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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1]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2]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理学引论[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82.
[3]冯国超.礼记[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和增.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7,6(1):80-85.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诚信观
一、引言
“诚信”是我国延续千百年来的财富和美德,同时也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当代大学生只有秉承诚信的理念,才能在学习和成长中形成自己的健康人格,为未来回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信”的理念贯穿了我国的儒家文化,孔子曾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古至今,“信”的文化理念是支撑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门的开放,近年来我国的诚信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前有一些高校学子在面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时,忘记甚至抛弃了“信”,为自身未来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所以,怎样才能发掘我国儒家文化中的“信”,对高校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二、儒家文化中的“信”
“信,诚也,从人言。”这是古人对于儒家中的“信”的释义。从文字构成来看,“信”由“人”和“言”组合而成,这也反映出古人对于“人言为信”的推崇。儒家中的“信”含有两种意义:第一是口中之言和心中所想应该一致,也就是“信,言合于意也”。第二,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与其所言应一致,也即是“言必行,行必果。”在《尚书》中,便反复提到对“信”的渴求,“尔无不信,联不食言”。而在《诗经》中,更加对“诚信”进行了歌咏,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名句。“信”的理念出现最多的是《论语》中,著名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便出自这里。孔子十分注重对于弟子进行“信”的教育,孟子则将“信”作为“五伦”之一。由此可知,“信”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精华。在当代,“信”的准则更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必要准则。
三、儒家文化的“信”
含有高校学生诚信观的教育资源儒家文化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高校的诚信观教育,可以从儒家文化宝库中汲取丰富的资源。
(一)“人无信不立”与大学生的做人诚信
在儒家文化中,诚信是“立身之本”。人与人只有构建出互信纽带,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可知诚信是自古以来的做人准则。儒家文化认为只有重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进行严格要求,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诚信的人,臻于“君子”的行列。在当前,这些观念并未过时,反而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是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宝贵遗产,有助于使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构筑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格。
(二)“质直而好义”与大学生的学术诚信
“内不自诬,外不诬人”是古人对于严谨治学的标准。如果明明了解某个事物却在人前隐瞒,就是对他人的欺骗,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损失。孔子在治学方面则对“考究真伪”十分注重,一方面呼吁严谨治学,另一方面也亲自躬行。孔子认为对于那些似乎人人都认同的观点,应该查阅文献进行严谨的考证,避免说出错误的话。我国的高等教育重视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这就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质直而好义”的理念,并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高校学生在学术诚信方面,应该以严谨而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验数据和学术成果,培养健康的学术习惯和科学的学术理念。
(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与大学生的经济诚信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合理地追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被人们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是鼓励人们通过正当的方法追求利益的,但必须遵循“取之有道”的原则,对利益不能无限制攫取,更不能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追求利益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善恶的属性,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则十分关键。在市场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中,只有追求合理的利润,一个实体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假如将全部的目标都集中在获取利润上,忽视了对社会的回馈和经营的诚信,就会舍本逐末。
四、以“信”文化塑造大学生诚信观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代年轻人为之付出努力。而“信”文化作为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是当前实现诚信教育的宝贵财富。
(一)以儒家“信”文化塑造诚信人格
“信”文化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做人处事的道德要求,一方面是社会的发展基石,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的成败关键。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形形的各类信息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观点不断更新,这些现象很容易使甄别能力不足的学生眼花缭乱,形成浮躁的心理,忘记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不少高校学生在学习方面丢弃了诚信,不在推崇严谨的治学理念。高校应该有意识地宣扬“诚信治学”思想,使学生能够被正确的治学观所影响,以端正的认识和踏实的态度,提升自己的素养,塑造健康的诚信人格。
(二)以儒家“信”文化建立市场经济诚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孔子的利益观,孔子倡导人们以节制的方法适当地追求经济利益,尤其应该杜绝以不择手段的方法攫取利益的行为。这可以说明儒家的“信”理念对于利益的“诚信”思想。在当前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中。一些经营者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迷恋,丢弃了诚信经营的责任,经常见诸报端的“毒奶粉”、“过期月饼”等现象便是其外在表现之一,很多从业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惜损害他人的健康,威胁他人的安全;不但从商者如此,从政者亦是如此,一些官员做不到“诚信为本,服务社会”,这才出现了一些家中搜出亿元纸钞的事件。具体在大学校园,部分学生为了争取奖学金而摒弃了诚信,编造事实欺骗学校。结合儒家文化的“信”,应该使高校学生明白追求正当利益是所有人的权利,但是只有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争取才是值得提倡的,只有培养起良好的市场经济诚信意识,才有助于走上社会之后做到“以诚立人”。
(三)以儒家“信”文化培养诚信交际
儒家文化中的“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渗透进对社会价值的追求中。“信”文化要求社会成员在追寻自身价值的时候,应该具备足够的道德与修养,从而使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统一起来。在儒家思想里,一个人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圣人”,这是很多人毕生的理想。《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可知儒家文化倡导人们能够将“信”的理念与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统一起来,在内心达到平衡。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快速成长,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成型的时期,只有加强团队合作,培养自身的团队精神,才更加有利于未来的发展,而古人的“三省吾身”恰恰是当前人际交往中应该恪守的准则。当今社会是一个互联的时代,只有具备合作的精神,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高校学子处于这样的背景中,应该遵循儒家的“信”理念,将其作为自身与他人交往的信条,提升自己与他人的相处能力,以诚信来感染他人。
(四)以儒家“信”文化提升诚信修养
儒家文化中的“信”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家随着不断的发展,不断吸取其他精华中的修养元素,来充实自身的思想架构,最终形成了个人对修养的追求准则。可以说儒家的“信”文化对我国民间的伦理产生了关键性的巨大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对修养的追求在孔子时代便已经提出,并且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承而被越来越多的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到了孟子时代和荀子时代,道德修养的框架已经十分完善。这些思想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学生只有积极提升自身的诚信修养,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人与人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以儒家文化对于“信”的原则来教导学生做人做事的准则,应该以“谦逊之风”和“君子之风”来作为提升自身修养的标尺。
五、结束语
“诚信”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代高校学生应该秉承的美德。但在当前外界环境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社会道德出现了一些迷失,使得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种种诚信问题。用我国积淀深厚的儒家文化进行高校学生的诚信教育是很可取的一个方法。道德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青年大学生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每个人的中国梦。高校不但应使学生具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也应注重诚信教育,使学生成为全面成长的人才,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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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永明.重构“90后”大学生诚信观[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6):47-49.
[3]唐凯麟,贺才乐.儒家诚信传统与诚信道德建设[J].湖湘论坛,2012(3):41-44.
关键词:传统文化;佛教中国化;和合;包容性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厚德载物思想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文化是儒学。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儒学主张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种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中A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和合”二字,“和同之辨” 肇始于西周末年的史伯, 他说,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均统一、和谐或掺和, 是以诸因素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动态联系。所谓“同” 指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或同一。“和”对于我们民族心理的形成具不很大的影响。“和” 的心理传统能休现出民族的特色。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闻都可融汇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长。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
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观点、思维方法,又被儒道学派所吸收,并逐渐融合成为北宋时期的哲学思想体系。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自身的生存,就已经采取了中国化、通俗化的手段,主要是以黄老释佛。如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释“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为明,是清净无为也。”东晋道安则以《老子》解《般若经》。安史之乱后,儒释道三教在思想观念上互相融汇。儒家在坚守孔孟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同时,广泛吸收道家和佛教的心性之学,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往往在思想上具有二重性,即在政治上推崇儒学,在生活则出入佛老。正是这种对佛性的吸取,使儒学开始向新的理学方向转化。儒学接纳佛教义理,佛学也不断吸收儒学和老学的成分,使得佛教在唐代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它们一采纳道家的自然主义为开端,又淡化出世色彩向世俗靠拢,尽量减少同儒家伦理的冲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僧徒以“人皆可以为舜尧”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伦理道德的, 而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规范归根到底是人的经验,人的社会需要的产物,而非外在于人的异已力量。因此尚德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即可以说是尚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伦道德的特点在对“孝”这一道德规范的倡导中得到了体现。原始佛教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孝”道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说法,而佛教正是主张无君无父、绝嗣为木;中国的传统是视家庭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基本单元,而原始佛教则主张辞亲出家,视家庭为牢笼。于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外来佛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结果是,佛教逐渐附会儒家对孝道认可,直至对原始佛教背悖,与世俗凡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张扬孝道。在老学和儒学的影响下,佛教的外来色彩逐渐淡化。
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儒学吸取了佛教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尤其是在本体论上有所建树;佛教的中国化,使其多数宗派具有了世俗色彩,吸收儒学中的伦理因素;道教则把伦理上的探讨与外在修炼方法相分离,从佛教和儒学中吸取营养,开始创立新的道教理论。这些都为五代宋元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
对于宗教来说,人的生存只不过是为了永生的准备而已,而目的只在于虚无缥渺的彼岸世界的到达,目的只在于“出世”,现实人生是微不足道的。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肯定现实人生为前提的。一般来说,佛教宗教精神都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即“心”的作用,而且关于主体意识的分析比较细致,把“心”看做是脱离物质存在的绝对。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宋明时期形成的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其思维方式直接受到禅宗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所谓的“主体意识”论之外,还有“本体”观念。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佛教不但中国化了,而且也成为形成中国文化中新的思想体系的一种有影响的思想资料。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佛教在中国传入、发展的过程, 就是由神道到人道,对儒家文化认同、并为儒家文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的现世的人格主题非但没有被浸没而且通过宋明时期心性问题的阐发,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种吸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积极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内容与“和”的形式相统一为特征的,两者之间,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适应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通过“和”的机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丰富了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人”的文化。正因为有以“人”为主题的丰富文化,才使得中国屡经劫乱而文化不绝。
[参考文献]
[1]张晓华.佛教文化传播论.[M].人民出版社出版.
[2]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已经习惯了散漫工作环境的员工哪受得了严格的约束,虽然这些规定合情合理。有辞职的,有消极怠工的,有我行我素的,一时间,公司几乎进入了瘫痪状态。正在此时,一次酒会上我与李强结识,他谈到公司的现状,眉头结成个疙瘩。我给他的建议是:坚决“王左断臂”——把阻碍公司发展的员工果断裁减。这个大手术必然会伤公司元气,但为了长远的健康发展,必须如此,而后推荐给李总一套“法、儒、道管理想”。现在李总的企业已经走出困境,做到了两个全国知名品牌的东北区域总。
如今在管理中我们常遇到一些管理尺度与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和员工相处太过亲密,本以为可以和下属打成一片,方便管理与沟通,可结果却是走的越近,越难管理,失去了威信,员工随意妄为,有令不从;而严厉些吧,员工又觉得你很苛刻,产生了抵触情绪,依然工作效率不佳。 此时,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中国历史文化中流传积淀下来的智慧。我国传统文化丰富而高深,其中争鸣的诸子百家文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即具有很高地借鉴意义。其中主要代表有:法家、儒家、墨家、道家等。灵活运用则可打造一种和谐强大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文化氛围。
在中国,儒家文化盛行了2000余年,一直为历代君王治理天下所用,而儒家文化更普及于民间。在我国历史上,乃至现在依然是大到治理天下,小到人际交往,无处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以仁德为本,和谐处事的思想观。在早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下, 更是把儒家的思想无形中发挥到了及至——能力是次要问题,而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就可以平步青云。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我们如今的企业管理当中。和谐关系,仁德载物,这种管理思想不能说不对,但运用这种理论思想的时机是否正确才是关键。事情本无对错,只是看是否做对了时间。
笔者之见是: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公司,最后达到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哲学。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秦国就是依靠法家的思想,训练出了强大的军队,统一了中国。法家提倡: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提倡人无高低贵贱,触犯法律则一律同罪;“定分止争”,明确物的所有权;“不法古,不循今”,推崇不断创新、改革等。一系列的观点思想应用到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尤其是初创基业的企业,十分有借鉴意义。一个国家如果法律不健全,社会就会变的混乱,一个公司也是同样道理,若行事无法可依很快公司就会出现混乱,推委、扯皮、谋私、越权、贪污等问题会纷至沓来,而此时更糟糕的却是没有一个法度、规矩去管理。没有律法,即使是再轻的处罚,当事人也会觉得重,而且不满于为什么要拿自己开刀。若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触及了这条高压线,自然就按规定处理,也就没人会有怨言,因为大家是接受了公司的规定后才加入公司的,所以,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要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严明合理的公司规章制度。
确立了严谨的制度后,此时除依法管理外,就要运用第二种思想——儒家思想。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与大家和谐相处,创造基于律法为前提的情感管理。做到以威,慑天下,以德,安天下。
待公司在以上两种思想下和谐平稳发展成熟后,导入第三种思想——道家思想。道家推崇“虚静无为”“无为而治”很多人觉得道家的思想有些消极,不适合用在管理上,其实道家的哲学内涵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具有强大的韧性力量。可以说是无人可以摧毁的。到此阶段,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自行运转的,强大的,高度智能的,不可摧毁的组织。
以上三种思想各有特色,但独立开来,便显出了缺点与不足,只有组合运用,威力才会强大,但切不可颠倒了顺序或过分强调某一种思想,凡事过犹不及。
过于依靠律法治理企业,容易造成员工忠诚度低,无归属感,甚至觉得不平等,受压迫,与公司貌合神离,完全是利益驱动。这样的企业一旦遇到重大的危机或困境极容易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而过于注重儒家的思想,又极容易导致像前面案例中提到的李总遇到的现象。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在经历了简单模仿之后,开始重视民族传统元素的应用。文章通过对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历史源流和核心意蕴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其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启示与应用。
关键词:
传统色彩;企业形象设计;五色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设计理念也受到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色彩作为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重要载体,也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的整合与创新。如何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继承和应用传统色彩,实现基于传统色彩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是国内企业形象设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统色彩文化概述
传统色彩对中华民族审美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华民族色彩文化中的“无色体系”,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对传统色彩文化综合影响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重要文化因子。我国的传统色彩文化起源于远古时期,不仅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是进行宗教活动不可缺少的元素。例如,原始人在进行狩猎和战争时,动物和敌人的鲜血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神经,故而产生了对红色的原始崇拜。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西周时期,产生了“正色”与“间色”的概念。人们将不能由其它颜色混合得到的青、赤、黄、白、黑五种基本颜色定位正色,而其它颜色则为间色。人们逐步将五色与社会事物乃至文化观念相联系,不断延拓,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五色文化。到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不同的文化代表派别持有不同的色彩文化理念,这些观点为中国色彩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又形成了佛家色彩观。其中,儒家文化注重色彩的象征性,将色彩视为人伦现象与“礼”相契合的象征色彩,并赋予色彩德行、等级、伦理、秩序等丰富的内涵。道家文化崇尚黑色和白色,认为这两种颜色并未刻意着色,体现出道家崇尚的自然之美。佛家的色彩观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注重对色彩感情的直接抒发,同时又糅合了儒家与道家的色彩理念,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佛家色彩文化。这些特色鲜明的色彩文化贯穿于民族色彩审美意识之中,对中国的服饰、绘画、艺术设计等领域的色彩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对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启示及应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色彩作为包装设计的重要载体,面临着转同色彩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的整合与创新。将传统色彩文化的内涵和象征意义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重视红色系的应用
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首先应该重视象征生命之色和红色崇拜的红色系的应用。这不仅是传统色彩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需要,更是红色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直到今天,在婚嫁和节庆活动中还需要穿红衣、挂红灯,足以说明红色是中国人的偏爱之色。因此,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要基于国人对红色的偏爱,将其与色彩的基本原理相结合,积极利用它与其它色彩的搭配原则,塑造具有传统文化韵味的形象设计。例如,红色与朱红和深红等同类色的搭配,可以彰显企业的高雅、文静、朴实的文化意蕴。
2.重视原色的应用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提出“原色”理论以来,“五色”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色彩文化观念。因此,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并不是指五种原色都要用到,而是指使用明度和纯度较高的几种原色。将原色理论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合理利用色彩的面积对比,以恰当的对比体现色彩整体的和谐美;二是利用色彩形状的对比,以构造适度的视觉冲击效果;三是利用色彩的位置对比,例如不同属性的颜色距离越近,对比效果就越强烈。总之,我们可以利用临近或互补色搭配、面积对比和位置对比,塑造鲜明的色彩感染力,延续我国传统色彩文化的独特魅力。
3.重视色彩的心理效应
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十分重视色彩的象征作用,而这种象征作用的源泉就是色彩的心理效应,这也启示我们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时要重视色彩的心理效应。儒家将五色体系中的正色赋予尊贵的象征意义,而间色则被赋予卑贱的象征意义。同时,儒家还将色彩比附人的德行,用于暗示人的美德。现代色彩学也十分重视色彩本身的生理和心理效应,这种认识虽然于儒家色彩观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当然,重视在企业文化形象设计中的心理效应,并不是间色不能使用。例如,茶叶企业的形象设计就可以使用古朴的青灰色,再辅以文字和符号,凸显茶文化的内涵,并给人一种传统、醒目的心理效应。
4.重视无彩色系的应用
道家通过虚实、动静、黑白之间的阴阳相生相克的关系,来利用无彩色系来诠释色彩缤纷的天下万物,这也启示我们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对无彩色系的运用。现代社会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社会,但是,艳丽、繁华的五颜六色也会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基于无彩色系的企业形象设计,在现代社会可以避免囿于同质化,从而起到一种标新立异的创新设计。这种设计可以将现代设计理论和传统道家色彩理念相结合,摆脱色彩应有属性的束缚,显得更具自然、淡雅和永恒之美。当然,在以无彩色系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点缀一些面积很小,但是纯度极高的色彩,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总之,无彩色与彩色的相互作用和巧妙运用,对于丰富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色彩元素具有重要作用。
5.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
佛家十分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他们凭借对色彩的独特认识,塑造出富有异域特色的佛家世界。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需要色彩与图形相互配合。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更需要色彩与形状联袂,以抒发创作者的思想感情。此外,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还需要色彩与材质的合理运用,材质不同色彩所表现的情感也有所不同,合理运用色彩与材质,不仅可以创作出传统艺术氛围,还可以塑造不现代时尚气息。虽然设计作品本身传递的是现代思想,但是这种“情充于内”的色彩情感表达方式依然闪烁着传统色彩文化的光辉。
三、结语
我国的传统色彩文化是五千年传统文明的重要表征,其蕴含的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哲学思想,是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设计师应该深入理解传统色彩文化的核心意蕴,并将其融入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使传统色彩更好的为企业形象设计服务。
作者:彭光荣 单位: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对企业形象设计的启示[J].新闻界,2009(3):186-187.
[2]王静.基于传统文化元素的企业形象设计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1(4):93-95.
[3]张媛媛.传统色彩意象在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大众文艺,2015(14):68-69.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关羽字云长,三国时河东(今山西解县)人,蜀汉著名将领,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
关羽重言诺,守信用,对刘备及其集团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与刘备同甘共苦许多年,恪守信义,始终不渝,即使身在曹营,也仍不忘旧恩,终于复归刘备。
关羽勇武异常,冠于全军。后世小说,写他温酒斩华雄、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虽有违背史实之处,但却也突出表现了他的英勇。至于刮骨疗毒,更是尽人皆知。关羽曾被乱箭射中,箭穿透其他左臂,后伤口虽然,但一到阴雨天气,骨头就常常疼痛。医生说:“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便伸臂让医生切开伤口。是时关羽正在宴请诸将,“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三国志・蜀书六・关羽》)。演义最终还是神化了关羽。其实在很多情节的虚构上,只是为了凸显关羽作为兵家代言人的杰出一面。当然,他不能同吴起、孙膑等一时名将同语,但是三国的纷争成就了三国的经典。蜀汉的烟火明灭也让关羽以及其他的一些历史人物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然而许多人依旧在责备关羽的清高与自傲之际,同时也为他最后败走麦城而惋惜。到底是关羽自身的性格因素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必然还是其他内部有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呢?据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的《庭审诸葛亮》里的理解:关羽兵败被杀,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交通极其不方便,成都到荆州的信息传输很不方便,当刘备得知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的时候,关羽基本上已经被东吴切了后路,只等麦城之祸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本人的骄矜:一直以为自己武艺绝伦,先前就因为一句“今日锦马超,不减当年吕布之勇”,就要抛下荆州(蜀汉的最前沿屏障)去与马超一比武艺,只因为当年三英战吕布而未占到任何便宜的不光彩历史,他确实咽不下在他人话端之底的际遇。同时他特瞧不起文官。
而这些,诸葛亮是不可能不先有预料的。五虎上将之中,赵云最为谦逊,而且勇武过人,这使得赵云终身没有封侯,一直随诸葛亮东征西讨。而作为刘备皇权的另一方代表关羽便是与诸葛亮间隙最大的:从刘备三顾茅庐开始,关羽一直在诸葛亮面前十分跋扈,在执行这个军师的命令时依旧不情不愿。刘备自然不能多说什么,毕竟是结拜的兄弟,而诸葛亮作为他以后打天下的智囊首脑。他当然也不愿得罪,所以他装装糊涂。于是就任由两边暗斗。
关羽三番五次让诸葛亮难堪,比魏延难以驾驭更甚,而且非在关键时用剑印才肯服从。虽然后面两人相处多了,矛盾没那么尖锐,但是关羽骨子里的那种蔑视其实早已让作为儒家代表人的诸葛亮深为不满。但是迫于用兵需要,他没有太多的发作和报复。直到庞统被伏击,死在落凤坡。于是刘备急召诸葛亮入川。诸葛亮托付荆州给关羽时,只为关羽这一句:“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只这个“死”字,诸葛亮便不悦,马上就不想将荆州交给他。当然,这只是两人一时矛盾的缩影。其他的矛盾没有过多地挑明,但是从这些细微的细节上来看,两个人应该之间有过不少不愉快。或者说诸葛亮对关羽早有厌心,只是儒家的一些教条以及时势的利害关系。他没有表现出来,这其实也是为了蜀汉的内部团结和今后的强势发展而付出这么多的认为,但是也切合儒家的“有容乃大”的精神起点。
虽然那个时代的儒已经不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样清高自傲。但是读书人的信仰也并没有消沉。如竹林七贤里的阮籍,就是一个十分有气节而且杖酒抒狂的学者。因为对当政混乱时代的不满,他可以披发散冠,踝足而走,仅仅是他代表个人气节有这般的表现。当然诸葛亮所更加重视的是心系国家和社稷,希望能匡扶汉室,而光靠一文弱书生并不能改变社会局势。所以他和关羽的文化碰撞因为时代的需要并没有一时两极化。而后面,关羽在败走麦城时,诸葛亮居然没有设计谋。深为我们所遗憾。他的锦囊妙计所算之准,作用之及时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只是在关羽死后可以看到演义里引用诸葛亮的话:“云长之死固然,他本骄矜之人。不听众人之劝,终有今日之祸。”可见,关羽的死,他间接感到了是必然事件。而荆州失守,他并没有怎么不痛快。终还是有碍于读书人这一名头,则姑且伤感。但是在其他角度上来看,作为礼教的代言人,还有就是军事全权指挥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受了这么久之后,痛定思痛,于是他选择愿意用一个荆州来换一个不听话的将领。或许失去了关羽,他自己可能会失掉很多砝码。但是只因为儒家所重视的气节,不容那些不拘礼数的兵家所忽略,所以他选择了袖手旁观。
两种文化背景的交锋,自然会牵扯很多人,但是战争却消磨了这份闲情。一如秦始皇在夺得天下之前,便已经先后在秦朝的统治中,很多一时兵家或者儒者被处决。一如商鞅、白起。而在作为秦朝统治着最为有力的始皇帝,在夺得天下之后,他作为兵家完全忠实拥护者,再也无法容忍战国时期文化奠积、百家争鸣、风闻天下的文化繁盛,于是便采取了很极端的杀灭方法:焚书坑儒。在后世,儒家经典思想逐渐转变,逐渐与时代同步。与其他个中文化相糅合,也使得儒家能更好的作为奴役下层人民,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儒家再次开始为统治阶级所重视。走在时代的主流文化前列。这许多次文化的融合,经历了这么多年代的碰撞,两种文化理念的碰触已经不再是像以前的那么激烈。但是关羽所代表的一方文化拥护者也一直呐喊着集中文化体现。所以今天依然在儒家为主的时代中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没有其他,只因为时代的需要儒家文化,也同样需要关羽背后的兵者文化。
诸葛亮的人生是伟大的,而关羽亦然。作为后世义气为先的代表。人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他的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等史迹。文化背后的碰撞,让儒家经典中记录着秣马厉兵的飞扬。或许传世经典不会认可这两者之间深刻的碰撞过程,但是真的没有谁可以去否认这样的事实的存在;或许已经消亡的历史里面很多事情亦然不尽为实,也或许很多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人为关羽以及诸葛亮,但是文化碰撞一直存在着,也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着。
[关键词]文化;电影;中西融合
一、李安电影风格形成的文化背景
李安的作品都暗含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这与他本身的文化背景及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李安是一个精致内敛的人。他出身于台湾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思想根植于他的文化积淀之中。后来移居美国专修电影艺术。个人的生活以及求学经历使李安能够自在地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而心灵的沟通跨越了文化和国界,心心相印自然引起东西方观众共鸣。他的身体里流淌着源自东方文化背景的血液:温和、儒雅、负责;同时也闪耀着西式的华彩:多元、随性、欲求。他在仔细研究好莱坞电影剧本结构和制作方式的基础上,尝试着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相结合,创造一些全新的作品。
二、《断臂山》一一以电影进行跨文化对话翻译
李安在西方的生活长达46年,但这并没有动摇他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根基,而相反在西方文明的参照下,他开始以现代电影为媒介,对中西文化进行对话翻译。在他众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中,《断臂山》是一部将中国的文化内核深深融入西方题材之中的电影。《断臂山》引发的争议和文化歧义的探讨非常之多。对《断臂山》讨论最多的,是李安以电影进行跨文化对话及文化翻译的工作。在一些西方的华裔学者那里,一致认为跨文化翻译一直是被西方的人类学家所把持的。而李安以流行的现代文化形式――电影进行文化翻译,或者说把东方文化暗度陈仓、偷运到西方。在导演《断臂山》时,东方文化理念的积淀决定了李安在处理具有悲剧意味的作品时,刻意冲淡令人压抑的沉重,避免使用狂烈暴躁的处理方式,而是充满了东方式的温情,形成了“中和”的美学风格,并且成功地“跨越华语或称为母语文化的局限,而成为一种国际的、世界背景的共同文化主人”。
三、把握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像李安这样脚踏东西文化的电影人并不少见,但能够从商业性强的奥斯卡到艺术含量高的威尼斯、柏林“通吃”的却在导演圈里屈指可数。李安的长处在于把握了两种文化碰撞中产生的火花,将东方文化的神韵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电影语言来包装,从而让两种文化圈都能认同。
1 东方的神,西方的形。
东方文化一向注重神韵,中国的绘画以及诗歌词赋等注重韵律与神韵之美,而西方的文学与艺术更注重模仿与再现的形似美。在《断臂山》之中,李安不追逐时尚潮流,不为技巧而技巧,一如既往地以平实的叙事风格和熟练的电影技巧――朴素、流畅的摄影,干净利落的剪辑和场面调度,沉静、平和的叙事笔触,理性而睿智地演绎着独具东方情调的伦理人情,追寻永恒的文化命题。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类似于中国山水画的美丽风景,在风景如画的山脉上演绎一场两个同性之间的缠绵故事场面。这是一个很具有美国式的同性恋题材,如果用西方的形似模式可以设计一场刺激或暴力的同性恋情节,但李安没有采用西方电影中惯用的宣泄、爆发、冲突等戏剧手法,而是用一种细腻抒情的手法来讲述这段“超越和穿透文化差异”的爱情故事,它的思路、手法、意境、色调却都弥漫着中国的味道。例如影片用大量的篇幅来展现山区的美景,悲欢交集与世迁中绵延了22年之久的同志情意,与苍郁高远的山脉遥相呼应,以一种寓情于景的抒情手法将牛仔对于同性之爱的渴望与彷徨不安融于这苍翠寂静之美景中,这种舒缓、含蓄的表现手法极富东方的诗意。如诗如画的景色,动人心弦的歌谣,广角镜头中的断臂山并非粗犷的西部风格,而几乎变成了中国古典式的世外桃源。另外,李安还借用中国古代爱情特有的含蓄方式――以物传情来表达这种细腻的感情。例如以月亮和镜子传达爱意,使得倾诉衷肠的台词显得多余。影片结尾,当年迈的安尼斯送走女儿回到屋里时,发现女儿的外套忘记拿了,他只好又回到屋里,把衣服放在柜子里,这时,他看到了一直珍藏的两件带着血的衣服――他与杰克因争执而留下的“血的证据”,此时,安尼斯怅然若失,在西方人脸上展现的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悠长韵致。
2 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所以中国文化以“和”为贵,主张包容、“隐忍”,并体现出一种中庸之道。在《断臂山》中,李安表现了一种东方的家庭观念、儒家思想和包容的亲和姿态。李安擅长从一个家庭着手解剖社会,解读文化。家庭观念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影片《断臂山》中,李安除了对杰克与安尼斯之间同性之爱那种超越性别的态度之外,他对影片中每一个人物都用一种无责备的眼光在看待,他认为这部影片中的每一位人物都是无过错的,或许正是这个社会的错误造成了每个人的痛苦。宽容是李安影片的态度,也是他的电影能被各方所接受的原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体现在婚姻观念中的差异。西方重视个人感受,所以对婚姻缺乏一种责任与隐忍的姿态。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在婚姻观念中,当他们认为夫妻之间已经没有爱情时,他们就会考虑并最终选择离婚。而中国人受传统伦理观、道德观的束缚,以及考虑到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特别是对孩子的影响时,也许会维持所谓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所以,在这部影片中,李安用中国人对婚姻的传统观念和态度去诠释杰克与安尼斯面对情感与责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影片中无处不在散发的是孤独和寂寞,李安让整个影片节制隐忍而充满张力,他用中西文化共通的朴素情感去表达原著。他选用普通人的感情或家庭矛盾作为表达自己对人性关照的切入点。李安是人世亲和的儒者,中庸文化的根基决定了他能既表达出内在的自我又能为世人接受。无论轻喜剧还是悲剧,李安都用一种相当人性的方法将面临的问题克服、化解,这也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方式,横扫天下,得到东西方的广泛认同。
3 中西融合的“人伦”内核。
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天伦”、“人伦”,“人伦”思想也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人伦”在中国古代本来是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等级关系,然而,在《断臂山》中,这枚“人伦”内核的棋子已经被衍生到一种对人性关怀的高度。人文主义关怀是艺术作品不会过时的母题,也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信仰,奏响了沁人心脾的主旋律。《断臂山》虽然是以美国西部为背景,描写同性恋题材的,但里面互相爱慕的两个牛仔也是因为背负着人伦的压力不得不分开、各自成家,以至于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在好莱坞纵横驰骋的同时,能依然固守着东方文化中那份生生不息的人伦精神,“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做人伦文章”;通过“人伦”这枚棋子,李安激活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棋局,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焕发勃勃生机。人与人心灵的沟通是不分东方西方的,真正的艺术,如音乐、歌剧、电影、各国文化的精粹都是跨越文化和国界获得人类普遍共鸣的。
四、中西合璧,创造更优秀的国际电影
摘要:文化进步是社会进步、经济进步、政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自治区党委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其目标指向就是要以先进文化引领整个新疆的社会进步。因此深刻理解现代文化的本质并明确其在现实语境下总体要求对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这两大历史任务有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现代文化;本质;要求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跟文化进步息息相关。十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是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强调 “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凸显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疆八次党代会上,张春贤书记提出坚持现代文化为引领,其目标指向就是要以先进文化引领整个新疆的社会进步。因此,深刻理解现代文化的本质并明确其在现实语境下总体要求对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这两大历史任务有基础性意义。
一、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
从文化的概念来看,对文化的定义集中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艺术学等学科。最著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即:“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内在的一种复合整体。”①可以说,泰勒对文化的定义更侧重精神因素。美国文化理论家克鲁柯亨和克洛伯在1963年考察了当时已有的160多种文化定义后提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②中国文化学家刘梦溪则认为宽泛使用的文化定义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2年在墨西哥专门讨论文化提出:“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外,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④对文化的定义虽然很多,但大体上还是能读出共同点的。从一些著名的文化学者和国际组织对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就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按照其共享价值观构建并实践的整体生活方式。价值观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二、现代文化是包容性文化
现代文化的内涵主要是: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现代信仰、现代宗教观念、现代艺术。⑤它们共同熔铸了一种现代价值观。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核心和终极目标是塑造现代人。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现代文化体现并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凝练概括了现代文化的本质,制约和规范现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具有提升现代文化发挥作用的功能。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基础,可以向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提供价值资源。⑥
在新疆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区域性发展的“三化”战略选择语境中,“现代文化”具有特殊含义。“现代文化”泛指以工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民主与科学意识的文化结构体系。但它决不是指产生于近现代工业文明、以西方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观念文化,而是强调的文化的现代性和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最新文化成果。虽然现代文化是相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而言的,它并非西方专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多元现代性为前提。同时,从区域性现实出发,还须强调它的中国特色。因此,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现代文化,在总体上的本质含义指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以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发展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内核,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一切外国最新优秀文化成果为思想资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文化。⑦因此,我们并不排斥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相反应当将其纳入我们的现代文化体系。同时,我们也不是把产生于现代的思想文化与产生于古代的传统文化置于对立位置,而是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当前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战略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核心价值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现代文化应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现代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完成向现代意识形态的全面转型,而任何社会的转型都将伴随着原来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转型。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已经摆在人们面前,市场经济体制已是无法回避的选择,它要求把人的主体性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强调在社会发展中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强调个人的价值、权利、尊严,尊重个性、尊重人的创造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现代文化是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文化产生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又与之部分叠加并存。同时,现代文化也并非全部是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不加选择、毫无保留的现代文化,而是全部优秀传统的现代化结晶,是那些依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奋发图强并从根本上保持我们民族特性的文化的现代跃升。现代文化的提出有利于团结引领更广大的各族各界、不同团体和信教群众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并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
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当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仍有一些可作为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的精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绝不可少。
二是知行合一观。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对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解放思想重在实践、开拓进取重在行动的要求,完全一致。
三是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精神世界,鄙视贪婪的物欲。“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仍然非常可贵。
四是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以来人皆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五是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与现代化所需要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完全吻合。
六是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这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仍然不可缺少。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引领民众提升素质中,注意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发展不利的消极因素,主要有:缺乏民主精神,法制观念淡薄,商品意识差,守旧意识严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要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和弘扬新疆精神与新疆效率,引领民众摆脱落后思想意识的羁绊,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四、用现代文化奠定新疆发展的坚实基础
新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成份众多、文化多元化,教育不发达,总体文化程度低;信教群众多,一些地区宗教氛围浓厚,非法宗教活动时有发生,极端宗教意识对社会发展形成不利影响。新疆长期面临意识形态领域“西化”、“分化”的渗透和“”的破坏,社会稳定压力巨大。要从总体上解决好这些问题,除了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发展外,必须改变陈旧思维和行为模式,在深刻理解现代文化的本质的基础上,坚持现代先进文化的引领。为此,需从以下角度着眼:
1.用整体主义凝聚群众。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整体主义精神:维护国家社会整体;维护家庭整体;人类大同世界等。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着这种整体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而言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使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休戚与共,繁衍生息,彼此交融。因此,要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和深化新疆人民的四个高度认同,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政治立场,奠定新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因此,党委政府要号召全区各族人民群众把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上升到切切实实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2.用发展理念吸引群众。发展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永恒追求,我们需要不断发展,我们有能力不断发展,只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创造性就能创造出社会新的价值,个人也能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我利益和价值。发展不是政府一方之事,它是全体民众之事,发展成果不是为政府独享,而是由全体民众分享。因此,各地党委政府要不断用强烈的发展意识和美好的发展愿景,调动新疆人民支持、拥护并积极参与“三化”建设的发展内动力,奠定新疆人民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思想基础。
3.用现代知识武装群众。现代文化注重知识技术,知识技术是强大的生产力。新疆许多民众生活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跟知识的匮乏、信息的落后有非常大的关系。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必然被现代社会所淘汰。因此,不管是谁,能不能永远沉浸在虚无缥缈的世界里,不能幻想一切都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基本物质需求的获得或者更高层次上生活的改善,都需要自己积极行动,融入现代社会。社会不断进步,作为社会中的人也要不断进步,因此全社会一方面要鼓励所有的人积极主动,同时又要想方设法普及现代教育、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方法等,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知识结构、现代技能,奠定创业、创新、创造的能力基础。
4.用新疆精神鼓舞群众。新疆有自然之美,自然之美给我们带来了物质利益财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一种精神财富。新疆人不同于其它地区的人,他们面临着特殊的内外环境,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面临着更多的坎坷,只有拥有和一种精神才能顺利地跨越它。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在新疆大地上如胡杨、如红柳、如雪松一样挺立这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因此,今后我们要倡导并发扬爱国、感恩、开放、包容、创新、奋斗的新疆精神,奠定新疆人民以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基础,不断鼓舞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学院政治学部)
项目基金:本文是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课题《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问题调查研究》(13HZKT34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英] 泰勒:《文化之定义》,载庄锡昌等编:《多元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99-100页。
②转引自刘志友:《解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新疆经济报,2011年8月5日。
③刘梦溪:《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载刘梦溪的博客。http:///
④ 转自程庆会等《文化的自觉与自觉的文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⑤刘志友:《解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新疆经济报,2011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