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经验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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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振兴经验总结范文

（草案）

一、沟渠头村基本情况:

沟渠头村位于官庄镇西南3公里处，总人口165户698人，包含两个自然村，俱家自然村和沟渠头自然村，三个村民小组。村庄南北布局，主干街道东边为居民区，其他区域为耕地，总面积2352.17亩，耕地面积2172亩，果园面积1032亩，全村主导产业为苹果产业，品种分为红富士和秦冠两种。全村共18名党员，贫困户共计30户105人。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9600元，2017年底共完成1.5公里水泥路铺设，2000米自来水管道改造，3200米排水渠铺设，安装光伏太阳能路灯50盏，建文化广场一个，沿村主干路建花园20个，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目前，沟渠头村集体经济薄弱、来源渠道单一狭窄，无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依赖于向上争取资金。

二、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沟渠头村发展经验总结

沟渠头村2015年以前原本属于一个软弱涣散村、贫困村，自2015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官庄镇党委政府，县上扶贫农发办、各级政府部门以及郭氏基金会（淳化脱贫奔小康协会）对沟渠头村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沟渠头村经过2015-2017年摘掉了软弱涣散和贫困村这两顶帽子，这几年各级政府在沟渠头村累计投资超过300多万元，总结沟渠头村这几年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沟渠头村的发展得益于精准扶贫工作大局，得益于镇党委政府、县扶贫农发办、基金会等外部资源的及时介入和强力刺激，使得沟渠头村在基础设施、民风民俗、产业发展等民生工程方面得到了根本转变，在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摘掉了历史包袱，成为一个有发展后劲的村庄。

三、沟渠头村未来几年发展规划

站在沟渠头村新的历史起点，村“两委”班子由刚开始的被带着工作到如今的主动工作，作为“两委”会班子的领导他们个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逐渐成熟起来，决定抢抓机遇，积极迎接挑战，以党建为引领，以精准扶贫工作为统揽，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主线，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决定从2019年开始做以下工作：

（一）是以党建为引领，加强村庄治理。

强化的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积极吸纳青年人入党，强化中年党员教育，发挥老年党员积极性，打造一支铁的党员队伍，为沟渠头村发展奠定人才之基。准备建设村史馆、党建馆、阅览室、老年活动室、消费扶贫产品展示区等加强村民和党员的教育，让大家知道沟渠头村的发展历史，让党员知道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二）是以精准扶贫工作为统揽，抓好产业富民。

沟渠头村经过三年的产业发展探索，终于在产业上立足，2018年以来产业为群众增收总计40多万，为全村贫困户分红3万元，产业成了沟渠头村一项新产业，经“两委”班子协商，决定从2019年开始村集体承担的种植工作，村委会和公司签订委托种植协议，“两委”班子领导带头种植，和部分村民种植，村委会把好质量关，做好监督人。核心内容一是探索一条适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新产业，为当地群众探索一条致富路；二是打造旅游产业链，不仅能看，还能做茶饮用，想借产业打造村，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创新点在于我们这次做茶是以种植为基础，以标准化加工为核心竞争力，以销售为产业保驾护航，打造茶种植、标准化加工、规模化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合作单位建的加工厂已经拿到了国家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三）是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提前谋划做工作。

沟渠头村2017年已经完成整村脱贫，目前贫困户剩余2户，经过召开“两委”会以及党员群众代表会，经过研判觉得在做好巩固工作的同时，应该抢抓机遇，提前谋划做工作。

1、打造以产业为依托，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村。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在确保效益的同时，引导群众参与，逐年扩大规模，村委会利用基金会以及方面争取的资金用于新品种的引进和培育，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品种，如果能引进一半的品种对产业融合，乡村旅游来说都是巨大的吸引力。同时根据村庄布局，实施一纵五横美化工程。以俱家自然村为起点，在村最北边建造村庄标识牌，对南北街道两侧进行清理改建，清理两侧的杂树以及违规建筑，重新建设花园，栽植，总长度1公里左右。对居民居住区的5条街道进行清理整顿，在门前的花园栽植，对沟渠头自然村的后街靠街道一侧建设圆门。对村庄主干街道两侧的墙体实施以党建、精准扶贫、为核心内容的美化。

2、打造以加工厂为依托，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主线的产业链，建设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村

计划未来几年以村级集体经济壮大为主线，夯实村集体经济基础，夯实产业富民基础。目前村集体以土地等资源入股淳化坤源实业有限公司，占股5%，每年享受固定分红5000元，村集体计划一是承担产业的种植工作，把好生产管，二是争取多方资金通过增资扩大在淳化坤源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份，逐步承担生产和加工两个环节，将企业的效益和村集体的效益进行绑定，增强话语权，维护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

3、借助政府和企业等资源，率先实现消费扶贫。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2018〕129号（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大力实施消费扶贫，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助力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第2篇：乡村振兴经验总结范文

[关键词]乡村学校；中小学布局调整；教育资源

学校布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学校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状况及所属地域支配阶级对学校布局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学校布局调整则是基于上述因素对学校地域分布、规模大小等进行的调适与整合。本文着重探讨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现状、问题及其负面影响的规避。

一、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状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行及人们生育观念的逐步转变，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学龄人口逐年减少。为应对上述变化和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便开始着手进行乡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工作。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小学和初中分别由766072所和71953所分别减少到491273所和65525所，11年里，小学平均每年减少24981.7所，初中平均每年减少584.4所。”[1]2001年5月，国务院要求“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2]，此后，我国正式开始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2006年6月，教育部先后发出两个通知，强调“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调整要在保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进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须保留必要的小学和教学点，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问题”[3]。同时，为加强西部农村中小学建设，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年《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以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为突破口，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步扩大免费发放教科书的范围，逐步免除杂费，为寄宿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4]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展开来。

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主要表现出以下四种特征。一是在方式上以撤并为主。撤并均以布局不合理、危房数量较多且生源相对不足者为重点对象，通常做法都是将生源少、办学条件差的并入学生多、办学条件好的学校，至于何所学校停办、合并等，主观人为因素十分明显。二是在地域上以乡镇现有行政区划为单位。我国传统乡村教育被纳入到官办体系始于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在西方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官办小学一开始就是按国家既定行政区划进行的，这种现象也是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普遍情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推行“撤区并乡建镇”后，由于撤并后的乡镇政府通常都设在交通便捷、人口集中且经济基础雄厚的地方，因而，学校布局调整通常都是：初中以现乡镇政府所在地为单位、小学以村为单位，在乡镇行政区划内进行布局，调整仅在本乡镇之内，乡镇之间的学校各自独立平行、互不合并。三是在问题解决途径上以兴建“寄宿制”学校为主。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后，许多学生不得不到村外小学就读，为解决上学期间的诸多困难，各地在学校布局调整时大多都采用“寄宿制”。如此以来，在入学方式上，许多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步入“寄宿”之旅。四是在推进上以行政力量为主。自国家实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以来，各地均将此视为政治任务予以落实，通常做法都是采取“成立班子，宣传开路，现场办公，经验总结，全面推广”。这种行政化的措施，虽然也会考虑学校布局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但一旦成为政府行为，盲目、偏差乃至失策便会在所难免。因为此时其顾及的已不再是学校布局本身是否科学规范的问题，而是如何按部就班、“保质足量”地予以“完成”和“落实”的问题。的确，“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地制定的”[5]，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以行政力量为主的推进方式正体现了这一点。

二、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果

这种国家倡导、政府行动的乡村学校布局调整，虽然有利于减轻村舍办学的负担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但也给生方和校方带来许多问题。

就“生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学生本身的入学困难。我国是一个山地、高原、丘陵占很大比例的国家，目前情形下，广大学生上学本身就已十分不易。由于撤并后的学校绝大多数设在乡镇所在地，学校服务半径相对过大，致使许多低龄入学儿童难以做到就近入学，也使许多儿童在本应入学的年龄段推迟入学时间。另外，小学生的年龄大多在6—12岁之间，如此年纪就离开父母独自住校，个人日常生活全靠自理，其困难可想而知；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其困难与麻烦就更为严重。并且，由于长期寄宿在校，许多原本应该从事的农活，此时也不用再去从事，这对于乡村学生劳作能力的培养也是极为欠缺的，也是一种剥离学生乡土情节的不当举措。二是增加了学生所在家庭的困难。撤并之前，因为小学低年级通常都设在本村，食宿均可在家解决，因此，学生花销不大。但撤并之后，走读的学生近的还行，远的则至少中餐要在学校就用，即使餐费再便宜，每月亦需开销百余元；寄宿的学生开销就更大，诸多费用一年下来至少近千元，这对一个普通村民家庭特别是贫困山区家庭来说是不堪负重的。另外，子女自幼便在校寄宿也增加了家长对子女的精神负担，毕竟子女年龄偏小，且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家长对子女离家寄宿的衣食住行、营养安全、性格、同伴关系处理等担心是不言而喻的。

就“校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合并校的管理难度与教师工作量。学生数量的剧增与寄宿规模的扩大不仅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也为学校管理带来困难。教师们既要备课、上课，还得做饭并管理学生生活，一天下来许多教师累得腰酸背疼。在许多乡镇中心小学，绝大部分教师的日常作息时间都被喻为“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从早晨六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备课十一二点睡觉，其超强度、超负荷的工作量超乎人们的想象。另外，由于小学生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相对较大，在相对封闭的寄宿学校环境中，来自地域不同的学生常易滋生矛盾，人格羞辱、语言要挟、分派打架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这也增加了校方的管理难度。二是加速恶化了被撤并学校的变迁状况。随着一些村小的停办与撤并，原有学校的财产管理与利用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其动产可能已得到相关处理，但其不动产的管理却很不理想，大部分不是闲置废弃就是迅速废弃，要么就是无故被私人窃据。此外，停办或关闭也会影响到原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致使关闭前的学校不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投资，而且校内和周边的议论也使得师生不能安心教学。的确，“关闭学校是对整合该地成为社会单位的一种破坏，并会使当地居民产生强烈的心理感受：认为是该地区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或一段时期的结束”[6]。转三、如何规避因学校布局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现有情形下，调整并完善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校布局是必需的，因此，其问题主要不在于争论是否需要调整，而在于要思考如何进行调整。为确保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规避因学校布局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有必要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明确学校布局调整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强调结果公平”和“扩张优质教育资源”两个特征。前者看似给予了所有学生以起点公平，实则只是表面结果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起点平等。这有悖于我国推进全民普及义务教育的初衷，因为“单纯的效率优先原则可能会妨碍到平等的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意义更应该立足于道德认同”[7]。后者则以扩大优质办学资源为出发点，普遍关注县城学校胜于乡村学校，关注中心小学胜于片小、村小，关注高中胜于初中、小学；关注县镇公办高中如何拓展优质资源、扩充生源而忽视乡村中小学为生存而奔波、分年危房改造等不良倾向。正是在上述两种价值取向的盲目扩展下，我国许多地区才会出现将整个乡村学校布局的调整简单化为单纯的“收缩”与“撤并”，进而使原本应该着眼改善乡村教育结构和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学校布局活动异变为为少数优质学校扩充生源的行为。因此，学校布局调整应该首先考虑如何确保学生在入学起点上得到相对公平的对待，并进一步明确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调适完善，方便学生就近入学，促使教育均衡发展，而非简单的撤并和压缩。另外，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应在确保乡民渴望教育得到满足、乡村学生不因撤并学校而失学、乡村现有教育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进行调整。

其二，确立基于上述目的的学校布局调整原则和标准。国外有学者曾将学校布局的距离分为“物理、文化、时间”三类，并提出了关闭学校的三条标准。[8]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坚守三条原则。一是就近入学原则。我们可将此标准从原有的以学校距离学生入校的公里来计算转变为以学生入校就读路程所需时间来计算。按照学生步行的时速，应该将学生入学路途所费时间不得超过一节课为准，因为路途超过40分钟则表明，学生入校就读的物理距离至少会超过五公里，并且，如果考虑到该生入学前起居饮食等所费时间，所费时间可能还会更长，这种情形无疑会影响到学生入学就读的质量与效率。二是生源规模原则。如果某一人口约1500名的村落，其人口出生率在12％，且其一年级入学儿童在20人以上，那么即可确认该村校设立的必需性，即使该校设备条件再简陋，师资力量再薄弱，也不能被撤除或停办。因为孩提时代因奔赴其他村落入学所带来的不仅是文化不适，还会产生生生之间的人际摩擦，继而导致学业不良。三是“点心”式网状结构原则。我们可以中心校为中心、以村小为点、以距离为线架构出一个整体学校布局结构，未合并的乡应形成以乡中心小学为核心的单网状分布结构，已合并的乡镇应形成以合并前后两地中心校为核心的双网状布局结构，不能人为地撤除一些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当地学生的入学率，还会破坏整个“点心”式网状结构教育功能的发挥。

其三，着手解决当前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凸显的重点问题。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所引发的突出问题有三个，即学生就近入学难、家长对寄宿制不放心、被撤并学校各项管理及去向不明。为此，一要保留必要的村小低年级教学点。在制订学校布局调整和规划方案时，我们必须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要特别关注人口密度、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三个因素对学校布局的现实制约问题。对凡在一年级入学生员数量达到一个班级规模的村落，即便采取“一师一校”或“个人包班”制，也得确保设立至少一至三年级的教学点。二要规范和完善乡镇中心小学寄宿制的设施及日常管理。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学校也要多方筹措资金，为寄宿制提供完善的软硬件条件。同时，学校要建立健全寄宿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学校应配备专职生活教师；无条件者则应为那些在寄宿生身上多花精力与时间的教师制订出相应的补贴方案。三要加强被撤并后学校的规划和利用。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资产管理办法，明晰产权，以便依法处置上述资产；同时，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我们都要将其闲置不动产有效地利用起来，最好是能将其办成“学校”(如农民学校、活动场所等)，以发挥其教育功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9

[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888

[3]教育部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EB/OL]，(20064)6-09)[2009-05-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36

[5]戴伊托马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鞠方安，吴忧，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

第3篇：乡村振兴经验总结范文

1．增长极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增长极空间开发战略的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首先在空间上形成一些增长水平高于一般区域的增长点或增长极，随着增长极规模的不断扩大，呈现出区域经济从初始均衡→空间差异出现→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非均衡的发展演进过程。增长极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动态非均衡方法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运用增长极理论实施空间非均衡开发战略促进经济起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要实现经济更高水平发展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则必须另辟蹊径。

2．增长极由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转换

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匀的制约，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采取集中优势、重点布局的模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讲，这种培育单个增长极核的开发模式在早期阶段的确能够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空间经济运动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会远远强于扩散效应，导致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单一增长极突出，区域空间非均衡异常明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区域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单极”发展、“一枝独秀”的传统发展道路已不合时宜，区域经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单个增长极的强劲支撑，更需要多个增长极的协同推进，实施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中，“点”就是经济支撑点，通过壮大区域中心城市，做强区域经济梯队，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强有力经济支撑点;“极”就是经济增长极，通过加快城市群和经济区发展，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点和极是经济活动与空间载体的有机统一，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就是引导经济要素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集中集聚，形成更多更强的支撑点和增长极，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在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的互动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3．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演进的现实实践

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促使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小集聚大扩散，推动区域发展逐步走向空间均衡，这也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由单极向多极的演进过程。美国现代经济增长发韧于新英格兰6州，19世纪推进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各州。到19世纪中叶，东北部和中北部14州以仅占11.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美75%的制造业，形成了典型的单极发展格局。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区域经济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城市、产业和人口不断向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集中，1900年该地区已有47个城市跻身于美国100个最大城市的行列。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太平洋沿岸地区城市密集区逐渐形成。最终形成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圣地亚哥—旧金山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从而在全美经济空间版图上呈现出多点多极协调发展格局。日本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同样明显。明治维新前，大阪的工商业远较东京发达，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单极发展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实施了以“四全综”为核心的空间开发战略，并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东京由于其首都地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逐渐发展壮大并超过大阪。名古屋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纺织业快速发展，汽车产业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稳定地形成了所谓的“中京圈”。日本经济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以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多点多极发展格局，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由单极开发向多极开发战略演进的过程。在经历改革开放前期东部沿海“一枝独秀”的空间开发阶段之后，通过实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内部积极培育多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增长极;同时积极支持内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培育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济区等新支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培育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培育形成了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增长极以及滇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宁夏沿黄经济区等次级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层面上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板块驱动格局，在区域层面上形成竞相跨越、百花齐放的多点多极发展新格局。由此可见，“多点多极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格局。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就是“增长极”领衔、四大区域板块齐头、多个城市群协同并进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态势。因此，在空间上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统筹区域发展的现实结果。

二、多点多极发展中县域经济底部支撑功能再审视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基础支撑。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下，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做强区域市州经济梯队、建设区域性城市群或者次级经济区域，都离不开县域经济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影响“点”和“极”的支撑作用的合理发挥，最终影响区域性城市群和次级经济区的崛起。

1．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综合实力形成坚实支撑

在县域范围内，通常形成了县城为经济中心、中心场镇为经济副中心、一般乡镇为经济节点的经济发展体系，通过县域内的乘数作用来实现经济扩散效应，其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整个县域范围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体系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总量的积累，是形成较为合理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底部基础，进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经济体量支撑。县域经济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四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上。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中，全国百强县多达2/3以上，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三省就占据半壁江山，而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所拥有的全国百强县经济规模偏低、数量较少，使得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2．县域经济在经济功能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完整职能形成有力配合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衔接处、更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点”和“极”的重要构成单元。一方面，县域经济是县域内各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集合，通过有效整合本区域的劳动力、资金、财政等要素资源，培育和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及龙头企业，并向县域中心镇、重点镇及广大乡村地区辐射影响，其经济辐射力可以基本覆盖整个县域，有效促进了底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县域经济充满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由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构成，城市经济主要是以二、三产业为主，县域经济则主要是农业占主体。县域经济接受城市经济的信息、技术辐射和产业转移;同时，县域经济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格局。因此，城市经济要得到好的配套协作，没有县域经济的支撑则难以均衡;仅有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因缺乏服务对象也发展不牢。县域经济通过与城市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关联发展，进而形成合力来共同支撑“点”和“极”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城镇建设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城镇结构形成有效补充

县域不仅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探索“两化”互动的“实验室”和城乡统筹的“平衡杆”。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在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小城镇作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县域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进以县城和小城镇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和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持续增长的需求，成为城乡融合的枢纽和桥梁，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城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功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其承载力、扩张力和辐射力逐步增强，在县域内形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实现区域城市群或经济区在空间上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规模适度、梯次合理、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最终支撑多点多极发展。因此，县域经济从经济规模、经济功能和城镇建设等方面对多点多极发展格局起着最基础、最底部的支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新的空间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发展壮大。

三、基于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四川县域经济现实判断

四川是西部经济第一大省，确立了建成全国经济强省的目标。立足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单极支撑格局突出”的省情，四川在2013年提出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其实质就是加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支撑。

1．县域经济是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基础

四川现有135个县(县级市)，幅员面积44.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92.4%，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着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第一，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较强，有力巩固次级经济区的综合实力。2013年，四川135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13963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3.2%，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元、200亿元和300亿元的县(市)分别有56、21和4个。在2013年第十三届西部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共有21个县(市)上榜，数量居西部第一位。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所属区域在全省多点多极发展格局中的崛起。以川南经济区为例，2013年川南经济区在四川5大经济区中率先实现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全部过千亿，其中自贡、内江的县域全部进入百亿元行列，泸州和宜宾的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也较高。川南四市县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充分体现出了县域经济对“点”和“极”的体量支撑。第二，县域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优化了多点多极发展的底部整体效能。2013年，135个县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12.4%，增幅比四川省高0.3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73.7亿元，占四川省的45.1%。同时，四川实行“扩权强县”试点，赋予试点县与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拓展了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其中，59个扩权试点县全年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874.5亿元，增长10.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357元，分别增长10.5%、13.4%。市场化改革和“扩权强县”试点，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全省多点多极支撑的底部基础进一步巩固。第三，县域经济中心的快速城镇化，有力充实着支撑点，助推区域性城市群的崛起。随着县域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四川县域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城市群发展初具规模。2013年，四川全省主城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数量达到8个，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提高，县域与中心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日益紧密。城市群在县域经济的支撑下加快发展，例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是西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各市经济规模均超1000亿元，多中心网络化布局初步形成，处于率先次级突破的优势地位。

2．四川县域经济底部支撑作用发挥面临的现实困难

四川县域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发展仍不充足，距离真正发挥底部支撑作用还有相当的差距。第一，县域经济规模弱小、综合实力不强、发展差距较大，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经济相比整体滞后、差距较大。在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仅双流、郫县2个县入选，而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强省分别有26、20、16个县(市)入选;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序中，四川省竞争力指数仅排在全国的中下游水平。以全国百强县首位的江苏江阴市为例，2013江阴市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0亿元、42986元和21882元。四川双流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5名，上述三项指标仅为746亿元、31752元和13856元，分别为江阴市的28%、74%和63%。四川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对多点多极的底部支撑还很乏力。第二，县域集聚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能力低，产业层次偏低，影响着底部支撑功能的发挥。在金融支持上，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从农村和农业退出而转向城市工业，县域内资金多数呈现净流出状态。在土地供应上，土地利用指标多数用于中心城市建设，县域年均土地利用计划不足500亩，并且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置换困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财政体制上，县域财政一直处于忙“吃饭”状态。2013年，县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的27.0%、40.6%，县域之间地方公共财政收差距较大，收入最大的双流县(64.6亿元)是最小的壤塘县的400多倍。在产业层次上，县域农业规模化经营困难，78个县(市)工业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4个县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三次产业结构以“二、三、一”型为主，产业结构层次明显偏低。第三，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县城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弱，不能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2013年，四川省135个县(市)的城镇化率为34%，比全省44.9%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1个百分点，并有119个县(市)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攀西地区与川东北地区的民族集聚区和盆周山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薄弱，县域城市建设水平比较低，大多数县城人口不到10万，远远没有达到20万的经济规模人口要求，县城以外建制镇的人口大都不超过5万。县域建制镇总体规模偏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差，难以在“两化”互动和促进城乡统筹中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地区缺乏完整合理的城镇结构以支撑城市群崛起，城市群之间差距较大，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缺乏底部支撑。

四、夯实县域经济底部支撑的基本路径

县域经济作为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县域强则底部实，底部实则支撑稳。应重点从产业支撑、市场要素和城镇体系建设等方面，夯实县域的基础支撑作用，促进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的形成。

1．立足产业支撑，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增强县域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强，则县域经济强。

一是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业。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现代物流、金融、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四是推动在有条件的县域设立产业园区，打造对区域经济带动力强、支撑作用大的重点园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将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作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有力支点。形成“一县一色、一镇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利于为多点多极提供稳定有力的产业支撑。

2．扩大县域市场开放合作，引导要素合理集聚，提升县域经济功能

在县域市场开放方面，县域政府应转变职能，为市场的发展营造环境、搞好服务，发挥乘数效应，激活县域发展潜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和基础产业等领域，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开展县域之间的合作，形成县域产业互补，实现错位共融发展，并推动县域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县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宽层次吸纳更多的资源，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要素集聚方面，发挥县域对金融、土地、财税等生产要素的“极化效应”。推进县域金融服务创新，促进县域金融机构将经营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县域，加大信贷等各种金融资源在县域实体经济的投入，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积极性;探索推进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建立县域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流转平台，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深化“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完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欠发达的县域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3．推进县域城镇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城镇梯次结构

城镇化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动力，县域经济的繁荣又为城镇化提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实现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有机融合发展。一是要加快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县城为枢纽、建制镇为节点干支衔接的县域现代化交通路网，缩短县域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增强其承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能力。二是推进县域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提升“人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统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三是实施县域“层级式城镇化”战略。对人口吸纳能力强、经济发展快的城镇落实“扩权强镇”改革试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其产业集聚能力、劳动力转移吸纳能力;并积极将县城培育成为中小城市，最终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中心场镇为副中心、一般场镇为节点、农村聚居点为基础的新型县域城镇化体系，进而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镇结构，为多点多极支撑筑牢底部基础。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