学习者亲身经历、体验某一学习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自主地反思客体、反思自我，进而把握事物与自身的关系，感受生命意义、提升生命价值。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多元化

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心理学上是三个相互关联、逐步内化的概念：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体验；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新课程要求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当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对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所接触的多元文化，依据文化的内化程度可以分为自身文化和异文化两类。对这两种文化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情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两种文化，进而形成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文化重建的核心所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应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二是形成对异文化理解和尊重、包容和接纳的态度，树立开放的全球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

二、课程内容文化多元化

课程内容在我国指各门学科定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2］。这一定义明确了课程内容的研究范围，包括对各门学科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选择――课程内容的构成，以及对这些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处理方式――课程内容的组织。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文化的重建，应当实现课程内容构成和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体现出地方文化的特色。

1．课程内容构成的多元化

课程内容的构成从本质上说就是课程内容中包含了哪些文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在课程内容构成方面应该提倡多元化，将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国家主流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共同纳入课程体系中，实现课程“文化选择”的多元化。由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对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进行选择时，除基础性、科学性、可教性、可学性等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遵循以下的特殊原则：首先是价值性，即选择人类文化中最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形成跨文化交流的知识经验进入课程，以帮助他们应对现实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挑战；二是开放性，即课程内容应呈现各种不同的文化，让学生从狭隘的文化视野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胸怀去欣赏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三是适应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贴近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文化背景，符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经验、兴趣和需求；四是公正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力求科学、客观、合理，使所呈现的各种文化都保持其真实的面目，避免对异文化的偏见和歧视。

2．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

在依据课程目标选择好课程内容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这些课程内容，使之成为一个合理有序的知识体系以利于学生的学习。课程内容的组织必须处理好三对矛盾：垂直组织（课程内容逐步加深的表达次序）和水平组织（不同学科课程内容之间的横向联系）的关系，逻辑顺序（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组织课程内容）和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智发展的程度组织课程内容）的关系，直线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环环相扣、直线推进、不予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和螺旋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逐步扩展、螺旋上升、回环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的关系。综合考虑这三对课程内容组织中的矛盾，结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我们提出了三种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作为参考。

（1）直线推进式。直线推进是一种最简单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即将经过选择的课程内容依照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依次排列，形成一个逐级推进的直线序列。

（2）核心辐射式。核心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就是将课程内容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其余的文化知识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即由核心主题向外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

（3）立体整合式。立体整合的课程组织方式是在核心辐射式的基础上，将各个知识单元依照一定的逻辑整合起来，形成一座立体的“知识大厦”，大厦中的各个单元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

三、课程实施文化多元化

新的课程设计出来之后，必须付诸实施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关于课程实施的含义，目前在课程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是变革理论，认为课程实施是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因而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了课程实施中发生变革的程度和影响变革的因素上；二是持“大课程”观，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课程实施就是教学，教学包含了课程实施的全部。无论哪种观点，我们都不能否认，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镜式的反映，变革和教学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实施者的课程理念和工作风格――这就是所谓的课程实施文化。

1．变革模式的多元化――合作的课程变革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课程变革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课程变革涉及了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包括了新课程的设计者、决策者，还包括了课程变革的执行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所进行的课程变革，受民族文化、农村文化和贫困文化的影响，其过程更比一般地区复杂得多，这就需要课程变革兼取众家之长，以更为综合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实施。这种合作的课程变革是一种策略，以寻求教育系统之内以及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全面合作。

传统的课程变革是一个由外部专家（主要指课程专家和教育行政人员）规定，然后传递给教师，再由教师传递给学生的一种方式。显然，在这样的变革系统中，相关因素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课程成为了外在于课程变革体系的附属品。而在合作的课程变革中，没有人掌握标准答案，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贡献自己的意见。这意味着合作的课程变革不仅需要外部专家的领导，更需要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个以课程为核心的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课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交往互动的，外部专家和家长作为课程变革的合作伙伴，也共同促进着课程品质的提升。

2．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

多元文化思想要求平等地对待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要实现这样一种“平等”，就必须实施双语教学。可以这样说，未来的学校课程将会是多元文化课程，而双语教学，无疑是未来国际社会多元文化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多元文化的挑战，于是，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双语教学中渗透国际语言――英语，发展民、汉、英的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就成为了新课程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推行的当务之急。

“多语多文”中的“语”即语言，是人们以语音为基础的交际工具；“文”即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学中，双语教学是指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族语言文字相结合来实施的一种学校教育教学的方式；而在我国的大部分城镇学校，双语教学中的“双语”一般指汉语和英语。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也应当顺应这一多元文化交融时展趋势，将英语这一国际语言纳入双语教学的体系中，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的策略，使双语教学由传统的双语双文逐渐走向多语多文――民族语言文字、汉族语言文字和英语言文字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四、课程评价文化多元化

毫无疑问，课程是文化关涉的；课程评价作为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然也会涉及文化，课程评价文化体现了对课程的批判和反思中的价值取向。通过课程评价，人们可以揭示课程的实施效果和文化价值，为课程进一步的调整与改进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课程评价是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基本要素构成的，要重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评价文化，就必须从这几个要素入手，实现课程评价主体、课程评价方式、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课程评价的客体是既定的，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教师、学生、学校、教材这四个评价客体）。

1．课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中人的因素，在课程评价活动中，进行评价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称为课程评价的主体。课程评价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评价技术与方法，评价的整个过程都渗透了评价主体的情感和价值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评价主体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他们在考察评价对象时往往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单一的课程评价主体会导致课程评价的单一文化取向，既不利于课程评价的客观与公平，也不利于课程评价的民主化。在多元文化结构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我们应当倡导多元的基础教育课程评价主体，鼓励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课程专家和家长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到课程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课程评价体系。

2．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

传统的课程评价注重的是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即终结性评价。由于课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即课程的各个要素总是变化发展的，因而，单一的终结性评价是不能反映出评价对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更是有其独特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进行评价时，首先进行诊断性评价，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整体概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便进行后续的正式评价；然后再从课程开发到课程实施的整个过程对各个课程要素进行全面的评价，随时发现课程进程中的各种问题，随时加以纠正和改进，这就是形成性评价；最后就是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各方面达成目标的程度作一个终结性评价，了解新课程对地方的适应性程度。只有将这三种课程评价方式结合使用，才能准确、公正地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做出评价，保证评价结果的效度和信度。

3．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课程评价中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标准，标准是对课程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尺度和界限。课程标准是课程评价方案中的核心部分，反映着人们对课程的价值认识，对被评价者具有指向和引导的作用。因而，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要想培养出多元的人才，就必须制定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标准，引导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逐步接近多元文化的要求。具体说来，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评价的学校评价标准应包括学校的发展目标、学校的发展能力、学校发展的自我保障机制和学校的发展成效四个方面；教材评价应侧重其适应性标准；对教师应从专业情意（专业道德和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三个维度进行评价；而学生评价则应当参照多元化的课程目标来制定标准。总之，只有实现课程评价标准的多维度、多视角，才能促进课程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中国教育报（网络版），2001－7－27．

［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06．

Diversity and Rural Basic Education Culture in Poor Ethnic Region

JIANG Shi－hui ＆ TANG Ying－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第2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教育；乡村孩子

教育与文化本出自一家，教育承担着传承文化的功能。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在人类活动的三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中，“文化是与自然和线条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符号体系、知识技术体系、行为习惯体系、价值规范体系、信仰宗教体系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动，它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传递文化与构成文化本体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教育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教育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己任；文化则通过教育得以传承和创新，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文化是教育之根，研究文化及其发展是把握教育及其文化关系的关键所在。而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本源同此，但又更为具体且有特色。

一、什么是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

乡村文化是在中国传统式乡村中经过长时期历练与凝结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思想与风俗。也有学者称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所滋生出来的特定的情态、理念与精神气质。乡村文化是以农立国的中国的文化之花，在田园乡村的原野上摇曳了几千年。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保存最完整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具有地域性、民俗性、多样性等特征，同时也是一种休闲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文化。

卢梭认为，“大自然所希望的是儿童变成成人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主张让15岁之前的儿童在远离城市的乡村环境下自然的生长，“归于自然”的教育、远离喧嚣城市社会的教育，才有利于保持人的善良天性。只因社会的文明，特别是城市的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他反对用襁褓去束缚婴儿。按照卢梭的意见，如果以成年人的偏见对儿童的发展加以干涉，剥夺儿童应有的自然权利，那会破坏自然的法则，打乱自然的次序，结果从根本上毁坏了儿童。因而，卢梭强烈反对传统的、违背儿童天性的古典形式教育，主张教育应“返归自然”和“顺应自然”，主张儿童生活学习在乡村之地。

二、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的现状

社会在发展，城市在进步，毫无疑问，城市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在经济上处于弱者的乡村文化逐渐隐退。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与乡村，外来与本土，先进与落后相互撞击相互融合，城市文化在进步，乡村文化在虚化。乡村文化逐渐游离于社会中，徘徊中无声的哭泣。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社会可以说处于一种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经济力量导致乡村文化变迁，乡村教育进入困境

在与城市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乡村的被动与劣势在进一步扩大，差距也在扩大，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城市发展，乡村被动跟随其后。经济的发展取向是城市的价值取向，乡村教育过多地受到城市教育外在价值取向的影响。同时，经济的发展导致利益的驱动几乎成为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的最高主宰。其次，“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认为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割离，城乡被普遍解读为“富与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二元价值对立模式，传统乡村文明已然被排斥于“现代文明”视野之外。因为乡村文化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不出来，所以导致在教育层面上，城市的价值倾向也严重排斥了乡村教育中教育民俗的原有地位。

（二）乡村人口结构发生转变

城市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标志，乡村中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只剩下中老年与儿童。接受着比较现代思想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赚钱，使得乡村中人口呈现弱势化。人口结构的改变，新的生活方式对乡村农民造成生活的震荡，乡村的精英层次逐步流出，乡村出现空心化。乡村文化价值逐渐被瓦解。受不到父母完全教养的孩子只能依靠在学校接受教育来学习。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到健全的具有乡村底蕴的亲情文化的滋养。

（三）父母对孩子期望因素

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逐利成为人们的共识，于是收入水平比较低，没有固定工作的家长对孩子期望很大，希望孩子能跳出“农”门。在乡村中，父母大部分处于中低文化程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砸锅卖铁也要孩子上学”“好好学习，以后走出这个地方”力图让孩子改变与自己不同的生存现状。但无意识当中会让孩子对生养自己的家园产生逃避与疏离，会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家乡产生自卑情绪。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觉得“念不念书无所谓”“孩子愿学就学，不学拉倒”“念三年学不如当三年兵”“读书花钱不如打工赚钱”“知识不如做事”。这些都反映了金钱魅力与教育的无力，无形中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与情感。

第3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探究武安市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保护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6日

乡村文化包括古建筑、碑刻、雕塑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语言、地方戏曲、地方性节庆、民俗、建筑布局、传统工艺以及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在我国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传统村落逐年减少，由2000年的300余万个减少到目前的200余万个，16年间消失100万个左右的村落，折算后每天消失200个自然村落。其中，传统村落现存数量仅有1.2万左右，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村落仅存4，000个。因此，新城镇化背景下，以村落为代表的优秀文化正在淡化，乃至消亡。

一、武安市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

乡村文化即村落文化，是农村社会信仰禁忌、价值取向、生活和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的综合，包括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种形式。依据该定义，武安市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口头文化。所谓“口头文化”，就是指未形成书面材料但在社会群体文化继承方面起作用并协助塑造群体世界观的习俗、信仰、生产及生活技艺以及文化传统中的口传部分。武安市乡村“口头文化”种类繁多，主要有传说、戏曲（傩戏、赛戏、平调、落子）、方言、故事等。这些口头文化是我们探究武安市传统乡村村民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奠基石”。

1、传说。武安太行山区传说较为丰富，主要有京娘投湖、天仙配、天降龙雾、村名来源以及氏族祖先生活传说等等，它们反映了武安先辈们的以及村民精神寄托，体现了他们古朴的生活方式。

2、戏剧曲艺。武安地方戏曲艺术种类繁多，如赛戏、傩戏、平调、落子等等。武安傩戏、平调落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安傩戏最初以面具戏为主，逐步发展为傩戏、赛戏、队戏等形势，具有分布广、种类多、传承性强等特点。2010年以来，武安市固义村傩戏《捉黄鬼》和白府村《捉死鬼》，以其磅礴的声势，独特的形势，精彩的内容，吸引国内外学者的接踵而来，打破了“长江以北无公认戏”的断言。武安平调落子极具地方特色，念白以武安方言为主，大多数剧目体现了武安居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其价值观念。

（二）传统节日文化。武安地区节日文化种类繁多，甚至月月有节日。例如，在武安一带流传着农历六月六敬谷神的习俗。农历六月六这天，当地家家蒸馍、豆包，而最时兴吃的好饭是裹卷。敬谷神是为了感激上苍赐给人们粮食，同时也是因传说中人们担心五谷神收回人们享用的粮食。从正月十三至正月十六，武安固义村以傩戏形势欢度元宵佳节，吸引国内外学者关注。这些节日体现了武安人民朴素、踏实的品格，也凸显了武安人民热情、勤劳、遵从孝道、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三）传统技艺、工艺以及建筑艺术

1、传统技艺、工艺文化。武安地区拥有悠久的传统技艺文化历史，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要包括酿酒、米醋、冶炼、雕花、雕塑、剪纸等传统工艺。其中，冶炼技艺是武安的传统工艺，拥有2，000年的历史，古冶炼技术曾在古代盛行一方；活水米醋采用地下甘泉水、武安小米、麸曲等，用古老传统手工艺酿制而成。古老的传统技艺与工艺反映了武安人民不断探究，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

2、传统建筑艺术。武安房屋多为砖木结构，高大敞亮，高台阶、高门楼、高房基。建筑造型往往是沿街门楼、陪房门楼、窗框上、照壁上方皆有飞檐盖瓦，瓦上压脊，两端出兽，斜顶后是平顶，人从院内向上看是瓦房，实则是平房；陪房屋檐有的出檐，有的上设女儿墙，墙间设水口，水口由青砖雕刻而成。木雕、彩绘多用于室内装饰，如隔扇、屏风、炕围、梁柱等，也有用于室外的，窗棂、门楼、屋门等。以徐家大院为代表，伯延建筑群反映地方建筑特色，建造工艺独特，细部装饰精美，是历史的见证。它集建筑学、艺术学、设计学之精髓，具有武安地方特色，是武安乡村文化的活化石。

二、城镇化背景下武安市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

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强势的城市文化不断侵蚀着乡土文化，乡村的发展与其自身文化相矛盾，致使传统“乡村文化”面临巨大的困境。

（一）缺乏文化自信致使传承乡村文化的主体逐年减少。随着武安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传统村落主体的农民在富裕之后开始向往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自发的人口流动不断涌向城市，促使村落人口不断减少，“空心村”、“老人村”等问题越加凸显，村落居民由于文化不自信导致村落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致使武安傩戏、赛戏、剪纸技艺的传承人不断减少，民间技艺以及工艺不断失传。

（二）城市文化的不断侵蚀导致乡村文化失去本真。由于城市文化的侵蚀，村落向城市看齐，村民的价值观、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为追求高质量生活水平，村民建新房，集体建新厂，从而导致民居建筑的衰颓、村落景观的凋落、山水体系的破坏、传统工艺、地方语言、戏曲的遗弃以及大量以“文化”为名的乱搭乱建，古村落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已经面目全非。

（三）地方政府力不从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在乡村文化保护方面凸显出很多问题，如以政府保护造成财政负担大，效力有限；文化监管权责不明，管理困难；缺乏专项资金投入，日常维修保养难以到位；乡土文化保护机制不健全，致使缺乏法律依据；乡村文化保护缺少技术规范支持等。

三、建议

武安乡村文化是人们在这一地域经过漫长的探索所创造一切文化的总和，是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在今天城镇化进程中却面临着消亡的困境，因此乡村文化保护已迫在眉睫。

（一）政府应在乡村文化保护中发挥职能。乡村文化保护是城市化必经之路，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彰显乡村价值观的必然之举。武安政府应跟随时代步伐，积极转变观念；规划乡村文化保护项目；加强政府监管，确保资金对号入座；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且使其投入渠道多元化；完善乡村文化保护保障机制；设立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切实保护传统文化资源，制定相关城乡互补政策，使城乡文化共存荣。

（二）促使村民文化自觉，提高村民文化自信。随着城市文化的侵蚀，乡村文化不断消亡，应在满足村民生存、安全需要的前提下，加大乡村文化保护的宣传力度会引发村民文化自觉，村民文化自觉才能唤醒，从而实现保护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保护传统文化资源激发村落文化资源旅游、经济价值，从而满足村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使村民自发地保护乡村传统文化。因此，当前政府应重视村民利益，在开发、利用、保护传统文化资源时，不能忽视村民的力量，维护村民利益，提高村民文化自觉以及文化自信。

（三）加大构建乡村文化博物馆力度。武安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且种类多样，依据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两种形式将武安乡村传统文化进行分类，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因此，乡村文化博物馆的建设不仅能宣传地方特色和稀缺性的文化资源，而且还能提高村民对武安乡村文化的认可。同时，紧随时代潮流，构建武安乡村文化数据库以及数字博物馆，主要呈现形式以图片、纪实、报刊为主，运用数字化存储手段，对武安传统文化资源资料进行及时更新，真实、全面、详细地记录和归档，展现武安传统乡村文化风采。

主要参考文献：

[1]钟坛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社区致力研究：影响因素分析与指标体系构建[D].甘肃：兰州大学，2014.

第4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贵州为高原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湿润。贵州的乡村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具有以下几种资源类型：

其一，原生态多样性的自然资源。贵州是地球同纬度上原生态自然资源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科研和观光价值很大。目前已成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近200个，而且大都在乡村。其二，原生态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资源。贵州有49个少数民族，其中有苗、布依、侗、水和仡佬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建筑、民族歌舞、民族服饰、民族节日和民族饮食等民风民俗浓郁。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和独特性保存完好，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三大具有最高境界的旅游地。其三，传统的田园风光与现代农业观光资源。

近些年来，由于保护观念和相关措施的滞后，不少旅游点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传统文化的流失，游客“行为污染”的侵害和过度商业化，也对旅游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构成了威胁。在日前于贵阳举行的中国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系列现象提出了警告。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回归田园、体验民俗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受到都市人的青睐。但是，有学者指出，在如火如荼的旅游活动中，丰富多样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加快流失的危险。

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长期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乡村地区，在进行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之后，在相对较高的旅游收入的驱使下，村民劳动力主要投入方向发生变化，传统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新兴旅游业所取代。从以前的田间耕作为主转变到现在以乡村生态旅游服务、旅游商业品生产和旅游设施管理为主。

由于乡村生态旅游在多数乡村地区才刚起步，村民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自主发展经营能力不足，有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乡村生态旅游的开发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划管理。

乡村旅游对乡村人文环境的影响

旅游活动对民族乡村社区人文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可以包括在服饰、语言、生活习惯、节日风俗、价值观念、村寨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影响变化。其中服饰和语言的影响和冲击尤为突出，许多已开放的少数民族旅游村寨，村民的衣着大部分都已经汉化，讲“客话”和普通话的人数在逐渐增加，这两方面的变化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旅游发展的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殊节日作了时间的调整，一些家庭开始放弃传统的耕作方式，参与到旅游服务活动中来，从事旅社、农家乐、旅游商品买卖等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带动和影响，村民的许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改变，突出表现在一些风俗习惯和节日活动的对外开放上，还有就是传统服饰和生活器具的商业化。

少数民族大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都只能靠语言和服饰以及节日风俗来反映和传承。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活动的介入，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得以记录和发展，并在旅游活动中得以集中的体现，并且逐渐体现出了它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旅游活动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对民族传统习俗的影响和破坏程度是非常严重的，它所造成的破坏价值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和加速发展，一味地以追求经济价值为目的，忽略了旅游地传统文化和民族商品的保护，造成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和传统习惯的改变，很多历史的、传统的民族服饰和生活器具由于商品化造成的流失。这些只重视眼前经济价值而忽略其文化价值的行动，必然将造成文化传统的毁灭性破坏。

随着社会经济和交通信息的迅速发展，社会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促使很多农村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这种现象在当今贵州的农村极为普遍，而且有快速发展的趋势。他们在打工过程中受到了外界社会许多先进的知识和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教育，在思想和行为活动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外出打工返乡的群体在村寨的行为活动，也会对当地的人文环境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远远没有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激烈，并不会对人文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威胁。

乡村旅游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目前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主要重视的是经济方面，从根本来说旅游开发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生态旅游在生态环境方面同样需要重视。自然环境作为旅游开发的一项重要资源，在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中比其它因素更为重要。

乡村生态旅游在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开发要求下，做到“村容整洁”是使二者理想结合的方法。旅游开发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需要在开发过程中注重环境建设，而村民在经济利益的左右下自身环保意识会得以提高，在普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之后，自然环境的保护将会做得更好。而游客与村民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将大为减少。

人文生态环境亦需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乡村旅游对乡村可持续发展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认识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的正、负面作用。乡村旅游增加乡村经济收入，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当地手工艺和贸易的发展等。同时，乡村旅游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如给农民业主带来经营风险；导致消费品和服务涨价，进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消费等。

警惕乡村旅游对乡村文化的异化作用。根植于乡村文化的乡村性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弄耕文化、民俗文化就成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必要手段。但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游客的增多，非乡村文化逐渐渗透，乡村文化优势必被异化、削弱，从而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预防乡村旅游对环境的破坏。乡村旅游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改善乡村的卫生状况，促进乡村有价值资源的保护。但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人数和旅游活动的增加，降低了乡村自然和文化氛围，增加了乡村垃圾和噪音污染，不利于乡村生态环境。因此，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进行预防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景观保护、开发项目审查和乡村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第5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1.乡村少年“离土”教育

“离土”源于上世纪40年代对乡土中国的担忧，意指乡民离土、乡村离地、文化离根。在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大量乡土在“企业房产”等推土机前不断流失，消费文化将人与人的关系功利化，人情冷漠，乡情淡泊，越来越多的人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留守故土。“当他们逃离土地，远走他乡，就走上了永远的‘心灵不归路’……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那么，什么是“离土”的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指促进乡村少年在乡村社会中活泼、健康、全面、自由地发展，并启迪、发展他们的健全人格，培养其精神成人的教育。在经济为先和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教育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逐渐被剥夺，加上长期奉行的单一化思维模式，“城市取向”成为当前教育的主要特征，乡土世界在教育中被边缘化。教学内容上，高楼大厦代替了风吹麦浪；教学语言上，官方话语代替了本土方言；教育理念上，“他人世界”代替了“乡土世界”；教育价值上，离乡代替了爱土。“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这都是一种文化偏向，即城市生活的价值偏向”，乡村教育实际上就是“逃离乡土”的教育设计。总之，乡村少年的“离土”教育是指乡村少年所受到的脱离乡土文化语境的以城市为导向的教育。

2.文化回应教育学

“离土”概念在西方语境中同样可以找到惊人的回应，盖尹（Gay，2010）率先提出“uprootedness”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教学中对少数族裔学生本土文化、地理和心理情感因素的忽视，导致的学习与文化背景的断裂。”不同的是，国外学者更多的是用文化回应教育学分析这一问题，这也为国内“离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验证的新视角。上世纪70年代，人们意识到种族的多元化问题已经蔓延到课堂，少数族裔的学生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异于主流白人群体而逐渐被边缘化。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将视角转向课堂教学，提出文化回应教育学，比灵斯（Billings，1991）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赋文化于知识、技能和态度，提高学生学业水平、社会性、情感表达和政治性的教育学”。盖尹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它是指一种鼓励种族多样化学生利用其文化知识、先前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使学习与自己更具相关性，并提高学习有效性的教育学。”前者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的广义界定，后者则是从学习行为出发的狭义发现，本文更倾向于后者。此外，比灵斯（Billings，1995）为文化回应教育学设定了三个标准。首先，体验学业成功。任何阶级特权均无法剥夺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和体验的权力，同时社会和教育组织中的所有力量要努力促其实现。其次，发展并保持文化能力。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努力构建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整体性”并获得“文化尊严”。最后，挑战现实不平的批判意识。对于主流文化的先在合理性，教学能提供一套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学生结合自身的文化经历批判性地反思周围环境的存在。这三条标准的设立是相对于文化回应的三种无力（学业失败、文化失真、反思失效）提出的，而乡村少年的成长过程同样表现出文化回应的无力，它更多的是从乡村少年过程经验和主观意识发出的成长烦恼。

二、“离土”教育的无奈：乡村少年的成长烦恼

1.“读书价值”的烦恼

传统乡村社会一直以来都以读书为最优越的价值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乡村少年勾画出了美好的物质生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满足了其立业报国的精神追求。为了实现“鱼跃龙门”的壮举，乡村少年不问农事，不知农业，只读“圣贤书”，家人更是倾其所有予以资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城市的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一方面，在经济资本的作用下，城市规模增长迅速，乡镇城市化，城市都市化，其必然产生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城市经济资本的充裕也为吸引大量劳动力提供了更大的筹码（工资）。另一方面，文化资本为城市创造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例如丰富的娱乐活动等。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双重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乡村少年不愿用十几年的苦读去争取一个城市生活的机会，而是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放弃读书到城市打工，直接体验城市生活。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是乡村少年放弃读书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2008年大学生失业率为9.1%，2010年为12%，2011年为17.5%，大学生未毕业先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继续读书而带来的失业风险，很大一部分乡村少年不愿意继续学业，而采用直接就业来避免将来失业的尴尬。另外，目前大学生的工资水平和农民工相差无几，甚至可能要低于后者，也对乡村少年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冲击。同时，乡村少年经过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后认为，将继续读书的时间资本和经济资本投入到就业，其所产出的经验资本、收入资本和避免失业资本将远远优于前者。以上两种原因导致了乡村少年对“读书价值”的怀疑，从而导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全国小学阶段未参加继续升学的比例为1.7%，初中为11.6%，高中为13%，需要补充的是，乡村地区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乡土身份的烦恼

文化不仅是赋予身份的权杖，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符号。乡村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了乡村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身份感到自卑甚至厌弃，处在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漂泊感。这种身份的自卑又体现为现实和未来两个向度。现实向度上，乡村少年对乡土身份的烦恼处在懵懂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未被激活，当他们经历城市文化的外在冲击（来自他人）和内在洗礼（来自自己）时，对城市生活的艳羡就会与对乡土生活的自卑形成强烈的反差，尤其当这种刺激来自持有“外在冲击”身份的教师和课本，以及“内在洗礼”的自我学习。这种情况在乡村学校中经常发生，例如老师用“离开这穷乡僻壤”鼓励学生、学生以“坐飞机”“看高楼”等为目标的自我鞭策。未来向度指乡村少年对未来身份的预设选择，这种选择在学科化之后通过理想职业来体现，少有学生愿意将理想设计为“农民”，更多的是城市生活中的各种身份，例如科学家、明星、军人等等。当人对现有身份表示出一种厌弃，其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自尊和自信，迷失在对自己和未来自己的恐惧当中，如果未成年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对其心理发展将是极大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乡村少年在进入城市之后表现出寡言、自卑、放纵、自暴自弃等状态。学业上，他们认为城市儿童更聪明，掌握更多才艺，学习更出色，而自己无法与其竞争，甚至对城市儿童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崇拜或憎恶。例如，许多乡村少年之所以选择高中辍学是认为其无法与城市学生竞争高考。乡村少年迷失身份后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丧失归属感。一方面，他们极度否认或排斥自己所属的农村社会，努力使自己与其隔离，声明不再属于这里；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建立与城市的联系，获得城市身份。这就容易导致乡村少年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既不愿意接受乡村身份，却又无法获得城市身份，从而使这一群体永远无法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最终产生被遗弃感而选择破坏现行规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乡村少年的犯罪率持续升高。

3.教学文本的烦恼

当前，教学文本的设计权掌握在国家与省（市）两级。从话语权来看，拥有参编资格的人主要包括教育专家和教学专家，而这两类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高校和优秀中小学当中。一方面，国家单一化的政策制定理念要求各省（市）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多样化和地方化的内容，在当前以发展为首要任务的环境下，一致性更倾向于城市导向的现展观。另外，预留可调整的空间并不能足够支持地方性内容的进入，而且乡村内容只是地方性文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掌握话语权的专家缺少对乡村少年学习与生活环境的了解，同时他们更缺乏乡土情结，未能有针对性地立足于乡土，开发环境与身份相适切的文本。教育专家关注的是文本在人的某种发展维度上的意义和效果（德智体美劳），教学专家则更关注文本的表达和组合方式（教学方法），然而，两者对教学对象的生存环境却鲜有涉及。在这一现实下，乡村少年对教学文本渐渐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因为字里行间描述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而是“别人的世界”。从内容上看，它包括两种冲突，文本内容与生活现实的冲突和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首先，教学文本的设计是以城市为导向的，乡村并未获得独立的编制权，其所采用的是与城市相同的教学文本。这就导致乡村少年对教学文本中描写的内容未形成直接经验，甚至闻所未闻，无法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式，例如“微博“”天然气”“数字电视”等概念。此外，两种文明的冲突同样会在教学文本中产生，例如教学文本中对直接结果的追求与乡村少年含蓄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冲突；教学文本对结果唯一性的苛求与乡民“只求耕芸，不论收获”的豁达之间的冲突；教学文本对环境保护的呼吁与乡村少年对环境问题的未意识之间的冲突等等。由此可见，不同的世界及其所塑造的世界观的冲突使得乡村少年难以判断何为真假、何为好恶，对教学文本的烦恼，极易产生对学习与生活本身的怀疑。

4.教学方式的烦恼

教学方式的烦恼主要体现在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教师三个方面。教学方法上，乡村教学资源的缺乏和教学条件的有限使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难以实现，只能转而依赖教室、书本、讲台和桌椅组成的传统教学，加上缺乏先进的教学理念，于是乡村少年长期被困在“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乡土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所创造的天然课堂强调“参与性”、“动手性”，与传统课程中的“静坐”“苦读”形成鲜明的反差，乡村少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反复受到思想的碰撞，要么逃离，要么屈服。例如，一些快乐的乡村少年进入课堂后变得沉默寡言；还有些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色，生活中却五谷不分。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下，教学评价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以“分数”为导向的考评模式，强调竞争性的等级划分，其“比”的关注又被乡村少年的朴实天性放大。这就是为什么乡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看重分数和成绩排名。教学中要求的竞争与乡土文化鼓励的“讲信修睦”产生的分歧对乡村少年的人际交往也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无法确定彼此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乡村少年最大的困惑来自于教师，一方面从年龄结构上看，乡村教师主要以中老年为主，他们的教学理念保持着一贯的保守性，包括对分数的苛刻，对走出乡土的热衷，对讲授教学的执着等。另一方面从配置上看，乡村教师人数和资质都存在严重问题，整体上影响了乡村教学的水平和乡村少年的成长。综上所述，乡村“离土”教育面对的乡村少年的成长烦恼既是认知和行为上的心理不适，也是价值诉求上的人生观冲突，更重要的是根源于文化离土的生无所依。究竟怎样实现乡村少年的文化复归？

三、从“离土”到“归根”：文化回应教育学的解答

面对美国课堂中存在的“离土”问题，盖伊（Gay，2010）从文化回应教育学的角度提出四种回应方式：1）认可学生承载的不同文化的合理性；2）针对不同的学习风格设计相应的教学方式；3）引导学生了解并欣赏本土文化；4）学科课程和技能训练中，增加多元文化信息和资源。本文将根据盖伊给出的解答，结合乡村少年“离土”教育的中国语境，尝试设计一条从“离土”走向“归根”的文化回应路径。

1.文化合理性的回应：教学身份的“归根”

教学身份包括教的身份和学的身份，学的身份是核心，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教是以赋予学生获得某一种文化身份为诉求的。身份的接受前提是对其所扮演角色的认可与接受，乡土身份承担着对“那山那水那人”厚重的情感。为了引导乡村少年获得乡土身份，教师要在对乡土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认可其存在的价值，同时对乡村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保持开放的文化包容性，谨慎地引导学生发现乡土文化中的利弊，理性取舍。乡土文化的语境同样塑造了乡村教师的身份，然而面对大众媒体对教师特征文学性的渲染（贫穷、专业性低、土气、憨厚等），他们已习惯成为“沉默中的大多数”，不作抗辩。我们不能用城市文化中的功利性价值去评判乡土文化中的行为，乡土赋予他们的文化责任要求其在增强专业性的同时彰显乡土身份的自信：土气是一种乡土气质，憨厚是一种文化性格，贫穷则是一种道德操守。学的身份也是一种主动的获得，它需要乡村少年认可自身存在的价值，保持自我成长中的文化能量，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乡村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接受大量的外界信息，虚实难辨，因此他们必须养成一种反思理性，在综合考量多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我认知，不盲从，不自我。

2.文化价值的回应：教学目标的“归根”

当前，教学目标的设计是以“城市”为导向的，乡村少年的学习目的也是以加入并融入城市生活为价值诉求，这种一维的排他价值是以“致富”为诱惑对乡村价值的冷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立足乡土，从三个层级寻求自我价值，还权于乡村少年。第一个层级，了解乡土，解答乡村少年“我是谁”的烦恼。乡村教学为乡村少年走近其生存的文化空间创设专业平台，一方面将其生活中所积累的文化碎片系统化，另一方面带其走入乡土的文化根脉。第二个层级，热爱乡土，解答乡村少年“我在哪”的烦恼。爱是一种大的情怀，教育正是要致力于对爱的培养，家齐方可国治、天下平，只有对家乡故土的爱才能养育怀有仁爱之心的乡村少年。越来越多的乡村少年舍土离家反映了他们爱的淡泊，而教学正是要重新燃起他们心中的爱，实现由爱己到爱家、爱人的价值诉求。第三个层级，文化包容，解答乡村少年“我去哪”的烦恼。乡土的“回归”并不是对一元性的价值选择，它需要培养一种和而不同的心态和美美与共的胸怀。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在“并行之道”中而“不相害”。

3.文化内涵的回应：教学内容的“归根”

教学内容的“归根”主要通过乡土教材开发和乡村教师培养两方面来实现。课程编制上，一方面教学文本中亟待增加属于乡土特色的内容和设计，使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有效接轨乡村。另一方面，课程编制权继续下放，以乡村为主的地区获准立足本土文化，针对特定文化身份的学习者设计地方特色课程。校本课程开发上，乡村学校需要培养具备课程资源开发能力的教师，同时更需要校本课程开发的勇气和决心，摆脱习惯性的对已有资源的依赖，厚重的乡土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的课程资源。乡村教师培养的“归根”应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对于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保证现有教师队伍的稳定性，确保优秀教师不再继续流失，同时鼓励并吸引师范毕业生走入乡土，从内部维稳和外部补充两方面增加乡土师资的生命力。第二，对于乡村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提高现有教师水平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学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前者可以从完善在职培训体制，拓展在职培训平台，增加在职培训投入以及丰富继续教育手段等四方面进行，后者主要通过鼓励优秀教师乡村支教和吸引优秀毕业生乡村从教两方面实现。

4.文化风格的回应：教学方式的“归根”

第6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一）国内对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链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链对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价值方面的研究。赵承华（2007）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延伸和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建立品牌乡村旅游企业,是实现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的主要路径。张晶（2012）认为实行产业链纵深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周格粉，肖晓（2013）首先认为全产业链模式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过渡模式，并提出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最终模式。

（二）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针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较乡村旅游多出些许，但主要是从产业链视角出发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厉无畏，于雪梅（2007）认为培育创意人才，完善创意产业链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邢华（2009）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价值链的整合，并提出以产业链末端—版权贸易为主线整合产业链。陈少峰(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链的经营与运作，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横向扩展以及产业要素挖掘与整合。纵向产业链的延伸，可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内、外部资源共享，即产业内、外融合；横向产业链的拓展，可表现为产业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即产业规模效应的体现；产业要素的挖掘与整合，可表现为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链的深度化和专业化经营。金元浦(2010)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概括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创意环节，秉承“创意为王”的理念；第二环节，生产环节，采取“内容为王”的措施；第三环节，销售环节，坚持“眼球为王”、“渠道为王”策略。

（三）国内对创意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国内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融合的机理、路径、模式及策略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且系统，并且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但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对二者融合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有关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欠缺，且主要集中在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方面，研究的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柯涌晖，赵明，陈白璧（2011）认为闽台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了创意产业价值链，完善了旅游产业链条。李洋洋（2011）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了延伸性型、重组型和渗透型三种，认为延伸型的产业融合模式出现在产业链的生产制作和消费环节，延伸了原有产业链条；重组型的产业融合模式解散了原有的产业链，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条；渗透型产业融合模式扩展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内涵，提高了产业增值能力。王爱玲（2009）以“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其成功是现代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从产业链的设计、经营和营销各环节充分融合的结果。

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意象不强，农耕文化尽失

“乡土情结”是众多乡村旅游者的重要旅游动机，对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的偏好，是实现乡村旅游消费重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一方面受城市强势文化侵入，本土文化弱化影响，另一方面受社区居民文化自觉、文化自豪、文化保护等意识欠缺影响，使得乡村旅游地的传统农耕文化流失，乡村意象弱化。

（二）项目单一雷同，缺乏主题创意

乡村旅游地的发展对“经济精英”、“创意人才”有较强的依赖，但根据霍华德的“三磁铁理论”，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在就业机会、人才聚集方面存在显著劣势，因此，在旅游开发上欠缺“创意大脑”；其次，由于乡村旅游地的开发普遍存在融资困难，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创意环节的资金的投入十分有限，普遍是照搬照抄，且不结合本土地域优势及特色，使得项目单一雷同，缺乏地域特色。

（三）乡村环境恶化，生态功能弱化

乡村旅游地普遍受到不同程度农业化学物质及废弃物污染、污染企业转移农村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及污水污染。但受政府对农村污染控制问题还没有系统的、足够的重视，且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扶持措施不力，以及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因素影响，乡村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美、生态好的意象日益弱化。

（四）忽略市场调研，营销模式固化

乡村旅游地的营销首先缺乏与市场的对接，乡村旅游地自发进行市场调研及市场分析的凤毛麟角，因此，营销模式和手段的选择没有实际指向性。其次，乡村旅游地的营销模式落后，网络营销、植入式营销、创意营销及联合营销所占比重极低，全国范围内建成“信息化乡村旅游景区”的数量屈指可数。

三、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建议

乡村旅游产业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互动融合，在第一个创意阶段，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在第二个生产阶段，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旅游者观摩；在第三个营销阶段，建立起文化产业现代化的营销网络，起到足够吸引消费着注意力的目的，而在第二阶段的乡村旅游经历则又刺激着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在两者的互动影响中，创意性文化旅游产业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创意旅游者；在第四个消费阶段，与第三阶段作用类似，在此阶段，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消费产生感染效应，促使消费者对该文化创意相关的乡村旅游感兴趣，而反过来，在第二阶段的旅游经历又增加对该文化旅游产品的认同感；第五个后续环节，实质上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和重组，通过建设主题公园，举办展览会、博览会、展销会、节庆等方式向旅游市场延伸，从而实现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创意环节

从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结构来看，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形成依赖于乡村旅游活动能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且有吸引力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所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建设要从创意环节入手。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的融合阶段，两个产业可以在项目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利用，创意、创作相互借鉴等方面进行互动。具体说来，首先，应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立足乡村旅游产业乡村性的本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将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资源作为创意乡村旅游的创意素材，增强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原创力；其次，立足于乡村旅游产业的现有资源，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资源，即：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科技化和数字化的创意理念，实现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资源的互补融合。

（二）生产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生产环节的融合阶段，一方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乡村旅游者观摩，丰富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产品素材，如：独具创意的舞台演出、创意影视作品、大型歌舞“秀”等等，都可以成为旅游体验的过程；另一方面，将“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创意性、艺术性及科学性的包装和生产，供乡村旅游者购买，提升创意乡村旅游产业产品的综合功能价值。

（三）营销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营销环节的融合阶段，该环节决定了策划、组织等环节成本的回收和盈利状况，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满足观众的文化体验质量，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通过现代宣传手段能更好的达到推广效果，且大大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旅游者观看、欣赏或购买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如：影视作品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能更好的展现实景旅游地，而且剧组拍摄往往能吸引众多媒体跟踪报道，对拍摄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宣传作用；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消费者观看相关影视作品。因此，在营销主题、内容、形式、渠道等设置上，不拘泥于模式化的处理，实施灵活的富有创意的运用。

（四）消费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销售是文化旅游产业链实现价值的最终环节。文化旅游消费者完成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和消费后，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活动才实现。销售环节是创意乡村旅游产品与受众互动体验的关键环节，旅游者的满足是保证创意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要具有很强的精神感染效应，成功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必定满足了旅游者的某种文化诉求或创意诉求，能刺激旅游者前往创意乡村旅游地体验；且旅游者在消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时，其相关的旅游经历又能增加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五）后续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商品、知识产权的出让、品牌的扩张、影视动漫等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衍生环节。创意乡村旅游消费结束后，一部分旅游者还可能购买相关的衍生产品，如《快乐星球》图书、《印象·刘三姐》旅游演艺的光盘等。另外创意乡村旅游品牌的扩张，创意乡村旅游企业知识产权的出让等。该环节能进一步挖掘和创造价值，对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开展有针对性的创意乡村旅游衍生项目的开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

第7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摘要：作者针对广西乡村景观建设的思考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包括乡村景观建设呈现的问题，并对乡村景观建设的对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广西　乡村景观　建设

乡村除了承担粮食生产的功能之外，也扮演着乡村游憩、资源保护、景观保护、人类文明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等诸多功能，乡村景观建设应是对乡村功能保护和形式美化统筹规划的过程，但是目前很多乡村景观建设盲目追求现代化，忽略乡村功能的首要性和乡村意境的归属感，以牺牲乡村优良景观资源为代价。在这种非理性的乡村景观建设势头下，对乡村景观建设呈现的问题及建设对策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1、广西乡村景观建设呈现的问题

目前广西乡村景观建设呈现三大问题：一是“乡村新圈地运动”大肆侵占乡村土地，威胁乡村生产功能：二是各地乡村政府非理性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模式吞噬着传统乡村景观：三是盲目的乡村旅游开发破坏了耕地、林地、水域等乡村景观资源。

1.1乡村新圈地运动

在“新圈地运动”原指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业大肆侵占城市土地的浪潮。如今“新圈地运动”向乡村迅速蔓延，呈现一种乡村新圈地运动趋势，我认为，乡村新圈地运动概念可定义为，以房地产业、工业为代表的非第一产业侵占乡村土地的现象。表面上乡村新圈地运动引领了乡村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中国乡村众多的人口，有限的资源和几千年不断的开垦，致使中国土地生态异常脆弱，乡村新圈地运动更是加速突出人地关系矛盾、威胁乡村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增加了未来乡村景观修复性工作的难度和强度，其侵略性和危害性甚于“新圈地运动”。

1.2逐渐丧失乡土景观本色

乡村景观建设过程中，乡村政府广泛提出“乡村城镇化”的指导思想，景观建设过程则大多按照城市建设模式拆平房建楼房：与此同时，相关规划设计人员对乡村了解太少且深入调查研究不足，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套用城市建设模板的规划方案屡见不鲜。“大拆大建”“、城市特色”在乡村滋生、蔓延，乡村在羡慕并追求城市文明的同时，忽视了自身有价值的东西，造成传统乡土文化的消失，失去乡村可识别性。

1.3盲目开发乡村旅游

旅游开发是把双刃剑，为乡村注入建设资金、给村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渠道、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往往是以牺牲传统风土文化和空间为代价。就目前发展来看，盲目的乡村旅游开发造成了乡村旅游市场的紊乱和乡村景观的不可恢复性破坏，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由于对乡村景观资源不透彻的分析与对旅游市场错误定位造成的乡村旅游项目数量多、性质乱、质量差、过饱和的局面：二是随着旅游市场从过去的观光型向现在的休闲度假型转变，各地乡政府不惜置换出农田，在水边、或是林间大建度假区，破坏乡村耕作景观及乡村生产功能：三是追求过宽、过多的景观大道，使得乡村地块规则化，破坏景观斑块，影响乡村良好的小气候条件和生态平衡，许多珍贵生物资源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急剧减少。

2、乡村景观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2.1加强规划

按照规划先行的原则，统筹城乡发展。规划要尊重自然，尊重历史传统，根据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个方面的要求进行编制。规划的内容要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延续原有乡村特色，保护整体景观：体现景观生态、景观资源化和景观美学原则，突出重点，明确时序、适当超前。

2.2推动跨文化理解

深刻理解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及相互间的关系、警惕“文化失语”现象，才能很好地整合“乡村文化”在乡村景观建设中的作用。乡村景观建设过程要倡导多元宽容精神。坚守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精神，承认差异、宽容差异，倡导个性。对海外而言要能弘扬出中国特色，对国内而言要弘扬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对本地而言要弘扬出自我特色；要研究历史化、民族化、乡土化、个性化等问题。积极发掘景观环境中的民族文化资源。从文化个性培育的视角，要求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转化成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价值资源，进而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贡献。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根深叶茂的文化。

2.3发展产业支撑、形成部门联动、坚持农民自愿

如果没有产业作为支撑，乡村景观建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要根据乡村自然禀赋和区域特点，寻找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产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乡村景观建设涉及面广，需要各个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在规划先行的前提下，形成下情上达、部门联动的支农局面。要充分调动农民主体的积极性，使农民自愿成为旧村改造的主体。

乡村景观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而且它和人们平凡的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因此，探索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景观建设，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的景观“文化失语”现象以及乡村景观建设与生态环境问题十分有益。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创造出优美的极具特色的乡村景观艺术形象，无疑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为广西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2.4教育宣传

乡村居民大多缺乏正确的景观观念，更不清楚乡村景观潜在的社会、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加强对乡村居民进行景观价值的宣传和教育，可以让他们认识到乡村景观规划建设不仅仅是改善居住生活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而且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才能激发他们支持乡村景观建设，才能自觉地投入到乡村景观建设中。一旦乡村居民意识到自己家园的重要性，开始组织动员起来，政府自然无需大费周折地推广与宣传，只要顺势而为，并给予适当的协助，则所有改善乡村景观的事务，皆可以顺利进行。因此通过教育宣传让乡村居民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就能发挥公众参与性，维护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

第8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 乡村旅游资源；调查分类；深度开发；山东省滕州市

[中图分类号] F59 [文I标识码] 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nvestig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are the basi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eng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is studied as a single case with the use of field reconnaissance integrating with expert advices to obtain first-hand information.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re taken in classifying and valuating 260 rural tourism resource spots in Tengzhou City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cluding building tourism villages and towns based on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mproving rural tourism product system， developing tourism commodity on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establishing cultural industry parks relying on unique folk customs， and enhancing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deep development， Teng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一、引言

围绕“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长期以来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党的十报告中着重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据此，全国掀起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新，乡村旅游以其特有优势成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促进农村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而乡村旅游调查、分类与评价是进行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和关键。本文选取山东省滕州市作为个案研究，滕州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旅游开发潜力的村庄比较多，分布较为广泛，发展乡村旅游潜力巨大。通过对滕州市260个乡村旅游资源点的深入调查和系统分类，提出了基于资源分析和评价的乡村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乡村旅游资源调查方法及分类

（一）研究方法及资料获取

调查时间为2016年7月16日至8月16日；调查范围为滕州市辖4个街道、17个镇的乡村旅游资源。4个街道包括龙泉街道、荆河街道、北辛街道、善南街道。17个镇包括东沙河镇、洪绪镇、南沙河镇、大坞镇、滨湖镇、级索镇、西岗镇、姜屯镇、鲍沟镇、张汪镇、官桥镇、柴胡店镇、羊庄镇、木石镇、界河镇、龙阳镇、东郭镇。调查采用实地踏勘、专家意见征询相结合的方式，共获得260处旅游资源单体资料。在取得第一手资料后，采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二）滕州市乡村旅游资源分类

根据滕州市乡村旅游自身的特点，按照国家行业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的旅游资源分类分级规划，滕州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初步调查统计结果涉及到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7个大类（表1）。

三、乡村旅游资源评价

（一）滕州市乡村旅游资源定量评价

1.划分标准

依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最新国家标准（GB/T18972-2003），对滕州市主体乡村旅游资源按照“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赋分进行质量等级评价。评价系统设“评价项目”和“评价因子”两个档次。评价项目为“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加值”。其中，“资源要素价值”项目中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等5项评价因子。“资源影响力”项目中含“知名度和影响力”、“适游期或使用范围”2项评价因子。“附加值”含“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1项评价因子。

2.等级划分

依据旅游资源单体评价总分，将其分为五级，从高级到低级为：五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90分。四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75-89分。三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60-74分。二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45-59分。一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30-44分。此外还有：未获等级旅游资源，得分≤29分。

参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的相关标准，根据资源自身的价值和特色，可将滕州市主体乡村旅游资源划分为以下等级（表2）。

（二）滕州市乡村旅游资源定性评价

1.基于国家标准的滕州乡村旅游资源评价

根据国家标准，依据对滕州乡村旅游资源的数量、类型、空间配置及质量等级调研分析，其主要特点为：（1）主类资源齐全，亚类资源较多，基类资源丰富，知名度和影响力较低；（2）资源结中，建筑与设施类资源占绝对优势，其次为旅游商品类和人文活动类资源；（3）资源等级较低，四级、三级资源较少；（4）旅游商品类和人文活动类资源具有地方特色，但大部分都处于未开发状态，级别较低。

2.滕州市乡村旅游资源总体评价

（1）数量多，分布广

滕州市有乡村旅游资源景点260处，数量多，分布广，4个街道、17个镇均有乡村旅游资源的赋存和景点的分布，这为滕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资源类型丰富、资源组合状况良好

青山绿水、故国文化、温泉与乡村田园、特色村、农业科技园、优质果业基地的多样化组合，从整体上提升了以乡村田园为中心的乡村旅游资源体系的价值。在此组合优势下，既可开发观光游赏型旅游产品，又可设计休闲娱乐、会议度假型旅游产品，还可规划农业科普旅游产品、生态农业观光等专项旅游产品，整合互补，开发潜力巨大。

（3）多数资源知名度低，缺乏极品资源

乡村旅游资源知名度不高，缺乏对近程、远程游客的吸引力。滕州市乡村旅游资源中的高等级、高质量资源较少；已开发资源中乡土气息浓厚但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缺乏创新。

（4）乡村人文资源边缘化

滕州现有乡村旅游项目主要以农家乐为主，组织形式单一，普遍存在档次低、规模小、接待能力较差的情况；旅游区内基础设施、产品配套不完善，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人均消费较低。乡村民俗、节庆类项目的开发明显不足，民俗风物等人文资源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缺乏保护与开发。

四、乡村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思路与对策

（一）依托乡村旅游资源，培育一批旅游村镇

支持具备条件的村镇依托湖泊、河流、山地、温泉、果园、菜园、苗圃、茶园、养殖场、林场、古民居建筑、古遗址、革命遗址、宗教遗址、古井、以及独特的特定事件、风俗风情、民间文学、艺术、服饰、饮食等乡村旅游资源，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采摘、体验、拓展、健身、餐饮、娱乐等服务。将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业发展相结合，在城镇建设、旧城区改造和新农村建设中，加大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挖掘村镇文化内涵，完善旅游功能建设，实现乡村旅游和新型城镇建设互动发展。

（二）加强乡村旅游产品培育，完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围绕适宜市民休闲的50个周末和小长假，集中打造一批休闲农庄、农家乐园、现代农业观光园等环城市游憩带休闲旅游项目，重点开发培育传统民俗、休闲农业、农家乐、古村镇、新农村、乡村节庆、生态循环、乡村博物馆等乡村旅游产品，形成种类丰富、档次适中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三）依托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创新乡村旅游商品开发[1]

滕州市主要有畜禽、粮油、蔬菜、果、藕等特色农产品，可将其与旅游元素相融合进行深加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已形成的龙阳绿箩卜、界河马铃薯、滨湖莲藕等生产基地，逐步实现由传统加工工艺向先进技术转变，建设特色旅游商品生产基地，开发健康有机餐饮，例如可结合旅游餐饮提倡健康饮食，以“体验有机生活，享受健康饮食”为主题，开发健康有机餐饮，提出如“有机鱼鲜汇”、“有机果蔬宴”等有机餐饮品牌。

（四）依托独特的民俗资源，建设创意文化产业园区[2]

在挖掘墨子文化、鲁班文化、奚仲文化、民间戏曲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同时，将多项传统节事与民俗活动统筹组织、举办滕州民俗旅游文化节，如“梨花会”、“湿地鱼鲜美食节”、“善国自助采摘节”等，提高滕州市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在微山湖湿地、葫芦套建设创意产业园区，吸收大量优秀原创画家创作，吸引涉及画工培训、行画及画框制作、艺术品设计生产及艺术品销售的商业机构入驻，吸取当地居民参与文化产业，达到一方面吸引当地居民就业，另一方面丰富扩大旅游纪念品种类，并推动当地旅游工艺品市场向特色化、多元化发展态势转变的效果。

（五）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根据滕州市旅游资源个性突出、特色鲜明、异质文化氛围浓郁的特点，将区域内的文化旅游、古镇旅游、山体旅游、乡村旅游资源整合，统一进行规划开发，整体进行包装，组织开展一些规模适度的专项、专线、专题、参与性强的旅游活动，营造一个大旅游的环境氛围，增强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参 考 文 献]

第9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鲍家屯古水碾房修复项目，树立了在中国进行农业景观保护的卓越范例。参与保护项目的各个机构开展了富有创见的合作，注重基地的整体性。修复项目复原了水碾房为代表的有着600年历史的水利设施，通过水坝、水道、堤和水碾房全面恢复，恢复了农业生产的秩序。项目高度敏锐而周到地确保了复原它们的真实面貌，重现了历史光辉。通过对传统农业设施功能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和当地文化活动的结合，这一项目为我们展现了保护在现代化发展压力下快速消失的亚洲文化景观的重要意义。

鲍屯乡村水利工程是在迥异于现代汉民族文化的屯堡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大部分设施保存完好，至今仍在运行。由于自清代以来鲍屯形成了与周围村寨封闭的社区形态，及宗族式的乡村自治管理方式，其状况甚少为外界所了解。自2005年以来，随着屯堡文化研究的兴起，鲍屯水利工程以其保存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水工建筑规划、建筑型式的独特性成为在用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的典范，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这一保护项目的实施，得益于近年来文化遗产影响力的逐渐扩展，涉“水”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由于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了这一完整乡村水利工程。2004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安排专项课题研究鲍屯古代水利工程，2008年这一项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支持，列入该计划的示范项目中。在多方合作下，这一保护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经过400多年的演变，基本保留了传统水利的建筑型式、水资源分配和管理形态。在21世纪之初，这一基层水利工程面临全面改造的形势下，科研和示范项目的实施挽救了这一古代水利工程。在2008年、2009年西南地区连续特大干旱发生期间，现代灌溉工程普遍失效情况下，这一古代水利工程依然完好地发挥着它原有的工程效益。可见，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文化层面受益，它的效益更可以在农业环境、生态、景观等方面体现出来。通过对这一古代水利工程的研究，以及保护项目的实施，我们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理解得到了深化。

鲍屯古水利系统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规划科学，设施完善的基层水利工程。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它与很多传统水利工程一样濒临消失。回顾这一项目实施的过程，一些体会或认识，或许可以为今后涉“水”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1　认知古代水利工程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切入点

贵州安顺位于屯堡文化的核心区，鲍家屯水利工程是地域文化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屯堡文化是西南地区汉民族文化的亚文化族群。明洪武年间，为消灭盘踞西南地区的元朝梁王把匝瓦尔密割据政权，明朝30万大军两路进攻，史称“调北征南”。元朝残余势力消灭后，14万征南的军队官兵连带家属留在贵州，实行军屯，以稳固西南边疆。这些来自江南地区的留守大军便在贵阳至云南曲靖的交通要道上各屯堡定居下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在兴修水利的行动中，军人集体意识得以充分体现。在安顺屯堡人的聚居区，一般拥有较好的水利设施，他们的农业生产条件优于本土其他地区。

鲍屯乡村水利工程属大西桥镇鲍家屯，这一工程始建于14世纪末，即明洪武十五年至三十一年间(1382～1398年)。鲍屯乡村水利工程的始建、完善代表了屯堡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鲍屯水利工程的延续，反映了屯堡文化核心价值，即屯堡的宗族社会关系、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公共事务管理制度。鲍屯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及管理，反映了古代屯堡人与自然和谐的用水理念和水资源价值观。

鲍屯水利工程延续，具有极高的社会学价值，它实证了中国传统乡村宗族社会组织形式。当屯堡的军事性质消退之后，水利工程的管理成为最主要的公共事务。田野调查中，发现了鲍屯水利工程维护管理的乡规民约、宗族家法。有些延续至今的习俗，反映出屯堡人自觉的集体意识。如水稻栽秧用水紧张之际，依据先远后近、先高田后低田的顺序放水；捕鱼时须全村统一组织，禁止私人行动，以确保堰坝不被人为破坏。由水事活动而衍生的文化现象构成鲍屯水利遗产的生动内涵。

在屯堡村寨的文化特质逐渐消退，传统水利工程逐渐消失的今天，鲍屯古代水利工程无疑显得格外珍贵。因此对它的保护，不只是工程的保护，更是对区域历史文化的保护。

2　全面、客观地揭示古代水利工程的技术价值，通过保护彰显其文化遗产，并赋予古代水利工程的生命力

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是一个完整的工程体系。渠首建驿马坝从型江河分流出新河，形成老河和新河两个输水干渠、3个水仓、1个门口塘，再经过二级坝分水，将水量分配到下级渠道，实现了全村不同高程耕地的自流灌溉。另外，还充分利用河水落差和地形条件兴建多处水碾，为村民提供生活用水和粮食加工的便利，是具有综合效益的水利工程体系。

对鲍屯乡村水利系统工程科技价值的认知，需在宏观的视野下结合细微的技术分析进行，不能将之简单地视为单体工程设施的组合。鲍屯水利系统的工程布局、建筑型式都体现出屯堡人公平利用水资源的意识，及其与河流共处的自然观；坝型、建筑材料则显示出本土化的技术特点，以及本地人特有的建筑审美情趣。

(1)合理的规划设计，用最少的工程设施获得多方面效益

鲍屯乡村水利体系布置简单有效，用当地一句话来概括即“一道坝一沟水一坝田”。即以坝壅水，在河道上形成水仓；沿等高线开渠引水，一条渠道可以灌溉在同一等高线范围内的稻田。坝是节制水量的关键工程，因地制宜地布置成顺坝和横坝，再利用地形形成具有蓄水功能的水仓，低水位时壅水，达到一定高程后开始泄水。由坝上不同部位的龙口进行水量的再次分配，从而使得水稻栽插季节各用水户都可以同时获得灌溉用水，是春季灌溉用水高峰之际调节上下游用水的主要设施；坝底的龙口则有排沙的功能。整个工程体系简洁且功能完备，具有灌溉、生活供排水和水能利用等综合效益，且没有一处闸门，不须常规管理人员，以极低的运行和维护成本持续运用400年。鲍屯水利系统不仅具有工程效益，且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营造了入水和谐的乡村环境。

(2)曲线型溢流堰坝顶形态，产生多方面的工程效益，表现出乡村水利工程特有的技术价值

鲍屯水利系统的坝有的长达上百米，短者亦至数十米，高1～3米。其中，驿马坝和回龙坝最为典型。它们以低坝和优美的曲线型坝轴线，延长了溢流堰过流长度，有效地减少了堰顶单宽流量，获得最大瞬间溢洪效益，同时降低了洪水

时的垮坝风险。鲍屯各堰均建在基岩上，这赋予坝体稳定的基础。堰体采用本地石灰岩加工成的条石干砌，坝体表面以黄泥混合石灰勾缝。这样的工程结构和材料使工程具有长效工程寿命，堰坝一定程度的透水，使河道或渠道维系常年过水流量。

(3)完善的渠道系统，使输水条件达最优，并极大地降低了工程维护成本

渠系规划是鲍屯水利系统的又一特点。新河和老河是干渠。新河是人工河，以输水为主，据安顺市水利局勘测设计院的测量，平均纵比降为1.8％。这一比降，能够使其获得最大供水范围。新河最后一次清淤距今已30年，虽淤积严重，但仍能工作。老河是天然河道，平均纵比降为3.2％，以行洪为主，兼有灌溉输水功能，较大的比降能够满足行洪的需要。老河河床是基岩，不存在淘刷问题，淤积主要发生在弯道和水仓回水段，河道基本冲淤平衡。鲍屯水利系统的维护工作主要是渠道和水仓的疏浚。据近30年的运行情况看，其工程设计非常科学，在正常维护条件下，疏浚工程量很少。

保护项目只对堰坝局部的修复和必要的疏浚，并重点修复了水碾房及其水轮装置。此外对水碾房、各堰坝、水道之间的田间步道和小桥进行了必要修复或改造。传统乡村水利工程大都延续运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仅未对周边的环境、生态产生恶劣影响，而且形成各有特色的水利生态景观。水利系统最大程度的照顾到了河流上下游，生产生活取水与生态需水的平衡，构建工程的土、木、石等传统材料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人、工程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共处。对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的目的应是保护区域的自然环境，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人文景观。

最近10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涉“水“文化遗产留存的现状不容乐观。据刚刚完成的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与水利遗产调查结果，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约有400处，主要分布在东南、西南各省，在水文化遗产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他们大都已经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与区域历史文化融为有机的整体。古代水利工程由于特定的技术内涵，无论是水利界还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其价值认知或存在误区，或根本忽视其文化遗产的属性，在水利、城建等大规模的建设中简单、粗暴地毁坏。调查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水利工程速度大大地超过了自然界风霜雪雨的侵蚀。如京杭运河山东段和戴村坝，由于运河停运一百多年，很多设施被拆除，建筑材料也被挪作他用；甚至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不能幸免，陕西泾惠渠因工程扩建施工爆破，明代的引水口被岩石填埋。面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古代水利工程快速消失的局面，尽管来自学界和舆论的呼吁更加迫切，但实际效果仍然微弱。

在近年申遗和准备申遗的文化遗产中，属于水利类的文化遗产，包括了运河工程、梯田、灌溉工程等类型。此外技术类以外的文化遗产与“水”有关的遗产也很丰富，如福建土楼的乡村水利工程，西湖的白公堤、苏堤，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河湖、水闸，堤防等。通过申遗，水文化遗产为公众逐渐认识。水行政管理应将水文化遗产的管理纳入管理范畴，使之长久发挥工程效益，并通过永续利用，使文化价值永久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