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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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一、我县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的指示精神，按照培养选拔女干部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改进领导班子和领导队伍的结构，为女干部的成长成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女干部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目前，全县共有女公务员423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14 %，其中正科以上61 人，副科214人。在乡镇党政机关及县直机关单位任正科实职的女干部16人，占正科总数的26 %。在县直党政机关中有50%的班子配备了女干部，全县女干部参政议政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二、女干部培养选拔中面临的问题

一是思维模式禁锢了女干部的能力提升。相对于男同志来说，女性过于感性，缺乏理性思维。形象思维强，抽象思维相对较弱，缺乏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整体思维，因此在思考处理问题时，过于求稳求平的保守观念大大影响了女干部的宏观分析概括能力，遇到那些需要发挥创造力、想象力，需要打破常规的新思路、新举措，女干部便略显功力不足。同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80%的女干部安于现状，开拓创新意识不强，愿意从事办公、人事等事务性工作，对挑战大、发展空间大的岗位，不敢问津或不愿意尝试。在机关工作的女干部，75%对目前工作比较满意，不愿下基层工作，不愿轮岗交流，在一个岗位一干就是几年、十几年，工作经历单一，实践锻炼机会少，接触面不宽，基层工作经验欠缺，群众对她们了解不够。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83%的对工作现状不满意，认为基层工作环境差，工作压力大，待遇福利差，工作上不安心，希望能早点进机关。

二是传统观念制约了女干部的成长进步。现实生活中，传统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使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望大于对社会角色的期望，女性进入政治、经济等社会主导性活动领域的难度增大，进而造成了男女从政的社会环境不平等。在调查研究中发现，60%的家庭对女性从政特别是走上主职领导岗位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以来自丈夫与公婆的反对声犹为强烈。在对各单位的男同志进行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调查了解时，95%的男干部认为要加大女干部的选拔力度，提高女干部的任职比例，但对于女干部担任单位主职，其中却有58%以上不接受，认为“女不如男”、女同志“只能当配角、不能当主角”。从我县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全县教育、林业、公安、水利等22个县直单位的党政班子里，没有配备女干部。因此，妇女参政的意义还没有完全被社会真正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流露出了“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从总体上影响了女干部的选拔和使用。

三是家庭因素影响了女干部的创业热情。有资料调查，家务劳动中 80%以上是由女性来做，妇女每天用于做家务的时间为232.75分钟，比男性多150.85分钟。从政女性必须肩负事业与家庭双重担子，她们既要为事业倾注全力，又要为家庭尽职尽责。在单位是领导，要胜任岗位职责，在家是家庭主妇，要做“贤妻良母”，要承担“做饭”、“洗碗”、“洗衣服”、“收拾屋子、搞卫生”、“日常家庭采购”、“照料孩子”等日常家务劳动。家庭、事业的超负荷运转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抑制了女性从政水平的发挥。因此，如何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已成为制约女干部成长和发展的瓶颈问题。

第2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关键词：休闲渔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5－0305－2

休闲渔业是以渔业为基础、以渔业生产者为主体，对水产资源、环境资源和旅游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将渔业与旅游、观光、健身、餐饮等服务行业有机结合，以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区域经济和文化为目的的一种新兴产业。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结合体，通过水产产业链向旅游业的延伸并与之相耦合，使旅游业增加了新的特色、内容更为丰富。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尚处在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2000年农业部做出了关于调整渔业产业结构的部署，“渔业发展相适应的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在有条件的地方应积极鼓励、引导发展休闲渔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把渔业资源增值与休闲渔业结合起来，积极发展不同类型的休闲渔业”，由于近年来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得休闲渔业得到快速发展。从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条件及国外发展状况来看，休闲渔业在我国的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只要合理地利用好优良的环境、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休闲渔业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　我国自然水域环境条件为休闲渔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从海洋水域条件看，我国拥有渤、黄、东、南海4大海区，南北跨越近40个纬度，海岸线达18000km、海域的管辖区域300万km2，岛屿6500多个，岛屿岸线14000km，形成许多优良海湾。水深200m以内的大陆架宽阔，达150万km2，是日本的4.6倍。多条内陆河流入海，有机营养盐丰富、水质肥沃，形成海洋动植物栖息、生长、繁殖的良好场所，15m等深线以内的浅海区及潮间带虾、蟹、贝、藻等十分丰富，海洋鱼类2000多种。浅海滩涂约有2亿亩，可利用海水养殖利用的约有2000多万亩。

从内陆水域条件看，我国是世界上内陆水域面积最多的国家，约为17.6万km，占国土面积的1.8％。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繁多，河流占39％，湖泊占42.2％，水库占11.67％，池塘占8.01％，共有湖泊24800多个、河流5800多条。我国也是世界上内陆渔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多年来内陆渔业的产量位于世界各国之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05年我国内陆渔业产量约占全球内陆渔业产量的59.1％。加之大部分国土为温带、亚热带、热带，沿海区多处于温带或亚热带。水温适应于生物生长，为开发休闲渔业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2　我国的渔业形势促进休闲渔业的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的海、淡水渔业也随之快速发展，但是，渔业的发展形势却十分严峻。一是渔业生产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忽视了渔业资源特点，盲目追求产量，提高捕捞强度，使捕捞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造成渔业资源匮乏，捕捞力量严重过剩，大量渔船面临减船转产的严重局面。二是由于渔业水域环境污染，影响鱼类的繁殖、生长、甚至死亡。由于上述主要原因，使渔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事务副主席声称，目前约有52％的鱼类捕捞过于集中，16％的鱼类存在过度捕捞问题，另有7％的鱼类已经面临种群灭绝的危险。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开发新的渔业产业项目以保持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休闲渔业即是其中的重要产业之一。

3　国外休闲渔业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可靠经验

美国休闲渔业的发展历史久远，早在19世纪初，美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就出现了以垂钓俱乐部为主的、有别于商业渔业行为的垂钓组织，以会员和家庭的形式在湖泊、河流或近海海域中开展放松身心、休闲度假的娱乐垂钓活动。到了50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用于休闲娱乐目的的私家船艇大量涌现，为美国休闲渔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据估计，美国全国专供游钓的游艇(船)现在已达1800万艘，年收入达380亿美元，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参与了水上垂钓等休闲渔业活动。休闲渔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的休闲渔业的兴起是近十几年的时间。据2003年澳大利亚所做的全国休闲渔业和本土渔业的调查，参加垂钓活动的游钓者越来越多，花在钓鱼活动中的费用达18亿澳元。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都进行了一系列专项经济研究。带纹旗鱼是新南威尔士重要的比赛鱼种，仅这一品种在休闲渔业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当于这种鱼在延绳钓业中价值的27倍。休闲渔业产生的价值比一般渔业生产创造的价值要高得多，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推动休闲渔业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日本是个渔业大国，70年代开始发展休闲渔业，日本政府提出了“面向海洋，多面利用”的发展战略，实施了沿岸和近海渔场的整治和“渔港渔村综合整备事业”，并采取各种措施，发展休闲渔业。日本在休闲渔业发展中非常注重发挥科研的指导作用，开发出许多有效的污染监测手段和治理方法，使渔业水域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人工渔礁的投放，从根本上限制了底拖网作业，再加上人工放流各种鱼苗，使原本日趋衰退的近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恢复性增长，为休闲渔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4　发展休闲渔业是国民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休闲渔业是水产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的有机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在需要物质的同时也需要精神文明的沐浴。我国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群体已经具备了休闲时间和条件，对休闲娱乐需求日益增长，假日经济的商机巨大。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群众渔业是我国渔业生产的传统，捕鱼、养鱼、吃鱼、玩鱼既是休闲渔业的需求市场也是休闲渔业的供给市场。

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只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从自然条件、渔业发展现状及国民经济水平方面宏观分析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只要认真总结国内外的先进经验、进行科学管理，休闲渔业在我国就能得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勾为民.休闲渔业特征、发展动因、开发优势和产品设计.沈阳农业大学学报[J].2006.8(2)：196－198

[2]王琛，包特力根白乙.我国休闲渔业发展研究综述[J].黑龙江水产，2009，1，35－40

[3]刘兰等.休闲渔业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2004.4：23－24

[4]杨明生.节水渔业与淡水渔业的可持续发展[J].水利渔业，2002.22(2)：35－36

[5]曹朝清.渔业资源衰退原因和可持续发展对策[J].河北渔业.2007.2：4－6

[6]胡姝等.关于松花湖渔业可持续开发的建议[J].吉林渔业2007.1：43－44

[7]陈思行.美国休闲渔业现状.北京水产[J].2005，1：4－7

第3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一、校长角色的转型方向：从“管理者”到“治理者”

角色是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的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4]就校长角色而言，概括来看，目前中小学校长角色的界定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第一，中小学校长角色是组织管理者、师生服务者、教改推动者、经费筹集者、公关开展者、教学领导者和其他等。[5]第二，现代校长角色是指一个人在被任命为校长之后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社会和校长本人对校长行为的期待。在实践中，校长在不同的情境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管理者角色、领导者角色、监督者角色、教师角色和教学领导者角色，等等。第三，从校长角色职业化的角度来看，有学者指出，职业化校长的实质是校长的专业化发展。所有立足于校长专业化、职业化的各类研究，从宏观上展示了校长目前的三项主要工作――学校的组织和管理、教学的监督和领导、学校―社区关系的协调和维护，从而形成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行政干部这三种基本的校长角色表征。[6]

随着治理理念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实践，校长实现了由“管理者”到“治理者”的转变。以治理理念管理学校事务，建立多维度的治理机制，是学校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校长管理者角色与校长治理者角色的差异

有别于西方校长的公开聘任或民主选举，我国校长属于政府派任，其权利由政府赋予，必然形成校长纵向垂直型的集权管理结构。[7]这一管理结构是以规章制度为依据运转的层级化、专业化的金字塔式封闭系统[8]，该系统下传统的校长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必然无法契合教育治理对校长的要求。校长作为学校的一级管理者，承担着全面负责学校行政、教学以及文化建设的职责。在我国全面实践教育治理的背景下，校长不能仅仅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而应该以治理者的思维来规范管理行为。在传统管理定位及新型治理角色定位下的校长角色，亦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见表1）。

（二）校长治理者角色的特征

教育治理的典型特征是民主化，这种民主是微观层次上的参与式民主。[3]校长在学校内部以教育治理的理念开展管理工作，更偏向于多元主体对于行政事务的参与和自治。校长在扮演治理者角色的过程中，最突出的改变在于角色的职业化以及分权化。

1.角色的职业化

在我国，学校依附于政府开展教学活动，学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均由上级行政部门控制，同时我国校长的聘任取决于行政指令。因此，校长角色政治化色彩极其浓重，校长的职业性特征被行政功能挤占了。在这种背景下，校长自主办学和管理的权利被严重削弱，校长不能真正履行自身角色的职业职能，难以形成本土化、个性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难以形成校本化的办学特色和学校自身的“生长圈”。[9]随着教育治理的实践，政府进一步向学校放权，学校办学自获得了扩大，学校事务和校长工作逐渐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和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校长所承担的职责也日益明晰，其职业化程度逐步加深，校长角色不再局限于行政领域，而是一种蕴含了更多专业成分的专业角色，包括课程领导、教学领导、学校人力资源开发，校长将会更加注重自身专业水平的提升。[10]

2.角色的分权化

建构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是参与权、决策权的结构性调整，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利益表达平台和决策参与渠道。[3]目前，我国教育管理领域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学校办学自过小、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随着政府对学校的权力下放，学校需要二次分权，校长依据各岗位职责将新增权力向下、向外分享。实行分权共治机制下的校长权力将由管理权力转向领导权力[11]，让校长从繁杂的学校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并从“决策者―执行者”转变为“决策者”。

二、校长管理者角色的现实困境

对校长专业标准进行分析，根据校长的工作行为，可以将校长角色分为领导者、教育者和管理者三个维度，相比于英美国家把校长领导者的角色和教育者的角色置于管理者的角色之前，我国校长的管理者角色被过度强调了，校长忙于事务性的管理工作，对学校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战略管理能力较差。[11]有学者指出，从管理者的角色来看，我国校长当前应该重点做好的工作行为分别是人事管理、财物资源管理以及公共关系管理。[12]而校长的角色定位，与教育治理理念很不适应。在教育领域改革的环境中，校长面临着许多的困境。

（一）人事管理方面

校长在人事管理方面的工作应包括：选拔和聘用教师，关心和激励教职工，评价、监督教职工工作，鼓励和规划教师在职进修。[12]事实上，校长对于教师的选拔和聘任并未获得充分的自主性，而在教师评价方面，却容易出现评价过程的随意性。教师继续学习的规划有时候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情感态度。

（二）财物资源管理方面

校长在财物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应包括：校园建筑规划，学校财政的编制与预算，学校财产的安全使用与监督，以及学校资源分配。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方式，使得校长承担着来自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性任务，以及学校基层的教学事务压力。在学校财政的编制与预算，以及学校资源分配方面，由于学校办学经费的主体来源是公共财政。因此，校长对于经费的规划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对于学校一线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这有可能导致教育经费的使用偏离学校的实际需要。且由于目前中小学财务在预算编制上遵循着“二上二下”的流程，财政部门对学校财务的编制审核周期会导致中小学资源使用的拖延，校长在这一过程中缺乏办学自。而在学校财产的安全使用与监督方面，由于校长事务的繁杂，因此进行了二次分权，强化学校和群体的权力势在必行。

（三）公共关系管理方面

校长在公共关系管理方面的工作应包括：学习和落实政策法规，维持与上级机关的良好关系，与家长建立密切联系以及构建校际合作伙伴关系。从目前校长工作的实践来看，大部分中小学校长更多的是实现了维持与上级机关的良好关系这一目标，而在家校合作方面尚显不足。这表现在，学校权力的高度集中，学校管理呈现为“校长+教师+学生”的状态，缺乏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参与，家长委员会作用发挥缺乏动力。

三、校长角色转型的实现路径

由于校长管理这一角色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对校长角色的定位，应该从“管理”转到“治理”的思路上来，这一转型的实现途径包括校长自身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及制度建设两方面。

（一）校长工作方式的改变

1.从“既掌舵又划桨”走向“掌舵而不划桨”

治理作为一个宏观分析框架，引入学校内部管理中[11]，意味着校长必须转变职能，突出其责任的有限度，责任有限并不意味着校长职能和权力的萎缩，而是要求校长正确地使用和分配教育权力。奥斯・本和盖布勒对集权与分权机构做了比较，他们认为分权机构具有四个优点：（1）较大灵活性，对于面临的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地作出反应；（2）更有效率；（3）更具有创新精神；（4）更高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效率。[18]因此，在学校办学方面，校长应充分尊重家长委员会、学代会、教代会等各方利益主体的意见。

2.从“管制型”走向“服务型”

教育治理对校长提出的本质性要求是树立“服务型”校长的工作理念。所谓服务型校长，是指校长将自己放在公仆的位置，运用管理和技术等有效手段，积极努力地提供社会需要的教育产品。将“服务型”的概念落实到学校管理层面，关键在于管理权力在校长、教师、学生以及社会间的分配。在审视校长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上，需要重新界定各方的管理权限，重塑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角色。校长管理方式转变的核心要求就是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另外，校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协调好其“服务”与“管理”之间的平衡关系，在管理方式上，应采用治理理论所提出的，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协调。[8]

（二）内外部制度的构建

1.教育“管办评”体系构建

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要以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以减少行政审批作为转变职能的突破口，通过政府对教育的宏观调控，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20]

“管办评”体系的构建，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实施战略规划。协调国家战略、学校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利益关系，编制实施教育规划，并加强法律和制度保障；根据教育规划，创新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师配置标准和办法，强化学校的用人自；加强教师队伍薪酬激励和管理服务；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评价和督导机制。

2.建立学校内部横向治理机制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助于规范学校的组织体系，保障学校组织的有序运转。校长角色应在原有的纵向系统治理基础上，再建立适宜校长专业发展的、横向灵活的治理机制。机制构建的核心工作在于优化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全面保障中小学校办学自，保障中小学校在课程教学、教师评聘和学生管理等方面的自主。学校分权共治具体包括完善集体决策制度，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和专业机构的意见，要进行可行性评估、集体决策；健全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扩大教职工对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的评议权、考核权，落实学生的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建立健全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完善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使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学校管理，促进家校合作。[3]

不同的校长角色形象与思维会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22]校长通过践行教育治理理念，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学校管理，最终可以达成教育的善治。

参考文献：

[1]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32.

[2] 褚宏启.教育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及其作用互补[J].教育发展研究，2014（19）：1-7.

[3] 褚宏启.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J].2007（1）：80-85.

[4]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7.

[5] 李继星，徐美贞，李荣芝.全国中学校长队伍状况问卷调查报告[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59-64.

[6]蒋金魁.学校转型性变革中校长角色冲突探析[J].现代教育论丛，2008（6）：9-14.

[7] 席酉民，李怀祖，郭菊娥.我国大学治理面临的问题及改善思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5（1）：78-83.

[8] 董云川，张建新.从管理到治理： 全球化视野下校长角色的转变[J].云南电大学报，2007（2）：5-11.

[9] 王铁军.校长角色的再认识和再定位[N].中国教育报，2004-02-17（10）.

[10] 张天雪，曾天山.公民社会理念下的学校治理与校长权力[J].教育研究，2006（5）：55-58.

[11] 褚宏启.走向校长专业化[J]. 教育研究，2007（1）：80-85.

[12] 褚宏启.中国教育管理评论（第三卷）[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268-269.

[13]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M].周敦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35-236.

第4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培训；生态学

作者简介：郭靖（1986－），女，山东青岛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刘超（1985-），男，安徽砀山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研究――基于‘云和师傅’的个案分析”（项目编号：DKA110298)，主持人：刘克勤。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9-0037－05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关于范式可以说是基于一定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运用生态学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点和规律，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而且，也已有学者对生态学是否适切教育研究作出分析，认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1]。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相似，也可以看作一个各组因子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对于需要培训或已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而言，转移培训是一种消费品，农村劳动力群体在培训实施的过程中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提供和承担培训服务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是培训的载体，供给农村劳动力所需的各类培训，在培训生态系统中的充当生产者角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外界因素，好比自然系统中的太阳、空气、水和土壤，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不可或缺的宏观因素。转移培训这一系统的良好运作，离不开各个成分的有效协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特点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个综合培训环境、培训生产者和培训消费者等各组成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发生作用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点。

（一）培训系统多样性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培训消费者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异质群体，根据其工作地域的差异性，可以细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已经长期居住在城市，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季节性和就业的不稳定性造成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候鸟式”迁移的兼业型劳动力；另外一部分是仍愿生活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其次，培训多样性表现在培训生产者的多样性，培训生产者会根据培训消费者不同社会需求不同提供多样化的培训产品。从培训提供者分析，目前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门，有教育部制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农业部提供的“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署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从培训活动的实施载体来看，有教育部门机构，包括：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专和农村化技术培训学校等。此外，还有隶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成人教育中心校、计算机培训中心、美容美发学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农广校、农机校等。从参与培训的机构的性质分，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学校。多样性的培训可以提供与之最匹配的培训类型，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对于想接受培训的人员，政府应该营造这样一个环境，不能因为客观条件而剥夺他们继续学习的机会。

再次是培训环境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环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培训为中心，综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第二层次是以单个培训机构或组织为中心的整个培训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第三层次是以单个培训者、外部自然、社会及精神文化氛围构成的外部环境。这三种层次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此外，还有不属于任何一层次，涉及培训的虚拟网络环境，比如获取培训资料的互联网络。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不局限于培训对象、培训类型和培训环境，还涉及深入培训系统内部的各个方面，例如，培训教师的身份和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培训内容的多样性，培训地点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多样性发展可以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而且可以保持培训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可以保证食物链的供应，脆弱的生态系统往往经不起外界环境的巨大变化。

（二）培训系统动态性

培训系统的动态性是系统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决定的。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最优状态是各部分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也不是持久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化的，表现为系统一直在平衡和失衡之间不停的波动。在从一种状态的平衡到一个下一个平衡，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失衡现象，但都处于合理的、可控的范围内，其动力机制是矛盾的出现和冲突的化解。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是一种常态，动态性也推动了系统的进化。

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可以分为两种：被动变化和主动变化。培训系统自身无时无刻不与外界环境进行者信息、能量的交换，外界环境也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信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培训系统本身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这种有外界因素变化而引起的变动，称为“被动变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教育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培训的经费投入。更多的情况是培训系统自身意识到目前自身的状况已经不能较好的适应后续发展的需要或是已经开始阻碍发展，必须根据现状，适时变革，主动的适应环境，发挥其主动作用，称为“主动变化”。例如，对培训经费的使用，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可能会出现不足局面，甚至导致培训活动停止，这是培训的决策者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做法难以为继，必须果断改革。简而言之，引起被动变化的多是外因，主动变化的多是内因。

引起系统动态性变化的因素有多种，其一是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发展规律会影响培训学员的数量变化。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情况下，企业、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就较大，甚至会出现“技工荒”局面。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稍微有点技术的劳动力也会充分就业，不愿放下工作，接受培训，他们认为这样不太划算，机会成本太高，导致培训的生源不足。其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也要求培训内容做出改变。培训的本质就是将农村劳动力从剩余的一次产业转移到二三次产业，产业变化也会对培训内容的更新起到导向作用。为了匹配产业需要，防止培训的学员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脱节，转移培训必须立足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开放性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培训系统开放性

系统之所以是系统，因其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是相对的。开放性是生态系统赖以实现生态平衡的一个基本特性，生态系统要想维持内外平衡，就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2]。开放性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和能力的交换，弥补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正如学习一样，“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开放性系统还可以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克服“孤证不立”。此外，开放性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来说，好比建立了一个平台，不断吸引更多的个体或群体加入这个组织，从而组建更加多样化的生态链和生态网，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物质、能量共同网络。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的系统，可以不需要自身增加投资成本的和风险的前提下，提升系统的可承载能力。琳达・桑福德在《开放性成长》也提出开放性可以使价值链得到不断强化，最终打造一个稳定的商业生态系统。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个理论同样适用。

培训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训学员的来源及去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等级偏低，来自于社会经济生产的各行各业。接受培训后的去向也是服务社会各行各业。这就要求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从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二是培训类型的开放性，培训是一个多种教育交叉的领域，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不是割裂的，相互孤立的。对于接受过普通教育的生源，他们没有机会升入高层次的机构学习或者是不想继续在学校，面临走向社会的选择，培训恰是一个可以提高他们技能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于高级技术员，培训系统中的机构不能再提供他们需要的知识，培训也难以再发挥其功能，这个时候，高等教育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培训系统也必须依赖其开放性获取全社会的支持，从而避免“经费危机”和“质量危机”等。长远看，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工作问题，但培训的层次定位与学员的期望存在着矛盾，培训系统的开放性是完全有必要的。培训不仅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延伸，也是继续教育的中转站。

三是培训环境的开放性，培训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无论何种等级的培训，都需要外界环境给予支持，脱离这些环境，培训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培训系统要保持自身平衡，也要寻求外部环境的支持，培训仅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对技能的需求，他们的就业出口仍然需要就业部门和雇主组织的通力协作。开放性还体现在培训需要依靠舆论的力量宣传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正面作用。系统长久发展也要求必须站在培训系统之外审视培训系统本身，以更宽阔的视野处理培训内部的变化，以达到最优化状态。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解读

（一）培训生态位

生态位源自拉丁文“nidus”，原意为“巢”、“龛”，一般指群落中种群或物种个体占据的一定空间和具有的功能[3]。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都占据一定的位置，拥有各自的生态位，并与其他部分共同组成生态位体系。这种情况下，同等层次、同样项目的培训就可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培训生产者共同利用同一个生态位，造成生态位重叠现象。生态位重叠看似是对资源利用空间或关系上的重合，其实质是本身所发挥功能的重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位重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培训系统外部，培训活动与社会其他部门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态位相同；二是在培训内部，不同类型同一层次或同一类型不同层次间培训子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在培训实践中，根据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高低，还可以分为：完全重叠和部分重叠。完全重叠是指培训的参与因子生态位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或多者之间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部分重叠是培训参与因子生态度有重叠，但没有达到完全相同的程度。这种情况，虽然存在者竞争，但不足影响系统的平衡，而且适当的竞争有利于系统发展。通常情况下，同一生态位上出现的参与者越丰富，说明其存在可替代因素，这样系统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有学者认为占据同一生态位的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共生的关系，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竞争的分析视角是指在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主体生态位重叠的条件下，按照教育主体为谋求发展而开展竞相争斗、相互排斥的关系之预设去认识、整理和看待教育活动和现象[4]。合作与竞争恰恰相悖，是指培训生产者在满足培训消费者对培训的需求时，各种培训的生产者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势，共同提供服务。在笔者看来，同一生态位因子的竞争侧重满足对质量的要求，而合作的基础仅是满足数量层面。大部分情况下，各生产者内部的结构、功能、定位都各不相同，所提供的质量也有区别。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任何一个培训生产者的概率是相同的，因为这种选择也是随机的，依据个人偏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培训消费者对生产者有这新的认识，曾经的印象也有所改变，信息也会不断扩散，致使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的选择培训生产者，培训生产者原本整齐划一的形象，现在开始变得丰富多次，这时合作的关系就会转变成竞争关系，各个培训生产者的所占的份额也将不断变化，出现强弱分化。强者会愈强，弱者就会淘汰，久而久之，就会完成一个演替的过程，即消失的个体所占的份额会被其他个体吞食，或者出现新的个体来代替。

在培训系统内部，如何避免出现生态位完全重叠或重叠程度加大的局面，这就要求在制定培训方案之初就加以考虑。正如我们所了解，当培训因子在同一生态位重叠过大时，将导致恶性竞争，日积月累就会内耗掉大量精力和发展的能力，不仅不利于系统的稳定与发展，还会降低培训的实效性。消除这种影响的方法有：一是对培训因子功能的泛化或是特化，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如果该因子的生态位宽泛，则适合泛化处理，生态位狭窄，适合特化处理。二是错位发展，错位发展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在发展目标和发挥的功能方面，主动避开重复建和和产品趋同，定位差异化，利用自身优势去发展特色专业。通过这两种措施可以适度调节各因子生态位。

（二）培训生态链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结构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培训生态链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接受各级各类培训，发展为初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员。在数量关系上，受培训劳动力转变为初级技术员的数量会有所减少，由初级技术人员发展到中级技术人员数量上也会有所减少，中级技术员发展到高级技术员数量同样也会减少，总体呈金字塔结构。在这一点，培训生态链同自然界中食物链相仿。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流和能量流的散失，初级技术人员不可能同样的全部升级为中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也不可能全部转变为高级技术员。但又有不同食物链的地方，食物链中能量只能从第一营养级流向第二营养级，再依次流向后面各个营养级，既不能逆向流动，也不能循环流动，究其原因在于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是一定的，能量只能由被捕食者流向捕食者而不能逆流。在技能职称的升级过程中，这种发展方向是可逆的，培训的消费者可以发生角色的转变和更新，在低一级的消费者身上所“富集”或是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别时，有能力通过技能等级测试，便满足转化条件，逐步最后达到金字塔的顶部。对个体受训者而言，自身以获取的知识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运用和更新的状态下，会面临遗忘和衰减的风险，当再次测评时，如若达不到技术等级要求的标准，为了维护技能资格证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受训者则面临降级。因此，受训者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过程。

培训生态链的信息流和能力的富集累积，并不是遵循林德曼提出的10%的数量级，而是同受训者劳动力的能力、学习动机和教育特点有关。经验上讲，同等努力程度，人力投资的力度越大，转变的速度就相对越快。教授同样的内容，受训者自身的能力越强，其接受的速度也就越快。学习动机越强，对知识的渴求也促进其对知识的获取。同样还有诸多影响知识累积的速度。这种天然的生态链关系发挥着教育筛选的功能，造成培训人员数量呈金字塔排列。这并不是带有轻视的口吻来叙述，培训的功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但培训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接受培训的学员必须走向市场才能发挥其作用。产业结构需求数以万计的一线操作员，数以千计的中层技术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级技能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恰好与筛选的结果相吻合。

（三）培训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指一定条件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和生物生存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生态服务能力，特别是资源与环境的最大供容能力。生态承载力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支持部分；第二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内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压力部分。培训系统的生态承载力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客观性是培训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承载力，不是主观臆想的。可变性是指培训系统的承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对稳定的动态性的调节，系统自身会根据参与培训的主客体变化做出相应的自我调节，并对外界条件变化给与信息反馈。多层次性是系统本身的多样性和多维度决定的，即对于初级技术培训、中级技术培训和高级技术培训，各种层次的培训所表现出的承载力也是不同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承载力就是现有的培训资源和培训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培训量。在未达到这一极限值，培训系统可以自行良好运作，一旦超过这一阈值，系统自身的修复功能将受到破坏，也意味着现有的平衡状态已经打破，如果继续增加对培训系统的压力，则系统可能会完全崩溃。

另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生态承载力的因素有：一是制度环境和自身结构。制度环境即坚持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坚持多元化的办学体制，相关利益主体权益与责任统一。库姆斯认为：必须在任何想通过发展教育来改革社会的努力之前进行，或至少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改革[5]。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行为决策、资源配置与办学效益的最重要的环境变量，对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手段[6]。教育目的性通常不是由教育本身孕育的，而是受外界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外生性的培训价值取向也影响到培训的资源承载力。我国教育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导致教育资源的“非生态”分布，理应得到较多的资源投入的却没有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摒弃长久的“二元结构”格局，系统的成员对资源的获取机会均等。生态学的理论提示我们，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均等，不能仅依靠系统内部力量，还要从系统所处的环境着手。

（四）培训生态平衡

我国很早就“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实质就是强调平衡，生态平衡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也是自身发展的前提。培训系统内的各个因子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毫无规律可言的聚集在一起，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则意味每一个要素的波动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生态平衡过程就是如何调整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过程。规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参与培训的人员的数量。（超过承载力）是输入的问题，质量和效应部分是输出的问题。结构是失衡的问题。

秦小云、贺祖斌认为造成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系统本身与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输出失调，二是系统的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失衡[7]，这两只解释同时适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劳动力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包括培训生源、培训师资和培训资金设备等，输出即经培训后达到标准的合格的劳动力以及他们提供的社会服务。目前，供给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供给的数量与需求的数量、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主要因为培训更多的应该体现一个很自然发展规律，是农村劳动力真的觉得需要培训了，便会产生需求。在我国，这种趋势更多是受到“人为”的施加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或是政府的行政性的目的，出现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培训自我意识薄弱。比如，国家机构常常设定一个人为的、认为合理的比例，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其中的合不合理，很难有个明确的解释。

环境因素、生物种类、生物信息系统破坏（培训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具有整体综合效应的生态系统，本文重点从宏观分析）……培训的目的是合理有效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通过这种形式完成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实现生态链的畅通。

培训生态平衡需多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伴随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具有阶段的可持续性。生态学强调持续进化。其中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保持系统的持续发展，二是保持系统的不断优化。

培训系统平衡实质是克服生态危机。因为作为个体存在的职业院校是构成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其脱离了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其就不再具有系统的特性和功能，而各院校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就能促进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的发挥，其自身也就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8]。

剔除直接的培训的生产者，同样有许多群体对培训的生产者起扶持作用，他们提供师资等，某些部分可以对培训的直接生产者替代作用，他们对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起辅助作用。

培训的生态平衡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同生态平衡相似，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之中。它包括结构上的平衡、功能上的平衡以及输入与输出物质上的平衡”[9]。（结构：区域分布、专业设置、学校比例）、输入与输出不平衡不是培养数量的不平衡，二是培养结构的不平衡，培训的学院的能力结构与产业需求存在着差异。

培训作为满足农村劳动力文化日益增长的文化的需要的重要方式，应该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生存空间不应受到积压。就是要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四、结语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分析实质是讨论培训的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具体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实然”揭示了客观事实，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应然”表明了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主体的价值取向自然要符合主体的利益与需求，同时又须遵循客观事物的特点和规律。缺乏事实根据的价值取向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10]。应然与实然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本文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在于给培训的政策制定者、承担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培训，通过深入发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使各个群体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培训以及培训内部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和深刻的生态规律，树立有助于培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有利于提出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的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可持续发展，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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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李环，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社，199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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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太生.教育生态理论下我国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J].职教论坛，2011（01）：74.

第5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关键词] 高校；创业教育；机遇；资源；团队；系统化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1?0014?05

一、当前创业教育的不足

从1999年至今，我国创业教育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现实也告诉我们，目前，我国创业教育的平均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大学生总体的创业比例较低，不到毕业生总数的1%，而发达国家一般占到20%～30%[1]。如何促进创业教育更好、更快发展？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创业理论和实践能力，并将其转化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主要阵地，高校承担起了探究这些问题的重任。

自2002年教育部批准9所高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以来，高校对创业教育始终保持较高的热情，很多高校在开设创业教育课程的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创业活动，鼓励大学生创业。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是怎样的？通过文献分析和调研，笔者发现，当前高校对于创业教育的研究和探索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首先，重“创业”轻“教育”。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很多高校在实践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推出的不少举措往往倾向于关注“创业”本身，而忽视创业教育作为教育的独特内涵。创业以“业”为核心，而创业教育以“人”为根本，因此，创业≠创业教育。创业行为本身虽然具有部分教育功能，但仅依赖创业竞赛等是无法实现创业教育的目标的。创业教育是将创业的相关理念、精神、知识转化为创业者的创业思想和行动，因此它更需要的是基于理性分析和理解基础上的系统化设计。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它的发展需要在尊重教育普遍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和形式。

其次，重“拿来”轻“吸收”。面对我国创业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我们需要向国外创业教育学习经验。“拿来”很重要，它能帮助我们发现差距和不足，然而“拿来”并不意味着要全盘照搬。中外国情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将走出一条不同的创业教育发展道路，因此，“消化吸收”更重要，只有将“拿来”的知识“本土化”，才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再次，重创“新”轻守“旧”。目前的创业教育现状告诉我们，不少高校对于创业教育的关注更多体现在创建“新”事物上：新课程建设，新教材出版，新竞赛开展等等。诚然，创业教育作为近十年来才崭露头角的教育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但其教育的本质并未因此而改变。在笔者看来，正视创业教育的教育本质不仅重要，而且迫切。因为只有这样，“创业教育”不同于“创业”的教育特质才能受到关注，也唯有这样，创业教育才能在既有的高校人力、财力、物力的基础上逐步找到自身的定位与优势，才能走出特色发展的道路。在避免资源重复建设的同时推陈出新，在继承的基础上扬弃，才会更好地促进创业教育的优化发展，让学习者成为创业教育的真正受益方。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应该在教育学视野下开展对于高校创业教育的支持体系研究，探索如何以系统化的方式，从各个方面支持创业教育的发展，这对于创业教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创业教育发展的宏观分析

创业的内涵是什么？ 创业是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下对机会的追寻，将不同的资源组合以利用和开发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2]该定义强调，创业最终实现的是人类对机会的利用和对价值的创造。由此可见，创业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建企业或实体，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创造性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创业。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是否符合这一界定呢？答案是肯定的。当前，高校对于创业教育的建设也正处于探索阶段，正通过资源的整合寻求创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因此，当前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发展符合创业的内涵，它本身也是一种创业。

1. Timmons创业过程理论模型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创业革命”开启了创业研究的大幕，此后，很多学者纷纷投入到对创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提出了很多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Timmons模型[3]（见图1）最具影响力。

图1 Timmons创业过程理论模型

如图所示，Timmons模型由三个要素组成：商机、团队和资源。创业开始于商机，依赖于资源的支撑，成功于团队的协作，可以说，三者通过共同作用保证了创业的顺利进行。

接下来，笔者将借助该模型，从创业的视角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作出分析，通过对高校创业教育中商机、团队和资源的挖掘，尝试提出适应其发展的理论模型。

2.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理论模型的构建

① 创业教育的“商机”

创业教育如何成为当今热点？创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来自哪里？Timmons模型中对于商机的分析或许能帮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

Timmons模型指出，非连续性、不对称性和变化是产生高潜力商机的重要因素。而变化正是创业教育受到关注的原因。上世纪末，创业活动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在于创业型就业”。从那时起，创业成为各个国家、地区研究的课题之一。美国等国家的创业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与之相比，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除了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外，还受到本国人力资源等环境的影响。在逐渐增加的就业压力、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以及个体的多元化发展等因素共同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日益受到关注。今年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当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在社会、国家、个人的需求合力下发展，这是创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创业教育的更好发展。

② 创业教育的“资源”

Timmons模型指出，尽管资源是创业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否拥有充分的资源并不是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创业伊始，创业个人或组织所需的外部资源往往难以完备，这时，有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将目光转向内部，即转向对自有资源的挖掘和采集。Timmons模型指出，依靠自有资源是创业公司的一种生存方式，以尽量少的资源做尽量多的事情会创造出极大的竞争优势。

当前，创业教育的发展处于初期，资源问题也成为很多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难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很多高校通过创建新课程，编写新教材，聘请新师资，举办新活动的办法来应对。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短周期内形成的课程、教材等资源与学习者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距离，难以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部分高校在创业教育初期盲目求全、求大的心理，是对创业教育的一种误读。我们知道，教育活动强调知识的循序渐进授递和内化，是渐进而不是冒进的。因此，创业教育也需要遵循这一教育规则，在发展的道路上从只关注创“新”转向对自身已有“旧”资源的利用。

高校作为国家重要的科技、人文成果研究基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如专利资源、学术专家资源以及成功实现创业的校友资源等，这些资源能为高校创业教育或高校创业提供不竭的动力。事实上，高校目前对这些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仍不够。与国内相比，国外高校创业教育在此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国外有的高校将专利成果纳入到高校创业教育资源的建设中来，通过创建专利委员会的方式，对师生的创造发明提供扶持，促进新思想和技术的成果转化[4]；有的制订专利许可收入分配制度，为师生提供专利获益权的保障等等[5]。这些举措在帮助在校师生迈出创业步伐的同时，更能促进高校实现由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变。

③ 创业教育的“团队”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团队是创业的另一关键要素。“在当今世界，有的是技术、创业者、资金和风险资本，真正缺少的是优秀的管理团队”[6]。优秀的团队应具有哪些特征？有学者给出了四点[7]：经验丰富、关系丰富、能力互补以及学习力强。

与创业企业类似，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也需要有自己的团队。经过分析，目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团队存在人员少、学科背景单一、实践经验缺乏等不足。对此，笔者认为，在团队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创业团队的组织模式，注重团队在跨学科、开放型和学习型方面的建设。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以下创业教育的发展理论模型（见图2）。

图2 创业教育的发展理论模型

图2中，模型的三个要素构成了不稳定的三角形，由于三个要素间的互动而使得该模型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中。当前，创业教育发展处于初期，团队和资源是这个时期的两个不稳定因素，带来模型中失衡现象的出现。随着团队的壮大、成熟以及资源的不断丰富，失衡状况得以改变，逐步形成新的平衡关系。接下来，机遇的时过境迁、人力和资本市场的风险以及外在环境的改变等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条件，打破已有的平衡，促使创业教育进入到新的调整阶段。这时，就需要创业教育的组织通过弹性调整机遇、资源、团队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推进创业教育走向更高层次的平衡。

平衡—失衡—新的平衡的动态过程体现的是创业教育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这一过程与人的认知过程极为相似。笔者在借鉴著名心理学皮亚杰的认识的螺旋的基础上[8]，提出了创业教育发展的螺旋图（见图3）。

图3 创业教育发展的螺旋图

图中螺旋A是创业教育的动态发展轨迹，向量a表示创业教育发展经过由低到高的各阶段，b向量表示由于外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以及所导致的不平衡，向量c表示人们对创业教育所进行的探索与尝试。

三、创业教育发展的微观分析

1.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要素分析

① 教育定位与课程设置

创业真的可以被教吗？几门课程，几十个学时的教学真的能让学习者成为创业者吗？几乎所有开始接受创业教育的学习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涉及到人们对于创业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创业教育是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曾做创业教育作出这样的解释：从狭义上来说，创业教育是指实体个人或群体开展的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活动；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它对于拿薪水的人同样重要，因为用人机构或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在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和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管理技能。可见，对个体意志、品质和技能的培养正日益成为创业教育的重要方面。这些方面对于即将走向社会的高校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在‘学位=工作’这个公式不再成立的时代，人们希望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不仅是求职者，而且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工作岗位的创造者”[9]。

笔者认为，虽然与创业相关的意志品质无法在短期内形成，但“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远”[10]。创业教育是一条引导学习者发现无数思路和商机的道路，它能够帮助学习者绘制自己未来事业的蓝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业成为学习内容对于高校学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课程该如何组织？笔者发现，现有的高校创业教育并没有对此提供满意的答案：创业教育的主流仍囿于传统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也多来自相关学科，创业教育在内容上与传统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提供的商业与管理知识教育并无显著差异[11]。这种现状难以满足个体对创业教育的需求。如何满足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习者的需求成为高校实施创业教育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开展基于专业教学的创业教育正日益受到教育研究者的关注：促进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的融合，让创业教育在专业教学的土壤里汲取营养的同时，为专业教学提供创业动力，进而实现创业教育提升个体素质和技能的目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校的优势专业和学科尤其需要吸纳创业教育元素。这样不仅能借助创业改善专业人才的就业形势，而且能为专业学科的良性发展带来动力，让专业更好地与社会需求相切合，让特色之路越走越宽。

② 学习者与教育者

首先，对创业教育的学习者进行分析。目前，高校创业教育的对象多为在校大学生。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轻有激情，敢于尝试；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专业文化知识；他们思维活跃，善于捕捉信息，这些都决定了他们同以往的“草根创业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决定了高校创业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为这样一个群体来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创业学习内容。当然，在笔者看来，创业教育的学习者群体还不仅仅限于在校大学生，那些已走出校园，正在经历“创业”艰辛的学子也应被吸纳进来。这些学子在步入社会之后，尝到“创业”的艰辛，才开始感悟所学，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产生继续学习的渴望。如果把创业比作赛跑，那么创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处于起跑点的人（如在校大学生），更需要对奔跑在路上的人（如走进社会的毕业生）给予持续的支持和帮助。当然，这份关注也会帮助教育者获得更多来自学习者的反馈与评价，以改进和提升创业教育本身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

其次，对创业教育的教育者做出分析。目前，进入创业教育领域的教师群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企业管理或战略管理研究的教师，另一类是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管理人员[12]。从目前的创业教育进展来看，这两类教师在实施创业教育教学活动时，都暴露出一些问题。具有财务管理或企业管理专业背景的第一类教师尽管具有专业优势，但由于其面对的学习者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创业需求的学习者，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服务是当前这类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类教师所面对的问题则更加复杂，除缺少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外，以就业为目的的创业教育往往被办成“就业教育”，难以真正实现创业教育的目标。

对于创业教育师资力量建设，笔者认为，既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高校的自有资源——高校教师，又要做好一定的引导和扶持。在这方面，国外的创业教育经验值得借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了促进教师的创业参与度，提升教师的创业能力，曾出台了著名的教师培养“五分之一”原则，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更是鼓励教师进入硅谷创办公司或做兼职[5]。

③ 教育技术与手段

在探讨高校创业教育的系统要素时，教育技术与手段不可忽视。当前，在科技的推动下，高等教育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课堂教学方式，借助网络，将优质的教育资源迅捷的送达到每个学习者面前。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也应利用当前的网络技术，实现教育者、学习者、资源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彼此间的交流与对话。在这方面，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仍存在较大的空白，亟待改善。

④ 教育资源

上文笔者曾指出，在高校创业教育的建设初期，对自有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是高校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自有资源中除了人力资源外，还包括教育成果、科研成果等珍贵的物化资源。经过调研，笔者发现，很多高校对于这些资源承担了更多的创造和存储功能，却忽视对其的有效利用和转化。不少教师人为地将教学和科研分开，一面研究着尖端科技，一面捧着旧教材照本宣科。这种现象的后果就是，学习者难以接触到领域内的前沿信息和成果，难以获知领域的发展动向，更何谈创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专业教育中，在创业教育中依然存在。国外的成功创业教育经验告诉我们，创业教育若要获得持续的生命力，需要高校在自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转化上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将先进的成果引入课堂，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在接触前沿的过程中获得启迪；推动先进成果的技术转化，促使教师和学生的创业行为在校园里获得激发；提供即时的技术扶持，帮助教师和学生在创业的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2. 系统化设计模型的构建

创业教育作为系统的有序开展，依赖于上述要素的良好互动，如何构建起有序的创业教育体系，就需要运用系统的方法，从教学和学习的需求出发，对系统中的各要素进行选择和规划。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了创业教育的系统化设计模型（见图4）。

图4 创业教育系统化设计模型

由图4可以看出，教育目标、课程、学习者、教育者以及资源是模型的四个关键要素。学习者处于主体地位。其中，课程、学习者、教育者和资源模块的互动箭头“”指这些模块中的内容是可以相互转化和融合的。例如，学习者模块中，走向社会的创业群体也会由于学习的需求而接受再教育，成为学习者，而他们所带来的切身体验与感受不仅会丰富创业教育的内容，也会激发在校学习者的创业学习动力。同样，在资源模块中，教学资源与科研资源的相互转化，这种动态的转化不仅发挥了高校的学术资源优势，实现了创业的特色化、优势化教育，也推动了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服务进程。

在四个关键要素的，是由技术环境、学术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形成的学习环境，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也是互动的，学习者吸收来自不同环境的信息与技术，来提升学习意识和能力；同时，学习者的创业实践也将改善原有的学习环境，促进学习环境的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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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涵义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一话语具有怎样的涵义呢？在表意上，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即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也即，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新发展。不过，停留于此，并不能使我们对该话语的内涵有深切认识。要对其有一个充分的和清晰的认识，一个好的方法是对这一话语进行词语上的解构和理解。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词语构成，即“中国的”（或“中国研究”）和“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的”或“中国研究”这一词语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学术的民族性，意指学术工作者的民族性以及指向或面向本民族的或本土的学术研究；二是民族的学术性，是指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亲和关系：民族的学术性来源于学术的民族性，或者说，学术的民族性是民族的学术性的一个源泉。学术的民族性是达到民族的学术性的必要条件。依此而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必须首先是中国学者进行主体研究的，以及是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这决非是一个单纯的学人国籍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与民族的学术性相关的学人的文化归属问题。中国学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 ，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视野是形成中国学术自身特点的重要条件和路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造成学术中的“路径依赖”。其中，特定文化所固有的缺陷也会造成本土学者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以中国经验为背景的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 科学 对于本民族国家的服务效用，而且能够从具体而独特的问题中引申出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及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概念和方法论模式。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社会学要得以复兴和实现多元化，就必须要有各民族国家的学者面向本国经验事实的研究，只有通过学术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引导出各民族国家学术自身的特点，从而才能最终达到繁荣经济社会学的目的。

“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经历了从古典到 现代 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然而，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 时代 格格不入了。因此，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也就是说，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正如我在《迈向》一书中所说的，“经济社会学的新的发展，应是朝向建构一种既能涵盖古典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又能使经济社会学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的努力”。①（P466）这种努力包含三个应当获致的目标：一是保持古典思想家所确定的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空间；二是建构一种新的能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的完整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三是该理论应当能够有助于对经验问题的解释和预测。按照上文的理解，本土的或中国的经济社会学是中国学者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应当是一种能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即我们正在发生着的经济社会秩序变迁提供有效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这首先可以看成是满足上述目标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实践的目标。然而，学科发展诸目标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实践的目标应当与理论的目标或学科发展的目标相容，即这种经验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应当同时能满足保持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空间和建立整合性理论体系这两个理论目标。这样，新经济社会学才能在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获得均衡发展。

这一观念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虽然要从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出发，并且其理论也应首先为中国发展服务，但是其所建构的理论并非只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特殊的理论，而应是一种可接受本土以外的经验检验同时也可运用于解释本土以外的经验事实的一般性理论。从本土研究中建立起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获得一种适用于本土的局部的理论。相反，本土研究是建立一般性或普遍主义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和思想源泉。从各民族国家追求学术平等的角度看，本土研究是建立多元化的和相互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重建一种足够防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学术新秩序的必由之路。②

二、学科性质和范围

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固有的学科性质和传统，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却值得重申。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迈向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识这一传统的意义从而能以其引导新理论的建构和该学科发展的。

在旧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毕生都在探讨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和变迁，尽管他重视的是其中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的作用。杜尔凯姆的论题没有马克思那样宏大，但却以其独有的实证主义的风格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劳动分工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在中层上研究经济与社会整合问题的范例。韦伯同样以研究资本主义为己任，但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有着更为强烈的建设一门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基本要素和研究主题的经济社会学的意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使用的是在德国流行的“社会经济学”一词。

然而，很明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也为它的“新”思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将经济社会学规定为以某个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生活，无疑大大缩减了古典理论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只强调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而漠视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也会造成对复杂问题的分析的偏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代价是，由于否弃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宏大使命，因此杜绝了通过理论整合（创造某种整合性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建立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努力。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格兰诺维特有这种努力的意图。他所使用的社会网络的概念也难以成为某种可引致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整合性的基本概念。最后，也是最显著的是，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虽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所谓形式上的精确性，但却于社会科学所寄望的更全面、更真实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社会现象无利。事实上，一种研究视角如果过于极端，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就会排斥其他研究视角（如从制度、伦理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理论也必然是一种非包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与更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学术目标相去甚远。

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进行某种单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教条。该教条的要旨是，必须从复杂事物中分解出最简单项，才能进行有秩序的研究。笛卡尔无疑是从人类智性有限的角度提出这种理性主义方法的，并且他始终肯定在分解出某些“最简单项”予以有秩序的认识之后，应当“把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中进行“综合”研究，即“必须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依次引导我的思维，以求渐渐地、一步步地达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还必须给那些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彼此相继的事物设想出秩序来”。⑤（P10）然而， 遗憾的是，笛卡尔的后继者和追随者大多似乎只记得笛卡尔的分析最简单项的方法原则，而全然忘了他的更为根本的综合原则。以笛卡尔主义为科学 哲学 的正统经济学就是如此。然而，以批判正统经济学为要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为何重蹈覆辙呢？我们只能以“科学主义”偏好和“方法论至上”的错误来予以解释。采用分解最简单项的方法论本来是一种受知识和理性程度限制的不得已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却被逐渐演变为一种标示其研究具有精确性的途径。追求形式上的精确性成为学术的首要目标。的确，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然而，如果放纵这种诱惑，就会犯在研究中置方法于解决问题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不以更令人满意地解释问题为首要，而以建立所谓的新视角新方法为重要，其结果便只能是像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看到的那样，把问题分割开来，以适应“简单而精确”的分析工具。

三、方法论特点

因此，我认为重温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有益的，“科学的目的是：为一切使我们感到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⑥（P157）经济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对经济社会关系现象提出比专门化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所能提出的解释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通过整合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建立一种足够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才能达到。相反，如果只是继续建构某种更为专门化的理论，那么，最大限度也只能得到一种可欣赏的努力——一种新的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对立性的理论的建设，而这种努力对增进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增加对事物统一性的认识必然收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科学哲学观念的引导下（我承认这种观念在此次反思之前并非十分清晰），我在《迈向》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新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如前所述，建立一种既能集中反映本土经济社会问题又能提供整合所需的要素的基本概念，即交易秩序概念，在理论整合中极为关键。而在从这一概念中解析出那些用以解释经济社会问题即交易秩序何以建立和不断扩展的原因的个体因素（它包括动机、交易）和结构性因素（它包括规范和秩序目标）之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足以分析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路径即方法论。在我看来，采用单一的旧的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集体主义方法论）都无法满足我心目中的理论整合的要求，因为它们都难以将微观分析（个人行动）与宏观分析（社会结构影响）有效地结合起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两大传统方法论的综合的方法论模式，即我所称的“行动—结构互动理论”。那么如何能获得方法论整合呢？我的做法是，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链之间设置一中间项，即“双重动机”假设。“双重动机假设包含了这样一种假定，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①（P76）正如我在书中予以仔细证明的， 以相互作用为其形态的双重动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因而它能够把源于利己动机的个人选择与通过价值动机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设置双重动机假设解决了行动—结构互动的内在机理问题，从而真正实现了方法论的新综合。把这一综合的方法论运用于研究交易秩序的建构和扩展，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个人的双重动机出发研究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完整的理论框架。

设置双重动机假设，在理论整合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正是设置了该基本假设，才使我们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而正是借助于这一方法论的创新（包括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创新配合），才使我们在广义的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空间里，建立起了一种能将横向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以及纵向的社会规范约束与个人理性选择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显然，建立新的双重动机假设具有某种创造性，然而，它也绝非是一种没有传统的创新。例如，常为人们所引用的韦伯的有关“理念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即含有一种人的双重动机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简单图景。⑦（P280）此外，桑巴特、帕累托和熊彼特都论述了表现在一个行动中的理性要素与精神要素的混合。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把分散在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某种未必清晰和稳定的思想在双重动机的概念下作了一种必要的形式化的处理。

双重动机假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能得以证实呢？对于这一 问题 ，我的看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脑生 理学 的 研究 所证实。脑生理学的研究可能为双重动机假设提供某些证据，但因其带有某种 科学 猜测而未必能完全证实该假设。然而，这并不十分关键。一个 理论 或假设是不可能完全被证明或证实的。其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通过证实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经验 应用 的检验来确定的。有些理论假设如“ 经济 人”假设，虽然总能得到某些经验的证实（这是一种常见的维护方式），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真的和不可替代的。事实上，对经济人假设同样有着种种的经验证伪和反驳。如果漠视这种反驳或抱着旧假设不放（包括专门为它设置某种特设性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付出“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⑥（P62）相反，若能正视科学的可证伪性， 就会乐于用可产生更好的可检验的理论假设来替代它，以推进科学的 发展 。因此，从波普尔的科学 哲学 的观点来看，对双重动机假设的最好的检验，不是它的被证实程度，而是它在经验应用中的可检验程度，即它是否能提高解释和预测的令人满意程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兰诺维特所代表的西方新经济 社会 学在 方法 论上有何特点，以及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弥补其方法和 分析 的限制。如前所述，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并不致力于研究广义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而是仅仅转向所谓的“经济学失败的方向”，即以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或社会 网络 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他把这一研究取向看成是能取得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平等“对话”的可成功的道路。为了取得这一新的社会学视角的合法性，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embed ）于社会结构”的假设。该假设是从卡尔•波兰尼（K. Polanyi）在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定概念中推延引申而来的。⑧这被看成是格氏的一大创造，尽管我认为这种“创造”与波兰尼的根本哲学思想相抵触，因为波兰尼要着重比较和证明的是，在 现代 社会中，市场交换的经济是非嵌入的。他力图说明的是经济力量日益分化和强大所可能产生的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

格兰诺维特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一般化假设中，建立起了经济社会学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行动的新视角，从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从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只研究社会（在此又只分离出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 影响 。这一转向意在“纠正”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倾向，然而，它所引致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又带有怎样的方法论缺陷呢？

首先，“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未能得到逻辑和经验的确证。如上所说，该假设直接引申自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概念。然而，在对其进行一般化的过程中，格氏并未能像帕森斯证明其著名的“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命题那样作出严格的逻辑证实。诚然，在波兰尼的著作中，原始社会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现象是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是无法推延至现代社会的，因为现代社会最显要的事实是，市场交换已成长到足以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并且对社会产生日益深重的影响。这样，波兰尼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对经济影响社会的认识（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嵌入于经济”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由此否定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的可能性。再则，在波兰尼的思想中，无论是“经济嵌入于社会”还是“社会嵌入于经济”，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化的。格兰诺维特所做的则是将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殊性概念一般化，同时否认“社会嵌入于经济”作为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概念的可能。显然，这只不过是格氏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目的的视角罢了，它与经验事实似乎无关。然而，在我看来，符合经验事实的统一性的研究视角比只求符合自己目的的研究视角更重要。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嵌入于经济”的事实。这就是，物质生产是人类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物质生产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关系，并且它们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 政治 的、 法律 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当然，从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架构来看，他并不否认在每一个特定的 历史 时期，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形式上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无独有偶，我们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安德岛岛民的互惠交换圈（库拉交换）的研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以经济为主题观察，经济交换嵌入了社会因素；以社会为主题观察，社会交换又嵌入的经济因素。⑨显然，更可能得到逻辑和经验证实的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假设，而非单方面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假设。众所周知，研究假设不同，其研究的出发点、范围和结论也会相异。以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为假设，会将经济与社会关系完整地纳入经济社会学的视野范围，并且能够对不同社会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作出研究。相反，以经济嵌入于社会为假设，则只能将社会对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而不能将经济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这不仅会破坏和降低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大大缩减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

其次，嵌入性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未能把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理性选择）分析与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分析有效结合起来。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中引申出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的角度研究经济生活中的行动和秩序。新的社会学视角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涉及到对研究的出发点及对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因此，格兰诺维特也力图为他的“嵌入性分析”确定方法论。格氏的做法是努力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方法论（我以为，用“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 ）和“不充分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概念来置换“集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概念并不准确。个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承认人需要丝毫的“社会化”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而言，会根本反对社会化有“过度”的可能）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行动者假设，即假设行动者既不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像原子和个人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已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开展活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并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由于假定行动者是有目的的，因此，格氏主张保留理性选择的假设；同时，因为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因此，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那么，如何将非经济动机以及外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加入或结合进理性选择的假设呢？也就是说，如何使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影响相容，或者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呢？格氏并没有给出解答。他无意在方法论上多下功夫，而是急于把这种未获坚实基础的嵌入性分析用于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了。

而一旦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未能真正实现方法论整合的嵌入性分析，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分析的集体主义方法论（或他所谓的“过度社会化”的方法）了。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联接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的中间机制的设置，决定了其难以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纳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从而也决定其不可能选择从个人行动出发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路径。相反，既然作为研究前提的是“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定，那么，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便十分 自然 了。而这种研究路径便只能是集体主义方法论了。集体主义方法论所固有的诸如难以解释社会结构起源及其变迁、过分强调社会的作用以及漠视个人自由和选择等弊端也就在他的实际研究中显露出来了。

与其相关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由于缺乏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面临难以将具体的、离散的经验研究归结起来的困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似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漠视经验分析的批判；二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受社会网络分析和经济人类学影响甚大。社会网络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结构进行经验性描述的方法。实证派的经济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强调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在实证研究之前就提出问题和假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同样认为，应当摆脱建构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方向，而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具体的、不确定的经济现象。

注重经验研究无疑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的学术特色。然而，如果过分强调和保守这种特色，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理论代价。正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派）由盛而衰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过度迷恋经验研究，会带来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思考不足。有关涉及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讨论不足，必然妨碍该学科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逐渐发现许多社会事实和数据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来说明。人们将在各种与经验直接相联的小理论的彼此冲突或残缺不全中，感到无所适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事实证明，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满足于从其他学科中获得基本概念或假设，以便迅速推延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去，那就迟早会发生整体性的理论危机。

最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一个缺失，便是只求实证分析而漠视规范分析。例如，嵌入性分析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产生信任和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对其个案进行实证分析时，新经济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回避研究两个涉及规范分析的问题，即行动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要提出，当事者运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从事对己有利的活动时，是否给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外部影响尤其是负外部影响？后一个问题是指，当我们考察正式结构（法律、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结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对经济行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响时，我们如何判断和选择哪一种要素或哪一种要素的配置是最佳的？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对于完整地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是形成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毫不涉及上述两个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所谓实证分析得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这一中心结论，显然是片面的，也是难以经得起经验检验的。

四、结语

作为结语，我想指出，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已至少出现了两条明显不同的学术之路：一条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意在通过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嵌入性视角，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之路；另一条则是若干 中国 学者正在为之努力的从一种新的理论整合的角度即交易秩序的结构，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中国新经济社会学之路。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主张沿着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方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因为，我们持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经济与社会关系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对该对象领域进行广义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新的发展只能在继承传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理论整合，以建构一种能对经济与社会关系予以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理论框架。选择这样的发展之路，不仅符合知识创新的逻辑，而且也是推进真正有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的必由之路（与学科对话相联的跨学科研究， 目前 至少有三种可选择的形式，即“入侵”（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典型）、“主动借鉴”（如新史学对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理论整合”。显然，以理论整合形式推进跨学科研究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是最为合适和有效的）。正如《迈向》一书所表明的，我们已经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总体理论中，我们不仅创立了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和新的综合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通过对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建构出了若干既逻辑一体又相互分立的小理论，如动机理论、规范理论、社会交易秩序目标理论、市场理论、 企业 理论和国家理论等。这些中层性的理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成为总体理论联接经验世界的桥梁。

与其不同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采取的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反传统的策略。他们并不力图突破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理论瓶颈，而是采取一种既能规避困难，又不易被人追究的战略，即分离出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新的社会学视角，然后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种种具体的、可实证的理论。通过“修正”有关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即将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转变为仅仅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学视角，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战略并不能回应古典和现代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知识的连续性，并且大大缩小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近20年来，在限定性的研究范围内，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各种具体的涉及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被创造出来，并且被宣布能为一些经验事例所“证实”。但是，正如我们的批判性讨论所表明的，他们用于证实其理论为真的研究视角、基本假设和方法论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对个人自由与选择的漠视、对正式结构及其与非正式结构的关联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轻视，以及忽视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理性（个别效率）的限度等，都构成了经济生活中的网络分析的明显限制。这些限制无疑都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只强调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关。正如上文指出的，分离出某种独特的视角进行研究，固然符合“科学主义”教条，然而，事实证明它无助于弄清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利于建立一种能够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综合性理论。就科学发展的逻辑而言，一种可替代的更好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仅应当包含所有创新的成就，而且还应当能够包容旧理论的成就；它不仅应能解释更多的事实，而且能对同样的事实予以更好的解释。⑥显然，只有那种不固执惟一研究视角的理论，或者说，只有通过理论整合达到某种新综合的理论才能适应这一科学发展的趋势。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诚然，理论批判的目的，并不是由此来证明批判者的理论观点一定为真或一定能被“证实”（正如波普尔所言，理论其实无法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被反驳和被替代）。我的目的只是想为那些有志于建设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同仁们确立必要的信心：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新综合经济社会学”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总趋势的、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同时，也寄希望通过理论比较和借鉴，来明确中国新经济社会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即“保持综合，力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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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科学哲学选集［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第7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成长成才；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295-03

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因素研究历来受到高等教育者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从学校这个角度来说，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微观分析类，即从某个具体方面对其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比如：“大学生人际交往对大学生的成长、人格完善和社会化的完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情绪因素对大学生学习、身心健康、自身成长、人际交往和行为目标的实现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2]、“学习动机水平的高低与大学生的成才、成功直接相关”[3]等；二是宏观分析类，即通过对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因素的综合整理和分析得出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点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例如：“在大学生学习成才激励机制中明显存在两个动因：一是以各种非智力因素为主的内动力系统；二是以各种社会环境因素为内容的外动力系统。”[4]“非智力因素主要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对大学生学习、活动、行为起着动力和导向作用。”[5] 三是实证调研类，该类研究由于涉及因素复杂众多、互为影响且调研者的主观偏好等原因，就容易形成因素分类缺少标准、不全面，建议措施也会因为缺少内在逻辑联系造成实效性减弱、表面化等问题。本文试图以第三类研究方法为主来对前两项研究分析中得出的对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正向因素进行整合、分类并进行调查问卷设计，以期能从学校这个角度对影响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因素现状进行全面调研、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合理化对策。

一、调查情况概述

本次调查是以自行设计的问卷，就涉及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价值观、性格、意志力、情绪等在内的内因系统因素和包括家庭、媒体、学校、社会在内的外因系统因素，对500名大一至大四本科生所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涉及农学、工学、人文、经济、管理等多个专业，回收有效问卷432份。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内因系统

1.性格因素。包括情绪状况、自制力、自信度、意志力、包容度、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总体的性格因素较为正面、积极和乐观向上，53.47%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坚强勇敢；27.78%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意志力很强，45.83%的认为自己的意志力较强；59.03%的同学在面临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时能积极寻求合作者，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时，仅有20.37%的同学选择了直接反对，包容度尚可。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目前大学生的性格因素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还有20.6%的同学认为自己暴躁冲动，12.03%的同学认为自己胆小自卑，自制力和自信力的缺失；26.3%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意志力薄弱；在团队合作方面，还有近40%的同学不愿意和尽量避免寻找合作者；从包容度来看，做到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能接受并思考其存在理由的同学仅占28.93%。

2.人生目标及方向。对大学生人生目标及方向状况的了解将有利于针对实际情况对大学生进行“三观”教育。通过调查我们发现，71.53%的学生选择了拥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的形成时间分别是初中23.15%、高中41.67%、大学35.18%，人生目标自我认知的坚定程度为很坚定17.59%、坚定36.11%、可能会变35.42%、说不清楚10.88%。这说明大学生的自我思考决断能力较强，同时又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和波动。在对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选择时，社会经验的积累为41.44%，专业技能提升为28.7%、人际关系改善18.52%、竞争意识的提高6.48%、其他4.86%，前三项选项为大学生具有强烈学习需求的内容。总体看来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决断能力较强，也有着非常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动机，但同时他们的目标、态度和动机都还非常的不稳定，很容易受到干扰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以满足其学习需求为基础，把正面、积极向上、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三观教育贯穿其中，实现大学生的目标追求和方向跟国家、集体的利益有机结合。

3.情感诉求对象。对即将真正意义上独立和处于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来说，情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了解大学生的情感诉求渠道，对于把握、化解大学生情感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困惑无助时候大学生的倾诉对象占比分别是朋友43.06%、父母17.36%、自己解决14.35%、兄弟姐妹12.04%、老师10.19%、其他3%。这说明大学生的情感独立意识较强，当面对情感问题的时候大多选择跟自己相近的朋友作为倾诉对象或者自己解决。在“谁是你最好的朋友”一题的选择中，30.56%选择同宿舍舍友、21.3%为同班同学、13.66%为同校校友，近66%都来自同一学校。这说明大学是大学生结识朋友和播种友谊的主要场所，且在同一学校内随着空间、时间的距离扩大，好朋友的范围和数量逐渐缩小。

4.学习动机及兴趣专业匹配度。对“你认真上课，努力争取好的考试成绩的动机是什么？”一题的选择中，51.62%选择了找个好工作、18.29%为对得起父母、15.28%为拿到毕业证、14.81%为争取奖学金。在对专业选择情况一题的选项中，37.96%是按自己兴趣选择、21.3%是按父母意愿选择、11.11%是人云亦云的选择、29.63%是选无可选的选择。过半的同学选择就业作为学习的最大动机，反映了大学生随着大学教育改革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市场化不断深入，竞争意识得到加强，拥有强烈的自我、自立意识；18.29%的同学选择了对得起父母说明满足家庭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专业兴趣不高的现状会造成学习效果不佳、持续钻研主动性降低、在该领域成为专才可能性减少等问题。

（二）外因系统

1.家庭因素。在对“你觉得对你成长影响最大因素是什么？”一题的选择中，家庭占52.54%、学校占20.13%、社会占13.65%、个人11.11%、媒介占1.15%。可见家庭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的影响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家庭成员中最能影响大学生的成员选择中，父母占64.81%、同辈占18.29%、亲戚占11.81%、其他占5.09%。可见父母是能够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对子女的影响涉及到性格、学习动机、专业选择、情感等等方面。

2.学校因素。校园文化氛围、学风情况、生活环境、师资力量、同学舍友、社团组织、配套设施、社会实践等等都会对大学生造成影响。在对学校影响因素的选项中，校园学风状况占41.20%、学校生活环境占31.25%、校园文化活动占17.82%、学校师资力量占9.73%。在对大学里谁最能影响大学生的调查中，44.68%选择同学或朋友、15.74%选择舍友、14.81%选择班主任或辅导员、13.66%选择任课教师、11.11%选择社团组织。在对大学生在校业余时间最喜欢的活动调查中，31.71%选择看书、18.52%选择社团活动、17.59%选择上网、14.58%选择参加同学聚会、9.26%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8.34%外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对学生参与学校社会实践的情况调查中，积极参与受益匪浅的占48.38%、积极参与收获不多的占30.09%、应付了事没有收获的占13.66%、懒得参与的占7.87%。总体来看，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基本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校园环境的氛围影响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3.媒介因素。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媒介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广播、报刊书籍、名人事迹、网络等。从媒介对大学生影响度的调查问卷答案中，以上媒介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度分别如下：电影、电视、广播45.14%，书本、杂志、报刊为23.15%，名人事迹为11.81%，其他（如网络）占19.9%。

4.社会因素。我们选取物质、道德、人际交往、就业这四个内容作为选项对大学生对其进行影响力度调查，结果为：人际交往39.12%、社会风气（如伦理道德等）32.87%、就业压力17.36%、物质方面10.65%。人际交往和社会风气对大学生来说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对社会的认识首先是对人的认识，从单纯的家庭环境进入自我独立的跟人交往的大学校园，人际交往就成了大学生认识人、认识社会的第一个课题。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我们发现，当前大学生在成长成才道路上拥有较好的条件和环境，但同时也在内外条件和环境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特征，值得我们注意和利用。一是当代大学生的性格、心理因素中还明显存在着意志力薄弱、团队合作精神不强、包容力不够、学习兴趣低下等问题；二是大学生的自我思考决断能力较强，但同时又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和波动；三是大学生情感诉求渠道最重要的是朋友和父母，朋友的分布又随空间扩大而减少；四是他们对社会实践、专业技能和人际关系具有强烈的主观学习需求；五是校园因素和社会、媒介因素具有非常强的相互重合、补充、调节作用。

三、对策及建议

由于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因素众多、复杂且相互交叉影响、互为因果，所以无论是个人的内因还是外因都会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的最终改变是由内而外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让更多的大学生更快地成人、成才，必须使其内在的主观能动因素得以改变。良好的性格，优秀的道德品质，健康的情绪、情感状况，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坚强的自制力、自信度、意志力，海纳百川的包容度、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向上的学习动机以及符合时代、国家要求和利益的人生价值观等这些自身素质和特质都是大学生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肩负着大学生成长、成才培养重任的高校必须根据影响大学生内外因素的现状和特点，牢牢以学校这个角度为出发点，整合构建全部外因各个因素与内因因素之间的对应联系桥梁，通过外界因素的介入来培养、熏陶、教化、影响大学生的内在心理、思想、品质、动机、行为等发生变化，才能达到帮助其成长、成才这一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笔者认为高校应该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关注学生心理，鼓励、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与有助于提升自身性格优势的活动。大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步入成熟期的关键时刻，良好性格的形成在这个阶段显得非常重要。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的教学、生活管理当中充分认识到对大学生良好性格培养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关注学生心理状况，积极探索、创造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措施来对大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鼓励、创造条件多让学生参与诸如体育活动、拓展训练等能有效提升其自制力、自信力、意志力、团队精神、包容度等心理、性格优势的活动，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奠定强大的自身性格和心理基础。

2.创新“三观”教育传统模式，强化大学“三观”教育影响力。总体看来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决断能力较强，也有着非常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动机，但同时他们的目标、态度和动机都还非常的不稳定，很容易受到干扰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高等教育者要时刻以满足其对学习内容的最大需求为基础，把正面、积极向上、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三生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贯穿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把紧密与学生自我成长、成才需求结合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创新性地开展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目标追求和方向符合国家、集体的利益，使三者有机结合的思政教育，有效激发大学生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动力源泉功能。

3.重视情感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积极开展校风、班风、舍风建设及家校联系制度建设。经过大学生情感诉求渠道的分析，我们知道大学生的情感依赖主要是朋友、父母、自身、兄弟姐妹和老师，同时好朋友的最主要来源又是同一学校的舍友、同班同学和校友，这就对学校校风、班风、舍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校风、班风、舍风建设是促进大学生之间互为良性影响的重要手段，通过校内、班内、宿舍内的正面、积极向上风气的建立，必定会对个体在情感诉求的微观渠道上得到正向、积极的影响和熏陶。家庭因素，特别是家庭中的父母监护人的影响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影响作用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关注、研究必须要加以重视的方面。这要求我们在对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的时候充分考虑家庭因素所能带来的作用和效果，积极构建各个层级的家校沟通、对话平台，及时发现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心理、行为干预和教育，帮助大学生尽早、尽多地实现人生价值和健康成长。

4.注重从学生需求出发，因势利导开展素质能力教育。社会经验、专业技能、人际关系是目前大学生在竞争时代下自立发展的自然学习需求，如何结合时代特征和学生需求开展提升学生社会经验、专业技能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速度和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实践和专业教育中充分考虑和增加社会交往、心理学、专业技能、人际交往技巧和方法等内容；在形式上，针对不同受众和年纪的学生开展诸如选修课、课外专题辅导、讲座、主题班会、同伴教育、游戏比赛等等形式多样的素质能力提升活动。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不断深化学校固有的社会实践和专业教育的优势和特色，形成良性互动，良性发展，真正做到从学生需求出发，因势利导提升学生素质能力。

5.充分利用校园资源，积极引导社会媒介因素。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将近要有三年半时间置身其中的学习、生活场所，同时它还是一个开放、包容兼收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对社会、媒介绝对地屏蔽，但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和思辨来对其进行沉淀，为我所用。一方面在充分考虑学生认知特点的基础上来加强校园文化氛围建设、生活环境改善、师资力量提升、社团组织管理、配套设施改进等。一方面要针对社会、媒介各种热点问题采取不逃避、不躲闪的态度，积极构建讨论、思辨的平台，让学生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学会判断和批判。另外一方面还要对于那些不利于大学生心理、年龄承受的各种思潮、行为和态度加强监管。目的就是为大学生提高一个良好的成长、成才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1] 苏宝芳.人际交往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J].泰安师专学报，2002，（7）.

[2] 陈艳，邱培彪.论情绪因素对大学生成才的影响[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4）：55.

[3] 刘雪梅，贾恩峰.学习动机调查与大学生成才动因分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27）：6.

第8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这次全省水利规划暨项目前期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和全省水利工作会议精神，总结*7年水利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研究部署*8年工作任务，为完成全年水利建设目标、促进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规划计划工作是水利发展与改革的基础和龙头，厅党组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会前吕厅长专门听取了会议召开情况的汇报，还将到会作重要讲话。有关处室进行了认真准备，形成了规划工作意见和项目前期工作意见供会议讨论。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

一、务实奋进，*7年水利规划计划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一年来，全省水利规划计划工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紧紧围绕水利中心工作，不断完善水利规划体系，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强化规划计划管理，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治水新思路的要求，努力构建水利发展规划体系。为了保障和支撑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加快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水利规划工作围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拓展了规划内容，加强了促进人水和谐的资源管理和资源保护方面的规划，重点深化了以水系为载体、发挥综合功能的规划措施。一是基本完成水资源综合规划，测算了全省不同流域和行政区域的水资源总量、生态用水和可利用水资源量，分析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开发利用潜力，优化了水资源配置，突出了节水减排和水资源保护。二是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提出了建设目标，节水型农业、企业、单位和社区的标准，以及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措施。三是抓紧进行水系规划，各项专题研究已经基本完成。查清河道情况，优化水系布局，界定河道功能，科学布设饮用水源地及污水排放口，规划清水和尾水通道，并且划分河道等级、划定河道蓝线、明确分级管理职能。四是积极开展湖泊保护规划，13个省管湖泊保护规划已经省政府批准，明确了湖泊水域功能定位、保护范围和目标，提出了综合治理措施，其余近百个湖泊保护规划正在进行。五是认真做好流域综合规划修编配合工作，提出了《*省配合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任务、方法以及分工，规划修编配合工作全面开展。六是针对管理保护中的一些突出问题编制专题规划，完成了东太湖和滆湖退田（渔）还湖规划，开展了入海河道河口治导线研究，完善了长江岸线开发利用控制指导规划等。

（二）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民生问题，编制专项治理规划并抓紧实施。按照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针对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水问题，组织编制专项治理规划。一是根据省委省政府振兴苏北和沿海开发战略，开展了沿海地区水利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完成了5项专题研究，并形成了规划初稿。二是针对低洼圩区因洪致涝、洪涝频发的问题，在近几年进行淮河流域重点洼地治理实施方案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里下河等地区灾后应急治理实施方案并上报省政府批准，全面开工建设。三是抓好饮用水源安全规划，完成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公布了全省饮用水源地名录，提出了保障饮水安全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四是在太湖蓝藻暴发后，研究了有序调水引流的规划意见和扩大引江济太工程方案，调水引流工程已列入《*省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方案》和国家《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走马塘、新沟河项目建议书基本完成，新孟河工程项目建议书正在抓紧编制。五是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开展农村饮水安全规划，摸清了饮用水不安全的人口分布和类型，研究了3年时间解决1*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建设方案，并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规划；还组织编制了全省小型泵站改造规划，为全面实施小型泵站改造创造条件。

（三）围绕年度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和“十一五”水利发展规划，全面完成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前期工作是推进规划实施、安排投资计划和工程顺利建设的基础。在项目前期工作中，各级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抓质量、抓进度、抓审批环节，国家审批项目积极做好配合工作，省审批项目都在第四季度以前批复下达。淮河治理工程，新沭河、沂沭邳整治和南四湖湖西大堤加固工程通过审查，治淮19项工程的前期工作基本完成；上报了入江水道、分淮入沂、洪泽湖大堤工程可研报告和重点洼地治理规划，入江水道可研通过了水规总院技术初审。南水北调工程，在配合完成《总体可研》审查评估的同时，完成了泗阳、刘老涧、皂河、泗洪、金湖等泵站和截污导流单项工程初步设计报审。水库加固工程，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实施方案，已经批复6座大中型水库和210座小水库加固的初步设计。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里下河等地区灾后应急治理工程、海堤达标工程、水利血防项目等前期工作也基本完成，保证了年内全面开工建设。各市也都完成了一批区域治理、城市防洪、地方基建项目的前期工作。在全省水利规划计划部门和设计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做到了既保证年度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又为今后几年做好项目储备。

（四）围绕提高规划计划和前期工作管理水平，不断强化基础工作。一是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了《*省水利规划管理办法（试行）》，严格水利规划管理，提高规划编制质量，促进规划有效实施。二是严格行政审批事项。按照规划做好审核工作，重大事项组织专家论证，规范管理涉水事务，既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又切实维护流域、区域防洪引排功能。三是开展城市水利投融资机制研究，总结城市水利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城市水利投融资的政策建议。四是加强统计分析，按时完成水利基建统计月报和季度建设形势分析，及时提出前期工作和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五是举办移民安置、土地预审培训班，切实在前期工作阶段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提高执行移民政策、土地政策的水平。

在认真总结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存在的薄弱环节。规划工作中，贯彻新的治水思路不够全面，规划深度也不足；工程措施比较落实，非工程措施比较原则，水环境保护研究还不够；规划管理尚在起步阶段，审批滞后、协调困难，实施弹性大，权威性和严肃性有待加强。项目前期工作中，设计市场化程度低，部分项目进度滞后、深度和质量还不能适应要求。项目管理上，评审程序还不够规范，有的项目决策缺乏可靠的规划依据和必要的财力分析。计划管理上，部分县的地方配套资金难以到位，缺乏有效监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改进。

二、明确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今年规划计划工作

*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喜庆之年。做好今年水利工作，保障和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8年，全省水利规划计划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治水新思路，紧紧围绕水利中心工作，自觉服务水利发展与改革大局，推进目标管理，强化统筹协调，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水利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保障。全年要着力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六项工作：

（一）全力组织规划修编，完善水利规划体系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水利问题，加快编制水利规划，推动水利规划实施，提高水利系统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一是认真开展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工作。流域综合规划是一项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工作。根据水利部和有关流域机构的工作意见和要求，厅里印发了《*省配合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工作方案》，并已作出部署。主要任务是完成基础资料收集和分析、提出水利发展需求、编制有关专项规划、开展重大问题研究等。各单位要按照任务分工，集中精力开展工作。要争取在流域规划中更好地反映我省的治理要求，进度上要尽可能往前赶，决不拖流域规划的后腿。

二是全面完成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和沿海地区水利规划，基本完成全省水系规划。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要在规划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与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进一步协调，完成规划报告审查报批，各市也要完成市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报告编制与成果审查工作。沿海地区水利规划要在各专题研究和规划报告初稿的基础上，完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组织开展骨干供水通道规划方案研究，年内形成规划报告送审稿。全省水系规划上半年要完成各项专题研究，年内提出省级水系规划报告征求意见稿。各市、县除配合省级规划外，要根据本地实际，有序推进市、县、城区水系规划编制工作。

三是继续推进区域水利规划以及其他专项规划。一方面，要针对我省区域水利规划相对薄弱的状况，结合流域综合规划修编要求，深化区域规划研究：里下河地区水利规划要根据近几年受涝情况及沿海地区发展要求，进一步复核防洪、排涝、供水规划布局，修订规划报告提出送审稿；沂南和沂北地区水利规划要加快进度，年内提出送审稿；组织推进通南、白马湖及宝应湖、阳澄淀泖等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展专项规划研究。主要包括：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重点是划定一二级及准保护区，查明影响水源地安全的各类排污企业名单并提出整治措施，提出加强水源地安全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入河排污口整合规划，要进一步查细查实排污口现状，完善入河排污口布局方案研究，提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排污口整合方案、禁止或限制设置排污口的河段布局方案以及限排意见；长江澄通河段综合整治规划，要统筹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关系以及防洪、河道整治、航道整治、岸滩利用等治理要求，提出目标、布局、分期实施意见；小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规划工作；全省水土保持规划，要结合流域综合规划修编要求，完成规划完善和审查工作。

（二）加快项目前期工作，保证水利建设需求

前期工作是水利建设的基础。要依据水利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当年和长远，做到既保证年度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又为今后重点工程建设储备项目，为全省水利建设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一是保证国家重点，按期完成淮河治理、南水北调、太湖调水工程前期工作。要围绕“*8年全面完成治淮19项、*9年争取开工新3项”的目标，认真做好新沭河、沂沭邳、湖西大堤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批复，以及入江水道、洪泽湖大堤、分淮入沂工程可研报告审查的相关配合工作；编制平原洼地除涝工程可研报告，完成行蓄洪区建设可研报告及移民迁建年度工程实施方案；完善重点平原洼地治理外资项目可研报告、完成世行评估各项工作。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要基本完成剩余设计单元的初步设计，做好年内开工项目的初设审查配合工作。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按照“走马塘今年开工、新沟河争取年内开工”的目标，上半年完成走马塘、新沟河工程可研报告，10月份完成初步设计报批；上半年完成新孟河工程可研报告，争取年内完成初步设计。

二是突出民生水利，抓紧病险水库加固和农村饮水安全前期工作。国家要求在3年内完成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加固任务，我省有27座大中型水库列入《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工程初步设计4月底前必须全部报厅审查。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总体实施方案省发改委已经批复，到*9年要完成395座小型病险水库加固，其中今年安排的100座小水库的单项工程初设必须保质保量在5月底前报批，*9年水库加固单项初设也要年内报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省委、省政府明确从*8年起用三年时间解决1*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今年解决350万人，*9年解决400万人以上。有关市县要认真组织开展前期工作，严格按照《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实施细则》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做好水源及供水布局、供水规模论证，并与区域供水规划、村镇集中居住区规划等相衔接，上半年完成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

三是促进区域发展，加快海堤达标、城市水利、重点区域治理工程的前期工作。*6年省政府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重点海堤达标建设任务，今年是完成目标任务的最后一年，剩余4座大中型涵闸、8座小型涵闸以及防护工程的前期工作必须在上半年完成，确保汛后开工建设。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十一五”期间要基本形成全省大中城市中心城区的防洪工程体系，各市要按照建设目标，依据规划在上半年编报年度工程可研报告，由所在市发改委批复报厅核备。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将加大区域水利治理力度，逐步扭转目前区域治理滞后的状况，各市要在区域水利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区域治理规划和实施方案，上半年完成年度工程可研报告。

三、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水利规划计划工作水平

今年水利规划计划工作的目标任务已十分明确，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各级水利规划计划部门要以新思路谋求新发展，以新举措赢得新突破，努力实现“五个新提升”，推动水利规划计划工作再上新台阶。

理清思路上要有新提升。规划计划工作是水利发展的龙头，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带头落实治水新思路，站在保障和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认真思考水利发展与改革，特别要分析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对水利带来的新变化，从水利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谐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安全水利、资源水利、环境水利和民生水利的发展要求，把握治水方向，提出治理保护措施。在规划计划工作中，要做到“五个坚持”、“三个转变”。要坚持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关系民生的水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坚持人水和谐，把握水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统筹兼顾，实现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流域和区域、城市与农村水利协调发展；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快水利改革，寻找水利公益性与市场化的平衡点，以改革发展来解决当前水利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坚持节约保护，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规划计划工作目标上，要实现以防灾减灾为主，向突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有效保护的转变；在工作理念上，要实现以工程布局为主，向突出加强河湖管理与资源保护的转变；在工作重点上，要实现以流域治理为主，向流域区域与城乡统筹治理的转变，努力推进水利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组织领导上要有新提升。各级水利部门要高度重视规划计划工作，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要亲自组织对本地区重点治水课题研究，及时协调解决规划计划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要抓规划研究。深入开展调查，掌握基本情况，与基层群众一起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水利发展规划，逐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水问题；二要抓规划执行。正在编制的规划，要抓紧完成并按规定程序组织报批；已批准的规划，要加大宣传力度，尽可能公开规划内容，为规划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三要抓经费保障，水利规划的公益性很强，主要以财政投入为主。在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省级规划和前期工作经费得到逐年增加，各市县也要积极向政府争取增加投入，以保障水利规划和前期工作顺利开展。四要抓责任落实。规划计划工作涉及面广，要建立工作责任制。这次会上印发的《工作意见》中涉及的各单位要落实责任，牵头部门要切实负起总责，抓规划组织、抓规划进度、抓问题协调，重大问题要及时组织专家研究。具体承担部门要调动精干力量、组建工作班子，按照工作意见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及时协调沟通；配合部门要主动搞好配合、积极出谋划策，齐心协力推动既定任务的实施。

创新管理上要有新提升。最近，省领导在听取*8年全省水利重点工程计划安排汇报时，对创新规划计划管理、提升政府投资效益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水利厅进行了专题研究，要求今后要重点加强“五项制度”建设，即建立规划许可制、项目评审制、绩效评价制、配套资金保障制和投资控制制。五项制度是贯彻国务院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保证水利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实施规划许可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水利发展规划审批建设项目，有利于已批规划的严肃执行；实施项目评审制，通过分类比选、专家评估，择优安排年度计划，有利于提高立项的科学性；实施绩效评价制，对已经运行的项目进行跟踪评价，有利于完善和改进项目管理体系；实施配套资金保障制，保证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有利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实施投资控制制，推行设计招标，严格执行初设概算，有利于提高水利投资的效益。有关建设五项制度的初步设想会上已经印发，请大家认真讨论，下一阶段，省里还将组织专题调研。各市要积极探索五项制度建设，寻求创新突破，把政府水利投资管好用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

规划设计质量上要有新提升。多年来我省水利建设没有大的反复，主要得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个好的规划基础并不断完善，一批水利工程荣获国家级、部省级大奖，也得益于有优秀的设计。当前由于规划设计工作量大、市场驱利行为严重等，不少规划和设计产品的质量不高。有的满足于常规设计或套用已有成果，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重视不够；有的重工程技术，对涉及经济政策以及资源、环境问题研究不够；有的勘测水文等基础资料深度不够，甚至出现计算出错、图纸误用等，不少项目要复审二三次才勉强通过，有的施工图纸修改频繁，经常变更或超概，严重影响建设周期和建设质量。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树立创新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把现代技术手段和先进水利科技成果运用到规划设计中去，提升规划设计理念，提高规划设计水平；要广泛征求意见，采取组织专家咨询、加强行业间协调、多与地方沟通、听取社会群众意见等方式，集思广益，提高成果的科学性；要规范流程管理，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全面负责，项目责任单位负责进度和质量监督检查，项目主管部门严格把关并提出明确的初审意见，重大项目应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技术咨询。今后，我厅对不符合资质的设计文件将不予受理，达不到规定深度和质量要求的规划设计不予审批。各规划设计单位也要落实质量奖惩和责任追究制度，全面提高规划设计质量。要深化规划设计机制改革，针对我省水利规划和前期工作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在近几年逐步推行水利规划和设计招标的基础上，完善相应的招投标办法，研究合理的招标范围，积极培育水利规划及设计招投标市场，落实前期工作招投标工作经费。尤其是在设计招标上要进一步加大推行力度，原则上初步设计都要通过招标选择设计单位，可研报告尽可能通过招标选择设计方案，通过市场竞争，提高设计质量，保证设计工期，节省工程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