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解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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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一、行政审判中的法律解释方法
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与其他领域的解释一并，其功能在于，法律适用者为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对于法律条文所欲规范的内容发生疑问时，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适用者理解、确定法律条文的意义。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发现、确定法律规范的真正意旨。法律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而应探求法律规范实际上的规范意旨，确定立法者利用法律文字所要达到的目的。
单就解释方法而言，行政审判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
（一）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指以法律用语的文字意义为出发点，在一般语言习惯所了解的意义上对法律条文进行的解释。
在文义解释中，比较容易产生分歧的是对例示性规定的解释。法律规范中对于其规范的事项，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予以调整；列举式、列举式加概括式、概括式。例示性规定是列举加概括的法条规定的简称，即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概括用语加以规定。
1、“等”外而无“等”内
单纯从文义而言，“等”字确实是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与列举规定和例示规定的解释相关的是两种解释：一是“表示列举未尽”；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前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外”，后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内”，实质上就是列举式规定。因此，除非法条有特指，涉及到“等”字的规定原则上都应该解释为例示规定，而不解释为列举规定。列举的四种只是最常见的，其他的如出租车、地铁、磁悬浮列车，也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2、概括事项只能与例示事项相一致
在例示性规定中，例示用语所庙宇的行为或者其他法定事项的类型已经非常明确，而概括用语则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或者一靓性的，如何理解例示事项与概括事项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概括事项的范围？在法理上，以一则拉丁法律谚语解释例示规定极为恰当，即“例示事项之未所庙宇的概括用语，不包括与例示事项明示的性质相异的事项”。也就是说，对概括事项的解释不应与例示事项所规定的事项的性质不一致，只应包括与例示事项相一致的事项。当然，例示事项的性质，有的法条口已经列明，但大部法条中没有列明，需要适用法律者自己去理解。
（二）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则在于解决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
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可能会将法条的文义限缩，也可能将法条的文义扩张。
（三）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或其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范的条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需将其置入法律的整体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需注意，有些法律条款中有例外规定，根据法条的内在逻辑把握住例外规定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的基础。例外规定往往以“但书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形式表述，可能在同一法律条款中，也可能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
（四）其他解释方法
比较常见的其他解释方法主要有历史解释与合宪性解释。历史解释，是指通过对立法资料的探求以获知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本意的一种解释方法。这里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过程中的一切记录、文件，如预备资料、预备草案、草案、立法理由书等。合宪性解释，是指一项法律条文的解释，如果有多种结论只要其中一项结果可以避免宣告该法条违宪，就应选择该种解释结论。
（五）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在种种解释方法之间作出选择呢？也就是说，种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看，不同的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位队关系，但既浊固定不变的，也不能任意选择，而且还常常存在着互补关系，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
2、目的解释是解释活动的价值指引，具有独立的价值。
3、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往往不具有独立性，均是确认法律目的的手段。
二、行政法律适用中的漏洞补充
（一）漏洞补充与法外究竟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即使通过法律解释，现有的规定也许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规范需求。现行法律还存在着应予规范却未予规范的情形，这时使会存在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由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立法者的思虑不周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等原因客观造成的。这时，为实现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在法律适用中就需要进行法律漏洞补充。
当然，并不是所有法律未予规范的事项均属法律漏洞，只有为达成立法目的应予规范但却未予规范的事项才属于法律漏洞。对于某些事项法律可能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不应由其调整因而有意地保持沉默，该种未予规定并不违反立法目的，因此不属法律漏洞，而属于法外空间的范畴。
（二）漏洞补充与依法行政
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的区别在于是否在法条可能的文义范围内，法律解释是在法条“可能的文义”之内使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因此，其并未逾越法条涵盖的范围，而法律补充的内容则已经超现了法条“可能的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立法”的性质。当然，“可能的文义”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的。
第2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关键词：基层法官；整合解释；法律议论
中图分类号： D916.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5001605
作为立法程序最终产品的法律和作为司法诉讼程序最终产品的司法裁决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同样取决于有关程序能否满足议论主体的对话理论所阐明的关于理性对话、商谈或沟通的先决条件、前提和假设。基层法官在正当司法诉讼程序中，大多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在法官与法官之间意见相左时，每位法官也应当强调自身对于审判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可。法官需提升专业知识技能，提高个人德性，确保审判共同体的司法裁判自洽性。通过交往行动在具体生活形式中确立的监督与指导的法律关系，每个参与法官都平等地采纳其他法官的意见，维护司法诉讼程序运行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保障司法判决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一、独断型法律解释的实践消解
（一）主审法官的法律判断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法官需要论证司法的合理性，来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基层审判共同体中，主审法官主要靠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解决法律问题，但还需要考虑来自其他法官的解释，这取决于司法信念的一致性。”（1）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官需要在实践中发现和维护法律的生命和尊严。法官不断地学习法律的逻辑、规则和制度，领悟法律的精神、原理和意旨，把各种专门知识、技能和经验运用法律的思维进行整合，选择法律，准确解释和适用。
主审法官有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基于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使命，判断司法权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成为主审法官进行裁判的重要前提。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能力，是指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以其法律知识、实践经验、裁判技能，在已查明的事实基础上，将法律规定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思维与方法。“思维方式甚至比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因为专业知识是有据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靠长期专门训练而成的。”[1]独断解释反映的是主审法官个体的法律适用思维，独断解释并非法官解释适用法律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所谓独断型诠释学是指旨在把文献中早已众所周知的固定了的意义应用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即使独断的知识内容应用于具体的问题上，它的前提是文献中的意义是早已固定和清楚明了的，无须我们重新加以探究。……这种诠释学认为，法律条文的意义一般都是确定的，因为这一意义通过权威注释而被认为是有效的。法官阅读法律条文正如我们查字典一样，不是为了研究法律文本中的意义，而是为了证实法律文本中的意义。法官的任务就是在共性法律与个案冲突时调解一般和个别。”[2]
（二）民主合议的模糊状态
实体上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需要正当的法律程序保障。“在司法领域，法律的合法性和实证性的张力在内容的层面上被作为这样一个问题来处理：要做出的判决应该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自洽的。”[3]287司法判决反映司法诉讼程序各个组成部分的商谈与沟通，需要符合民主论辩的逻辑审理程序与沟通合议解决法律问题的机理，并且其组织形式必须规范。
合议庭的合议是司法民主的开端。主审法官之外，合议庭组成之其他人员的意见，亦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不同角度的思考结论。法律知识专业的基层沟通情景，在合议庭中完美表达出来。“法律适用关键在于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正确，最后必然导致法律适用不当。所以说，法律解释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现代民法解释学认为，法官处理法律问题，归结为法律解释，法律问题说穿了是一个解释问题。法律问题的本质是解释问题。法律摆在那里，谁都可以解释，看谁的解释正确、高明。”[4]法官们最初都在发现司法过程中的确定性，但在发现的过程中，却遭遇了不可避免的模糊性。“法律乃是部分地不确定或不完整，而且法官针对法律的这种特性应该行使有限的造法裁量权限以填补法律的漏洞。”[5]240合议庭成员理解法律的立场、角度、知识背景，决定着对于法律问题意义的方案寻求。现实的基层尤其农村审判一线，合议庭组成的复杂性，影响着法律问题解决评议的充分性，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多数法官并非法科专业出身，法律思维缺乏系统性，审判思维多来源于经验，形成了遇见问题后即翻阅法条的问题处理模式。陪审员虽然经过多年的培训，但对法律知识的认识仍然朴素。合议庭成员评议过程中，朴素的认识与专业的思考相互交织。
（三）合议结论的不确定性
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法律问题的解决是法官共同的信念。不同的法官会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因为解释过程中会融入不同的价值判断。法官依据概念要素的重要性，决定选择何种解释结果，法官价值判断不同，导致解释结果不尽相同。从此可以看出，解释过程中的实践性方法会伴随着价值判断的融入，从而给解释结果带来不确定性。主审法官案件处理意见，习惯性地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但合议庭合议过程中的辩论，应成为通达和接近“真理”的路径。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应与裁判文书的表达相匹配。对于法律的不同理解，法律关系及裁判结论的定性认识，影响法官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模式。基层审判一线合议庭合议，一般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情形包括合议庭成员对于案件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认定，较少地在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方面出现分歧。基层司法不可忽视、待解决的不规范现象有时表现为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合而不议”、“陪而不审”。“合而不议”中，主审法官制造出所有的法律文书，让其他人员流水线式地“签字”；对于“陪审率”的考核，则导致了大量“陪而不审”的“虚拟合议庭”，司法民主化、大众化的虚拟形式显现在文字的载体中。
（四）结论不确定性的限制
合议庭成员参加了庭审，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质证、辩论，对案情了解，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时都要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合议庭做出的裁判实质上是每一个合议庭成员行使审判权相互整合的结果。“人群共处则须有一定的规范（社会游戏规则），诸如习惯、宗教、道德及法律，以共同协力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活。”[6]3作为最基本审判组织的合议庭，其“三人行”的单数组成模式，初衷是为了防止司法专断，陪审员的加入，又反映了审判权的“人民性、大众性”。通过合议庭合议，进而解决法律问题，是较为理想的方式。若合议庭通过合议，未得出一致的意见，法律问题解决的方案不会产生，但多人的法律智慧，提供的是商谈与辩论的裁量理性。不同的法官因其所受的教育程度、思想品德、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潜在的好恶心理等个人因素不同，对同一法律条款可能存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法官理解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过程中，由于其个体因素和主观性，使得裁判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行合议庭审判，依据多数法官的意见裁判，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理解和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或限制这种不确定性，抑制主观偏见，使裁判尽可能地体现出法律的精神。
二、平等沟通对话中的非正式制度
（一）合议庭意见的口头概括
“如果我们把现行法律看作一个理想地融贯的规范体系的话，那么这种依赖于程序的法律确定性可以满足一个着意于自己的完整性、以原则作为取向的法律共同体的期待，从而保证每个人都拥有他理应拥有的那些权利。”[3]271法律事实在论辩中逐渐明了，合议庭未达成一致意见，或存在不同的意见，实践中，主审法官则会主动向分管院长汇报案件。“汇报案件”是监督管理色彩比较浓厚的作为审判管理一部分的非正式制度，其前提是“合议庭没有最终确定意见”、主审法官没有决定性的解决方案。“法官必须在成文法之语词的具有选择性的意义之间做出选择，或是在对判决先例之要旨‘究竟是什么’的相互竞争的诠释间做出选择。”[5]11主审法官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案情、证据以及合议庭意见，法官对于案情的描述，暗示了法官对于案件解决的初步判断。在汇报案件这个没有规范依据的非正式制度中，主审法官受益之处在于，分管院长以法律问题解决的熟悉经验指导主审法官理解法律、解决法律问题。
（二）证据裁判主义理念的运用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证据裁判主义”，常为人诟病。“证据裁判主义”有时排斥对生活事实的客观还原，“证据裁判主义”理念常受到分管院长的规训，分管院长会指出“证据裁判主义”存在的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缺陷。主审法官口头转述案情的不完全性，影响分管院长对于被汇报案件的法律判断。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证据裁判主义”，法律语言运用载体的主审法官口头转述案情，成为司法诉讼程序中商谈与沟通机制中的较为重要的因素。“证据裁判主义”实为法律问题解决的实用主义理念，追寻法律程序正义的同时，有时远离法律的实质正义。
法官在审判各种社会纠纷的同时，也承受了代表各种利益阶层的压力，有些压力来自对审判权的监督，有些压力则源于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预。汇报案件过程中主审法官口头转述不清晰，则分管院长会要求查看案卷，查看案卷中的庭审笔录、案件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汇报案件作为非正式制度其在运行过程中，于审判管理角度而言，能提高案件处理质量。分管院长与主审法官的交流，加深主审法官对于法律问题解决方案选择的反思。非正式制度的运行，带来解决法律问题的多种规范化方案。
（三）平等对话的业务征询程序
法律知识专业化的前提，设置了基层主审法官与分管业务审判庭的副院长之间的平等沟通与对话的主动征询模式。基层主审法官在审判合议庭充分合议之后，对于合议庭意见仍然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向分管院长汇报案情，征求和询问分管院长的法律问题解决观点和意见。
汇报案件作为非正式制度运行，可以展示主审法官与分管院长之间的业务交流与沟通情形。于审判组织与审判共同体的组成原理而言，法律专业知识应用化的背景，给主审法官与分管院长提供平等的对话程序。在某种程度上，“错案责任追究”的存在，促使主审法官积极主动汇报案件。“法律适用是没有精确的方法可以依循的。在法学三段论中，不管是在规范前提方面，还是在事实前提方面，都有可能出现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讲，不管是在法律解释方面，还是在事实认定方面，其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是无法完全消除的。”[7]
三、“审委会”议论中的定性法律问题
（一）选择性转述与协商讨论
疑难复杂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原因多在事实认定、法律关系确定等方面难以定论，对于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条款的理解与解释较少讨论，但法律问题的解决又摆脱不了对于法律条款的理解与解释。主审法官书写汇报报告，程序价值多于实体价值，审委会阅读主审法官汇报报告的同时，听取主审法官陈述案情，审委会委员对于主审法官所汇报个案的了解，依据上述两个途径。在汇报报告的成文过程中，主审法官梳理案情具有选择性，故主审法官口头转述案情须系统、清晰，否则影响审委会委员对于案件的全面了解。作为沟通与交流载体的汇报报告，需体现案件司法诉讼过程的所有具体环节的情境。
对于案件处理结果的讨论，建立在自由发言的程序平等基础之上。主审法官不期待讨论结果的不确定性，但由于审委会委员并非全是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依据常识、常情讨论案件中提炼出的命题成为常见的情况。情理化讨论案件，给主审法官开创的是非法教义学的思维模式，讲究的是方法运用于疑难案件讨论的具体化。非法条主义的思维模式，坚持违背常识的结论并非合情合理的理念。主审法官不仅要陈述清楚合议庭意见，还要回答对于法律问题思考的结果，认真分析领会书面记录中的方案讨论与最后决定，给合情合理命题以解决方案。
（二）司法民主化的理性商谈
“一个法庭程序的结果如果可以根据法官的利益状况、社会化过程、阶级隶属关系、政治态度和人格结构来说明的话，或者通过意识形态传统、权力格局以及法律体系内外的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来说明的话，判决的实践就不再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对程序、案例和法律根据的选择决定的。”[3]248法律问题解决方案的得出，无须投票决定，但源于多数意见的定论。“解释方法不必然保证结论的正确，但却可减少个人判断的主观性。切勿任意选择一种解释方法，应作通盘性的思考检讨，始能获致合理结果，而在个案中妥当调和当事人利益，贯彻正义的理念。”[6]20 “法官发现裁判的过程是由制定法上的推导、对问题的认识和个人的感受混合而成的结果。法院如果不想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论证其判决，那么最好是对自己最初限制，对其评判做出与制定法一致的论证。”[8]主审法官需要整合审委会多数委员对所汇报案件所涉及事实、法律问题的理解与解释。司法裁决中的多数意见总结出的案件结论，整合了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的对于案件理解与解释的意见。
（三）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
“社会或共同体”这样的术语非常灵活，它们可能包括一所大学、一个戏剧协会或是一种职业的成员、一个乡村、城镇或地区的住户，或者一个国家的居民，等等[9]。经过合议庭合议，向分管院询，仍然没有定案结论的话，主审法官将这类疑难案件提交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集体议论模式之下，审判委员会依法讨论做出的决定，主审法官及合议庭必须贯彻执行。经审判委员会合法、合情、合理的讨论，基层法官贯彻法律意旨，融合讨论意见，探寻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
审委会讨论案件，形象地展示基层审判组织司法民主化的理性商谈机制运转的过程。与现实的案件责任考核结合，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后，若出现“发改还”的现象，可为主审法官提供规避责任的理由，因为案件司法判决结论定于审委会讨论意见。审委会委员与主审法官之间，平等地“一问一答”。案件在审委会讨论，充分展示协商与对话的司法民主精神。
四、司法裁判的可能性参照因素
（一）同一法律文本的不同理解
理解法律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前提，理解法律需要具备法律思维方式，掌握法律基本知识和原理，解释学称之为理解的合法前见。法律规范以此形式限制法官不能任意曲解法律，只能在法律所允许的可能意义范围内理解法律。
法律适用过程中不断地限制权力，法律人时刻受到从程序正义到实体正义的约束。法律体系建成后，解释者的时代即将来临，法官需要系统地学习法学方法论。法官审级不同，但适法渊源相同。法律问题的解决，源于对同一法律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法律的内容所涉及的必须主要是（但不一定完全是）一整个阶层或种类的人、行为、事物与情况；而法律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运作与范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是因为社会的成员广泛地有能力将特定行为、食物和情况涵摄到法条文字所做的一般化分类中。”[5]113只有当一个有效的规范被证明是对有待判决的案例来说唯一恰当的规范，这规范才为一个唯一可以主张是正确的判决提供论证。说一个规范是显见有效的，仅仅意味着它已经被公平地论证过了；只有这个规范被公平地运用，才导致关于一个案例的有效判决。普遍规范的有效性还不能保证单个案例中的正义。
（二）裁判参照上级法院请示
基层法院遇到疑难、复杂案件经常对于法律依据的确定性理解把握不准，通常得请示上级，以解决法律规范适用困难的状况。司法判决前的请示，决定主审法官有可能参照上级法院法官的意见做出裁判。一审法官在审理时，不仅在思考自己如何审理案件，还要揣测二审法官的心理，二审法官会不会做出与自己不同的判断。从制度设计上，上级法官有权改判下级法官，这没有争议。但是，很多案件的审理，法官在判断事实或适用法律时，即使同一个法官也会在选择中由于难断，难以下判，也许是因为不同的思考得出的结论。
法官适用法律，首先必须理解法律，而理解法律在实际上就是解释法律，可以说解释法律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本环节。“一切文本学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任何类型的文本如果要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要进行解释。这对法律工作意味着：任何法律、具体的法律规定以及受合同约束的协议在能够恰当地适用或执行之前都需要解释。”[10]一个适合某个规则的事态的构成，取决于根据运用于它的那个规范的概念对它的描述，而这个规范的意义，恰恰只有当它被用于一个被变成规则之一例的事态时才得以具体化。一个规范永远只是根据由这规范自身所规定的相关标准而有选择地吸纳复杂的生活世界情境，而由规范所构成的那个事态也绝没有穷尽一个普遍规范的模糊的意义内容，而是也非常有选择地体现着各规范。
（三）整合型法律解释模式
问题总是在协商与讨论中解决，整合解释集中了多数法官的司法智慧。“法律解释的任务在探求法律意旨，而在这个意旨即追求正义在人类共同生活上的体现。故法律解释必须把握这个意旨，并帮助它的实现。亦即在正义及其衍生价值的指引下，以衡平的、可以被理解的方式去满足由人类共同生活所发生的法律上需要。”[11] “法院时常强调，在审理未受规范的案件时，他们会通过类推的方式，援引既存的法律或判例，以确保他们所造的新法，尽管是新的法，仍能与既存法律中所蕴涵的原则以及基础原理相互一致。确实当某些法律或判例在个案中遇到无法确定的状况时，或者当法律沉默时，法官不会就把他们的法律书推到一旁，然后开始立法，不去寻求现存法律的指引。法官们在审理这种疑难案件时，经常会按照人们对于该等法律的理解，援引相当范围内各项法律所体现和表达的一般性原则，或者一般性目标或意旨，为当下的疑难案件指出确定的答案。”[5]242
五、结语
“现代解释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理解的学问。”[12]基层主审法官对于法律问题的理解，服务于法律问题当事者的法律保护，疑难个案解决的正义性，须与法律运用和法律发展的统一性相结合。消解独断解释之后，对于司法诉讼程序中多方对法律理解与适用的意见的参考，是整合解释的主要内容。在司法程序中，通过对司法判决的前置沟通、对话和对结论的审核得出解决方案，进而统一法律。整合解释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法律问题当事者的利益。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的整合解释模式（2），基层主审法官对个案进行判决，保持司法诉讼程序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维持法律秩序的融贯性。
注释：
（1）法律解释因解释者身份的不同，包括裁判的解释。裁判的解释，指法官于裁判案件时所作解释。法官所作解释不必列举详细理由，重要的是结论之妥当性。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法官独任审判或合议审判解决法律问题适用法律时，主审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为独断解释，经合议、汇报等采取其他法官的意见时，则为整合解释，呈现法官适用法律过程的整体智慧。
（2） “法律议论”理论由德国著名法哲学家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教授提出，主张把法的正当化归结到人们的讨论过程。一个主张在法律之所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必须经得起质疑，经得起批评，经得起辩驳，经得起推敲，只有以合理的、公正的程序为基础进行讨论才能真正使规范正当化，讨论必须与正当程序结合在一起，才产生规范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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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案例2、案情同案例1，B厂在收件人处签名盖章，C公司在保证人处签名盖章。
上述案例中，因B厂、C公司未偿付借款本息，A银行无奈于2003年12月底诉至法院。
点评：二个案例中的借款保证合同合法有效，C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之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案例中银行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此时保证人享有免责抗辩权。保证责任期间是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债权人（在一般保证的情况下）或者保证人（在连带保证情况下）主张权利的期间。它是一种徐斥期间，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法律预定的某种权利存续的期间，当期间届满时该实体权利消灭。保证责任期间是对债权人的一种行使权利期限上的要求，如果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间内没有主张权利，则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实体权利消灭，保证人免责。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一般情况下适用于请求权，经过诉讼时效，债权人如果不主张权利的话，当事人丧失的是一种胜诉权，其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只不过这种实体上的权利已变成一种自然权利，不再受法律的保护。故二个案例中A银行都是在保证人C公司免责后向其发出催款通知书，虽然C公司均在上面签名盖章，但C公司在通知上的身份不同，决定了C公司的不同意思表示，不同的法律行为以及不同的责任形式。
案例1中，催款通知书的内容仅是催促还款而已，C公司在上面以收件人的身份盖章，盖章行为显然可以证明C公司已收到该催款通知书，但是否可以证明C公司对保证人债务重新确认呢？
笔者认为，保证的设立，必须以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为限。世界各国法律对保证关系成立的要件都有要求，但各国在具体立法规定中又不尽相同。按《法国民法典》2015条规定，保证“应以明示为之”，严禁默示形式在合同成立时使用，且规定在保证合同的成立上不得推定。前苏联民法典除不允许默示推定保证关系成立外，还不允许以口头明示形式成立保证关系，明确保证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不遵守书面之形式要件，则保证合同无效。我国《担保法》第13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这一法条目的也显然在于保证合同为不能即时清结的合同，其有续时间往往较长，且设立保证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标的数额亦通常较大，或对当事人是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为了强化保证合同业已成立以及判明保证内容的证据力，应以书面形式订立。《担保法》第15条还规定：“保证合同应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我国《担保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没有明文是否允许以默示为之，是否可通过推定确认担保合同成立，但其立法精神应该说与法国民法典和前苏联民法典是一致的。即必须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必须以书面形式将双方协商的内容记录下来，这就排除了以默视推定方式确认担保合同的成立，至于书面保证合同应采用何种方式没有定义。
第4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关键词：行政程序；自我调控；制度研究
一、自我调控的行政程序功能
谈及治安管理处罚的自我调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是首要体现，因为“正当的法定程序，是一种为了限制恣意，通过角色分派与交流而进行的，具有高度职业自治的理性选择的活动过程”。程序除了具有调控的功能外，还具有以下两点价值或者说是功能：
第一，工具价值，或者说是保障功能。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最先明确的把哲学是“实体”与“程序”相对应的观念引入法学领域，此后，法一般被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所谓实体法,就是确立什么是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所谓程序法，就是通过程序保证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现而制定的法律。行政程序的工具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准确，即准确地查清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之上，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才可以适用和实施。第二是及时，即程序法对行政机关的时限利益作出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及时高效地查清事实，采取措施，作出决定。
第二，行政执法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实体认定和程序步骤紧密结合的过程。从一般行政法原理上讲，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是难以分离的，行政本身即是一种过程，一旦实体行政行为离开了程序行政行为，前者将无法构成且不复存在，同样道理，如果程序行政行为没有实体行政行为与之相辅相成也不具有完整意义。这一点在立法上也得到了证明，与刑事法律中刑法、刑诉法，民事法律中民法、民诉法分开立法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同时包括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实体部分和处罚的程序两部分，由此可见，一个完整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必须同时包括实体的认定和处理的程序。
二、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法律渊源
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必须先研究行政程序，而研究行政程序必须先研究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因为行政程序(自然包括治安管理处罚程序)，正是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产物，我们阐释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就决不能脱离行政程序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程序法的渊源，是行政程序法规范的表现形式。行政程序法的渊源，即是行政程序法律规范载体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一）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等有关国家的基本问题，具有最高的效力，是一切立法的根据。宪法规定的所有行政法规范都是行政法的根本法源，自然也是所有行政程序法的根本法源。尽管，宪法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不可能有具体的规定，但宪法第2条、第3条、第37条、第38条、第39条等规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准则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仍然应当是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重要渊源。
（二）法律。在行政程序的渊源中，法律是重要的形式。因为，多数一般情况下，法律是大多数行政程序规范的主要渊源，其对于一个程序性制度的作用一般都是奠基性的。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创设性地规定了较多的程序制度，如第31条规定的告知制度，第32条规定的陈述申辩制度以及第42条规定的听证制度，而这些程序制度构成了行政处罚制度的基石。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笔者将于下文专门论述。
（三）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行政法规中涉及公安机关行政程序的规范，是公安机关行政程序法的主要渊源之一。
（四）部门规章。作为公安机关行政程序法重要法律渊源的部门规章，专指公安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在职权范围内制定并实施的，调整公安机关执法程序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作为作为衔接抽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具体的公安行政实践的纽带，发挥在关键的作用。近年来，公安部制定了大量的此类部门规章。
（五）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虽然在实际情况中，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很少有直接调整公安机关行政程序的规定。但由于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设定部分公安机关行政管理实体事项时，难免对公安机关的程序有所涉及。所以，并不能否认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公安机关行政程序法的渊源之一。
（六）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有很多种，可以分为学理解释和有权解释。后者又被称为有效解释，主要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其中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是公安机关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渊源。
三、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自我调控主要制度研究
（一）管辖制度及补充规定
所谓管辖，是指不同公安机关之间就某一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首次处置权所作的权限划分，包括横向的不同地域公安机关和纵向的公安机关内部的权限划分。《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治安案件的管辖也遵循违法发生地管辖的原则，《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同时规定，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这一补充原则被广泛运用于特定的维稳案件中，如北京市公安局经常把在天安门广场上访的违法行为人，移交原居住地公安机关处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内部的管辖划分，主要解决县（分）局与公安派出所的权限。
第5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关键词：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
一、问题和方法
长期以来，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概念一直是德国行政法上的中心课题，[1]从纯粹学理的角度，行政处分因其“设权性”而被视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它是一个为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创设性”概念，即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以行政处分的存在为前提。基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德国学理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致力于对行政处分概念作扩张性的解释，以起到扩大人民诉权、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之目的。晚近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趋向于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在受案范围上确立了“一切非宪法性质之公法争议”的标准。相应地，行政处分在救济法上的功能也将悄然改变，即从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功能转换为决定诉讼种类等功能。[2]
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最终确立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该法亦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与德国行政法上传统的行政处分概念的地位十分相似，也是中国行政法上的“功能性”的概念。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未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3]，但通过对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奖惩、任免行为的排除，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作了扩大解释，从而使其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4]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努力旨在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尚未达致“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的效果（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均未纳入受案范围），但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德国法为师的一贯立场。
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司法审判经验的缺乏，中国的行政法学和司法实务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界一般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而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所谓法律效果，是指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5].依此推论，则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应当是不产生法律效果、不导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但学界同时又把诸如“行政主体或执法人员违法使用武力”[6]等对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视为行政事实行为，其间区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标准显然是模糊不清的，从而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涵盖范围的不确定；再如，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这一直接决定具体行政行为功能范围的问题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仍然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法官；[7]等等。这些问题使得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以至于有人主张废弃这一概念，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就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现状而言，保留一个作为进入诉讼程序“管道”的“功能性”概念仍然是必要的，受案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盲目地扩大受案范围将导致制度与社会政治环境相脱节，进而削弱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比较法有时能使我们超越比利牛斯山”[8]，德国学界和实务界为扩大受案范围对行政处分概念所作的一些列扩张性解释对于我们完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或许是大有裨益的。在法律方法的意义上，对某一法律概念的界定关键在于以法规范为基本语境、把握概念的结构性要素或基本法律特征，对之进行法解释学层面上的操作，[9]而不是着重于其定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内涵及外延。深谙法律学方法（Juristic Methode）的德国学者正是在这一路径上对行政处分概念进行了精致的锤炼。这一方法尤其值得中国学者效仿，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将法律学操作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导入哲学等非规范研究的方法，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10]从而使其研究结果缺乏可操作性。本文试图在一个法规范的语境中，以比较分析为基本思路，对行政处分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各项法律特征进行法解释学意义上的探讨，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优势理论完善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这一分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考过程。
二、行政处分概念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的比较分析
中国行政法上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创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法中行政处分概念的借鉴。[11]因此，两个概念的法律特征基本相同，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行政处分概念具有“行政机关所发”、“公法（行政法）案件”、“单方行为”、“外部行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和“个别案件”等法律特征。[12]除了“单方行为”这点以外，[13]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与行政处分大致雷同。对于这些法律特征的解释，决定着其功能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以及在救济程序中的可操作性程度。以下拟就两个概念的各项法律特征作一比较性的探讨。
第6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一）立法上责任范围不明
现行的22部（同上表）规定“相应责任”的行政法规及国务院文件中没有一部对“相应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进行解释。随着新行政诉讼的发展，行政诉讼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一些抽象行政行为和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指导行为也纳入了可诉的范围。根据抽象行政行为的调整范围和行政指导的对象来说，行政相对人的多数也产生了多个利益关系。一个案件可能只涉及一方责任或双方责任，但是由于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密切涉及多方关系的案件已经呈现出常态化的特点。在一些行政确认案件当中，民事权益关系确认不清很可能导致行政诉讼的启动。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权力以达到行政管理的需要。[1]但是关于行政机关的责任很多都是观念性的，行政机关的权责不能统一，就会弱化行政机关的责任意识，进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由于一些法律文件中没有明确赋予责任人任何内容作为义务,无法真正起到规范行为的作用。这种法律授予的不明确性，造成了在执法过程中，行政行为的可执行性较差。
（二）司法上缺乏明确评判标准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赣州市国土资源局与赣州市章贡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土地抵押登记行政赔偿上诉”一案③，来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实践中使用“相应责任”时的状况。该判决书认为：“因赣州市土地管理局未依法履行审查职责（违法为借款人赖愈梁办理抵押登记），一审法院判决赣州市国土资源局承担50%的赔偿责任。因赣州市章贡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经营情况没有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以及未做好逾期贷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也应承担贷款无法收回的相应责任，即原告自行承担财产损失205万元的50%，即102.5万元。”赣州市国土资源局提出上诉的理由之一就是原审判决不分双方的过错程度和造成损失的因果关联作用，采取各承担50%的方法作出的判决，显失公正。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也应承担205万元贷款本金无法收回的相应责任。本案中，江西省两级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都使用了“相应责任”这个概念，但是对于上诉人赣州市国土资源局承担205万元的50%的责任，两级法院并没有写明对原、被告双方责任进行事实分析的过程和必要的法律推理过程。本案中双方对损害的发生都有过错，但是，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对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均等的责任。显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相应责任”这样的用语来追究责任时缺乏一个明确的评判责任标准。这种笼统的判决并不能因为法律的威严而使责任人完全信服，反而增加了对法律所追求的公正价值的怀疑。
二、行政法语境下“相应责任”适用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立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虽然属于一种辅助的立法方式，但法律授权机关所做的解释与法律本身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针对立法上对“相应责任”概念的含混，就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对它所指的法律责任内容和法律责任后果加以规范。[2]按照法律解释所依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依据文义解释和依据事实解释。在法律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即只要法律措词的语义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不会产生荒谬结果，就应当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解释。[3]法律解释不能超越其可能的文义，否则就超越了法律解释的范畴，进入另一种意义上的造法活动。[4]依据事实解释是指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找出影响责任因素的事实进行责任的追究，不得将无关因素介入而加以臆断解释。[5]
（二）规范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
在《英宪精义》一书中，对于法治的含义，戴雪这样认为，法治意味着法律规则的绝对最高性和支配地位，排除任意性和特权甚至一个具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部门的存在，这与任意的权力相对应。[6]实践中，法院的判案依据多是一些规则，不可能细化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从法院的角色和职责来分析，法院所要从事的主要活动是解决纠纷，但是在解决纠纷的同时也在逐渐的将宽泛的自由裁量创造成自己审理案件的规则。因为即便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要求法院在履行其职能时，仅仅专注于社会纠纷的解决，也必须充分地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法治的统一性。如果社会出现多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法院必须在不同的情况下阐明社会现存标准的适用和对裁量的价值考量因素。对于法律需要调整而又没有细化的事项，就由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调整这些关系。
（三）建立多方责任评估的适用指南
第7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范扬曾言:“行政法学为法学之一分科,当以就法律的现象及以法学的方法组织而成立者,较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论一端,不敢谓有深造,但平时亦颇注意,尤其近时发达之纯粹法学学说,觉其颇有可采之处。”[1]笔者素来知道纯粹法学在法理学尤其是德国法哲学中的意义、在宪法裁判权领域、法与国家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作用,而对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论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进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纯粹法学概述
纯粹法学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科学”的方法对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为基本任务。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界影响极大,凯尔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法哲学家维德罗斯、德国法学家孔兹。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一致,但是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同时纯粹法学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把一切‘非法律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2]纯粹法学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纯粹法学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论是描述法(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法划分开来。其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而不是回答法应当如何。二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即法学是关于法律规范的科学,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法律规范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什么是法律规范?纯粹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就是意志的客观意义。”[3]法学必须严格区别“应当”和“是”这两个不同领域。
规范是“应当”这样的行为,而意志行为是“是”这样的行为,意志行为的意义总是意在针对一定的人类行为,可以是命令、授权或许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为,其意义才能成为具有客观效力的法律规范。法律的这种“应当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不仅使法律区别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会现实,而且使法学区别于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学。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静态秩序和动态秩序体系相结合。静态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动态的规范体系是由基本规范权威的委托授权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因此,所谓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级体系。四是国家和法律一元论主张。“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4]国家并不是一种现实实体,而是法学上的辅助结构。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之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传统法律理论在处理法律与国家关系上的基本错误在于坚持法律与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使法律理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二元论理论的目的在于让法律为国家辩护,使国家从一种纯粹的权力事实变成一种受到法律统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论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强化国家的权威。纯粹法学直接反对传统国家理论把国家作为权力和义务的主体,并把它从属于法律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其理论主张,所谓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国家的义务只有在对某种可归于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规定了制裁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二、纯粹法学是行政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渊源
关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许种,也有如法学史家的任务,是为了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加达默尔提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谁想对某个法律作正确的意义调整,他就必须首先知道该法律的原本意义内容,所以他必须自身作法学历史性的思考”[5]。即布罗代尔言“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们具体从几个方面考察纯粹法学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
(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
纯粹法学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学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须用以下二种方法,始能获致。其一,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经验的、实质的方法。”[6]故凯尔森的理论首先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论,因为他把其理论的研究对象严格地控制在实在法的领域,即所谓的“共同体的法”,比如美国法、法国法、墨西哥法。凯尔森把法学理论的主题限定在法律规范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关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体现其精髓的那句话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解释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4]他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共同体的实在法,严格区分法律科学和政治学及法律社会学,进而明确区分经验的法和先验的正义,拒绝把纯粹法的理论变成一种法的形而上学,从对实际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中去寻找法律的基础,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为框架构建行政法体系及现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义规定,公共当局的权力是从属于法律的,就像国王与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团体一样。所有这些下级权力都有两个固有的特点:第一,它们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结果,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简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统一。故“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究有分际,彼此不容侵袭;应属行政学详细讨论之点,则著者不得不认为非法学的问题,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义也就是:其一,就学科间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学的干扰,确定行政法学研究的适当对象;其二,侧重于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分析和组建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法律。
(二)准立法者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承认“准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学在其构建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沿袭这一传统。纯粹法学承认“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确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创造法律,无异承认法官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准立法者的作用,有权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现实和趋势也无法回避“准立法者”的行为。古德诺在《比较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的原则》这两部美国行政法学的开山之作中,他试图摆脱传统“平衡宪法”的束缚。他不强调分权与制衡,尤其是不强调议会和法院对行政的控制,而是强调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个人自由权利,
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普适的准则。“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来重建政府”这种思潮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达到高峰,凯恩斯主义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使是上世纪30年代末,社会各界对行政专横和法治的重新关注的压力下成立了“美国检察总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尽管其发展方向是多元主义或市场导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的压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灵活性和回应性,国际统一贸易规则的推行最先废止、取代和修正了国内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对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改革。国际贸易与全球竞争、全球化环境与发展问题等均已超出一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随着商贸、政治与文化等渠道的多边接触和互动影响,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行政法体制成为可能。
在当代行政法的发展中也有这样的走势,即解释立法。尽管行政法规大量增加,然而现在行政事务细密繁杂,非法律法规所能列举,客观形势变化无常,亦非法律法规所能适应,而随时发生的特殊具体事项,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规所能规范无遗,况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事实上也无法毫无遗漏地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尚须采用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对法规均有解释权,其中行政机关因处于行政法的执行机关地位。故解释法规、法令的机会最多,所作的释例数量极为可观,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虽然行政法的内在架构对此发展趋势进行限制,但是历史传统还是推动着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阶说
纯粹法学的法位阶说成为了行政法学对法律规范的层次进行划分的根据。凯尔森的法位阶说,认为首先一个国家之法体系,犹若一个圆锥形,法院之判决以及行政机关之处分等,皆构成此圆锥之底层,此种底层之法规范,与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而发生规范的作用。底层之上的法规范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规范为宪法,宪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语较为抽象。法律的规定则较具体,其下层之法院判决或行政处分,则已与实际个案接触,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从法律的创造以及具体化的过程言,下位规范的内容当然应受上位规范内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谓拘束,并非意味着毫无裁量余地,仅在依据上位规范创造下位规范时,其创造的范围,须由上位规范加以规律而已。换言之,上位规范犹若一种“框”,法律的解释,即在认识这种“框”。在“框”内有许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种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规范的“框”,即属合法。上位规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内可“制定法律”、“作成判决”,并未具体的指示须制定何种法律或须作如何之判决。在“框”内造法,仍拥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论,也可以这样理解,法律规范之事项,苟在“框”之中心,最为明确,愈趋四周,则愈为模糊,其色彩由浓而薄,几至分不出框内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实,是否为法律之规范所及,暧昧不明,自须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盖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为设想,此乃一般之原则也[6]。
最后,法位阶说的突出体现还在于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凯尔森认为,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规范的效力从何而来?来自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凯尔森把法律规范分为高级与低级规范,“决定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根据这种调整而被创造出来的规范是低级规范。”法律秩序“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7]由基础规范经宪法规范到一般规范再到个别规范,每上一级规范决定并授权下一级规范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严密体系。如在这一体系中,一个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个法规的授权和认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规如果符合宪法,该法规即有效;如果一部宪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宪法的认可,则该宪法有效;第一部宪法的有效性则来自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来自于预先设定。这一预定的作用在于它赋权给人类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者,只有他们有权制定法律。即基础规范的任务就在于创立法律规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阶说也起着指导范式的作用。宪法在行政法的法规范体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阶,优越于其他法规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则乃属于整体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础。因此也属于最高位阶。而法律则优越于法规命令与地方自治法规,法规命令优越于职权命令与自治规章。一切中央法规范优越于地方法规范。如各级地方自治法规与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规命令相抵触者,应认为无效。根据法位阶理论,仅于相抵触之规范本身有效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触宪法地方自治权之规定而无效时,则该法律并未优越于现行地方自治规章。
倘若相同位阶的规范竞合时,则一般适用于下述法规解决:新法规定优越于旧法规定,特别法规定优越于普通法规定。倘若依据上述法则仍无法解决其矛盾时,则相互矛盾的规定彼此互相废弃,均属无效,因而产生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领域,一般抽象的法律,优越于执行该法律之法律规定。另上级机关所颁布之法规命令优越于下级机关之法规命令[8]。
(四)法化
实在而言,纯粹法学将行政法学这门学科进行了“法化”[9]。相对于传统学术理论而言,具体的行政法规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过行政命令得到进一步执行。行政法却通过行政处分进一步将之具体化,通过适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为转换为社会的文化。换言之,行政法必须由国家机关加以适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从宪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强制而实现,有关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阶层结构中,对于法律经验的传统行政法学而言,这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此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首先表现在从“归纳”到“获得经验”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现在这个客体之上建构的一般法学上秩序化与体系化概念。故在对行政法总论的研究方法就表现在企图建构出非常概括的制度来涵盖生活中各领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体系性和客观性。
如果说传统行政法是通过经验来掌握的实证法形式展现行政法。那么,纯粹法学的思考路径则迥然相异。它将经验可掌握的对象、行政法的对象、学术上的对象融合为一体。行政法并不意味着实证法本身。纯粹法学舍弃具体实证法律上的经验回顾,建构行政法的学术上基础概念,当作其方法论上遵从应然一元理论的法律思想客体。于是,认识的客体与经验的客体的结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论是一般法理论中无法区分出来的一部分。在此,我们可以说纯粹法理论所针对强调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对于一个着眼于形式逻辑的规范思想而言,纯粹法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应然性建构的概念结构,即方法决定、创造了对象。
纯粹法学的对象是对象的思维而非对象本身。它虽然提及到传统学术是从实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构出来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视这些均只是概念
上掌握的意识形态而已。对它而言,行政法仅止于一个应然一元法学理论思考上而非独立的“规范集合”。纯粹法学藉由法规范思考模式之助,将这些概念“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形式逻辑上进行拆解,终于在规范应然层面上使之统一化。或具体而言,如“法人”(国家)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整体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国际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机关”也仅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法规范的集合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还有如“权限”,它也只是法规范的集合,也仅是广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这个广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较于其他法律学科来说,行政法学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学科,基于这一角度出发,行政法学总想避免与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拥有一个尽可能异于民法学的独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设有一个行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别重要的目的(这个人在民法领域中顶多扮[演被动或者想像的角色)。这个“人”就是“国家”。这个“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视之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的重要性、价值与强度却又远远异于屈服在他之下的个体——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关系主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公民。这一论说略显牵强,原因是如行政处分中并未蕴含与民法可相比拟的(行政——个人间)法律关系。它除了作为一个源于高位权力的单方产物外,没有其他可能。纯粹法学一方面反对基于对规范考察中纳入无关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权力或高位权力,一方面也消弥了至少在本质无异的区别。这动摇了行政法作为公法,而与私法相区别的传统公私二元理论。对于行政法这门学科作出贡献的纯粹法学,并非强调行政法异于民法而作为公法之独特体系,而是将行政法此学科进行“法化”。
(五)法律关系
在行政法学中“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受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影响[10]。在其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关系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论中的法律关系指的是主体们与法或法秩序的关系(权利与法规)的关系、义务与法规的关系以及主体关系本身与法规的关系。他特别反对所谓的上下隶属秩序的关系,将国家与其他法律主体等同视之,并与其他法律主体一同面对秩序。后期其理论将国家与法等同视之,通过这一架构,国家就是一个法秩序,法秩序整体就是作为法律主体来掌握,而国家也可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凯尔森在后期的《纯粹法学》一书中一再声称,他视法律关系为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其中不仅包括有义务为特定行为之一方以及作为义务相对人的他方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被授权适用规范者与被授权制订规范者之间的关系,还甚至包括被授权制订规范或适用规范者以及因为这个规范而被授予权利或承担义务者之间的关系。法律关系由此是指由法规范所形成的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法学这一理论的铺垫,为现代法律关系理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种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法规范加以形成,社会领域就包含了法的领域,各种法的关系也同时反映了社会的关系。这样也不用对规范制订主体与规范适用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属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下位概念,这种关系可以用内部职务的内部机关关系称之。只是这种内部职务或功能上的赋予义务,是基于人的行为形式而从法规范上加以规定的,也是由法加以决定的。如此以来法律关系就成为了以“法”作为手段所作用的社会关系。
因此,整体的法秩序便解释成一个法律关系秩序。“一个法律秩序的类似的等级结构。”[11]法律关系可能仅取决于法规范条文规定,同时且还可能取决于事物的特性,如社会、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关系除了法规范决定外,还受到事物特性的影响。也即行政法学的概念和体系建构应从个别法律关系中寻找基础。
纯粹法学对行政法学的方法论的形成,其着眼点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其他诸多方面,如“展开了实证行政法学与规范行政法学的研究,前者是关于事实判断的,而后者是关于价值判断的。”[12]如对传统国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国家四要素,再如强调法律规范效力的实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以法律社会化的背景,引发了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勃兴,修正了法律理论的学术价值和作用。继之,纯粹法学、批判法学、现象法学、价值论法学等问世,它们交汇为一种价值开放的重要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学自此走出误区而形成结构严谨、体系完备、理论成熟、具有相当规模的体系。近20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以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为取向的改革,置换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对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与行政规章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笔者思索:对于新的理论出现,作为传统的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之一的纯粹法学能否为行政法的制度创新继续提供规范性基础和学术支持?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经贸行政法律制度的趋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运用法学方法论?“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法学方法是应当单独应用,还是应当结合应用其他社会学科有关法律作用的认识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反对行政法学必须唯现实是从的做法,广泛应用来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14]从纯粹法学对上世纪行政法学发展的影响,应该能得到某种启示。综之,一方面通过反思传统法理论的学术根源和学术传统,把握一种对行政法模式的技术性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模式如‘公共选择理论’、‘利益代表理论’来超越传统。”[14]这两方面的结合应当为未来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基础。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纯粹法学方法论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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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明新.纯粹法学述评及其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启示[J].南京大学学报,2001,(1).
[8]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66.
第8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法既是一个应然命题,也是一个实然命题,既要考虑应然向实然的过渡、实然向应然的回转,也要考虑规范与事实、理性与经验之间的统合与合理论证。不同论者对于法学理论体系及方法的认知是不同的,如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间的争论就体现了这一点。行政法学作为法学一个重要的部门法学亦存在类似的状况。也就是说从事研究时既需要我们关注如何将经由理论之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行政法规范转化为社会现实;同时又要关注如何从社会实践抽象或完善行政法学理论的课题。遗憾的是学界对此问题很少予以关注,而这恰恰正是深入推进行政法学理论建构与行政法制建设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一方面可加强行政法规范解释理论的研究,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促动学科的研究层次与水准,切实推进法制建设。另一个层面就是要对传统的行政法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与批判,重构新的方法论。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与其方法论的完善与否有着直接的关联,方法论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比较选择,研究手段的筛选和运用,研究目的的限定等,在某种程度上其决定了一门学科能够研究什么和不能够研究什么,决定了学科的视野与深度。“方法论是理论对自身的自觉审视,是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之反省,而我国行政法学却缺少对方法论的关注。”“方法论上的局限也影响了我国行政法学的深层探究,以致囿于陈说,鲜有创新,因而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就显得至为重要。我国行政法学应寻求方法论上的创新,从多维的视角通过多元化的方法探讨行政法问题,如此,方会有行政法学百花齐放格局的形成,才会有真正繁荣兴盛的行政法学。”[1]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系属行政法学科中较为宏大的课题,需要学界大家予以关注,笔者以有限之水平、褊狭之视角,尽力为之,但仍存瑕疵,尚请学人宽容并加以共同讨论。
二、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
根据学者们的考察,“方法”源于希腊语言,意味着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下,人们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用的行动、手段或方式。[2]“方法”提供了“方法论”的体系基础,而“方法论”则重在说明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恰当性,从而为人们思维提供相应的科学基础。“方法论是以方法为实践基础,通过理论抽象而获得的有关方法知识体系的说明。”[3]
方法论(Methodology)的必要性在于为人们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可以活跃研究主体的思维,是一种科学赢得其学科地位的重要力量。“在正路上行走的跛子会越过那跑在错路上的快腿。不但如此,一个人在错路上跑时,愈是活跃,愈是迅捷,就迷失得愈远。”[4]方法论对于学科的创新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对学术而言,方法上纯净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但是所有研究的本质恐怕是发现新方法(它需要研究者的创意),而不是单纯适用通常的方法。”[5]方法论的创新往往会推动学科的深层递进与发展。
各种学问的“研究”,都须以方法论为其基础,法学研究更是如此。事实证明,方法论的研究不仅是促成法学研究科学化、规范化的动力,也是消解法学教条主义的良方,促动了实然与应然、价值与规范的流转往返。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看,法学方法论是在法学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之反省”。[6]“反省”也即“内省”,其体现了对法学研究的基本立场、研究步骤、分析框架、具体手段的审视,同时也表明了“方法论”与“方法”的分野:任何学术研究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学者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某种具体的方法;而从方法论的高度予以研究,显然使学者们超越了技术性的局限,从而达到了理论上的建构,所以“法学方法论则主要是指关于法学研究(或开展和进行法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7]“法学方法论系以一套先设的假定为准据,确定基本的研究立场,从事法学理论之建构,进而以之探讨、诠释、批判法之存在与衍化现象、法之科学技术及法之实践功能等之研究态度之科学也。”[8]由于方法论在中国是一个较新颖的术语,所以有必要加以进一步辨析。
第一,其与研究某一学科的方法或着简称为研究方法是否存在区别?对于法学的研究方法,一般的法理学教材中均设有专节予以介绍,如阶级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等等,在行政法学教材中也会涉及到,称为“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比较方法、案例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分析方法等。[9]在列举这些方法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将研究方法的总和视同为方法论,就是说方法论不过是代替方法的一个比较动听的同义语而已。[10]这不仅仅是法学的做法,其他学科也是如此。[11]笔者认为这种“总和”并不应是简单地罗列,而应是具有一定体系的理论与意识,如国外学者认为政治学方法论是指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假设有关的知识和技术体系”。[12]它的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分析途径,又称“理论”(theory),指的是研究政治现象所遵循的通则,即选择研究问题、研究资料和研究角度的准则,它为法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二是研究技术,是指收集并分析有关法律现象的材料所使用的特殊手段,诸如调查研究、内容分析和统计学等。由于中国法学理论发展时间较短,积累不深,所以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方法论有时只能针对具体方法而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法论应涵盖分析途径与技术两个层面,且以前者为重。[13]
第二,其与法律方法是否存在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认为应当区分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方法,即法学研究方法,其关注的核心是何谓正确之法这一法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有关法学方法的学说便是法学方法论。而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其中狭义上的法律方法的内容为法律解释,广义上的法律方法则包括法律推理方法等。[14]我个人比较赞同这样的区分,法学方法论与具体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后者只需在规则、技术的层次上解决如何进行法学研究和如何制定、适用法律的问题,只是法律方法。而前者必然含有“价值判断”的内容,也就是说,法学方法论是一种主体意识非常明确的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律适用方法的体系建构。例如,自然法学派采用“价值分析”的立场,以公平、正义等“应然”观念来解构、批判法律制度,从而使“法律应当是怎样的?”成为一种立论的根本与分析的基点。同样,规范法学与社会法学则以实证的态度,分别从规范的角度与社会的角度来证成法律的存在原理。为此有学者建议将法律方法改称为法律技术,以区分二者。[15]在行政法学界也有将方法问题分为行政法学方法和行政法制方法的做法。[16]
当前,中国法学研究往往较多地把方法论看作是单一抽象的概念或与方法混同,很少对分析路径进行研究。不过,近年来对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偏重于法解释学的论述,这是可喜的一步,但如前所述,其远远不够。
三、行政法学方法论
行政法在形式上缺乏统一的行政法典,且行政法规范又多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而同时行政法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发育甚晚,所以对行政法学的研究而言,方法论是极为重要的。[17]
(一)传统方法论(行政行为形式论)
行政法学产生于19世纪,也是所有法学门类中发展较晚的一门学科,这与行政法学研究的内容及外部环境不无关系。法国最先开始以法学的角度来研究行政法律,但由于研究多沿袭行政学的方法,[18]以行政组织特别是不同行政部门的任务和活动为出发点,附带总结和阐述了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规定。实际上这里研究的是特别行政法或称行政法各论,其后的德国也是如此。[19]不过这种情况,自奥特。玛雅(Otto Mayer)出版的《德国行政法》后发生了改变,“完成了从‘国家学’向‘法学’方式研究的转变,从而使他无愧于德国行政法之父的美誉。”[20]“不描写个别的行政管理分支(如税法、营业法、公路法等),而是从繁杂的凭经验(尤其法院和其他机关的判例和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现象中分析法的一般范畴。这样‘法学方法’(diejuritische Methode)开始进入了行政法学。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分析行政法共同原理的总论中。”[21]“法学方法”的目的不仅在于收集和评价法律材料,而且要构建一般性概念、深入的观点、普遍适用的行政法结构,从而将纷杂不一的行政法学原理,有系统的“总则化”。这种做法不仅为德国行政法学指引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而且影响了欧陆日本等多国。[22]
第9篇：行政法律解释范文
一、行政法关系中的新型权利义务关系的内涵
(一)行政法关系中传统的权利义务关系
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受到“管理论”的影响，权利隶属于义务，由此传统的行政法关系其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是不对等的关系，行政主体处于主导地位。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职权的行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时，行政主体可以运用行政权强制其履行或者对其以制裁。而且，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不以双方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为条件，行政主体可以单方面的设定或者变更行政法律关系而无须征得相对人的同意。”受到“管理论”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法关系理论研究偏向行政性、政策性。传统理论认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不对等是受到“管理论”的影响推导出来，它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动均由行政主体单方意思表示引起，行政相对人服从行政机关的管控等。
传统理论存在巨大误区，它至少偏离了法律关系的法理学解释。在法理学中，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正是权利义务将法律关系主体连接起来。即一方的权利就是他方的义务，一方的义务就是他方的权利，而且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
(二)行政法关系中的新型权利义务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关系中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传统理论已经不再符合当前的时代大环境。在“管理论”的指导下很容易发生行政权力滥用的现象，不能很好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这既不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也不符合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人民的授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是全体人民的授权，“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行政法在具体的权利义务实现过程中，在某个环节上行政主体是权利主体而行政相对人则是义务主体;而在另外的环节中，就行政相对人是权利主体，相反行政主体则是义务主体。所以，这样的循环过程中，不仅保证行政关系的稳定性与行政法规则的实现，也说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新型的行政法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不再是原来不对等的一种状态，而变成了相互对等、权利义务相平衡的依存关系。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的。
二、新型权利义务关系对行政法发展的价值
价值是指在实践认识活动中，客体是否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它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或意义。所以新型权利义务关系对行政法发展的价值换句话说就可以解释为行政法关系中的新型权利义务关系对行政法发展具有的有用性或者意义。
(一)行政法制向行政法治的转变
行政法中新型权利义务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平衡互动、相互作用的依存关系。“行政法关系将公职人员和行政主体同时予以框定，使他们与行政相对人一样亦具有行政法上的人格。一旦行政法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都进入到行政法关系之中，开始了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其身份关系就是对等的，都既可以是权利主体，又可以是义务主体。正是这种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角色转换使行政法治在公平的基础上运行。”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这种对等的关系，使得静态的法律规范转变为动态的行政法治。
(二)促进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实现依法行政。
传统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行政机关行政权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行政权优先。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高度计划经济的阶段，行政机关行政权的优先性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稳健发展，计划成为行政机关管理社会方式之一，同样也让行政相对人从被管理者成为了与行政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
行政法的核心和本质是制约政府权力、促使并保证政府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像公民、组织那样去遵守法律以及承担法律责任。在新型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是基础，权力是保障。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由权利制约，权利渗透到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相对人以主体身份积极参与行政权力的行使，促进行政目标的实现，促进公正秩序的建立，从而实行依法行政的目的。
(三)弥补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足
以权力制约权力存在着容易导致权力滥用、监督制约职权不明、职责不清、行政权行使具有任意性的缺陷。
而在行政法新型权利义务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平衡互动、相互作用的依存关系。行政相对人参与到行政权的运行中，对行政主体行政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利制约不仅能够消极地制约权力权利侵犯侵占个人或权益权柄，还能够种种途径路子促使行政主体履行奉行职责为其谋取福利、发展权利。”在行政立法中，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能够使得行政立法更加具体有针对性;在行政执法中，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促使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使其行政权的行使受到权利的监督，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运行。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通过以申辩、陈述、听证等发表意见，对权力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