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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卢卡斯批判 理性预期 动态计量
引言
2011年诺贝经济学奖授予了,萨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两位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两位学者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宏观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实证分析与理论的结合,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凯恩斯(1936)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为萨缪尔森与托宾等继承,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但是70年代的滞涨现象,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战。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而个人行为的改变会使经济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而参数的变化又是难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计量经济模型很难评价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动态计量经济学在理性预期中运用
根据“卢卡斯批判”,经济人会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随时调整自身的参数。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能持续描述经济主体的变化,在拟合一段时间后,误差将逐渐加大。经济学研究者,需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利用随机数据来反映理性预期的思想。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中,对一个AR(自回归)过程的估计,可以转化为一个无限期随机项的MA(移动平均)过程,这样就可以利用随机误差项对参数的真实值进行估计了。萨金特(1980)使用了厂商优化模型来体现理性预期的思想。设厂商目标函数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为贴现率,n■为第t期劳动力投入,α■为第t期技术水平,w■为第t期工资水平。γ■,γ■,β为待估参数。根据利润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资率和技术水平内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个1×p的向量。定义π(L)=(ρ/δ)(λ)■[1+■(■(λ)■a■)L■],则误差项为α(L)et=π(L)v■■,定义μ(L)=n(ρ/δ)ξ(λ)■[1+■(■(λ)■ξ■)L■],c■=v■■-vv■■。对v■■的OLS估计可得第t期的最优劳动力投入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过ML估计出参数r0,γ1,δ,v,α(L),ξ(L)这些估计出的参数是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最优目标中含有的参数以及技术水平参数,这样就可以通过所估计的参数来体现理性预期思想了。
二、动态计量经济学在一般均衡中的运用
(一)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
与萨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区间问题,他认为,二次可积函数中具有滞后分布的时间序列分布模型的时间距离和频率空间是等距同构的。在这个度量空间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可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时间序列季节影响因素的计量方法。
(二)有关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假设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而另外一个变量的滞后项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结果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该检验只是体现变量与滞后变量的整体性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一个变量的历史数据对另外一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西姆斯(1972)在格兰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检验方法,他认为在时间序列中,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对滞后项的整体性检验存在错误。他提出的因果性检验是通过比较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与另外一个变量的未来值为解释变量时,回归后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对货币供应是否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怀疑,并对这些实证研究提出了反驳。
(三)有关离散时间模型
西姆斯(1971)认为当把具有连续时间分布滞后的计量转化为离散时间的计量时往往需要对分布滞后项增加平滑约束条件使得估计更准确,西姆斯(1980)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后来广泛使用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西姆斯(1988)认为在贝叶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参数是无法量化或量化不够准确因此无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给参数赋值。研究者从简化模型的角度出发,经常只需估计有限的参数,这样会导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通过模型检验选择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检验的显著性会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而非样本本身。另外,许多研究者经常利用估计好的模型进行事后检验,通过对未来值进行预测,比较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距,从而检验模型设计是否合理。这种方法在短期时间序列模型中比较有效,在长期却很难成立。在预测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则性和协方差平稳的前提下进行,然而在实际预测中,非正则性和非平稳性会经常出现,这使得预测误差变得很大。
三、结论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后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金特与西姆斯,使得动态宏观计量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且对传统经典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样本最小二乘估计法被放弃,而使得大样本的ML、GMM、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广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波动分析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得动态计量方法在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因此,萨金特与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应用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在经济决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极大的运用。
参考文献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3]郭路,刘霞辉.动态计量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成就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12):98-103.
关键词:技术经济;基本方法;基本概念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pdating fast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hanges. Although the economy is diversified, b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echnical economy is to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deeply analysis and techn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to guide our research direction. The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 basic method and theory.
Keywords: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 basic method; basic concept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1、引言
我们都知道技术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我国广大技术经济工作者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广泛吸收国外相近学科的有益成分,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新兴综合叉学科。技术经济学科建立之初的宗旨是扭转经济建设只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果的错误倾向,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2、技术经济定义、内容、特点及关系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寻找技术经济的客观规律,寻找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合理关系,包括最佳关系和协调关系。
定义:(1)技术——利用科学原理对社会生产活动进行调节、控制、改造所具有的知识、技能、规则、方法的集合;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物质手段和组织手段;技术扩大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掌握科学知识是进行技术活动的先导。
(2)经济——指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指经帮济国、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拯救庶民;指国民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总和;指广义的节约,即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技术经济——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最佳结合,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 研究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政策、技术装备的经济效果,寻求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寻求技术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研究的主要内容:(1)研究各种技术实践(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政策)的经济效果,寻求提高经济效果的途径的方法的科学——技术的经济效果学。主要内容: 以费用效益分析为基础的项目评价理论(技术上先进性、经济上合理性、后果上无害性);以功能成本分析为基础的寿命周期费用最佳化理论;经济效果预算,方案比较与决策。
(2)研究技术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探讨技术与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途径的科学(中观、宏观)。主要内容:以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技术选择理论“中间技术”、“累进技术”、“适用技术”。
(3)研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内容: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应用;新资源的开发、新市场的应用。
关系:(1)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手段;
(2)经济发展是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纯技术,也不是纯经济,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选择最佳技术方案。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定义了技术进步的概念,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金投入的增长、劳动投入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
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确定技术先进与经济合理的最优经济状态。
特点: (1)综合性:属边缘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决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在综合了多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科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2)比较性:对能满足同一目的或社会需要的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出最优方案,因此比较性是其基本特征。
(3)系统性:一项技术或工程项目,不仅其本身是一个系统,而且它又是更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任何一个技术经济问题都必须置于一个系统中,运用系统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去研究、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4)预测性:技术经济的论证分析在先,很多数据都要依靠预测才能得到。
(5)定量性:该学科的特点之一是进行定量计算,要引进量的概念,要有量的规定。
(6)实用性:分析、论证、评价的技术方案均来源于实践,都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实际工作技术问题。
3、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及理论
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基本方法:技术经济学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采用各种数学公式、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评价。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
系统综合:即采用系统分析、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制、应用与发展进行估计;
方案论证:即技术经济普遍采用的传统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套经济效果指标体系 ,对完成同一目标的不同技术方案的计算、分析、比较;
效果分析:是通过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分析,效益与费用的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的原则是效果最大原则。技术经济学在研究中采用两种以上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并在分析比较中选择经济效果最好的方案。
基本理论:(1)技术与经济相互作用原理: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技术和经济相互融合,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任何先进技术的应用必须在显示出经济上的优势后,才能得到推广。
(2)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各种具体对象,如技术政策、技术规划、工程项目和技术措施等,可统称为技术方案。技术方案是技术和经济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按照一定方式结合为一个具有特定目标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技术经济系统。
(3)技术创新理论:关于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动力机制研究,一般认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二是技术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力。
(4)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概念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更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技术变革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中取得的进步。技术进步概念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含义:①技术本身的创新、变革、发展;②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
(5)技术评价与技术选择理论:
技术选择的原则 :技术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原则; 技术的经济性原则; 技术关联作用原则; 技术的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统一的原则; 承受能力原则;技术结构的合理化原则。
技术评价分为宏观技术评价和微观技术评价:技术方案的宏观技术评价,是根据国家的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对方案的宏观技术效果进行分析评价,研究它对宏观技术体系、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影响;技术方案的微观技术评价是以方案的技术系统为对象,对方案技术系统的可行性、可靠性、适用性、先进性及其综合技术效果进行权衡的研究活动。
(6)经济效益理论:经济效益是指技术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关系,或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出与投入的对比关系,简称为“成果与消耗之比”“产出与投入之比”。
4、结论
总之,根据对技术经济相关问题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技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提高国内技术经济的研究水平。研究技术经济,促进技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迫切的任务。当代科技、经济、社会三者已密不可分,寻找它们的协调发展的规律,是技术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任务。
参考文献
[1]罗刚等.技术经济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技术经济2002(2),第55-57页。
关键词:地租 产业集聚 最优规模 城市经济学 新经济地理学
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经济学与新地理经济学中有关于最优规模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无论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 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还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难利用具体的模型得到产业集聚的最优结果,而只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陷入瓶颈。本文旨在将地租、通勤费用等城市成本而非单一的人力资本作为影响因子来分析产业集聚规模,并分析其他学者的理论来解释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下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学关系的视角,讨论了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等)对于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并延伸到实证领域,分析不同产业集聚规模情况存在的差异。重点关注和解释城市成本对于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机制及其重要性。产业集聚到处存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有硅谷;在中国,北京有中关村,广州有岗顶电脑城,在浙江义乌有小商品,在广东佛山有照明设备,这些都是产业集聚的现象。但是由于地租的存在,高技术等占地面积小的企业易集聚,而占地面积大的企业不易聚集。同样也有人会考虑为什么这些企业在决定区位选择时考虑的是最低成本而不是最大利润呢?(Wang,2012)提出因为在进入聚集之前,企业已经达到相应的利润,而到一定程度后,只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更多利润。
产业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自从199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后,所有的研究离不开产业的空间集聚。Fujita(2005)总结在传统的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中,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产业的聚集力会强于分散力,聚集趋势增强。而在城市经济研究中,当贸易成本降低,由于地租或房租增加,产业分散的趋势增加(Helpman,1998;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这种产业的分散力可能关联着城市的形成(Fujita and Mori,1997;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Krugman,1993a),或者关联着产业带的形成(Mori,1997),或者仅仅是都市附近的城郊化进程(Fujita and Ogawa,1982;and Ogawa and Fujita,1980)。
可见城市经济中的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对于产业集聚的空间影响十分重要。根据城市理论中的成本和收益、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的集聚力和分散力,企业会进行区位选择,同时也可以确定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相关理论的演进
(一)新经济地理学和产业集聚
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现象被称为产业集聚。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来源于自然禀赋的不同形成的竞争优势,进而发展为专业化分工,代表人物有Marshall(1920)和Krugman(1991),这种理论是从相对较大区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城市很多时候被简化为一点,并不会考虑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无法为较小地域范围内积聚大量企业提供较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主要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基础。另一种理论是由Porter(1998)将聚集现象解释为一种制度因素,可以为在较小区域内产业集聚的现象提供解释,因为它很好的解释了企业聚集的动力和目的,但是这种理论却不能解释在哪些条件下产业会出现聚集的现象。
综合大部分研究成果,产业集聚现象的出现,是由其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而出现的。其中集聚力有Krugman提出的前后向联系、Helsley and Strange (1990)提出的市场潜力、Marshall(1920)提出的知识或纯外部经济;而分散力有不可流动的要素(Krugman)、Henderson(1974)提出的地租或通勤费用、d`Aspremont et al.(1979)提出的拥挤和其他不经济,减少竞争。
(二)城市经济学和城市成本
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者虽是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的却都是同一空间经济现象,历史渊源也十分相近。赵和尹伯成(2007)提出并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经济学走向没落时,同样是研究地理空间经济现象的新经济地理学可以大行其道,原因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太广,后被纳入经济外部性来分析,故而停滞不前。地理经济研究的重要基础是Von Thunen(1826)提出的isolated state,一个被农业部门包围的单一城市。在Thunen之后古典区位理论也继而发展。周伟林和严冀(2009)讲到,总体来说,研究城市经济学的路径主要有两个:第一类是城市内部的各种区位分析,或者说侧重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 其核心问题是城市内部的厂商和居民的区位选择问题;第二类则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城市的经济问题,在此,城市内的空间结构被忽略了,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过程。
Fujita(2004)指出城市成本中,地租或者通勤费用,虽然被Helpman(1998)和Tabuchi(1998)加入了新经济地理分析,但是在城市经济学中,地租和通勤费用也可能是城市城郊化的进程。因而更多时候,需要将新经济地理与城市模型放到同一时空下同时分析城市的发展和产业集聚。将两者共同研究,可以得出更多有用的理论。以上的历史研究使产业集聚和城市成本的概念更加清晰,但是并不能为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提供解释,下文提出有关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综述。
研究现状
(一)税收与城市/社区最优规模
最开始有关于最优规模的研究,局限于城市或者社区的最优规模,研究对象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大多研究也都是在Tiebout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公共品和税收对于人力资本的吸引力,继而定义最优的城市规模,而城市成本中的地租作用不明显。
如Baldwin and Krugman(2000)利用Tiebout理论与中心模型相结合,得出税收和产业集聚的影响。Fisch(1977)利用Charles M. Tiebout的假设扩展了城市地租的标准模型来考虑空间均衡的条件。他的分析从公共物品的空间维度、公共物品的本地化程度以及它们对于土地价值的影响几个方面展开的。结论表明,最优的社区(Tiebout的第六个假设)与当地的最优公共产品供给和当地的税收同时达到。同时也表明,地租并不能很好的解释Tiebout的均衡条件,资本化的假设也不能很合适的检验这个假设。
(二)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的研究是现在的热点。Krugman(1991)提出了劳动力共享市场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力之一,同时假设劳动力跨部门流动需要移动成本。Dumais et al.(1997)对这种集聚力做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劳动力的重要性。这些模型都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而在匹配模型中,劳动力被假设为异质,Helsley and Strange(1990)认为工人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技术去不同的公司工作形成技术空间,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厚度(Thickness of Markets),由于搜寻或者匹配的外部经济(Matching Externalities),技术空间会产生聚集的经济。这一观点后又被Hamilton,Thisse and Zenou(2000)所扩展。
Fu and Gabriel(2011)研究了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聚集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将转移的劳动力分为拥有高技术的移民和拥有低技术的移民,并得出低技术的移民并不愿意与高技术的移民聚集在一起。最终表明人力资本的集聚可以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尽管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颇多,但是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仍是瓶颈。无论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还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难利用这样具体的模型得到产业集聚的最优结果,而只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其中Ottaviano,G.I.P.and J.F.Thisse(2002)在两区域模型中发现,当贸易成本高或者低的时候,市场可以产出最优的结果,然而因为存在中间价值,这样产生的聚集会存在分散的趋势。继而产生无效率,更深一步的分析后,最终发现只有次优的选择才是稳定的。
(三)地租与产业集聚及最优规模
城市成本与产业集聚关系密切,城市成本中的房租是影响企业进行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到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房租对于不同区域的产业集聚作用不相同。Matthew & Hugh(2011)通过使用美国18年120多个主要的办公室市场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实际办公室租金的变化模型。他们认为经济活动聚集中的级差地租是聚集经济的城市经济理论的一种度量方法。而反映聚集活动的变量是生产商对于服务的雇佣数量。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心商业地区的经济聚集活动只发生在大都市的办公室市场中,此种现象不会出现在更小的市场,或者是城郊地区。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房租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到产业集聚,级差地租也是产业集聚空间最优规模出现的前提条件。Wang et al.(2010)通过构建知识溢出条件下的Hotelling空间聚集过程的理论模型,解释了经典的两个剑桥现象,一是为什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易于聚集在大学附近;另一个是聚集的最优规模是什么。并最终得出结论:知识溢出可以违反一般Hotelling模型过程的竞争,使得在区域内的聚集变得有可能;中小企业更易集聚,劳动力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企业消耗较少的土地更容易聚集,传统的重工业不易聚集;在空间上存在最优的聚集水平,聚集区域不能随机发展,级差地租是聚集出现的前提条件。
发展方向
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等)与产业聚集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而对于未来有关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同样还有很多重要的方向,比如扩大研究更多的理论模型,在实证方向更加努力,或者是引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分析。Fujita(2005)提出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包括将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相结合,考虑公共政策与新经济地理,甚至是城市特征如土地、住房、通勤、交通网络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可以将政府的角色纳入研究中来。如果能够将两者巧妙的结合,也许产业规模的最优规模可以有一个真正的理论基础,也经得起实证的检验。
结论
本文尝试性的从城市成本这一角度,来分析其与产业聚集及其最优规模的关系。希望能够从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交叉中找出产业聚集最优规模的理论基础,或者实证可能。地租是城市系统和城市模型中产业集聚分散力的重要一点。新经济地理学及产业聚集强调的是企业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进行区位选择自然离不开土地,故选择地租作为城市成本的代表来进行研究,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综述开始介绍了城市经济学中城市成本与新经济地理学下的产业聚集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两者的基本概念。接着从关于产业聚集及其最优规模的研究现状入手,介绍了税收、人力资本、地租等方面现在的研究热点。最后,提出关于本问题研究的更多可能方向,供后人研究。
参考文献:
1.赵,尹伯成.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新发展[J].社会科学,2007(11)
2.周伟林,严冀.城市经济学:概念、流派及其理论演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2)
【关键词】就业市场;学历倒挂
一、引言
自2005年研究生报考人数首破百万以来,研究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一方面,近年来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国内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毕业生为了逃避激烈的竞争,纷纷加入考研大军,推迟就业时间。另一方面,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近十年内迅速扩张。自2009年开始,研究生首次就业率低于本科生,学历与首次就业率倒挂现象已经呈现。该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从教育、社会等角度来解释学历倒挂现象。本文意在使用Spence教育信号模型,站在经济学的视角,使用“混同均衡”的结论解释学历倒挂现象。
二、学历倒挂的原因
(1)学历信号弱化。在Spence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应聘者知道自己的能力而招聘者不知。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辨别的信息,招聘者则只愿支付平均工资水平,那么高能力者就存在被低能力者“逐出”就业市场的可能。获得学历越容易使得低能力应聘者受教育成本减小,低能力者就存在与高能力者受同等教育的可能性。目前,我国高校的硕博士点都在不断的增加,其中不乏混杂了一些办学能力差的高校。盲目扩招的结果使得高学历群体迅速膨胀,而质量却无法保证,因此出现就业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2)研究生薪酬期望过高。当就业市场出现混同均衡时,如果高学历者不能降低薪酬预期,则面临失业危险。本科生选择升学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获得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职位。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不但有经济投入,还有时间投入,因此在毕业时更可能比本科生所要求的薪酬更高。而大部分企业只愿意支付市场工资水平,无法满足高期望的毕业生需求。
(3)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时,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呈正比,因此教育对薪资的促进作用较小。然而教育本身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高学历人才在接受更高的教育后会预期一个较高的薪资水平以此收回成本,当其实际劳动生产率较低时,企业并不会给予更高的薪资,由此可能引发失业。
三、结论
(一)对高校毕业生的启示
(1)科学制定职业规划,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初次就业市场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目前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脱节,重理论轻实践,使得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差,企业重新培训成本较高。在校期间,学生不应唯书本论,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所学付诸所用,在实践中获得新知识。这不仅对学生个人是一种工作经历和人生磨砺,而且可以减轻初次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2)谨慎寻找新“信号”。近年来“考证热”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当学历信号开始减弱的时候,在校生希望寻找新“信号”以“显示”自身实力。笔者认为,在校期间,学生应该科学地做好职业规划,初步定位职业方向,搜寻相关证书的信息,以确保所考证书能准确传递信息,避免盲目考证以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二)对高等院校的启示
(1)合理控制取才难度,强化学历信号。高校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申报“硕士点”、“博士点”显然存在“办学政绩”和争夺国家教育资源的因素。研究生教育的“揠苗助长”一直为社会舆论所诟病,这直接导致研究生学历信号的弱化。笔者认为,短期内遏制研究生扩招趋势并不现实,高校可以在招生时控制测试难度、防止滥竽充数,在科研成果、毕业论文上严格把关,建立问责、追责机制。
(2)改善自身办学质量,注重品牌效应。高校应该提高自身师资力量,改善办学质量,着眼长远提升科研质量。高校的科研应注重与社会实践、产业需求相结合,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谋求教学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另外,高校应该注重自身的品牌效应。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品牌实际上就是一种差异化,高校的校名实际上就是自身的“招牌”。尤其是名牌高校更应重视“品牌建设”,从招生到办学秉承严谨的学风,以此区分一般高校,强化自身学历信号。高校的品牌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对政府的启示
(1)严格控制招生规模,重新评估办学资质。在配套教育资源并未同步增长而盲目扩招时,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学历信号逐渐弱化,学历迅速贬值,曾经“天之骄子”的光环一去不复返。一些办学条件一般的高校趁势扩大规模,鱼目混珠,使得高校毕业生平均水平下降,就业市场趋向于“柠檬市场”。政府的初衷是普及高等教育,然而现实与初衷南辕北辙,扩招使得部分学生接受了过度教育,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增大了企业重新筛选人才的成本,反而不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就业。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当重新思考高等教育政策,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审慎评估高校的招生资格,对于办学条件差的专业,应当取消其招生资格。
(2)鼓励高校科研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目前,高校的科研创新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鼓励科研创新可以促进三者紧密结合、共同发展。高校科研创新为学生提供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机会,不仅让高校自身获益,也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减少在就业中理论也实际工作严重脱节的现象;另外,也培养了部分学生企业家才能。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政府应当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机制。
(3)鼓励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目前依然是高校毕业生主要就业区域。笔者认为,政府鼓励人才到欠发达地区就业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证,也需要经济上的鼓励,政府单纯靠道德呼吁、政治号召而不给予经济上的激励,很难实现高层次人才就业地转移。
参考文献:
[1]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488500
[2]Spence A M. Job Market Signal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335374
[3]汤宏波.高学历“追逐症”与事业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研究,2006(1):113119
[4]韩松,蔡健.就业市场教育信号的:基于Spence模型的扩展[J].教育学术月刊,2012(5):3537
语言经济学 (Economics of Language) 最早由美国加洲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 Jacob Marschak 于 1965 年提出。它是继语言与文化这一研究热点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跨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语言经济学揭示了语言具有经济学本质的东西:价值 (Value) 和效用 (Utility);费用 (Cost) 和效益 (benefit),其主要的理论观点包括:
第一,语言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它既有先习得的母语,也有后习得的第二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人们足以获得其他本钱 (知识和技能) 的本钱。语言作为本钱,它实际上是补充或取代人类的其他本钱 (知识和技能)。
第二,学习外语是一种经济投资。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决定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甚至让自己的子女从小就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到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的“投资费用” 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
第三,使用体现经济价值,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语言的经济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们在语言的帮助下完成某项工作,从而获得经济效益;人们依靠语言从事某项职业或参与某项活动,从而获得经济效益;语言在劳务市场中满足社会的需求,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此时受雇者的外语熟练程度越高,其身价越高;用外语工作的经验越丰富,待遇越好。
二、语言经济学和商务英语的关系
商务英语是指在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是普通英语社会功能的变体,其目的是沟通商务信息、营造商务氛围、促进与英语语言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从语言经济学研究商务英语的原因在于两者存在共存发展的紧密联系。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人类居住环境的语言维度呈现多元化趋势,不仅在跨国公司,即使在一些独资企业也出现了员工构成多国籍、多语言化的倾向。在经济学上,网络外部性是指某一商品的消费所产生的效用随着该商品消费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语言也具有这种网络效应,在一个成分互补的社会网络内,越多的人分享,效用越高。可以说,商务英语的使用人数越多,就会带来越多的收益,商务英语的推广必将带来全球经济的繁荣。
第二,市场和用人单位的迫切需求,业绩与薪酬挂钩的企业激励机制,也促使纯英语学习者着手寻求新的出路。而商务英语则是彻底将英语从一种语言交流工具蜕变为使用者独具特色的一种生存技能。
第三,高科技带来的技术进步迅速渗透到商业的各个环节,国际贸易中的 B2B 交易、电子商务、网上谈判、远程结算、无纸报关等新的贸易方式开始引领一场现代化的商业变革。而这些跨国交易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依托商务英语的桥梁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商业环境呼唤商务英语必须紧随其上。
三、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商务英语教学
基于语言经济学规律商务英语的有效教学认为教学是一种经济投资,关注的是教学的投入与产出的均衡发展。商务英语有效教学的“效”,可以概括为课堂教学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有效果”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通过教学活动取得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求,它所关注的是给学生带来的进步和发展。“有效益”即有效教学不仅要求教学有效果,还要求教学效果与预设教学目标相吻合,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并且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有效率”是指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物力投入取得学习收益的最大化。
下面笔者以商务英语翻译课程为例,简要解释如何利用语言经济学指导有效的商务英语教学。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及教学条件的制约,目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翻译素材多以文学性文本翻译为主,缺乏真实性翻译材料,无具体职业指向性。翻译练习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由于缺乏应用文本,如广告宣传语、产品介绍、商务信函等的翻译实践,学生商务英语翻译实际运用能力低下。因此,翻译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学习者的劳动付出和收效之间的比例失衡,向社会输出的“产品 ”不符合社会市场的需要,语言的使用价值降低,直接结果是学生难于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商务英语的学习也就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要解决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尴尬局面,教师必须思索教学的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通过分析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策略,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着手,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教学,培养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务英语翻译人才,提高教学的经济效益。
总之,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有用人才是教育事业的长效之举,而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因此必须不断研究商务英语教学的最佳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教育资源的配置。
参考文献:
[1]Marschak,J.Economics of Language[J].Behavioral Science,1965(2):135-140:77-81.
[2]许其潮.语言与经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7):4.
[3]陈新仁.试探经济原则在言语交际中的运行[J].外语学刊,1994,(1):8-12.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福利;实质自由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152-03
[作者简介]李威威(1988-),男,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学价值观、农民发展权、制度经济学。
一、传统福利经济学价值维度及其缺陷
新、旧福利经济学在关于福利本质的考察方面都没能绕开“效用”这一核心概念,无论是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朗西斯·埃奇沃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庇古,还是后来的勒纳、霍特林、保罗·萨缪尔森以及卡尔多等人,他们研究的最终目标皆是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利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简单地将社会福利的本质限定为货币收入,他们只是觉得相对于福利的其他因素——心理、欲望、情感、知识等,货币收入是一个既重要又较易量化、进而能轻易纳入各种经济模型的因素。而新、旧福利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表现在研究思路(以及各自思路背后对应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市场功能性强弱的判断上不同。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国民生产总量尽可能提高,紧接着在假设市场完全自由竞争这一前提下,主张社会生产资源要尽力做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间的最优化配置。同时又鉴于市场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庇古认为国家的干预(主要指政府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能够帮助市场更好地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引入了“边际效用”这一重要福利经济学概念辅助分析,使得这种理论的影响力逐步走向高峰。
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包括“序数效用论”、“补偿原理”等在内的诸多福利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他们的福利经济思想更多强调效率而选择忽视分配问题,因而较少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相比旧福利经济学家们他们更加坚信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且因此反对国家的过度干预。
无论是新、旧福利经济学家都主张经济收入对于福利的价值。但是在对社会总效用的分配机制方面见解有所不同。这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存在不足之处,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必定要重点着眼于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但是从上述福利经济学家的理论以及现实情况的反馈来看,这种均等化实现得很不理想,无论是新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还是旧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国家”,都没能充分地在社会福利均等化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现实情况则是福利经济学家们还是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增加社会总财富方面。
2以功利主义为向导的福利经济学并未特别关注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障人群),无论是经济福利的转移还是机会的创造方面都未体现出应有的关注。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时指出的那样:按劳分配看似公平,然而当你把劳动者个体的特殊因素考虑在内,按劳分配也就不再是公平的了。而事实上福利经济学带来的分配结果尚未能做到“看似公平”。
3福利经济学没有兼顾诸如自由、权利等效用模型之外的福利因素。其中权力分配的不均或许是由包括制度、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是这种权利的缺失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现实意义可能还要大过收入的分配不均。这种伦理方面的缺失一方面使得福利经济学的很多理论脱离了实际;另一方面,使得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一主张最终蜕变成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效用最大化。这可能不是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初衷,但这却是最真切的现实。
二、以“幸福”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弊端
如前所述,传统福利经济学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在衡量福利这一概念时,抽离了其中所内含的情感、心理、欲望等较为隐性的因素。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福利经济学变成了一个有各种经济模型或原理堆积起来的“工具箱”。更不幸的是这个“工具箱”中的工具在大多数时候还成为了少数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诚然我们不能忽视物质财富收入对于国民福利的重大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收入对提升民众福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最接近福利本质的幸福感上面。他们开始研究如何在获得物质财富收入的同时,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以及如何将财富更好地转化为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视角与幸福视角间的差别,这本身确实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就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理查德·莱亚德在研究了大量美国民众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快乐经济学》一书,将幸福对个体的价值排在了最高的位置。这种观点在某些角度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还有什么比幸福更加值得去拥有的呢?但是,把幸福作为社会福利的等价物这种看似追根溯源、直指本质的主张,其实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大多源于幸福对主观感受的依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幸福这一主观感受作为福利的评判标准,会让我们忽视掉很多现实的因素。当我们过分看重并努力追求这种主观感受时,幸福就有可能退化成一种幻象,因为我们把这个过程直接化、简单化了。事实上我们追求的幸福依赖于我们忽视的那些因素。当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内在的幸福感时,制度、收入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幸福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
2把幸福这样一种主观感受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有太强的弹性。现实环境的残酷可能会使我们对幸福的标准或者说预期过低,反之则可能过高。当对幸福标准要求过低时,反映到现实中可能会使得一些极不合理的制度拥有存在的余地,这无疑会加固社会的不平等;当对幸福的预期过高时则会对现存制度环境作出非理智的思考,最终也会导致自身和社会的不和谐。
3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像货币收入那样在人际间比较,即幸福存在较大的人际间差异性。阿玛蒂亚·森认为将幸福的程度作为一个人境况的表征,只能分别用于单个个体——两个人的幸福程度无法比较,而不能以幸福作为判断公平或者不公平诉求的标准。这种幸福作为一种信息无法在人际间传递属性直接导致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出现,这对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这种评判标准也不利于我们做出更加合理的社会评价。
三、阿玛蒂亚·森关于社会福利价值维度
阿玛蒂亚·森是生于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以其在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强烈关注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的问题,一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其研究视角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基于这种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现有福利经济哲学基础的一次革新,是对边沁功利主义哲学观的一种扬弃。根据其定义可行能力简单地说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组合。从其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可行能力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并对“自由”的内涵作了一定的扩充。他认为自由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产品,它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个人自由的扩展有赖于更合理社会制度的保障;而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增加不仅提升了单个个体的福利水平,更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福利机制的合理与高效。基于这种对自由本质的界定,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给予其成员更多的实质自由,实质自由应当既包含机会自由又包含过程自由。机会自由更多地关注一个人能否追求他所珍视的最终结果,而并不苛求得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自由则是指一个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而不受他人的干扰,至于最终结果并不需要关注。尽管自由的过程方面和机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要对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这种分离客观上能够激发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将实质自由作为可行能力的基本内涵,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弊端。
一是信息限制问题,即个体受自身特殊性(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限制,无法向社会提供更多具有普适价值的信息,这使得一方面自身的福利无法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社会评价体系难以构建,公共理性极为缺失。所以阿玛蒂亚·森特别强调人的理智以及新闻与大众传媒的作用。前者可以使人冷静思考从而获得更多更有普适价值的信息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后者则能够引发更多的公共讨论,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提升,使得全社会民众更加趋于理性。这种主张对于那些存在严重压迫、专制的社会更加有意义。实质自由直接关注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人际间的差异性被实质自由内涵的广泛性很好地规避了。二是人们较以往拥有更多选择和实现的可能性。该理论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加突出,阿玛蒂亚·森是在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可行能力的主张的。可行能力是对包括贫困、不公平等社会问题更加本质化的对策,仅仅关注社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可行能力关注的视角是一个人实际能做的是什么,这种价值判断更能充分调动个体的能动性,人们可以在可能性的框架内充分地实现自身价值。个人福利的视角被颠覆,人们通过自身的可行能力可以更好地将自身价值外化,紧接着人们将能够得到实质自由和主体性成就,这其实又反过来提升了自身的可行能力。
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启示
阿玛蒂亚·森对社会福利的分析是以可行能力为中心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其着力点应放在提升民众的可行能力方面。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
根据该理论对可行能力的阐释,我们知道其本质是实质自由,而现实中机会的增加,必定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实质自由。这一点是众多举措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把社会弱势群体比作贫血病人,那么找到恢复其自身造血功能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治其本”的做法。这里不仅是就业机会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就业岗位种类的多样化。若只是单纯为其输血,便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粗犷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势必也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把工厂建在当地,这不但解决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和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使他们不用离开家乡与家人分离,有利于社会和谐。
2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优化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其实是通过提高个体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从而提升其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如果人们都是文盲,他们理解和运用其法定权利的能力就很有限,教育上的缺陷还会导致其他权利的被剥夺。事实上,这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一辈子的问题,由于不会读书,看不到自己的权利,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这些人的权利被实际地剥夺了。教育上的裂隙很显然与阶层有关联。”因此,教育上的缺失可能使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找不到救济手段和途径而直接导致他们可行能力的降低。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突出,应加快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公共教育的平等和公平。
3加大医疗保障投入
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而言无疑非常重要,健康就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可行能力,是个体其他能力实现的基础。不仅如此,个人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其所在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实质自由。试想,在当今中国,如果一个普通家庭有一位成员患了较重大的疾病,那么在高额的医疗费用面前,这个家庭很快就会沦为贫困甚至负债累累。健全和完善我国针对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对重大疾病的福利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城乡间、东西部间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这严重制约了那些地区人们的可行能力,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加大投入,从根本上完善农村以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4健全社会协商民主制度
阿玛蒂亚·森曾指出,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社会、政治的安排。即提高个人的可行能力是国家、社会的责任所在,他反对将民主与发展相对立的二元论,认为“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他强调社会中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评价,认为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能够使各种权利得到制衡,各种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执行,从而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提升大众的可行能力,而不仅限于某一特定的群体。民主的发展可以很好地促进制度与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对推进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阿玛蒂亚·森认为自己的诸多理论需要同一些经验性的实际结论相结合才能形成全面的互补。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追寻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完美制度和规则上,而是应该关注现实问题,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才能让社会逐渐走向和谐。总之,当前我国正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要关注社会福利的有效分配。该理论基于可行能力的社会福利价值维度,为我们研究社会福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杨成波,王磊简论阿玛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及对完善中国低保制度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0(5)
【关键词】新型贸易壁垒;中国经济;影响;策略
一、新型非关税壁垒的涵义
新型非关税壁垒是针对于传统非关税壁垒而言,新型非关税壁垒虽然经常以保护消费者、劳工和生态环境平衡为理由,对国外进口的产品进行一定的限制,给国际贸易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是它又通过技术水、环境保护和保护劳工和动物等方式间接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和经济的发展,又取消了数量限制和歧视性原则,倡导人类因当为社会和环境及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因而迎合了公众的心理,所以其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新型非关税壁垒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新型非关税壁垒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变化发展的,它对于经济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具体说来,虽然它在短期效益下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少许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新型非关税壁垒在提升经济发展力和促进经济科学技术的革新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1.新型非关税壁垒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出口贸易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它拉动着我国的整体经济,在我国对于外贸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出口贸易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型国外壁垒措施,而我国的出口的产品的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所带来的低成本,并非是高端的技术性产品。出口贸易的降低所带来的后果必然就是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遍体鳞伤。
(2)短期内使我国失业率增加
新型非关税壁垒给我国企业所带来的是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对于技术水平高的企业来说一个好消息,因为市场上的需求符合企业的生产范围;但相对于技术水平低的企业来说,新型非关税壁垒只会加速企业的老化和淘汰,市场需要的并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是具有自己的创新力,有技术有水平的企业,而这些技术水平低的企业面临着淘汰倒闭的风险,同时对我国国内居民的就业产生一定的不利效果。
2.新型非关税壁垒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
(1)有利于提升我国整体开放水平和完善市场体系
从抵制新型非贸易壁垒到接受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只有着力在提升自身科学技术的水平上,新型贸易壁垒所带给中国的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市场和革新的机会,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则必须依赖于开放的市场体系甚至于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交流,这样就直接促使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提升。
(2)有利于促进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业技术的更新换代
新型非关税壁垒的产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其对自由贸易产生了限制,但这也变相的让国内企业不得不去改善自己产品的质量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此来刺激出口量,这或许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福音。
(3)有利于刺激国内企业的创新力,带动国内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
新型非关税壁垒在短期内给国内企业带来的困难、阻力是毋庸置疑的,但阻力正是前进的动力,难道国内企业会因为国外过高的标准而放弃出口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创新才能跨越国外给我国经济,出口带来的压力。而创新的同时,给国内市场消费又将带来一波浪潮,这对于刺激国内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
(4)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
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实在市场经济作用下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会被投放到新兴产业上去以适应非关税壁垒的要求,这样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对于那些落后产能的投资会越来越少,这样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而一些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的企业也会将资本收回去投资其他技术水平达到要求的行业,从而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
三、正确应对新型非关税壁垒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
1. 明确对外贸易的主体在于劳动者
我国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虽然近年来出现了“用工荒”,但是我国劳动力对外输出仍十分严重。而且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出口到国外极容易对国外的市场造成冲击,损害他国国内企业的利益,从而容易引起贸易壁垒的阻碍。所以我国应当在尊重劳动者主体性的基础上,注重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
2. 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主动走出去
由于各国对于产品质量的定义和标准迥异,因此我国企业立足于提高本企业产品竞争力之余,也应积极地去开拓新的市场,避免市场定位集中化,这样做也可以缓冲遭受壁垒的风险。 同时在加大产品出口力度之前,应加强对产品输入国的了解,真正避免遭受到因企业的标准不达标而陷入尴尬局面的风险。
中国在面对国外对我国实施壁垒的时候,应当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出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经济矛盾具有明显的国度特殊性。中国现实的经济矛盾, 从一般意义上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承认中国经济矛盾的一般性, 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其特殊规律。我们应找到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同时我们更要认识经济矛盾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经济矛盾。
关键词:区域 专业化 超边际分析
一 .前言
区域经济专门化又称区域生产专门化,是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一种区域经济现象。它表示这样的一种过程和趋势:即根据劳动地域分工的客观要求,区域内的某些优势产业或部门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或趋势。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专业化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区域经济现象,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国外关于区域专门化的分析可以追溯到斯密的论述, 斯密认为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 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分工深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变化缓慢或不可改变的区域特征是区域专业化的决定因素。马歇尔则关注外部规模经济的影响,并注意到劳动力共享、投入品专业化和专业化信息三种产业地方化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地方专业化的形成有市场规模、外部经济和经济发展中的累积循环机制三个主要原因。较多的专门化生产商的聚集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投入与服务的规模化供给和知识流动。企业倾向于选择有较大市场的区域,企业的进入扩大了市场。所以,一旦专业化格局形成,这一格局将被基于报酬递增的累积循环过程锁定。新产业区学者认为,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源于聚集形成的产品差别、集体学习和集体行动优势。马歇尔关于聚集促进信息扩散、交流和创新的观点被强调和发展。阿罗、罗默都认为特定产业聚集在特定地区可以促进知识在产业不同公司间扩散, 从而提高研究、发展和创新活动。阿林•杨格指出,报酬递增的原因不是规模经济,而是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普遍的迂回性,使得产业的生产链上节点不断分化和延伸。
杨小凯在继承斯密和阿林•杨格的有关分工思想之上,运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引入科斯交易费用的概念,指出:分工和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工的深化产生了专业化经济,也带来了交易费用,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会陷入两难冲突。在专业化经济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交易费用,就意味着提高了分工水平。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人转为区域,那么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就可以看作是区域专业化的模式选择,处理这类决策模型,超边际分析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通过对一个区域专业化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可以对区域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 .基础模型
假设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存在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是事前相同的,没有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每个区域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必须消费三种产品:X、Y、Z,x、y、z为三种产品的自给自足量,xd、yd、zd为三种产品的购买量,xs、ys、zs为三种产品的销售量。k为各区域交易效率,则(1-k)为交易成本系数,lx、ly、lz为三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程度,在此可以假定为生产该种产品的劳动投入,a为各种产品生产函数中的相关系数,即专业化经济程度参数,px 、py、 pz为三种产品的价格。
u=(x+kxd)(y+kyd)(z+kzd)………………………………………(效用函数)
x+xs=lxa..............................................(x产品的生产函数)
y+ys=lya……………………………………………………………(y产品的生产函数)
z+zs=lza……………………………………………………………(z产品的生产函数)
lx+ly+lz=1…………………………………………………………(禀赋约束)
px(xs-xd)+py(ys-yd)+pz(zs-zd)=0…………………………………(预算约束)
三. 超边际结构模式及分析
根据文定理:一个人至多卖一种产品,不卖和买或自给同一种产品。因此可能存在的结构模式如下:
(1)自给自足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每个区域生产和消费三种产品,区域之间没有任何产品交易,所以各个区域都是独立存在的,彼此缺乏经济联系。此时:
xs=xd=ys=ys=zs=zd=0
x=lxa 、y=lya 、z=lza
则:u=(lxlylz)a s.t. lx+ly+lz=1
令:F=(lxlylz)a+λ(1-lx-ly-lz)
解得:当lx=ly=lx=1/3时,maxu=27-a
(2)完全专业化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每个区域专业生产一种产品,除用于自给外,用来交换另两种产品。这种模式一共有三种,在此以z/xy为例,表示一区域专业生产产品z,除用于自给外,用来交换y和z。此时:
x=xs=y=ys=zd=0
lz=1、 lx=ly=0
则:u=k2xdydz s.t. pzzs=pxxd+pyyd
令:F=k2xdydzd+λ(pzzs-pxxd-pyyd)
解得:当yd=pzy/3(pzy表示产品Z对Y的相对价格,下同)
xd=pzx/3 z=1/3 时,maxu=k2pzypzx/27
(3)部分专业化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每个区域专业化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全部用于自给,另一种产品除一部分用于自给外,另一部分用于交换第三种产品。这种模式一种有六种,在此以x/z为例,表示区域专业化生产x和y两种产品,y产品用于自给自足,x产品除一部分自给外,另一部分用以交换z产品。此时:
xd=z=zs=ys=yd=0
lx+ly=1、 lz=0
则:u=xy(z+kzd)s.t. pxxs=pzzd
令:F= xy(z+kzd)+ λ(1-lx-ly)
解得:当lx=2/3 xs=2a/2*3a 时,maxu=4a-1*27-a*kpxz
由以上求解过程可以看出:三种决策模式下的角点效用函数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大小以及产品的相对价格。现在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对三种模式进行分析,以决定选择何种模式。
(1)如果一个区域选择自给自足模式
则会有:27-a> k2pzypzx/27,且27-a>4a-1*27-a*kpxz。
此时:kpxz
(2)如果一个区域选择完全专业化模式
则会有:k2pzypzx/27>27-a,且k2pzypzx/27>4a-1*27-a*kpxz。
此时:k2pzypzx>271-a,且kpzypzx2>271-a*4a-1。
(3)如果一个区域选择部分专业化模式
则会有:4a-1*27-a*kpxz>27-a,且4a-1*27-a*kpxz> k2pzypzx/27。
此时:kpxz>41-a,且kpzypzx2
四.评述
通过以上超边际理论模型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命题:
命题1:一个区域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对自给自足模式、完全专业化模式和部分专业化模式的选择,依据于交易效率的大小。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把价格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因此区域对于模式的选择就完全取决于交易效率的大小。从现实中看,当交易效率极低时,分工的好处被分工造成的大量交易次数之费用作抵消,从而形成的全部角点均衡是较低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当交易效率高时,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增加的交易费用,从而形成的全部角点均衡时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与交易费用高低和交易效率高低相关的制度安排对于形成较高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最优角点均衡至关重要。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按照迂回性中间生产流通环节增加、纵向分工深化以提高生产效率作为建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前提,其研究重点时在工业经济中纵向分工环节增多、纵向分工链条延长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如何寻找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命题2:如果一个区域选择了部分专业化或者完全专业化的时候,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区域专于何种行业,由该行业的相对价格决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该区域生产要素禀赋比率决定。
通过模型分析,各种决策模式下的角点效用函数是所买产品价格的减函数,是所卖产品价格的增函数,说明了在区域专业于某一产品的供给时,也同时带来了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在一个截面上,可以假定交易效率不变,则最优角点均衡效用完全取决于产品的相对价格。据此,可以决定一个区域的主导产业。
参考文献:
1.刘宏鲲,王成璋:《城市专业化水平的超边际分析》,《经济体制改革》, 2006.1。
2.张明林,陈华:《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超边际分析理论模型初探》,《企业经济》, 2005.1。
3.黄诚:《分工与产业结构研究和经济学流派的演变》,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2000.5。
4.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高教区;规划;业态分布;商业布局
一、引 言
国外对于大学城这类新城商业结构的研究主要从区位论角度进行分析,大致经历了成本学派、市场学派、行为学派等不同发展阶段。以杜能(1826)和韦伯(1909)为代表的成本学派,其理论核心在于根据企业生产成本最低来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市场学派则综合考虑市场网结构的宏观区位论,提出产业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尽量将企业布局在利润最大的区位,如克里斯塔勒(1933)与廖什(1940)的研究为合理科学地规划区域内不同规模城市以及城市之间关系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行为学派则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中加入了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分析,分别从决策者行为、被雇佣者行为以及消费者行为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如普雷德(1976)强调,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化行为对区位选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以上的研究都没有脱离土地、资本、劳动力、运输、市场、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等内生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李小建等,2006;吴传钧,1985;曾刚、林兰,2008)。
国内对于大学城建设的研究有趋同趋势。黄德军(2005)从城市中央商务区规划理论出发,对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中心商业区发展条件与业态进行了分析;张战锋(2007)从空间布局角度对大学城商业空间组织形态、大学城商业空间分布和吸引范围进行了研究;朱佳佳(2009)通过对闽侯大学城周边商业布局的调查指出大学城商业内部结构与大学生消费水平低、消费频率高等行为特征相匹配,并认为这是导致商业规模等比较凌乱的重要原因;何玉身(2007)、叶嫔华(2007)等人分别从商业街利用程度与商业地产角度对大学城的商业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以上研究对大学生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的考虑缺乏深刻探讨,因此本了相关的研究。
二、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界定
高教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于2000年12月设立,占地面积10.12平方公里,现有14所高等院校。截止到2012年末,园区已入住学生超过16万人,是目前国内比较大型且设备较完善的大学城。本文根据学生对高教区内及周边地区商业的需求状况及其流动情况,选取大学生日常活动区域的最大值作为商业布局的研究范围:北至德胜东路-江东大道,南至6号大街(除去中自科技园和一些厂房区),东至钱塘江沿江大道,西北至景苑北路(高沙社区以西),西南至一号大街(下沙商贸城以西)。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1、文献分析法。利用所在学校的文献资料,结合高教区实地调研与面对面访谈等方式,广泛搜集相关研究资料。通过区位、产业发展、产城融合等基于产业分类的方法,将其与产业规模相结合,对研究区域内所有商业业态进行科学细分(25种)。2、实地调研访谈法。深入走访区内14所高校、14个学生生活服务区、主要居民点及商业网点,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了解商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和发展情况、服务能级和范围以及目前发展中遇到的重点问题。
本次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1、按照目前商业实际服务范围界定商业空间范围。2、通过对区域范围内的不同商业(25类)空间布局的实地调查,结合高教区空间战略规划,总结归纳出高教区商业布局的现实特征。3、分析目前商业布局及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结合新城未来社会经济及空间发展趋势,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三、高教区商业布局现状分析
(一)高教区商业布局开发背景与历程
199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为响应国家高校扩招政策,同时为满足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巨大需求、缓解就业压力并拉动内需,做出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决定在杭州下沙、滨江、小和山、紫金港,宁波、温州兴建六个以高等教育产业发展为核心的高教园区,下沙高教园区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该规划将高校的教学区、生活区、公共服务设施统一安排布局,形成教学区--生活区--共享带--生活区--教学区的平行带状结构,并结合园区用地形态采用方格网道路骨架,内部采用环状公交线连接各校区与人流集中区(顾哲等,2005)。园区的消费场所由高校后勤服务保障,以宿舍楼底层的沿街小型商铺为主。随着高教区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附近的下沙经济开发区的规模壮大,下沙地区的消费市场、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都大幅提升。2006年,杭州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将下沙确定为杭州大都市三大副城之一,此后才有下沙新城商贸服务业的规划,而真正的商业建设则更迟。因此,高教区规划比下沙新城规划早了5年,高教区规划中商业用地很少,只能由后来下沙新城建设增加的商贸服务加以弥补:1、福雷德广场,建设规模20万平方米,项目性质:购物/会展/商业配套,建设地点:学林街文泽路口。2、高沙文渊大厦,建设规模6.3万平方米,项目性质:综合商贸服务,建设地点:高沙社区文渊路口。3、下沙商贸城,建设规模4万平方米,项目性质:综合商场,建设地点:1号路4号路口。4、西子・阳光星城,建设规模5万平方米,项目性质:餐饮/娱乐/综合商贸服务,建设地点:4号路5号路口。
(二)高教区现有商业业态分布
商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广义的商业指流通业,包括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商业服务业;狭义的商业仅指其中的批发业和零售业(郭崇义,2008)。本文在原有广义商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高教区现有商业业态对其内涵进行调整和细化,分为25个具体类别,并通过实地考察和计算整理得到:大型宾馆(百人规模以上)9家,小型宾馆(百人规模以下)165家,大型便利店22家,小型便利店186家,大型餐饮店(百人以上)20家,小型餐饮店(百人以下)600家,电子产品店71家,大型综合商城5家,服装店129家,广告文印店54家,小型娱乐场所41家,眼镜店24家,快递公司5家,理发店73家,花店6家,宠物店3家,琴行13家,装修店14家,饰品店35家,旅行社6家,文具书店53家,洗衣店14家,药店38家,车行15家,按摩美容店35家。高教区内的商铺共有1636家(大型综合商城内部商铺未做统计)。三大基本需求衣食住中,餐饮店(620家)占总商铺数量的38%,住宿(174家)占11%,服装(129家)占8%,其他所有商铺总和(702家)占43%,其中便利店(208家)作用突出,占13%。特别的,大型综合商城的数量(5家)虽然比例很低(0.31%),但是其本身商业作用是不能单纯用数字来形容。
同时,根据调查作图得到图3.1:
图3.1 高教区商业空间布局图
图3.1中A、B、C三个地区表示的商铺数量最多,集聚现象最明显。高沙商业街(A区)中的都尚购物中心为大型综合商城,以超市购物为主,位于学林街和文渊路交叉口。文渊路西侧以学林街为轴两边分别由高沙商业街组成了两块矩形区域,商业街上以大、中小型餐馆为主要商业业态,两块矩形区域密集地分布着中小型宾馆。占调查总数28.30%的商铺(463家)分布于此,餐饮店192家,占餐饮店总数的30.97%,宾馆142家,占宾馆总数的81.61%。福雷德购物广场(B区)为大型综合商城,内部商铺种类多数量大,其位于高教西公园西面,而包含四家电子商城的金沙数码港与整条街以服饰为主的学源街位于两侧临街成角状分布。7.21%的商铺(118家)分布于此,服装店55家,占服装店总数的42.64%。"新美商城--星尚城--下沙商贸城"(C区)有三家大型综合商城,新美商城位于4号大街和5号大街交汇处,包括物美大卖场、大型宾馆和餐饮城;星尚城在新美商城对面,内部有多种品牌服饰等;下沙商贸城以服装、数码店铺为主,在新美商城以西800米,此段路上集聚着各类服装、餐饮及数码产品等商铺。5.13%的商铺(84家)分布于此。据估计,每个商业集聚区的所有商铺总量和规模相当于某一个学生生活区的15-20倍,初步形成了高教区商业集聚中心的规模。其余商铺图中以小型商业集中区表示,各类型商铺相对均匀的分布在各大高校学生生活区或居民社区。高教区商业布局现状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在市场作用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趋向学生需求的商业店铺,并且一些商铺集聚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如原规划的高沙文渊大厦,如今形成高沙商业街,商铺数量和规模远超当初预计等。
四、结论与建议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的商业空间布局表现为三个大型的商业集聚区和多个小商铺并存。大型商业集聚区一般位于学生和居民交接的地点,其余小商铺则分散的分布在不同的学生生活区或居民区。学生群体较为密集,消费能力和偏好比较相似,且消费数量巨大。目前高教区商业布局的缺陷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群体的消费能力,当居民区和学生生活区并没有很好地融合的情况下,学生的消费意愿不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比如:高教区的东侧并没有大型商业集聚区,所以在周末东侧学生大量流向西侧,由于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东侧学生群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给出了一些建议:1、政府规划大学城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群体的消费行为,应把居民生活区和学生生活区更密切的联系起来。2、招商引资方面必须考虑学生群体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有针对性的吸引商家进驻。
参考文献:
[1] [美]阿兰・普雷德著.行为与区位[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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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4] 顾哲,华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规划设计[J].建筑学报.2005(3).
[5] 郭崇义.商业布局与区位决策[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