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一体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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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地区经济；一体化；政府；产业

毋庸讳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二者并驾齐驱，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从国内来看，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协作水平最好、经济活力最强的三大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环渤海湾经济圈的一体化趋势也在逐步加强，通过一体化的聚集效应，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们在国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近几年，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运动中都处于兴盛阶段，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实践运动方兴未艾，国内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发展区域经济所实施的一个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应当对经济一体化本身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一、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上看，无论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经济共同体还是APEC会议，无一不是由一国政府代表本国出面参与各种会议并签署协议。从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上看，无论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一体化（如欧洲煤钢共同体），还是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全面的经济联盟以及完全的政治一体化等，都是由各国政府出面签订相互给予对等优惠待遇的有关协议。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经济一体化就不可能真正能实施起来，也就不可能达到现在这种一体化的程度。从国内来看，现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三个经济区域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也都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由政府出面协调成立的组织。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抛开经济一体化，政府也仍然要参加经济管理。实施经济一体化，就更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政府凭借其强势地位，通过各种强制性措施，整合制度与规则，迅速获得社会认同并付诸实施，省去经济主体为签订契约、开展并监督其实施过程的许多交易成本。通过政府间的各种互利的优惠协议的签署，使民营资本和企业在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内进行各项经济活动时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这也就是实施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参与的原因之一。

二、经济的一体化必须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许多学者在谈到经济一体化时，都注意到了政府对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作用。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各种报道也往往侧重于各级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调机制、各种经济协调组织成立等，而忽略了一体化中市场的基础地位。这会给人一种误导，认为经济一体化只要政府大力推动就可以实现。其实不然，从国际社会看，目前较为成功的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其成员国都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包括新近加入的前东欧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许多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从我国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追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自求平衡，产业体系的特征就是大而全、小而全。当时的经济运作方式完全是有政府全力推动的，市场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它也属于一种经济一体化模式，但由于这种经济一体化模式缺乏市场基础，从实际效果来看，它是失败的。目前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的是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在我国刚实行改革开放时，这两个经济区并未提出经济一体化，国内学者也没有提出在这两个地区实施经济一体化的主张。但是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发展，近两年来，有关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研究著述颇多，实际上，主要是由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力量不断地摧毁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传统领域的统治地位，推动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强化专业分工，相互的经济依赖性也自然随之增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必然会显现出来，从而也促成其在理论界的研究和提上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议事日程。

三、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往往滞后于实践运动

1953年以前，在国际经济学标题索引中找不到“经济一体化”一词。但是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却始于1951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巴黎条约》。伴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立，有关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才日渐增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总体来看，一体化的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以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为研究对象的一体化理论相对较少。而且，其理论也往往是在一体化的实践运动中出现新现象以后，相关的理论研究才应运而出，而很难做到从理论上提前进行科学的预见。从我们国内看，改革开放前有关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主要源自于前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更多的理论还是处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对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的讨论尚未展开。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的讨论风起云涌，但对于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不多，即使有一体化的研究，更多的也是侧重于对国外一体化理论的介绍，很少有将国外一体化理论与国内经济一体化运动相结合的。直到近两年，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经济一体化运动的客观要求，理论界掀起了一股经济一体化的热潮，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是，这种一体化的研究相对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运动来说是滞后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应当是：理论源自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无论从国际社会和国内的经济一体化运动来看，有关一体化的理论总体上是滞后于一体化的实践，一体化的理论往往是针对已经付诸于实践的一体化运动进行事后的探讨和总结，丧失了理论的前瞻性。如果一体化运动一开始就能够得到理论上的指导，相信一体化运动会少走弯路，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专业分工，增强了经济互补性

许多学者都强调实施一体化的区域内部相互之间应当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其实，经济互补性只是实施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资本作为生产的稀缺性要素，如果说资本投放到发展中国家，那么它的投资回报率会很高，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经济的互补性很高，应当有大量的发达国家的闲置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但实际的结果却并非如此。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随之出现了两种倾向：第一，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第二，产业内贸易大大增多，产业竞争加剧。

对此，传统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从一体化角度进行解释，这一方面表明在传统理论中并不认为经济互补性是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充分条件；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经济互补性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传统理论对此并未有较深入的研究。从一体化理论的角度讲，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以欧共体的成立为代表的经济一体化运动的兴起，而欧共体的成员国恰恰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限制专业分工。只有当区域实行了经济一体化以后，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专业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从而经济的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凸显。也就是说，经济互补性未必是实施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是通过实施经济一体化以后，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内的经济互补性会增强。

很多学者在谈到经济一体化时，都强调经济一体化的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必须强。从经济互补性的角度看，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强调经济的互补性的目的是为了强调通过实施一体化，使一体化的各成员单位之间加强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经济互补性不是决定是否实施经济一体化的唯一标准。1956年，理查德・李普西和凯尔文・兰卡斯特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即“如果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情况，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某个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即使其他所有的帕累托最优条件都得到满足，结果也未必是令人满意的，换句话说，假设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中有某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在清除了所有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之后才能达到”。次优理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地区在构建一体化的过程中，也许它不如其他进行一体化建设的区域内的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强，但是，这决不表明这个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一定会比那些经济互补性强的地区差。

五、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体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度的、动态的概念。从一体化所涵盖的角度讲，一体化可以实现一国内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跨国界的几个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也可以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从一体化程度的高低讲，一体化可划分为五种形式：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经济一体化。从一体化的实施步骤上看，即可以先从某一产业实施一体化，也可以在所有经济领域内同时实施一体化。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上看，既有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一体化（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这种一体化），又有以计划体制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一体化。从上述对一体化的分类可以看出，一体化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一定角度上讲，一体化本身是一个概念群，所涉及到的理论也就构成了一个理论群。对于一体化的理解，因当是动态的，作为一种具有多维度特性的一体化概念，对它的理解不能僵化。

六、一体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许多人也认为，通过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就能够为本国或本地区带来许多经济利益。例如，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投资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获得国外储蓄，以及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输入观念、技术和制度等，以帮助其成功绕过一些传统的实现快速增长的障碍，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加入一体化组织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加入一体化的国家和地区必须在实施一体化战略的同时采取互补性的、明确的、连贯的政策和制度，才有可能将加入一体化所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变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加入一体化只是有助于这些基础因素的出现。一体化是我们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参考文献：

［1］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第2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不断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在发展进程中也产生的问题也异常明显。地方政府管理机制在行政划分、职能定位、机构配置和机制运用等方面越来越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只有完善地方政府管理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制度制约问题，加强地方政府管理机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战之间的协调性。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平衡轮”的作用。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的制度作用，消除市场、个人和社会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治理无效的情况，政府采取公领域、私领域和共同领域之间的明确界定和平衡制约，从而使不同组织、权利之间的发展平衡，从而加强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战略家”的作用。地方政府依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规划目标，制定合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计划，特别是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制定，注重引导区域经济发展，努力达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三）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服务生”的作用。地方政府部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积极创造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市场机制，创造一个完善、和谐、开放的经济发展环境。

（四）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协调者”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处理相关区域经济间产生的问题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是要区域经济间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尽量减少摩擦。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地区差异、经济结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异常突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前地方政府管理机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相适应，地方政府管理机制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一）行政区域方面

当前实行的行政区域机制下，地方政府一味地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和地方干部为了绩效考核成绩，常常借助行政权力干涉市场经济活动，逐渐演变成了我国独特的“行政区经济”情形，从而引起了行政区和经济区域界线不断融合。另外，我国行政区划分层次多，跨度小、类型多样、职能受限等严重限制了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行政职能不健全

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严重缺乏经济事务管理的经验，不善于高效解决区域间经济事务与政府职能间的问题，缺乏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指导，这些问题说明了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职能不确定，不能很好地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行政机构设置不到位

地方政府组织体系中并未设置专门负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部门，区域经济整体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综合机制并未建立，涉及到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行政机构屈指可数。

三、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举措

（一）整合行政区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空间

对行政区域进行改革与整合，可以彻底解决目前存在的区域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将区域经济矛盾变化为区内经济问题加以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显著问题。行政区域整合要实行“稳中有变、逐渐推动、实事求是、整体规划、依法执行”政策，逐渐扩展乡镇管辖区域，采取撤乡并镇的方针。另外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现行的行政机制革新实际，因地制宜地调整当前的行政管理幅度，降低管理层次，科学规划，逐渐形成层次分明、幅度适宜、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的行政区机制，推动区域一体化健康发展，从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合理的区域空间。

（二）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

一是地方政府观念从统治型、强硬型的行政观念转变为服务型行政观念。以前的政府常常加强对政治的统治和市场经济的干涉，而忽略了对经济市场秩序的服务和和谐市场经济氛围的创造。现代政府理论启发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深化政府与市场之间合作机制，摈弃狭隘的属地理念。

二是地方政府管理内容不能只一味重视经济的发展，而是要强调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全方位和谐发展。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下的地方政府不仅要满足当地群众公共服务的需求，更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地区政府之间的协调沟通。充分利用区域间的资源，达到资源共享，从而促进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另外加强对跨区域基础设施的构建，从而拓展空间，形成跨区域网络。

三是地方政府管理权限要限制到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理规定。地方政府要不断放权，积极培养社会自治组织，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地方政府尽量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强制管理，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健全开放产权机制，引导地区间企业的合作，深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区域经济一体化现在已经成为了衡量地方政府管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不断推动地方政府管理机制的革新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不同阶段反映出不同的需求和问题，这也是对地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和要求不一样，这就要求地方政府管理机制革新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仅仅只是一时的改革是不行的，必须根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态不断革新，这样才能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求，从而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方政府管理机制之间动态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P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OFDI；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24日

随着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也逐渐由浅度一体化发展为深度一体化，各区域内成员国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虽然国外学者对此部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现已形成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但是国内学者对其关注度仍然不够。对于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大多从制度质量、文化及心理距离等方面进行分析，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角度出来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的完成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部分的不足。

一、基于影响因素视角的综述

市场规模被发现在影响RTA参与国接受FDI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潜在市场规模的扩大，无论是国内还是来自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质量都会得到提高。除市场规模之外，国内人口规模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因为它将会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可获得性。研究发现大部分FDI都会选择区位于市场规模大和人均资本拥有量高的国家或地区。

Levy and Stein（2003）利用属于OECD的20个来源国对OECD成员国和非OECD成员国进行投资的FDI存量，分析区域一体化协定（RIAs）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国家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来源国同属于同一RIA的东道国会增加来自于此来源国的FDI大约27%；由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吸引更多的FDI；只有那些属于RIA，并且可以给来源国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整体环境的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也就是说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吸引FDI，但是好处是不可能均匀分布的。

Nwosu and Orji（2013）研究区域一体化在FDI区位选择时所产生的作用。文章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区域外国家是否会对此区域FDI取决于该地区的宏观经济基础，特别是市场规模和利率。区域内的FDI却与这些因素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先前投资。这一结果提示东盟区域内国家的FDI更多的受经济一体化的驱动。

Otieno and Moyi（2013）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探讨区域一体化对东非共同体国家FDI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指出区域一体化对该地区的FDI流入并没有产生影响，而政治风险和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却是显著的。

Jaummotte（2004）探讨在众多决定RIA参与国吸引FDI的因素中，市场规模是否是其中之一。文章从市场规模和其他决定因素出发，对一国接受FDI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市场规模对成员国吸引FDI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口规模也会对此产生影响，并且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能从一体化中受益。

Chen et ai（2010）测度一个RIA的投资转移效应，基于一个生产力和收入差异的三国自由资本模型。他发现RIA的施行带来了强大的投资转移效应。更多的FDI流入到一体化区域内，但是由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生产力差异的存在，也有部分FDI流出该区域。当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RIA内的FDI总量变得更大。Ornelas（2010）认为贸易转移效应会使得贸易协定无益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

Blomstrom and Kokko（1997）分析RIA的投资效应以及这种布局如何影响FDI流量。他们的研究结果是FDI对RIA的反应取决于协议所带来的投资环境的改变和参与国的区位优势。另外，当RIA与成员国的自由化及经济稳定相结合时，它的最大经济影响将会产生。Motta and Norman（1996）在一个拥有三国家的寡头垄断模型之上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两个一体化（东道国）国家，同属于RIA成员国，一个来源国是一体化区域外国家。市场可获得性（区域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程度）和单个成员国规模的影响效果是显著的。他们指出经济一体化通过提高市场可获得性促使区域外国家投资于一体化区域，形成区域内平台型FDI，最终导致一体化国家贸易量的增加。

Neary（2002）研究贸易自由化与对内投资。研究结果显示关税跳跃动机促使企业合并。他同样指出当企业认为在一FTA内进行FDI比出口更有利可图时，企业会接受出口平台动机。

相反的，Heinrich and Konan（2000）测度最惠贸易协定如何影响跨国公司投资于一体化区域的动机并且发现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取决于贸易壁垒程度。

Donnenfeld（2003）研究当企业拥有进行FDI的选择权时，区域集团的形成对区内和区际贸易形式的影响。他发现对于外生给定的外部关税，并且当企业拥有FDI选择权时，区域内集团贸易可能会停止竞争性的贸易转移，取而代之的是FDI投资创造。他同时发现两个区域集团的形成会提高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

二、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的文献综述

区域一体化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吸引直接投资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多将注意力放在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等比较典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上，研究其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可获得的实证研究倾向于将区内与区外FDI相结合。对于不同的区域、国家和企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FDI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并且国家特性也会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因素。此外，对区域一体化和FDI的关系的研究，不论是区内或者区外FDI，大多从研究欧盟开始。

Egger and Pfaffermayr（2003）研究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三个事件对欧洲双边FDI的影响：单一市场项目、1995年扩张和欧盟与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签订欧洲协议。结果显示，对FDI的预期效应通常会在宣布和正式建立一体化之间产生。在官方宣布进行一体化建设之前，FDI不会增加，但其会随着一体化的形成逐渐增加。

Clausing and Dorobantu（2005）测度在进行欧盟扩张计划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中东欧国家吸引FDI的能力大小。他们发现市场规模和成本要素是决定跨国公司在区域内进行区位选择的Q定因素。Rougier等（2016）利用引力模型，通过对1985～2009年欧洲――地中海地区对非洲四个主要接受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进行估计测度区域投资协定是否会增加FDI以及来源国的经济不稳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估计结果显示，FDI对经济不稳定的反应不会受“北北型”和“南北型”投资协定的影响，但是对“南南型”投资协定的反应是消极的。Dunning（2000）发现自欧洲内部市场计划（IMP，1985）成立之后，无论是区内FDI还是区外FDI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同样，Pains and Lansburry（1997）指出自IMP成立之后，英国和德国的FDI都得到了增长，他们同样找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投资于欧盟内的投资转移的证据。Bevan et al（2001）同样发现1994～1998年间，欧盟扩张计划的宣布直接影响FDI由18个已建立的市场经济体流向11个转型经济体中。

另一方面，Balasubramanyam（2002）通过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没有发现REI或RIA对双边FDI流量的方向产生影响。相反，经济体的特征，比如人口、收入、市场规模和距离却成为主要决定因素。

Buch et al.（2003）发现，在区域扩张时期，区域一体化并没有促使德国对中东欧国家FDI流量的增加。研究同样发现现存的FDI流量在中东欧国家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德国的跨国公司往往基于东道国的要素禀赋、法律制度环境和距离等因素进行区位选择。

然而，许多近期的研究则更关注北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Blomstrom and Kokko（1997）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描述性分析，指出当区域一体化和成员国国内自由程度及经济稳定相结合时，其对FDI的积极作用将会产生。他们发现“北北型”一体化协定并没有引起对加拿大FDI流入的显著性变化，相反，像NAFTA这样的“北南型”协定却给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内及国外投资者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Feils and Rahman（2009）分析NAFTA对区域内和单个国家FDI流入的影响。文章指出NAFTA的实施使得整个地区成为更具吸引力的FDI投资区位，对区内FDI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益处只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NAFTA区域外对区域内的FDI也会有显著的增加。

Waldkirch（2001）研究NAFTA对墨西哥对内FDI的影响发现其FDI有一个连续性的增加，大部分来自于他的区域伙伴国―美国和加拿大。对于“南南型’一体化协定，那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协定表现出了对FDI复杂的影响。Jaumotte（2004）发现RTA市场规模对FDI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成员国来说，所接受的FDI是不均衡的。他总结说接受来自于非RTA国家的FDI反映了非RTA国家对RTA国家的投资转移效应。

但是，Blomstrom and kokko（1997）通过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的研究，指出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投资显著增加。但事实上，FDI的流入并没有在所有成员国之间平均分配，阿根廷和巴西接受了大部分的FDI流量。

Bende（2001）探讨1970～1996年间东盟最惠贸易协定（APTA）是否显著影响了FDI流入到本区域。研究结果发现其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有积极作用，对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却是反方向的。

Mirza and Giroud（2004）关注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113个企业，发现流入东盟的FDI增加，特别是签订AFTA之后。但是，单个经济体的经验却是不相同的。他们发现许多跨国公司将他们的总部或指挥中心区位于新加坡，研究和发展机构安置在马来西亚，主要的零部件生产则放在越南和柬埔寨。Kawai and Naknoi（2015）探讨ASEAN的贸易和FDI面临的长期挑战。计量结果指出：（1）贸易和FDI相互促进。贸易量的增加同时会促进FDI的增加；（2）一体化带来的市场扩大能够吸引更多的FDI；（3）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促进FDI流入。

Ismail and Smith（2009）致力于研究AFTA对东盟国家吸引来自成员国和非成员国FDI的吸引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系列协议增加了FDI流入。文章引用1995年东盟成立后的相关数据，利用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东盟5国投资于彼此的投资量远远少于他们投资于新东盟国家。区域外FDI的实证结果显示欧洲国家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投资于东盟。同时发现美国和日本更倾向于投资东盟5国。

三、国内学者对区域一体化和FDI区位选择的研究起步较晚，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及研究规模

鲁晓东、李荣林（2009）构建了一个具有四国八地区的自由资本模型，通过模拟方法分析了南北型、南南型及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方向、区位分布和流动规模的差异化影响。证明了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国际资本会在区域一体化组织内、成员之间以及成员内部等三个层面产生集聚现象，形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东艳、李国学（2006）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引入经济一体化协定的政策因素，指出一体化协定通过影响成员国的区位优势，促进厂商发挥其已有的所有权优势，同时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来创造新的所有权优势，并将其进行内部化，使一体化国家FDI增加。

陈丽丽、余川（2011）以三国自由资本模型为基础，考察差异化收入水平和生产率条件下区域贸易协定对FDI流向和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多数情况下，FDI会从区外向区内流动，更多流向区内高收入成员国；当区域自由化程度越高，区内外国家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或区外国家收入水平越高时，有越多的FDI从区外流向区内。

宗芳宇、路江涌等（2012）建立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等因素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9年对外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进行投资作用更大。

东艳（2006）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能够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型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等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Yeyati，E.L，Stein E.&Daude C.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DI.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Programs Department，Research Department，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2003.

[2]Cherif M，Dreger C.The effect of south-south trade integration on FDI.DIW Discussion Papers，2015.

[3]Velde，D.W，Bezemer D.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2007.

[4]Chen，L.，Yu，J.How the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affect FDI.Base on Three-Country Footloose Capital model.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1.

[5]Chou，K.H.，Chen C.& Mai C.The impact of third-country effect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China’s outward FDI.Economic Modelling，2011.

[6]邱立成，R如静，唐雪松.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第4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也拉动了周边国家的发展

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中国加强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方式。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给中国提供了加强和周边国家经济和贸易关系最有效、最积极的途径。

比如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首先是2000年以前在和东盟的区域自由贸易化谈判的进程中开始的。有人说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大量的货物向周边国家倾销，从而冲击了这些国家的市场，实际上并非如此。过去几年以来，中国从周边国家特别是从东盟国家的进口大幅度地增加。2003年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增加了50％；现在中国和东盟十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70亿美元，和马来西亚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就是85亿美元，和泰国已经是50亿美元，和日本、韩国的贸易逆差，实质上也在增加。这说明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合作的谈判当中，首先开始的是关于货物的关税谈判。比如和泰国在农产品方面有200多个税号之间的零关税的谈判，并且成功达成了协议。现在的趋势是在谈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不仅仅只局限于货物贸易，而是扩大到服务贸易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比如关于贸易的促进。所以中国和东盟的谈判不仅仅局限在关税上，更多的是要逐步扩散到服务贸易和其他领域的谈判。这个谈判是中国和东盟国家进行的第一次体制性的、紧密性协议的谈判，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地区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要减少或者最终消除贸易壁垒，实行零关税。这样一种谈判更多地有利于进口顺差的国家，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不和东盟及其他周边国家进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其中的意义是深远的。有人提出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本来应该流向周边国家的外资流到了中国，即所谓中国抢走了周边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由于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在中国建立了世界强大的制造业基地，这个制造业基地不仅拉动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拉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建立汽车制造厂，在中国建立一系列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基地，使得中国周边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开始大量向中国出口汽车零部件和电子通讯零部件。实际上中国和马来西亚、泰国之间大量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因为中国进口了它们的棕榈油、天然橡胶或者是大米，更多的是因为中国进口了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所生产的汽车零部件、电子器械零部件，这一点从贸易数据当中和贸易结构当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认识。在这样的生产链当中，中国经济的命运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起来，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拉动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中国的周边国家有利，特别是有助于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一体化可加强和周边国家的整体国家关系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可以加强和周边国家的整体国家关系，包括政治和外交关系。如果德国和法国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了却历史的恩怨，促进它们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不可以这样呢?

中日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因为中国和日本必须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必须从一个战略的高度来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要看到中、日两国的关系不仅有关中日两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的发展，也是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石。没有中国和日本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就没有亚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目前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不错，中国和日本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且最近几年来日本对华的投资有了很大的增加。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表现了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人员和其他资源要素更加有效的流动。这样的一个流动过程必然会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了解、沟通，加强大家对于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紧密联系的意识，这对于推动两国的全面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亚洲是处在全球经济发展当中一个最活跃的地区，亚洲的经济可能会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所以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应当承担起自己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责任。

对内应迅速加紧地区经济的整合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还有利于加强中国地区经济的整合。

现在有时候把珠三角的合作也叫区域经济合作或者区域经济整合，以后可以改称地区经济合作，以便区别于亚洲和欧盟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地区经济整合的进程，可以从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学到很多的东西。简单地说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瓶颈之一就是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就是说各个省市之间的行政区划，已经构成了对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严重阻碍。中国必须打破目前存在的地区保护主义，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二是欧盟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统一了法律规则和政策。

今天在中国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中，包括建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这样一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要统一对中央政策的实施。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做出庄严的承诺，就是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在全国的统一实施。所以必须反对那种各行其是的“土政策”，建立统一的政策，在中央政策的统一协调之下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实际上，这种在中央政策的统一协调之下来建立统一的大市场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比如现在大珠三角的“9+2”的合作框架，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地区经济整合或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是走得最快的，也是相对成功的。

第5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并“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等跨省级经济区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郑汴一体化、乌昌一体化、西咸一体化等跨市级经济区发展已初见成效。但是,各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都遇到了行政壁垒的制约,“非一体化”行政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以西咸经济一体化为例,早在2002年两市就签订了《西咸经济一体化协议书》,两年后又合作编制了《西咸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纲要》,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八同”思路,最终实现城市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和环保一体化的目标。应该说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是明确的,但是截至目前西咸一体化的进程远没有达到预期,与其他经济区比较步伐缓慢,究其原因很大一方面是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为此,认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冲突问题所在并探索体制改革与创新,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于中国区域合作与行政管理冲突的文献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后。Young(2000)[1]的研究注意到在分权体制下,中国实际上为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并认为各项改革推行过程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地区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重要诱因。NaughtonB(2000)[2]的工作论文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省际间贸易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为主,生产要素、服务和中间产品流动壁垒仍然很大。Yin(2003)[3]运用R&D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区域合作的激励问题和增长效应,指出区域合作的情况比封闭拥有更高的均衡增长率。林毅夫等(2004)[4]强调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是分权式改革的逻辑延伸。王健等(2004)[5]通过提出“复合行政”的概念,认为造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尚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周业安等(2004)[6]通过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认为市场秩序与政府竞争秩序的合理构建对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赵永亮,徐勇(2007)[7]在引入地方政府的消费偏好下,构建了两地区边界效应模型,检验了我国市场分割的程度。他们的研究理论意义重大,但还没涉及最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本文结合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实际,从面临的难题入手,建模分析,得出结论。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难题

从制度上讲,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政策资源(包括上级政策倾斜、行政管理强度、行政管理方式等)和市场资源(要素丰裕度、市场容量与自由化程度等)两类。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在起步阶段往往表现得如火如荼,这主要归功于政策资源的释放和市场资源的松绑,之后进程缓慢,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难题:

第一,政策资源的内敛性导致行政壁垒。政策资源的内敛性是说在一个行政区内,以行政力量为中心的政策资源对内的加强与对外的排斥特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体系是垂直运行,地方行政区划之间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经济联系,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计划协调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这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分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内部的权力转移,其次才是政府向企业、市场和社会的还权。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革,其结果是行政垄断权的大而化小,政策资源仍然超越市场资源,成为了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势资源。由于地方政府的偏好是局部利益,使政策资源呈现内敛性,不同行政区划间为争夺优势政策资源而相互抵制[8],在没有相应“秩序”规范情况下,势必出现不合作的“诸侯经济”现象。以西咸一体化前的情形为例,咸阳与西安仅一河之隔,由于害怕被西安“吃掉”,咸阳过去长时间不在渭河以南规划发展工业,而把它列为蔬菜区,以此筑成与西安的“隔离带”,这种政策垒明显不利于区域融合。还有比如在招商引资,争取上级给予的优惠政策等方面两市也是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必要时以行政壁垒抵制。

第二,市场资源遭遇非平衡经济增长的冲击。“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使经济向区域不平衡方向发展是一个内在的趋势”(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欠发展区域》,1974年),“增长极”理论与“中心—”理论也表明,市场力量不足以消除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短期内甚至会强化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过程中若完全放任自由化的市场,会导致净优势资源单方面流动,GDP的变化会牵动各行政区首脑的神经,发达地区政府怕受拖累,欠发达地区政府怕吃亏,为扭转这种趋势,各行政区会用政策资源包围市场资源,行政力抵制市场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法治环境与市场制度的梯度差异,增加了法律、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改善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就很难进行下去。[9]政府之间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实施的协议,保证“合作博弈”能够重复,关键在于能否给那些落后的伙伴一个良好的前景预期,或者通过非市场的力量在合作中尽快缩小差距,这需要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和补偿机制来实现,而这种机制正是目前中国缺乏的。

第三,“合作协调人”的缺位和失效。对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使整体经济发展,从长期看这应该也是上级政府的施政愿望。但由于跨行政经济区缺乏与之重叠的行政级别,靠地方平级政府难以合作协调,于是就出现了以上级政府成员为主的合作协调人,但这种合作协调人缺乏权利和法制保障,协调力度大打折扣,加之对各行政区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协调只是成了建议,最后变成“东周诸侯不朝觐”,各行政区表面上看同属一个经济区,实际上是各顾各。以西咸一体化为例,两市时常遇到一些诸如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入等涉及到双方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的棘手问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一体化领导机构来确保实施,往往使很多问题搁浅或遗留。

以上难题表明,由于政策资源的内敛性,以及市场资源遭遇非平衡发展的冲击,在缺乏合作协调人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面临冲突,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模型分析: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模型假设

假定地区经济发展手段主要来源于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两类,地方政府对这两种资源的偏好关系都具有完备性、可传递性、连续性、单调性和严格凸性。

(二)模型分析

情况1:独立行政区的资源配置

市场资源对政策资源的边际替代率是它们的价格之比,也是各自的边际效用之比。实际上,由于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牺牲市场资源的利用而单靠政策资源推进的发展模式导致的效用水平是不高的,西部某些地区在实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避免这种“行政过度”带来的低效用。

情况2: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同行政区的资源配置

政府的短期偏好在于使用政策资源,过度的政策资源使用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政策资源逐渐演变成保护内部“弱市场资源”的行政壁垒;二是对有限政策资源的争夺,造成两地相互抵制,互筑行政堡垒,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由此形成。

四、对冲突的进一步解释

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在此不能达到优化配置,主要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单一的政绩评估机制和政治晋升中的经济人行为

目前我国的政绩考核依然以经济建设成绩为中心,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依据本地区财政税收、本地就业和GDP增长速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施政观可能会导致两个极端:从时间纬度上,地方政府为实现任期内的跨越式发展往往较少考虑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从空间纬度上,面临同一经济区内的行政区划的边界时,为了保护本地利益,政府往往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生产要素的流动,人为制造区间壁垒。

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10]。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因为只有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提升,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机会,一个人所得构成另一人所失。而在当代的经济竞争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合作优势互补。政治晋升的零和博弈往往会干扰经济竞争的合作双赢。

(二)信息不对称与政府间不信任导致的非合作博弈

即使消除了地方政府经济人的行为,跨行政经济区仍然存在政府间的博弈,同级政府在面对不完全信息表现出来的等、靠、推的相互观望思想本来就很严重,加之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担心利益受损,致使非合作博弈的产生,其结果是双方受损。如下例的静态非合作博弈,在缺乏互信情况下,即使双方知道合作双赢,但不能确定对方是否能采取合理积极的合作措施,于是只从单方面利益最大化出发,导致非最优结果。

(三)区域产业同构化严重,缺乏合作的内容即使制止了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消除了非合作的“零和博弈”,政府的合作也会面临新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更多地表现为对本地区经济指标的关注,缺乏对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目标进行系统的战略思考,因此,大多地方政府往往对那些被区域内其它地方政府广泛关注的“热线产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忽视了区间产业互补与合作,其结果带来的是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11],从而使得区域合作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例如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区传统工业产业均以纺织、军工、医药等为主,新兴工业产业又都选择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建材等产业内的相同方面,产业同构严重,恶性竞争和排斥往往对一体化形成威胁。

(四)区域合作的主体不明,缺乏合作的推手政府与企业在一体化过程中也存在博弈,政府会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资源在更大区域内的有效配置,因此区域合作主体是企业,而企业会认为,政府不创造良好条件,消除行政壁垒,要素是无法自由流动的,因此区域主体是政府。在主体不明情况下,一体化的进程显然缺乏推动力,等和靠的思想由此产生。实际上,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应该分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如下图所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过渡,前期以政府为主,主要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和规划统筹工作,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后期以企业为主,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从某些领域退出,为企业提供服务。目前西咸经济一体化就面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摇摆不定,一体化实施的主体也就不明确,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受阻。

五、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要构建合理的地区间利益分配、约束和激励机制,优化行政机构运作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一)弱化行政区划边界,构建交通信息网络区域经济学中的“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等表明,中心城市和地域对周边欠发达区有经济带动作用,而行政区划的边界是两个中心城市辐射最弱的地区,成为经济一体化的“隔离墙”,要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就必须弱化行政区划边界,在边界区设置经济合作的“通道”以促进经济一体化。西咸共建区就是这一思想的创举,两地在城市的边缘规划建设4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合理的功能区划,吸引企业进驻和房产开发,使其成为西咸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

交通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属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需由政府提供,跨行政区只有具备较完善的交通网络,要素在区间流动才有物质载体,才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障碍。西咸经济一体化在这方面规划的早但实施的晚,虽然西咸电话并网开创先河,但两地的交通衔接颇费周折,咸阳的世纪大道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与西安同规格公路衔接,群众反映强烈的直达公交线路也是奇缺,晚晚落后于人们的预期,这是急需改进的。

(二)减少行政区划管理层次,适当增加管理幅度,消除行政壁垒

通过行政区划管理层次和幅度的调整,可以直接解决现存的区间行政壁垒问题,将区间经济矛盾转化为区内经济问题加以解决,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行政区划改革要强化经济中心,规划区域布局,逐步形成层次合理、幅度适当、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区划体系,从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适宜的区域地理空间[12]。

在不能完全破除历史形成的行政区划前提下,通过部门的融合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之举,它绕开了行政壁垒和法律限制,注重实效,是短期内消除局部矛盾的重要抓手。乌昌一体化在这方面大胆创新,通过合并两地党委,在高层实现战略统一,而西咸一体化这方面比较薄弱,两地部门归属各行政区,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各自主管上级间接沟通,但在渭河污染治理上两市环保部门合作比较积极,为改进渭河支流水质,两市共同制定了《西安咸阳沣河、氵皂河水污染治理规划》,协同关闭造纸等污染企业数家,使水质有所改善,为两地可持续共同发展做好了铺垫。

(三)完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政绩考核制度

要消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追求政绩时的经济人行为,须对现行的以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的政绩考核制度实施改革,新的考核制度需体现以下几方面:一是考核指标尽量量化,体现科学性、规范性、可行性。既要有数量、速度指标,更要有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环保指标、就业指标、对外影响指标等。二是要建立规范的考核方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应将上级政府的考核与民意考核结合起来,考核程序做到公正、公开和透明。三是考虑外部性,建立奖惩机制,在政绩考核中,对于促进本地并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和官员予以表扬、奖励,以达到激励效果;对于一些只管本地发展而对周边地区进行市场封锁、设置要素流动障碍、转嫁污染等行为予以处罚。

(四)通过法制保障,构建区域协调管理机构

一体化经济区在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时,由于无法可依,往往表现为同级政府难以干预,上级政府缺少合理干预的手段,一旦干预又成了独角戏,地方上等、靠、要的思想滋生。可以通过构建法律基础,各成员进行产权的部分让渡,并由超越行政区划的区域协调管理机构来行使由各成员让渡出来的这部分权力,以制定整体性的合作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国际上依法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例子很多,欧盟的成长就是一个典范,还有美国的例子,美国为促进跨区域问题的解决、调节各地方政府间关系,于1961年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为此在商务部下设立了地区再开发管理局;1965年颁布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并相应地成立了经济开发署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以及一些州际区域开发委员会。西咸一体化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难度很大,因为这需要上级相关部门立法或授权,现行的协调领导机构很难依法独立行使权力,而面对西咸两市越来越不好解决的难题例如交通、产业的统筹规划与资金投入,土地指标的统筹等问题都需要省级层面强有力的支持。

(五)财税体制的灵活性和统筹性

区域经济中各行政区难以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引导市场经济行为的财税分配政策,对市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着关键的利益导向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财税分配制度不尽合理,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上、转移支付上、区域恶性竞争的税收优惠政策上都不利于推进经济区内行政区划的合作,因此上级政府要统筹经济区财税分制度,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增强政府对地方经济的调控能力;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实施转移支付法律化、弹性化、透明化,同时要解决地区之间的发展均衡问题,逐步使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向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的转移支付发展;适当下放和监管税收优惠权限,更好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

第6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关系 生产经营 国际贸易 金融资本

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进程

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 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中，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分散的。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后来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了一种不断扩张的本能--追逐利润以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兴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矗立于世。它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 摆脱数百年来殖民主义强加的贫困与落后。然而， 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民族独立， 但在经济上并没有摆脱西方的控制，其工业化进程被纳入了资本国际循环的轨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对于西方战后的经济复苏与发展来说， 可谓是“第二次地理大发现”， 它们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带动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

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资本的跨国运动将世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连为一体， 但从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在全球呈正态分布。资本流遍世界， 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经济全球化正在制造全球的两极分化。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 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 通过国际间的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交换获取巨额利润。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国际大循环，使之成为西方资本的积累对象。经济全球化， 即资本国际大循环中的资本积累与不平等交换是造成当今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贫富分化与南北差距的根本原因， 如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贫困的泥潭。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它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也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1.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争端和摩擦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要么一损俱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2.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南北关系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已变成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南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强。彼此都认识到，只有保持南北双方和谐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双方都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表现出务实性和灵活性，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南方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国家之间要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呼声很高。

3.推动区域内国家联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肖宪编，译.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R].联合国出版，1999.

[4]何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J].世界经济，1998，（8）.

第7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发展；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类型与特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指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护共同经济利益或为了强经济联系与合作，通过契约和协定的形势，在区域内逐步消除成员国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进而协调成员国间的社会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跨国界的人员、资本、劳务、商品等自由流通的统一经济区的组织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多种多样的类型。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类型

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采取6种形式。从低到高分别为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经济政治同盟。在特惠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实行部分特惠关税减让；自由贸易区中成员之间拆除所有关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每个成员有权对非成员设定各自的关税税率；关税同盟也是自由贸易区，但每个成员对所有非成员采取共同的对外关税；共同市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成员之间除了要解除所有贸易和投资壁垒外，还要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同盟和经济政治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更高层次的形式。在经济政治同盟中，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各成员间不仅实现经济政策的统一，政治政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我们通常所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类型主要是指按其一体化水平来划分的。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1.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要求成员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让渡部分，建立负责协调和制定共同政策且管理该组织共同事务的权力机构，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更高形式。它包括各成员国货币、财政等经济方面政策的一体化。这样的同盟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国家性质，建立了一套立法、司法、行政的同盟机构，随着发展的进程甚，至可以形成政治一体化，进而成为最高的形态――经济政治同盟。

2.发展进程较曲折。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已出现，但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大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较慢，有的甚至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趋势出现重新高涨的形势，到上世纪90年代，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在全球内壮大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达100个之多。在上世纪70年代，还不到30个，80年代时期才30个出头，90年代中期超过40个。由此可见，60%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在90年代后建立的。一部分的区域经济组织存在重叠或者相互包含的关系。

3.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亚太经合组织”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它包括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数量不多，但其组建的时间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特别是发达国家财力雄厚，其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影响力往往较大，这就给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一些压力，感受到无端的排挤甚至威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数量越多，发展越快，对那些尚未参加到区域化一体化组织的国家和地区造成的压力越大，这也就促使它们花大力气加入进来，或者，尝试建立自己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新形势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贸易和区域各国经济产生新的不同影响，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发展的积极意义

1.促使全球形成新的国际贸易格局。欧洲、北美、亚太这三大经济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使国际贸丝逐渐呈现出新的格局。这三个大区一体化新形成三个经济圈；这三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又与除去它们之外其他的大、小区域一体化组织组成一个相互对抗而又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新的格局导致各国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即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被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国际贸易所替代，各国要想在新形势下发展经济，必须结合自身所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依托，进而求得共同发展。这样的格局也将要求各国更加注重国内经济发展，只有自身经济发展良好，才能更好的融入的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当中。

2.加速各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自由市场建立之后，必将推动和加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外的国际垄断资本在这一市场的竞争，比如“跨国投资”的兴起和跨国公司的大量产生。而“跨国投资”的高速增长，不仅推动了不同国家间资本的渗透和交融，使还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优化资源配置，使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新时期。

3.提高世界科技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优势越发明显，世界各国均把发展科技摆在突出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之间科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进一步提高了全球科技发展水平。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发展的消极影响

1.关税壁垒影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尤为明显。发达国家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组织之外国家或地区无法享受关税同盟的优惠。未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本身有限，关税壁垒的形成导致发展中国家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面临很大困难。

2.贸易限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成后，国际资本大多在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内部这一安全的“避风港湾”内流动，突破的只是集团内部的贸易壁垒。然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贸易急需的国际资本没有办法引进，这样就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内资金紧缺等问题的出现，其发展经济贸易和提高经济竞争力就无从谈起，“南北”差距越来越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例如，欧盟的东扩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而在1995年1月后，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备案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206个之多。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所在东亚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发展缓慢，不仅没有形成区域一体化制度，而且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还有恶化的势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4年，我国对外贸总额首次跃居世界第三位。同时，中国也是受到非贸易壁垒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经济内需不足的出口导向型国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来说犹为重要，否则很难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要想突破区域经济集团的限制，就要发展自己所在区域的合作战略。

21世纪初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目标主要在于利用区域内的资源加以整合，提升自身经济实力，实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以，采取的是市场导向型这一策略，然而，市场导向型的区域合作是不稳定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且经济实力达到一定高度的当下，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应该采取市场导向型和政府导向型相结合的“双保险”策略，有效的约束制度的建立，能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效。

四、中国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要思考的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是如何根据中国国情，顺着这一潮流，更好更有效的参加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花大力气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国既要成为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也要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力推动人。

（一）加强与相邻国家的联系与合作

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与领国的经贸关系，进而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这给我们提供了和相邻国家发展经济贸易最方便也最见成效的途径。

（二）改善与周边的整体国家关系

以欧洲大陆为例，法、英、德三国在上世纪均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三国已经成为欧洲最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德、法两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化解了战争恩怨，不仅促进了外交关系的大大改善，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出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和日、韩两也正朝这样的方向发展。

（三）加快自身经济政策调整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地区行政区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各省、市之间的行政计划已经构成了对生产要素自由组合的严重障碍。在欧盟国家通过50年的谈判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鸿沟，统一了货币、贸易政策后，在中国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中，我们更应加大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反对各行其是、条块分割的老做法，在中央政策的统一指挥下建立更大更好的统一市场。

参考文献

[1] 黄卫平等.中国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 卢忠荣.国际贸易[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8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第9篇：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

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17-4244-04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of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and Its Neighboring Provinces

ZHANG 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Fanyi University，Xi’an 710105，China）

Abstrac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n the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tatu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region. It will provide objective reference and reasonable advices for gradually building economic zone and making it a developing and opening inland highland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integration；co-integration analysis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和进一步打造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议案，强调在我国西部地区打造关中―天水、成渝和环北部湾三大经济区为重点区域，辐射带动西部地区发展，鼓励其对外进一步开放，为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实现率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实现“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

本文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考察其与周边区域经济间的协同关系，进而分析经济区与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程状况，最后为陕西打造内陆型开发开放高地提供合理的建议。

1 理论简述

新经济地理强调经济空间的主要内容为模报酬递增、空间聚集和路径依赖。Yong[1]认为区域经济的集聚可以带来区域内经济产业互动，以及由于空间位置的临近性而带来的成本节约。空间聚集在企业间相互作用的自组织机制下形成地区经济格局，导致城市和市场不断扩大，区域中心逐渐形成，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大都市圈[2]。在地方经济差异性条件下，地区经济会获得某种先发优势，进而使其在专业化和贸易活动中呈现刚性。同时在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动态化方面，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市场规模、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对区域内主体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具有重要影响，这种一体化进程将会使区域经济在更大范围内聚集，同时扩大中心与的差距[3，4]。因此，空间临近性和产业协同是区域经济集聚的重要前提。本文按照地域临近性围绕关中―天水经济区分别找出与其毗邻的其他地区：河南（hn）、四川（sc）、重庆（cq）、甘肃（gs）、陕西（snx）、内蒙古（nm）、山西（sx）、新疆（xj）、宁夏（nx）。通过截取比较上述区域1992-2012年的GDP数据，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考察区域一体化进程，将时间按照我国“入世”前和“入世”后分成样本子区间Ⅰ（1992-2001）和样本子区间Ⅱ（2002-2012）两个阶段[5]，数据来源于1992-2012年《国家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2.1 单位根检验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则该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与之相反，平稳序列围绕一个均值波动且有向其靠拢的趋势。为了表示序列平稳性，若变量序列是平稳序列则表示为Ⅰ（0）；若变量序列经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则表示为Ⅰ（1）；若变量序列经二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则表示为Ⅰ（2）。检验变量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称为单位根检验，在此运用ADF方法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稳定关系。

2.2 协整分析

协整关系能够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如果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则说明变量短期内是发散的，但为了分析变量间是否在长期具有较好的收敛性，就要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若其一阶差分都是平稳且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说明它们存在协整关系，而且这种协整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某一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为此Engle等[3]于1987年提出了两步检验法（EG检验）用以检验变量xt和yt是否协整，其基本思想是：若序列xt和yt都是d阶单整的，即满足Ⅰ（d）形式，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有yt=α+βxt+εt，式中yt表示因变量；xt表示自变量，α、β表示回归系数，εt表示随机误差项。同时为了确保这种回归关系的平稳性用ε表示εt的估计量即残差项，α和β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模型残差估计值为：ε=yt-α-βxt。若回归方程的残差平稳，即ε～Ⅰ（0），则yt和xt具有协整关系。

2.3 向量误差回归模型（ECM）

为了反映变量在短期波动偏离长期的程度，我们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进一步进行检验，采用Davidson等提出的DHSY模型。

yt=β0+β1xt+（β2-1）y-■x+ε （1）

模型解释了因变量yt的短期波动yt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短期波动xt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ecm，如果yt和xt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公式可简化为：

yt=β0+β1xt+λecmt-1+ε（2）

ecm系数反应变量序列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也称为均衡误差。

2.4 Granger因果检验

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用Granger的方法建立模型。在此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并按照Granger的分析步骤可以得到回归方程（3）和（4）[7]，即：

yt=α0+■αixt-i+■βixt-i （3）

yt=α0+■αixt-i+■βiyt-i （4）

式中，α0、αi、βi为回归系数；i为滞后阶数；k为最大滞后阶数。式（3）用于估计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Granger原因，式（4）用于估计y是否为引起x变化的Granger原因。

检验零假设为：x不是引起y变化的Granger原因，公式表达为：

H0∶β1=β2=…=βk。

并估计无约束回归模型（5）和有约束回归模型（6）。

yt=α0+■αiyt-i+■βixt-i （5）

yt=α0+■αiyt-i （6）

式中：p和q表示y和x的滞后阶数，然后利用RSS构建检验统计量：

F=■～F（q，n-p-q-1） （7）

该统计量为样本容量n的F分布，其中以n-p-q-1作为分母自由度，q作为分子自由度，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如果检验、、显著不为零，则拒绝原假设H0：x不是引起y变化的Granger原因。再将x和y的位置互换进行检验零假设H0：y不是引起x变化的Granger原因。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协整检验结果

为了降低数据波动便于数据处理，首先对各省的GDP数据通过取对数在不影响数据属性的基础上使数据相对平稳以便于分析。将处理后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分析（表1），结果得出变量结果均小于ADF临界值，证明变量序列都是单整的Ⅰ（1），通过平稳性检验且具有常数项。

接下来对各地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为了考察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区域一体化程度，将各省区分别与陕西地区两两配对分析（由于该经济区核心为陕西地区，所以在分析中采取将其他省区与陕西进行协整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其相关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表2）[8]。

从表2中可以看出，陕西与山西、四川、宁夏、新疆、河南的残差e通过ADF检验，也就是说陕西与这5省具有协整关系，而与重庆、甘肃、内蒙古不具有协整关系。为了考察这种回归关系中变量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对协整结果采取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得到相关协整关系的分析结果如下：

ecm=（0.265 051，-0.063 915，-0.181 676，-0.137 918， 0.367 377）

从ecm系数结果可知各地区经济短期偏离长期均衡关系较弱，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而陕西经济在波动方向上与山西、河南是同方向波动，而与四川、宁夏、新疆呈反方向波动。

3.2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对于地区间彼此的影响因果关系具体如何，从协整分析结果不能得出。因此还需要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做出分析判断。本文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关中-天水经济区与周边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体化进程状况，将数据序列按照“入世”前和“入世”后分别分析，然后再比较其变化过程。

从表3中可以看出，陕西和山西、四川、宁夏、新疆彼此均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只有与河南在子样本Ⅱ区间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陕西与河南在经济发展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果关系，而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关联性，彼此之间尚未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独立性特征，区域一体化进程缓慢。

4 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中―天水经济区与其周边区域山西、四川、宁夏、新疆、河南存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联系性，这一点从协整关系中可以体现出，说明区域周边这种经济影响关系是存在的。同时也看出陕西与甘肃、重庆和内蒙古不存在经济影响关系，而天水作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甘肃部分，能否与陕西形成协同效应，对于经济区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地区经济聚集效应提出了不小的挑战。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来看，在样本区间Ⅰ和样本区间Ⅱ中陕西与山西、四川、宁夏、新疆均没有因果关系，说明这些地区间的经济发展都是独立的，地区间的经济影响缺乏因果关系也说明区域分工与合作没有实现，区域一体化尚未形成。然而从P值比较来看，样本Ⅱ比样本Ⅰ的因果解释程度正在逐渐增强，说明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影响下，西部地区彼此的经济影响因果关系正在逐渐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正在进行中。尤其在子样本Ⅱ中陕西与河南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两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交往密切，经济一体化程度正在加深，区域协同性正在加强。

总之，关中―天水经济区与周边区域在1992-2012年间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特征表现为独立性强于关联性。空间聚集效应仅仅以省内聚集为主，没有形成大区域范围内的产业聚集区、区域经济中心和都市圈，甚至如四川、重庆与陕西这样的西部经济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也不明显。较低的区际开放度导致区域内资源流动性低，配置效率不高，地区对周边辐射能力有限。进而影响到各地区对资源共享、整合的效率，致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低，各省由于缺乏聚集效应带来的资源共享，当然也就难于获得经济发展中的规模递增收益。当然，从分析中也看到，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入世”后各省开放力度的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影响关系正在逐渐加强，尤其是陕西和河南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存在说明了区域一体化进程正在由东向西逐步推进。

新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关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和成”经济区的规划和成立，正是希望通过打造我国西部内陆型开发开放高地，突出大区域范围内经济中心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聚集作用，以更强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地区间经济融合，增强空间聚集性，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最终实现西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经济发展格局，推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YONG A.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4）： 1091-1135.

[2] NAUGHTON S.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U-nify China.sMarkets[M].Stanford C A： Stanford University，1999. 1523-1562.

[3] ENGLE R F，GRANGER C W J.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Estimation and testing[J]. Econometrica，1987，55：251-276.

[4] SANDRA P.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J].世界经济文汇，2002（1）：3-17.

[5] 踪家峰，刘姗姗.基于协整与Granger因果分析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4）：30-33.

[6] 邹卫星，周立群.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剖析：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J].改革，2010（10）：8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