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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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价值；效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经受住这种大风大浪的考验,必须依靠良好的法治环境,因而加强法治建设对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民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的法,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对民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民法基本原则问题予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立法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民事活动和处理民事问题的根本准绳；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与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但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上，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疑异的。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它是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原则的这一效力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准则。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其三,基本原则是裁判民事案件的依据。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不能违反基本原则。因此,基本原则的约束力决定了法院可以依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多处提到”民事活动”,因此它只是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一）从法哲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是克服民事法律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采取严格立法方式和模糊立法方式。前者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效率性等优点，但同时又表现出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后者虽然具有灵活性和周延性等优点，但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腐败，使”法治”变为”人治”，从而被实践所摈弃。由此，法律的价值选择是极为艰难的。顾全了效率与安全，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难免会牺牲；而顾全了别公正和周延性，却又牺牲了效率和安全。这就是民事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而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引入将法与人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将严格归责与自由裁量结合了起来，将个别公正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从而弥补了严格立法的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缺陷。因此，它是解决民事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的有效方法。

（二）从功能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民事法律全部价值的负载者。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它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保障法律的灵活性的作用，由于基本原则的模糊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解释基本原则，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新要求补充到法律中去，以使法律追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现法律的灵活价值；第二，它以模糊性实现着法律的简短价值。具有模糊性的民法基本原则使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的，这样法官可将社会生活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于法典之中。因此，模糊性规定出现于立法，必然使法律条文的数目减少。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只有156条，这与基本原则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它还保障着法律的安全价值。由于基本原则具有实现法律的与时俱进的进化功能，法律不必经常修改而保持相对稳定，实现了渐进式的、生长式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法律的安全性。

（三）从实践价值的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如下功能：首先，立法准则的功能。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民法基本原则产生于具体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之先，再以其为准则制定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因此，民法基本原则是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基础和来源。其次，兼具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民法规范是从民法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因此，民事活动的当事人首先应以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民法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当事人即应自觉以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法官此时可以直接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审判规则。再次，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是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须对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阐明法条的含义，确定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无论法院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均不能违反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也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当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不能从现行法获得依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裁判案件。

（四）从法律的贯通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法的范畴，甚至成为其他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指导原则的变异形式。例如，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国际法上的平等互利原则以及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为商法、经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国际法上的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原则以及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民法为万法之法，”民法内容已经成为其他类法的前提或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民法基本原则也应渗入其他法律，甚至成为其指导原则。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工作，而民法基本原则在其中具有体现民法文化和民法理念的功能，可以取得高屋建瓴、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微观把握宏观的效果。因此，重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对于民法典的起草，乃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完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1996

第2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基本原则;重构;民商合一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中最基本的规则设置，也体现着整部民法的价值取向。纵观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既有推出成文商法典的先例，也有将商法编入民法典的实践①，这些成熟的立法范例沿袭至今几经历史锤炼。我国以民商合一为主流观点。因此，民法典的编纂与颁布，势必将影响着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细节。以民法典的编纂为着眼点，探讨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具现实意义。

一、现行民法基本原则落后于时代

(一)现行民法基本原则内涵上的滞后性

滞后性是绝大多数法律都难以避免的缺陷，我国现行的民法基本原则可见于民法通则的第三条至第七条。②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法制建设背景都十分单薄。21世纪以后，商事活动空前活跃，在缺乏相关法律条文指引的情形下，民法基本原则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民法基本原则对于商事活动的功能和作用具有相当严重的滞后性。

(二)现行民法基本原则的私法性特点受限

民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在调整对象与具体规范上应具有突出的私法性。然而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对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表述则充斥着国家意志与政策色彩。鉴于国家政策的时局性与可变性特征，并不能提供法律原则所需的持久性和稳定性③，因此，将其写入民法基本原则条文无疑是与法理相悖的，可谓是国家意志对私法立法的强行干预，使得该条文前后段突兀而对立。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

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本文仅以诚实信用原则为视角，探讨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

(一)民法典基本原则重构的方向

目前我国对于是否在民法典中实现民商合一仍未有统一说法。民法典是私法中的基本法，其权利义务调整范围应当及于所有的平等主体之间。至少在民法典的民法总则部分，应当支持适用于商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国既然采民商合一为通说，从重构民法基本原则入手，普遍适用于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对商事特别法发挥指引和统领作用。总而言之，在民法典总则中实现民商合一可以为改善司法实务工作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是为最佳选择。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局限性

如上所述，目前民法基本原则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内涵上的滞后与私法特点上的受限，诚实信用原则也不例外。诚实信用原则一向被视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其法条依据是民法通则的第四条。诚实信用同时也是商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因此在讨论民法基本原则的重构中的民商合一时，诚实信用原则拥有巨大的立法价值。综合来说，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通则中界定的内涵范畴确实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从重构的角度来观察，这也是不得不谈的缺陷所在:首先，诚实信用原则内涵上的滞后性产生与立法条文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立法尚未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概念和适用空间有明确的定义。对一个亟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立法与经济交融发展的成文法国家而言，这种现象体现出非常严重的立法滞后性。除此以外，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私法原则的特性需要得到发扬。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不但是民法中被一再强调的“帝王条款”，也是普遍认同的统领各私法部门的“帝王条款”。然而回归到立法本身，民法通则所赋予的内涵并未能为其发挥统领作用提供充分的立法依据。把握民法典制订这一历史机遇，在立法中为诚实信用原则注入更丰富的内涵，使其私法特性更加突出。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完善

第3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法国民法典》；契约自由；公序良俗 ；合同强制力；善意

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部辉煌巨著。但是这样一部辉煌巨著在面对现代崭新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显得有些陈旧了。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学界就出现了债法修订或再法典化的呼声，90 年代之后，随着德国、魁北克等国家或地区纷纷改革债法以及欧洲出现试图拟订一部欧洲民法典的努力，法国这一步伐也日益加快，最后导致了在2005年两部著名草案―《卡特拉草案》和《泰雷草案》的相继出世。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合同法的总括性的规定，在法律价值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法国合同法中基本原则的改革，发现其变革的内容的原因，以期对我国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一、改革的背景

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安定性，而《法国民法典》便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这部法典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但是却没有在体系上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所做的修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在家庭法方面的修改。虽然法典没有经过较大幅度的修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典没有缺陷，没有问题，依然可以圆满地调整法国人民民事领域的法律问题。这部法典之所以没有进行全面修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解法典化”。“解法典化”命题由意大利法学家伊尔蒂教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先提出，它是指在有民法典的国家，层出不穷的法律特别规范造成传统民法的内外体系逐步分解的现象。[1]法国在其民法典制定后的200多年里制定了一些特别规范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二是法国的司法判例制度和法律学说在不触动法典书面措辞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法律使得法典本身现代化。因为该法典法律条文的构成常常是不精确、有缺漏或模棱两可的，远不能像接受了学说汇纂学派遗产的《德国民法典》那样做到法律术语的精确，故给司法判决的解释工作提供了余地。[2]三是保守派的抵制。法国法律界的保守派认为应该法国民法典关乎法国人民的荣誉，它是法国在法律界的象征，不能轻易对其做出全面修改。现如今，法国民法典已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但是因为这些运行在民法典之外的活的法律规范和解释，保证了法国社会和个人能在一个有效的法治框架内从事正常的民事活动。但就《法国民法典》而言，这种长寿毫无疑问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因为实际上，这一法典越来越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掌控和引导。因此，对《法国民法典》进行改革的呼声便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涉及民众生活最多的合同制度的完善方面的呼声日渐强烈。改革的呼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但直到2005年两个草案的出台，才算得上是真正地进行改革。因为合同法改革涉及很多重要的问题，所以自这两个草案出台以后，法国又涌现出了很多的草案，较为典型的代表是但是《司法部草案》、《最高法院草案》以及《巴黎工商会草案》。但是关于合同制度改革草案中的合同法基本原则部分，在法国法律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其争论的主要焦点便是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

二、法国合同法改革草案中基本原则

法国合同法改革始于2005年，距今已经形成了三份重要的草案―《卡特拉草案》、《泰雷草案》以及《司法部草案》。[3]其中《卡特拉草案》仍然延续了《法国民法典》的风格，即不设立统摄合同法领域的基本原则，这一点遭到了法国司法界和学术界的普遍批评，法国最高法院和巴黎工商会分别代表司法界和工商业界就该草案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另外两个草案均设立具有统摄性的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体现了法国国内对于合同法基本原则法典化的不同态度。保守人士认为法国应该继续坚持《法国民法典》的风格和传统，对旧的法典只需要进行修补即可，无需改变法典的体例。而反对人士认为，法国民法典已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合同法领域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设立法典化的基本原则，弥补合同法自身规定的不足。主要的几个草案对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都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主要如表1所示：

在笔者看来，合同自由原则、尊重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强制力原则、善意原则应该作为法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包括：缔约自由、相对人的自由、内容自由、变更或废弃的自由以及方式自由。[4]但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定式合同以及国家立法在消费者和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予以特别保护等现象，这些现象使得合同自由原则看起来已经不适用了。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写出合同自由原则，但是没有人否认这一原则的地位和价值。契约只有在自由及平等的两个基础上方能建立起来。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得不屈服于他人的意思之下，则自由其名，压榨其实。[5]所以契约自由应受到限制，无限制的自由，乃契约制度的自我扬弃。那么契约自由是否真的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笔者认为不然。

合同自由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合同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合同自由，如果不对其限制，将会导致实质上的不自由。应当说，合同自由，从来就不是没有限制的自由，只不过实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国家，这种限制的具体表现不同罢了。[6]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合同自由原则的演变，正是这种限制的演变。《法国民法典》对缔约双方订立的契约也并非没有限制。该法典的1109条到1122条构成同意制度的专节。[7]在这一专节，法典规定了缔约过程中的错误、欺诈以及胁迫成为构成缔约同意的瑕疵，这些情形可以导致合同的无效或者撤销。可见，此时的契约也是受到限制的，只不过此时的立法理念是“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国家最小的限度的干涉”，所以此时该法典对于自由原则的限制较少，而现代国家立法基于经济情况的变化对于合同的限制较多而已。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合同自由的历史，就是合同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而促进实践合同正义的记录。”[8]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适用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甚至是合同不再自由，但是经过“修正”合同依然可以是自由的，因为经过“修正”的合同才能够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合同自由，才能够实现合同的效果。

因此，合同自由原则当代并没有死亡，而是达到了实质意义上的合同自由。既然可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合同自由，那么合同自由便没有失去其存在的土壤。法国的各个草案也完全赞同合同自由作为其基本原则。

（二）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简称，最先在法法律中规定公序良俗的就是《法国民法典》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补充和限制，是为了保证公共利益或者一般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使得合同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指向法律的根本精神，是私法社会化的主要表现。日本的我妻荣和末川两位学者更是把公序良俗提升到支配整个法律体系的根本观念的位置上。[9]泰雷草案和司法部草案也都把此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公序良俗并不是否定合同自由原则，追求自由一直都是法律的价值之一。利用法律规范确保社会存在和发展是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公序良俗正因为规定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和一般道德的问题而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确保，应该成为所有法律规范存在价值的公准。[10]

法国民法典不同于我国民法设立统摄性的基本原则，对于公序良俗原则，法国民法典在第六条中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但实际上该法典并没有明确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在逻辑体例上，在合同法中把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不会影响民法典的体系性，同时还具有宣示性的作用。因此公序良俗原则可以在合同法中予以规定。

（三）合同强制力原则

在法国，强制性合同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中期在学说上出现的。强制性合同法国“统治经济”的特征之一，是法国合同法在现代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1]合同强制力原则也称为合同安全原则，在《法国民法典》的第1134条中已有体现。在《司法部草案》的立法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合同安全原则已经透过有关合同之债的强制效力的一些条文呈现在民法典中，也将作为指导原则载入本案中”。[12]笔者认为，合同强制力原则是合同有效或者说是合同在缔约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体现，也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合同在订立以后的关键就在于合同的履行，如果合同在缔约双方之间没有约束力或者强制至执行力，那么合同自由便无法得到体现，也不利于现实生活的各种交易活动。将强制力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可以起到象征作用，二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保证合同的履行、减少合同纠纷都有很大的作用。

（四）善意原则

较合同自由原则与强制力原则而言， 善意原则旨在更优地实现合同的价值， 它是一项重视质量和品质的原则，是一种建立在前两项原则之上的更高的要求。此次改革中，法国最高法院特别强调这一原则，并指出这一原则的外延非常广泛： 忠诚、合作、比例、平衡等概念均被认为是善意原则所涵盖的，而且法国最高法院还认为它实际上统摄了整个债法而非单纯的合同法领域。

在法国民法上，“善意”原本仅仅通过《法国民法典》有关善意履行义务的规定在第1134条第3款呈现，也就是说仅限于有关合同履行的范畴中。如今，经由判例与学理，法国法所谓的“善意”已经发展成为合同法领域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要求履行合同应“善意”，但现在“善意”早已不限于履行阶段，已延伸到合同订立阶段以及后合同阶段，贯穿到整个合同的始终。

至于各个草案中其他的基本原则的建议，比如基本权利与自由原则、有利于合同原则、忠诚原则、一致性原则等，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价值，但是它们并没有非常独特的价值。伴随欧洲人权主义的发展，基本权利与自由原则也被很多学者强调，但是主要的趋势是该原则融入到了公共秩序里面，从而成为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合同原则、忠诚原则可归属于善意原则。一致性原则是指禁止违反自己先前做出的且他方当事人已产生合理信赖并据此有所行动的声明或者举动。这一原则也是可以归入到善意原则里面的。

三、从法国合同法基本原则改革得到的启示

每一项法律制度的改革都会伴随着争论，而争论却是法律制度完善的有效途径，通过争论，真理而愈加明晰。究其争论背后的本质，法律制度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律思想和价值理念的争论。[13]《法国民法典》合同法基本原则的争论便是法国法律界人士不同的法律思想价值的冲突。通过观察法国合同法基本原则方面的改革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些启示：

首先，一部法律或者是某些法律条文的出台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理论准备。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法国合同法的改革无疑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意义。法国合同改革的几部草案从2005年公布以来，至今尚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也需要经过充分的理论论战，实务界和学术界人士都应该充分参与其中，民法典的编纂切不可操之过急。

其次，法律的形式和内容要与时俱进。在法国合同法的改革中，有的法律界人士认为法国合同法应当坚持法国民法的传统，不设统摄性的、法典化的合同法基本原则。而事实情况是，设立法典化的合同法基本原则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在 适用范围上，法律原则不像法律规则只能适用于某一类事件或行为，而是具有更宽的覆盖面，往往能够对某一法律领域的不同类别的事件或行为产生拘束力。 在针对个案的适用过程中，如果个案的基本事实符合某一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该 法律规则就应该被适用。而且，设立统摄性的法律原则可以用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将具有共性的法律规则进行统一规定，减少立法成本。固守传统的形式只会让《法国民法典》光芒渐褪，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最后，也要对我国的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不断地反思与探讨。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国合同法改革草案中的基本原则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公平、平等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却没有出现在法国的合同法的几个重要的改革草案中，而法国的几个重要的合同法草案都有强制性原则，我们国家的合同法也没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就存在缺陷。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利益、体系等角度去对比我国同合法基本原则和法国几个重要草案的不同，以期我国的合同制度可以更加完美。

参考文献：

[1]陆青：《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载《中外法学》，2014（6）.

[2] [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140.

[3]李世刚：《变革中的法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启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

[4]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9-110.

[5]同注4，第110页。

[6]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38.

[7]罗结珍：《法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9。本文所用法国民法典条文皆是此书版本条文。

[8]同注5。

[9] [日]大村敦志：《公序良俗和契约正义》，有斐阁，1995：97.

[10]赵万一 ，吴晓锋：《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载《现代法学》，2003（3）.

[11]尹田：《法国合同法中的“强制性合同”》，载《现代法学》，1995（1）.

[12]转引自李世刚：《变革中的法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启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

第4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民法；平等原则；特征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现代法治社会以贯彻平等原则为特征，而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具体体现为民法所确认的主体的平等地位和责任自负原则、造成损害应根据相当准则进行赔偿原则、对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平等保护的原则等。民法的这些原则都是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一、平等原则是我国民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民法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平等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核心即商品关系这一特点决定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不同所有者之间及全民所有制法人之间都存在着各自的经济利益，因而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协作，都必须遵循商品交换的原则。在商品交换中，必须是双方自愿，按照等价有偿原则进行的。商品关系的这一特征反映到民事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就应当是平等的，即使是具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组织，彼此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也应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这样，才符合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规律。

民法所规定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同时也含人身权。民法不仅是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而且又是调整平等主体间人身关系的基本法。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是社会主义民法的两大任务之一。财产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关系，但并不都是民法调整的对象，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发生的财产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主体上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这是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与因行政隶属发生经济关系的重要区别。

二、我国民法平等原则的具体表现：

1.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民事权利能力与生俱来，为公民终身享有，而不论其在民族、性别、年龄、等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异。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和剥夺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2.不同的民事主体参与民事关系，适用同一法律，具有平等的地位。任何民事主体在民事关系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即使是具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单位，在民事关系中，其法律地位也一律平等。即使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也必须受民法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的地位保持平等。

3.民事主体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平等协商，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

4.民事权利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任何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法律都给予一体的保护，任何人因他人的行为使自己的权利遭受损害，都有权要求他人承担责任。

三、我国民法中平等原则的特点

1.权利主体相对独立性与根本一致性的统一。在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包括法人与公民）都处于独立地位，相互关系平等，但是这种独立性已不具有私有制商品关系中那种阶级对立的内容。独立主体之间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进行经济联系的协调性。

2.个人意志与社会意志的整体统一，这一特点反映了社会与个人、整体与局部、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是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在法律上的表现。国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意愿，并不排斥统一意志下个人意志的相对自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个人意志与社会整体意志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如果双方当事人的意志违背了社会的统一意志和整体利益，即是出于自愿，法律上也要加以禁止。

3.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统一。我国民法所确认的平等原则，是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这种平等，不仅指平等权利，而且也包括平等义务，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任何人不能只享有权利不尽义务，也不能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民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一致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区别于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则。

四、民法中平等原则的限制

我国民法同其它法律部门一样，是公有制经济的上层建筑，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早已成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诸原则是我国民法社会主义特点的集中体现，它们是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反映广大人民共同意志和利益。我们的平等原则规定权利主体的独立地位，但这种独立性并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而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我们的平等原则强调双方意思表示必须一致，但这种协议并不等于自由放任，更不等于说协议就是法律，我们的平等原则保证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决不允许自私自利，不得为了个人私利而损害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五、平等原则需要进一步贯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与产品的不断广泛运用，使得交易的内容和时空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交易的衍生品比重迅速增加，各种交易形式支持手段多样化发展，一对一直接交易变成了同时在不同空间上多头交易，商业信用由依赖熟人转变为依赖机构信誉，政府和国际组织在信用担保，争议解决方面的作用和权威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平等原则早已超出了一国民法的界限，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具体到我国而言，虽然平等是现代法治的精髓，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在更加广大空间，更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规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多层次上的平等，除了摒弃过分的行政干预外，还应以民法的平等原则为指导，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引入政治体制，以法律的权威取代政治权力执掌者权威，民法的平等原则才能得以更好体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才能不断推进。

参考文献：

[1] 张福森.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人民出版社，2002.

[2] 王利明等.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

第5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一

无疑，《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一书已成经典。在研究范式上，该书对中国民法乃至整个部门法学界带来的影响至今未曾消退。从1992年至今，该书经不断修订，已历至少6版，放眼整个法学界，一本由博士论文而成之专著能在20余年间持续畅销并成数代法科学子必读书目，即使并非独有，也绝不多见。在告别民法典争鸣的喧嚣、人们重新开始仔细审视并检讨基本民法学理与价值基础的时候，北京大学出版社装帧一新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再造版）又飘着墨香悄然而至。

承袭上一版（2004年）“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的副题，本次“再造版”将副题定为“诚信原则的历史、实务、法理研究”，意味着这将是一部运用诚信原则进行民法基本原则解释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这种“民法基本原则的论说皆可与诚信原则相容，因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理论主要是依据诚信原则打造的”考虑，在数年间并非未遇到过挑战。其中，饶有趣味的是侯佳儒的评论。在他看来，民法全部规范的“精髓”“灵魂”和“要义”尽皆表现为“意思自治”，后者才是民法制度的终极价值，由此也“应”被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核心，而诚信原则只能对前者起制约作用，从而处于一个次要地位。

作为以环境法领域为专攻的青年学者，这种基于批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而试图进行的建构尽管大胆，但还是不免欠缺了火候并令人失望。实际上，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一种过时和虚幻的自由主义基础上，因为意思自治要求人具有完全的理性，而这种意见则既未能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理性人假设的崩毁，也没有从历史的变迁中注意到民法基本原则的发展是从无基本原则、单一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到单一的基本原则分化为许多民法原则的过程。可以说，“再造版”即是为了澄清类似的这些误解而作。与侯佳儒评论中充斥着的令人窒息的各种纯哲学与逻辑学术语相反，“再造版”最大的武器仍然是详尽而有说服力的历史考察，由此使得未来任何试图本书结论的新的努力将只能依赖于新的史料发掘。

二

诚信原则是一个世界性的法律现象，必须以世界为框架考察之，才不失偏颇。就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而言，世界被一分为二。拉丁语族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葡萄牙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构成拉丁法族（英国和美国尽管不属于这一法族，但在两种诚信关系的处理问题上与这一法族殊途同归），其中统一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种诚信皆用同样的语词表示，例如，英语就以Good faith兼表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但在德国法族国家包括德国、瑞士、日本、中国、泰国、土耳其、希腊等，诚信原则已被客观诚信化，主观诚信用另外的术语――比如“善意”――来表示。其中，研究诚信原则的著作洋洋几十万言，全部谈客观诚信，对主观诚信不著一字。但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做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占短暂的一瞬，相反，主观诚信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与客观诚信不相上下甚至更优越的地位，因此，作者的学术旨趣正是着眼于这段历史，“打破诚信与善意的分离论，拨乱反正，打造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比翼齐飞的格局”。可以说，本书是作者继2001年向中国法学界首次引入主观诚信概念以来，对“两种诚信说”进行全面阐述的最终扛鼎之作。

众所周知，对诚实信用的原则化运用，是德国法官的创举。事实上，《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表征的只是客观诚信（德语为Treu und Glauben），主观诚信出现在该法第932条，以guter Glaube示之。自罗马法以降，对前者之研究一直居于配角地位，直至在两位德国法学家威希特与布农斯之间发生的一桩学术公案，诚信原则自此分离：就德语而言，“信”（Glauben）不足以表达罗马人bona fides一语的意思，只有“诚”（Treu）才能表达这一意思。把bona fides翻译成guter Glauben会混淆概念。这样，两种诚信在术语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格局。中国从清末开始继受德国民法，从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到1929―1931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都把Treu und Glaube翻译为诚信，把guter Glauben翻译为善意，前者表达客观诚信，后者表达主观诚信，但学说上，却只以客观诚信为诚信原则的内容，造成了诚信原则的“跛脚化”，因为名为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变得仅涵盖债法甚至仅合同法的局面。虽然作者声明其无意否认此前善意概念早已引入中国的事实，但也并不讳言这种诚信与善意并列的格局将导致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将无法看到两者在“血统上”的关联，且容易引发号称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为何不体现在物权法中的疑问。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者认为，发现“善意”的主观诚信身份的意义在于，用同一术语表征两种诚信，可以让人们明白它们间一体两面的关系。至此，作者对本书的创作意图亦已昭然若揭：基于世界大势重新书写我国的诚信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德国法族国家少少，拉丁法族国家及其同盟者（例如英美）多多，前者割裂、两种诚信，后者统一两者。中国属于德国法族国家，自清末以来一直秉承德国法族的传统分裂两种诚信，本书则在德国法族国家中奇峰突起，吹响了统一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把拉丁法族国家的合理做法引入中国的号角。

“两种诚信说”自提出以来，已经得到法学界广泛承认。正如一些学者坦诚的那样，“有关诚信原则区分为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理解开辟了我国对诚信原则研究的新窗口。”（林辉，2005）李永军教授在其新作《民法总论》（第2版）中亦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考察了罗马法以来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发展以后，李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由于近代民法已经完成了由程序法向实体法的过渡，所以，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不再是程序法与实体法上的差别，而是在实体法上的共同存在。”（李永军，2009）就我国学界在善意与诚信关系问题上的其他一些主张，作者通过本书也全面予以了回应。比如，有学者认为，诚信为法官服务，善意无此功能，两者因此宜分立。还有学者认为，善意与客观诚信的重要地位不成比例，不值得将之提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维持现状即可，当代中国不存在两种诚信的统一问题。就前一种观点，作者在考察了罗马法中的主观诚信产生的时间和类型后得出结论：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一样，都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就后一种观点，作者认为，这也是基于对主观诚信的无知，在罗马法中，主观诚信的分量远超过客观诚信，且其适用并不仅限于取得时效制度，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的渗透，扩及继承法和家庭法，成为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最基本概念之一或曰法系特征之一。由此可见，在厘清善意与诚信关系的认识误区上，本书也是一部对主观诚信概念的全面正名之作。

三

事实上，中文世界中已不乏研究诚信原则的专著。就大陆而言，最早有郑强的《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帝王条款的法理阐释》，继之有肖和保的《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阎尔宝的《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杜丹的《诉讼诚信论：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之理论及制度构建》，唐东楚的《诉讼主体诚信论：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立法为中心》，等等。就台湾而言，先有何孝元的《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次有姚志明的《诚信原则与附随义务之研究》。可以说，研究诚信原则的专著不可谓不多，但美中不足的是，它们都只涉及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或者展现了合同法、保险法、行政法、诉讼法中诚信原则的形象，或者只研究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的功能，例如其衡平功能，附随义务课加功能，缺乏一个对诚信原则的全景式鸟瞰。

“再造版”则纵横捭阖地对诚信原则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在外部面相来看，它一是把诚信原则的历史从古说到今，二是把这一原则的实在法表现从西说到东，从南说到北，拉丁法族国家、德国法族国家、英语国家、苏联集团国家等，都在作者的观察视界之内，由此成就了本书的世界性，这种世界性是与诚信原则论题本身的世界性相配的。割裂两种诚信的做法，不就是洞穴困境的产物吗！从内部面相来看，作者则把诚信原则的运用从财产法说到人身法，从私法说到公法，从实体法说到程序法，由此完成了对诚信原则的鲲鹏俯视观。达到如此视点，不甚容易，至少外语要多懂几门。作者达到之，证明了他在诚信研究领域的不俗功力以及他对运用多种外语，甚至俄语和捷克语进行研究的能力。

历史是作者考察诚信原则的一条竖线，由此，诚信原则从罗马法到现代法之起源、发展与变迁，被依序娓娓道来。重视历史理应得到赞誉，诚如霍姆斯所言，为了理解法律现在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曾经是什么。对罗马法中诚信的探讨是先主观诚信，后客观诚信，作者对主观诚信星火燎原的扩张史的描述令我难忘。星星之火起于取得时效，燎原之火烧到了家庭法。在这一过程中，《尤文求斯元老院决议》最把主观诚信运用得出神入化。当然，作者把罗马作家普劳图斯戏剧中对诚信语词的运用服务于法律诚信研究，也令我拍案叫绝。最后的闪亮点是作者对谁把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统一起来了的问题的回答：是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据说，要是这个名字不存在，西方法律史要改写。离开罗马，作者到达了中世纪，他让我们看到了经院作家甚至教皇对于法人的诚信是否可能以及为何的拷问，这是一个我国学界想都未想到的问题。当然，他还触摸了与罗马人无关的动产诚信取得制度的中世纪起源问题，以及婚姻诚信通过教会法途径的确立和扩张，等等。

本书的横线则包含了多个维度，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诚信原则发展各阶段中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并列论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对称安排，大陆法系内部德国法族国家与拉丁法族国家的同等考察，立法、学理与判例的有机结合，此外，作者还发现，诚信不仅只是私法的基本原则，它也贯穿于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7个公法部门。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形容之：“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本书“暴露”出的诚信原则的视界足以说明它是对诚信原则的一个“连根拔起”之作。

第6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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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是时代进步的综合体现，计算机、互联网等各种高科技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整个社会快速进入信息时代，而当人们在分享着高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一个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高科技犯罪。高科技在给社会发展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民法带来巨大的法律挑战，为强化对高科技时代的犯罪管理，民法要找准创新点，从而促使民法本身的进一步完善与民事权利体系的科学构建。

论文关键词 高科技 犯罪 民法

一、前言

高科技时代下人们的交流方式、信息的传输渠道、理念及技术等的更新换代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我国快速进入网络时代，当人们利用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成果在网络上进行交流与沟通时，网络犯罪便逐渐兴起，而随着各种高科技的深入发展，高科技犯罪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而国家立法部门必须在充分认识高科技对民法的冲击的基础上探究民法的创新点，促使民法的进一步完善与民事权利体系的科学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调整民事关系方面的基本法律，其主要涉及到有基本原则、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权利、涉外民事关系等方面的内容，高科技时代下的犯罪问题多从这些方面具体的体系出来，因而要以这些具体内容为突破口探究民法的创新点。

二、民法基本原则上的创新

无论是民法、商法还是刑法都要在明确的原则规范的制约下才能得以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实行过程中也要遵循明确的原则，而随着高科技民事案件的不断发生，有必要在民法基本原则方面实现相应的创新。

（一）强化平等自治原则

《民法通则》基本原则明确提出自愿、平等、诚实信用等原则，这表明人是从事各种活动的主体，公民的正当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正当的行为便要得到相应的惩处，所以说民法效力是在充分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实现的，高科技时代下民法对公民通过正当的途径而实现的行为予以保护，尤其是对网络资源的利用上要保持平等的原则。

另外，随着电子商务等网络交易的快速发展，民法的实施中要全面贯彻自治的原则，在网络交易的过程中双方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协商，双方认可的情况下就相关合作条款进行合理的更改。平等与自治是高科技时代背景下确保民法有效实行的重要原则，其在鼓励人们从事民事活动、抵制霸王条款方面可以发挥较大作用。

（二）强化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通则》中明确提出民事主体的行为要在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民俗的前提下进行，不得做出有悖于国家公共秩序及社会道德的事情，而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不难发现，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正遭受着较大的冲击。例如，试管婴儿技术是高科技发展的产物，这对社会上不孕或者是不育的家庭是一种福音，但随着技术的日臻成熟，很多人便以此为契机探寻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代孕”的技术，“代孕”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对社会的风俗文化均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冲击。

高科技时代下民法发挥效力必须全面的考虑到每种高科技技术与手段的发展对社会的公共秩序、风俗文化等的冲击，这样有必要结合具体的问题对《民法通则》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补充、完善，为高科技的研发与利用确定方向，而对利用科技手段做出有悖公序良俗行为的民事主体则要进行相应的惩处，从而为高科技的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高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因而民法实行过程中有必要以高科技对公序良俗的冲击为创新点，完善相应的制度规范，从而促使高科技沿着科学的轨迹发展以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服务。

（三）强化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是推进人际交往、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也是民法发挥效力时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其在民事活动中具有确保安全交易、保证当事人利益等功能。随着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发展，虚拟的交易方式对实体交易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网购、电子支付等形式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信用诈骗、虚假宣传、黑客窃取商业机密、恶意串通等网络安全事件层出不求，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从网络诚信安全的角度分析，《民法通则》必须强化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的实行，强制性的规定参与各项交易的民事主体必须恪守信用，在秉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各项交易。在利用网络进行交易的时候当事人必须将自己的真实信息告知给交易方，杜绝提供虚假信息、欺诈等有悖诚实信用原则交易行为的发生，当然其也要提高自己的警觉，避免上当受骗。

（四）强化效率原则

高科技的发展极大的加快了生活节奏，这种变化为在民事活动中追求效率的民事主体带来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尤其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得交易的方式简单化，提高了民事主体的经济效益。

为了更快适应高科技时代的发展，现代民法发展中必须强化其效率，将民法效率原则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在尊重民事主体主观意志的基础上尽量简化交易环节、严格控制交易程序、缩短交易时间，为主体提供更大的便利。

三、民法制度上的创新

民法制度是为民事活动的主体提供行为依据与约束力的规范，其是在充分研究民事主体的具体活动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从实质上讲其更多体现为一种约束力，约束民事主体在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高科技时代下民事制度的发展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创新点。

（一）加强民事权利体系方面的创新

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主要涵盖的是物权、债权、继承权、知识产权、人格权以及亲属权等权利，其中物权和债权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项基本的财产权利，而民法则强调的是对民事活动中的与上述相关的事件的有效处理。

随着信息技术、能源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等各项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民事权利体系随之而扩张，这种扩张更多体现在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等两个方面。《民法通则》第九十七条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发现人有权申请领取发现证书、奖金或其他奖励。”该条法律明确指出公民对自己的发明或其他科技成果有知识产权，常规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作品、发明、设计、商标等几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发明与科技成果的种类更为多样化，其中很多科技成果已经超出了《民法通则》实际涉及领域，从而使得民事权利体系中的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大；《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强调“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滥用、假冒。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体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该条法律表明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而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人身权所涉及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例如，隐私权是民事主体人身权方面的重要一种，其主要包括了民事主体的个人详细信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下互联网便成为了个人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成为泄漏个人隐私的主要平台，近年来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多起通过互联网而泄漏其他人个人隐私的民事案件，所以可以说高科技的影响下人身权方面所受到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民事权利体系中关于人身权的法律规范也应随之扩充。通过知识产权与人身权，就高科技对民法民事权利关系的冲击问题进行了分析，未来民法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以民事权利体系的扩张情况为切入点推进法律规范的创新。

（二）强化民事主体制度的创新

《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民事主体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即在民事活动中享受各项权利、承担各项义务的参与者，而民事主体制度则主要从民事权利、民事行为等多个角度对民事主体进行保护与约束。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事主体的范围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扩大，这也表明民事主体制度也具有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特点，因而在高科技时代下民事主体制度的范围也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克隆人为例，其是生物科技、克隆技术发展的产物，从常规的角度讲其是人类在自然繁殖规律以外而研制出的科技产物，不应该归属到自然人的范畴，但从克隆人的生活方面分析，其除了在产生方式上与自然人存在差异外，其余均与自然人无异，因而从这一方面讲应将其归属到民事主体行列。

从克隆人的民事归属上分析可知，民事主体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而未来民法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将民事主体方面的制度规范作为创新的切入点，通过科学、严谨的调研与分析，对民事主体的构成进行重新的确定，以为民法在高科技时代下的创新完善与发挥效力提供帮助。

（三）强化民事制度的创新

高科技时代下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给传统的民事带来一定的冲击，电子人可以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处理相关的事物，为交易活动提供了更多便利，因而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电子人仅是具有方面的一些外部特征，而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以及行使民事权利、进行民事行为的能力，所以民事工作仍需要民事主体的具体操作。从传统民事与电子人的发展趋势看，未来民法发展过程中应将民事制度作为重要创新点，加大对电子商务等相关的高科技民事问题的研究力度，以在不断扩充民事立法的基础上完善民事制度。

第7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物权法定原则； 归属；利用

前言

物权法定原则也被称为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中最基本、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在实现物的定分止争、促进物尽其用方面展现出了其他原则无法替代的功能。该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时代，之后逐渐被继受罗马法的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并成为近代各国编纂《民法典》时物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以及人们生产生活和交易方式的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的物权法定原则的缺陷日益明显，其局限性和僵化性性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诟病，甚至有学者直接提出了废除物权法定原则的口号。[1]作为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物权立法中备受推崇的物权法定原则，难道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本人认为恰恰相反，在我国社会发展急速转型，民事立法日趋紧迫的今天，物权法定原则不仅能够完全融合于我国法律体系中，而且还能指导与引领民商事法律主体的行为活动，并没有背离社会。因此，对于物权法定这一基本原则，我们不仅不能抛弃，而且还须巩固和强化其应有的地位，同时努力将其加以完善，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一、物权法定原则基本内涵

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一部法律始终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物权法定原则作为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深刻的影响了该法的制定和颁布，并且是该法的适用和解释的基准。物权法定原则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即权能）应当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基于自由意志而协商创设或者确定。物权法定原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物权种类法定、物权内容法定、物权效力法定、物权公示方式法定：

（一） 物权种类法定。是指物权的种类只能由法律设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某一类权利为物权，也不得创设无法律依据的新的物权类型。

（二） 物权的内容法定。是指物权的内容必须来源于法律，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商定，即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由法律明文规定。

（三） 物权效力法定。是指物权的法律效力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由当事人自行创设，如优先权等，均以法律的规定为限。

（四） 物权公示方法法定，就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物权取得和变动时应当采用公示的方式，非以法定方式公示，物权的取得和变动的行为无效或不得对抗第三人。[2]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重要性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物权立法的重要原则，各国都对物权的种类及其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所定者外，不得创设。”《韩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法外，不得任意创设。”为什么各国立法不约而同的接受了这一古老原则甚至不惜背负与私法自治相违的嫌疑呢？ 有的学者认为是继受罗马法所致，但本人认为更重要的是该原则对于促进一国物权立法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障交易的安全迅捷和实现定分止争、物尽其用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我国物权立法的角度来讲，具体如下：

（一）民事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是任意法。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是否适用某一民事法律规范，由当事人协议决定，例如债权法。但是，民法的任意性并不是绝对的，其中也包含很多强制性的规范，因而具有一定的强行法性质。物权法正是如此。这是因为，物权拥有对物的绝对性和支配性以及排除他人干涉的排他性。对于具有这些特殊属性的权利，必须赋予其法律规定上的严肃性。同时，物权不仅涉及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第三人利益，甚至涉及国家和集体的公共利益，一旦准许当事人任意设定，在没有标准的法律框架下，势必会损害到上述利益。同时物权的滥设也会导致物权法适用中的混乱。因此，物权法具有强行法特征，并且成为民法中区别于其他财产法的一个典型特征。

而物权法定原则，正是物权法中强行性规范的一个着重体现。只有强制性的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才能避免物权滥设现象的出现，维护好物权主体的利益，使得物权法沿着稳定的适用轨迹，促进其功能的完善，实现应有的效果和价值。因此，坚持物权法定原则，是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二）物权制度是一定社会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反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物权制度最直接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且是直接为特定社会关系的所有制服务的。[3]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等，才能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社会经济关系并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制定和实施《物权法》，是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说，其参与市场交易的前置条件是拥有财产和能够支配财产。只有确保其对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才能进一步行使市场主体的各项权利。坚持物权法定原则，能够规范市场主体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实现所有权对物的全面、永久的拥有与支配，促进完善的物权体系的形成，有利于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物权作为直接支配物的绝对权，权利的行使无须他人的行为，这就要求在市场交易中必须保证物权的透明度，使得他人对权利的情况一目了然，这样才能既充分发挥物权效力，又不损害他人利益，从而保障市场交易的安全迅捷，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而公示就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保证物权透明度的方法和途径。采取物权法定原则，明确物的种类和内容，能够最大限度的推动物权的公示，让不特定的人所知晓，从而保证了通过市场所取得的物权的真实性，让当事人能够放心大胆的进行交易，维护了交易的安全。同时，通过法律强制的方式对物权加以明晰，使得交易中的当事人无须再对所交易的对象进行繁冗的审查即可获知欲知悉的内容，极大的减少了当事人的谈判障碍，大大的节约了交易双方的成本，这样有助于建立交易信用，提升了交易的便捷和效率，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这点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四）梁慧星先生指出物权法最主要的功能便是定分止争，物尽其用。“财产所有权归属确定，就可以消弭纷争，反之，财产权归属不定，权利界限不清，就会引发纷争”。 [4]中国目前财产权保护的突出问题，就是产权不清，这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矿山林地纠纷、土地边界纠纷、承包经营权纠纷，小到车房杂物纠纷、用水用电纠纷，劳动报酬纠纷等等。产权不明，纷争不止。坚持物权法定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进行明确的设定，解决对财产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能确立清晰明了的产权界限，从而有效地化解矛盾，消弭纷争。有了明晰的权利界限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便能激发人们对财产的利用热情，不仅所有权人能利用自己的财产，还能通过设立用益物权，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他人利用，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经济效用，最终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物权法定原则，通过法律确认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等，对于鼓励创造财富、繁荣国家、富裕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语

物权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在财产的分配和利用关系上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它涵盖了大部分的物权形态， 在当今社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的情况下， 仍有很强的适用性和融合性。就物权制度所必需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言，物权法定仍是主流的发展趋势。纵观世界，即使在某些民事法律关系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这一原则仍然推崇备至。同时，鉴于我国《物权法》处于初建和实施的初级阶段，需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物权的基本类型和内容，以建立健全物权流转的统一规则和安全体系。[5]因此，我们更应该遵守和坚持这一基本原则。

当然，物权法定并不意味着我国物权立法体系是完全封闭的抑或物权的法定形态是一成不变的。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具备物权特征的新型财产归属和支配关系， 我国法律也应当适当加以确认， 从而使物权体系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尽管该原则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如前文所提到的局限性与僵化性。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只有不断的前进，不断的丰富与创新现存的理论，才是正确的道路。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一原则本身的弱点，增益其所不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这也正是目前民法学界研究的方向和课题之一。（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刘雪斌，张元城. 我国物权立法应放弃物权法定原则[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25）

[2]王利明. 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88- 90.

[3]杨立新. 物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5

第8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最密切联系原则冲突法补充性原则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最有意义联系原则，就是要求在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时，不按原来单一、机械的连结因素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应考察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找出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适用。本文试就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作些探讨。

一、我国冲突法及其原则

在国内和国外，冲突法常常称做国际私法。而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学者们的主张是有分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都认为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内容。所谓冲突规范，是指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因此，它又叫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被固定下来，用来解决涉外民事案件。

我国冲突法作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既指导冲突法的制定，又将指导冲突法的实施。其原则有：

(一)国家原则

我国冲突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原则。首先，我国冲突法的制定与适用体现了国家原则。我国冲突法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国家独立和完整的情况下的自主立法，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其次，我国冲突法采用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来保护国家。公共秩序保留是冲突法中一项重要的维护国家的制度。各国冲突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无不肯定这一制度，我国冲突法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二)平等互利原则

首先，平等互利原则要求各国民、商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除少数单边冲突规范规定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外，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都可能结合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需要适用外国法，体现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承认外国民、商法与我国民、商法的平等共存。其次，平等互利原则要求中外当事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例如，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冲突法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不是当事人哪一方的独断选择，而应是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

(三)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我国立法明确确立了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继承法》第36条在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条约、协定办理。”后来，《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中再次专门肯定了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冲突法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是与这一原则一致的。

(四)国际惯例补缺原则

鉴于我国的冲突规范不多，缔结或参加的含有冲突规范的国际条约较少，我国立法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表明，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案件所涉问题未加规定，可以借用国际惯例来处理案件。

除了以上基本原则外，我国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方法说一，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

(2)原则说，认为该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3)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认的法律选择时，法院才可能依最密切联系地来选择准据法(4)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对准据法的选择起指导性作用。

正确认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仅次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即仅次于传统的冲突规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冲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冲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1.该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冲突法的始终。

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会因为其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相抵触，而不被法院地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仍然适用这一外国法是不可能的，一国法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法院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反致制度等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可以被国家原则的。它总是要让位于国家原则，而不可能与国家等原则一起成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3.关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89条对涉外扶养关系的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意见》的这一条规定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但存在许多问题：(1)这种确定方法是通过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因此缺乏权威性；(2)这种确定方法只限于涉外扶养案件，对其他案件中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则没有规定;(3)语言措词上不够严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应该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不可能均为最密切联系地。由此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是一个补充性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提并论。

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面广，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避免传统冲突法中往往只对某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联结点去指引准据法的弊端，使法院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某一最适合于案件的法律。这一原则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灵活性、预见性与准确性。由于该原则具有这些特点，其最先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内提出，但其作用显然已超出合同和侵权领域，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领域。

我国《民法通则》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许多问题未作规定，如涉外动产物权、涉外遗嘱继承、涉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时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些条文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某些问题的认识未达成统一等。就目前的条件下，即使修改《民法通则》后，同样不可能将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加以明文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是一种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多侧面和多层次特点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法律适用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如何解决法律未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已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冲突规范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适用法院的法，这样难免使一些案件的解决有失公正，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国冲突法立法起步较晚，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冲突法更具先进性、科学性，使涉外案件的审理裁决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固有的缺陷，它只能做为一条补充性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条灵活的法律选择原则，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它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尤其是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它加以必要的限制，更使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受到很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传统的冲突规范代表着国际私法追求稳定性、明确性的目的，它在冲突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代表着灵活性，只有配合、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法取代它。

为了使冲突规范变得更加灵活而又不失法律选择上的相对稳定性，许多国家在立法时，一方面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在制定冲突规范时，尽可能选用那些最能体现密切联系的联结点，同时又规定仅在立法上指定的联结点不存在时，才允许法官依此原则去选择法律，以适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做法增强了传统冲突法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活力，提高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通过以上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它与传统冲突规范的关系，正确理解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既不可将它的作用过份夸大，也不可无视它的作用，它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原则。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成果，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其中一例，我国在这一原则的采纳和应用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

除将之应用于合同领域之外，在解决国籍及住所的积极冲突、营业所的确定、多法域国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抚养关系等方面都应用这一原则。

(二)规定性和法官自由裁的灵活性相结

第9篇：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

一、格式合同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关于格式合同的概念有不同的观点，德国法认为格式合同是“一般交易条款或一般契约条款”。在法国称之为标准合同或附从合同，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称之为格式合同，《合同法》称之为格式条款。对此学者中亦存在多种称谓，然大都倾向于几种称法同时并举，且早期多采“标准合同”一语。首先，标准合同“又译为定式合同，附从合同，指由一方当事人，有关团体或国家机关指定的，或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条款的合同”[1]或指“由一方当事人依法通过固定形式提出涵盖全部合同条款的要约，并由不特定的相对人承诺而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2]或指“由一方当事人或政府部门，社会团体预先拟定条款或印制成固定格式，另一方当事人只要在该合同上签字、盖章，即告成立的一种合同。”[3]

尽管学界和各种部门法上格式合同的称谓不一，但并不能影响我们对此类合同的正确理解，其实，内在本质与法律特征大同小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在格式合同中合同的拟订者占有决定性的经济政策、身份优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使用人利用在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预定的格式条款加于对方，从而排除双方协商的可能性，”[5]表现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垄断。

2、格式合同在应用上具有反复使用性的特点

有些学者认为“反复使用”不能作为格式合同单独的特征存在，原因是有的格式条款仅使用一次，并没有被重复使用，而有的经过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的普通条款，反而重复使用多次。但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我们并不排除上述情况的存在，未被反复使用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我们不能拿其特殊的、少数的情况来掩盖它的普遍性。

3、格式合同以书面明示为原则

格式合同多是由提供商品或劳务的一方印制成书面的形式以便使用和当事人了解，从而决定是否接受。这有别于一般合同既可以书面也可以用口头形式的情况。当然，也存在某些格式条款虽然没有存在于合同文本中，但是依据该行业的历事规则或者惯例，已经为双方当事人所认同。

4、格式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续性、细节性、承诺方的不特定性。

广泛性是指，合同要约总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生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格式合同为供多数合同之用的本质。持续性是指要约总在较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在合同制定者改变其经营策略以前该要约都可以作为承诺的对象。细节性就是指该要约一般包括了合同的全部条款，无须也不允许对方承诺是对要约加以任何修改。

5、格式合同具有不可修改性、稳定性、重复性

格式合同一经拟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稳定性，不能随意修改，欲与之缔结合同的当事人只有完全同意才能成为缔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能就合同条款讨价还价。当事人主动自愿表示订立格式合同的意思表示时，视为已完全同意了格式合同中的全部内容条款。

6、格式合同的有关条款全部或部分的当事人一方预先拟订，具有预先制定性和单方决定性，这一点不同于一般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拟订的。“一般合同的订立过程一般要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由当事人反复磋商达成合同条款，这些合同条款产生在合同订立前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4]

二、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

1、违反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

“所谓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是指不依赖于当事人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由的发生而适用，且内容不得以当事人意志改变或删除。”[6]因此，如果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或者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都应该认定为无效。 “以强行性规制技术调整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失却效力，不仅表明了法律对某些格式条款的坚决态度，同时也昭示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4]

2、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

“由于格式合同条款订入合同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即使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相对人也无法提出异议，对此类合同条款，就应当依据民法基本原则，如

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作为判断依据。”[7]

在各国立法与司法实务中，主要采取了三个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判断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即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1）严禁权利滥用原则。所谓权利的滥用，系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背离权利本旨或超越权利界限之违法行为。法律对此行为予以否认或限制其效力，即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些规定在我国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 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是行使民事权利和从事民事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对于合同中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各国法律均认为无效。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实际上包括了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违反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无效，从而不发生拘束合同相对人的效力。

（3）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在对格式合同条款的效力进行规范时，首先就应当考虑如何借规范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以维护合同当事人间利益之均衡，从而保障合同正义。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可以维护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为优先目的者，当属诚实信用原则。

三、 合同效力的审查

格式合同的效力审查，除了审查格式合同条款有无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审查有无违反民法和合同法等强行性规定之外，还要认真进行如下审查：

1、格式合同首先应符合一般合同的所有效力要件

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规定表明合同一但被确认有效，即产生强烈的约束力，非经法定主体依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当事人必须遵循合同，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和《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规定，合同效力要件一般包括：一、缔约人应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二、缔约人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四、合同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这些是除涉及身份关系合同外一切合同均应符合的效力要件，若审查发现格式合同有上述效力要件的欠缺，则当然无效。

对第一项缔约人应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即当事人缔约时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的要件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查明，《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应的民事活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民事活动须由监护人，通常情况下，他不能成为格式合同主体，除非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自己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满足其日常、生活的合同，如接受赠与的合同、购买文具的合同无须追认当然有效。

第三项，关于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文的第二大部分格式合同效力判断标准里做有详细论述，因此不再重复论述。

第四项，合同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一般合同有口头与书面两种形式，格式合同作为现实中普遍使用的特殊合同，一般是用明确的书面形式表述出来。格式合同多是由提供商品或劳务的一方印制书面的形式以使用和当事人了解，“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排除非书面形式的格式合同，但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容、美法合同就是一例，也有学者认为以美容、美法合同来表明格式合同不以书面明示为限的事实是欠缺说明力的.”[8]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不是很正规或上档次的美容、美法店中进行消费是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以最后形成协议，所以美容、美发合同在这方面法律证明力不足。

2、对缔约人意思表示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