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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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关键词】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管控策略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债券违约是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2018年以来，受金融去杠杆、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债券集中兑付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债券市场累计违约债券金额达1176.51亿元，这使得企业信用风险持续上升。集团企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其存在规模大、产业链长、多元化经营、金字塔结构等特征（纳鹏杰等，2017）。集团内部股权关系复杂，通过资产转让、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其信用风险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李丽、周宗放，2015），产生了信用风险传染现象（周利国等，2019）。因此，本文基于传染病模型，结合我国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路径及管控策略。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信用风险传染的原因、路径及其效应。国外文献中，Davis&Lo（2001）率先研究信用风险传染，发现某一债务人违约将导致其他债务人违约的概率增加；Jarrow&Yu（2001）在企业违约强度模型中引入信用风险传染；Khanna&Yafeh（2005）指出集团内风险传染由管理控制产生；Brune&Liu（2011）认为违约事件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信用风险感知，而且会增强信用风险的传染性；Hatchett&Kuehn（2009）发现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与宏观环境负相关，外部宏观经济环境越不景气，信用传染效应越强；Jorion&Zhang（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主体间信用风险传染；Li&Sui（2016）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间互相担保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Chakrabarty&Zhang（2012）利用交易数量、交易规模和流动性条件等微观市场结构变量，考察风险传染效应的负面后果；Thumer&Poledna（2013）发现某一债务人发生实际债务违约后，与之存在关联的债务人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也会提高。国内文献中，陈林和周宗放（2010）发现关联企业违约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股权比例正相关；肖珉等（2011）发现不恰当的关联交易会直接或间接提高集团内部信用风险；黄贤环和吴秋生（2017）认为集团内关联企业发生风险传染最主要原因是存在各种内部交易；钱茜等（2019）发现风险信息传播对信用风险传染有重要影响；徐凯等（2020）发现存在关联的风险信息对信用风险传染影响较大；李丽和周宗放（2015）研究表明信用风险传染强度与母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无关，而与子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有关；李光荣等（2020）分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特征，提出信用风险管控对策；纳鹏杰等（2017）发现当集团内某一上市公司风险增加时，次年集团成员上市公司风险会上升，关联交易、担保、债务是集团内风险传染的重要路径；张春强等（2019）研究表明信用风险经行业传染后在一级市场具有定价效应，劳动密集与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宁博等（2020）则发现市场出现信用债违约后，同城市非违约民营企业会进行更多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周利国等（2019）指出信用风险在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存在传染效应，这种效应呈现出动态特征；张金林和李健（2020）发现异质性个体信用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高密度、低中心型企业集团网络结构放大风险传染效应。与已有文献一样，本文聚焦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探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然而，已有文献集中于管理科学领域，大多运用结构模型、数值仿真、演化博弈等方法。纳鹏杰等（2017）率先运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传染效应，使研究范围拓展到会计领域。此后，关于信用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逐步增加，但仍然鲜有案例研究。因此，本文首要贡献在于丰富了研究方法。其次，已有文献虽然认识到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但鲜有研究将信用风险传染和疾病传染联系起来。进一步的，我国成功的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对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具有启示价值，仍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文的贡献还在于运用传染病模型并结合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拓展信用风险传染的研究视角。

二、理论分析

（一）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并侵入新的易感宿主，突破其免疫机能并在一定部位生长繁殖，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染，具体包括病原体产生、传播、蔓延三个阶段。其中，传播途径又可分为直接接触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及垂直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指传染源与易感者直接接触，未经任何外界因素造成的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指易感者并未与感染源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其它媒介侵入易感者，如飞沫传播；垂直接触传播指孕妇与胎儿之间传播。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染路径（见图1）与传染病模型高度吻合。致险因素类似病原体，其不断积累导致施险企业产生信用风险，通过直接接触、非直接接触、垂直接触传播，最终将信用风险蔓延至受险企业。“疫情”加剧施险企业信用风险，导致其传染性增强，扩大集团内部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范围。

（二）信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

我国的疫情防控经验有“三项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控制传染源，就是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就是要实施联防联控，做好消毒通风、体温检测，倡导“戴口罩、勤洗手、少聚焦”；保护易感人群，就是要鼓励加强体育锻炼，针对重点人群与重点场所升级防控措施。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管控策略（见图2）与疫情防控机制逻辑相似，具体包括控制施险企业、切断传染路径、保护受险企业，结合信用风险传染特点，确定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

三、案例背景

（一）海航集团简介

海航集团于1989年成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海航集团已从单一的航空运输企业发展为跨国集团企业。2017年6月，国家推动海外投资限制政策实施，海航集团海外投资陷入中断，其开始依靠变卖资产、债务重组等手段填补债务。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政府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集团，全面协助、全力推进集团整体风险处置。2021年1月29日，海航集团破产公告，正式宣布进行破产重整。至此，历时1年的风险处置工作宣告结束，海航集团踏上拯救与重生的道路。海航集团自创立至今，通过大规模并购扩张并购，成为了一家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为三大支柱的服务产业综合运营商，覆盖航空、物流、金融、旅游、置业、商业、机场管理和其他相关产业。“肺炎疫情”对海航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航空产业损失惨重。2020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控股公司营业收入117.12亿元，同比下降66.57%，实现净利润-125.41亿元，同比下降2214.81%，预计全年净利润预亏580亿至650亿元，海南航空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同时，海航集团内部庞大的资本市场，如资产转让、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为信用风险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集团整体的信用风险处于上升趋势。

（二）信用风险的产生与蔓延

巨额的短期债务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产生的“导火索”。2017年，海航集团的短期债务高达1852亿元，长期债务高达3828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5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尽管大规模剥离其他板块业务，处置相关非主业资产，海航集团的流动性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2019年7月，高达164亿元的“16海航02”债券构成实质性违约，这表明短期债务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主要来源。航空产业是海航集团重要的“造血”板块，然而海南航空背负巨额债务，资金链岌岌可危，“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其信用风险。2020年，海南航空若干借款、融资租赁款和资产证券化项目均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偿还，累计未偿本息共计约268.4亿元。各类借款逾期行为触发违约条款，银行、债权人等有权要求公司偿还的借款、融资租赁款、债券本息等共计971.89亿元。事实表明，信用风险在海航集团内部不断蔓延。2017-2018年，海航集团到了“千亿债务集中到期，流动性困难利剑高悬”的地步，董事长陈峰直言“偿债压力巨大”。为了衡量信用风险程度，本文借鉴陈庭强和何建敏（2014）的研究，选取平均利息保障倍数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海航集团平均利息保障倍数呈显著下降趋势，从2017年6月的2.95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22，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恶化。2020年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加剧了海航集团信用风险的蔓延，使其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值甚至降为负值，为-0.16。收入下滑、资金短缺、债务到期，种种因素使得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加剧，集团内稳健发展的公司也难免陷入困境，从而凸显出信用风险蔓延的严重性。

四、案例分析

（一）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1.直接接触传播资产转让。如表1所示，海航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渤海租赁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资产转让交易较为频繁。海航控股主要向关联方转让飞机、发动机等资产，渤海租赁主要是向关联方转让租赁资产收益权。由于内部资产转让交易金额较大，关联方承担着较大的现金支付压力，可能诱发其流动性危机。由此可见，内部资产转让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交易。如表2所示，海航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主要是租赁业务，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凯撒旅业、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较为频繁，租赁业务交易金额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海航控股2019年关联租赁交易较2016年增长79.91%；渤海租赁2019年关联租赁较2016年增长160%。渤海租赁的关联出租交易金额非常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缓解海航集团整体流动性压力。渤海租赁通过向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较宽松的信用政策，减轻其资金周转困难。然而，关联方往往在接受租赁服务后推迟付款，导致渤海租赁现金流陷入困境，资产萎缩，坏账风险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关联租赁交易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担保。如表3所示，海航集团的内部关联担保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各公司为关联交易方提供的担保金额普遍低于其接受担保金额。例如，海航控股2018年接受担保金额544.86亿元，是提供担保金额164.31亿元3倍多，可见差距之大。尽管接受担保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被担保单位的授信额度，帮助其获得更多外部借款，增强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但是一旦被担保公司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担保公司必须承担代偿义务，这会导致担保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从而诱发信用风险传染。海航控股作为集团内部核心公司，其接受担保的金额也较大。由于航空业务遭受“肺炎疫情”重创，海航控股的偿债能力不断下降，势必影响为其担保的关联方，导致信用风险传播。由此可见，关联担保也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2.非直接接触传播相较直接接触传播较为明确的传染路径，非直接接触传播则存在较多不确定。由于集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享有共同的声誉，因此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可能是信用风险非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当集团内某一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集团内其他公司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会使其利益相关者产生恐慌情绪。这种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积累传播，可能使集团内部公司信用风险不断上升。海航集团面临着声誉危机，特别是受肺炎疫情的冲击，变得更加严峻。2020年1月，海南航空缓发M5级别及以上干部所有工资，一线员工轮休期间不发放薪酬，并解雇了一批外籍飞行员；渤海租赁出售21架飞机，总价51亿元。紧接着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入驻海航集团，目的是彻底摸清海航债务状况，推进更有效的救助和重整方案。海航集团被“接管”“分拆”的传言充斥各类媒体。海航集团债务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其资产负债率便接近80%，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海航集团不断加剧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其整体声誉，不利于内部成员公司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负面声誉不断积累，导致银行降低信用评级、收紧信贷政策，使得部分公司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此外，随着各类负面舆论在电视、报纸、自媒体、社交网络等的不断扩散，使集团的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巨大恐慌，他们不仅失去信心而且试图撤离，这进一步加速了信用危机的蔓延。3.垂直接触传播垂直接触传播类似于“母婴传播”，其传染路径相对明确，即通过股权控制关系，信用风险由母公司传染给子公司，或者由子公司传染给母公司。其主要原因在于母子公司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两者联系紧密，一方遭遇信用风险，势必传染给另一方。在海航集团中，渤海租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资本，海航集团又是100%控股海航资本。渤海租赁采取与海航集团相似的发展战略，不断实施大规模并购。2012年，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68.78%的股权，随后又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SRL和第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2016年开始，渤海租赁进入保险和证券领域，向多元金融控股平台方向发展。在持续融资、并购、再融资的模式下，渤海租赁债务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不断上升。2020年，受肺炎疫情的冲击，“19渤海租赁SCP002”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此外，渤海租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由-18.9%下降至-69.97%。由此可见，渤海租赁与海航集团类似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不仅是信用风险传染的基础，也是集团内部信用风险扩散蔓延的重要途径。

（二）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管控

1.控制施险企业第一，优化融资结构。海南航空本身债务比例较高，加上“肺炎疫情”冲击，利润缩减、资金短缺，信用风险急剧上升。针对施险企业海南航空，应该合理安排融资结构，探索不同资金来源组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最大程度降低债务融资风险。第二，创新运营模式，主要致力于拓展混合运营模式，采取高密度布局、低营销成本、低管理成本、低票价，减少座位空间、降低座位成本等方式，有效控制运营成本费用，缓解运营压力。同时，通过对现有航空价格、服务流程优化改造，持续匹配旅客消费需求。第三，调整租赁安排。为避免租赁政策改变导致营业成本上升，应当探索新租赁方式，加强对租赁准则的解读，寻找降低公司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如混合租赁、杠杆租赁等方式。此外，在不违背租赁准则的要求下，也可以签署期限短于一年的租赁方式，可以根据现有合同测算新旧租赁政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选择最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租赁手段。2.切断传播途径第一，合理控制关联程度。集团最终控制方应当全面梳理内部关联关系，合理把控关联程度，采用合适组织架构，避免集团内部企业由于过度紧密关联交易，导致信用风险加速蔓延。此外，集团还应加强非上市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依靠内部关联交易输血来支撑资金运转。第二，加速回归核心产业。集团企业过高的多元化程度，为信用风险传染创造更多途径。应当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度多元化到适度“归核化”，聚焦主业，建立集团企业核心竞争力，避免盲目投资行为。此外，适当出售部分难以管理且与航空业不相关的资产回笼现金。第三，有效减轻外界恐慌。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的恐慌情绪可能会使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播速度加快。要有效控制集团风险产生与蔓延，从根源上减少外部各种负面舆论，改善集团整体外部形象与声誉。3.保护受险企业第一，建立集团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第一步是审视内部环境，重点关注其风险阈值，即信用风险防御能力；第二步是识别信用风险，重点关注其可能的来源；第三步是衡量和评估致险因素的传染性，重点关注各类关联交易、负面声誉与恐慌情绪以及相似战略与经营模式造成的不利影响；第四步是制定应对措施，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采取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以及风险承受等缓解信用风险传染；第五步是监控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传染监控体系，确保各项流程得到落实。第二，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海航集团应当发挥航空、旅游、物流等板块的协同效应。建议将航空机场基础设施整合并入航空板块，将传统旅游与IT及互联网等深入融合，将传统物流与电商等产业有机结合。要注重IT产业发展，将IT产业与航空、物流、旅游等板块有效对接，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形成航空板块为核心的产业布局，除实业板块中非机建产业和资本板块外，其余均可与航空板块整合。通过发挥集团不同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五、结论与建议

第2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关键词:信用风险 财务困境 logistic模型 因子分析

信用风险是金融交易活动中的一种传统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对的基本风险之一,对于信用风险识别和管理的研究贯穿于商业银行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银行融资都将是企业筹措资金的最主要方式,银行体系面临的风险构成了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部分。因而深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识别及管理问题,不仅是商业银行作为微观金融主体进行内部管理的自主行为,也是防范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导致银行信用体系和支付体系崩溃,引发进一步金融危机的需要。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及其研究综述

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或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的损失的可能性,更为一般地,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借款人的信用评级的变动和履约能力的变化导致其债务的市场价值变动而引起的损失的可能性。

由于信用风险仍是我国商业银行界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信用风险的严重程度。对于稳健经营的商业银行业而言,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和管理显得更加迫切。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和管理己开始由经验主义向科学化过渡,然而还只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应用中与西方优秀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技术方法体系相比,还存在很明显的差距。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和改革的方向。长远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参照新资本协议的精神,积极按照内部评级法的实施要求不断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不过就目前而言,我国的银行尚不具备广泛推行内部评级法的条件,因而这是一个逐步推行的过程。目前,参考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关于内部评级法的规定,对企业信用风险进行评价需要商业银行对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有效期限(M)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指标进行测度。而对这些指标进行测定时,我认为目前基于财务困境理论的现代分析法是比较实际的一种度量方法,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和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据悉,目前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也正在对财务困境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其准确性和适用性。在本文,我将选取其中应用最广泛的Logistic模型结合最新的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模型的适用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二、基于logistic模型的信用风险实证检验

(一)模型的构建

在商业银行评价企业的违约风险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企业的财务现状、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而基于企业财务指标的度量模型又以多元线性模型和Logistic模型最为典型。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来看, Logistic模型具有非常可信的识别、预测和推广能力,是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的有效工具。

从本质上看,logistic模型是一种对于定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模型,在诸多的可以进行定性回归分析的模型中,应用最多的是logistic回归,而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的取值差异,又可以分为二元logistic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两种类型。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因变量只能取0和1两个值(虚拟因变量),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可以取多个值。本文的分析只涉及到二元logistic。

二元logistic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上述的函数形式可以看出,logistic曲线是一个机率模型的因变量变化范围都在0和1之间。Logistic函数的几率值被限制在(0,1)之间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上限p=1和下限p=0都是水平渐近线,无论实际上参数和自变量如何变化,p都不会达到上限点或者下限点。上式中x为自变量,p为因变量,并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第一个是p,第二个是-a/b。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呈S型关系时,就可以利用logistic模型来分析其特征。

由于银行信贷资料的保密性,本文拟利用中国2009年A股市场公开上市的公司的财务指标作为样本,利用正常上市公司来模拟正常的银行信贷客户,用ST公司来模拟信用风险较高的银行信贷客户。模型拟选取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100家,其中正常公司46家, ST公司54家。在对ST公司进行选取时,尽量避免选择由于偶然性事件而导致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情况。将模型的总样本分为经营正常组和经营高风险组两种类型,模型样本总数为100家。在对具体财务指标进行选取时,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和本研究需要,进行了归类和选择。具体的指标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首先, 样本全面反映了样本企业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流动性、成长性、资本结构状况等财务特征。其次, 指标中既有反映企业当前状况的静态指标, 也有反映未来发展能力的动态指标。

具体的指标分为稳定性、流动性、赢利性、清偿能力性、增长性等五类财务指标,并且加入了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分别赋值1,2,3)、行业类别、公司管理者素质(主要是教育背景和从业年限等资料),等其他的指标,其中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和其他数据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数据均来源于北京大学色诺芬数据库,具有很高的准确度。

(二)实证检验

由于计划引入模型的具体指标包含六大类25组,这其中大多数是财务数据,他们之间有很多都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以我们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应该采用合理的方法来对指标进行筛选和检验,通过spss软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达到这一目的。

第一步:样本检验

根据spss软件的运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在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的案例处理汇总,模型将进行回归分析的所有个案(100个)都选入作为回归分析的个案。并且软件系统已经将初始的因变量-公司类型(0,1)转换为logistic回归分析中常用的0、1数值。

第二步:回归检验

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时,比较常用的方法有进入、向前条件、向前LR、向前ward、向后条件、向后LR、向后ward几种方法。在本文的分析中,采用了向前-LR方法,变量一律根据比分检验的概率大小依次进入方程,并且依据偏似然比检验的结果剔除变量。

迭代历史记录显示,初始的-2LL为137.989,经过两个步骤共13次的迭代过程,-2LL降为65.433,参数估计值分别为1.143和2.071,此时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0.001,所以估计在迭代次数13处终止,得出的估计方程的常数项为-2.335,自变量为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摊薄净利润,其系数分别为1.143和2.071。

模型汇总中显示的经过两个步骤的迭代,Cox & Snell 为0.516,Nagel kerke为0.689,模型的拟合效果可以接受。软件输出的分类表反映了模型模拟的准确度:

分类表显示经过迭代回归分析之后,在切割值为0.5的情况下,公司类型为0时,有92.6%的预测准确性,在公司类型为1时,有82.6%的预测准确性,对于整体的个案有88%的预测准确性。这一数值比初始模块的54.5%有了很大提高,因而迭代回归的效果十分明显。

软件最后输出了方程中变量,根据这一表格我们可以得出模型筛选出的变量以及PD值得计算公式为:

第三步:待判样本检验

根据上面的回归方程,对检验样本中的35家公司进行检验,将35家待检验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数据代入回归方程,在切割值为0.5的情况下,P大于0.5的公司有16家,P小于0.5的公司有19家,总体准确度为82.9%。

判断的结果说明前面通过逻辑回归得出的判别模型对于公司状况的预测有着比较好的准确性,总体准确度达到82.9%。另外,我们将“信用差”的企业误判为“信用好”的企业为第一类错误,反之将 “信用好”的企业误判为“信用差”的企业为第二类错误。通过对样本的检验,我们发现犯第一类错误的比率要高于犯第二类错误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增大了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风险,这一点需要注意,要在具体实践中尽量避免第一类错误的发生。

■三、模型的优化分析及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诸多的信用风险识别模型中,logistic模型的出现和应用虽然比较早,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利用logistic模型来评估贷款的信用风险仍然有着较高的准确率,而且操作简便。所以logistic模型可以作为一种介于我国商业银行以前常用的信用风险定性分析法与目前国际先进的银行应用的内部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之间的过渡形式。然而logistic模型本质上是一种财务计量模型,在模型本身和使用范围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就模型本身而言,logistic模型在对相对风险进行估计时,假设整体相对风险为每个变量相对风险的乘积,这与一般的可加模型有很大不同,并且模型要求样本的数量不少于200,这种对于样本数据的严格要求就束缚了模型的推广。商业银行在使用logistic模型时,需要有较为充分的历史数据来支撑模型的回归分析。并且模型在对风险进行判别时,判断是否存在违约风险的切割值是可以自己规定的,前文实证分析部分选定的切割值为0.5,而这一切割值的选择是没有经过严格检验的。银行在使用这一模型时,对于切割值选择的不同会明显影响到判断的结果,这就为模型的使用增加了很大的主观性。

其次,由于logistic模型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基于财务困境的分析模型,因而考虑的主要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且经过模型的甄选,只剩下少数的财务指标被留在了判别模型之中。然而企业出现财务困境以至于增大违约风险不仅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现状以及盈利水平有关,还与企业所处的地区,所属的行业,企业领导的素质,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企业的历史信用状况等有关系。因而我们需要将其他因素也加入模型,使其更为完善。虽然在本文中,我尝试将其他一些因素加入模型之中,但是经过模型的自动筛选,这些因素被剔除出去,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针对于此,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针对于模型甄选的变量太少的状况,在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将logistic回归分析法和多元分析法结合起来,构建度量企业信用风险的因子logistic模型,这样可以将更多的指标加入模型之中。

第3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银银合作业务，顾名思义，指银行之间的各项业务合作，业务范围覆盖资产、负债、中间业务。以往人们对银银合作业务的认识和理解，大多限于资金拆借，对该类业务涉及的风险，则往往因交易双方都是“银行”，而将相关业务认定为零风险或风险极低。随着今年6月份我国银行业“钱荒”问题的出现，市场对银银合作、尤其是银行间资金往来业务风险水平的判断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银行间资金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社会公众对整个银行业的信任危机。我们认为，风险作为收益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于银行的所有经营活动和操作环节中。对于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说，银银合作业务既是一类发展迅速的新兴业务，也是近年来同业市场聚焦的热点。如何对银银合作业务涉及的风险进行正确识别、科学计量和有效管理，将是决定该类业务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银银合作业务的主要品种，试对银银合作业务风险进行分类和简要分析，并对如何防范业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

一、银银合作主要业务品种

银银合作业务的参与者，包括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以及村镇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近年来，银银合作业务日益受到各家银行的关注和重视，业务创新不断出现，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业务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目前我国银银合作业务主要品种包括以下几类：

（一）资产业务

银银合作资产业务是指银行之间相互提供资金或信用支持的业务，主要包括场内外资金拆借，债券投资、债券承销、债券交易，衍生品业务，担保与承诺，资产买卖、买入返售，票据融通业务，风险参与，以及银团贷款业务等。

（二）负债业务

银银合作负债业务是指银行之间吸收对方存款、拆入资金或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等业务。

（三）中间业务

银银合作中间业务是指银行之间相互提供，如代签银行承兑汇票，代开信用证，代开保函，现金领缴、现金寄库、现金押运，资金结算，理财产品托管，销售理财产品，推介客户，咨询顾问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政策性银行发放贷款及结算业务等。

二、银银合作业务主要风险类型

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敞口主要集中于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这两个领域。根据业务特征及诱发风险的原因，可以将银银合作业务风险划分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声誉风险等五大类。

（一）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债务人或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信用评级、履约能力降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资产业务是最大、最明显的信用风险来源，信用风险不仅广泛存在于资金往来和债券投资等表内业务中，还存在于担保、承诺及衍生品交易等表外业务中。同时，授信项下的类中间业务也是信用风险的高发地。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非系统性风险特征，一般而言，诱发信用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银行经营管理不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内部管理蕴含风险隐患，股东或出资人人为干预银行政策经营活动以转嫁其自身风险，等等。

（二）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虽然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资金往来业务是流动性风险最易发生的业务领域，目前，我国不少银行将同业业务作为管理流动性的重要工具，通过主动负债调整短期流动性，这在银行间市场波动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市场上出现的“钱荒”现象，就是流动性风险的典型体现。

（三）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风险和商品风险等四种，具有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由于商业银行经营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利率波动会直接导致资产价值的变化，从而影响到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四）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可具体分为人员因素、内部流程、系统缺陷和外部事件等四类。操作风险广泛存在于银银合作的各类业务、各项操作和管理的环节。

（五）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商业银行负面评价的风险。声誉风险属于衍生性风险，但它却最具破坏性，是对商业银行经济价值最大的威胁，因为商业银行的业务性质要求其能够维持存款人、贷款人、合作伙伴和整个市场的信心，尤其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一旦出现声誉风险，则很难在同业市场上取得良好发展。今年上半年市场上爆料光大银行对兴业银行的违约事件，曾一度导致光大银行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情绪，正是声誉风险的典型案例。

三、相关建议

（一）客观看待和评价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水平，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银银合作业务是商业银行金融同业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广受商业银行关注的新兴业务。与一般法人相比，银行的资产规模大，扩张速度快，成立门槛高，受到的监管严格，资质水平普遍优于一般法人企业，因此，从总体上看，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水平低于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因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发挥的作用，银银合作业务一旦出现风险，其社会影响和危害程度将远远超过传统业务。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于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价，既不能盲目乐观，视其为零风险或风险极低，也不能矫枉过正，视其为洪水猛兽、甚至限制相关业务开展。

为有效管理银银合作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战略定位和业务发展实际，针对银行类客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特点，建立银银合作业务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细化银银合作各个环节的要求，打造全天候、全流程、全品种的银银合作风险管理体系，促进银银合作业务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加强。该体系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建立并完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明确各类业务的风险缓释工具及其应用，明确各类业务的主要风险点及风险管控要求，明确在交易对手经营失败时的风险补偿和成本分摊机制，从而强化市场约束，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维护银银合作业务的健康发展和稳定运作。

二是建立银行类客户准入和评价体系，本着“严格准入、规范操作、分类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银行类客户的资产资本规模、股东背景、公司治理、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信用记录、内外部评级结果等因素，制定可量化的客户准入标准，对于重点业务，还应实行名单制管理，从而实现对银行类客户及其业务品种的准入、与不同客户的合作策略等进行差异化管理，并视客户和合作情况对评价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规范开展对银行类客户的评级授信相关工作，严格授用信管理，加强用信后管理，在授用信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行信贷制度的规定，合理确定授信方案，严格按照授信方案的内容开展授信项下相关业务，及时跟踪信用发生的全过程，包括制定用信后管理方案、资金账户监管、用信后检查与日常跟踪、担保物（人）监管、风险预警与处理、档案管理、收息与信用收回等。此外，还要建立授信尽职调查制度，建立健全资产质量监测、预警机制。

四是构建外部风险防控等级，确定专门的部门，牵头外部风险信息的收集、分析、汇总和报告，并对潜在的外部风险因素及其影响进行提前研判和分析，建立规范化的外部风险监测、预警、处置流程、并制定充分的应对预案，同时，加强对各级分支机构风险处置工作的指导。

（二）严格把关资产业务风险，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收益提升

银银合作资产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和市场风险。具体建议如下：

在信用风险方面，一是严格交易对手准入管理，必要时应实施名单制管理，二是纳入授信管理，确保在交易对手授信额度充足、可用的前提下开展业务，三是对于票据业务而言，应审查票据对应的贸易背景的真实性，严防“光票”交易导致的信贷空转，严防通过“假票”进行交易；对于担保承诺和风险参与类业务，也应审查相关交易和业务背景的真实性。

在流动性风险方面，一是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摆布资产负债，确保流动性安全，二是有效选取和使用风险缓释工具，合理实现风险补偿，尤其是对于票据买入返售业务而言，还需考查第二还款来源的还款能力，三是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确定风险承受能力并据此设置安全垫。

在声誉风险方面，一是审慎选择交易对手，二是高度关注交易对手外部风险信息，及时通报风险隐患，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三是在合作协议中明确交易双方的责任义务和纠纷处理办法，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市场风险方面，一是加强市场化询价和报价，根据客户交易意向，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择优选择利率较高的业务需求配置资金，二是做好资金预报和利率、期限匹配，统筹调剂资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益。

（三）高度重视中间业务风险，努力降低业务风险，规范业务管理

银银合作中间业务可分为授信项下业务和非授信项下业务两大类。其中，前者主要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操作风险；后者主要面临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对于授信项下中间业务，如代签银行承兑汇票、代开信用证、代开保函等，由于业务极易诱发声誉风险，应视同商业银行自营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保函业务等进行风险管理，且其相关管理要求甚至要比自营业务更加严格。2012年11月银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间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通知》要求，代签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受托方和委托方采取有效措施审核票据项下真实交易背景和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授信管理、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信用转换系数为100%等，都体现了上述风险管理思路。

对于非授信项下中间业务，如现金、咨询顾问业务等，在信用风险方面，要加强客户准入管理，并在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双方责任义务和纠纷处理办法；在操作风险方面，要实现业务操作的准确合规，业务流程的科学高效，内部控制的严谨有效，并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

（四）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机制，实现业务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总是伴随着银银合作业务发展的始终，因此，要时刻绷紧防范风险这根弦。为有效防范并管理相关风险，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风险保障机制。

一是树立银银合作业务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和合规操作意识，建立银银合作风险管控合规文化。把风险管控建设作为开展银银合作业务的根基，不断完善银银合作制度体系，着力提升银银合作风险建设的精细化水平，推动银银合作经营决策行为日趋规范。需要指出的是，风险管理不仅仅是风险管理部门和法律部门的职责，也是同业业务部门的职责，事实上，同业业务部门恰是银银合作业务信用风险管理的第一道关口，因此，同业业务部门应负责本部门、本条线的风险管理和合规操作，相关从业人员也应加强风险管理意识，转变只重营销而忽视风险、只重眼前效益而忽视潜在风险的观念，从客户选择、调查评估、业务操作、用信后管理等各个业务环节严格把关，防范风险的发生。

第4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各国监管当局对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普遍关注。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提出，在2012年底之前实现标准化衍生产品都通过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通过中央交易对手方来进行清算。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已经被视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到底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能否达到G20提出的降低系统性风险的要求？本文试图回答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理清对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全面认识。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核心要义

在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产生之前，较为流行的是传统的双边清算机制。即买卖双方成交后，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清算、逐笔全额交割。其中，第三方机构不承担交收担保义务，双方各自都需承担对手方风险。单项交易的信用风险很容易产生传染风险，引致系统性风险。由此，便出现了有可能规避传染风险的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

中央对手方的本质是以中央对手方为核心的多边清算机制。核心内容包括多边净额清算（multilateral netting）、合约更替（novation）和担保交收（guarantee）。核心功能是降低双边结算的对手方风险和传染风险，提供市场流动性，保证证券结算的顺利进行。

实施中央对手方机制实现双赢、多赢的前提条件是，清算的金融合约必须标准化、中央对手方机构具有充足的市场流动性。首先，标准化能增加交易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任何私人定制的个性化金融产品，都因交易规模不高而不宜实行中央对手方清算。其次，中央对手方充裕的流动性从何而来？当前，大部分中央对手方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内部资金，包括清算会员的保证金和资本金、中央对手方自身备付的担保金和资本金。在某一个对手方出现违约时，首先动用的是该交易对手的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其次是全体清算会员的保证金，再次是中央对手方的担保资金，最后是会员的资本金和中央对手方自身的资本金。在外部资金方面，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中央对手方机构直接注册为银行，如欧盟地区的German-based Eurex Clearing AG和France-based LCH.Clearnet SA。它们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拆借流动性，获得紧急流动性支持。也有部分欧盟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为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提供隔夜流动性支持，如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由于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国际性，大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愿意为在本国注册的全球性中央对手方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可执行的跨境合作和国际协调是中央对手方机制完善的方向。

在风险分担方面，中央对手方承担信用风险，即合约顺利结算的风险，但不承担市场风险，即合约价格波动的风险。中央对手方是所有交易对手的担保方，除了要求对手方保持合理的经济资本以缓冲风险，其自身则通过保证金制度应对违约风险。保证金一般要求是最安全和最具流动性的抵押证券，不同的中央对手方机构对此要求不一，如北美的中央对手方对抵押品的要求普遍高于欧洲，只接受特定条件的抵押品。通过不断调整保证金要求，中央对手方得以囤积高质量的抵押品。一方面，抵押品可用来应对市场冲击；另一方面，中央对手方机构也可以再次盘活利用抵押品，并从中获利。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市场自身发展角度来看，OTC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催生了对中央对手方机制的需求。全球OTC衍生品市场呈现继续扩张趋势，且系统重要性不断增加。在规模方面，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全球OTC衍生品名义总额达到639万亿美元，比2011年底下降1%。其中，利率合约和信用衍生品名义规模都持续下降，而外汇合约规模增加了5%。在结构方面，OTC衍生品市场的主要交易工具仍是利率衍生品。全球各国基本都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规避利率风险是市场交易主体的长期需求。因此，OTC衍生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紧密，系统重要性有增无减。

OTC衍生品市场具有典型的定制交易、个性化交易特征，标准化程度低，尤其是规模和范围较小的衍生品。据IMF统计，2009年之前，仅有45%的OTC利率衍生品由全球中央对手方机构——英国的LCH进行清算，其余大部分OTC衍生品仍是双边结算。OTC衍生品市场的双边交易结算容易产生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传染风险，而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能降低金融市场交易的负外部性、将其内部化，改变双边交易结算的弊端。从而能保持OTC市场的稳定，这也是G20极力推崇中央对手方机制的根本原因。

具体原因包括：第一，匿名交易，信息不对称，增加交易机会。第二，直接和实力强大的固定中央对手方交易，直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第三，将分散的信用风险集中于实力强大的中央对手方，降低了所有的对手方风险和传染风险。第四，净额结算，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提高资金分配效率。多边净额清算机制包含多个双边清算，并将双边清算的净额信息进行汇总，从而减少无效的交易次数和规模，以达到用较少的资金支撑最大规模的支付活动。这从整体上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第五，完善交易信息，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

从金融监管实践来看，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是一种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监管工具，在发达经济体倍受政府监管部门的青睐。OTC衍生品市场原本不在各国监管范畴之内，不涉及监管问题。但是，OTC衍生品市场相关产品如CDS，与受监管的证券交易以及实体经济紧密相关，其风险溢出效应终会波及场内市场。因此，次贷危机之后，各国当局更加关注如何降低OTC市场的传染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中央对手方机构主要受中央银行、证券监管和衍生品监管当局的监管。通过中央对手方保存的OTC衍生品清算价格和合约交易信息，监管者可以掌握第一手的市场信息，监测OTC市场的发展动向。由此，中央对手方机构也间接成为金融市场监管的工具。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局限性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能直接减小双边交易的对手方风险，却未必能真正消除系统性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该机制存在典型的“赢家诅咒（winner’s curse）”。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分散的信用风险集中于自身，虽降低了对手方风险和传染风险，但又滋生了新的风险。中央对手方管理信用风险的主要方式是吸收高质量的证券作为抵押品。问题是，任何所谓的高质量证券就是准货币，即能及时、以较高价格变现，其质量具有时效性。金融危机史证明，具有逆向选择倾向的金融市场容易突然面临流动性枯竭。匿名交易的中央对手方机制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骤然枯竭时，高质量的证券也会遭到非理性抛售，交易信心的丧失进一步降低证券交易价格。此时，中央对手方手中持有的大量优质证券并非高质量。

第二，标准化会削弱市场力量。标准化与个性化对立。一方面，中央对手方交易机制提高交易效率的前提是，与所有对手方进行的交易尽可能的标准化，从而降低个性化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标准化可以保证可控性和安全性，但会扼杀个性化市场需求与供给的活力，削弱市场内生的创新力量。

第三，信息不对称的负面效果。信息不对称在提高中央对手方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存在负面效果。一方面，保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其交易对手只要有很小比例的抵押品就可以进行交易。中央对手方无法掌握其全部的资产负债状况，大部分没有能力交易的机构都被放入中央对手方交易体系。另一方面，国际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直接导致其进入门槛不断被降低。原本不可能成交的双边交易，由于匿名交易和低门槛而进入中央对手方交易。原本想通过标准化和其他机制设计提高交易对手质量，中央对手方机制最后的交易对手中却存在低质量机构。

第四，中央对手方也面临风险。中央对手方会面临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外部风险是，其对手方机构如果破产违约，中央对手方就面临违约风险。内部风险包括法律风险、管理风险、操作风险及机制设计所致的系统性风险。以管理风险为例，中央对手方机构一般都是某一大型金融集团或清算机构的分支机构。依托有实力的集团，中央对手方才能保持充裕的流动性和高效的清算。目前，据IMF统计，中央对手方机构一般都没有独立的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内部治理水平不高，存在隐患。以系统性风险为例，如果没有严格的保证金制度、抵押品管理制度和再抵押融资机制，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会导致无担保的信用创造，导致无追溯权的违约风险，最终成为系统性风险。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各国也出现过典型的中央对手方破产案例，包括1973年的法国Caisse de Liquidation清算所，1983年的马来西亚Kuala Lumpur商品清算所，1987年的香港期货交易所。另外，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也曾数次遭受重创，接近破产。2008年次贷危机中，LCH，CME和Eurex等国际中央对手方，也因其主要交易对手（如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的破产而面临措手不及的违约风险。

综上，即便是中央对手方，也面临多种风险，其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亟待加强。必须有完整的风险缓释机制和措施，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才能在提供有深度的流动性和便利的交易机制时，同时降低自身风险。才有可能优越于双边清算机制，使全球清算资金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增加社会福利。国际社会不仅提倡在OTC衍生品市场推广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也试图强化对该类机构本身的跨境协调和监管。

结论

次贷危机后，国际社会采取了多项监管措施缓解系统性风险，方式之一是增强金融基础设施吸收风险的能力。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已经被列入金融基础设施范畴，成为一种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监管平台和监测工具。当前，国际社会大力提倡在货币市场交易（如回购等）和场外衍生品交易（如期权、互换等）采用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以减少OTC市场上双边交易失败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风险传染所致的系统性风险。

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视角来看，中央对手方能改变双边清算的不利影响，如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增加市场流动性；保存OTC市场合约信息，增加交易透明度，辅助实现监测功能；消除双边清算的对手方风险等等。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符合市场效率需求，有利于尽快摆脱金融危机，使OTC衍生品市场变得更加稳健。

第5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渠道带给厂商的风险并不仅指信用风险，随着各类渠道的快速成长，各种直接、间接的渠道风险开始出现。纵观目前的营销领域，一个专业化的、高集中度的分销渠道体系会带给厂商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终端渠道或区域市场丢失的风险。在一个完整的营销体系中，一级营销渠道最基本的职能是作为物流和资金运作的平台，为厂商提供顺畅的销售通路。为了保证渠道间维持一个有序的竞争环境，厂商会以地域锁定或终端渠道锁定的方式，为所有的一级营销渠道划分领地。但这种划分同时也会带来风险，一旦某些一级渠道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则其所覆盖的区域或终端渠道将会面临全面丢失的风险，竞争对手将会乘虚而入。曾经叱咤一时的PC厂商AST被当时其在中国最大的渠道——联想所颠覆的事实，正是对这种风险最好的诠释。

（二）厂商应得利益被侵馈的风险。这种风险是随着渠道的规模扩张、专业化能力提升和集中度提高而产生的，随着渠道实力的不断增强，厂商对少数核心渠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渠道与厂商之间进行博弈的筹码也越来越重。格力电器总经理董明珠有一句话在业界很出名：“如果跟国美等大卖场大面积合作，可能很多企业死得更快。”显然，渠道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通过各种手段来压榨厂商的利益，例如家电连锁卖场的进场费、选位费、终端促销费、节庆费等等，常常让厂家颗粒无收。这就使厂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大打折扣，如不得不因为利润率的下降而减少研发费用。类似格力、联想等拥有自建渠道体系的企业，在核心渠道地位逐渐提高之后，也同样会面临来自渠道的威胁。

（三）价格秩序混乱的风险。由于INTEL、AMD两大CPU厂商的激烈竞争，2006年的PC市场也同样出现了白热化的价格战。但业内人士非常清楚，除了厂商的自主降价之外，由渠道引发的价格跳水更加的波澜壮阔。部分渠道为了实现套利，恶意以超低价格抛货，从而导致整个市场价格秩序的失控，部分主导渠道从中寻机套利，而大量渠道为了缓解库存压力不得不跟随低价抛货，从而形成大部分渠道亏损的局面。盛极一时的康柏由巅峰走向被并购的结局，与对渠道价格秩序的控制失效有着直接的联系。

（四）信用风险。对渠道进行赊销或提供信用支持是厂商惯例性的做法，由此而产生的信用风险也是目前渠道风险中最突出和研究最多的领域。2004年中关村佳企天创诈骗案仅仅是诸多类似案例中的一个。在一个多层次的渠道体系中，赊销给企业的销售量带来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放大效应，但同样，一旦出现渠道的信用风险，这个风险也会以相应的比例被放大，成为厂商难以承受之重。信用风险与销量增长成为厂商面对的一个主要矛盾。

二、渠道风险管理体系设计

渠道风险不只是信用风险，引发风险的因素也同样会有不同的类型，因此，渠道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否则，只能导致风险转移，而不能有效地化解风险。针对以上所论述的市场丢失、利益侵蚀、价格秩序、信用风险等四个方面的风险，厂商必须从渠道的实力和忠诚度为根本的出发点建立渠道风险管理体系，同时，建立专业的风险监控、规避、处置机制，保证将渠道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

（一）渠道竞争力提升。保证渠道与厂商的共同利益是双方合作的根本基础，而渠道的竞争力是保证双方利益的共同基础。渠道的物流运作水平、资金运作能力、营销人员素质、店面盈利能力、企业管理水平、二级渠道管理能力等共同构成其核心竞争力。因此，厂商有必要对渠道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支持，如渠道业务人员的技能培训、管理人员的知识培训等都是必要的。给予渠道以合理的让利，以双方协议约定的方式，保证渠道将特定的支持资源用于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如渠道竞争力建设基金等。

（二）渠道忠诚度培育。提高渠道忠诚度对控制各类渠道风险都是有效的手段。提升与维护渠道忠诚度要求厂商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利益共享，保证渠道正常盈利；（2）风险共担，特殊时期给予渠道特殊补偿与支持，如遇有价格调整时，给予渠道一定的价格保护期限和补偿；（3）共同发展，以厂商长期稳定的发展带动渠道的发展，保证渠道足够的成长空间；（4）策略关怀，通过成立渠道顾问委员会、评选并奖励优秀渠道等方式，给予渠道精神层面的激励。

（三）渠道风险的监控。在风险管理体系中，风险的日常监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效的监控可以把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笔者认为有效的监控体系需要有以下几个要素作为支撑：（1）设立独立于营销部门与财务部门的信用风险管理部门；（2）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建立完善的渠道档案管理系统；（3）设计符合企业实际的渠道风险评价模型（或指标体系），通过关键KPI的监控准确预测风险，如库存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自有资金投入率、客户满意度、终端渠道满意度等指标均可作为考核的KPI。

（四）渠道风险规避。风险监控是一个风险发现的过程，要做到有效控制风险，必须有相应的风险规避机制。渠道风险规避机制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1）建立基于渠道实力与历史信用数据的信用分级制度，科学确定渠道的信用金额度及赊销账期，合理使用现金点奖励等缩小信用风险的手段；（2）建立基于渠道综合竞争力评价的渠道动态分级制度，提升厂商对渠道的管理能力，促进渠道之间良性竞争，便于及时发现重点关注级渠道；（3）建立问题渠道助长机制，保证渠道短板逐渐弥补；（4）建立渠道储备机制作为最后的防线，有效分散风险，注重发现与培养候选渠道，避免因个别渠道退出后造成的市场真空。

（五）渠道风险处置。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只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渠道风险出现的概率，并不代表着风险可以完全规避。因此，渠道风险处置也是风险管理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1）建立储备渠道递补机制，以最快的速度弥补空白市场；（2）设立专业法务部门，在风险、纠纷出现时以法律手段追索赔偿；（3）公布黑名单，对于给厂商造成重大损失的渠道，给予永久性不合作的警示性处罚。

“渠道为王”已经成为诸多行业响亮的口号，渠道在营销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但与高收益相伴而生的总是高风险。渠道风险管理的“中国之旅”刚刚起步，认识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是目前大量中国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工作，建立完善的渠道风险管理体系是销售型企业的当务之急。

第6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次贷危机（Sub-primeMortgageCrisis）祸起于一种叫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的新兴的资产证券化产品。CDO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随后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迅速发展。2001年DavidX.Li引入了GaussianCopula模型，能够为CDO迅速定价。这一契机让CDO成为全球固定收益产品市场中成长最快的衍生产品。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全球CDO发行规模分别为1570亿美元、2730亿美元和5500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各自增长74%和101%。截至2006年底，全球CDO市场的存量接近2万亿美元。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遭受的损失是3万亿美元，其境外的损失不低于1.5万亿美元。

CDO市场的迅速发展被视为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从目前对于次级债危机的反思来看，各方面原因归结如下：

1.金融风险被扭曲为政府信用。传统的房贷是由银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银行会对房贷对房贷的风险进行严格控制。但是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发现，证券化在分散贷款机构的次级房贷的风险的同时，淡化了贷款银行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防范意识。在CDO的操作中，由于其构造和定价十分复杂，在债务人以房贷抵押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银行后，后者又将其包装成不同的投资品卖给投资者。在整个购房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由于参与者中有政府背景的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出现，让本应属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被扭曲视为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债券，从而在风险与收益上出现严重的不对等关系，也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伏笔。

2.由于资产证券化自身的复杂性，很容易造成监管不力，成为寻求高收益的投资者的工具。美国绝大多数次级房贷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由于有大量资金投在次级房贷上，这些机构的资金周转存在严重的压力。于是投资银行用金融创新的手段帮助贷款机构“渡过难关”：通过真实出售、破产隔离、信用增强等技术，贷款机构将流动性很差的次级房贷包装成抵押担保证券(MBS)。这样，贷款成为了证券，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还蒙上了投资产品的光环。考虑到次级房贷为抵押品债券评级不高，达不到最低投资等级BBB，因此难以转手。于是金融创新再度利用分档技术(tranching)将MBS债券按照可能出现违约几率分割成不同等级的“块”(tranche)，一举化身成为担保债务凭证。最后，对以上不同等级的“块”进行信用评级后，投资银行将它们出售给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一些国家的央行等机构。整个过程由于交易复杂，使得证券化的参与方以及监管机构对房贷信用风险的影响界面和影响深度的估计和监控变得十分困难，同时也使借款人对自身的风险估计不足。

这种缺乏连续交易的透明市场来为其定价的交易机制其实非常脆弱。由于背离了收益与风险对称和相容的基本原则，单依靠理论模型和人为的参数设定来确定其合理价值的量身定制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发生违约风险和流动性缺失的条件下，一旦其中一个环节的现金流不能得到满足，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整个交易由此崩溃。此次次贷危机爆发的起始点就是由于美联储连续加息致使贷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引发的。

二、我国目前情况

据银监会统计，截止到2007年第四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200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6.72%，比年初下降了3.7个百分点，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阶段，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以及组建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在银行间发行债券来进行这部分不良贷款的处理。例如2005年12月，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41.77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和30.19亿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为我国探索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奠定了政策框架和发行交易制度基础。2006年12月，在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发起人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30亿元和7亿元重整资产支持证券。总结来看，我国对于不良资产处理的特点是：

1.由国家各部委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理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贷款，具有国家公信力。我国的金融服务主体是国有商业银行，针对其生成的不良资产，国家于1999年组建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其初衷就是为了专业化处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制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相关部委同时制定了配套措施，如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人民银行的《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等多个文件。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法律支持和可借鉴的政策框架。

2.采取多种增级和流动性安排，防范信用和支付风险。不良资产由于回收额、回收时间不确定，现金流在金额、时间、速度分布上不均匀，可能出现相对于预期回收值的阶段性亏损或盈余。针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存在的问题，建立了现金储备账户进行流动性支持，防范因未来现金流波动而导致的资产支持证券支付风险。同时采取超额抵押、分层信用增级、审慎定价等多种增级方式提升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以防范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为例：一是采用了优先级和次级的分层设计；二是在产品结构设计中安排了流动性储备账户以覆盖未来6个月的优先级证券利息，既可起到流动性支持的作用，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三是对优先级证券本息偿付提供流动性支持。当资金出现不足支付情况时，由服务商提供流动性支持，补足相应差额资金。这样可以增强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同时降低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从而有利于降低发行价格，提高了证券化的最终回收率。

3.建立对不良资产回收服务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良资产现金流以逾期回收额、变现收人为主，收回难度大，未来现金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资产回收服务商的能力。建立对资产回收服务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资产回收服务商的最大潜能，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成功的保障。以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例，制定了严格的《服务商手册》，明确了对服务商的奖惩机制和更换办法，保证不因服务商的工作质量而影响投资者的权利。另外，服务商合同中还规定了如果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认为服务商不能尽职尽责的服务，那么大会有权更换服务商。这些措施有效的降低了服务商风险。

三、几点思考

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从次贷危机中探索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1.认识和防范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住房抵押贷款的安全性是以房价的不断上涨为基础的，当不断上涨的房价发生逆转时，以房屋作为抵押品的资产就会不断缩水。如果贷款申请人出现还款危机又无法通过出售房屋来解决，就会造成贷款违约率的不断上升，使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由此造成一定的市场风险。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认真研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适当的为可能存在的风险积累一定的资金作为缓冲。

2.建立不良资产评估数据库，以达到对不良资产的评估能够及时、精确。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多年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案例，这些案例能够体现不良资产价值的一般规律，是金融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进行下一步金融不良资产评估处置工作的宝贵资源。因此，建议建立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数据库，对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案件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各种处置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建立合理规范的评估参数体系，为交易案例比较法等评估方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基础，向评估师提供“市场上类似资产在强制变现情况下的数据资料”，为评估师的职业判断提供切实的依据。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即使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资料做不到，至少也要形成区域性的典型案例数据库。

3.加快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步伐。在美国次贷债危机中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虽然在次贷危机的传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有效的剥离了商业银行的部分风险，转嫁给了次贷债券的购买者。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而银行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如果住房贷款出现一定程度的违约，将可能触发银行体系内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震荡，所以我们应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充分分散银行体系的风险，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管措施，尤其是随着资产证券化发展不断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1]沈炳熙，马贱阳.关于我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几点认识[J].金融研究，2007，（12）.

[2]李佳.次贷危机的生成、演化及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08，（7）.

[3]赵江波.解析“次贷危机”中的CDO[J].决策与信息，2008，（4）.

第7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关键词：金融市场；人民币利率管理；产品交易

中图分类号：F8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9-0054-03

一、国际利率互换市场的现状与趋势

(一)利率互换的概念及国际利率互换市场的形成

从本质上讲，利率互换是由相关基础金融资产――利率衍生而来。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是双方订立的、在一定时期后进行的支付协定，所支付的金额依据一定的利率和不一定量的本金来计算。在典型的利率互换安排中，一方依据浮动利率指数计算支付的金额，而另一方则依据固定利率或是另一种浮动利率指数确定支付的金额。双方支付的是同一种货币，仅向对方支付按不同利率水平确定的利息，本金不发生交换。[1]

利率互换市场发展的初始推动因素是筹资者对信用套利机会的利用，但这往往需要作为对手的两家公司的需求正好对应才能达成交易。随着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介入，他们作为做市商与客户达成交易，并通过做市商间的市场平补净头寸。随着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各国利率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这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率风险，从而促使银行不断地走金融创新之路，有效地防范利率风险，利率互换由此产生。当今的国际债券发行市场已成为互换驱动型市场。

(二)国际利率互换市场的运行情况

1.市场规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近年来，场外交易市场上利率互换在利率衍生工具的占比始终保持在75%以上，并保持持续增长。

2.利率互换的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交易内容包括互换转让、再互换、反向互换和主动终止等业务。据统计，互换二级市场的交易量占互换总市场的20%-30%。互换交易在资产和债券管理上的广泛运用和互换市场流动性的提高是互换二级市场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3.互换利率在充当市场基准利率方面的作用。利率互换交易量大，互换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市场的基准利率。如在欧洲，欧元隔夜平均利率被认为是欧元收益率曲线的近端标准，同时互换利度曲线也是欧元债券的定价基准。

(三)发展中国家利率互换市场的发展特征

1.趋向标准化、制度化。成立于1985年的国际互换与衍生产品协会(ISDA)是一个代表衍生产品参与者利益的全球易协会。成立该协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识别和减少衍生产品交易中的风险，规范衍生产品市场。该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互换交易逐渐走向标准化、制度化。

2.参与者角色的专业化。早期的互换交易主要是一些跨国公司，它们并不是专门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机构。随着互换交易的发展，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专业性机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开始参与到互换交易中来，它们凭借资金与信息方面的优势迅速成为了互换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3.互换形式多样化。早期的互换品种单一，仅限于商品互换，随着互换交易的进一步发展，货币互换、利率互换、外汇互换等各种形式的互换应运而生。基于不同标的资产的互换满足了不同市场的需求。[2]

二、我国发展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面临的问题

(一)利率互换的合理定价问题

利率互换交易涉及到互换合约周期内的数次现金流的交换，如何确定互换交易中的固定利率，是利率互换交易的关键环节。近年来，虽然国内债券市场债券存量和市场成交额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无风险即期利率曲线的绘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确定即期利率曲线最佳的方法是根据关键点零息债券的市场收益率进行绘制，但是国内债券市场几乎没有中长期零息债券或者贴现债券。如何确定关键时间点附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成为难点，以此为基础绘制无风险收益率曲线误差自然也就更大。目前有数家机构各自计算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和即期利率曲线，但是至今尚没有一条市场公认的基准。没有一条市场公允的即期利率曲线，互换交易的定价就会出现问题，也就自然难以达成交易。[3]

(二)浮动利率基准的选择问题

目前，国内的浮动利率基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可供选择的范围很小。能够作为浮动利率基准的选择只有7天回购利率和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二是两个选择均不能完全满足互换交易对浮动利率的要求。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或基准贷款利率都不是市场利率，不能代表金融机构市场融资或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以它为参考利率进行利率掉期交易，不能达到完全规避利率风险的目的。而7天期回购利率与债券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没有呈现出强烈正相关，反倒有微弱的负相关性。同时对影响债券市场行情走势的基本面和预期变化的反应也远不如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灵敏。

(三)信用风险的控制问题

利率互换交易合约的期限一般较长，从3年到10年不等。在这漫长的合约过程中，交易双方要一年一次甚至一年数次，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按照合约规定进行现金流的轧差清算。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资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和报表披露机制也不尽透明，金融机构自身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更是难以度量。特别是对于较长期限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控制管理还较为缺乏，更缺少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度量的工具和模型，具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和管理经验的人员更是屈指可数。

(四)税收和会计问题

目前很多机构反映之所以尚未开展互换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相关的税收和会计规定可以遵循。特别是税收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机构之间互换交易的定价和策略。衍生产品的会计处理制度的不完善则是各类机构开展诸如利率互换等衍生产品交易的另一个障碍。利率互换合约为交易双方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在合约签定时是不确定的，互换合约仅仅带来未来将要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存在当前的成本，无法满足会计要素的定义和确认标准，只能被认为是“表外项目”在传统的会计制度披露方式下，对利率互换交易的披露缺乏约束性，无法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

三、我国推进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国债现货市场，促进即期利率曲线和浮动利率基准的完善

以增强流动性和提高交易效率为目的，大力发展国债现货市场，不仅能够为利率互换交易提供现货交易的支持，同时也能够为其定价提供合理准确的浮动基准利率和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提高国债市场流动性，一是要改变市场交易主体类型不够多元化的不足，积极拓展债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范围。二是要增加债券市场的供给，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并拓宽债券发行主体，丰富债券的期限品种，解决当前存在的债券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三是要加强做市商制度，增加双边报价的券种和报价的期限，为收益率曲线关键点提供合理的依据。四是对于浮动利率基准少且不理想的问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工具，如滚动发行短期国债、商业票据或大额存单等，逐步形成3个月至1月的短期利率指标体系，使之成为利率互换或是其经金融衍生产品的浮动利率基准，从根本上解决利率互换浮动端参考利率的问题。[4]

(二)建立健全市场资信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

一是要在银行间市场建立健全公正规范的金融机构资信评级制度，利用国际经验发展合格的评级机构。二是健全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信用风险事件的披露监管。三是大力培养投资者的信用风险控制意识。四是各家机构在内控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交易对手的信用等级，确定相应的风险利差。在整个利率互换的合约执行期限内，风险控制部门根据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的控制，例如将信用风险过高的互换交易进行转让等。五是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自身也应该加强对信用风险控制相关人员的培训。

(三)尽快明确和规范利率互换交易的税收和会计准则

利率互换交易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其产生的收益均来自于传统产品的行情变化和现金流支持。一是尽快明确利率互换交易市场的税收问题。随着金融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利率互换合约的每一期轧差清算都是变化不定的。在不同的税收制度下，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的交易策略和定价标准都会有所不同。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明确规范。二是建议主管部门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尽快推出与国际接轨的衍生产品会计准则。会计准则问题直接影响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监控和社会监督，影响到市场效率。主管部门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推出与国际接轨的衍生产品会计准则，适应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发展的需要，推动利率互换交易有序健康发展。

(四)着力完善人民币互换业务外部环境

一是完善法律环境，加快相关法规体系的建设。目前利率互换业务处于试点阶段，与利率互换业务相关的管理办法、会计核算规定、业务操作细则以及互换双方签订的法律文本都需要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监管部门应逐步放开对利率互换业务开展模式的限制，适时推出利率期货、利率期权等其他衍生工具。二是加强培育中介机构，逐步推行市场做市商制度。只有投资机构积极参与，逐步建立健全利率互换业务的做市商制度，利率互换业务才能得到健康持续发展。三是加大产品的宣传和认识。利率互换真正的生命线在于融入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市场中去，而目前存在的对衍生产品的负面舆论影响了利率互换业务在财务风险管理方面的推广。应加大利率互换业务宣传力度，为提高金融机构及企业对该产品的认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 李朝民.利率互换案例分析[J].经济经纬，2003，(6).

[2]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课题组.利率互换交易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中国货币市场，2006，(2).

第8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论文摘要：介绍了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和一般的防范措施，并根据实践中的工作经验，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基层商业银行网点所面临的风险点和防范建议。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实践证明，正视日益增长的风险，改善和加强内部风险管理与控制，已经成为银行生存发展的首要的基础条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日益深人，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和竞争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存在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管理风险等多种经营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无不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密切相关。如何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提高抗御各种经营风险的能力，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

1.1商业银行风险的定义

从单个银行来看，商业银行风险是指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一定的偏差，从而蒙受损失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机率或可能性。而从整个银行业看，银行间业务活动联系千丝万缕。关系紧密，单个银行的信誉和形象往往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整个银行业的信心，所以银行风险还有另一重含义，就是整个银行系统发生混乱的可能性。

商业银行风险是风险的一种，具备风险的各种属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风险。商业银行是综合性多功能金融企业，它具有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创造信用和金融服务等四大职能，所以商业银行风险，不仅影响到它本身的经营，而且影响到其他当事人，甚至影响到物价、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商业银行风险会直接动摇经济基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从内涵来说，金融风险的内容要比一般风险的内容丰富得多；从外延来看，银行业风险要比一般风险的范围小得多，银行业的风险主要是伴随着资金运动过程而产生的。同一般风险一样，银行业风险具有双重性，它既有可能给从事金融活动的主体带来收益的机会，也有可能给经济主体带来损失的机会。

1．2商业银行风险的分类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有关银行风险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已为各国监管当局所接受，中国人民银行也直接参与了该原则的起草和修改，我国也接受这个分类方法。按照该原则的划分，银行风险包括：

(1)信用风险。贷款是银行的主要活动，贷款活动要求银行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下降，于是银行总是面临交易对象无法履约而损失贷款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2)国家风险和转移风险。银行在进行国际信贷业务时，除一般贷款业务中固有的交易对象的信用风险外，还面临着国家风险。所谓国家风险就是指与借款人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有关的风险。当向外国政府或政府机构贷款时，由于这种贷款一般没有担保，国家风险便最明显。国家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转移风险”，即当借款人的债务不是以本币计值时，不管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如何，有时借款人都可能无法得到外币。

(3)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按照既定会计准则，这类风险在银行的交易活动中最明显。

(4)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局面时面对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也影响其资产、负债和表外金融工具的经济价值，其主要形式有：重新定价风险、基准风险、期权性风险等。重新定价风险——由于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头寸到期日(对固定利率而言)的不同及重新定价的时间不同(对浮动利率而言)引起；基准风险——当其他重新定价特点相同时，因所依据的基准利率不同而产生的风险；期权性风险(即期权风险)——由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项目中的或暗含的各种期权风险。尽管这些风险是银行业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但严重的利率风险会给银行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带来巨大的威胁。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中，银行的交易对象采取各项措施积极地管理利率风险，防范这一风险显得十分重要。

(5)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其盈利水平。在极端情形下，流动性不足会使银行资不抵债，走向破产。

(6)操作风险。最重大的操作风险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灵。这种失灵状态可能因为失误、舞弊、欺诈，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银行财务损失，或使银行的利益在其他方面受损失，如银行交易员、信贷员、其他工作人员越权或从事职业道德不允许的或风险过高的业务。操作风险的其他方面包括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诸如火灾和其他灾难等事件。

(7)法律风险。银行要随不同形式的法律产生风险，这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和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同时，现有法律可能无法解决与银行有关的法律问题：有关某一银行的法庭案例可能对整个银行业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增加该行本身乃至所有银行的成本；影响银行和其他商业机构的法律有可能产生变化。在开拓新业务时，或交易对象的法律权力未能界定时，银行尤其容易受法律风险的影响。

(8)声誉风险。声誉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声誉风险对银行损害极大，因为银行的业务性质要求它能够维持存款人、贷款人和整个市场的信心。

(9)汇率风险。指因汇率变动而出现的风险，包括买卖风险、交易结算风险、评价风险和库存风险4个方面。

2商业银行风险防范对策

2．1落实全员工作责任制

商业银行要在完善内控制度措施基础上落实全员工作责任制。根据会计‘工作可能出现的风险，结合工作实际，把操作程序、业务管理、岗位职责与操作规范、工作质量、安全考核、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管理规定汇集成务制度汇编》，用制度指导日常工作。同时制定岗位职责与操作规范，成立工作质量考核、案件防范、计算机安全管理等领导小组，逐级签订岗位责任书，建立一个层层负责、相互制约、奖惩分明的全员工作责任制度。

2．2抓好重点环节的监控工作

商业银行要抓业务重点环节监控，促进规章制度的落实。从已发生的金融案件来看，内部控制上存在的漏洞往往是对一个或几个关键环节、关键人员缺乏制约或制约失灵而造成的。因此，业务操作中必须做到：严格执行操作程序；坚持内外账务按时核对制度，建立账务核对登记簿；坚持会计账务处理的授权分责原则，明确规定一般柜员不得越权处理业务；加强密码管理，确保制约不失控；在保管密押、压数机、编押机重要空白凭证和业务印章上分工要细、要规范；重点加强联行业务管理及时做好查询查复工作，确保联行资金安全。

2．3加强事后监督

事后监督是有效控制各项业务处理过程中出现差错和违规行为的关键环节，具有杜绝漏洞、消除隐患的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安排业务精通、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业务监管，以更好地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为会计核算的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4强化人本管理

内部控制系统是由人和制度构成的，在完善制度的同时，一要对员工加强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的职业道德教育，使执行制度、遵守制度成为员工的一种自觉行为。二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增强员工遵纪守法意识，提高内部控制意识。

3基层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点及其防范措施

第9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范文

1.现代风险管理奠基人段开龄博士 

2.成长企业的风险管理——郑文平博士采访实录 

3.草船借箭有风险──哈佛大学博士陈琳谈金融风险管理 

4.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关系框架——基于战略管理视角

5.企业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及其研究趋势的新认识

6.论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管理机制

7.集团管理控制与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基于10家企业集团的多案例分析

8.村镇银行风险管理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为例

9.董事会治理与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基于10家集团公司结构式调查的多案例分析

10.面向调度运行的电网安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 (一)概念及架构与功能设计

11.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一个职能论的视角

12.风险管理在住院患者跌倒/坠床预防中的应用

13.国外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14.风险管理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15.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展望

16.新形势下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 

17.全面风险管理模型设计与评价:基于RAROC的分析

18.供应链风险识别与风险管理杠杆选择

19.计及电力安全事故责任的稳定控制系统风险管理 

20.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分析

21.互联网信贷、信用风险管理与征信

22.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框架探讨 

23.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问题解析 

24.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和趋势综述

25.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26.投资集团公司财务风险管理探究

27.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的演进与展望 

28.资本配置: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

29.大断面城市隧道施工全过程风险管理模式研究

30.集团资金集中控制下的风险管理——基于大中型集团公司的案例分析

31.对急诊护理操作实施风险管理的探讨

32.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地铁施工风险管理研究 

33.基于第三方B2B平台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模式演进与风险管理研究

34.中国地下工程安全风险管理的现状、问题及相关建议 

35.基于制度设计与措施选择论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

36.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 

37.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管理研究

38.企业信息系统与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

39.特种设备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及关键问题探究

40.论我国风险管理的现状及对策 

41.风险管理理论沿袭和最新研究趋势综述 

42.论政府风险管理——基于国内外政府风险管理实践的评述 

43.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再造研究

44.珠三角土壤镉含量时空分布及风险管理 

45.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本质与风险管理

46.灾害风险理论与风险管理方法研究 

47.电网运行风险管理的基础研究 

48.大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49.滑坡风险管理综述

50.ICU护理风险管理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51.对我国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创新问题的几点看法 

52.论现代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十项原则  

53.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有效性研究——对风险管理长效机制问题的思考

54.论风险管理体系概念在法律层面的引入——以监事会的完善为目标

55.试论风险投资的阶段性特征及风险管理策略 

56.国外体育风险管理体系的理论研究

57.学校体育运动风险管理研究述评 

58.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综述 

59.我国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类型及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60.股权激励经理人道德风险的化解——全面风险管理视角

61.风险管理在隧道及地下工程中的应用研讨 

62.我国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进展研究 

63.政府农田水利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64.银行风险管理、资本约束与贷款买卖行为分析

65.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

66.药品安全与风险管理 

67.不确定性、联盟风险管理与合作绩效满意度

68.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机制研究 

69.廉政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理论、过程和机制 

70.风险管理标准化述评  

71.企业全面风险管理(ERM)理论梳理和框架构建 

72.风险管理:从被动反应到主动保障 

73.构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体系研究  

74.国外电力企业风险管理典型案例及其启示 

75.糖尿病护理团队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76.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风险管理 

77.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价关系研究

78.英美加澳和中国台湾地区医疗风险管理方法与评估工具的比较研究

79.山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避灾扶贫移民搬迁

80.企业集成风险管理——企业风险管理发展新方向

81.金融衍生品及其风险管理——基于美国次贷危机视角 

82.企业风险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83.银行风险管理、贷款信息披露与并购宣告市场反应 

84.内部控制、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关系与整合 

85.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信用与风险管理问题探讨

86.国家审计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中的功能认知分析

87.区域生态风险管理研究进展 

88.论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管理 

89.从金融监管改革新形势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90.门诊输液患儿应用静脉留置针的风险管理 

91.国际巨灾风险管理文献计量分析 

92.基于模糊认知图的生态风险管理探究 

93.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风险及风险管理的新认知

94.弹性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建构的探讨——基于供应链弹性等领域的文献回顾与拓展

95.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关系辨析——基于概念演进的视角 

96.基于风险管理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 

97.药品风险管理:概念、原则、研究方法与实践 

98.基于公司价值视角的企业风险管理有效性检验 

99.浅析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现状  

100.企业的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  

101.不同主体在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与责任

102.学校体育风险管理研究追溯与风险应对反思

103.软土地下工程的风险管理

104.从COSO框架报告看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异同 

105.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106.推行护理风险管理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107.金融风险管理悖论的经济学释析  

108.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个文献研究

109.论企业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的设计

110.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 

111.浅析金融创新条件下的金融风险管理

112.从银行监管改革变迁看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路径选择

113.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114.基于施工总承包模式下的地铁风险管理研究 

115.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内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 

116.金融租赁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初探 

117.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探索  

118.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思考 

119.伦敦城市风险管理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120.论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121.新环境下的企业风险管理与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122.税收风险管理的范畴与控制流程

123.高校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124.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125.中观信息系统审计风险管理的理论探索与体系构架

126.商业银行的信贷战略风险管理

127.风险矩阵在民航机务维修质量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128.金融风险管理理论论述

129.国际化大都市风险管理:挑战与经验

130.社会风险管理:框架、风险评估与工具运用

131.金融监管制度演变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132.“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能力——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

133.社会保障风险管理国际比较分析

134.现代技术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的理论热点与展望

135.论我国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

136.我国化学品的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

137.众包社区创新的风险管理机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