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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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关键词:阐述性反讽; 指令性反讽; 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

    作者简介:石晓红,女,籍贯: 辽宁阜新,学位: 学士,职称:讲师。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9-0144-01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对反讽情有独钟,这种修辞手段几乎遍及她的所有作品,尤以《傲慢与偏见》为突出之着。小说中的主线为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达西之间的感情纠葛。幽默的笔触是简·奥斯汀作品的特色,而对于反讽的应用则是其作品成功的一大要素。从小说情节的设计到人物对话,简·奥斯汀将反讽利用的淋漓尽致,从而为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以下将以主线人物伊丽莎白及达西为例证明反讽言语行为理论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应用。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总体感情历程在《傲慢与偏见》中是以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中的结构反讽展现的。而在恋情的发展中,两人之间的交流则是以微观反讽中的四种形式展开,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及表达性反讽。

    1、阐述性反讽

    赛尔曾指出:“阐述性言外行为的言外之的是使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承担义务。”[1] 阐述性反讽即指说话者在发出话语是本身对命题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希望听话者能依据语境及命题的语义结构等领会自己所传递的反向意义。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在大多数的对话中借用了阐述性反讽。譬如:

    伊丽莎白与达西初识与社交舞会,当时达西对伊丽莎白并无好感,更甚者将伊丽莎白与其他“庸脂俗粉”视作一般,从而伊丽莎白在心中对达西埋下了一粒偏见的种子。尤其在姐姐简与彬格莱之间的感情出现误解的时候,伊丽莎白将此归咎于达西的暗中操控,而不满情绪在言谈中显露无遗。

    “你这样的安慰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伊丽莎白说。“可惜安慰不了我们。我们吃亏并不是吃在偶然的事情上面。一个独立自主的青年,几天以前刚刚跟一位姑娘打得火热,现在遭到了他自己朋友们的干涉,就把她丢了,这事情倒不多见。”  

    对话中伊丽莎白所提的“他自己朋友们”指的是达西及彬格莱小姐,当然在伊丽莎白心中达西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句中所示似乎在指责彬格莱的优柔寡断,但跨过这个表层含义,伊丽莎白真正想指责的其实是达西的干涉行为。

    2、指令性反讽

    指令性言外行为所指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话人去做其话语传递的动作。[2]然而,如果在说话人发出命令或要求时,听话人根据所处语境及上下文分析得出相反的意图,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即为指令性反讽[4]。例如:

    在伊丽莎白与达西经历了初识的尴尬相遇后,达西已渐渐对睿智的伊丽莎白产生了一丝眷恋,而伊丽莎白却依旧被偏见蒙蔽了双眼。当二人再次在舞会相遇,达西终于鼓起勇气邀伊丽莎白共舞,而伊丽莎白依旧不忘讽刺达西的傲慢。

    “现在该轮到你谈谈啦,达西先生。我既然谈了跳舞,你就得谈谈舞池的大小以及有多少对舞伴之类的问题。”这句话的命题内容是伊丽莎白对达西进行指令性的要求,伊丽莎白通过这一指令所传达的本意是讽刺达西的“傲慢无礼”,并希望达西也能接收到这重字表意义下的深层讽刺含义,从而了解自己对他的态度是怎样的不屑。

    3、承诺性反讽

    赛尔曾指出,承诺性言语行为是说话者承诺完成某种动作或行为。[3]而当说话者违背了承诺性言语行为所遵循的诚意原则时,此种言语行为则具备了反讽性质,即当说话者发出话语或作出承诺时,本身却没有能力或不情愿去实施该诺言或动作,此时就形成了承诺性反讽。譬如:

    当达西在彬格莱的府邸邀请伊丽莎白跳舞时,伊丽莎白抓住机会对达西冷眼相对:

    “噢,”她说,“我早就听见了;可是我一下子拿不准应该怎样回答你。当然,我知道你希望我回答一声‘是的’那你就会蔑视我的低级趣味,好让你自己得意一番,只可惜我一向喜欢戳穿人家的诡计,作弄一下那些存心想要蔑视人的人。因此,我决定跟你说,我根本不爱跳苏格兰舞;这一下你可不敢蔑视我了吧。” 

    在伊丽莎白的话语中,表层含义似乎是在承诺自己有揭穿别人伎俩的爱好,但事实上是借助此类话语表达自己对达西的不满和偏见,希望达西能了解自己心目中他就是那种“存心想要蔑视人的人”。

    4、表达性反讽

    赛尔认为:“表达性言外行为的言外之的是对命题内容标明的事物状况表达说话人的某种心理状态” [4]。在此类话语中,通常有表示感激,恭喜,遗憾等类的词语,例如 “thank”, “apologize”, “congratulate”, “condole”及 “welcome”等。然而如果听话人在说话人的话语中并没有得到表层含义的谢意或歉意,相反却理解了话语深层的反向含义时,就形成了表达性反讽。例如:

    伊丽莎白对于韦翰最初是充满了幻想和好感的,从而聪慧如她也难以免俗的单方面听信了韦翰对达西的责难,这让伊丽莎白对达西有了更强烈的反感。当达西善意的提醒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义气地”为韦翰辩驳。

    伊丽莎白加重语气回答道:“他真不幸,竟失去了您的友谊,而且弄成那么尴尬的局面,可能会使他一辈子都感受痛苦。” 

    对话中,伊丽莎白似乎为韦翰失去达西这样的朋友感到遗憾,而实则是对达西的“不良”行为感到不齿,觉得韦翰失去达西的“友情”并非什么可惜或遗憾的事,而应该是值得庆幸的。

    5、结语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对反讽的应用处处可见,不仅仅限于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的交流,在更多的角色设定上,反讽言语行为也得以发挥并使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更加的生动。因此在分析及欣赏文学作品时,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结合反讽理论而形成的反讽言语行为理论有助于理解作品主题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关系。

    参考文献:

第2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论文摘要：语用学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研究文学语言特色的有力工具。本文借助语用学理论中格莱斯会话含义的合作原则来分析《白象似的群山》的语言特色，以揭示小说中人物的鲜明性格、交际意图和关系。

论文关键词：言语表现形式；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

《白象似的群山》是20世纪美国着名作家海明威颇具特色的短篇小说之一，该小说语言简明清新，内容蕴含丰富。海明威通过巧妙安排句法结构、精确的用词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一系列对话的描摹，很好地呈现了两个男女主人公微妙的心理变化。

这部小说中人物没有确切的身份，整个故事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历史时间，只是截取了一个名叫吉格的年轻姑娘和一个美国男人在西班牙某个小火车站的酒吧门口喝酒候车时的一个生活片段，而二者间的身份、关系则是通过一系列对话呈现的。仔细研读这番对话，会发现男女主人公之间逐渐凸显的不和谐关系及其鲜明的性格特征，语用学理论中格莱斯会话含义的合作原则为研读这部小说的语言特征提供了新的方法。看似平淡无奇的一番对话，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形式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捕捉其交际的意图和行为，洞察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

合作原则是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为弥补索绪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提出的。格莱斯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都有着一种默契的合作，说话人和听话人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使整个交谈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流的目标和方向，这种合作使他们能够持续进行有意义的言语交际。¨合作原则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质量准则、数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遵循这四条原则，能促使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达成默契，以顺利完成交际。但在实际交际中，人们常常出于礼貌或其他原因有意违反这四条准则而产生言外之意。合作原则为我们赏析小说中的对话提供了新的方法。小说《白象似的群山》中违反合作原则次准则产生的言外行为较为丰富。

一、违背数量准则的言外行为

数量准则包含两个方面：(1)使自己所说的话达到所要求的详尽程度；(2)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数量准则规定了人们说话时应提供合适的信息量，不应多说，也不应少说。如果违背数量准则，会产生相应的语用效果。违反数量准则的言外行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靠超出必要信息量的信息产生言外之意，另一种情况是话语中有意减少必要的信息量，从而含有某种言外之意。

在《白象似的群山》开篇对话中，女孩吉格问男孩“我们该喝点什么呢?”男人的回答是：“天太热了!喝啤酒”。对话之初，男主人公就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女孩只是问喝点什么，而男主人公则附加了信息。天太热了，女孩用了“我们”和较为委婉的“应该”，而男人则不假思索地决定喝啤酒。可见对话中的这个美国男人有着很强烈的权力意志。尔后，在等待侍者奉上啤酒的空档中，女孩望着远处的群山说：“他们看上去像白色的象群。”男孩喝着啤酒漫不经心地说：“我没见到过”。此番对话使得两个年轻恋人之间的冲突逐渐产生。吉格觉得远处的群山像白色的象群，男孩则不以为然地辩解道，“光凭你说我没见到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以看出在这段对话中女孩用象群来比喻远山的说法显然是她个人感性的观点，而男孩对自己的异议进一步补充说明则有意违背了“数量准则”中的次准则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而吉格对男孩的反讽则进一步加深了二者对合作原则的违反程度。

二、违背质量准则的言外行为

格莱斯有关质量准则包含两个次准则：(1)不要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2)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小说中随着两人进一步的交谈，读者逐渐获悉是女主人公吉格的怀孕使得男人感到心烦，希望女人做流产。而女人的回答言不及义，经过一段关于山和酒的开场，男人首先提出手术，随着交谈的深人，他们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如文中这段对话：

吉格：我们能再喝点别的吗?

男孩：好的。

男孩：啤酒很不错。

吉格：太好了。

男孩：吉格，那真的仅仅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手术。我知道你是不会介意的。

上述对话中，年轻男人借着女孩问他再喝点什么的机会趁机又想说服女孩去把孩子作掉，甚至把在女孩看来非常紧张的手术说成是一个简单的只需注入空气就一切正常的手术。显然男孩在这段言谈中刻意地违反了质量准则，他对女孩期待的回答由于口是心非缺乏真诚而产生了言外之意。年轻的吉格要承受失去孩子的身心痛苦，因而有着复杂的心理和情感，而男人则坚持让她流产。因此二者之间以往那种平衡、和谐的关系逐渐打破，冲突则进一步升级。

另外一处明显违反合作原则的对话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两人的分歧达到紧张的程度。两人话语交锋的中心是是否做流产手术的问题。

男人：好的，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不必勉强自己。如果你不愿意我是不会让你做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手术。

吉格：如果我接受手术了。你会高兴吗?你会爱我吗?

男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并不担心这个手术，因为相当简单。

吉格：那么我就做吧。因为我并不在乎我自己，我只在乎你。

男人：如果你不愿意我是不会愿意让你做的。

这段对话中男人再次有意地违背了会话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于女孩而言，和怀孕的事相比，她更怕失去男人对她的爱。为了一如往昔的爱，她可以委屈自己承受流产的风险与痛苦，而男人不断地强调这个手术很简单，同时又重申他很在意，一如既往地爱女孩，要女孩知道他有多么的担心她，如果女孩不愿意，可以不去做手术。显然他说了对自己和对女孩而言都不真实的话，女孩作为听话者始终处于这番对话的弱势地位。

根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要通过言语成功地实施某一行为，必须满足一些“适合条件”，舍尔则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诚意条件和根本条件。要使任何言语行为得以成立，必须满足这些条件。言语行为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分析这段对话。作为对话中的男孩，也作为说话人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具备实施命令的条件；二是他对听话人吉格的要求虽然过分，但吉格在言语角色上的被动，无论情愿与否，她最终肯定会为了维持两人的爱而去执行男人的话。按照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男孩通过他的言行成功地达到了说服女孩完全听从于他的行为。因此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形象逐渐鲜明地呈现给了读者，年轻女孩微妙而复杂的心情，对爱情的珍惜；男人则呈现为固执而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

第3篇：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

隐喻；外显；内隐；规避手段；动态性；语用策略

1.话语意义的内隐特征

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语言的内隐意义。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不能完全依靠话语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说话者意思。Verschueren认为意义完全外显是不可能的，话语意义(utterancemeaning)总是要大于句子的字面意义。无论多么面面俱到，话语措辞所留下来的隐含信息总比能明确表达的更多。（Verschueren，1999：26－27）为研究话语字面意义之外的那部分隐含意义，J.L.Austin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并造了说话用意/施为力（illocutionaryforce）这一术语，他认为话面意义或句子意义（locutionarymeaning）和说话用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P.Grice则提出了会话含意理论（theoryof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并使用了含意（implicature）这一术语，表示“隐含之义”，与“所说内容”相对。（见何自然，陈新仁：2004：91）在此二人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用学可以认为就是研究言外之意的学科。（姜望琪，2003：3－4）言外之意的理解要依靠于语境和释话人的相关语境知识。Verschueren把意义（包括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的生成和获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把话语所携带的未披漏的信息世界叫做背景信息或者共有知识，因为必须假定这种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为发话人和释话人所共有。（Verschueren，1999：26）他把交际双方放入由心智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共同构成的语境中，语言交际中发话人和释话人依靠语言语境以及更深层次的这三个世界的背景知识。关联理论的提出者SperberandWilson则指出，话语与语境特征联系越小，意义就越外显。（SperberandWilson,1995:182）反之，话语与语境特征联系越大，则意义越内隐。Verschueren（1999：33－34）总结了传递隐含意义四种手段：前提（或者预设）、蕴涵、常规会话含意和非常规会话含意。常规会话含意由话语定词语的意义所决定，可以看作是使用特定词语的话语所常规带有的特征。而非常规会话含意则产生于具体的场合，其推导离不开对当时语境特征的把握。（何自然，陈新仁：2004：92）前三者是隐含意义传递的常规手段，可以加以策略性利用，而非常规会话含意则涉及外显意义的策略性回避。（Verschueren，1999：34）在书中的另一处，Verschueren（1999：156）指出了外显意义策略性回避的几种手段：会话含意、反讽、隐喻、礼貌和幽默。

2.隐喻：一种语用现象

隐喻（metaphor）一词来自希腊词metapherein，即metapherein，大体可以理解为带到字面的后面。（见陈嘉映，2003：374）隐喻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的实际含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隐喻的意义总是内隐的。对于隐喻的熟悉，学界经历了从修辞学到语义学再到跨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的几个阶段。现代隐喻理论对于隐喻本质的熟悉概括起来有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是一种语用现象、隐喻是两个不同语义领域的互动、隐喻是一种述谓现象等几种。（见束定芳，2000）这几种熟悉其实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隐喻进行的描述和解释，相互之间构成互补的关系。但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必须承认，隐喻意义的生成和理解都依靠于语境特征，隐喻是一种话语现象。用M.Black（1962）的理论来说，隐喻是一种以句子（话语）为框架（frame），以词为焦点(focus)的话语现象。（在更大的语境下，焦点不仅限于词语层面，它可以延伸至句子和篇章层面。）隐喻的判别必须在上下文中，在一定的语境里。在一般情况下用作隐喻的表达在某些情况下会回归字面意义，如死隐喻的复活或者语义的回归现象。例如，“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般情况下都作为隐喻表达来使用，甚至被视作一个死隐喻，表示不能惹的人或事物，但是假如在动物园的虎笼旁边贴上了这样一个告示的话，其意义显然已经由隐变显，回归了字面意义。离开了动物园、老虎和游人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物理世界，人们很难孤立地判定“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表达究竟是否隐喻。再来看一段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对打麻将的出色描述：

一次在他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引自熊培云“错过一百年”，天边社区网站之关天茶舍版，2004－2－20）

假如只从字面出发的话，是无法体会这两段话的深层含意的。孤立地看第一部分，读者可以认为这就是对打麻将的描述，是字面表达。但是结合下文看，第一部分显然是一个隐喻表达。麻将的颜色隐喻不同学术流派、学科和思想流派、政治见解（当然，对了解程度不同的人或许会得出不同的解释）；“打麻将”隐喻对学术、对思想或者对政治的态度；而“摸清一色”、“手忙脚乱”则分别指两种对待不同学术领域或者思想以及不同政治观点的态度。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读者的相关背景知识和心智世界，该语篇层次的隐喻是无法得到判别和建构的。

不但隐喻的判别需要语境，隐喻意义的理解也离不开语境。Parmegiani（1983）指出，交际者获自得义一般通过一下几个阶段：1.猜测将要说的内容；2.了解产生这一话语的语境特征；3.观察说话者的面部表情和手势；4.利用

文化形成的可能时间的世界知识。（见束定芳，2000：31－41）

JohnSearle（1979）在其著作《表述和意义：言语行为研究》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论述隐喻问题。他认为句子意义是话语意义的一部分，但是却不能穷尽话语意义。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字面表达无法准确传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义而使用了隐喻。Searle还引入了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来对隐喻现象进行解释。他举了以下例子说明话语意义对语境的依靠：

1.Sallyistall.

2.Thecatisonthemat.

3.It’sgettinghotinhere.

这些句子中，依靠语境的句子成分在句子的语义结构中都得到了外显表达：人们可以看到和听到这些指称表达（indexicalexpressions）。但是这些句子也仅仅决定了一部分真值条件，还有很多真值条件没有在句子的语义结构中得到外显实现。Tall和hot都是相对概念，对于一定语境来说的高和热在另外的语境下不一定为真。如在女性普遍身高较低的中国，170cm的Sally会被认为是高，但在女性普遍身高较中国高的俄罗斯，170cm的Sally只是一般身高水平，不能称为高。above也可以是相对的，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句子的真值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比如说，假如把猫和垫子一起放到失重的外太空中，在上下位置关系界定条件失去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说猫在垫子上吗？在字面话语（literalutterance）的情况下，说话者意义和句子意义是相同的，因此就所指对象作出的断言为真，当且仅当该断言满足词语（thegeneralterm）意义应用于一套共有的背景假设时所决定的真实条件。但是，在隐喻话语中，断言的真实条件不由句子和句子中词语的真值条件所决定。为了理解隐喻话语，释话者需要的不止是语言知识、话语条件意识、以及他和发话者共有的背景假设。

在Searle看来，隐喻表达的字面可以陈述为命题SisP，但命题SisP的实际含意却是SisR。对隐喻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计算R的值的过程。Searle指出了释话者解释隐喻话语时的三个步骤：

1．他必须有某种策略以决定是否对话语作出隐喻解释；

2．一旦他作出寻求隐喻解释的决定，就必须有一系列策略或原则来计算R的可能值；

3．他必须有一套策略或者原则来限定R的范围——以决定哪些R可能是发话者断言的S的内容。

相应的三个策略：

1．假如话语从字面理解有缺陷的话，就寻找与句子表面意义不同的话语意义；

2．在听到“SisP”时，要找出R的可能值，就必须寻找S可能与P相似的方式。在填充S与P相似的方面时，要寻找那些显著的、广为人知的和有区别性的P的特性；

3．回头看S，看R的多种可能值中的哪些接近S。

Searle还用图形形象地描述了隐喻句子意义与话语意义之间的关系：

简单隐喻话语：说话者说SisP，但是却意指SisR。即R只有一个值，或者一个隐含意义。

开放式隐喻话语：说话者说SisP，但是却隐喻性指向多种含意R1、R2、R3、R4等等。亦即R有多个可能值，或多个隐含意义。

死隐喻：原始的句子意义被忽略，句子获得了和原来的隐喻话语意义相同的字面意义。

Searle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隐喻是一种依靠语境来建构和解析的语用现象，隐喻意义的获取，即藉由P值推断R值的过程是一个意义由外显转向内隐的过程。

3.隐喻：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

Verschueren(1999)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不断从可供选择的语言范围（variability）中作出可协商的选择（negotiability）从而达到顺应（adaptability）交际的需要的过程。语境和语言结构在语言选择的过程中相互作出顺应，从而动态地生成话语意义。语言使用或者选择过程的动态性要注重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动态性与时间密切相关；其次，语境因素，如作为交际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他们的认知心理状态也都影响着顺应的动态性；第三，语言的线性结构序列特征对交际过程的许多现象起着制约作用。在Verschueren看来，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活动或者事件，如课堂教学、求职面试、公事晤谈、商务洽谈等。各种类型的言语活动构成不同的言语行为框架，但言语体裁的灵活性使言语使用者在各类活动的稳定框架范围内作出语用上的动态顺应。这样，话语意义的生成除了要考虑语境因素和语言结构因素以外，还要考虑使用不同的语用策略，这样才能作出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适切的语言选择，表达出符合语境的意义。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的策略，就是利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外显性和内隐性间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他把隐喻视作一种回避意义外显的语用策略。隐喻意义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时间、语境、语言结构和建构者的心智以及百科知识都是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不妨结合下面例子对隐喻内隐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进行说明，这一例子选自《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份10日刊登的作家池莉写的“上海的现实主义”：

上海的现实主义不是鹿茸，不大补；不是大黄，不大泻；不是吗啡，不麻醉；不是罂粟，不痴狂。上海的现实主义是冬虫夏草，兴味平和；是中国的温补，既补内虚，还固本生精，提高免疫力。这是我学过医的毛病，喜欢乱开处方。

套用Searle的公式，我们可以把池莉对上海的现实主义（S）的描述看作一个命题SisP（其否定形式则可逻辑表述为NotSisP），与P对应的字面表达是鹿茸、大黄、吗啡、罂粟、冬虫夏草、温补等。直接从字面理解的话，这个命题显然是有缺陷的，现实主义不是药品，也不是药品的属性，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域（这一过程显然已经涉及到释话者的认知能力和百科知识），因此必须寻找与字面意义不同的话语隐含意义，即R的可能值。根据Searle提供的第二个策略，我们应该寻找S与P可能相似的方式或方面。那么，上海的现实主义与这些药品的相似之处如何能得以建构呢？这就需要释话者对话语产生的时间、上海的城市性格特征以及池莉本人的背景（医学出身）加以考虑了。同时，话语本身的文字线性结构也给了释话者以提示（鹿茸之于大补、大黄之于大泻、吗啡之于麻醉、罂粟之于痴狂、冬虫夏草之兴味平和等皆提示了上海的稳重平和、脚踏实地、不急躁冒进等城市特征，即R的可能值）。这样，语境因素和语言结构的共同作用就通过释话者的建构动态生成了该隐喻表达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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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Searle把只有一个R值的隐喻视作简单隐喻，而有多个可能R值的隐喻则被称作复杂隐喻，或者开放式隐喻。一般来说，隐喻作为一种语用策略，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文字意义内隐的审美效果，是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是表达的婉转和礼貌。隐喻表达中本体和喻体的认知距离，或者说字面意义（P）与内隐意义（R）的差异程度构成文字表达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成就了隐喻的诗性，使得隐喻成为诗歌的语言。SperberandWilson（1995：236）也认为，总体而言，潜在含意范围越大，听话者建构该范围的责任越大，则话语含意越具诗性，隐喻越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一个好的隐喻应该是能作出多种解释的，能浓缩进多种隐含意义的隐喻。作为一种外显意义回避手段的语用策略，成功的、有创意的隐喻之奇之美就在于这种浓缩，在于一个随意使用的表达可以决定很大范围的可接受弱含意。（同上：237）

参考文献

Austin,J.L.1975.HowtoDoThingswithWords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2.

Searle,J.R.ExpressionandMeaning:StudiesintheTheoryofSpeechAct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Sperber,D.&WilsonD.1995.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1.

Verschueren,J.1999.Understanding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0.

陈嘉映，2003，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何自然，陈新仁，2004，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