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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中央对手方清算;金融衍生产品
JEL分类号:G18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22-05
中央对手方清算是指在衍生产品交易完成后,引入一个中央交易对手,与交易双方分别订立两份新合约取代初始合约,成为衍生产品交易“买方的卖方”与“卖方的买方”,以承担交易对手风险,并通過提供多边净额结算以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暴露,从而有效克服了OTC交易在信息披露与交易对手风险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个运转良好、抵押充足的中央交易对手覆盖的交易越多,引发多米诺式违约传染的可能性就越小,就能更好地分散风险(Norman,2011)。因此。次贷危机以来,各国监管当局在加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方面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要求衍生产品交易通過中央交易对手来进行清算,改善市场结构,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更有效地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理。
一、中央对手方清算面临的主要挑战
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中央对手方清算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强对交易对手风险的管理,但这种清算机制的引入同样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一)对交易商与交易主体的激励问题
中央对手方清算可以有效地管理交易对手风险。降低风险暴露,从而降低保证金和风险资本准备要求,但可能会给交易商与交易主体带来额外成本:
首先。有些交易商可能只有部分合约可以转到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这就可能大幅增加其抵押要求,使现有双边交易清算下的净额结算收益消失,尽管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央对手方清算的衍生产品交易的增加,这一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但在短期内会普遍存在。与此同时,在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下,初始保证金并不是以双边交易为基础的,还需要交纳违约保证基金份额,这就会大大增加交易商的抵押资金成本。IMF的报告显示各类衍生产品交易转向中央对手方清算会导致初始保证金和违约保证基金增加1500亿美元(见表1),JP摩根的报告显示会给衍生产品交易中最活跃的16家银行带来221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JP Morgan,2010)。这些成本对于一些交易商而言可能会相当大,削弱甚至完全消除了他们参与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激励。
假设有2/3的CDS和1/3的外汇、商品、股票及其他衍生产品将转向中央对手方清算。
其次,对于某些交易主体,如对冲基金、保险公司、非金融类企业等而言,中央交易对手可能很难买下他们的头寸,因为许多套期保值交易并没有抵押或保证金,或者提供的不是现金或高流动性证券,或者只是在某些信用事件发生后才需要抵押,这可能是因为交易量小,没有必要增加抵押的操作成本,而且由于对冲的现金流可能要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能实现,因而也没有必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来管理每日抵押资产的变动,这样如果要这些交易提供充足抵押,就会大大增加对冲商业风险的成本。
(二)道德风险与风险管理的激励问题
中央对手方清算并没有消除OTC衍生产品交易中的交易对手风险,而是由中央交易对手承担了这些风险,这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风险问题:
首先,从交易商与交易主体来看,一方面,由于交易对手风险由中央交易对手承担,因而可能会促使他们扩大交易规模,忽视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管理,从而增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交易可能会使其承担更高的保证金要求,或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因而可能会与交易对手串谋,隐藏某些交易的信息,不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不履行OTC交易的报告义务,从而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从中央交易对手来看,目前大都采用盈利型的组织模式,有限责任为基础的股东所有权结构促使其承担更大的风险,通過降低保证金与抵押资产要求、风险管理标准来吸引清算会员和客户以获取更大的利润,这无疑会大大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衍生产品交易与清算的核心,中央交易对手集中了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无法承担违约损失,就会带来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在金融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决定了中央交易对手很可能会出现“大而不倒”的问题(Koeppl和Monnet,2010),从而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衍生产品合约的标准化问题
进行中央对手方清算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清算产品应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合约,既包括法律条款,如适用法律、争议解决机制等,也包括经济条款,如CDS交易的期限与费率等。不過中央对手方清算要求的标准化程度要低于交易所,以标准化程度最高、流动性最强的OTC衍生产品——利率互换合约为例。对于交易所而言,今天交易的一份5年期的利率互换合约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份不同的合约,但对于中央对手方清算而言,还是一份标准化的合约。OTC市场的利率互换与外汇衍生产品的标准化程度都比较高,可以直接进行中央对手方清算,但对于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信用衍生产品而言,标准化程度较低,如对于信用事件下结算等义务的定义,不同国家或地区与复杂结构CDS合约的标准化等,对于这些条款的标准化都比较困难或产生很高的成本,而且这些产品的标准化很可能会提高对冲信用风险的成本与费用。
(四)多个中央交易对手共存引发的协调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一类衍生产品如CDS只有一个中央交易对手是最优的。可以使交易对手风险与交易担保都最小化,而中央交易对手越多,净额结算的效率会不断下降,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暴露与交易担保要求会不断增加(Duffie和Zhu,2010),但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多个中央交易对手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净额结算的效率,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另一方面还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不同中央交易对手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竞争,就可能会通過降低保证金以争取更多的交易量来获取利润,这对清算会员与中央交易对手本身的风险管理是非常不利的,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次,不同中央交易对手之间如何进行协调,是简单的共享数据和信息,还是相互成为清算会员并履行会员的权利与义务,或通過互操作来处理跨市场的交易清算问题?在莱曼兄弟的破产事件中,CME、Eurex和LCH通過互操作有效地降低了莱曼违约的影响。但不同中央交易对手之间的联系与互操作必然会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在一个中央交易对手遭受大量违约损失时,必然会影响到有联系、进行互操作的其他中央交易对手。
再次,监管的国际协调问题,在跨市场交易中,各国都要求涉及本国的衍生产品交易应通過本国中央交易对手来进行清算,并向交易登记机构报告,这样必然会带来交易商与客户的双重清算与报告义务,各国监管机构如何进行协调还需要进一步的磋商和探讨。
二、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动态
中央对手清算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892年纽约股票交易所清算中心的建立,到20世纪后期各国的证券交易所都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中央交易对手,但直到1999年伦敦清算所建立互换清算系统开始进行利率互换合约清算,中央对手方清算才被引入到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不過在次贷危机之前一直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各国监管当局对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普遍关注,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提出在2012年底之前实现标准化衍生产品都通過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通過中央交易对手来进行清算。随后欧美各国相继推出了在衍生产品交易中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法律规定,大大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
首先,从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来看,次贷危机引发了市场参与主体与金融监管当局对交易对手风险的关注,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规模因而迅速缩小。特别是CDS等信用衍生产品市场(如表2所示)。随着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引入与不断成熟和完善,纳入清算的衍生产品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根据BIS在2011年6月的报告,当前未结清、名义本金为400万亿美元的利率互换交易中,有近50%是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的,2.5万亿美元的商品衍生产品中有20-30%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不過30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产品中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的还不到10%,可见中央对手方清算在标准程度较高的利率类衍生产品交易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在CDS等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信用衍生产品交易中的应用还比较有限。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与完善也大大推动了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由表2可见,到2011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规模超過了次贷危机前,特别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利率类衍生产品发展更为迅速。
数据来源:BIS李报。
其次,各国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蓬勃发展,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表3给出了2010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的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与此同时,各个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建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与会员资格标准,限制可接受的抵押资产种类,综合运用保证金与违约保证基金的方式来冲抵可能出现的违约损失,同时注意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以满足随时可能出现的现金支付义务。
其他包括商品、能源、货物、宏观经济指数(如通货膨胀率)等。
再次,中央对手方清算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欧盟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央对手方清算的监管法规。欧洲议会于2010年9月了《欧洲市场基础作业监理改革提案》(European Market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简称EMIR),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集中清算、交易登记与监管的整体框架,并于2011年7月经欧洲议会审议通過;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7月通過了《衍生产品交易问责制和披露法案》(Defivmive Trading Accountability and DisclosureAct)以加强监管,控制交易风险,同年12月通過了《场外衍生产品市场法案》以强化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监管并纳入了《华尔街与消费者保护法》,2010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過了《重塑金融稳定法案》,并在同年6月与众议院的法案合并为《多德一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 0f 2010),从2010年7月开始生效。这些法律法规的与不断完善,明确了对标准化衍生产品交易的强制性清算要求,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集中清算、交易登记与报告制度以及对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的监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趋势
(一)清算要求的适用范围
中央对手方清算已经普遍适用于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但欧美各国都规定了一些交易的豁免义务,如外汇即期交易以及一些实物交割的商品交易等,美国还授权给财政部可豁免一些外汇互换和远期交易的清算义务。此外,对于一些非金融类的工业企业,如西门子、汉莎航空等进行的套期保值交易,由于通過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成本過高,因此一般也都豁免了他们的清算义务,以保证他们能获得对商品价格波动进行套期保值的收益。
(二)中央交易对手的组织模式
目前大部分中央交易对手都是盈利型的,如英国的LCH Clearnet是清算集团的成员,美国的EME和德国的Eurex Clearing AG则是交易所建立的清算组织,包括在交易所集团之内,也存在着一些非盈利型的中央交易对手,如加拿大的FINet。由于这种盈利型模式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因而英格兰银行在2010年12月的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非盈利型的会员制中央交易对手组织将提供更强的风险管理激励,提出中央交易对手组织应采用会员,制的形式,并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实行更严格的风险管理标准,以更有效地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管理
由于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对手风险集中于中央交易对手,因而中央交易对手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央交易对手都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1、在抵押资产方面,如果只接受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可以有效降低风险,但会增加清算会员的成本,而给予清算会员更大的灵活性则会增加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因此,高评级的国债与国库券往往是首选的抵押资产,一般不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作为抵押。股票一般也不能作为抵押资产或者会受到严格限制,如规定只能选用主要股票指数的成分股、规定较高的市值折价(如Eurex最低为30%)以及股票占保证金的比例等。
2、在市场准入与会员资格方面,過于严格的要求可以有效降低交易对手风险,但会增强清算会员的垄断性,有可能促使其利用信息优势来进行抢先交易(Front Running),因而一般都要求清算会员具有充足的财务资源、足够的运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CME和LCH等还要求会员必须是金融机构并要求其母公司提供担保,Eurex则接受不同类型的清算会员。
3、在违约损失的分担上,由违约会员支付为主的模式可以降低其道德风险,但会增加保证金和抵押资产的成本,由未违约会员支付为主的模式则可能会促使清算会员承担更高的风险,但可以增强其监督激励,对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管理进行更有效的监督。为了强化自身的风险管理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央交易对手都设置了主顺位资本(First Lien Equity)或风险准备,在违约会员的保证金与违约保证基金份额无法满足违约损失的清偿时,首先以主顺位资本进行清偿,然后再以未违约会员的违约保证基金份额清偿。
对于保证金,一般要求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一些中央交易对手,如Eurex和LCH还区分了清算产品的种类作了不同的规定;对于违约保证基金份额,CME等中央交易对手还规定了双重责任,即在出现违约时,要求未违约会员缴纳额外的违约保证基金份额,最高可达初始份额的275%。双重责任使得中央交易对手在出现大量违约损失时可以得到额外的保护,并能增强清算会员的监督激励,不過也增加了清算会员的成本;对于未违约会员的违约损失分担,一般规定按清算会员在违约保证基金中的份额进行分配,CME还要求区分不同类的产品并进行分配,同一类产品的损失由该类产品的违约保证基金来分担,使得违约损失分担与清算会员的实际交易活动更为匹配。
此外,由于中央交易对手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来满足会员违约时的现金支付义务以将违约损失完全转移、对冲或终结。因而各国的中央交易对手都从不同方面对短期流动性水平作出了规定。一般要求可以从多家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有些中央交易对手,如LCH为满足不同币种产品的清算要求,还规定要持有多种货币的流动性资产。
(四)不同中央交易对手的协调与合作
为提高跨市场的清算与结算效率,以降低流通在外的衍生产品头寸和抵押成本,各国的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越来越强调建立与其他机构的互联与互操作体系,这种联系不仅包括同一清算集团内的其他中央交易对手,还包括了其他机构,如LCH和CME等,主要通過跨市场保证金协议(Cross-margining Agreement)来实现。CME和期权清算公司之间的协议规定双方以违约保函的形式共同持有一定的主顺位资本来冲抵跨市场清算时可能出现的损失,CME和固定收益清算公司之间的协议规定双方分别持有保证金,但规定了统一的损失清偿计划。
(五)中央交易对手的监管问题
由于中央交易对手在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各国监管当局非常重视对中央交易对手的监管,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在获得清算授权后,必须满足一定的资本金要求,如欧盟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应持有至少5亿欧元的永久性、随时可获得的资本,美国则没有提出具体的资本金要求,但规定其财务资源应至少能满足在可能极端的市场条件下,当清算会员违约而带来极大金融风险暴露时的支付义务,并应能满足支付一年运营成本的要求。
2、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具有补充流动性的途径,欧盟要求中央交易对手的保证金应能覆盖头寸变动风险的99%,并通過开发模型和压力测试在每日的基础上根据损失可能性确定应收取的保证金。美国暂时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计算方法,但规定保证金应足以冲抵正常市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意外损失。
3、对于中央交易对手的所有权模式,各国监管当局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欧盟成员国如德国和法国都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应具有银行牌照或为银行所有,英国则规定必须得到监管当局的授权,这些差异会给跨国界的交易清算带来一系列问题。
4、美国监管当局还提出了系统中央性中央交易对手(Systemically Important CCPs)的概念,并授权美联储和CFTC进行监管,对其清算会员和客户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资本金、保证金和抵押资产要求,欧盟则没有区分系统重要性中央交易对手,可能是因为欧盟认为所有的中央交易对手是同样重要的。这样以来,如果美国监管当局认为一些欧盟的中央交易对手是系统重要性的,当这些机构清算在美国交易的产品,或并不是在美国交易,但与美国企业有关的产品时就必须按美国法律执行更为严格的资本金、保证金和抵押资产要求。
四、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FIGARCH-EVT模型;GARCH-EVT模型;市场风险;条件在险价值;稳健性返回检验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0-0029-03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金融市场风险的管理一直是政府当局和投资主体机构的焦点。尤其是近20年来爆发的一系列全球性金融风险灾难性事件进一步告诉了我们关注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金融风险管理都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石的金融理论展开的,这个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假设收益率序列服从正态分布,然后根据收益的分布特征来测度金融市场的风险值。
风险值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金融市场风险度量方法,它能给出在一定时间间隔内金融资产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的估计值:Pr(rt≤VaRt())=。其中rt表示收益率,表示置信度。基于分位数的VaR 忽略了给定分位数以外的尾部特征,因此存在一些不足。
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者与投资主体来说,关注出现概率小的极端事件风险的发生具有现实性意义,因为这类风险很可能导致投资者破产,甚至引发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就金融收益分布而言,其尾部就代表着这一类风险,从而必须对此进行建模分析。
余炜彬、范英(2007)引入VaR的极值理论对世界原油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进行研究。在对WTI 和Brent原油现货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将极值理论的阈值模型与簇值方法相结合,对阈值u和模型参数的估计方法提出了改进,取得了较为理想的VaR估计结果。
魏宇(2006)通过对我国上证综指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非条件与条件收益率以及收益波动率的分布分析,指出正态或t分布等对称分布均不能准确刻画其收益分布的统计特征,而EVT能有效描述市场的极端波动和风险状况,并认为运用极值理论和VaR 测度的金融收益风险值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一些学者运用GARCH簇模型以及随机波动SV模型与EVT模型结合对风险测度进行建模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田新时和郭海燕(2004)采用极值理论对上证指数180的VaR值进行度量,并与GARCH 模型进行对比和后验测试,发现采用极值广义帕累托方法估计的值波动率最小,是厚尾分布高分位点风险预测最稳健的方法。高莹,周鑫(2008)在综合考虑金融资产收益数据分布的波动集群性和厚尾特征,尤其是波动的条件异方差对动态VaR估计的影响的基础上,运用极值理论(EVT),建立了GARCH-EVT模型,计算了上海证券市场综合指数的动态VaR,说明GARCH-EVT模型能很好地解决波动集群性和厚尾现象。
然而,GARCH-EVT模型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很好地捕获条件波动率的长记忆特征,因此一些学者在GARCH-EVT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刻画金融收益波动率长记忆性的FIGARCH模型,与EVT模型相结合来为基础展开实证研究。
本文以大陆新兴股票市场与成熟市场为对比进行研究,引入FIGARCH模型来捕获金融收益条件波动率的长记忆特征,针对存在厚尾分布的收益率序列引入EVT模型对其尾部进行建模,然后利用似然比率LR对风险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考察该模型的准确性与精度。
2 基本模型与原理分析
基于高频数据的波动率与成交量动态关系研究?
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
无套利分析在非完美条件下远期合约定价中的运用
矿产资源开发与西部各省区科学发展评价研究
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要件研究——TRIPS协定和因特网条约的视角
论人权条约监督机构的国家报告程序对食物权的保障——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实践为中心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关系之探究
范式理论的审视与重建
神秘文化与精神疗法:评徐小斌小说的救赎意识
无意识中的真实世界探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与《狂人日记》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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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和古汉语中连系式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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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听力零课时可行性探讨——一项基于学生意见的混合方法研究及课程模式效力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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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建设历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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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含于宪法中的公民民主能力体系——对政治平等自由理论与现实错位的一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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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中国股票市场传染效应
引言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普、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信用评级,揭开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进而引发重挫欧洲经济,甚至威胁欧元区生存的欧洲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以欧元区国家为主体的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中国进口先进技术的最大来源地,欧盟经济与中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股票市场行情低迷不振,持续走软。这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建立时变Copula模型,选取2009年12月至2012年3月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目的是为相关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
文献综述
在Pericoli and SbraciaPericoli, M., Sbracia, M.,“A Primer on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3, Vol. 17, No.4, pp.571-608.看来,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主要含义是:当一国或一个地区发生金融危机时,该国或该地区的金融市场与其他国或地区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强;或是对于单个金融市场的冲击,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到其他金融市场。DeBandtOlivier de B., Philipp H.,“Systemic risk: a survey,” Working Paper Series 35, 2000, European Central Bank.指出,传染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产生,如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关联或金融工具之间的技术相关都可能导致传染。Rochet and TiroleRochet, J.C., Tirole, J.,“Interbank Lending and Systemic Risk,”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1996, Vol. 28, No.4,pp.733-762.认为,银行间的借贷和交易将一个金融机构出现的偿付问题传染到其他金融机构。Allen and GaleAllen, F., Gale, D.,“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Vol. 108, No.1,pp.1-33.指出,流动性偏好冲击通过银行间金融工具可以从一个局部传染到整个经济体。除此之外,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变化及其引发的投资行为改变也可能导致传染效应。GrossmanGrossman, S.,“On the Efficiency of Competitive Stock Markets Where Trades Have Diverse In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76, Vol. 31,No.2, pp.573-585.的研究发现,信息首先会引发个别证券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调整,如果市场参与者具有理性预期,那么与该证券市场相关的所有其他证券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也会出现相应调整,信息与传播会使风险在证券市场之间传染。Kodres and PritskerKodres, L.E., Pritsker, M.,“A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Financial Contag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Vol. 57, No.2,pp.769-799.建立包括“噪音”的理性预期模型,研究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或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共同宏观经济风险因子的情形下,传染效应尤其显著。同时,他认为一个金融市场遭遇的随机冲击也会通过资产组合调整传染到其他金融市场。
在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不同证券市场在收益率上的相关性。King and WadhwaniKing, M., Wadhwani, S.,“Transmission of Volatility between Stock Markets,” Review ofFinancial Studies, 1990, Vol. 3, No.1,pp.5-35.最早使用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s)检验股票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他们对美、英、日三国在1987年10月股灾前后的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发现股市暴跌后一段时间内,三国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明显增加,存在传染效应。Baig and GoldfajnBaig, T., Goldfajn, I.,“Financial Market Contagion in the Asian Cris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8.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股票指数、汇率和利率等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危机期间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增加。Chiang等Chiang, T.C., Jeon, B.N., Li, H.,“Dynam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inancial Contagion: Evidence from Asian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7, Vol. 26, No. 7, pp.1206-1228.建立动态条件相关模型(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对1990—2003年亚洲9个国家的股票指数收益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9个亚洲国家股票市场存在传染效应。RodriguezRodriguez, J.C.,“Measuring Financial Contagion: A Copula Approach,”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07, Vol. 14, No.3, pp.401-423.首次用Copula模型实证检验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5个国家股票指数、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拉美4个国家股票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证实金融危机对这些股票市场存在传染效应。
国外文献侧重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对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基本不涉及金融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近几年来,国内文献多集中于研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而研究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传染效应的文献十分少见。龚朴、黄荣兵龚朴、黄荣兵:《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载《管理评论》2009年第2期。运用时变Copula模型对2005年1月至2008年10月中美股市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并不大。游家兴和郑挺国游家兴、郑挺国:《中国与世界金融市场从分割走向整合——基于DCC-MGARCH模型的检验》,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采用非对称MGARCH模型和Engle提出的动态条件相关模型,对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与这些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越来越强。张兵等(2010)张兵、范致镇、李心丹:《中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研究》,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用GARCHDCC模型分析了中美两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发现在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两国股票市场之间的时变相关系数稳定在0.5以上。蒋彧和裴平(2012)蒋彧、裴平:《中国与美国股票市场动态相关性》,载《经济管理》2012年第3期。运用时变Copula模型对2007—2010年间美国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周舟等(2012)周舟、董坤、汪寿阳:《基于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金融传染分析》,载《管理评论》2012年第2期。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和时变多元 GARCH 模型对欧洲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欧债危机蔓延期间欧洲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动性。
国内外文献为本文所做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改进和深化已有的相关研究,促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时变Copula模型,选取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至2012年3月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
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金融危机传染的理论,与欧债危机相关的信息冲击会引起欧洲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调整,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而会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因此,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可表现为危机爆发后欧洲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变化。由于两地存在时差,欧洲股票市场收市时间为当日北京时间晚上11点。在通常情况下,有关欧债危机的信息冲击会先到达欧洲股票市场,再传染到次日的中国股票市场。因此,传染效应表现为当日欧洲股票市场与次日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变化。
欧债危机自2009年12月在希腊首先爆发,至今阴霾不散,具有持续时间长、涉及国家广、信息冲击来源复杂等特征,而且整个危机爆发与蔓延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经过比较,本文认为,由PattonPatton, A.J.,“Estimation of Multivariate Models for Time Series of Possibly Different Length,”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6,No.21.提出的时变Copula模型可以捕捉变量之间的非对称和非线性关系,能够更精确地描述相关性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本文选择时变Copula相关性模型,实证检验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特别是解析欧洲股票市场收益率与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随欧债危机发展而变化的过程。
实证检验
(一) 样本选择与说明
本文选取欧洲股票市场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股票指数,即英国FTSE 100指数、德国DAX指数和法国CAC 40指数具有代表性股票指数选择来自http:///intlindices?e=europe。,并以它们的收益率代表欧洲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同时,考虑到美国股票市场具有全球性影响,本文还选取美国股票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S&P 500指数,并以它的收益率代表美国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作为研究中的参照。
本文还选取中国股票市场最具有代表性的沪深300指数。沪深300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它覆盖了中国A股市场约70%左右的市值。因此,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可较好地代表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率。
欧美两地与中国存在时差。欧洲股票市场收市时间为当日北京时间晚上11点,美国股票市场收市时间为次日北京时间清晨4点,通常情况下信息冲击先到达欧美股票市场,再传染到中国股票市场。鉴于此,本文研究欧债危机爆发后当日欧洲股票指数收益率与次日中国股票指数收益率之间的时变相关性变化,并以当日美国股票指数收益率与次日中国股票指数收益率之间的时变相关性变化作为参照。因为欧债危机始于2009年12月初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所以选择欧美股票指数的样本区间为2009年11月30日到2012年3月30日,次日中国股票指数的样本区间为2009年12月1日到2012年3月31日,并以每日收盘价为样本数据。
在相关研究中,通常使用指数对数收益率作为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替代变量,它具有消除时间序列不平稳性和无下界的优点。本文也使用股票指数对数收益率表示股票指数收益率,根据英国FTSE100指数、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美国S&P 500指数和中国沪深300指数,分别计算它们的对数收益率。同时,考虑到各国股票市场的假期安排不尽相同,经过筛选后,共得到533组有效样本数据。
(二) 样本数据统计特征
表1给出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中国股票指数收益率的基本统计量。其中,JarqueBeta是股票指数收益率序列的正态性检验统计量;LB(20)是滞后至20阶的自相关检验统计量,用于判定股票指数收益率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ARCH(20)是滞后至20阶的异方差检验统计量,用于判断股票指数收益率序列是否存在异方差效应。
结论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和消除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和内容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整体市场的一种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即金融市场上存在的风险,即指在金融行业的经营和操作中由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金融价格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在黄金交易所的管理当中,就很重视系统性风险,所以在管理部门安排上会严格的设置专业的风控部,即风险控制部门,在风险控制部门中会有专业的分析专家用专业的知识去观察系统性风险的波动,对每日的均线和日线走势和整体状态都会做细致的分析,同时也会时刻关注国内和国际的情况信息。通常来讲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会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金融行业的整个系统产生影响,所以如何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对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作出的判断,而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降低经济损失、控制市场经济全局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对金融市场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任何金融产品和经营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每个金融机构所承担的风险几乎是均等的,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是常发生的,尽管发生的概率比较小,但是一旦发生,对整个金融行业的打击将是很难弥补的。除了对罕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要提高防范意识之外,主要的精力要放在常见的几种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引发元素上,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达到综合防范和治理。
首先常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政策风险。任何决策的产生都要经过实践的验证才能够被确切的评价,经济社会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措施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公司的利润,在金融经营和交易中也会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的变化,另外对于证券交易政策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到证券的价格,所以从事证券交易的金融机构会随时随地的关注政策的出台和变动,收集市场信息,及时的做出对策和调整。而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和法规也会间接的影响到金融的系统,造成金融风险的存在。因此,经济政策、法规出台或调整,对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资金的供求关系会有一定影响,倘若影响较大的时候就会造成系统性的波动,将会影响到人们的全方位的生活细节。其次是利率存在的风险,对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很大,市场价格的变化随时受市场利率水平的影响,利率的提高和降低,都会影响到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和供求方面的环节,所以利率变动的风险也是不可小觑的。再者,将目光移到购买人群上,在金融购买力上也存在着风险。购买力是由购买者,也称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所决定的,消费者有多大的购买力就证明了他有多大的消费水平,但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同样金额的资金,未必能买到过去同样的商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去接触金融产品,不去学着理财投资,因为物价的变化导致了资金实际购买力的不确定性,通胀风险的存在,使得消费者无暇顾及投资理财,当然就会降低对金融行业的关注,所以购买力风险的存在,会直接影响金融系统,如果大家都不去购买金融产品,也就是金融产品即将被淘汰的时候。最后,从宏观环境上分析金融市场的市场风险,市场拥有一双无形的手,能够在市场的整体运行中起到一个内部的推动作用。所以任何被称作市场的,都会普遍的存在市场风险,金融市场也不例外。对于投资者来说,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而对于金融机构会想方设法的消除这种市场风险,所以一般金融机构或经营者会采取金融创新、多样化投资组合等方式进行防范,以此来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降低经济效益上的损失。
二、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式
在完全开放的市场机制下,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威胁金融、经济的整体发展,这样就需要强有力和高质量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合理的措施消除和弥补缺陷。这是金融监管者的责任,也是监管当局对风险管理的重要的任务,在内部环境和外部宏观政策的协调下,将整个社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考虑在内,同时站在投资者方面考虑其面对的风险,监管者才能够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手段纵览全局。在防范手段上,监管部门可以要求资本充足率达到一定标准,就是要求银行部门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流动资本达到全部资产的规定比例才可以进行相应的金融交易和操作,从而保证流动性资本的风险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监管者也可以尝试针对客观存在的因素进行约束,直接对投资者等的行动做出特定限制。所以依靠金融监管的力量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采取外在监管的同时,还要注重对金融风险制度因素的控制,这是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首先要建立健全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问题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另外可以建立一个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的构建要求有专业的技术分析和制定全面的风险控制方案,并依据国际标准和我国实际情况,从微观和宏观等方面综合考虑,设定几个档次的风险概率值和统计数据,落实保证投资者和经营者双向权益的金融体制。最后要大力推进风险补偿制度,完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是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对于任何风险造成的后果,都要采取积极的补偿,才不至于把自身的市场做的混乱。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能够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为其自身的利益做考虑,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存款可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是非显性的存款保险机制,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过程中,人民银行对个人债务实行保护制度,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作后盾。针对证券投资者可以建立证券投资风险补偿制度,这一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建立的一种针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在国内外的政策采用中都体现了妥善处理赔付问题的优势,这有利于提高投资者信心,保持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发展性。目前,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大批量设定,长期下去会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国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应该建立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在有保证的前提下形成规范的保险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综上所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存在和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战略上,是能够起到调整国有经济整体布局的作用,也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水平,加快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的经济能力和综合实力。在落实市场经济的同时努力的发展金融优势,贯彻金融制度下的金融整体的经营标准,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从经营者的经营主动性优势入手,更不可忽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条件,在产生的同时要及时的采取相应手段进行消除,总结经验和教训,鼓励创新性发展,将系统性金融风险降到最小,才不至于影响到整个行业的金融效益,这样在经济发展全局的把握上才能够有效的增加经济效益和国民收益。
参 考 文 献
[1]王春,韩朝亮.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系统性风险探析[J].商业经济.2010
[2]刘辅忠.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J].深交所.2010
[3]薛建波,刘兰设,刘长霞,李玉.宏观审慎监管: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必由之路[J].金融发展研究.2010
关键词:适应性市场假说;滚动方差比检验;聚乙烯期货;市场有效性
一、引言
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人假设受到了行为金融学家的质疑。Simon(1972)认为,个体只具有有限理性,人们追求满意而并非最优的决策。Tversky 和Kahnmane(1974)认为认知失调、过度自信、过度反应、从众心理、心理账户、后悔厌恶情绪、模糊规避等都会导致行为偏差。
Lo(2004)吸收了行为金融学和有效市场假说不同的假设,提出适应性市场假说(AMH),认为由于投资者的变化、金融机构的变化、市场环境的变化、法律监管的变化、信息技术的进步等原因,市场有效性并不是有或者没有这种绝对的观点,而是一个动态过程。
近年来,在国外,适应性市场假说的支持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为该理论寻求证据。Lo (2004, 2005)使用滚动一阶自相关系数的方法,对1871年1月到2003年4月的标准普尔指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市场的效率是时变的,具有周期性,并不是越来越有效率。Cheong et al. (2007)使用滚动HURST指数的方法,对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市场效率最低的时刻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其次是危机前、危机后、货币与美元挂钩期间。Jose et al.(2012)用熵的方法来研究美国股市1929年到2012年的效率演变,结果表明近十年来美国股市的效率有所降低。这些研究表明,价格收敛于均衡不能保证也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发生。AMH能够解释更复杂的市场动态如循环、趋势、泡沫、萧条、狂热以及其他在金融市场可观测到的现象。
在国内,关于AMH的研究尚不多见。田晓林(2005)将适应性市场假说引入国内,对适应市场假说的主要思想和研究进展进行了阐述。石建辉(2011)则定性地阐述了AMH对投资的意义。国内对金融市场效率的实证研究还停留在静态或者比较静态层面,适应性效率理论(AMH)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程可胜(2009)采用静态的研究方法,得出我国的棉花期货市场是无效的结论;张彦旭(2011)按照期货市场发生的重大事件,分割时间区间,采用比较静态的研究方法,对每个区间的市场效率进行了研究。
本文选择聚乙烯期货市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滚动方差比与复合方差比相结合的检验方法来研究该市场的动态效率,来检验适应性效率理论是否能够解释聚乙烯期货市场有效性的异常波动。
二、检验方法
随机游走序列q期收益的方差是1期收益的方差的q倍。基于这种特征,Lo(1988)年提出方差比检验,用于检验金融市场的对数价格是否遵循随机游走过程。
三、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大连商品交易所聚乙烯期货2007年8月1日到2012年12月14日的每日收盘价数据进行研究,共1311个数据,数据来源为大智慧分析家的连续合约数据。
通过对样本数据处理成对数收益后的统计特征研究发现,偏度为-0.328,峰度为5.624,表明对数收益的分布是左偏的厚尾的,J-B统计量为399.321,进一步也证明了收益不服从正态分布。我们也对样本收益进行了恩格尔的arch检验,结果表明对数收益序列明显具有异方差性,在我们进行方差比检验时,应当选择统计量Z2。
为了研究金融市场效率的动态变化,我们使用Tabak(2003)提出滚动方差比检验的方法。由于聚乙烯期货市场成立于2007年7月,为了观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对该期货市场有效性的冲击,子样本长度不能设置过大,我们设定子样本长度为150,不断地剔除1个旧的数据并加入1个新的数据使样本向前滚动,分别计算子样本的方差比和Z统计量,用t时刻的方差比和Z统计量来衡量[t-149,t]时间段的市场效率。同时,我们设定不同的投资窗口2、4、8、16,从不同的投资窗口观察聚乙烯期货市场的动态效率变化。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方差比是时变的,存在结构跳跃点,并非都落在弱有效的范围内。第二,投资窗口越大,方差比的数值和波动幅度也越大,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短期和长期市场效率的动态特征会有所不同。第三,粗略判断市场大的结构变点有2个,一个是在2008年9月,方差比朝背离1的方向突然放大,尽管此时市场仍然是低效率的,它在以很快的速度背离有效区间;另一个结构变点时候在2009年4月左右,方差比朝着1的方向突然跳空,使得市场从均值背离过程迅速转向随机游走过程。第四,在此后的趋势中,方差比基本围绕1上下波动,大于1的时刻为均值背离过程,小于1的过程为均值往复过程,等于1的时刻为随机游走过程,市场效率呈现周期性波动,偶尔伴随着结构跳跃。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正证明了价格收敛于均衡不能保证也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发生。这些波动的偏离可能是由更复杂的市场现象如循环、趋势、泡沫、萧条、狂热、政策等引起的。
我们用复合方差比的方法进行检验,在所有的投资窗口中,任何一个窗口拒绝零假设的就意味着拒绝价格随机游走假设。
从图2可以看出,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结构变点分别为2008年9月、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我们发现,这段时期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2008年9月之前,随着金融危机从美国向我国扩散,从金融业扩散到实体经济,市场效率越来越低,但是还在95%的有效区间之内;然而,在2008年9月9日后,金融危机开始失控。9月14日,雷曼兄弟提出破产申请,同日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这两件事情标志着2008年9月全球股市大崩盘的序幕。全球金融危机的失控,人们的情绪恐慌,投资者悲观的市场预期以及出口的受挫,这正是我国聚乙烯期货市场2008年9月效率急剧下跌的原因。
在同年9月11日至11月9日期间,市场效率在慢慢恢复,这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初期市场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投资者过度恐慌。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情绪恢复,通过试探性学习开始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全球各国出台一系列的救市政策,使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减缓,投资者的预期有所改善。因此这段时期市场效率的回调和盘整可能是由于市场自发寻求新环境下的均衡而引起的。
在2008年11月9日,在一个市场效率下降的局部极值上,我国的宏观政策做了重大调整,提出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受该利好消息影响,市场效率又开始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后稳定下来,进行横向调整。这表明聚乙烯期货市场已经达到新经济环境下的均衡状态。
在2009年2月至4月期间,我国出台了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的政策,扩大内需,这对聚乙烯期货市场是一大利好消息,同时前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逐渐发挥作用,聚乙烯期货市场在迅速恢复效率,于2009年5月14日已经进入市场弱有效的区间。可见正是我国政府及时正确地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政策,使我国经济先于其他国家恢复,聚乙烯期货市场从均值背离过程迅速变为随机游走过程。
考虑到投资窗口对市场效率的影响,我们选择2007年8月1日到2012年12月14日期间的全部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不同投资窗口对应的市场效率变化特征。经研究发现:随着投资窗口q的增大,从5天以内的短周期来看,市场是弱有效的;从5-121天的中周期来看,市场价格遵从均值背离过程;从大于121天的长周期来看,市场仍然是弱有效的。这表明,尽管我国的聚乙烯期货市场在中周期并不遵从随机游走,但是市场效率在逐渐改善,长期来看聚乙烯期货市场是弱有效市场。
四、结论
期货市场在小于5天短期内是弱有效的,期货价格具有不可预测的特性, 而从5-121天的中期来看则具有较显著的可预测性, 且市场收益率的波动随着投资窗口的增加有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周期性趋势,且振幅在逐渐减小,效率在逐渐提高,在大于121天长周期市场达到了弱有效。这充分表明,我国的聚乙烯市场刚成立5年,市场的运行还无法对各种各样的信息进行有效吸收, 从另一方面来讲, 市场力量还不是主导我国聚乙烯期货市场运行的主要力量, 这也说明了我国聚乙烯期货市场的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尽管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聚乙烯期货市场基本是弱有效的,但是期货市场的有效性不能保证也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发生,这些波动的偏离可能是由更复杂的市场现象如循环、趋势、泡沫、萧条、狂热、政策等引起的。这也表明,适应性效率假说比随机游走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我国聚乙烯期货市场的效率变化。
参考文献:
[1]Simon,H.A.Theor 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M].Amsterdam: Mcguire, C. and Radner, R.(eds), Decisions and Organizatio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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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o, A. Reconciling efficient markets with behavioral finance: the adaptive markets hypothesis[J].Journal of Investment Consulting,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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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晓林.适应性市场假说的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5(4).
[7]石建辉.试论适应性市场假说对投资的意义[J].生产力研究,2011(4).
[8]Chow, K. V. and Denning, K. C.A simple multiple variance ratio test[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3(58).
[9]Tabak, B.M.The random walk hypothesis and the behavior of foreign capital portfolio flows: the Brazilian stock market case[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2003(13).
关键词:集团企业 国际资金运作 体系 管理
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充分利用国际优势资源、实行国际化发展战略已成为我国集团企业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由此,境内集团企业在建立起跨国业务发展相适应的资金管理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利用境内外金融市场差异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既支撑了集团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又不断创造价值,助力集团加速发展。本文结合我国能源企业的最新管理实践,以A集团公司国际资金运作管理体系为例,分析国际资金运作体系的管理理念及运作模式,以资借鉴。
一、国际资金运作模式、背景及管理原则
(一)国际资金运作的模式
资金运作是根据金融市场规则,企业直接运用公司账面资金购买金融产品,或通过资金本身的合理运用及科学流动,实现资金价值增值、效益增长的经营方式。国际资金运作,是充分结合国际化的产业发展需求,将资金运作的市场区域由单一境内市场拓展至跨境及境外,资金运作的主体由单一境内企业拓展至境内外企业联动,资金运作的产品组合由单一境内金融工具拓展至境内外市场间及境外市场的多种金融产品。A集团的国际资金运作业务,主要包括贸易融资理财业务、跨境资金池及境外资金增值业务等。
1.贸易融资理财业务
A集团在“总买总卖”的经营策略下,通过贸易板块串联全产业链条,在境外设立了国际贸易公司,统一负责A集团LNG资源国际采购。依托真实的LNG国际贸易背景和付汇需求,A集团优化“即期自有资金购汇支付”的传统国际结算模式,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差别走势,采用“即期融资支付+风险锁定+资金无风险投资”的组合结算模式,满足了正常国际结算业务需求,创造了一定的无风险收益,打通了集团整体产业资金链条。目前,主要操作模式见下表。
2.跨境资金池业务
A集团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在境内外非金融成员企业之间开展的跨境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业务,属于企业集团内部的经营性融资活动,具体包括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及外币资金池。跨境资金池业务可以实现集团总部对全球资金的集中管控,打通了境内外资金流通的渠道,提高集团境内外统筹配置资金的便利性。
3.境外资金增值业务
充分利用境外市场间、交易主体间、不同币种间的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差异及时间差异,通过无风险的产品组合,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二)国际资金运作的客观背景
1.集团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A集团牢牢把握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建立了涵盖上游天然气勘探开发及国际LNG进出口、中游气化加工及管网管道运输、下游天然气发电及车船加注等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在“加快发展”的战略指引下,A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的力度广度不断增强,实现了海外大型LNG生产基地建成并试产,同时LNG国际贸易量快速增加,已成为LNG行业国际主力买家。
2.资金结算规模大,结算需求更加多样化
石油石化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高投入是其行业特点,单个项目资金投入高达几千万至几亿元,对于海外能源项目而言,其资本投入及运营资金需求规模更大。以LNG海外基地为例,累计资本投资已近百亿美元。在国际贸易项下,LNG作为能源产品,属于大宗商品的范畴,即使油价处于历史性低位的客观环境下,单笔结算规模上千万美元。同时,基于国际贸易范围、规模扩大及交易方式的变化,国际结算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多种支付及风险控制需求,包括汇款、汇票、托收、信用证等几大类多个工具。近年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会进一步融合,结算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3.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趋势下,经济体之间及各金融市场之间的依存度及关联度持续强化,经济增长趋势、地缘政治风险、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大宗商品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各项金融市场指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日渐凸显,金融市场震荡不仅覆盖全球,且幅度加大。作为国际化的能源企业,正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市场。
4.资金风险管控要求不断提高
相比境内资金运作,跨境资金管理面临多个币种、多个市场、多种金融税收财务政策、多个国家政治环境等,风险管理维度及管理难度均大幅增加,风险管理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急需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体系,合理规避控制资金运作中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保障跨境资金运作体系的合规高效有序运转。
5.提高资金效率效益的内在需求
资金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血液,也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油价急剧波动,能源企业经营压力空前增大的情况下,保障产业链资金的安全高效,优化资金在各业务板块的配置,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率,持续降低资金成本,创造资金价值已经成为能源企业的迫切需求。
(三)国际资金运作的管理思路
1.集中管理,统一运作
资金集中管理是目前大多数集团企业采用的资金管理模式。在国际资金运作中,该方式的管理有如下管理优势:一是可以将全球各地公司的资金进行集中调度,合理调配集团内部资金余缺,降低集团整体的外部融资规模和成本;二是可以发挥集团总部金融资源优势,利用集团高信用评级和较强的议价能力,进行打包融资或一揽子谈判,实现较优的融资条件;三是资金管理相关重要数据更加及时、准确、透明,有效支持管理层决策;四是资金集中管理的决策流程相对缩短。
2.安全第一,兼顾效益
跨境资金运作必须以资金安全为首要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种管理手段和金融工具来提升资金运作的效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所谓的“盈利”或者“收益”都是虚假的,必然得不偿失。
3.协同发展,实现共赢
跨境资金运作体系以集团整理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管理实践中,必须通过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及管理制度,激发各成员单位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实现互利共赢,从而实现长久发展。例如,对于作为融资平台的下属单位,在绩效考核时,将与跨境资金运作相关的财务费用从正常经营中剥离出来;集团内部单位资金调剂过程中,以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利率鼓励公司主动加入资金运作管理体系等。
4.权责明确,内控完善
跨境资金运作体系中涉及境内外多个交易主体及交易环节,清晰的职责分工、规范的制度流程、明确的操作流程、有效的风险管控机制是跨境资金运作体系高效运转的保障,必须建立集中运作、分级监管、责权利相统一的内控制度体系。
5.专业高效,快速反应
境内外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对资金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跨境资金运作业务需要一支业务精、反应快、勇创新、能务实的资金管理团队。资金管理人员要实时跟进境内外资金存量及需求,动态跟进市场价格,充分研究各项政策,合理判断预测市场趋势,抓住机会形成可落地方案,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运作。
6.充分沟通,信息顺畅
实时顺畅的境内外沟通平台是跨境资金运作执行的机制保障。一方面可以实现资金运作方案在执行层面不跑偏、不走样,合理控制操作风险;更关键的是,在市场出现重大波动及可能的风险性事件时,下属单位及资金管理人员须及时沟通,充分反馈,以保证快速有效应对。
二、国际资金运作业务的风险管控体系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增长,国际资金运作业务功能及结构的日趋复杂,交易对手及交易主体更加多元,资金运作工具的创新不断加速,资金运作业务的安全性、时效性、效益性要求持续加强,急需一套完备有效的风险管控体系来保障业务的健康发展。
(一)制度体系
建立满足资金运作全流程控制的制度体系,明确集团集中管控的管理要求,规定真实业务背景、保障资金安全、无风险敞口等核心原则,细化集团资金岗及所属单位的职责分工,明晰具体业务操作关键节点的审批机制,实现对操作模式的全覆盖,从制度体系及内控机制角度进行全流程管控。
(二)授信管理
国际资金运作业务中涉及贸易融资、开立信用证、进口保付、金融衍生产品、备用信用证等,需从商业银行获得一定综合授信额度,单笔业务发生时根据风险不同占用授信额度。银行授信对于融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金融资源,一定规模的授信是业务快速开展的必要保障,有利于企业留有一定的议价空间,获得较为有利的价格。但授信规模不能无限扩大,必须与业务需求及增长相匹配。授信管理是开展资金运作业务前端的关键控制点,合理审批、集中管理银行授信是风险管控体系的重要环节。
(三)账户管理
严格控制并规范银行账户管理,是加强资金运作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效率,从源头上杜绝开户过多过滥的重要措施。应遵循集中、精简、实需的原则开立外部银行账户,推动实施集中审批,积极引导下属单位选择资信一流的交易对手,设置统一的交易授权体系,及时清理不必要的银行账户。
(四)方案管理
国际资金运作业务明显具有业务创新多元化,结构灵活复杂化的发展特点。国际资金运作业务面临境内外两个市场、多个币种、多个利率、多种金融工具,存在多种组合模式及盈利机会,且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创新产品的复制推广更为迅速,方案基本不可能长时间保持一枝独秀。随着业务量的快速增加,资金运作业务风险管控的落脚点应从单笔交易的逐项审批,向方案库管理模式演变。根据结算方式、风险锁定方式、投融资币、担保方式、境内外联动方式的不同,将资金运作模式及结构进行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的操作方案,纳入到方案库中进行标准化管理,并形成与之配套的操作细则,规范具体操作流程。通过方案的标准化管理,实现顶层设计、管控风险、流程优化的管理目的。
(五)操作控制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降低操作风险,是风险管控体系的客观要求。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内外联动的分级授权体系,对于具体交易指令,由具有审批权限的教育人联合签署,确保各环节交易与审批一致。二是关键节点管控,对于按照测算价格已审批通过的交易,在实际交易日,根据实际报价重新测算,确保收益达到预期值。在交易存续期内,关注金融市场及交易对手,建立风险反馈机制。密切跟踪到期的理财交易,避免违约风险。在单笔交易结束后,编写单笔理财交易关闭确认报告。三是交易时间、金额匹配衔接。投融资金额、风险锁定金额相匹配,投资到期日、利率汇率锁定工具到期交割日均与融资到期日相匹配;四是风险锁定要求。在操作日,要求利率及汇率风险必须严格锁定,存续期间不再受汇率及利率市场波动影响。
(六)财务管理
国际资金运作灵活多变,跨境跨行的组合复杂,参与主体多,成本收益涉及的会计科目分散,对财务核算及预算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一是建立科学的会计核算办法,深入理解方案的结构配置原理、核心要素、关键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制定符合实际的核算体系,真实计量业务。二是建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将分散的成本收益从管理口径加以综合汇总,全面衡量资金运作整体收益,科学评价经营成果。三是纳入预算管理。深入研究市场动态,充分评估业务需求,合理预测资金运作收益,形成综合结论和建议,纳入经营预算中科学管理,结合市场趋势科学分析,发挥事前、事中、事后监控职能。
(七)金融衍生工具
在资金运作业务中,引入金融衍生工具的目的在于风险管理。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必须坚持实需原则,根据风险敞口规模购买与之匹配的衍生工具,杜绝投机及套利。在会计核算方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或套期保值会计,科学客观反映披露金融工具价值。
季旭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201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金融风险越发常态化,央行承担着银行业金融机构部分的监管职能,如何有效合理地防范和控制国际金融风险,充分发挥金融监管作用,成了央行必须面对的问题,相关央行金融监管制度亟需完善。
关键词:国际金融风险;央行;监管;制度
国际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资产跨国流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无法预料之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存在金融活动参与主体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风险存在和发生于国际贸易和资金的跨国借贷与经营过程中,它会使涉及的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被侵蚀、发生亏损、金融资产难以收回、金融秩序出现混乱,影响范围广、破坏力强,风险一旦发生不仅仅只是影响一家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收益,而是会影响到一国乃至世界的金融秩序,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时明证。正因为如此,国家要增强对国际金融活动的宏观调控能力,采取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来控制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中,跨国银行经营活动中风险防范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理所应当地成为国家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主要力量。下面本文将对目前央行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监管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制度完善方面的意见。
一、央行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中的监管现状
(一)、管理支付结算、清算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其制定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职责的保障。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央行依照该条规定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境外我国跨国金融机构的涉外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央行负责制定清算管理规则,会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结算规则。央行有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执行有关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对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二)、监管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
监管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履行金融稳定职责和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资金交易多为无担保的信用交易,隐含重大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央行通过制定同业拆借管理有关的规章制度、审核把关有关金融机构成为同业拆借市场交易成员、检查监督交易行为等方面进行风险防范。
(三)、监管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央行监督管理黄金交易所市场和黄金进出口业务;明确了央行实施外汇管理。法律还授权央行对违反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罚。
上述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央行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内容。央行对金融机构依照现有法律进行金融活动方面的监管,以此来控制金和防范国际金融活动中产生的风险。
二、从制度方面分析国际金融风险暴露出的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金融法律制度上看,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同步发展,制度不健全、法律规范的缺位和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备在所难免。在国际金融风险发生时能难免会有监管遗漏或是不能灵活机动。从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难看出,金融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与规范作后盾,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则必须以秩序为前提。因此,金融法制的不健全可以说是形成中国金融市场中遭遇国际金融风险隐患的更为主要的原因
(一)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风险,国际上缺乏一个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机构。在我国实行金融机构分业监管体制,央行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很难对国际间的金融活动完全监督到位。在面对国际金融风险时,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缺乏有效的固定机制。然而,随着国际间金融贸易活动的不断频繁,业务交叉不断增多,难免会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并存的局面,在涉及制度设定、市场准入等方面出现权力设置的重复和资源控制的重复,在涉及处罚违规行为、规范金融活动等方面呈现监管真空和问题处置的真空,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和监管效率的下降。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体系,央行对国际性银行业机构的跨国金融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差强人意。
(二)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在对国际金融调控方面,金融监管手段应该多样化,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应该兼顾经济手段和制度手段。央行在监管国际金融活动时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在金融活动监管中行政干预较多,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金融法制建设也得到一些进展,相继出台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并不能完全涵盖金融业的全部,且因规定比较原则,在金融监管实际操作中可用性不强,导致金融监管不得力。对一系列可预见的国际金融风险缺乏相应的预警机制,事前监管严重缺失。
三、关于制度完善方面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监管协作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由央行进行金融监管,这种局面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单一造成的。当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市场多元化以后,国家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分业分管,央行和“三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则成为了监管措施有效化的主要问题。因此建议在央行和“三会”之外再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固定联席会议机制互相通报各自行业的金融市场动态,共同分析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国际金融风险,得出统一有效的应对办法。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国家要完善央行参加国际间协作的制度,积极推动央行投身到国际交流合作上来,建立固定机制平台,做到信息资源透明化。央行金融监管方面立法应该同国际接轨,不断完善相关立法。
(二)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有效系统,将建立有效系统放在应对对国际金融风险的重要位置上来。央行需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的有效系统,该监管系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覆盖。该监管系统要能够根据国际金融活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能够及时变通,灵活监管,切实有效地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金融风险。
(三)、监管同时兼顾国际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央行在对国际金融活动进行监管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证金融贸易活动的公平、公正与公开,进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央行在金融活动的监管活动中能够对违法违规的机构处罚,但对金融活动的参与者的保护则不够。国家应该从立法方面明确保障国际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在国际金融贸易活动过程中由于金融活动参与者对金融产品认识不够,信息不充分,往往会造成金融参与者的预期收益不能够完全得以实现,进而造成更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形成。因此,我国在金融监管立法完善的过程中,应当把保护金融活动参与者合法权益放在重要的位置。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明显,国际金融风险也伴随着国际间金融贸易活动的更加频繁而愈发常态化。为了有效控制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央行需要完善相关金融监管制度,查补监管漏洞,完善监管手段,积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作者单位:1.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参考文献:
[1]强力:《金融法》,法律出版社 北京2004年版
[2]吕忠梅 彭晓晖:《金融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法律对策论》,载《中外法学》1999年03期
[3]博源基金会编:《国际金融监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4]刘园 主编:《国际金融》,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关键词:农村金融;区域差异;金融多元化
JEL分类号:R51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92-03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我国的城乡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同时,我国经济改革非均衡性的特点,使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非常大,除了东中西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还包括同一区域内不同省、市、自治区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上的巨大差异。
从图1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三类区域农村金融的相关比率(即FIR)从总体上逐步上升,而2005年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都在2.0000以上,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与深化大幅度改善。相关数据与全国金融相关比率差距还很大,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现象仍普遍存在(2008年全国金融相关比率为2.77)。
从图1中还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相关数据差距也很大。在发达地区,FIR值普遍在3.0000以上的水平,这与全国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水平比较相近,但从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的数据来看,则大部分年份都低于全国农村金融的相关比率。从相关数据的增长情况来看,不发达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增长最为迅速,FIR值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几年来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存贷款额的大幅增加造成的。从均值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比不发达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低,这显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速度比工业发展速度缓慢,而不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较工业好的原因。
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情况来看,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较少,覆盖程度也很低。据数据显示(《农村金融服务地图集》中国银监会):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最高的省市是重庆和四川,最低的是青海和。两个自治区平均每个县的金融机构网点只有18.96个,每个乡镇平均只有1.58个金融机构网点,平均每80个行政村才有一个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的撤并仍在继续。金融机构网点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从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业务的种类来看,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存贷款、汇兑等基本业务上,比较单一,一些新型业务如涉农保险业务在欠发达地区开展并不普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与该地区农民高涨的保险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知识、金融法规、致富信息、市场动态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介绍和普及开展得也非常不够。
在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户对金融的需求呈现出了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发达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如“公司+基地+农户”贷款、农户循环信用授信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明星示范户贷款等新的贷款类型,这些新的贷款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农业发达地区的农户增收致富。就农户对金融的需求来看,农业发达地区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调整,呈现出和其他地区不同的需求特征。首先是贷款主体由传统的种养户向规模种养户、家庭工商户和农产品贩销户等转变。其次是贷款用途的多样化。再次,相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农业发达地区农户的借贷金额也比较大,有些甚至达到百万元以上。最后,购买汽车和住房等消费信贷的需求也在农业发达地区呈井喷式的发展态势。
从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网点的分布情况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从地区上主要分布在东部,从城乡差异上则主要分布在城市,出现了城乡失衡、区域失衡的现象。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农村地区来说,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较小,而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则相对较大,农村金融商品的供给也比较充分、完善。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金融商品供给中,农业发展银行不与个体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农业银行则将设置在乡镇及以下的大量分支机构撤销、合并。总之,我国目前农村中金融供给主体在区域布局上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现象,在广大的农业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金融商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大多数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只能通过农村信用社的垄断性供给来提供。
二、我国农村金融多元化改革的对策
(一)适合发达地区农村的金融发展模式
1、加强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地区可能会涌入大量资本,农村农户手中就会有大量闲散资金,如何规范、合理使用资本就成为重点问题。政府应根据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特点,制定优惠的方针政策,引导农户将手中大量的闲余资本投入到真正需要资本的项目上,这样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2、推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农户贷款覆盖率。信用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质量以及涉农金融机构的风险和成本。各地区应继续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活动,努力构建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就涉农金融机构而言,应将借贷农户的信用情况及时登录在个人征信系统中,对失信农户加大贷款利息偿还额度,缩短偿还年限,对守信农户可以逐步形成新的信用贷款模式,塑造“守信者光荣、失信者可耻”的氛围。
3、注重解决农村农户大额贷款担保抵押物缺失的问题。以政府为基础,民间借贷机构为依托建立农业信贷担保基金,有助于缓解农村农户担保难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增强金融机构对农村农户贷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工商管理部门应及时调整政策,在以无发票动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品设定价格时,应该允许农村个体户以评估入账的价格进行登记,以有效解决其抵押难的问题;农业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行业,应加强农户的投保力度,建立新型的农贷保险机制,为农户取得贷款提供保障;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的情况,金融机构应提供更多贷款方式。
4、金融机构以农村市场为中心,明确社会责任,提高农户贷款的金融服务。一是应简化农户贷款的手续。扩大一次授信、多次使用、随借随还的“柜贷通”业务的覆盖面,方便农户获得贷款。积极开展传统的农户小额信贷业务,大力扶持经济困难的农户,确保随借随还、循环使用。二是改善农户联保贷款方式。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引导和组织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良好社会信誉的农户成立农村合作组织,来代替农户联保小组,农村合作组织中的农户可以在其他社员集体担保下申请贷款。与农户联保小组担保贷款相比,农村金融合作组织成员担保贷款的风险较低。由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良好社会信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农户组成农村合作组织,成员之间信任度较高,每个成员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很少出现欠贷不还的情况。三是针对资金需求量大、生产周期长的种养大户,金融机构要及时调整借贷额度和借贷期限,适应农村扩大再生产。四是着眼与农户制定合理的利率。
5、针对信贷人员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和配套措施,积极调动信贷人员发放农村贷款。一改善信贷激励机制,从不同角度对信贷人员进行多重考核,比如户数、增量、收息额、资产质量、吸存额等,可以适当加大涉及农户贷款增量的权重,将信贷人员的借贷业绩直接与其收入挂钩;二加大信贷人员的培训力度,扩大农村信贷人员队伍,有助于农户贷款营销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与新时期农贷的需要相适应;三改进农户贷款的责任追究制度,因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造成贷款无法及时偿还的要根据事实、区别对待,以便消除信贷人员的后顾之忧。
6、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促进农村的消费。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农民收入大幅度提升,农民生活消费需求逐渐扩大。各金融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创新金融工具,充分开发农村消费信贷的潜力,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府政策相结合,改变农村消费信贷方式,增加消费信贷额的灵活性,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需求。同时,加大农村金融宣传力度,开展金融下乡活动,提高农民的投资理财意识,增大农村消费的需求。
(二)适合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金融发展模式
1、服务手段创新和服务方式改善。欠发达农村地区农户分布的特点是高度分散,对于金融机构网点的分布应该依据成本控制原则,通过采用ATM机、银行结算系统等新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农户,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同时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和农业保险业务,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加大欠发达地区资金供给的力度,以解决该地区农村金融抑制的问题。还应该加强对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进行合理的规范,以适应发展现代化农村金融市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