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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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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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种种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项不可分割的经济活动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不仅为决策者提供了可靠合理和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同时富有科学性、学术性、时代性，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开拓新的空间，提供新的素材。它的系统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视角独特，立论新颖。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尽述。该书选取并紧紧围绕“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这一主线，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作了深入探究。在理论层面上，作者深入研究了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外贸竞争力提升、外贸方式转变及其出口增长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分析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内资企业出口扩张、我国外贸竞争力和外贸方式优化之间的关联度。

第二，逻辑清晰，表述系统。

首先，作者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明确该书的研究计划。其次，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贸易的特征进行了归纳，为后续研究作了铺垫。接着作者重点研究了：（1）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构建了外商投资企业影响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倾向的计量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得出了基本结论，为长短期对策提供理论依据；（2）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包括我国外贸竞争力的现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分析，以及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方式的影响。通过计量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比较结论。最后，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建议，并指出今后有待研究的问题。

第三，方法多样，科学严谨。

从宏观角度上，该书采用了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以及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具体方法上来讲，该书最令人瞩目的是大量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如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协整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等。空洞的理论往往不易让人接受，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而计量方法的使用能显著增强观点的说服力，增强了科学性和实证性。

第3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可见，我国学者所说的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都是强调对法律现象作经验的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借鉴使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个案观察、实地与问卷调查、实验等技术方法。正因为其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性，其所作的研究往往针对个别现象或问题，而非针对整个法体系。其二，都强调此种研究方法与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不同，是改造法学传统研究模式的一种方式；而作为被改造对象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除了法哲学、法理学等抽象思辨性方法外，主要是指“规范学”或“法律解释学和规范法学”，也即通常所说之法教义学。于此，产生一意义重大之问题：上述实证研究方法与法教义学在民法研究中各自的定位与关系如何？

从研究对象上看，法教义学是一种针对现行法的理论。此处所谓现行法，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主要是制定法，但实际上也可能包括甚至更为侧重法官法。

法教义学之任务主要在于揭示现行法规范整体之内容与关联，包括：（1）阐释对于现行法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基本原理、基本规则与问题解决方案，既包括制定法所规定的、可以通过解释而获得的原则或规则等，也包括公认的、司法与法学必须为制定法规则所添补的原则或规则等。对此，法教义学主要是以个案检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个案以及个案所提供的经验来调整概念、建构规则。（2）由于法秩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渐增长，逐渐复杂混乱、不无抵牾矛盾之处，因此必须以理性的说服力并诉诸于公认的基本价值（价值信念）来解释、协调现行法，力图使法秩序成为一个无矛盾的统一体。以此而言，法教义学是法秩序的内在体系在学术上的体现。法秩序之体系对于概念之解释和具体规则之建构又具有指引性的意义。因此法教义学之核心任务，是由法学与司法对现行法作体系化的阐述、加工与续造，在具体的、现实存在的法规范之关联中去发现其体系，以把握相应领域法律规则之整体，最终以此种方式洞察法秩序之结构，对法作“概念―体系”上的贯穿。因此，法教义学的思维方法被等同于体系方法，体系方法在法教义学中占有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成文法系精巧复杂的法典结构必然要求各法条、对各问题的解决方案之间不会发生逻辑和价值上的矛盾，否则会有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与困难。

就其与法解释之关系而言，法教义学是法解释的任务，也是法解释的产物。就其与法政策之关系而言，法政策是一种需要通过国家制定、贯彻规范来实现的政治决断，任何法律规范都属于以规范形式固化下来的法政策。一方面，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此种固化后的法政策，因此至少间接地构成了法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又必然受到法政策所包含的价值的影响，也要对法政策上目标的实现负责，因此构成了社会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内在法律骨架，将此种秩序或法政策保存于其中。

此外，对于法律实务，教义学具有如下功能：（1）整理与体系化之功能。（2）稳定功能：一旦被认可为“有效”，则可保证就同样案件作同样之裁判。（3）减负功能：教义学提供公认的解决模式，若无教义学之存在，则每次都必须考虑一切可能的解决模式。（4）禁止否定功能：不能无理由地、未经理性论证地否定。若要在实务中作出不同于教义学之裁判，则必须给出“更优之论证”。（5）法律适用上之拘束与革新功能：一方面限制了法律家处理法律文本之自由，对于法律适用与法之续造具有拘束效力；另一方面也通过法解释和续造使法秩序具有弹性。（6）批判与续造功能：重新检验旧的解决模式，提出新的方案。

正因为法教义学之体系性，使其具有体系限定性，即仅关注体系内部之论证、体系内部之自我批判，对体系外之因素或考量仅具有有限开放性。易言之，任何超出现行法规范本身的价值、伦理、效率、实施效果等考量，均为体系外之因素或考量，上述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即为其适例。而此种体系外考量只能通过两种限定的渠道方能进入法体系：（1）通过影响法政策进而影响立法，但对此尤须注重体系之融合、协调。比如在借鉴外来的法律制度（如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制度等）时，不能径直决定采用，而是只能以之为立法变动之诱因，只有在经检验确保其不会导致体系上之割裂或漏洞后，才能成为实证法所采纳的制度。（2）以民法中的一般条款（比如诚实信用、公共秩序等）为媒介，转化为体系内之考量，进而影响司法。

另一方面，上述法律实证研究方法作为体系外之考量，却能在体系外检验体系之效果，起到发现问题、指出方向、明确价值的作用，从而能够间接地影响法教义学及其所建构之法体系。此种作用在体系因成熟、固化而日益纯粹技术化、僵化之国家或时代尤为重要，耶林、海克之利益法学即为其显例。

但在体系不成熟、尚未趋于精致细密的法制落后国家，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却因其针对个别问题的、点对点的零碎研究方式，无法担负起法律体系建构与融合的任务，相反，其只能为法教义学提供体系建构、融合之素材，进而由法教义学来完成体系化之重任。在此阶段，作为使民法学科学化、精密化、走向成熟的主要方法，法教义学往往受到特别之重视。

第4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当前，会计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主要方法——规范法和实证法。我国传统的会计理论研究一直是规范法一统天下，并以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会计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实证会计理论逐渐引起了我国会计学术界的关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的会计研究人员也开始尝试用实证方法研究会计理论。随着实证研究的兴起，会计研究中规范法和实证法并存的格局在我国已经开始形成，会计应用理论研究也逐步成为主流。实证会计研究的引入引起了人们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关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如何选用恰当的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关系到底如何等。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会计理论研究方法

主持人：会计基本理论重要但抽象，对会计实践的指导比较间接；而会计应用理论具体并能直接指导准则的制定，两者相得益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谈到会计理论，就必然涉及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比起会计科学的原理和得出的结论，方法是一种更为本质的东西。

王华（暨南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打个通俗的比喻，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型，这样，就离不开调味品。平时，我们做过菜的都有体会，基本的调料，一样都不能缺。但并不是有了调料，人人都能成厨师，更重要的是掌握烹制方法，只有熟悉不同菜式的烹饪程序，火候掌握到位，调味品的使用恰到好处，还有刀工、配料等等，才能做出美味佳肴。所以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方法就等于没有渡河之舟，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法到达希望的彼岸。

任春艳（厦门大学会计系博士研究生）：会计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具有重要作用，掌握并且自觉地运用研究方法，有助于会计理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取得。追溯会计发展历史，会计理论的历次重大突破，无不源于采取正确的、新的研究方法。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应当包括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哲学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同时，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也应当为我所用，它可以看作是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对哲学作出了合理的拓展，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新视角。例如实证会计理论，其方法论来源就是批判理性主义。对于会计的具体研究方法，当前普遍将其划分为规范法和实证法两个方法体系，即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较多地使用了规范的方法，而在应用理论方法，则使用实证法的较多。

事实上，由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会计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会计研究广泛吸收了各种适用于会计研究的方法，如经济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数学方法、行为科学方法、伦理学方法等。

王华：方法的训练与运用，不仅对科学理论研究有用，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受用终生。实际上，方法的训练，从人一生下来就开始了，一直到一个人生命的终止。方法对人的行为、思维的影响时时处处都存在，但又是润物无声的、无形的、潜意识的。人的一辈子都在学习方法，一辈子都在运用方法。方法是表示沿着某种道路进行的意识，也就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观念、思维、指南、措施、步骤等手段的总和。它既包括我们处理某一问题所采取的具体方法，以及我们面临某一特定情况所运用的系统知识；同时还包括我们形成一种理论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以及我们认识整个世界、人生的哲学观念。因此，方法的概念是结构性的、分层次的，即方法分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处理某一特定领域问题的学科知识指南、形成一门学问的理论研究方法、认识世界及人生的思想观念等。而其中，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是步骤性的，学科知识是指南性的，理论研究方法是思维性的，哲学是观念性的。

由此可见，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对从事会计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它是进入会计研究领域的第一道门坎。前面我也提到，方法的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是一、二门课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在长期的科研实践活动中不断学习、掌握、运用。

主持人：刚才两位谈到了方法的重要和方法体系，研究中的逻辑方法一般分为归纳与演绎两种，就此内容请大家谈一谈。

石本仁（暨南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我认为在研究方法中要注意三个问题，这和理论的形成主要涉及的三对范畴紧密相关，即：一是归纳和演绎；二是实证和规范；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第一对范畴是回答理论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对范畴是解决形成什么样的理论；第三对范畴是处理理论形成的理性和价值选择问题。

第5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但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他把“范式”看作是介于科学共同体和外部自然之间的，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的思想。按照陈向明的解读，“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因此，可以把范式理解为某一领域中研究者所遵守的具有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并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成就的科学研究规则、典型或模型。它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遵守它的研究者；二是一套规则、典范；三是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了这三个构件，便可构成一个范式。

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它的研究范式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

教育研究范式的历史演变

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三种研究方式，即哲学研究范式、定量研究范式、定性研究范式，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取向，实现着不同的理论建构方式。

（一）哲学研究范式

哲学研究范式是最古老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并着重于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勾画教育的理想或应然状态。哲学研究范式对教育的把握，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从某种特定的哲学观点出发，演绎出相应的教育思想；二是从个别的教育问题入手，上溯至某种哲学框架，从而建构教育理念的框架。但无论哪种途径，它们思考的一般都是教育的目的、价值、规范等有终极意义的问题，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教育的总体画面。

尽管在定量研究盛极一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产生了进步主义教育、要素主义教育等哲学研究范式下的教育理论，但是传统的哲学范式仍有两个极大的缺陷。第一，单一化的终极价值取向。第二，容易流于哲学本身所容易犯的虚玄而脱离教育实际。正是因为哲学范式的自身的这些缺陷，所以，随着自然科学的节节胜利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这一研究范式逐渐为一些人所鄙弃。而以“科学”为承诺的定量研究范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

（二）定量研究范式

定量研究范式亦即实证研究范式，是以教育事实为研究对象，借助数学工具，以求发现教育规律的研究范式。与哲学范式相比，它“不是根据一定的理想和规范去考察教育，而是对教育事实做客观的、无价值的记载、解释，探究各种事实相互间的规律关系”。这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认识背景。

实证研究范式的广泛运用，使教育研究从最初哲学思辨的研究范式中矫枉过正，走到了科学主义的极端。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教育现象量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有价值的信息，无法透视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其次，一味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大量移植，使教育研究丧失了自身的特性；第三，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生搬硬套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它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批判，为克服这些弊端，从定量研究范式向定性研究范式的转换势所必然。

（三）定性研究范式

定性研究范式亦称质的研究范式，是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从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中，作为对定量研究范式的纠正而成长起来的，因此，理解定性研究范式离不开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所以有学者将定性研究范式统称为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胡森认为，教育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至少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德国的文化哲学家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认为“理解”构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学“解释”的人文科学独特的方法论的核心。第二个来源是胡塞尔的“现象哲学”，不仅把理解当作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存在方式。第三个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认为教育研究不应只注重教育事实的描述、解释、预测与检验，而忽略了对教育事实及其社会条件的批判。

总之，定性研究范式是在批判实证研究范式在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局限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批判实证研究范式缺陷的同时，却也丢弃了实证研究范式的精华部分，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第一，对“当事人”意义解释的过分注重势必导致相对主义；第二，由于研究者本人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因而，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直接受到研究者个人品质的制约。与实证研究范式的注重事实世界相反，它表达的是对价值世界的关注，但两者都是以事实与价值分离为前提的，因此，对每一种范式的片面推崇都是不足取的。

教育研究范式的整合

针对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加强对各种类型范式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还应在教育研究中体现出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整合。整合，有时也称综合或融合，从深层意义上讲，都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辩证性、综合性等优点。

（一）科学和人文相结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构成了现代教育思想的时代精神，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遵循了一般的“合、分、更高级的合”的规律。因此，在研究中应当体现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价值取向。

第一，要分别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追求自己应有的品质。科学以追求精确性、客观性、逻辑的严密性等为基本特征，其具体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调查法等。教育经验的客观性尽管没有自然事实的客观性强，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量化研究，寻找因果关系。教育过程中的事实层面，如客观物质条件，学生的身心发展 水平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只能用教育科学研究来加以认识。人文范式研究主要通过思辨、直觉、体验等方式来追问人生的意义，不断提高人的生命境界，它具有个体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因而人文范式研究应针对教育活动中的价值层面，力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教育事实背后的价值底蕴，从而为实践主体指明行进的方向。

第二，要注重教育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之间的互动和对话，防止将两者对立起来。所谓互动和对话，就是指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时始终要自觉地进行价值上的认识，并以哲学研究成果为指导，使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从对象的确立到结果的分析都奠基于明晰的价值标准之上，这样的科学探讨才是富有成效的。同样，人文研究范式也要密切关注教育科学所提供的事实依据，从事实出发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这样才能不失之武断或流于空想，对意义的追求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

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历史与逻辑相脱离的现象：有的缺乏历史意识，有的一味挖掘教育历史材料，忽视教育历史的逻辑必然性等。教育学研究中把握二者的结合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充分发展的教育现实形态出发。对教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都要从发展着的教育现实形态出发。只有占有了这些充分发展了的具体，才能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把握事物的整体过程，这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要求。

第二，既研究教育现实的逻辑联系，又研究教育现实的形成历史。融同时态和历时态为一体，理论思维的逻辑进程既要展现对象的逻辑制约关系，又要展现对象的形态历史。只有逻辑联系或者只有形成历史，都是不能全面深刻理解事物的。

第三，把握教育这一社会事物整体中的支配关系。要把握教育整体中的支配关系，找到教育整体中的逻辑联系。以此为纲，统摄教育整体中的一切因素，研究由这个支配关系所规定的各种具体从属的东西。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育研究范式要从实践出发，并走向教育实践，这是教育研究范式整合的最高境界。

第6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关键词：DEA；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0803

1引言

医药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当前，我国医药企业面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与研发创新能力不足、水平不高的现实困难，迫切需要依托研发创新以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研发资源是研发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是进行新药创制和技术改造的前提。所以，积极进行医药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评价研究，将有助于优化医药研发资源配置，促进资源的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支撑医药科技管理决策，提高医药研发创新能力，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2研究现状

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就是基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比较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使用价值和效率，进而做出选择的过程。目前对于资源配置评价的研究主要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上进行评价，研究的思路一般为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以分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而评价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评价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目标和重点的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各有侧重。资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面板数据分析法（例如：李建华、刘玲利的《我国区域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实证研究》）、DEA（数据包络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如：蓝天立，杨志江等的《广西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灰色关联优势分析》）、BSC法（Balance Score Card，平衡计分卡法，如：徐建中，关守成的《基于 BSC 的企业信息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等。由于DEA分析方法既可以对截面数据（如：崔栋的《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评价及优化研究》），也可以对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如：黄宇、王晓军等的《城市科技资源配置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杭州实证研究》），以及具备不受评价指标量纲的限制、同时处理多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问题等优点，所以应用最为广泛。资源配置的研究对象范围比较广泛，在各种领域、地域、行业上都有体现，但是细分到医药研发资源领域配置效率评价的研究却非常少。

3基于DEA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模型

（1）DEA方法与评价步骤介绍。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又称数据包络分析，它是一种相对效率评价方法，最初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提出，目前常被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应用于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等领域。DEA模型主要有两种模式，即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为规模报酬不变模型，主要用于综合效率评价，而BCC 为规模报酬可变模型，主要用于技术效率评价。DEA效率评价的主要思路与步骤为：确定评价对象选择决策单元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选择DEA模型并进行评价输出结果。

（2）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区域医药研发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其实质是提高医药研发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可以通过医药研发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方法来分析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配置情况。

医药研发资源利用效率=医药研发活动成果（产出）/医药研发资源消耗（投入）。

所谓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要实现各种医药研发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可以将中国区域医药研发系统（同一时间的不同区域的指标数值）看成是DEA方法中的一个决策单元，它具有特定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在将输入变量转化为输出变量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系统优化的目标——提高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采用DEA方法及模型可以评价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在评价的基础上，还可以为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4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只有按照系统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的原则选取评价指标，才能保证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结果的全面、客观和准确。虽然，医药研发资源涵盖了医药研发活动中所需要投入的人、财、物等各种要素，但是不管是物力资源，还是信息资源等，这些都可以由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来反应，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研发活动中最为重要和基本的资源，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医药研发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方面选择指标进行运算分析，具体指标选择如下：

医药研发投入指标：医药研发活动人员数、医药研究人员数、医药研发经费支出额、医药研发费用占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医药研发产出指标：医药专利申请数、医药新产品产值、医药新产品出口额。

根据上述指标，构建我国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

图1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5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原始数据

本文选择了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药学年鉴》中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医药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相关指标的数据进行DEA评价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有效性。具体方法为：以前文建立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为依据，选取的输入指标为：X1医药R&D活动人员数（人）、X2医药研究人员数（人）、X3医药研发经费支出额（万元）、X4医药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选取的输出指标为：Y1专利申请数（项）、Y2新产品产值（万元）、Y3新产品出口额（万元）。各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如表1：

第7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关键词】认知理据多义词习得

一.研究背景

英语词汇普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由于受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多义词的习得对外语学习者来说，一直是一大难题。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无理可据，缺乏系统的（Csabi， 2004；Tyler&Evans，2004；Tyler，2008）。对于多义词的习得，传统词汇教学多要求学习者死记硬背各个义项或鼓励他们根据语境去推测义项。然而，死记硬背耗时、低效；语境推测也不十分有效，且不能提高长期记忆（Mondria & Wit-Boer， 1991； Laufer， 1997）。

随着认知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多义词的语义是有系统的语义网络，其义项之间通过隐喻、转喻、概括化、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而相互联系。目前国内外对词汇多义性的研究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偏少；以探讨单个理论在多义词学习和教学中的应用为主，缺乏多义词习得模式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转喻、意象图式和原型范畴理论为基础，尝试构建多义词习得的认知模式，旨在探索培养学生词汇习得能力的有效途径。

二. 研究设计

1） 研究目的与设计

该研究的目的是在认知视角下构建英语多义词教学的新模式，通过对新的词汇教学模式的构建，旨在探索提高学习者词汇习得能力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拟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取定量的方法，制定多义词习得问卷，调查学习者多义词义项系统习得的状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多义词教学的新模式。第二阶段：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将该模式应用到学习者多义词习得的实践中，进行实证研究，测试该模式在多义词习得实践中的效果。

2） 研究问题与假设

研究问题：基于认知视角的词汇教学模式能否促进学习者词汇习的能力的提高。

研究假设：新的词汇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习者词汇习得能力。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我校59名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班级的英语专业大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是从英语专业2012级四个教学班随机挑选的。他们被选作研究对象，因为 他们同属一个年级，语言水平相当，已有一年多的大学学习经历，较大一新生对词汇学习的策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且人数相近（一个班30人，一个班29）。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有两个，一是多义词习得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学习者在多义词习得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策略；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否了解多义词义项联系的认知理据。另一个是用来测试学生对词汇掌握情况的试题，测试的分数全部输入spss数据库，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处理。

3） 研究资料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获得的：一、用于调查学生多义词习得状况的问卷；二、用于测试学生对词汇掌握情况的试题。

4）研究过程

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有关词汇习得状况的信息，分析其词汇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然后，构建认知视角下词汇教学的新模式；由笔者分别分别对实验班和控制班采取不同讲授方法，最后对新的词汇教学模式进行效果测试。对测试的结果运用spass进行处理。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问卷调查结果

问卷调查主要获取学生在多义词习得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策略，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问卷采取无记名的形式，共有20个选择题，和一个开放式题目组成，每个小题，选择题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期中最符合的一项，开放式题目主要用来获取学生在词汇学习的时候期待从老师那里获得怎样的期待。问卷调查对象分别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两个班的学生，发下59份，回收57份。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学生在学习多义词的时候多靠反复背诵来记忆多义词的各个义项，32%的学生表示经常通过语境来推测多义词的特定含义，9%的学生通过联想把多义词各个义项连接起来，5%的学生表示通过核心义项来理解其他义项，而不刻意去反复记忆。而他们认为的最有效的多义词学习方法和他们在多义词的学习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基本一致，他们在学习多义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多义词义项比较多，记忆起来有困难，而且如果不经常使用常常又会忘记，费时低效。对是否了解多义词联系的认知理据的调查显示，有少数同学认为多义词义项之间是有联系的，至于具体如何联系起来的并不清楚。对于老师的期待，只有部分同学答了该部分，从现有的答案看，学生期待老师能用合适的方法帮他们提高多义词习得的效果。

4.2 实验结果

本实验在笔者的正常上课时间进行，笔者所带课程为英语词汇学，在学习第六章有关一词多义的时候，笔者对实验班采取认知教学法，详细分析和解释了目标词义项之间的联系和认知理据，并通过举例联系让学生共同讨论分析多义词义项之间的联系，然后以练习的形式，考查学生对目标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的掌握情况，期中有翻译和选择两种形式，最后让学生上交练习。笔者在控制班上课的时候，只对目标词简单讲解各义项的意义，然后辅以例句，并未对多义词义项之间的联系作过多的分析和讲解。之后，让学生做同样的练习，最后回收练习。

实验后，笔者对两个班的习题进行了评定，对翻译部分的评分标准是学生能准确翻译出目标词的义项即为正确，对其他词语和句子的翻译是否正确忽略不计，每题设定两分。实验班和控制班的spass（11.5）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如表所示，实验班的平均（87.52）得分要高于控制班（81.26），两班成绩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t=6.793，p=.000

当然，本实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研究样本较少，用于测试的目标词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试验是在针对目标词随后进行的测试，只能说明基于认知的词汇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对多义词短时习得，而对多义词长时习得状况是否有显著差异，本研究并未进行这方面的实验，因此，未来的研究中还应进一步深入。

结语

本研究通过问卷对学生多义词习得状况的调查发现，多数同学对多义词的习得采取死记硬背和语境推测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多义词习得的过程中，学生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提高多义词习得的效率。实验数据表明，基于认知的词汇学习方法，优于机械重复的方法，对多义词义项联系的认知理据的了解和掌握，有助于提高学生多义词习得的效果和词汇产出能力。因此，在进行多义词教学的时候，英语教师应着重分析词汇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解，使学生掌握这种方法，从而提高他们的词汇习得能力。

参考文献

[1] 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 [M]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2] 瞿云华. 张建理. 英语多义系统习得实证研究[J]. 外语研究， 2005（2）.

[3]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第8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2007年以来，国内债券市场迅速扩容，其中信用产品发展更为迅速。截至2009年8月末，在中国债券登记公司托管的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短融或CP）、中期票据及企业公司债等信用产品总额1.94万亿元，是2006年末的3.5倍，占债券总托管量的比例也由2006年末的5.95%提升到11.99%。在信用产品迅速扩容的背景下，作为信用产品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的重要定价依据，信用利差受到了投资者广泛的关注。

国外对信用利差的研究较多，对信用利差来源的研究多基于Merton(1976)开创的结构化模型。目前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信用利差由预期违约损失、税收因素、流动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等因素决定，其中预期违约损失仅能解释实际观测信用利差的很小一部分。Delianedis和Geske(2001)发现预期违约损失仅能解释美国投资级企业债券不足20ao的信用利差。Eltonetal.(2001)发现预期违约损失对美国债券市场实际信用利差的解释程度随债券期限的缩短、信用级别的提高而降低。Collin-Dufresne和Goldstein(2001)认为本地债券市场的供给需求冲击是信用利差最主要的来源。MHattori,KKoyama和TYonetani(2001)及SOhyama和TSugimoto(2007)对日本公司债券的研究发现违约风险和市场环境是信用利差的主要决定因素。Frino(2007)的研究表明利率及流动性因素仅可解释澳大利亚A以上级别债券5070的信用利差变化。MJayadev和JoshyJacob(2006)认为印度公司债券市场的信用利差的大部分变化并非来自信用风险。

相比之下，国内对信用利差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综述和模型介绍，如刘国光和王慧敏(2005)、冯宗宪和孙克(2006；2007)等。由于数据可得性较差，国内原本就很少的实证研究多侧重于具体个券的分析，如谢赤(2006)、周孝坤(2006)、陆文磊(2008)和田明(2008)等。上述研究虽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实证结论，但却无法整体把握国内信用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的决定因素及变化趋势。

我国内上述研究向前推进有两种方法：或引入更多的个券样本，或采用非个券的研究方法。本文拟采用第二种方法对国内短融信用利差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方法是：首先将国内短融市场按照发行人的外部主体评级分为AAA、AA+、AA、AA-和A+五个模拟组合；然后以Collin-Dufresne和Goldstein(2001)模型为原型对五个级别的短融信用利差进行回归；最后，通过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若干结论和和政策建议。

二、模型及数据

本文实证模型原型为C011in-Dufresne和Goldstein(2001)模型。在该模型中，信用利差的解释变量包括无风险利率、利率期限结构斜率、财务杠杆、股票或股票指数波动率、公司价值的跳跃、流动性因素、税收因素及其它宏观指标等。由于国内短融信用利差一般定义为短融收益率与同期限央票收益率之差，因此税收因素可以忽略。财务杠杆是研究个券信用利差必须考虑的指标，在组合层面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此在模型中不予考虑。2008年江铜债的暴跌虽然表明公司价值的向下跳跃或预期确实会对信用利差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国内尚无法找到合适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将用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斜率、股票或股指波动率、流动性因素作为信用利差的解释变量，其中前三者为结构化模型变量。各解释变量对信用利差变化的期望符号及回归方程参见表l。

本文样本数据选用2007年4月13日至2009年8月31日的日数据。将2007年4月13日作为数据起始日，主要考虑到银行间债券市场从这一天开始对企业主体评级进行明确的区分，因此本文样本是当前基于外部主体评级可研究的最大样本。

信用利差Cs1、无风险利率Lev1、期限结构斜率Slp，均基于Wind的每日各指数中债估值收益率数据。波动率ViX使用沪深300指数64天移动平均波动率，采用64天作为移动窗口长度的原因是机构投资者调整资产配置策略的频率一般为季度。由于国内银行间交易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节假日休市时间不完全相同，银行间市场交易日较多，因此股票市场波动率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补足虚点。

国外常用的流动性指标包括买卖价差、交易量、交易频率和报价规模等，然而由于国内银行间市场的双边报价稀疏，有报价的个券报价规模也远小于当日交易量，因此拟采用以交易量为基础的指标衡量债券流动性，交易量数据使用北方之星提供的各级别短融和央票的历史成交数据。选取的指标包括相对交易量V01+1、绝对换手率Absturn1、相对换手率Relturn1和对数交易量Lnvol1等，其中相对交易量V011是首选指标。

三、实证结果

从相关系数矩阵来看，除Lev和Slp之间相关系数高于50%（达67%）外，其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30%，下文我们将对Lev+和Slpt的高度相关带来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影响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表明等时间序列均平稳，因此可以按照方程(l)直接进行回归。

表2上半部分列出了具体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

1．利率指标Lev+和Slp，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并多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表1预期的符号相同。上述结果表明当国债收益率上升时，短融信用利差趋于缩小，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利率风险依然是国内短融市场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与当前短融的投资实践吻合。

2．波动率指标Vix+回归系数多数为正值，正值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与表1预期的符号相符。然而，回归系数均落在0-0.03区间范围内，数值很小表明沪深300指数的波动率对各级别信用利差的影响很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为银行间市场的主力机构，国内银行的投资决策很少直接考虑股票市场的波动率。

3．流动性指标V01.1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多数回归参数在1%水平显著，与表1预期的符号截然相反，这一结果与理论和投资者认识相悖。我们将相对交易量更换为绝对换手率、相对换手率和交易量对数时，回归结果依然没有改善（参见表2阴影部分）。国内债券投资者的同买同卖以及样本期间70%以上时间短融处于下跌状态可能是主要原因。

4．调整R2由AAA25.3%依次提高到A+的64%，表明利率、波动率、流动性等指标对信用利差的解释程度随信用级别的降低而提高，这一结果与国外实证是吻合的。虽然Levt和SIpt高度相关产生的多重共线性会对调整R2产生影响，但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调整R2的序数关系而非绝对值，因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不影响上述结论。

四、结论

第9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范文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收费；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90-03

一、问题提出

审计定价（Adit Pricing）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竞争行为和审计执业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审计定价在审计学术和实务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通常国外会计理论、实务界将审计收费（Audit Fees）作为审计定价的替代变量。2001年2月5日，美国证券委员会（SEC）要求美国上市公司公开批露审计及相关服务费用，从此西方对审计服务价格的研究掀起了。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公布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该规定为实证研究中国审计收费影响因素提供了契机。纵观国内外有关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公司财务指标，研究成果也较成熟。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已不仅仅停留在诸如客户规模、客户复杂性、客户风险等财务指标上，许多专业人士还正在探索审计师会不会考虑到公司治理内部行为特征，如高管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所蕴藏的审计风险有没有反应在审计收费中？若反映在审计收费中，那么盈余管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审计收费呢？

二、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盈余管理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企业管理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安妮・布鲁金，2002）。可见，经理人员调整盈余的动机是为了使公司和经理财富最大化。国外研究认为，这些动机是建立在一系列基于报告盈余的合约（如债务契约）基础上的。多数盈余管理的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动机的研究之上。从国外的盈余管理文献中，可以发现两个重要动机。其一，管理者通过应计利润来掩盖不良业绩，将一部分业绩提前确认；其二，增加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促使公司的股票价格增加以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Kellogg，1991）。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若事务所考虑了盈余管理的这种风险，则审计收费就高。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度量因素之一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discretionary items），结果发现，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越高，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为此会增加审计收费。

盈余管理行为是一种操纵、粉饰利润的手段，盈余管理度量的指标多种多样，在国内关于盈余管理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研究中，曾使用过的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非经常性损益、可操控性应计项目等。近年来通过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度量盈余管理的研究更被学术界所接受，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宋衍蘅、殷德全（2005）以变更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可操控应计项目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发现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标准不一。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倾向于以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为此要求较高的回报，审计收费增加；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会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收费。另外，朱小平、郭志英（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操控与审计收费的增加显著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盈余管理的衡量

本文通过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度量指标。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由于确认基础不同，会计盈余和经营现金流之间通常存在差异，但只要生产经营状况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两者关系在各个年度之间是稳定的。如果会计盈余与经营现金流之间的差异出现异常变化，则表明企业应计利润存在纵的可能。（Healy，1985；Jones，1991；Dechow and Sloan，1991）认为，国外盛行于财务、会计学界的盈余管理研究正是基于对应计利润的操纵展开的，而中国学者也普遍接受通过测度应计利润来检验盈余管理存在性的方法（陈小悦等，2001）。具体方法：衡量盈余管理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等于总应计利润(TA)减去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NDA）（注：实际上就是把总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其中总应计利润（TA）＝净利润（NI）-经营现金流量净额（CFO），即TA＝NI-CFO。修正的Jones模型表达式为：

=αi+β1，i+β2，i+εi，t（1）

=αi+β1，t+β2，i （2）

式中，NDAi，t为i公司t年非操控性应计利润；Ai，t-1为i公司t-1年期末总资产；REVi，t为i公司t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REVi，t＝REVi，t-REVi，t-1；RECi，t为i公司t年应收账款变化，RECi，t＝RECi，t-RECi，t-1；PPEi，t为i公司t年固定资产原值；εi，t为残差，即以总资产衡量的i公司的t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利用样本数据，通过模型回归，可以直接得到残差项，即为所求的操控性应计利润。Francis、Maydew 和 Sparks 认为，在不能明确预测盈余管理是将利润调高还是调低时，使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盈余管理更为合适，因此本文就使用了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来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程度。

（二）研究假设

从国外的盈余管理文献中，可以发现两个重要动机。首先，管理者通过应计利润来掩盖不良业绩，将一部分收益提前确认；或将一部分优良业绩递延到未来的年份，将未来的费用提前确认（Defond and Jiambalvo，1994）。其次，增加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促使公司的股票价格增加以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 （Kellogg，1991 ）。从中国的盈余管理行为来看，无论是发行股票、配股还是特殊处理，都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表现为虚假确认收入和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利用非经常性收益和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魏明海，2000）。从审计风险的角度来看，由于盈余管理比财务报表中的其他要素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它们较难审计和容易纵，在国外，盈余管理一般被视为高固有风险。在中国，固有风险因素包括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行业所处环境，业务性质，容易产生错报的会计报表项目等，盈余管理在中国也存在高固有风险的问题；同时，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普遍存在，这将会引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评估为高水平。在某一审计风险水平下，注册会计师要把审计风险降低到某个合理的水平就必须增加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时间，以降低检查风险，这就会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努力，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数量来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相应地，注册会计师投入更多的审计努力和时间，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由此导致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本。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公司高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收费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本文样本全部来自200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所有A股上市公司遵循如下剔除原则：（1）按照权责发生制披露年度财务审计费用，而不是根据收付实现制的原则披露。如有的上市公司仅说明了预计审计费用为多少，并未明确说明是否已经支付了审计费用，故将该样本剔除；（2）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与其他行业上市公司无论在所适用的会计制度，还是业务性质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从而可能对审计收费造成影响，因而剔除金融单位；（3）由于数据缺失和信息披露不完整，因而剔除诸如未披露审计收费、未披露连续年限、未披露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发生变更等不规范、不完整的上市公司；（4）剔除当年度新上市（距年度报告日上市时间不到一年）的公司。剔除这些公司的原因是，研究需要用到上年财务指标以计算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而新上市公司上年财务数据会引起操纵性应计利润计算的误差；（5）剔除未按规定时间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依据上述原则，最终筛选了2007年的603家上市公司有效样本。

2．数据来源。年度审计费用、年末总资产、年末存货余额、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年末负责总额、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原值、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数据来自《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控制变量所需财务数据以及度量盈余管理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数据依据该数据库计算而来。需要说明的是：CCER数据库中缺失的数据直接来自上市公司年报。

（四）检验模型和变量说明

本文借鉴Simunic的审计收费模型，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合中国审计市场的特点，建立如下模型：

LNFEE＝β0 + β1LNASSET + β2CH + β3YSZK + β4ZCFZ + β5ASIZE + β6DA+ε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1）因变量。LNFEE 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2）测试变量。本文选取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DA 可操控性应计利润。（3）控制变量。LNASSET 上市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对数；CH 年末存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YSZK 年末应收账款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ZCFZ 资产负债率；ASIZE 事务所特征，国际“四大”＝1，其他＝0。

四、实证结果

（一） 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就总体而言，2007年603个综合样本中，最低350元，最高为11 860 000元，最高审计收费是最低审计收费的33 885.71倍。盈余管理度量指标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均值0.5623，标准差0.8236，说明分布大致对称，但不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别较大。下页表1给出了样本公司中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二）审计收费的回归分析

将2007年数据代入审计收费的回归方程，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见表2）：

表2是对检验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Adjusted R2为0.299，模型的显著水平为0.000，说明模型拟合较好，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在控制资产规模、存货与资产之比、应收账款与资产之比、资产负债率、事务所规模变量的影响后，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负相关，且不显著，说明假设检验没有通过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之间负相关，但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及提出的假设检验是不符的。对这一回归结果，可能的合理解释是：一方面，在中国上司公司对高质量审计需求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审计定价的主导权更多掌握在上市公司的手中，客户财务状况与盈余管理迹象所蕴藏的审计风险主要表现在审计意见中，而对盈余管理迹象所表现出来的审计风险反应不足；另一方面，中国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常与政府的监管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审计收费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监管有关；再者，在样本的选取中加入了ST、PT类公司，事实上，对于像ST、TP类财务状况不佳或恶化的公司，审计师会根据此类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收费。

从多元回归结果可知，中国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主要是资产规模、事务所自身特征及财务风险等，本次回归结果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之间虽不显著相关，但并不能说明我们不必重视高管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为本文样本基本来自CCER财务数据库，而且也仅仅筛选了2007年的603个样本，这些样本也未必能说明中国整个上市公司的全貌；因此可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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