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融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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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影响篇

动力机制

“10+1”将导致东亚经济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大珠江三角洲面临压力与机遇并存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压力远远大于机遇。前20年的粤港澳合作形成了互惠互利的格局，这种格局导致人们今天在探讨粤港澳融合时，仍过多的关注合作的利益因素，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压力、合作的进展速度、区域内经济社会的深层融合所带来的放射效应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对粤港澳实质性合作的僵持而导致整个区域竞争实力削弱的深层及长远影响的关注不够。

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引起的经济格局改变，已显示出对粤港澳合作所形成不进则退的压力。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与东盟国家在发展阶段、依赖外部市场外向带动的发展策略、产业分工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相似之处，比如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扮演香港角色，大港口为龙头，带动服务业发展。相邻地区有类似广东的腹地，成为外发加工基地。

店厂分工明确。东亚市场开放度的扩大，2010年后东盟和中国之间进出口实现零关税，使得香港、澳门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内地相对困难，不光会被挤占货物，同时还会挤占掉服务市场，从而将大大抑制大珠江三角洲的拓展空间，挤占已有的既得利益份额，出现国际国内两头受挤格局。如果在2010年之前粤港澳之间不能实现比“10+1”更紧密的合作，大珠江三角洲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必定会呈下降趋势。

框架形式

“10+1”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大圈套小圈的发展模式，启示大珠江三角洲融合也可以在开放式的基础上，按圈外有圈方式扩展外延。可按阶梯思路，以小圈为核心，扩展区外合作，寻找新的区域合作伙伴，以各种合作方式形成更大的合作圈。尤其注重发展大珠江三角洲与台湾的经济合作，以台湾的IT产业优势作为拉动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动力之一。大珠江三角洲可以先通过两岸四地的沿海合作，进而推动内地整体参与的全面的四地合作。

发展方向

“10+1”贸易自由化措施启示大珠江三角洲必须跨越一切疑虑与障碍，锁定实质自由贸易区目标。中国和东盟快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说明深度的区域合作必须朝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此外别无中间路线好走。中国和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一，均能如此迅速彻底地锁定自由化目标，按照传统的理论是难于解释的。同时这次“10+1”的谈判，在形式上进行了很大创新，有早期收获协定，有敏感产品保护和相对落后国家的优惠等等，说明自由贸易的框架也是可以创新的。

粤港经济合作在港澳回归后，进展不大，主要原因是顾虑重重，人为地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到目前为止，还缺乏一个整体合作框架，珠三角的融合还停留在自发的资源组合过程，没有引导和组织，没有一个整合平台，致使出现大家都知道要加强合作，但又无从下手的局面。因为没有框架，没有协调机制和争端调解机制，所以无法形成合力。

在整体性和全面性基础上，寻找合作框架，成为新形势下进行合作的当务之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粤港两地都有学者提出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动议。现在看来，这种建议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粤港澳之间的不达到自贸区的密切程度，最终会失去区域竞争的优势。可以说，深化粤港澳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应像“10+1”的进程一样，具有创新精神。

融合基础

“10+1”实现了多种社会制度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启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之间经济融合的基础所在。“一国两制”基础上能否实现经济融合，一直是争议颇大的问题。有人认为只要谈融合便会损害“一国两制”，担心经济融合会导致政治体制融合。

“10+1”的建设证明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10+1”可以看作是不同制度国家之间成功合作的典范，说明制度差异不应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从东盟的发展历程看，原来的六国在社会制度上是一致的，后来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四国加入以后，东盟便不在是一个由单一制度国家组成的共同体，不同社会制度经济体之间不存在区域合作的障碍，合作的平台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更说明这一点。

在粤港澳之间社会制度的差异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一国两制”不仅不是经济合作的障碍，相反还是合作的优势所在。如何发挥利用这种差异性优势，是将来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产业调整

“10+1”迫使大珠江三角洲要大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大珠江三角洲产业调整已经启动，但进展不快，而“10+1”带来的首先是要摆脱区域内产业同构化的压力。从产品结构来看，珠三角和东盟均以生产劳动密集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家用电器和服装等，成本接近，生产手段和效率相似。从市场结构看，出口商品国际市场分布同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存在广泛的竞争性，在市场需求量一定的前提下，双方的份额便会相互挤占。

当“10+1”达成，来自统一经济区的产品不可能在单一市场上无限制的扩大，会加速国际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在“10+1”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大珠江三角洲和东盟又会在中国内地新兴市场上展开更激烈的撕杀。东盟之所以跟中国签订自贸协定，主要是看中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而在广东的以港资为主的外发加工企业，正在争取享受国民待遇，产品内销国内市场。这样以来，珠三角和东盟便有可能同时在两个市场上成为竞争对手。竞争的压力不光表现在制造业上，同时在服务业上。东盟部分国家，在第三产业上比较发达，功能较强，特别是新加坡将有可能给香港在各方面带来压力。应对竞争，首先是寻找自己的优势，产业转型主要是摆脱同构化，掌握主动。

企业趋向调整

“10+1”带来的市场机遇，将改变大珠江三角洲企业的市场趋向和资金投资方向。中国东盟贸易投资自由化，实质上为大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打开了一扇市场、投资之门。

从产品市场结构来说，珠三角产品可以南下寻找东盟5亿多人口的市场，将改变对美欧市场的单一依赖，促使产品市场结构的调整。同时带来的是绝好的投资机会；珠三角的资金目前苦于找不到足够的投资项目而出现滞止现象，东盟地区投资的便利化，带来充分的投资机会，无论从资源、市场还是劳动力成本上看，均有很大的投资诱惑力，将促使资金南下成为趋势。

纵观广东企业走出去战略，之所以十多年来一直成效不大，主要是投资地选不准，而现在东盟市场的开放，将有可能使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可以先锁定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的东盟。在投资带动下，许多企业将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

策略篇

策略一

实现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在发展策略上必须认真考虑区域内资源的整合、功能重新定位问题，立足珠江，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以一体化小三角，带动经济大区域。使之成为南中国核心区、东亚的一个重要中心和增长极。在区域内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深度合作。粤港之间目前建立自贸区仍存在不少障碍，如广东或珠江三角洲不是单独关税区和香港企业的认定问题等。

但是我们可以参照“10+1”谈判的一些做法，在某些方面进行创新，如利用香港是自由港的条件，珠三角定为自由贸易的特区，将关税口岸内移，实现实质的对接，连成粤港澳经济区。

策略二

中间过度，先建“大珠江三角洲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小范围先突破，采取变通。小范围，如可以先建立深港经贸合作区，再到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再到包括整个广东的粤港澳经济区。所谓“粤港澳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是指在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总体趋势下，广东比全国领先一步和港澳实施更为灵活的措施，单独作出更为互惠的安排，实现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

“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特色是可以参考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做法，除了不实行“零关税协定”外，尽可能进行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的安排。可以签定互惠协议，可以局部关税减让，可以在WTO规则大原则下实行各种灵活措施。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是一种外松内紧的模式，它对外保持高度的开放度，各自能保持独立性，而在内容实质上又可以达到融合的目的。

具体建设思路有三：一是局部突破，先进行小区域的实验。比如先在深港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架构。在“放开一线，管住二线”的原则下，直接把深圳特区内辟为保税区式自由贸易区，与作为单独关税区的香港、澳门对接起来，在两地率先实现人员、资金、商品、资讯上的对接。二是选择行业突破，先在某些行业开展自由贸易。如参照日本与新加坡商谈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做法，搞投资协议，而不是整体的关税减免，主要选择某些行业，如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切入点来展开自由贸易，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三是利用CEPA实施机遇实施专项互惠安排。主要有专项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互惠措施，对于某些有产地来源证的香港生产的产品，实行专项关税减让，指定在广东市场销售；专项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对港澳在广东投资的企业和机构率先真正实行“国民待遇”；服务贸易的专项互惠措施，扩大金融业开放等等。

策略三

寻求比较优势，跳出同构陷阱。实现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必须正视竞争压力，跳出狭窄空间，进行合理的区域大布局。寻求新的产业转移与分工模式，发展新产业，如服务业、物流业等，迅速实现区域内的产业升级、腾飞。

首先可以着手进行的是利用我国入世后服务领域开放的契机，先探讨加速服务业对港澳开放具体方式与领域，粤港合作完全可以作到不受目前戒律过多约束的格局，甚至在文化产业，在传媒合作、在教育合作上均可以放开，只是在广东的经营必须跟其他企业一样，遵守相关的法律，将开放和监管在性质上分开，在监管上统一。

同时利用中国与东盟两个贸易通道之一的海上通道的发展契机，依托粤港澳港口优势，积极探索将粤港澳构建成为中国和东盟海上贸易通道的方式与战略。

策略四

同时抓住两个机遇，实施西进南拓并举的战略。粤港澳的发展应同时利用西部大开发和东盟市场开放的两个机遇与优势，创造大三角洲技术、资金与西部资源和东南亚市场有机结合的新模式。

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实现“10+1”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区域内贸易便利化、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等将使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流动更为便捷，我国与东盟在服务领域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在承包工程和劳务、旅游业、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会得到有效的促进。

因此，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促进珠三角产品和资金南下，形成产业合作新方式，以实现西进南拓双重丰收。

策略五

加速加工类企业的转型。鼓励企业向东盟投资，力争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整个东盟形成梯次。迅速使区内外发外加工企业转型为享受国民待遇的一般企业，在中国与东盟零关税之前先抢占国内市场，建立网络优势。同时在合作中坚持开放性，既注重内部整合，又注重不断延伸合作区域。尤其是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联系，让台商在大珠江三角洲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而优化整合成两岸四地经济圈。

“9+2”是从粤港澳脱胎而来，反映了区域经济成长的客观规律。 粤港澳经济整合的加速和实力的膨胀，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外扩冲动，需要寻找新资源、新的市场，扩展腹地。

从粤港澳产业成长的特性来说，粤港澳合作建立了庞大的外向型加工业，为了保持外销产品的竞争力，需要有大量的原材料、人力资源和能源，只有在充足的、廉价的和高质量的要素的支持下，大珠江三角洲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得于保持。

从产业成长的规律看，粤港澳目前的一些产业、产品或生产环节，需要进行调整，部分生产外迁成必然之势，只有腾出空间，才能进行高层次产业的引入。产业的梯度转移，总是要寻找成本或其他环境落差大的地方。

珠三角的加工产业 大部分本来就是在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中承接港澳等地的转移而来，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一些产业链必然要伸展出去。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可以建立产业族群成长所需要的大平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产业的转移，装备制造业的配置。无论对粤港澳还是周边省区，都是极为有利的。同时，周边省区愿意接受其辐射。

粤港澳服务业比较优势明显。港澳服务业经过深圳和广州的放大，具有强大的辐射和拉动功能。香港、深圳和广州，由外到内组成一条服务业城市链，也是一条增长极叠链，这条链产生的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带动整个南中国的经济增长。

粤港澳具有完善的对外通道优势。中国各地的经济，在国家加入WTO、CEPA和10+1等开放措施下，日益显现外向性；无论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看，周边地区以至南中国各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选择大珠江三角洲作为他们急需的畅顺的对外通道。根本上来说，从粤港澳扩大到泛珠三角，符合要素互补与效益最大化的共同要求。资源互补要求大范围的资源整合。粤港澳2002年出口中，成衣和纺织品、鞋、玩具和家用电器是主要产品。

这说明其仍处在资源密集的外发加工作为产业核心的时期。大量的、稳定的、低廉的生产资源的供给，是关键环节。由于周边省份具有丰富经济资源，尤其是矿产、人力和电力资源，但缺少资金，缺少管理经验和市场网络，而大珠江三角洲资本雄厚，融资能力强，相互间可以充分的互补。

既然“9+2”是粤港澳经济区的扩大，“10+1"进程对珠三角经济进程的影响也会顺理成章的影响到泛珠三角。况且泛珠三角的几个西南省份本身就和东盟相连，处于中国与东盟陆路连接的板块上。所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将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战略与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0+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是“泛珠三角”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牵引力量。纳入“泛珠三角”的周边其他省区，都对“10+1”表示了极大关注。正采取有力措施抢抓这一战略机遇。

对泛珠三角而言，要抢抓“10+1”的机遇，除上述和加快粤港澳融合相类似的策略外，还要关注三点：

一是要通过泛珠三角的要素整合，带动“泛珠三角”产品和资金南下。泛珠三角省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实现“10+1”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区域内贸易便利化、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等将使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流动更为便捷，泛珠三角与东盟在服务领域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在承包工程和劳务、旅游业、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会得到有效的促进。

二是要发挥香港在“9+2”和“10+1”的对接中的独特作用。目前香港在广东与东盟的出口加工企业之间充当着原材料及半制成品的组织者。近年来，这部分的贸易量每年不低于100亿美元，占了广东与东盟之间的转口贸易的六成左右。广东通过香港与东盟的转口贸易，或东盟通过香港进行的转口贸易都在逐年上升。原因在于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出口加工业近年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出口加工厂将香港作为对北美、东北亚出口的理货和分销中心。

第2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 自融雪沥青路面；目标配合比；生产配合比；用料估算

中图分类号U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9-0150-02

1 目标配合比设计

1.1材料

集料、矿粉、沥青采用京港澳路面养护工程料场所用的材料，融雪外加剂采用由长安大学公路科学研究院研发的沥青路面环保型自融雪外加剂Iceguard。

1.2矿料级配设计

按照AC-13沥青路面矿料级配范围及自融雪沥青混合料特点，通过反复计算、调整，确定矿料配比如下：

1.3配合比设计结论

由室内试验结果知，采用5.5%油石比，矿料配比石屑45%，3～5mm 7%，5～10mm 21%，10～15mm 25%，矿粉2%，外加剂掺量为混合料质量的5%，各项指标均满足《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2004）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可以作为目标配合比使用。

2 生产配合比设计

2.1材料

集料采用京港澳路面养护工程料场按目标配合比进入拌合楼除尘筛分后得到的热料，矿粉、沥青采用料场提供的材料，融雪外加剂采用由长安大学公路科学研究院研发的沥青路面环保型自融雪外加剂Iceguard。

2.2矿料级配设计

根据四种除尘集料的筛分结果，结合自融雪沥青路面目标配合比级配，以及河南地区AC-13沥青路面矿料级配范围，调整得到接近目标配合比矿料级配的级配。

2.3配合比设计结论

目标配合比的设计结果为：11mm～16mm玄武岩碎石：7mm～11mm玄武岩碎石：4mm～7mm玄武岩米石：0mm～4mm石灰岩石屑：石灰岩矿粉=23.0%：17.0%：12.0%：45.0%：3.0%。最佳油石比为5.3%，融雪外加剂掺量为5.0%。各项指标均满足《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2004）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可供生产单位在生产上使用。

2.4拌合楼用量

生产用拌和机型号为GWL―4000型，每盘料定量为3.0t，每盘料中各仓料用量如下：

1号仓（0～4mm）：1139.6kg/盘。2号仓（11～16mm）：655.3kg/盘。3号仓（4～7mm）：370.4 kg/盘。4号仓（7～11mm）：598.3kg/盘。矿粉（石灰岩）：85.5 kg/盘。沥青（SBS改性沥青）：151.0kg/盘。外加剂（Iceguard）：150kg/盘（6袋）。其中沥青采用内掺法投入，其质量记入3.0t/盘中，外加剂采用外掺法从投料口人工投入，不计入每盘计重中。

3 试验路用料估算

试验路拟用沥青路面环保型自融雪外加剂Iceguard 10.6t，按自融雪外加剂的掺量为5.0%计算，所需自融雪沥青混合料用量为222t，根据室内试验知自融雪沥青混合料毛体积密度为2.448g/cm3，试验路路面上面层厚度为4cm，一个车道宽度为3.75m，计算得到自融雪沥青路面试验段可铺设2267m2，可铺设一个车道长度为604m。其中1号仓（0mm～4mm）总用量为80.5t，2号仓（11mm～16mm）总用量为46.3t，3号仓（4～7mm）总用量为26.2t，5号仓（7mm～11mm）总用量为42.3t，矿粉总用量为6t，沥青总用量为10.7t。

4拌和注意事项

1）矿料加热温度一般控制在190～220℃之间，沥青加热控制在165～170℃之间。

2）混合料在没有加外加剂前，拌和时间应控制35～45s范围内，沥青混合料拌合均匀后人工按要求用量加入外加剂，与沥青混合料拌和时间控制在5-10s。

3）出料温度视施工时气温的变化（早、中、晚，开工与收工）、摊铺温度、道路状况、运距等情况决定，一般控制在170～190℃范围内，超过195℃者废弃。

4）沥青混合料宜随拌随用，若因生产或其它原因需要贮存时，贮存时间不宜超过12h，贮存期间温降不应超过5℃，且不得发生结合料老化、流淌以及集料颗粒离析的情况。当由于贮存而引起结合料老化、流淌、混合料温降过大、粗细集料颗粒离析以及其它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时，应予废弃并找出原因，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5）拌和初期操作手及试验人员应观察成品颜色、级配大致比例、拌和料温度等情况是否满足要求，以便采取措施改进，但拌和人员无权改变配合比。

5自融雪沥青路面配合比设计及施工注意事项

1）当Iceguard吸水后开始潮解，颗粒表层开始变软，逐渐深入，直至潮解完全，整个颗粒变成一个水珠，在潮解的过程中，表面始终有一层乳白色油膜包裹；潮解初期，若烘干，水分可以去除；若潮解时间较长，包裹在颗粒外层的油脂已被破坏，Iceguard基本失去作用能力。Iceguard应采用密封材料密封，放在干燥的环境下，存放盐化物的地面应放置隔离垫，避免吸收潮气；搬运和运输过程中严禁用尖锐器物刺扎Iceguard包装袋。

2）对Iceguard添加量的要求

普通沥青路面的Iceguard添加剂量按重量计为5%～6%，可按照所需效果、交通流量、道路危险等级、地点的高度和长度加以调节。

3）对马歇尔试验空隙率的要求

马歇尔试验空隙率必须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对于交通量较少或背阴处等路段，空隙率调整范围在2.0%～3.0%，对于交通量较大或光线较充足的路面，空隙率调整范围在2.5%～3.5%。由于添加Iceguard面层具有较大的抗变形能力，应把规范允许的空隙率下限作为设计的最终目标。

4）对沥青用量的要求

添加Iceguard的沥青混合料较没使用该材料的混合料压实后空隙率会增大些，故未添加Iceguard的沥青混合料空隙率应严格要求控制在2.0%～3.0%，空隙率太大，将大大降低路面的使用寿命；同时由于Iceguard比表面积大且多孔，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相应的提高沥青用量，一般情况下，比正常没添加Iceguard材料的混合料的沥青用量增加0.2%。

6 自融雪沥青路面与普通沥青路面施工区别

6.1目标配合比及生产配合比不同

施工拌合时，要严格按照课题组研究人员提供的配合比方案进行自融雪沥青混合料拌制。

6.2拌合站及施工过程中各环节温度不同

自融雪沥青混合料相应环节温度要比没有添加外加剂的混合料温度高5℃～10℃，具体温度要求如下：

6.3混合料拌合流程不同

自融雪沥青混合料拌制时，混合料在没有加外加剂前，拌和时间应控制35s～45s范围内，需要在沥青混合料拌合均匀后人工按要求用量加入外加剂，与沥青混合料拌和时间控制在5s～10s。

6.4摊铺松铺系数不同

松铺系数初定为1.23，松铺系数可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实时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

6.5碾压成型方式不同

由于自融雪沥青混合料比普通同类型混合料集料偏细，故施工碾压过程中，应该增加复压的碾压次数，具体碾压工艺如下：

初压：采用13t双轮钢筒式压路机以2km/h～3km/h的速度前静后振压三遍。

复压：采用两台26t胶轮压路机以2km/h～3km/h的速度碾压四遍。

终压：采用13t双轮钢筒式压路机以2km/h～3km/h的速度静压一遍，以3km/h～6km/h静压一遍。

6.6碾压机械防粘材料不同

对钢轮可涂刷隔离剂或防粘结剂，但严禁刷柴油和喷水。轮胎压路机开始碾压阶段，可适当烘烤、涂刷少量隔离剂或防粘结剂，也可在轮胎上涂层植物油，并先到高温区碾压使轮胎尽快升温，严禁使用喷水设备。

6.7自融雪沥青路面养护工艺不同

施工完成后的洒水处理。待自融雪沥青路面冷却至常温并且混合料强度形成后，对摊铺完成后的路面进行洒水，洒水量为第一遍控制在1kg/m2～2kg/m2；第二遍控制在3kg/m2～4kg/m2，洒水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路面的活性。

7结论

通过对京港澳新乡至郑州段路面养护工程自融雪沥青路面配合比设计研究，从目标配合比设计到生产配合比设计，从拌合料的用料用量到试验路用估算全过程设计及施工拌和中应注意的事项，可以看出温拌沥青混合料的组成设计及施工工艺简单、宜操作，便于在工程中的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

第3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就是要依托中国国情和改革中的实践经验，变城乡对立为统筹城乡发展，避免走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老路。“一体化”的“化”，就要“化”掉传统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化”掉农民固守农业生产的单一就业途径，“化”掉城乡之间在收入和消费上的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经典作家曾反复强调，未来社会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消失，农业工业结合和城乡的融合将最终成为现实。因此，可以说，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是经典作家所预言的历史趋势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对改造小农社会、建设现代农村经济社会道路的全面创新。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发展较快地区农村变革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通过农业产业化，创办工商企业，发展非农产业，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农村经济变革融合在一起，使农村生产力水平得以大幅提高，自身的积累和投资能力大大增强；在改造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使工业化、城镇化同促进农村全面发展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逐渐消除城乡间的界限。

围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进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明确地把实现“一体化”作为处理未来城乡关系的根本要求和追求目标，作为现实中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变革的领域与主体，在解放农村生产力、释放农村发展活力中寻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避免传统城市化模式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和农村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就是要把农村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农村和城镇共同发展格局；就是要构建农村变革和城市化进程相互依存的关系，使一部分农民在依托农村而较少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迈进，逐步经历由“离土不离乡”向部分“离土离乡”和完全“离土离乡”的过渡，使传统的城乡矛盾在国家控制下逐步得到化解，避免大批失地、无业、无资农民盲目涌向城市；就是要正确把握城镇建设、中小城市发展与大城市之间的关系，既要强化大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又要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形成中小城市和城镇对大城市的支撑，避免城市空间和功能上的不合理以及小城镇建设中的不科学现象。

围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进新农村建设，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在新农村建设中形成与这一战略目标相衔接的完善的措施和对策。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用城镇化理念统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必须瞄准城镇化目标，加强同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要以化解城乡矛盾为重点，使农村的发展不断靠近城镇化目标，用“城”的定位引导和把握好同“乡”的建设。

第4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这正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这些年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远未破解。

具体表现在，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太快。二是城乡经济效率差距较大。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这表明我国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四是经济关联度弱。我国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明显，同城乡之间经济关联度弱、产业互动少有较大关系。城市和乡村资源多是单向流动，没有实现双向、平衡的流动，工业和农业之间缺乏显著相关性。五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文化教育资源分布和居民受教育水平影响着居民未来的就业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就目前我国文化教育资源的分布来看，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市与乡村的教育资金投入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城乡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六是社会保障失衡。近年来，国家注重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基本社保服务均等化建设，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然而，社会保障水平在城乡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七是生态关系问题。城市和乡村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乡村污染加重的负面影响需要城市和乡村共同承担。

城市与乡村关系涉及城市和乡村两方面，因此，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总体思路在于，继续保持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发展潜力；加快乡村地区的发展，加大城市对乡村的支持和带动力度，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解决好城市和乡村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实现城乡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

第一，构建新型城乡空间关系。构建新型的城乡空间关系需要从整体着手，统筹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布局，科学利用土地资源，完善城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实现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融合。比如，尊重地区人文地理条件，从空间资源的整体性和经济互动的关联性入手，综合谋划城乡的整体开发，整合土地资源，为城乡互利发展创造空间便利；完善区域城镇体系，促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协调发展。

第二，构建新型城乡经济关系。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构建新型城乡经济关系的重点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效应、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把挖掘农业自身潜力同工业反哺农业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附加值，扩大农村就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多种形式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经济效益；以工促农，利用城市工业的产业优势和技术力量，对农业实施积极的产业带动方针，激发农业经济的内在动力，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5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城乡经济 二元经济结构 人均消费水平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的协调发展，影响着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导致更多的资源和优惠都偏向了城市。只有从根本上破除产生二元经济结构的各种制度和非制度基础，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发展城镇化，才能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减少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的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当前城乡经济在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的瓶颈主要反应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经济主体是个体，难于形成规模，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种地主要是用来自给自足。即使有个别的个体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他们的规模也较小，承担各种风险的能力也较差；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通信、网络在农村的普及率较低，阻碍了信息在农村的传递导致了农业科技水平落实于社会发展；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不高，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很多初中没有毕业就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人他们种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他们没有受到专门的培训，只知道按照传统经验进行生产劳动，这样的劳作效率低，更不用说让他们参与到市场经济中。这样农业产业结构就自然而然地与城市化的发展拉开了距离。

二、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问题伴随着城镇的发展而显现出来。

（一）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问题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发展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扩大城市规模，没有结合当地资源环境承受力去制定一些涉及百姓生活方面的指标。因此这样的指标往往与实际不符。另外人口过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环境不断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发展就是一个摊煎饼式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城区扩张快，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同时不合理拆迁，一味地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也造成失地农民的增多。

（三）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目前，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但他们极大一部分的就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强，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完善，就使农民工更加地被边缘化，成为城中人看不起的对象。

三、突破瓶颈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途径

（一）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

1、农业结构调整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努力开发农业的潜力，重点发展高质量的特色农业，大力发展旅游生态农业，做产业链的加工农业以增加创汇；在无公害和绿色产品和食品上下功夫，培育出具有一定品牌的农产品；把农副产品和整个经济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提高其商品率和附加值。

2、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家庭承包经营的确增加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他们只是作为生产的主体，并没有完全的成为市场主体。要想改变当前局面，使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就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向购销这个体系靠近。

3、推进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济

加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可以起到让加深农产品的加工程度，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高，扩大经营规模进而促进农业向现代化方面的转变。土地得以合理流转到那些具备规模农业生产的人手里，就可以使农业向集约化、商品化、产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方面转化，进而改变之前的分散性、自给性、产销分割和低效率的农业。

（二）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1、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发挥城市的聚集优势

城乡一体化建设就是要使城市真正起到辐射作用，带动乡村的全面发展。农村可以在城市的带动下共享管理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来农村安家落户，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城乡的经济差距就会逐步缩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妥善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城乡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劳动力，然而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是我国城市和农村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他们便可以为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创造巨大的财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村的劳动力。因此中小城市要放开发展的壁垒，规划和发展小城镇。由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大，各种要求相对来说较低，农民很容易参与其中，这就为小城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此就要大力发展小城镇中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以吸纳剩余劳动力。

3、加快小城镇建设，发挥小城镇纽带作用

作为纽带作用的小城镇可以吸引城市较为先进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向农村地区的过度。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实体规模较小，农户多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如果这些经营主体直接和城市交流，交流面会过于狭窄，程度相对不好，结果也会不太理想。因此小城镇就可以把分散的规模较小的经济实体聚集到一起，调节资源的配置，加快各种生产要素的流通。

四、结束语

总之，在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破除有由农村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发展引起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这个瓶颈，城乡的融合度会更高，城乡的联系会更紧密，经济一体化程度会更深。

参考文献：

[1]吉炳轩.关于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调查与思考[J].求实，2012（1）：20-23

第6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城乡统筹 产业融合 城乡产业分割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传统农业与工业同在、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直辖市，是中国国情的缩影。2007年6月，重庆被获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为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重庆市政府提出了七项重要举措，其中之一就是要着眼于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大力推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结构，城乡产业配置得当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二者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

1、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因此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

2、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城乡产业统筹发展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城镇化，缩小城乡差别，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二、重庆市城乡产业发展的现状

（一）城乡产业发展失衡

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和城市产业倾斜政策，重庆市长期实施“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在产业政策上，强调工业优先；在产业空间布局上，强调把工业主要放在城市；在资金流向上，政府通过税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等方式，把农业剩余积累由农村大量转入城市。这种城乡脱节的产业发展政策，致使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严重分割对立、非良性互动的城乡产业关系，主要表现在：农村经济结构仍以传统型为主，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较低。农产品仍以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经营为主，未形成规模经济。农产品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市场竞争力弱。农产品市场规划建设滞后，流通主体培育不够，产品流通不畅。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带动面窄，市场流通中介组织发育不充分，市场专业化服务滞后，销售服务体系不配套。

（二）城乡产业脱节

2007年末，重庆市人均GDP已突破2000美元，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产业结构的标准模式，我市已进入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但是，该阶段我市城乡产业发展仍出现比较大的脱节，主要表现在：

1、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协调性较差。直辖以来，全市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上看产业结构层次已越过“一、二、三”和“二、一、三"”的低级状态，形成了“二、三、一”的格局，到2007年第二产业占GDP的45.9%，第三产业占GDP的42.4%，第一产业占GDP的11.7%，但整个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协调性仍然较差、结构不尽合理。一是农业粮食、生猪两大传统产业仍然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工业传统产业比重偏大；三是第三产业仍以传统的商贸、餐饮、运输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如中介服务业、第三方物流、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发育不足。

2、城乡产业投资失调，政策支农不足。财政对“三农”的有效投入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高。2004年我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09.9亿元，农业投资额仅占2.2%，而2007年全年所完成的3161.51亿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为59.74亿元，仅占1.9%，比起2004年还有所下降。二是金融信贷支农力度不高，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位现象严重。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网点布局调整、收缩，农村信用社规模、实力有限且历史包袱沉重，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金融机构减少，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部分农村地区因无法获取正规信贷，民间借贷现象突出。

（三）城乡产业结构同构

我市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在行业和产业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同构。从产值构成上讲，我市乡村工业与建筑业、交通等第三产业在乡村总产值中的比重与城市基本持平，这一方面使城乡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造成产品生产上的简单重复和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低水平的市场竞争，使消费品市场结构性过剩不断加剧。在产业布局上，目前已呈现出过度分散化现象，突出表现在县级支柱产业缺位及市县间产业链的缺失。城乡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布局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全市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层次的提升。

三、重庆市城乡产业分割的原因分析

1、国家初始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因素导致城乡产业分割。建国初期，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为实行赶超型的工业发展战略，跨越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不得不通过强化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政策的超经济手段，靠牺牲农业利益来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重庆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采取以牺牲农业的利益来优先发展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直接导致了城乡产业分割。改革开放以后，又由于工农、城乡发展不同步，使城乡产业结构的矛盾更加尖锐。

2、国家推行的有关政策和制度框架继续加剧城乡产业的分割。建国以来，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实施了“城市偏向”的分割式发展战略，在政策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歧视，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使城乡交换关系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过度向城市倾斜，对农村投入太少，使农村资金长期处于“贫血”状态；严格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市民与农民的天生不平等；对农民的歧视性的劳动就业制度、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农民享受不到国民待遇等等，这些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人为地造成了严重的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壁垒，阻止了正常的城乡交流。

3、特殊的历史因素导致城乡产业结构矛盾突出。重庆是个重工业城市，建国建市之初所实行的服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安排分割了工农和城乡关系，导致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发展迅速，而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现代经济学表明：在工业行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关联度相对最高，但我市长期走的却是重工业发展路子，农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国民经济重型化，使之连接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城市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关联度十分薄弱。客观上滞缓了我市城乡产业结构矛盾的化解。

四、重庆市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以政府为主体、以深化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推动城乡产业统筹发展

由于我市城乡产业分割的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历史的政策、体制因素所致，因此，现阶段的统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不是市场能够解决的，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制度创新，构建城乡平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从而逐渐改变城乡差距的扩大。具体如下：

1、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用倾斜的资源配置政策，对农村发展给予扶持。

2、完善农业投融资管理体制。放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采取贴息、补助、税收等措施，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开发农业和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3、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通过向农户、企业、信用社职工进行增资扩股，建立股份合作制带社区性的地方金融机构，增大向农村贷款的资金量。建立政府财政与金融机构贷款坏账分担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向“三农”提供贷款，增强支农服务能力。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新的贷款担保形式，推进诚信管理，探索建立各种类型的小额信贷组织。

（二）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

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具体措施为：

1、统筹城乡产业结构，使城市的产业布局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合理分工，形成紧密的产业互动链条，由城市二三产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由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层次的提升。

2、充分利用我市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促使城乡产业统筹发展。

3、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拉长农业产业链，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带动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一体化发展。

4、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是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这一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三）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城乡产业关联度，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城乡产业协调既包括城乡产业的空间布局，又涉及城乡功能配置问题。要在空间布局确立的基础上，在市场范围内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城乡功能结构。要按照大市场原则建立统一的城乡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功能互补与最优配置，进而构筑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机制。

1、加速城乡第二产业对接。目前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构筑起两个工业体系，各自相对封闭运行，重复建设产品同构、资源浪费低水平竞争愈演愈烈。为此，当务之急是推动城乡工业一体化。

2、新建产业要以城乡关联度高的产业为主。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要着眼于城乡统筹，大力发展城乡关联产业。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城乡关联产业。特别应引导城镇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在新建产业上，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用生产资料业等城乡关联产业为主。

3、推动城市科技、信息等产业下乡，对下乡产业给予政策支持。目前，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急需的科技、信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明显供给不足，而这些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与农村联系松散。所以应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协调配置城市资源，大力鼓励和引导城市相关产业下乡，开拓农村市场，带动农村发展。

参考文献

[1]单鹏举，邢海晶.城乡统筹发展视角的产业支撑体系研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7，(2).

[2]黄蔚.直辖市重庆城乡和谐之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城市发展研究，2007，(3).

[3]张丽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探讨[J].农村经济，2006，(11).

第7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西安城乡一体化路径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在我国，城市人口众多，拥有现代化的工业，而农村单纯发展农业，技术落后，同时为城市服务、为工业服务，这就形成了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经济和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但城市和乡村在对立与矛盾的同时，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具有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在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也是逐步改变我国区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创举。这既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009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该规划明确赋予西安“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地位，把西安的发展提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为着力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必须加快推进西安城乡一体化建设。

一、西安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市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1978年生产总值为25.35亿元，到2010年增加到3241.69亿元，经济总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西安经济总量以年均12.1%的高速度增长，比全省平均增幅高1.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增幅高2.3个百分点。从2001年开始，西安生产总值连续7年保持了13%以上的速度，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西安市城乡二元结构还较为明显。从农村人口所占的比重看，西安市农村人口所占的比重较大。2010年全市总人口为847.4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05.17万人，占总人口的47.8%。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西安市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2010年全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2244元，而农民纯收入仅为7750元，城乡相差1.87倍。

总体上来看，随着西安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乡镇工业等有了一定的发展，说明西安市己经基本具备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物质条件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利于推进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进程，有利于加速提高整个西安的城镇化水平和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二、西安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西安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为缩小城乡差距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不断扩大，使得西安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1、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但是，这几年西安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1、表2）。从下表可以看出城乡之间产业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基本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只有到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5%的涨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17.3%的涨幅。造成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还没有完全突破，城市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建立起内在的有机联系，致使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带动力不强。

2、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在教育、就业、住房、基础建设、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是对农业部门的制度性歧视。二元结构体制一方面是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事实上将城乡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农民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制方面，像教育、就业、基础建设、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对城市和农村实行区别对待。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3、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在政策上重视城市，而对农村实行歧视性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财政投资方面倾向于城市。像投资、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占人口多数的农村被分配很少的资源。201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3250.56亿元，农村投资只有145.64亿元，仅占全社会总投资的4.48%；第二，在金融政策方面偏好城市，吝啬农村。农村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出发，给优质企业、优良行业、优良产业较多的信贷支持，导致农村的资金大多流向城市金融系统，转贷到城市和工业，导致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第三，由于存在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村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被转移到城市，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差距，也使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第四，农村土地的廉征贵卖，农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4、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存在功能布局不合理、设施共享性差等问题。农村大多数地区能源、交通、邮电、农田水利、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园林绿化等生产生活条件比较滞后，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现有农田水利工程大多严重老化；乡镇基础设施如排水设施、垃圾处理等设施严重匮乏，造成农村居住环境差，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生活设施落后，虽然公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但约20% 左右的行政村主干道仍然是沙石路面。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了城市和乡村之间资源的流通，影响了城乡的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5、城乡产业关联性不强。当前，西安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城乡产业关联性不强、融合性差，没有在城乡之间形成相互协作、良性互动的产业关系。其原因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村产业与以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为主的城市产业之间难以产生相互依存关系，进而无法形成产业集群。再加上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政策惯性，认为在城市发展产业就是发展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在农村就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这种片面思维和政策弱化了城乡产业的关联性，导致城乡产业良性互动差，一体化发展难。

三、西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城乡一体化建设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统筹兼顾，针对西安市城乡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结合国内外发展实际，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实现城市与农村互促互动、协调发展。

1、构建城乡互动产业格局，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和前提，决定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和实现程度。城乡经济一体化就是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化合作，实现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关系。应立足本地的资源优势，更好的发挥城市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使城市带动周围的乡村全面发展，以工支农、以城带乡，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用城市比较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带动周围农村发展，逐步壮大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同时，城镇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探索优势产业集约发展模式，做强特色板块，探索区域合作联动机制，加快融入城市群经济圈展，探索城乡互动发展的新路子，增强城乡经济发展活力。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活力，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产业间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2、城乡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和乡村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城乡之间发达的城市网络、健全社会服务网络和空间组织优化等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和标志。城镇与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为促使其逐步演变成城乡有机结合的整体，必须在本区范围内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人为的调整，达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城市规划观念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空间布局不尽合理，缺乏对城乡空间的协调安排和城乡发展的统筹考虑，不利于城市辐射功能的发挥。而且不同区（县）、市都有自己的规划，相互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空间布局更显混乱。因此，制定城乡一体化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把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紧密结合起来，使城乡空间演变有序进行，引导产业梯度布局和集群发展，发挥城市的辐射功能，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相互促进、布局协调的区域空间结构，带动中小城镇的发展。

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政府为主导，公平配置公共资源，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差距。针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公共设施等资源缺乏等现实问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努力实现城乡社会事业均衡发展。一是完善城乡一体的基本民生，如社会救助、就业服务、养老保障等。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如公共文化、科学技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人口控制等。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和偏远山区倾斜，调整优化城乡中小学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确保城乡学生平等的接受优质教育。建立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协作机制，提高基层的服务能力，建立城乡一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加快农业科技推广与应用；三是完善公益基础，如公共设施、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等，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四是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安全制度，如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治安、国防安全等。发挥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作用，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多元提供的有效模式。

4、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趋向和理念。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统筹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建设可持续承载的城乡生态环境，真正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碧水蓝天”。生态环境的质量关系到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质量越来越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祛码。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的质量。可以说，加强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不仅可以造福子孙后代，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黄国胜.西咸大都市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0

[2]李茜.推进陕西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考[J].理论导刊.2011（10）：81—83

[3]完世伟.区域城乡一体化测度与评价模型[D].天津大学,2006

第8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城市物流；农村物流；城乡统筹；一体化；体系框架

伴随江苏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乡物资流通需求增长，物流业同样也面临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城乡物流是城乡经济联系的纽带，是构成供应链、价值链的载体和基础，已成为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加速器”。城乡物流一体化作为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城乡经济一体化有重要支撑作用。从城乡统筹层面考虑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既是江苏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也是江苏“两个率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一、 江苏城乡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江苏区域经济的整体持续健康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江苏城市物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很多城市把发展物流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在江苏城市物流加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物流发展却相对滞后。因此，江苏物流业在实现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在结构上却逐渐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呈现出城乡“二元”形态，影响了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碍了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1.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滞后。伴随江苏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物流业提供了强大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2012年江苏省社会物流总额168 567.9亿元，同比增长13.6%，占全国的9.5%。省内一些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和经济开发区，逐渐成为物流集聚的区域，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物流基地（园区）。然而，在江苏城市物流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村物流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占全省社会物流总额比例很低。管理部门对农村地区物流、农产品物流重视程度还不够，农村物流场站还不完善，相关运输装备和技术较为落后，多种运输方式。储运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标准化、信息化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 农村物流主体发展滞后。近年来，江苏城市物流主体发展迅速，一批具有现代物流意识的物流企业快速成长，已形成了由多种所有制、不同经营规模和服务模式构成的物流企业群体。相对城市物流来说，农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农村物流发展缓慢。农村物流具有参与个体或组织规模小、层次低、离散型强、联合性差、组织化程度低等特点，使得物流企业将物流网点布置在每个镇村的难度比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严重制约了江苏农村物流主体的发展。此外，农村物流服务提供商资金、规模、管理、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他们资源整合能力不足，难以融入供应链全过程管理，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3. 农村物流技术水平低下。目前，江苏农村物流体系尚不完善，服务农村物流的生产组织、流通组织和物流企业物流技术装备水平较为落后，现代物流信息技术、装备应用较少，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益普遍较低。在商品储存和保管方面，用于农产品冷藏设施、制冷设备不足，影响了农产品的高效流通。农村运输、包装、流通加工等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导致农村配送作业速度缓慢、破损率大、差错率高。此外，农村物流信息化基础落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在农村物流中几乎为空白。

4. 农村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目前，农村物流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渠道模式单一，流通环节过多，延长了可控物流时间，使得物流的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农村商品配送的物流成本普遍比全省平均成本高25%左右，同时货品更新速度慢，使得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城市工业品与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流通环节过多，物流损耗严重，增加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也使得农产品不能及时投放到城市商贸市场。目前，全省农产品物流环节的损耗平均比例是30%，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为3%、甚至更低。

5. 农村物流与城市物流对接不畅。由于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两者在组织空间、组织时间、组织结构层面存在脱节现象。一方面，农村物流是分散的，城市物流是集中的；另一方面，城市物流需求持续、稳定，而农村物流具有季节性特点，经营风险更大；此外，城市物流经营主体大多规模较大，而经营农村物流的则是供销社机构和个体经营者，他们规模小、实力弱、技术落后。这些导致了，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组织差异性，进而造成城乡物流对接不畅。要注重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的有机衔接，发展创新城乡物流对接模式，密切各环节主体之间的协作，统筹安排好，保证整个物流体系和各环节的顺畅。

二、 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城市发展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农村发展也需要城市的助推，要打破目前的江苏城乡“二元”形态、建立城乡一体化网络，只有在实现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之后，才能真正起到实质作用。加快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江苏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也是推动江苏早日实现两个“率先”的重要支撑。

1. 促进江苏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谋划，联动改革，是一条新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痼疾的根本出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苏就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农村为基础，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路；2007年，江苏明确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大力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五个一体化”；2010年，更进一步，将城市化战略拓展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成为贯穿全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灵魂。通过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有效推动江苏城乡统筹发展，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2. 提高江苏农业竞争力的手段。江苏不仅是经济强省，也是农业大省。2012年江苏省粮食总产达674.5亿斤，超过沿海广东、福建、浙江、上海4个沿海省市粮食总产之和，继续保持全国第4位。然而，当前农村物流发展的滞后影响着农业现代战略的推进，也是制约江苏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瓶颈”。通过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畅通农产品、农资的生产流通渠道，推进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组织创新，提高农产品加工、农资流通技术水平，提升江苏农业综合竞争力，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3. 推进江苏城镇化发展的举措。江苏城镇化必须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把化解“三农”难题作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中之重，把“减少农民、致富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走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推动改造江苏中小城镇的工业，有助于加快江苏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 提高城乡农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能带动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商贸的发展，加速农村和城市双向物资高效便捷流通，有利于形成全面融合、全域覆盖的城乡物流体系，适应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保障居民食品安全的需要。

三、 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体系框架设计

1. 建设目标。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总体目标根据江苏城乡物流资源状况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基于统筹发展思路，采用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技术，破解城市物流与农村物流二元物流之间的分隔、分离，促进城乡物流资源的有效整合、共享，推动城乡物流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发挥城乡全域物流系统的战略协同效益，以达到物流供求的相对平衡，保障城乡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要，真正实现江苏城乡经济共同、协调发展。

2. 总体架构。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要结合江苏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的特点，分地区、分阶段统筹规划好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发展。一方面依托已有的城市物流基础设施体系向农村方向扩展，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农村物流设施建设，与城市物流相对接，进而促进城乡物流网络融合，实现物流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发挥城乡全域物流系统的战略协同效益，促进统筹城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

四、 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体系建设重点

1. 城乡物流基础设施一体化。在推进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规划的“龙头”作用至关重要。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和江苏省政府《江苏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的要求，从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高度，统筹城乡物流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物流网络；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梯度建设的原则，统筹城乡物流发展，构建有利于推进农村物流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引导农村物流业可持续发展；加大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形成市级物流中心、县级配送中心、乡（镇）级配送站、村级联托运网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物流四级联动网络。

2. 城乡物流渠道一体化。由于城市与农村经济活动分布于产供销网络及物流体系的不同环节中，因此，要以城乡物流渠道一体化为纽带，发挥城市物流对农村物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将城乡间产供销、产加销业务各个环节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城乡物流渠道一体化需要重点依托联盟或供应链核心企业，统筹安排好“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动，注重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要素合理流动，加大城乡物流资源的整合、共享和衔接，积极发展创新城乡物流对接模式，保证整个物流体系和各个环节的顺畅，促进城乡物流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城乡物流畅通直达、无缝衔接。重点依托各大商贸市场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配送基地，完善农村物流集散体系和城市物流共同配送体系，促进城乡物流渠道对接，形成纵横交织、共生共荣、紧密联系的网络化城乡物流服务体系。

3. 城乡物流配送一体化。从江苏城乡居民生活物流需求来看，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以及绿色消费理念的加快普及，将带动电子商务、网络购物、邮政快递、城乡配送等新兴物流市场需求，生活性物流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农村物流网点建设，引进和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大力发展面向城乡流通企业和消费者的社会化共同配送。深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工程”，依托中心城市和供销等大型综合商贸流通企业，加快建设多层次城乡日用消费品和农资配送中心，完善乡村服务网点，推行连锁经营。利用遍布城乡的邮政网点资源，整合农资生产企业、农家店等社会资源，拓展农村邮政物流服务体系。探索建立以“物流企业为龙头、农村客货运站场为载体、乡村农村物流服务站点为节点”的县、乡、村一体化的新农村物流网络，加快推进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地的直销和配送以及农资、农机、日用工业品的配送下乡，打造便利、快捷、高效的城乡一体化配送物流体系。

4. 城乡交通资源一体化。交通设施是城乡商贸发展的硬件，对城乡空间布局、产业空间集聚的引导作用。能否加快推进城乡物流一体化进程，关键在于城乡交通的衔接程度。统一规划干线、城市道路、乡镇公路等的网络布局是城乡物流发展的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当前城乡物流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只有首先实现城乡空间形态上的一体化，建立有效联结城市与农村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才能将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统一纳入物流业发展整体系统之中。城乡交通资源一体化具体包括交通场站资源整合、交通场站优化布局、运输方式的衔接、城乡公共货运与共同配送的推广等。

5. 城乡物流信息一体化。鼓励和支持城乡物流企业，广泛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条形码、无线射频（RF）等技术，构建全程可控、可溯、可视的新型物流配送体系。鼓励有条件的批发市场、物流中心建设基于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形成覆盖主要城市、辐射农村的快捷、便利、畅通的智能配送体系。在中心城市引导建立一批以网络平台为依托、以第三方物流服务为主体，集信息、交易结算、跟踪、信用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产品、农资网交易中心。加快城乡物流供需信息共享，引导物流企业发展一体化、多功能、全流程的物流业务，推广应用VMI、JIT模式，通过城乡全域库存的分级、分类、集约化管理，促进城乡库存共享，合理调配安全库存量，控制库存水平，提升物流服务质量。

总体而言，当前江苏城乡物流“二元”状态的存在，导致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在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环境里发展，使得大范围的物流资源配置受到局限。这种发展不平衡，也阻碍了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影响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从城乡统筹发展、双向流通的视角，加快构建江苏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体系，分地区、分步骤、差异化推进城乡物流基础设施一体化、物流渠道一体化、物流配送一体化、交通资源一体化、物流信息一体化等重点工程建设，有助于江苏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经济互融，加速江苏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保障江苏“两个率先”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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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晋湘.湘西城乡物流一体化研究.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2）：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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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号：10EYD03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课题（项目号：2012-R2-5）；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加快流通领域现代化问题研究”；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012SJB630006）。

第9篇：城乡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偏向”

“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具体表现，而在处于工业后期的国家以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的存在暗示着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促进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获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及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有例可援”的好处。但随着“城市偏向”战略的持续性实施，城市现代工业在获得了廉价资源后却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农村经济也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几近崩溃。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战略是一种合符理性的选择，而结果却与其“赶超战略”的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可以看出，重新审视“城市偏向”战略，在我国追求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偏向战略的内涵及其背景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考虑到城市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拉动效应，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倾向于城市现代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价格政策、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财政金融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安排，为城市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总体而言，“城市偏向”战略以城市现代工业为核心，通过调整工农关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理解“城市偏向”战略的关键。首先，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劳动生产率低下，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落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在工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程度较高；其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过程中，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干预下，长期致力于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农村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效率低下；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工人工资；再次，农业部门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工业不发达、农业落后，经济发展缓慢。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拉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后发优势”。因此，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强烈的追赶愿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于是“城市偏向”战略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考虑。

二、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

在城乡关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在比较城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经济活动及其效果后认为，城市工业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而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下降。如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收益递减规律支配着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而城市工业则存在收益递增趋势(张杰，2007)，W・A・刘易斯(1954)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对此有更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于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以不断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两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部门差别消失。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则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的3个阶段，但也指出了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并强调只有维持两部门的平衡发展，才能最终完成二元经济转化为同质经济的目标。D・W・乔根森(1961)通过分析农业剩余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来强调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的过程，M・托达罗(1969)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流入城市中“传统部门”，然后再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在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微观机理后指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与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是影响农民是否转移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二元经济模型在考虑了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减，而城市工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增等经济属性之后指出，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通过提高边际农业生产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不难看出，二元经济模型正是“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而艾伯特・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对此有清晰的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资金不足，因而要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李广舜，2006)。弗朗索瓦・佩鲁从空间经济研究的角度，也为“城市偏向”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极的原因(鄢洪斌、袁媛，2004)。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以等概率机会出现在各经济地理区域，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中心城市极核上)。主要原因有：城市工业部门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及其扩散能力；源于创新的发展而诱致的资本聚集以及随后的输出；基于前两者的作用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并进一步产生积聚经济效果。

考虑到城乡经济联系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都在强调优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的同时，还通过创新扩散而产生的淋下效应，增加农村地区的产品购买、投资增加以及农村居民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等，以提高农村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李小键，2002)。

约翰・弗里德曼(1966)首先基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建立了其空间极化理论，在意识到创新扩散后，才构建了“核心一”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经济地理区域，区则是与核心区存在着广泛联系的、承接创新扩散的经济地理单元。核心区可位于空间系统的任一网络结构上，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核心区通过供给系统、市场系统、行政系统来组织自己的依附区；并向区传播创新成果；因而核心区增长的

自我强化机制有助于该空间系统的发展；而且随着系统信息的流动，创新将溢出特定空间系统的承受范围，诱致空间系统内次级核心区的出现，并形成新的次级区。进一步解释核心区与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理的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基于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从而使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均衡发展。缪尔达尔认为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事实上，长期信奉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鄢洪斌、袁媛，2004)。因而建议采用动态非均衡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城乡空间发展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是缪尔达尔用来解释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机理的主要概念。所谓回波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并将导致城乡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其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趋缓，其时生产要素将向落后地区扩散，从而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就是扩散效应。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战略，不仅得到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来自于区域经济理论以及空间经济研究成果的强力支持。

三、关于城市偏向战略的讨论

毫不讳言，“城市偏向”战略一方面得到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支持，但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特别是那些关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学者。有学者指出，从1948年至196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仅为0.6％，而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李广舜，2006)。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惟工业化”的城市偏向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固化甚至强化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扩大而非缩小了城乡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或城乡关系都是城市偏向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马远军，张小林等，2006)。

对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批评，首先来自于利普顿(Lipton)(景普秋、张复明，2003)。他认为，城乡关系的恶性循环是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穷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集团利用其自身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其利益所在，而农村集团只能获得更少的发展资源。由此可以看出，城乡差别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城市集团与农村集团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而政府的“城市偏向”战略却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其结果便是农民更穷。而科布纳基(Corbridge)(1988)认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地区技术的缺乏和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考虑到利普顿并没有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把握城乡关系，因而并不同意利普顿基于城乡政治对立的“城市偏向”分析。

与自上而下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相反，朗迪勒里(Rondiaeli)主张以农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同时强调城乡经济联系的重要性(马远军，张小林，2006)。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来自于城市，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另外，政府应该在相对分散的一些聚居区进行战略性投资，以便为农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致力于中小城市和城镇网络的建设和完善，以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斯多尔(stohr)和泰勒(Taylon)进一步指出，自下而上的发展应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大利用为基础，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而且应由下面来发起和控制(鄢洪斌，袁媛，2004)。斯多尔指出，实施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第一要务是建设和完善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交通网络和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在政治上给予农村地区更高程度的社会经济发展自，调控价格体系使之有利于农村经济活动的开展，并鼓励农村经济的外向型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麦吉(McGee)(1991)从城乡经济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经济地理区域Desakota区，为发展中国家改变“城市偏向”战略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所谓Desakota，主要用以说明在亚洲大城市交通走廊地带的农村地区所发生的、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商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显著的发展过程，Desakota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同时具有这两种社会的特征，是城乡两大地理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该研究从城乡联系与城乡要素流动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变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暗示了可以通过合理的城乡布局，来改善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可行性。

国内学者在“城市偏向”战略方面的讨论，以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大多立足于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考虑到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等现实需要，调整以现代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探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实施。在中国利学院递交的国情研究《生存与发展》(1989)以及《城市与乡村》(1994)中均指出：传统农业、农村与现代工业、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且尤为突出，以城市工业为发展重点的战略带来的是城市化滞后、现代化受阻和农村贫困化等现象(景普秋、张复明，2003)。在这种背景下，改变“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实现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就成为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并进一步指出，应该将发展重点向农村倾斜，制定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目前实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关系准则，因而城乡一体化理论不能作为调整我国城乡关系的指导思想王圣学(1996)。周加来(2001)也认为，城乡关系演变的路径是：乡村孕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一体，而城乡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我国现阶段提出城乡一体化设想是不切实际的。王振亮(2000)城乡―体化称作“新乌托邦”，认为城乡一体化模式的本质就只能是平衡增长，而平衡增长依赖于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其实质是建立垄断，消除竞争，所以在目前没有

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在探讨城乡经济关系方面，不仅有上文所述的“非均衡发展”学派，也有学者持“均衡发展”的观点。前者以动态的结构主义方法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变迁为对象，而后者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并没有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问题，在“均衡派”学者如拉格纳・纳克斯、哈里斯和托达罗以及芒福德等人(景普秋，张复明，2003)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运转正常，各种生产要素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进行合理的流动，因而不会出现城乡经济差异的现象，制定“城市偏向”战略也就不必要了。通过分析发现，“非均衡发展”学派是“城市偏向”战略的支持者，而“均衡发展”学派则否认“城市偏向”战略的必要性。

四、城市偏向战略的评价

以现代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城市偏向”战略，之所以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是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强烈的发展自身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并进而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所展示出来的“后发优势”，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其赶超愿望提供了支持，而更为重要的理论支持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赫希曼的“空间极化”理论与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等，则促发了以“唯资本化”、“唯工业化”和“唯计划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偏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可以认为，“城市偏向”战略是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其社会经济条件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也得到了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持。

不可否认，虽然“城市偏向”战略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相符合，具有客观而理性的内在逻辑，但‘‘城市偏向”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实施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在考察了城乡关系后，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但刘易斯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没有考虑到农业部门的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也只是从保证工业部门扩张的角度阐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这一模式中，农业部门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农业只是一个向现代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输送劳动力的被动部门(杨立新、蔡玉胜，2007)。也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如改进后的托达罗模型，不是把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而是视为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但模型对现代工业部门增加就业的结果持消极态度，也没有揭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意义。这种或单独强调工业，或单独强调农业，都不是“城市偏向”战略的应有之义。从经济联系的角度看，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经济系统，割裂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强调工业或农业，都将不利于城市和乡村经济的良性互动及发展，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让会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事实上，“城市偏向”战略是在充分考虑城乡经济联系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否则就不会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后的城乡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