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动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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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A股市场在3000点左右再现震荡反复，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认为，市场短期波动主要是资金博弈行为的体现，暂时未出现实质性利空因素，市场整体仍处于震荡格局中，修整之后将重拾升势。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表示，目前正处于通胀温和回升的环境，价格上涨的行业和板块值得配置，其中包括受益于经济复苏的周期品；另一方面，食品饮料板块也值得看好。食品饮料在通胀环境中往往是表现最佳的板块之一。比如白酒子行业，行业景气度明显回升，重新回到增长轨道，后续存在提价预期，同时该板块估值相对便宜。

华夏基金：“深港通”行情可期

深港通“箭在弦上”。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9天之内两次表态，指出“今年择机推出深港通”。港股闻风而动。华夏基金认为，近期恒指强于沪指走势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港股估值便宜、美联储加息概率的大幅走低为香港风险资产的价格上行提供空间等外，深港通预期再度升温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沪港通的经验看，宣布启动的前后一段时间都会带来一波“深港通”行情。港股的交易规则和A股有很多不同之处，预计深港通也会像沪港通一样，需要50万的资金门槛。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可以投资华夏基金恒生ETF（159920）及联接基金（000071）。买卖恒生ETF具有三大优势：一是满仓跟踪恒生指数，与其共发展；二是实行T+0回转交易，且二级市场流动性好，交易效率很高；三是交易手续费低、无印花税。

融通基金：关注业绩超预期行业

第2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市场 机遇 风险因素

观察我国近些年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了解到，想要加快金融行业发展的速度，使其更加完善，就必须要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由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支持。这就要求业内人员一定要在短时间内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系列机遇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规避风险，充分地发挥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价值。因此，下面将进一步论述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因素。

一、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国际金融市场统一化。基于网络计算机科学技术持续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促使全世界范围各个国家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密切起来，不断出现新的技术使得全球资金融通以及划拨可以快速完成。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仅有少部分国家真的参与当中，同时其掌控着整个金融世界。而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信息科技持续发展，更多国家采取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当中，促进全球范围的资金和资本进行充分配置，进而对于全球经济的良好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同时，跨国银行的发展促使原本专门属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逐渐也接受了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参与其中，对其注入了新的血液。直到现在，金融市场的构成包含多种不一样性质的国家金融市场和多种构造的金融部门，呈现出一个完善的统一化市场。

（二）国际金融市场证券化。在全球经济恢复发展中，国际银行贷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国际银行信贷整体额度达到的比例为86%，这个时期是信贷在国际金融当中的最佳时代，然而，后期信贷同期比例呈现下滑的趋势，在很短的时期内，国际融资模式由之前的银行贷款改变成为证券。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国际银行的贷款额和国际证券的融资额二者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国际银行贷款率持续下降。发展到今天，证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经占有十分稳固的地位，必须要在顺从形势的同时把握好这种改变的机遇，这才是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

（三）创新发展形势。所有事物想要发展都必须要创新，这样才能屹立不倒，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当前存在很多复杂的因素，分别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全球经济发展属于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次贷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虽然处于缓慢恢复的阶段，但是还留下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致使世界经济的完全恢复存在较多阻碍因素。而金融创新属于其中一个切入点，即通过新兴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多项金融新业务的发展，避其锋芒而行之，逐渐缓解因次贷危机造成的全世界经济发展疲劳的尴尬局面。

二、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因素

（一）金融产品风险转变成资源价格风险。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美元利率与汇率产生较大的波动，显示出其金融产品拥有不稳定的特性，致使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新的风险。针对这一情况，若使用美元模式对于资产实施定价，那么将会造成资产风险较高，进而导致国际金融信誉问题更加明显和严重。这种问题表明了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金融产品与资源价格这两种风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金融产品风险具有朝着资源价格风险转换的势态。另外，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美元占有无法替代的位置，只要是美元存在不稳定提升和下降的现象，那么均会造成资源价格大幅度的升高，进而造成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对于国际金融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每个国家的金融资源战略不一样，这也会在某个程度上导致资源价格风险出现。如果资源价格风险因为未获得及时的应对策略，导致不断恶化，将很有可能导致国际危机，因此，一定要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政策方面的调整控制，不断提升风险防范的意识。

（二）价格风险转变为制度风险。自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对于国际金融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用风险，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形势处于深入拓展当中。这些风险的日益演化将很有可能由之前的价格风险慢慢转变成监督管理制度方面的风险。不管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哪个种类的风险，均会对于金融市场的顺利运行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风险的不断扩大，最后都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产生，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金融部门信用失去控制这种局面，特别是价格和制度风险等等。因此，风险转变必须要由各个国家对其给予高度的重视，同时主动采取相应的防控手段，尽量减少风险发生的几率及其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转为投资全球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推进，每个国家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与此同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密切。例如，各国收益和价格之间差距缩小、资本期望收益与资本流动速度存在趋同等。这种持续提升的密切性会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十分容易产生资本流动过强的现象，这对于投资全球化新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除此之外，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的收支均衡和价格竞争等相关问题对于风险转变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结束语：通过本文对国际金融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因素的进一步论述，使我们了解到自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金融市场慢慢朝着国际化方向衍变，人民币和外汇等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空前的发展。这就代表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求业内人员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系列机遇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避开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价值。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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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LEI系统的构建[J].世界经济研究，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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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动态关系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06：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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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研究[D].吉林大学，2013.

[4]董杰.国际金融市场的动态传导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D].

电子科技大学，2013.

第3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Fleming等(1998)利用1983年1月3日到1995年8月31日的数据，对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之间的信息和波动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三个市场之间具有强的相关性，且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三个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更强。Ilmanen(2003)通过研究美国股票和债券的相关关系，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时期内呈现不同特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为正，但在30年代早期和50年代晚期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为负。Kim等(2006)收集了欧洲、日本及美国1996-2006年间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的日收益率数据来检验国际金融市场在不同时期相关系数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汇率风险的降低增加了市场之间的关联性。Cappiello等(2006)使用非对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CC)模型对欧盟成立前后欧洲几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欧盟成立以后，欧盟内部的欧洲国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性要显著大于欧盟外部的欧洲国家。郑振龙，陈志英（2011）基于A股综合市场收益率和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是时变的，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预期通货膨胀率是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主要因素。胡秋灵，马丽（2011）采用2006年11月至2011年2月沪深300指数与我国债券总指数日对数收益率数据，基于股票市场牛市、熊市、反弹、震荡等行情，分别运用BEKK-MGARCH模型分析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波动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不同行情下，两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当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或熊市行情时，只存在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当股票市场处于反弹行情时，两市场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当股票市场处于震荡行情时，两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影响因素。

Harvey(1989)认为经济增长率与市场风险通过影响实际利率与公司利润对股票价格与债券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股票收益率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相关。Campbell和Ammer(1993)使用对数线性定价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美国战后的月数据，研究得出：股票的超额收益主要受有关未来股票超额收益的信息的影响，10年期债券的超额收益主要受有关未来通货膨胀的消息的影响，解释了美国战后股票和债券的超额收益几乎不相关的原因。Fleming,Kirby和Ostdiek(1998)认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波动关系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影响两市场交易主体预期的共同信息；二是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行为。Stivers和Sun(2002)研究了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对股票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由于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行为，债券收益率受股票收益率变动的影响，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随着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变化。Forbes与Chinn(2003)将一个国家市场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为国际因素、区域因素与国家自身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因素与区域因素是股票与债券收益率联动的重要决定因素。Connolly等(2005)发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与股票市场波动率和换手率负相关。在低（高）隐含波动率时期和未预期的低（高）换手率时期，股票和债券的相关性是正（负）的。Baur(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程度更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证券市场的的影响，而不是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家间金融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强使得投资者更加频繁地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重新配置资产，进而使得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系数较低。Andersson等(2008)研究了通货膨胀、股票市场波动率以及预期的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通货膨胀预期时期，股票与债券价格同向运动；在低通货膨胀预期时期，股票与债券收益负相关；股票市场的高波动率会导致股票与债券价格的解耦；预期经济增长率基本不会影响股票与债券的相关性。Yang等(2009)选取美国和英国1855年至2001年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月收益数据，研究了不同宏观经济背景之下（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美国和英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相关系数的变化规律不同，美国债券市场在转移股票市场风险和提供多样化收益上起到的作用大于英国；短期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会同时增大美国与英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Baur和Brian(2009)选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8个国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数据，分析了flight-to-quality以及flight-from-quality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在市场之间转移提高了金融市场动荡时期不同市场之间的关联程度。Baele等(2010)以利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和现金流增长率作为状态变量，以风险厌恶、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因子作为潜在变量，利用半结构机制转换模型研究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解释股债相关性时，流动性因子起着重要作用，宏观因子的贡献并不大。王茵田，文志瑛（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之间的波动相关性，研究发现宏观环境变化对两个市场的波动相关性会产生显著影响，且宏观环境对市场波动相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另一市场的传导而间接发生作用。

国内外相关文献评价

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联动性，以及影响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的因素都作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不过，也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1、缺少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加和背景下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研究。已有文献多研究某一段历史时期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或某一危机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与平常时期相比的不同表现，几乎没有研究针对“双危机”加和背景。

2、缺少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主要影响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的研究。已有的关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没有区分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导致已有研究无法把握不同时期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真实原因，容易导致政策制定者应对措施的不适当。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加和时期为背景，分析不同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以及影响程度的强弱，以使反危机政策更具针对性。

模型的构建

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影响金融市场之间联动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外部因素对不同金融市场的共同冲击使其具有相关性，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由于受美国金融市场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共同冲击而联动；一种是内部因素的影响，使不同金融市场相互关联，例如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行情的变化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产生影响，国际上习惯上将后者称之为纯相关性（pureco-movement）。本文将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外部共同因素与纯相关性因素分解，前者称之为国际因素，后者称之为国内因素。设定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总体回归模型分别为（1）、（2）。其中，Rs和Rb分别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f为影响市场收益率的因素，βs、βb为回归系数，εs、εb为随机动项。

若样本容量为n，则两个市场收益率的样本相关系数及残差相关系数见（3）和（4）。设模型（1）和模型（2）中f表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国际因素，ρ为这两个市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则ρ''''表示在给定f的情况下，Rs和Rb的偏相关系数（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可以用来近似测量排除了国际共同因素的冲击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纯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ρ和ρ''''的联合特征衡量不同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联动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例如，如果一个时期的ρ和ρ''''都是正的，且ρ''''低ρ高，就可以推测两个市场之间的联动主要受国际因素影响；若ρ低ρ''''高，就可以推断这两个市场之间联动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如果国际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是负的，则剔除国际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增强了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性；如果ρ和ρ''''相等，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性完全由国内因素解释，这时βs=0，βb=0。在危机事件冲击下，从ρ和ρ''''变化的联合特征同样可以推断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ρ增加，而ρ''''减少或不变时，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际因素；相反，当ρ减少或不变，而ρ''''增加时，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内因素；若ρ和ρ''''同时增加，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同时受国际和国内因素影响；若ρ和ρ''''同时降低，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主要受其他区域因素等1的影响。具体见表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中信公司和美国标普公司合作推出的中信标普300股票指数和中信全债指数作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指数数据；选取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巴特来债券综合指数（前身是雷曼美国全债指数）作为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指数数据，进而衡量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之所以选择美国金融市场来代表国际金融市场，是因为，第一，美国是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的变化会通过传染效应对他国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即使在欧债危机背景下；第二，美国一直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变动会通过实体经济渠道传染至我国；第三，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为主，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变化会通过金融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市场。本文所有的原始数据均为日数据，并使用（5）式将各市场指数数据转化为对数收益率（以下简称收益率）。其中，It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t日的收盘指数，It-1为t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如果遇到休市或者节假日，本文默认节假日或者休市期间的指数等于休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这样我们共收集从2007年1月4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的1342组交易日指数数据，换算成收益率之后共得到1341组日对数收益率数据。本文中模型（1）和模型（2）的具体形式见模型（6）和模型（7）。其中，RST和RBT分别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RUST和RUBT分别为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期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样本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股票市场收益率、美国债券市场收益率、股票市场收益率序列均为平稳序列。从表3及图1和图2可以看出：（1）RBT和RST均围绕“0”值频繁上下波动，再次证明了RBT和RST是平稳的。（2）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比债券市场高，波动幅度也较大。（3）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最大值及最小和次小值分别出现在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这三个时间段内。其原因是：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股票市场受到较大冲击，投资者转向投资于相对较安全的债券市场，flight-to-quality效应使我国债券市场受到积极的影响；而在2009年开始的债务危机中，纯传染效应的存在使我国债券市场受到波及。对比来看，股票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波动明显，跌幅较大，在2010年和2011年债券市场波动较大的时期内，股票市场也有所波动，与债券市场明显不同的是，股票市场在2009年7月到9月也有较大的波动，原因是我国股票市场比债券市场的开放度高，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比较敏感，因此比债券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危机的冲击反应更迅速。表4是滞后两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我国股票市场是债券市场的格兰杰原因，但债券市场不是股票市场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当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均处于上升趋势时，投资者偏爱具有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但当股票市场低迷时，一部分投资者会将资金从股票市场转移到债券市场。在全样本期内采用60个工作日的滚动窗口，求得两市收益率的样本相关系数和残差相关系数共1282组，绘制成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图。由图3可知，第一，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在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时期波动幅度比较大，两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分别为0.489418、0.492184，最低值分别为-0.304722、-0.308311，这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会增加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降低两市场的分割程度；第二，除个别时段，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走势相似，距离较小，说明从整个样本期上看，国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不同时期和事件窗口下，国际因素影响程度的变化将在接下来的部分具体阐述。

2、不同样本期的比较。

以2007年8月3日欧美股市全线暴跌和2009年12月8日惠普下调希腊信贷评级为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点，将整个样本期分为美国金融危机前期（2007年1月5日至2007年8月2日，简称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2007年8月3日至2009年12月7日）和欧洲危机发生后的“双危机”2叠加时期（2009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24日，简称“双危机”时期）三个阶段。从表5可以看出：（1）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时期为正，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时期均为负，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我国股票市场在“双危机”时期的收益率比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收益率更低，说明“双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冲击更大。（2）我国股票市场的标准差在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双危机”时期分别为2.486646、2.442186、1.416363，合高风险高收益特征。（3）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时期为负，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时期均为正，说明在平常时期，我国投资者偏爱股票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了债券市场。另外，我国债券市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收益率的均值大于“双危机”时期，表明欧债危机对我国债券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4）我国债券市场的标准差在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双危机”时期分别为0.049229、0.081754、0.059202，依然符合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如表6所示，滞后阶数为2时，由三个时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在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一部分风险规避者坚持投资债券市场，以获得稳定收益。（2）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也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影响我国股票市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因素，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立即（同期）传导到债券市场而没有延迟。（3）在“双危机”时期，股票市场是债券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但债券市场不是股票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原因是在“双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且我国股票市场的开放度高于债券市场，因而对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图4-图6分别为三个时期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图4-图6可以看出：（1）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基本上大于0但绝对值较小，说明在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总体上正相关，但分割现象依然存在；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基本小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国内因素对二者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不高，在平常时期，国际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这一时期内国际因素对两市场联动性影响比较大的是2007年3月至4月上旬，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相差最高达到0.06332。（2）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2007年8月美国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国际股市崩盘的传染效应引发国内股指大跌，投资股票市场的风险大增收益大降。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致使大规模资金从股票市场流向收益较有保障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由正转负。这一时期动态样本相关系数也基本小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国内因素对二者联动性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国际因素对两市场联动性的影响比平常时期明显增大，特别是2008年6月至7月，2009年6月至9月，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和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相差最高达到0.16772。（3）在“双危机”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负转正，二者绝对值平均值为三个时期中最高（如表7），说明“双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在这一时期最强，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等的共同作用使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者根据股票市场的变化决定资金是否流向债券市场；另一方面经过美国金融危机的洗礼，我国证券市场的分割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这一时期，其中201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3月至4月、12月至2011年1月以及2011年8月至11月等多个时间段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在这些时段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另外，动态样本相关系数曲线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距离在三个时期中最大，也说明了“双危机”时期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影响最强3、事件冲击。

本部分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市场的典型事件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采用30个工作日的窗口期（[T-30,T+30]）考察ρ和ρ''''的大小及其变化，分析不同事件冲击下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表8为不同事件冲击下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变化情况，选取从美国金融危机开始至“双危机”时期内的九个典型事件；图7至图12为对应的时间窗口下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图。2007年8月3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由表8和图7可知，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这次事件的影响下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由0.017764升高至0.464974，残差相关系数由绝对值0.017420升高至0.468302，说明在此事件下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同时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且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增强；并且，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市场的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小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说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因素是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5月2日，美联储在一年多的救市之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此影响下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由0.094475增加至0.314789，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0.094395增加至0.347605，这说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同时影响两市的联动性，也说明了危机期间国际金融市场的利好消息会增加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而且2008年5月2日之前，两市场的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多小于或等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而2008年5月2日之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说明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市场利好消息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的影响不及利空消息的影响大，因此，国内因素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这时投资者更加消极，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负相关且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股票市场的不景气使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妥的债券市场进行投资；2008年9月15日之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且两者的差较大，更进一步表明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使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更大。图8标普下调希腊债券至“BB”级2010年4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债券评级至BB级别，5月2日欧盟与IMF启动救助希腊机制。如图8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0.074839上升到0.134337，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0.115027下降到0.089358，表明这一时期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是国际因素；并且总体上看，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更进一步表明“双危机”时期，国际因素是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因素。图9标普下调希腊政府债券至“CC”级2011年7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债务评级至“CC”级别，前景展望为负面。如图9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ρ由0.340576下降为0.167488，ρ''''由0.403674下降为0.132714；2011年7月27日之后，多数情况下ρ''''大于等于ρ，说明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反而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原因是，长时期有关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消息使得我国投资者对负面消息的敏感度降低，特别是，市场认识到我国债券市场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投资者的心态又回到平常时期。2011年11月28日，穆迪宣称欧洲债务危机正在威胁欧洲国家的信贷情况。如图10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由0.042976升高至0.276255，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0.015679升高至0.263431；并且2011年11月28日之后，ρ''''小于ρ，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又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因素。原因是债务危机由欧洲个别国家延伸到几乎整个欧洲，使我国投资者对我国债券市场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担心加剧；另外，从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动态样本相关系数曲线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距离与其他事件相比最大，这说明，这一事件的冲击下，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最大。

小结

第4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孔铭：维维股份5月30日公告称，公司董事会通过了与兴义市政府、贵州醇酒厂、贵州兴义阳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兴义阳光”）等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据将签署的投资协议，兴义市政府、贵州省黔西南州政府将贵州醇酒厂酒业资产划转至国资所有的兴义阳光后，兴义阳光以酒业资产项下的约941亩地块作为出资资产，该部分资产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结果作价1.33亿元，兴义阳光以此占比19%，与维维股份、红石泰富合资成立新贵州醇酒厂。维维股份将现金出资3.57亿元控股新贵州醇酒厂51%股份，红石泰富将出资2.1亿元持股30%。

对比原框架协议设计，维维股份与红石泰富在合计控股新贵州醇酒厂81%股权的交易中拿到了一个较为优惠的出价。此前曾预计，兴义阳光资产公司以1.7亿元出资占股19%，维维股份占比51%的出资则在5亿元左右。而据公告披露，当地国资最终用于出资的仅为酒厂部分土地，将贵州醇酒业价值亿元的商标、专利和房产等资产剔除，由此使得维维股份和红石泰富的现金出资维持在较低水平，而后续的再收购实际不用再花费维维股份“真金白银”。

贵州醇酒厂现在的产能在2万吨左右，品牌、工艺及在高端白酒布局上具有巨大潜力；与其相近的参照物郎酒在2011年酱香型白酒产品销量总量14079吨，销售额达到64.8亿元。酱香型白酒的典范、沪深两市第一高价股贵州茅台，目前销量在10000吨多一点，2011年销售额184亿元。可见，贵州醇潜力多么巨大。一旦维维股份正式入主后，贵州醇将有望重回白酒一线阵营。

《动态》：在房地产行业政策走向颇为微妙的当下，贵州地产龙头中天城投投10亿逆市拿地，这对股价有何影响？

孔铭：在土地市场上沉寂一年多后，公司5月30日公告称，近期斥资10.29亿元，通过公开挂牌竞买方式，取得了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和“未来方舟”项目后续用地两宗地块。

而公司上一次获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还要追溯到2011年3月9日。两地块中，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最为市场关注。该地块处于金阳新区核心，紧临贵阳市行政中心及公司投资运营的贵阳国际会展中心，区位条件十分突出。金融中心建成后将成为贵州金融机构聚集中心、金融市场中心和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将对贵州金融机构总部和区域总部布局产生深远影响。该地块合计成交金额7.72亿元，土地用途为住宅、商服用地。此次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用地摘牌，是贵阳金阳新区落实“引银入黔”、增强贵州金融造血功能，助推贵州跨越发展的核心抓手项目，也是中天城投集团金融业发展的多元化战略布局的坚实一步。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已有贵州银监会、贵州保监会、华创证券、多家金融机构达成入驻协议。对中天城投而言，拒绝观望，积极关注和取得优秀地块，是其坚持的一贯原则。今年三月中天城告，拟斥资3.3亿元成立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一系列的举措表明，中天城投在经营好地产和矿产两大主业以外，正积极布局金融行业。涉矿、涉贷都是今年的热门，中天城投无疑具备了良好的潜力，后市看高一线。

第5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转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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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关键词：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紧迫性

1.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金融形势所迫

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也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货币及其它金融工具失去了国界的屏障，使得一国的金融安全和稳定与其他国家金融的安全和稳定息息相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融秩序仿佛进入了“无制度”时代，便捷的电子化交易系统使得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形同“幽灵”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荡”，国际金融市场面临较大的投机空间，且投机的“传染效应”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破坏性急剧攀升。世界政治也向多极化格局的方向发展，使世界货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既相互抗衡又联合妥协的局面，使各主要国际性货币的汇率经常出现巨幅波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日渐明显。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还越来越气象万千：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与金融业务广泛融合，以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业务所取代，多头化的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得金融的涵盖面越来越广，货币、信用、票据、证券、保险等金融要素，交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统一而广泛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间接融资方式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受到迅速发展的票据、基金、证券等市场型直接融资工具的挑战，使得银行与种类繁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及工商企业等，均成为金融市场上地位平等的交易主体。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这些创新变化和鲜明特色，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它们决定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规制和各国金融政策必须在原有基础上需要不断得到改革和升级，特别由政府调制金融发展战略，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务。面对这样的国际金融形势，我们应该认识到,归根到底金融竞争需要人才来参与，金融改革需要人才来操控，金融风险需要人才来提防。培养既懂得国际业务规范和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有机结合起来，并能够从全球视角把握中国金融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迫切。为此，中国必须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步伐的同时，也加紧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的开发。

1.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对外开放急需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迈开了市场化的步伐，逐步培养出了大批“懂专业，会操作”的金融人才。但由于金融业国际化步伐比较慎重，因而，金融体系还没有彻底摆脱垄断经营、粗放经营和封闭经营状态。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偏低，国际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强。与此相应，人才的培养也比较注重国内金融人才培养，忽略国际金融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内向型的特征，导致国际金融人才短缺，这是中国金融业人才资源的基本状况。虽然我国金融机构也与国外金融机构存在种种业务联系，但直接竞争的机会不多；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也有国际金融专业及课程，但中国学生对国际金融知识的运用和外国金融机构的运作都缺乏短兵相接的认识，所学知识大都还只局限于纸上谈兵。

这种国际金融人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已经开始履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一方面允许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并与国内银行业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从而使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呈现出激烈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是中资银行在海外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新业务，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银行业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就不仅指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而是还要在国内与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银行竞争。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金融业要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竞争，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国外金融机构如何适应中国国情，更不是中国政府如何为本国金融业提供保护，而是中国金融业如何以积极的态度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

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中国金融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地运行和发展，关键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人才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谁拥有顶尖的人才，谁就拥有一流的竞争力，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实质上还是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实质上又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因此，回应新的时代呼唤，必须加紧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还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和举措

2.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

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明确其标准。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总体而言是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广阔的全球经济视野、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具体表现如下：

（1）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首先必须爱祖国、爱人民，具有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觉悟。因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媒介和枢纽，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的安全与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风云变幻中，以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切实维护好、发展好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2）具有广阔的全球开放视野，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洞察全球经济动态的目光。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经济优势需要贡献于国际市场，经济劣势也需要求助于国际市场。这些都必须依赖于国际金融人才把握时代金融脉动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不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找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

（3）具有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敢于参与国际竞争，又善于进行国际合作，具有与对手周旋和共舞的能力。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主要特点都是国际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如何做到该竞争时就竞争取胜，该合作时就合作双赢，需要国际金融人才具备高超的国际应变和交道能力，既能够熟练地应用外语进行国际交流，又能够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平台上自由转换，还能够精通国际游戏规则。

（4）具有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要能言善管，又要能写会算，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和实践功底。没有深厚理论基础的人必然盲目短视，没有深厚实践基础的人必然夸夸其谈，这都难以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高要求。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理论上既要熟悉传统的金融理论，又要熟悉现代金融理论；在实践中既要掌握金融财务技术和计算机技能，又要熟练掌握数理分析和网络信息处理等现代实践技能。

（5）具有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能够参与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创新，具有敏锐洞察力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开拓金融创新能力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最重要的能力和最本质的属性，决定了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地竞争力。不仅是微观金融的创新主体，争当在金融实践前沿活动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观察家和实践者；对宏观金融政策操作和金融制度创新，也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推进作用。

2.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举措

目前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如期而至，中国急需造就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采取既积极快速又切实可行的举措。

（1）要进一步改革金融专业高等教育。扩大对国际金融专业的资金投入，扩大国际金融专业招生计划，并将学历教育、专业资格认证和在职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打通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的快速培养通道，逐步扩大本科直接连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规模和渠道。

（2）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博士后科研队伍。凡是负责培养当前急需的国际金融高层次人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条件具备、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没有设站的应加快设站进程，已经建站的应适当扩大招收名额。

（3）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国际金融的公派留学生，和大力支持国际金融的自费留学生；另一方面抓住当前海外留学人员趋向回国创业的有利时机，注重鼓励和吸引海外国际金融学子和人才回国效力；还可积极主动地吸纳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才。

（4）加强国际金融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根据世界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校为主，动员社会力量，丰富培训形式，充实培训内容，建立起“四结合”的培训体系。即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相结合；长期班和短期班相结合；实践锻炼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继续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

第7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教学方法；互动式教学

国际金融课程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主要分析和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间货币运动规律、国际金融业务、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以及内外均衡的实现等问题，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应用理论学科，目前在全国各个财经类和非财经类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也是考研的热门专业之一。由于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要求熟练地掌握西方经济学、货币金融学的原理，而且也与现实的前沿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认为要学好该课程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提高《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效果，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知识，以求达到教学效率的最大化，探索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根据《国际金融》课程特点，我们在教学中以互动式教学为指引，设计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环节、安排恰当教学方式，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

一、《国际金融》课程特点决定了引入互动式教学的必要性

其一，《国际金融》课程内容丰富、课程的知识综合性和关联性强，既有宏观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资本流动理论等），又有微观实务（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也有政策的研究（如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研究和教学口径之宽广，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如果不能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往往会使学生产生畏难、放弃的念头，只求一知半解，无法真正融入课程学习。

其二，《国际金融》广泛的课程内容和应用环境决定了本课程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教学中不但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一般的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程序，如外汇交易实践操作、外汇风险管理、贸易融资业务等，训练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为学生做应用型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还要求学生能将课本知识与理论运用到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理解上，站在不同的角度从宏、微观层面更透彻地认识经济生活、理解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真正学以致用。这些教学要求，都需要学生的充分参与，使参与教学活动的教与学双方进行很好的信息传输，形成具有稳定的相互依赖性的教学交往活动。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教与学的统一，提高课堂互动质量。

其三，《国际金融》课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事件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教学中，教师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将最新的内容带进课堂。传统的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很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充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让学生及时、全面地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信息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数据和添加较新的统计资料等信息，有助于学生对最新的热点问题有一个全面认识。这一方式是学生自主选择接收信息，而不是被动接受，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互动式教学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针对《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笔者在教学中以互动式教学为指引，设计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环节、安排恰当教学方式，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探索、积累了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得到了初步的成效, 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进一步推行互动式教学的必要性。

（一）互动式教学之案例导入

案例导入也常被称为问题导入，它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案例中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思维，在轻松、自然的气氛中把学生引入课程内容。教师可以在国际金融教学过程中，以丰富的案例、生动的表象，如其广泛重大的影响、或者其中的趣闻逸事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设置独辟蹊径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在此基础上进行核心内容的教学。理论部分内容掌握后，再让学生对案例的认识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影响，并联系我国经济或地方经济的特殊性，分析其中的启示。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对课本内容的深入理解、融会贯通，也使得教师的授课更有深度与广度。

（二）互动式教学之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发挥学生自主性，并使其更大程度参与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策略。在讨论中，学生必须思维、倾听，作出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使学生的思维受到启迪，灵感得以突显，从而提出创造性的观点。课堂讨论的一般策略为：抛出主题——提出主题中的问题——思考讨论问题——寻找答案——归纳总结。教师在前两个环节是主导，学生在中间两个环节为主导，最后教师作主题发言，也可请学生代表做主题发言。这种方法主题明确，条理清楚，探讨深入，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互动式教学之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是通过对各种真实金融交易环境的模拟, 让学生身临其境, 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 增加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感性认识和领悟能力。如：利用某些证券、银行网站提供的在线模拟炒股、炒汇交易等免费资源模拟下单操作；利用学校现成的金融教学综合模拟实验室，模拟金融企业进行证券、期货、外汇投资分析和模拟交易。通过这样逼真的“实战”体验，容易使学生对学习保持长久的兴趣，养成对知识持久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学习的乐趣，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第8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第9篇：国际金融动态范文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四）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金融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陈东：“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6年8月，页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16，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380-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