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历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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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法和经济学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法律是什么；第二，用经济学的方法说明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三，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如何立法、修法及实施法律。
（一）运用法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释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在法学上，存在众多的争议，包括强者利益说、规范利益说、命令说等等，这些是从法学渊源或者法律的表现形式上予以理解，但没有一种理论真正能够说服另外一种理论。从逻辑上看，这些定义的哲学前提往往就不在同一层面，也无法实现一种理论说服一种理论的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律所涵盖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方面，权利义务本身是一种资源，另外一方面，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或者对象也是一种资源。法律产生的原因就在18于权利义务资源的稀缺性。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规定谁能获得资源、享有资源，是法律的价值所在。法学和经济学很少涉足对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问题的探讨，如对于太阳光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法学和经济学都在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法律对于权利义务的不同配置将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福利问题。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对权利义务的配置以及配置效果问题，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促使法律目的实现。另外，“法律是什么”也体现了法的价值问题，包括公平、自由、平等、正义等。一般认为，在排除特殊情况之下，③法的最高价值应是公平、正义、自由等。按波斯纳的观点，正义有两层含义：第一种是指分配正义，是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平等；第二种含义是效率，并指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5]效率是经济学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制度的设计往往是以效率作为价值目标。而在法律环境中，效率目标经常会被弱化，导致法律制度设计不当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我国《公司法》中规定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起到监督公司运行和管理层的作用。表面上看在双从监督体制之下，公司内部治理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相互扯皮的现象，将两项制度合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更应考虑到公司监督部门相互博弈导致监督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制度才更富有价值。
（二）用法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解释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有法学学者认为，法律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此种表述似乎能够解释所有的法学现象，但过于抽象，实践价值有限。自然法认为，法律源于一些永恒、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可以解释法律为何如此，但不具有可证伪性。法和经济学产生以后，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直观地解释法律，并且也相对简练。在解释客体是遵循简约化还是复杂化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解释的复杂化能够更加全面的反映现实，但面对于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我们力求能够以更加直观精炼的方式说明法律的自身内在运行机制，为我们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下面以三种经济分析工具实例予以说明。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应用最为广泛一种方式。成本包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沉没成本、社会成本等。例如，《侵权责任法》中，人身损害需要赔偿医药损失及误工损失等。医药损失属于会计成本（直接成本），而误工损失则属于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在法律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在确定赔偿方式时，法律很少规定替代履行，原因在于沉没成本无法挽回。在经济分析视角下，收益和效用有着共同的指向，效用是主观的评价标准，为强化预测的确定性。效用主要体现为主体愿意支付的成本，即使主观上对某一客体效用评价为零，但若支付成本大于零，那么认为这也是有效用的。这表明，效用同时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例如，在人身死亡案件中，受害者家属对于受害者生命价值的评价不一。我国法律一般规定赔偿标准为一定年限乘以区域城市或农村平均工资水平。如此规定，可以使得法律更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这也表明了沉没成本的不可挽回性。效用在法律的层面上，不仅包括效率，同时也包括法律的稳定性、秩序等其他价值。在具体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也会注意到效用的多样化，寻求效用的“一般等价物”。在美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审理法官汉德提出了汉德公式：B<PL；B指预防事故发生所需的成本；L指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现实损失；P指事故发生的概率；PL指事故的预期损失。即潜在的侵权行为者预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发生的概率乘以预期事故所产生的损失时，行为人才负过失侵权责任。对此公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数值的确定。比如B和L的确定在实践中有不同方法。当P值无限小时，可以将事故认定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对于P值无限的大接近于1时，就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如果不希望的结果出现，一般来说属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若主观是故意的，那么，行为人需要做出补偿或加以惩罚性赔偿。在侵权的责任证明方面，证明责任的分配必须考虑到成本—效益问题。一般来说，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我国法律中也规定了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例如，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八种举证责任需要倒置。之所以法律如此规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于原告举证为此付出的时间、金钱等成本要大于被告举证的成本，那么，从整个社会效率公平的角度来说，部分举证责任倒置是必须的。如环境污染案件具有特殊专业性，对于污染物的成分、排放等，被告（污染者）较为熟悉；而对于原告来说，却非如此。原告如果欲获取污染者的污染信息，可能需要化学检测、实地调查、专家咨询等，总成本较为高昂。法律上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在经济学上体现为社会成本进行了效率转移；同时，环境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增加了违法成本，能促使污染者更守规遵法。
2．均衡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上，当无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只需通过供给和需求的自由调节便可实现市场出清。但在现实中，市场容易出现失灵，产生了社会成本的增加或者社会福利的减损，导致成本效益发生变动。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可能会导致社会成本和社会福利发生变动。外部性问题是法律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这里将分析两个常见的外部性问题：环境污染和教育。负外部性：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为例。对于环境污染问题，除了证明责任倒置、实行环境刑事责任等方式增加污染者违法的成本之外，税收制度的改革也较为重要。尽管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胜诉率水平较高。如海洋污染案件受污染者胜诉率最高能够达到80%，但这种事后规制无法挽回沉没成本，而事前预防（如税收）不失为一项重要的解决手段。欧洲、加拿大及我国都已开征环境税。环境污染是污染者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但是在污染者生产的时候其只将私人成本算在生产成本之中，而未将社会成本算入生产成本。由此引发的社会成本可以通过税收（即庇古税）进行调节，使供求实现包含社会成本在内的新的均衡。20世纪末，西方国家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开征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2011年12月，我国适时开征环境税，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将保护环境作为其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一个以纠正市场失效、保护环境为政策目标的新的税收类别——环境税收正在悄然兴起。正外部性：以教育为例。因教育在短期内投入成本要远远大于其收益，如果这些成本仅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支付，大部分贫穷家庭将无法支付教育费用而被迫放弃教育，由此恶性循环将会导致国民教育水平持续性偏低。此时就需要社会、尤其是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将成本进行转移，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农村辍学率仍然较高。东北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个省的部分农村初中学校进行调查，显示初中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经费持续偏低（在我国，1993年法律规定教育经费应占GDP4%以上，但直到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才首次突破4%，而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占7.4%—4.9%）。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强制性规定教育经费必须达到一定标准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3．博弈论分析将博弈论引入法和经济学，是法和经济学的一次飞跃。由于博弈论和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所以博弈论和经济分析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法律的博弈分析成为法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日益流行起来。博弈论所考察的是一种交互行为的决策机制，法律关系往往具有多方性，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通过实行法律行为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各方主体以法律为博弈规则，开展博弈行为。通过博弈论思想，可以帮助理解法律关系的产生运作机制和法律规定背后所埋藏的规律。以垄断中的古诺模型为例。假设存在两个彼此之间有竞争关系的厂商，如果两厂商合作，那么，得到的收益比两者单独生产获得的效益要大；若一方选择合作，另外一方选择背叛，选择背叛所产生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选择合作时所产生的收益，而选择合作者利益相对受损严重，在都选择不合作时可以得到一个中间收益。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双方最终都会选择不合作，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但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而厂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彼此会有意识地会达成垄断协议，约定产量或者固定价格，于是垄断就产生了。限定最低价格或最高产量减少了市场上消费者的福利，政府为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会限制企业之间达成垄断协议。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弈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反垄断法要禁止某些垄断行为。同样，在侵权法、合同法、刑法、监管法等多个领域，博弈论所建立起的多种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法律运作机制的理解。博弈论考虑到了信息的完整性及动态性、个人理性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性，在不同的博弈规则下，博弈分析的结果是不同的。尽管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下，理论上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同实验室得出的结果有较大偏差，但博弈论模型仍趋于对现实的真实反应，不断引入更多的外生变量，减少不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三）如何进行立法、修法和法律实践法和经济学除解释法律外，更重要的是指导立法以及法律实施。有许多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寻求完善法律的方式，最终只能追溯历史和法律移植。但是法律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本土性。正如诺斯提到“我们的世界是否各态历经的？”如果不是，那么政策的制定将变得更加困难。当下，我国现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历经的制度形式往往是跌宕起伏的。这给立法者、法律实践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法和经济学的方法相对更具有弹性。同时，经济方法的应用也使得法律思维更具有周延性、完整性。以立法评估为例。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通过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最终可以通过成本和收益反映出来，立法评估，主要评估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即在立法过程中，最主要的评估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的评估方法，但这种方法在法律实践中会存在不少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定量困难。但评估的目标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评估的标准和手段实现。例如，美国行政命令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只有在评估的项目不能够进行量化和不能货币化的情况下，作定性分析和陈述性评估。
二、对法和经济学理论批判的简要说明与回复
（一）关于价值主观性的问题价值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强调价值的主观性，容易忽视价值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体现在价值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人都会认为货币和法律均具有价值。在法律的经济分析领域，追求财富（效用）的最大化，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具有稀缺性，符合特定时间段人类的要求。
（二）关于忽略其他价值的问题逻辑上说，肯定A不意味着否定B，追求财富（效用、效率）最大化，并不会否认其他价值的重要性。当然这些价值有可能是冲突的，例如，效率违约涉及合同两大原则：效率和合同必须履行原则。我国合同法并未直接规定情势变更原则，随着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加剧，而市场则变化得更加莫测，经济形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情况，一旦此类低概率事件发生，合同继续严格履行，对于合同履约方而言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也不会强人所难”，故《合同法》承认了情势变更原则。法律质量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法律的弹性，这样的法律是符合效率价值和因地制宜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的互通性，当效率价值在合理的程度内实现时，其他价值同样也能得以体现。
（三）关于本土化的问题法和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学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相对于法学来说，经济学是一门意识形态较薄弱的学科，更容易实现国际化。担心法和经济学不能本土化的原因在于两大法系的渊源不同。但两大法系的差别最主要体现在过程上，而背后的法律精神之间的差别是极其有限的。以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为例，其与美国辩诉交易规则就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可以经过本土化的加工，从意识形态较为薄弱的法律入手，逐步将法和经济学理论应用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之中。
三、结语
第2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第3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第4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内容摘要:企业存在和企业成长的问题是当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有关企业研究最基本的问题。由于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都是企业,因此出现很多混淆。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不同。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先将基于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基于管理学的企业成长理论进行辨析,然后试图在对企业成长理论演进的思想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企业成长理论发展框架图。
关键词:经济学 管理学 企业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
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辨析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范式辨析
1.研究角度不同。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它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和集团的科学。我国著名管理学者芮明杰认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管理的核心在于对现实资源的有效整合。简单说,经济学长于解释“who”和“why”,而管理学则长于指导“how”。
2.理论基本假设不同。经济学假定人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人”,管理学假定人性是变化多端、复杂多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差序关系。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经济人假设;二是社会人假设;三是自我实现人假设;四是管理人假设;五是文化人假设;六是复杂人假设;七是学习人假设。经济学认为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管理学认为组织可利用的资源相对于目标实现是可调整投入和可创造的,有效利用是为了降低成本。
(二)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辨析
沿用上面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范式辨析的思路,企业理论与企业成长理论分属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区别一目了然。众所周知,企业理论来源于科斯(Coase,1937)《企业的性质》一文,而科斯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是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提出企业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企业与市场不过是一种合约对另一种合约的替代。企业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发展,仍是资源配置研究内核。理性经济人假设规定了经济学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仅仅从人的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利益最大化动机,在此情况下探索市场制度、生产和交换以及企业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企业只是实现生产和交换的一种方式,是被当做工具被动研究。
而管理学以组织(企业)为研究核心,企业成长理论主要围绕企业成长的动力、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企业成长模式与成长战略等内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主动研究企业如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换言之,企业成长理论并不关心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关注于企业的成败,这与管理学的研究内核是一脉相承的。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的主要区别见表1。
企业理论主要流派和观点辨析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主要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亚当•斯密(1776)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企业只是市场价格协调机制下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产量和价格决策。
可见,传统的企业理论就是生产函数理论,完全从技术角度看待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是同质的,方法上以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和数理工具为主,没有企业任何主动性的余地。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企业理论
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等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析和探索,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诺斯及张五常等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作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因此被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重点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委托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产权理论则从产权的外部性的角度研究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情况下的控制权分配问题和激励问题。这三个理论与契约理论一起,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这些理论的共同之点都是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及由此导致的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没有跳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管理者理论(鲍莫尔1962,马里斯,1964),企业史的研究(钱德勒,1977,1992),经济演化理论(尼尔逊和温特,1982,1997)等,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延伸研究,代表不同的支流和热点,都有其独到的创见,繁荣着企业理论。这些流派依据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归类方式,在这里不必也无法一一穷尽。
企业成长理论主要流派和观点辨析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深入企业的黑箱来揭示企业的本质,但企业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企业作为抽象的要素,用市场机制解释企业,没有从企业的异质性和企业内部探讨企业成长的原因。为了克服上述理论的缺陷,学者们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技能、能力及知识,从企业内在成长的角度分析企业,一种全新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应运而生。
(一)“资源―能力”理论
1959年,潘罗斯(Penrose)的《企业成长的理论》 一书出版,以开创性的研究为企业成长理论奠定了基础。潘罗斯认为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潘罗斯效应”。潘罗斯的理论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在她的研究基础上,后人进行了继续探索,形成了资源基础论、核心能力论、动态能力论、企业知识论等多个流派,这些流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只是研究的重点不同而已。
(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
1965年,安索夫在其著作《企业战略》一书将战略从军事领域拓展至经济管理活动。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1980年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策略》以及之后的《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把战略管理推向顶峰。波特把 SCP 分析范式引入到企业竞争战略中,将企业竞争优势和成长归结于企业的市场力量与产业拓展,并假设这一力量与企业进行市场定位、构筑进入和退出市场壁垒的能力相一致,从而建立了竞争战略理论。后续对于战略管理的研究有两大学派,行业结构资源学派和内部资源学派。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将战略管理划分为十个学派: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结构学派。
(三)技术创新理论
熊彼特(Sc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大飞跃。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显然与边际替换概念不相容。这说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另一个突出贡献是熊彼特详细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沿着熊彼特的线路,产生了制度创新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经济学。
(四)生态理论
借鉴其它学科和理论,出现了从企业生命体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考察企业成长的理论,如爱迪思(1988年)的《企业生命周期》,吉布雷特《非均衡经济学》(1931)中提出“吉布雷特定律”,詹姆斯•穆尔199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从生命、生态的角度研究企业规模与成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与成长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对企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五)企业成长理论流派发展脉络
由于企业成长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认识和考察企业成长时,得以从不同的假定前提或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去概括和解释企业成长,这使得企业成长问题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表现出“企业成长理论丛林”的状况。限于篇幅和能力的限制,以上介绍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人和观点,并且除了上述流派之外,还有很多流派,如混沌理论、复杂理论、博弈论、合作竞争论等,这些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暂不做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如图1所示。
结论
从企业理论到企业成长理论,对企业的研究呈现出从同质分析向异质分析、从外部分析向内部分析、从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演变特征,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各主要流派的主要区别如表2所示。
以上论述对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辨析,而当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趋势越发明显,经济学研究越发渗透到管理学领域,管理学也越来越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区分,目的不是割裂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联系和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理清各种研究思潮,呈现出各个理论流派的清晰发展脉络,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有关理论提供帮助,对指导我国企业成长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思.经济学(第14版)[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2.芮明杰.创新制胜―现代企业管理创新[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3.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2003
4.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 1937(11)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商务印书馆,1997
第5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关键字：里根经济学 中国经济转型 债券市场
1981年1月1日，里根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彼时，世界经济正经历滞胀阶段，兼有东西方阵营的军备竞赛、石油危机、全球性产能过剩。为了竞争锐减的国际需求，各国都对过剩行业进行补贴，同时以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信贷，以挽救滑向深渊的经济。不过这些举措并不成功，反而更加剧了滞胀和信用危机的风险，而美国则在这场滞胀危机中尽显疲态，似乎就快要掉队。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2%，失业率达6.3%，而实际GDP增长不足1.3%，人们的消费能力受到较大的侵蚀；钢铁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同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20世纪70年代货币宽松，银行大量放贷，扩大了对南美等国政府和国内州、市政府的信贷敞口，这些业务大多不能为银行创造积极的利润，而银行也被贷款人绑架，不停进行贷款展期和债务重组。
为了解决国际经济的疲软和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从未接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的里根选择了所谓的“财政上的供给学派政策”和“货币上的货币学派政策”，即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虽然就业和GDP在施政初期猛烈下滑，但从1983年开始好转，美国经济开始了长达92个月的扩张，失业率降至1981年最低点，微软、苹果等高新产业开始崭露头角。而道指在经历1981至1982年下跌20%之后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违约掉期利率则冲击高点之后逐步回落，开启了近十年的美国经济繁荣。
里根经济学的逻辑是什么？里根经济学对我国有什么启示？下文将分解里根经济学，并预测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路线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里根经济学分析
面对内忧外患的美国经济，里根政府开出的药方是财政宽松和货币紧缩的宏观政策组合：利用大幅减税以增加供给；通过增加政府主题性投资以扩大需求；同时利用高利率压制通胀和资金需求，降低市政债券的发行热情，实现经济转型。
该政策似乎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相悖，“财政宽松，货币紧缩”的一正一负本就显得滑稽，而且一旦收缩了货币供应，信贷条件会急剧收缩，以前处于过剩产能行业中的企业将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破产重组，仅靠财政刺激难以抵消，因为财政刺激作为一种消费，是在产品销售之后才会付款。企业的破产会进一步推高失业率，而更为严重的是，在重负债的国家里，收紧货币供应很可能导致银行出现流动性困难，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但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并没有出现金融危机，银行系统虽然经历重创，但20世纪50―60年代经济腾飞的硕果还是保留了下来，通货膨胀很快被控制，内需被释放，美国经济开始腾飞。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站在传统宏观经济学角度，整个逻辑框架是这样发生作用的：
在实体经济层面上，首先，里根政府开启了大规模减税措施，减税前美国边际税率达到70%，两年后边际税率降至50%，减税会增加消费（-t+C），而消费增加则会刺激经济增长（+C+Y），带来就业的增加（+Y+E）；其次，里根政府增加了军费开支，特别是军备采购开支，一方面保证对苏联军事上绝对的优势威慑，另一方面刺激了军工和军工相关的行业投资（+G+I），带动了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从而提高就业（+I+E）；但加息和货币供应收缩导致投资缩减（+r-I），引发企业破产或重组，阻碍了经济增长（-I-Y），减少了就业（-I-E）。在金融层面上，货币供应收缩会让通货膨胀下降（+r-p），但引起的破产潮也可能导致银行坏账的增加（+r-B？），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可能性加大。
另外，从以上逻辑中还可以推导出的是，根据费雪方程式和古典二分法的理论，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会增加人们实际财富，从而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p+C）。从微观角度上看，利率上升并不会导致所有行业的贷款量同比下滑，而是会出现分化：资金回报率高的行业会获得更多的资金配置，资金回报率低的行业将因为承受不了高利率而拒绝贷款，最终走向去产能。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利率则是逆向产业政策，帮助美国迅速从工业制造国迈入信息高科技制造国。但这样的去产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为去产能必然伴随着资产卖出，若形成踩踏效应，可能会引发资产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p-Y）。
我们看到政策效果有正有负：财政刺激、减税和通胀下行对消费和就业有所提振，但货币紧缩对产能过剩和投资挤压对实体经济均存负面冲击，同时也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仅从这个层面，很难评论该政策对实体经济是否有效。
不过，一旦把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资本流动放入研究框架，里根经济改革成功的逻辑框架就明显了。在国际大宽松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沉积了大量的套利资金。这些套利资金的目的很明确，首先挖掘出预期可能升值的货币，然后买入这些货币，或存入银行，或直接投资于该国资产，直至该国货币升值预期减弱。
所以，当美联储收缩货币供给并在两年内把名义利率提高至12%的时候，国际资本市场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是非常高的资金利率和美元升值[+r-M+e&+E（e）]。于是，国际资金开始涌入美国市场，这些行为本身就会推高汇率，从而更增强了投资者对美元的升值预期[+e+E（e）]，形成正向的反身性，使资金加速流入美国。
虽然汇率升高会导致出口困难，造成贸易赤字（+e-NX），也会打击出口行业，造成失业（-NX-E），但汇率升高也会让外国商品变得便宜，与减税的协同效应造就了强劲的需求（+e+C）。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升值抵消了石油价格上涨的负面冲击，有助于降低国内工业品的价格，压制了通胀。从金融的角度来说，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在1981―1982年的去产能中起到了托住资产价格的作用，由于它们的介入，资产市场勉强保持了适度下跌的形势，而那些进入银行存款账户的国际资本，则帮助美国的大银行抵御了国外政府与国内产业的一系列违约事件。利用国际资本流入来缓解国内货币紧缩带来的风险，压制通胀并完成产业转型，提高国内需求，这便是乔治索罗斯评价的“里根大周期”。
在这个周期中，美国经济经历了从滞胀到衰退，从衰退到繁荣的过程。大量全要素生产率低下且占用人力、资本的产能过剩行业在滞胀到衰退的过程中几乎消失殆尽，州政府胡乱发债刺激经济的冲动被抑制，信息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衰退的过程中崛起，并成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开启繁荣的中坚力量。美国在里根时期迅速完成了经济转型，延续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霸权地位。
观察利率市场，美国经济在转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通货膨胀，银行对债务展期和重组弱化了投资者对信用风险的担忧，压低了代表信用风险程度的信用利差。随着里根式改革开启，美联储连续加息开启了去产能的过程，银行对债务无限展期和对产能过剩行业无限救助的预期被打破，美国经济遭遇了三年的寒流，信用利差开始放大（见图1）。之后，而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国际资本的保驾护航，美国经济开始腾飞，信用利差再度缩小。
图1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期间，美国信用利差拉大（单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里根式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启示
根据前文逻辑，要实现里根式的大周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具有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
二是国际流动性环境趋于宽松。
三是国内较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是强势的本国货币。
五是存在可被激发的国内需求。
也只有当这五个条件被满足时，执行里根经济学才有可能成功。而里根的政策则很简单：一是减税；二是主题性地增加政府开支；三是加息和严控货币供给。这三者分别对应着减少失业、内需增加和控制通货膨胀。
观察现状，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已经具备的有：一是国际大环境的宽松。从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看，发达国家为摆脱通缩不遗余力，均推出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尽管美联储今年12月声明将在2014年1月开始每月削减100亿美元量化宽松的规模，但美联储仍然强调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货币的立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产出缺口持续为负，至今仍远离0轴，就业率和通货膨胀均处于历史极低的水平，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短期内无法逆转。二是存在可被激发的国内需求。同美国转型前一样，中国的内需潜力同样被通胀和沉重税负所侵蚀。高税负和高通胀一方面直接导致经济总需求被压制，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也抬高了物流成本，减少了企业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导致总供给曲线上移，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更高的物价和更为疲弱的经济总需求。与美国转型前的情况类似，我国中央政府仍有较强制造需求的能力，而地方政府则普遍过度负债，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累赘。
要想实现里根式的大周期，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比里根当年所面对的还要艰难：当时的美元已成为国际强势货币，美国具有开放的资本账户和风险抵抗能力强的金融市场，而中国暂不具备上述条件。中国要做的，除了要完成本已极困难的减税和可能带来经济短期阵痛的汇率、利率上涨，还要首先推动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扭转银行期限错配的危险现状，严控地方债务风险，增强金融市场风险抵御能力，稳定国际投资者信心。
梳理一下2013年以来为实现中国经济转型所推行的政策：财税方面，包括给小微企业减税、大力推进城镇化、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旨在释放中国被压制的内需潜力；贸易和汇率方面，包括多地准备设立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国际化；货币政策方面，包括货币政策转为中性偏紧、推高利率；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包括纠正金融机构期限严重错配、引导地方政府走向债务透明化和推动资产证券化等。
以上政策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则对应着里根年代的增加军费开支，属于主题类的财政刺激；对小微企业减税和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只是减税的第一步；设立自由贸易区与谨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则对应着解决国际资本流入通道受阻的问题；推高整体债券市场和资金利率水平则对应着美联储连续加息；着力清理地方债务和银行表外融资则与美联储压制美国州市债券发行、逼迫银行放弃贷款展期相似；而防范金融风险的各项措施则与美联储利用国际资本流入来缓解国内货币紧缩带来的风险和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相一致。
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里根式改革的前夜。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在渐渐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进资产证券化、设立省级资产管理公司等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即将面对的是去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保持高的融资成本和改革现有的唯GDP考核制度，以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同时加大对非标业务监管，迫使地方政府降杠杆，但这势必会导致投资下滑，给经济增速带来短期镇痛。这个时候，若中央通过适当加杠杆和结构性减税释放内需潜力，则可防止经济出现螺旋式下滑，强势的人民币汇率和高企的资金利率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缓解国内货币紧缩带来的金融风险。目前来看，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经历了2013年下半年债券市场的大幅调整，中美利差也已拉大至历史高位（见图2），国际资本已经具备流入的基础。利率上升将使得资金回报率高的行业获得更多的资金配置，最终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图2 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已拉大至历史高位（单位：%）
对债券投资的启示
从图3可以看出，目前我国5年期企业债的信用利差仅为380BP，接近于历史均值368BP，在产能严重过剩和地方债务堆积的背景下，众多低等级企业债发行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难以覆盖即将到来的到期还本付息规模，但相应企业债信用利差并未放大至合理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2013年三季度以来的稳增长政策带动下，机构风险偏好加大，反映在债券市场上表现为对低等级信用债券的追捧和信用利差的收窄，目前的低等级信用债收益率上行反映的仅仅是利率风险，而未反映信用风险。另一方面，由于诸多低等级信用债有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担保，机构主流预期认为上述低等级债券违约风险低，因此信用利差并未反映合理的风险溢价水平。
图3 信用利差对低等级债券保护程度并不高（单位：BP）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根据之前的分析，在实现里根式大周期的过程中，会出现地方降杠杆、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企业的清理，清理的过程需要国际资本进入银行存款账户和相关无风险资产，以帮助银行抵御去杠杆和去产能过程中的信用事件，两股力量的合力将会导致未来信用利差扩大化。目前的信用利差水平并未对信用债构成足够的保护，预计未来一、二级市场信用债收益率还将趋于上行。
第6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论文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美国营利性大学；经济效率；社会公平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营利性大学的异军突起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公众的目光。到2001年，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已经有45家成功上市，拥有学位授予权的营利性大学也已达到750所。与此同时，却至少有200所左右的非营利性大学倒闭了。当阿波罗集团公司、阿格西教育集团、德夫里公司、教育管理公司、斯特拉耶教育公司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时，营利性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已不言自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很好地协调了外部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的有机结合。从福利经济学出发，以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视角来审视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
一、美国营利性大学简介
1.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
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滥觞于美国殖民地时期。伴随着美国本土奴隶主、资本家的出现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在多方需求的强力推动下，一种迎合人们兴趣、需要的收费私立教育产生了。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费城开办了第一所文实中学——“费城文实中学”，是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雏形。它的成立对美国早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下阶层人民用来谋生的实用教育合法化，也使教育不再是只有社会上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随着工业革命的普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接受实用、开放、平等的教育，社会对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使得职业培训课程逐步融入私立收费教育的课程之中。有组织的高等教育在美国逐步成形，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公立、私立、营利性、非营利性机构的融合体，在宗教和政府的交互影响下，他们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朗。[1]19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所农学院在密歇根州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在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案》，但直到50年后，农业教育才被纳入到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在这期间，营利性教育机构依然分担着为社会培养农业人才的责任。到了20世纪早期，营利性教育机构凭借向边缘人群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至此学术界称之为“第一代营利性大学”。
20世纪90年代，在秉承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理念之下，“第二代营利性大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得到美国教育部认可的营利性大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2002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表《适应需要和创造利润：营利性学位授予机构的出现》，文章指出：截止到2002年，营利性学位授予型大学的数量虽然没有公立大学数量多，但也超过了非营利性私立教育机构的数量，营利性大学在招生人数增长方面同样超过了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2.美国营利性大学的特点
营利性大学（for-profit University）是相对于非营利性大学（not-for profit University）而言的，即：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是在非营利性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外存在的第三种大学。它以产业方式运作，被视为公司企业的形式之一，和企业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办学上受到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它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在于：从学校产权归属看，营利性大学的校产归投资人所有，投资人有权对校产进行转移、利润分配，甚至是停办学校；从大学权力所属看，在营利性大学中权力属于举办人和学生；从管理方式看，营利性大学主要实行经理负责制；从办学动机看，营利性大学的办学动机是获得利润；从课程设置看，营利性大学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课程，以市场为导向，课程更新频繁；从价值观看，营利性大学侧重于知识的应用以及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技能；从组织方式看，营利性大学均按美国联邦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享有与其他营利性公司企业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从运作方式看，营利性大学或由投资人主营，或由教育公司承办，按企业方式运作，经证券行会批准后可上市；从收益分配看，营利性大学的收益分配按照企业的分配方式进行。营利性大学的优势在于其以经营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大学，从营利性大学走出去的毕业生对工作的良好适应性是其和非营利性大学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二、福利经济学视域下的营利性大学
1.经济效率：教育产出
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在制定教育活动类型时，既要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也称外部效率），也要考虑到外部效率用于教育的资源投入总量，还要考虑到不同种类、不同水平教育的资源分配（微观效率目标），综合这三种因素便可制定出投入的最佳数量、质量以及各自所占的比重。因此，在对教育进行投资时，要力争取得最佳投资量，最佳投资量的取得应遵循以下原则：在理论上，最后一单位的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将资源用于其他投入时所能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尽可能多地得到“良好的教育成果”。良好的教育成果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个人天赋等。这种良好的教育成果我们称之为“教育产出”。关于教育产出，可分为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和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两部分。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主要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得到的心灵上的快乐和充实、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正确指导、受教育者由于受到教育所带来的工作满足感、一份稳定的工作带来的安逸、受到高等教育和拿到相应的文凭而受到的社会尊重、潜在的更美好的职业前景等。可被测量的产出主要有：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受到教育而得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公司的分红（对学生个体而言）、就业率的提高（对学校而言）、营利性大学所获得的利润等。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相对而言，其更重视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
首先，我们来看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营利性大学从三个方面解读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即：良好的教育成果：一是指学生的高就业率；二是指学生在教育资金上的高投资回报率；三是校方投资的高回报率，包括校舍投资、师资力量投资、教学设备投资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决定了营利性大学下一步能迈多大，高就业率既是学生选择营利性大学的理由，也是“学位价值在市场中看得见的指示器”。[1]同时，就业率和学生的投资回报率也是密切相关的。相关产业分析人士认为，毕业生就业情况是他们毕业后对他们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ROEI）的一种测量手段。[1]在营利性大学，他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为28%，而同期的美国学士学位的教育投资平均回报率仅为18.7%。鉴于就业率和学生投资回报率的主体是学生，加之营利性大学追求利润的本质，他们宣称“顾客就是学生”，学生的“成功”就成了他们关心的重中之重。营利性大学从两方面诠释学生的这种“成功”：一是学生学完课程，即学业上的成功；二是学生毕业后能得到一份和所学课程相关的且报酬不菲的工作，最好这份工作还能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空间。为了达到以上两方面的成功，一方面，营利性大学的教职工把精力聚焦在学生的学业和满意度上，他们将办学重点定位在培养学生就业上，学校开设的课程是市场需求度极高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而对于就业机会相对比较低的通识教育课程，他们则不开设或极少开设。另一方面，使学生满意并不是说要屈服于学生的喜好，而是指对学生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反应。在实际的教学中，主要表现为：学校迅速答复学生提出的疑问，关心学生认为是疑难的问题、礼貌地拒绝一些有损学校利益的要求。
营利性大学如何实现“良好的教育成果”的第三方面呢？理查德·鲁克认为，任何机构中规模经济的建立都能够降低成本和提高操作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有时被称为内部效率的生产效率与尽可能高效率地对学校和其他机构进行运作管理有关”。营利性大学重视对经营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利用。在他们看来，使效率最大化的一个关键是控制班级规模，为此，他们尽量减少和消除小班授课。这种控制班级规模的做法也使得各种设施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教学设施，学校一年四季都在运转，教师在干净但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工作，等等。如果要添置新的设备，要开会讨论，而且对学生使用频繁的实验室优先考虑。可以说，为了提高学校的投资回报率，营利性大学采取了开源节流的策略。
其次，我们来看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传授知识和技巧，与此同时还要帮助个人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教育产出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国营利性大学中，这种产出十分有限。教育被看成是一种技术，甚至是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养成包容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这种目标指的是个人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在学术上不畏权威的心理，同时，还要允许持异见者的存在。因此，良好的教育成果取决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因素。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在其开设的课程中，更侧重于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性强的知识，教学大纲由专业的课程专家负责制定，而教师对于教学大纲、学分、学时、课程设置等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教师之间在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交流也不多。在营利性大学中，关于教学有效性的讨论基本上就变为关于学生成绩分布、不及格率和及格率、退学率以及学生进入下一个阶段课程学习情况的讨论。在美国营利性大学，教师只需要把课本上的知识教给学生即可，不需要什么学术激情、学科专业知识和对教材的透彻理解，学生就像是车间流水线上的产品，这个车间的主人则是营利性大学的老板，他们不注重学术自由，也不注重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和本质。在学生方面，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学生相比，具有学生年龄偏大、有独立经济能力、在学业上靠他人资助、来自单亲家庭的特点。从学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帮助他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比较困难。在这些学生中，大部分是走读生，他们的课外活动非常有限，学生对自己到营利性大学学习有着明确的目标——入学、毕业、找工作，他们需要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学生和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甚至“老板”和教师之间多少显得有些冷漠。学生之间很少交往和开展活动，教师之间也很少讨论如何使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如何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使学生提高道德水平，更不会去注重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老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时候也是建立在雇佣的基础之上的，在营利性大学工作的教师不享受终身制，一旦“老板们”认为某位教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老板将毫不犹豫地辞退他。笔者认为，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也要受到重视。一方面，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无形中影响和调节着营利性大学的招生人数、办学规模和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能够帮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完善的人格，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而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2.社会公平：入学机会与就业
福利经济学寄希望于一种公正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把公平定义为机会均等的一种形式。所谓机会均等，并不意味着个人一定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教育，但这确实意味着，在不考虑被认为是不相关的任何其他因素时，任何人都应得到跟处于同等教育条件下的任何其他人同等的教育。即：如果甲、乙两人具有相似的偏好和能力，那么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应该是相同的，而不要考虑家庭收入、父辈的人际关系等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因素。
据统计，在营利性大学攻读学位的学生以少数民族的已婚女性居多，他们通常通过财政资助、贷款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方式来支付教育费用。营利性大学通常把校址选在居民点，学生入学无门槛，学校有时还帮助学生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财政援助。学生大多来自社会背景较普通的家庭，或是他们之前就读于较普通的高校或冷门的专业。营利性大学把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作为自己经营的主要目标，办学的重点是和自由市场经济保持协调发展，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营利性大学的业务推动因素之一是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一点就体现了经济机遇和社会利益的适切性。
为了取得较高的就业率，营利性大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营利性大学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专业设置的理论基础，对学校的发展有着明确的市场定位，课程设置是紧跟市场需求的。有什么样的市场需求，营利性大学就会设置相应的办学方向，他们开设的课程具有针对性，一般开设市场需求量大而没有或缺少市场供给的课程，以应用型知识为导向，专业分布在各个层次，同时，也针对学生需求开设了专门课程。为了能及时把握市场风向标，他们密切关注大都市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准确定位雇主所需要的人才的学术背景，并把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技能融入课堂教学。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受雇于营利性大学的教师不但不享受终身制，而且，一方面他们需要具有学术资格，另一方面他们还需具有与其专业相关的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学校之所以选择具备这种资质的教师，是希望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工作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事实证明，营利性大学对课程和教师的定位如此精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就是最好的证明。来这里上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家庭条件不优越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实践中的这种优势为他们在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竞聘同一岗位时营造了更为有利、相对公平的环境。虽然营利性大学的主要宗旨是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很可能同时培养了知识、技能水平更高的民众，帮助年轻人理解了美国的风俗传统、社会，也给予了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在叩开职业生涯大门时以一臂之力。
第7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8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越来越频繁。国家间在进行经济交往的同时，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文化也逐渐成为展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方面。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推动国家发展中也体现出了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我国文化历史悠久，韵味无穷。为了充分发挥我国文化的优势，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必行之策。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做了相关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文化软实力；经济学；文化产业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对整个国家的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将文化作为一种力量去推动国家的发展则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和了解，从而对推动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也能起到很大作用。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在帮助一个国家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1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软实力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国家的实力可以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而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和以经济、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都是推动国家不断发展的要素，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软实力能够吸引一些国家和人民，并使其产生信服和愿意接受相应的一些准则，这在无形之中就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为国家的发展增添了力量。作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具有创造能力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吸收及凝聚自身文化，也可以形成对外传播和影响的力量。
2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越来越关注。在经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精神文化也逐渐在经济领域内得到运用并逐渐发展成为相关产业。这使得文化在传承和传播文明的同时有了经济学的意义，即文化作为生产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相应贡献。
2.1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1.1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力量。文化因素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还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力量。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指引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促进经济的合理、公平、健康发展。文化还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方向。
2.1.2 文化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可以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人的影响从而能够达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目的。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在进行相关经济往来的时候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能够获得更多国家或地区的认同，这就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同时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摩擦。
2.1.3 文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为人们提供物质生活基础的第一、二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更多需求，以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文化产业也在第三产业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由于文化资源的可再生性和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高效性，使得文化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力量。
2.1.4 文化价值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凸显。在经济发展中，文化所承载的价值逐渐通过相关产品体现出来。文化企业在注重文化产品的功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其产品文化的塑造。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所能带来的经济附加值也就会越来越高。
2.1.5 文化逐渐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力量。文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优秀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则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高素质人才。同时，文化因素中的知识、科技和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投入比重在逐步增加，在为文化企业提供无形资产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改革，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
2.2 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影响
2.2.1 社会需求推动了文化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凸显，人们也开始有了追求精神消费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得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逐步发展起来。
2.2.2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想要得到发展，必须依赖于物质的支持。经济的发展能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而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程度则取决于它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3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及问题
3.1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3.1.1 我国文化软实力总体水平不断提升。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也在迅速拓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同时，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也积极参与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这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面貌，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密切，使文化产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3.1.2 我国文化输出实力弱。虽然我国的文化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但我国的文化资源在进行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其特有的生产力。在文化产品方面，我国引入了很多国外的文化产品，但我国的文化产品输出并不乐观，一直处于劣势。在文艺演出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文艺演出团体到我国来进行相关的文化演出，且演出收益不菲。而我国对外文艺演出的数量虽然不算少，但与引入的演出相比，则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同时，我国对外进行文艺演出的经济效益并不好，有的甚至都是非盈利性文艺演出。
3.2 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存在的问题
3.2.1 缺乏创新。文化产业要想获得更大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我国文化产业存在着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的状况，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文化产业在文化品牌方面的创新也十分薄弱。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品牌在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为国家获得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品牌创设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我国还没有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文化品牌，这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国际市场。
3.2.2 缺乏产业链和竞争力。我国的文化行业大都是独立运行的，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与合作，这就使得我国文化产业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链，不能享受文化行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带来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产品大都形式单一，相对成本比较大，没有形成文化产业链的文化产品类型多，其经济效益不能达到最优效果。
3.2.3 没有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文化产业在进行产品开发的时候往往会把目光聚焦到国际社会的流行趋势上，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不够重视也没有很好地从中获得开发相关文化产品的灵感。同时，由于我国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和保护不及时，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被其他国家引用或占有，造成严重的文化损失。
3.2.4 文化体制存在缺陷。虽然我国的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保护了我国文化产品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文化体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我国文化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体制依然保留了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不利于文化行业及时掌握人们对文化的需求状况，也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的发展。此外，我国文化产业体制还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健全，没有统一的政策支持，管理体制不科学等问题。
3.2.5 缺乏相应的文化产业人才。文化领域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比较高，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参与到文化产业之中。我国虽然人力资源丰富，但是却没有足够支撑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各方面人才。这就使得我国文化产业没有足够的创意人才和智力支撑，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突破与发展。
3.2.6 缺少文化融资渠道。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比较晚，文化企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资金状况也不是很乐观。同时，我国对文化这种无形资产还没有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这种现象使得文化企业在进行银行贷款时面临着很多条件上的不满足。在世界各国文化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情况下，我国文化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仍然很少，且文化企业上市也面临着高门槛的问题。而民间资本或者国外资本在我国文化产业融资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都使得我国文化产业在融资方面面临着各方面的困境。
4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方法
4.1 充分利用和保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厚重、丰富，也很具有民族特色，这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但是我国并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也没有对其进行充足有效的利用和保护。这不仅使得我国文化产业没有承载更多的传统文化，还会导致我国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和发展。只有全面的利用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才能使的我国文化产业更具特色和竞争力。
4.2 鼓励文化创新，创设文化品牌
文化产业在充分利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才能不断生产出人们需要的文化产品，才能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还要不断推进品牌战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这样才能形成更为强大的竞争力。
4.3 推动文化产业政策和运行机制的完善
文化产业化发展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以确保我国文化产业化的合理发展。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资金支持，如税收支持、贷款融资支持、专项资金支持和市场准入支持。这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问题，还能促进文化产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次，政府要完善文化产业监督政策，使文化产业监督能够取得实效。最后，政府还要制定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为我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优秀人才。
由于我国文化行业单一化发展，致使我国文化产业不能形成良好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的文化企业，这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为此，国家要推动文化产业市场化运行机制，使文化产业在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主发展和竞争。与此同时，国家应积极促进文化资源整合，形成规模化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链，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不断壮大。
4.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文化知识产权
为了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对文化产业进行相关保护是很有必要的。首先，要逐步健全我国文化产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我国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并确保我国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对文化产业方面的现行法律进行相关的修改和调整，使其更适应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对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可以保障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不受损失，也能促使文化产业在公平合理的环境中进行竞争。不仅要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还要为文化产业提供相应的服务。此外，我国政府应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文的打击力度，以保护相关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5 结语
文化是民族风情的载体，通过文化，我们可以充分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软实力不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更能够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是为了进一步让世界了解中国，也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金民卿.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J].宁夏党报学报，2008（3）：9-12
[2]胡海文.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和策略[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138-139
第9篇：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来看，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也需要为地方经济服务。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必须依托地方产业发展模式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因此，构建长效、合理、有生命力的产学合作教育动力机制就成为高职院校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经济学视角；高职院校；产学合作教育；块状经济；动力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0-0021-04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重要贡献让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因而在世界范围内，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尤其重视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和规律表明，这种类型人才的最优培养途径是把学习与工作相结合。产学合作教育（下文简称产学合作）是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新时期高素质技术与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确保产学合作持续开展呢？这就需要研究校企合作教育的动力机制，只有这种内生性的动力机制才能使校企合作持续进行下去。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分析
（一）动力种类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职业教育法规和政策，但体系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原则上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行了规定，但对产学合作的经费保障和来源缺少界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权、利不够明确。企业、公司很少承担相应的职业教育职责。产学合作教育是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此次会议还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动议，但这些仍然缺乏实质性的规定。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起能确保产学合作关系稳定的动力机制。我们先谈谈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有哪些。
慈善动力 慈善动机是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的最高层次的动力。通过慈善捐赠、提供培训岗位等方式，大多数企业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意愿来自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在慈善动机的驱使下，他们相信教育进步有利于整个行业，会反过来使得企业受益。在德国的“双元制”中，企业培训的学员可能最后不一定为该企业本身服务，但大多数德国企业依然愿意为职业教育学生提供培训支持，如工作岗位或技术指导。这源于他们的理念和共识：一个企业培养的人虽然不一定为自己服务，但这些受训的人在为整个德国企业服务、为其所在的整个行业服务。
个体动力 切身利益的考量是企业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重要动力。企业通过合作通常可以获得四种利益：（1）公共关系利益。参与产学合作的企业往往可以借此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也可以改善公共关系。调查表明，参与产学合作的企业都会被人们认为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公共关系利益的改善往往可以通过提供少数工作岗位或培训岗位参与产学合作而获得。（2）廉价的劳动力来源。有些企业，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低廉的实习生工资更是他们参与合作的重要动力。这使得其产品在竞争中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3）未来人力资源渠道。有些中小企业在薪酬体系、福利待遇方面很难与知名企业和大型企业竞争。在其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或规模扩大过程中，向学生提供的实习或培训岗位，实际上有利于企业招聘到合格的员工，节省企业人力资源成本。（4）直接的经济效益。参与产学合作的企业把教育价值融入企业并成为企业经营价值链的组成部分，使职业教育真正在企业的经营运作中发挥作用；同时，学校在地方的信誉度和品牌价值会作为无形资产和价值融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中，从而提升其竞争力和价值，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集体动力 在许多国家要求提高教育质量的最重要原因是企业缺乏有能力的劳动力队伍，因此，企业的共同愿望就是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但单个企业并不愿意在培训上投资，因为他们觉得不一定能够收获自己所培训的工人，这需要靠集体的努力来提高所有劳动力的素质，而不是个别员工。这就使得集体动力有可能支持广泛开展产学合作。但这需要阐明和规范集体利益的规则和制度作保障，没有这种保障，单个企业仍然缺乏参与产学合作的动力。
（二）动力机制的核心要素
动力机制是能促使和推进广义的产学合作教育（包括俗称的产、学、研）开展实施的体制和内在系统。合作双方的共同互补需要为其内在动力。因此，对合作主体进行分析并找出其合作的核心要素，有利于建立一个合适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以下三个核心要素与产学合作教育密不可分。
利益要素 这是产学合作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尽管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产学合作的双方关系也会不断地发生调整，但实现非零和博弈的经济利益成为产学合作教育的最根本的共同利益。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市场会不断对企业提出能满足市场的新产品需求；高职院校的主要“产品”是其科研成果和培养的人才，当市场反馈给企业需求时，企业也会把这一需要反馈给高职院校，而高职院校需要有面对市场反馈适时做出相对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研究方向的变革，在实现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实现高职院校的自身发展。
人才要素 这是产学合作体系中最积极和有动力的要素。专门人才特别是具体从事研发的高端专业人才是企业发展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因为这些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是构想新知识、研发新产品、创造新程序、探索新方法的重要保障和智力支持，因而人力资源是产学合作教育中最能激发合作积极性的活跃因子。当今，人才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兴衰。为赢得激烈的企业竞争，非常多的现代企业采用各种办法为企业发展储备和培养所需人才。如IBM集团在本土和世界各地建立的IBM研究院，特别为其集聚行业精英和技术骨干；日本松下集团组建了松下研究院，为其研究开发世界领先、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流技术和产品。
技术要素 这是贯穿产学合作整个过程中最具价值的因素。指的是任一能独立成为技术基本结构的部分，如经验、技能、工具、机器、知识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和替换，新设备和新技术的投入，新的生产流程的运用，都会以生产要素的方式体现在其生产产品的价值中。但是，由于科学研究的基础建设过程比较长，回报效果不明显。在这种“惯性”的制约下，企业部门很少主动投入科技研发资金，只有当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时，才会由内而外的调整生产结构以迎合市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作用，会激起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的愿望和要求，在合作过程中开发新技术或引发新的技术改造。
产学合作教育动力机制的现状与困境
尽管高职院校产学合作已经形成并发展，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动力机制，使得校企合作难以形成长远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成熟的合作。因此，可以说目前的产学合作教育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合作共赢、良性发展的产学合作模式并没有建立起来。
（一）产学合作主体价值取向各异，合作的内驱力不在同一维度
从现有的产学合作看，高职院校通常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合作政策，对企业的利益缺少必要的考虑，即使出台一些有利的政策性优惠，往往因为难以操作缺乏实际效果。从合作模式看，高职院校往往主导合作过程，按照自身所需让企业辅助、配合完成产学合作，是主从分明的一元体制。企业所提供的合作投入，如提供见习岗位、提供培训设备以及直接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并不会直接使企业获益，因此，企业也就失去了合作兴趣和热情。利益要素这个合作体系中最根本的要素很难在合作过程中体现在企业身上。在这种合作模式下，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直接利益无法得到兼顾，难以惠利互惠，从而使产学合作难以持续开展。问题的核心是产学合作缺乏健全的体制支持。因此，解决办法是有机建构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利益体制。
（二）“块状经济”结构下，“校—企”点对点的模式规模效益不明显，产学合作难持续
“块状经济”源于经济学术语，其意为大量生产同类（或极度相关）产品企业相对集中于一个区域内，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突出表现的一种发展模式。其三个基本特征是：数量众多的小规模企业聚集；企业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和高度相关性，很多企业都生产同类型或者产业链上紧密联系的产品；休戚相关，风险利益共享，企业生产关系紧密捆绑。“块状经济”的本质内涵即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这种模式在国际上盛行多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经济环境下的产业集聚，属于产业集群的低端形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型决定了以前的校企之间点对点的订单式培养很难持续。首先，企业的小规模难以为高职院校提供长期稳定的人才需求，与高职院校规模发展有矛盾；其次，经济相对专业化和高职院校专业多样性之间也有冲突；再次，小企业抵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与其合作的连续性难以保障。
立体动力机制的构建
产学合作教育是基于企业、高校双方自发地平等地交换彼此优势资源的合作，影响其健康发展的因素众多，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动力机制是确保产学合作教育发展的关键。高职院校重教育效果、企业重经济效益，两者的基本目标是不一致的，双方之间存在需求不平衡性。任何一方如只从本身立场出发追求单方利益最大化，要求合作方牺牲自身利益诉求和目标，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协调高职院校和企业在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双方合作的结合点、利益诉求点，实现相互之间优势资源互补，最大限度地消除合作中的阻碍因素，建立产学合作的动力机制。
（一）建构产学合作教育合作、共享、补偿的动力机制
作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和企业都已初步认识产学合作教育的重要性，但现实情况是，产学合作教育还存在着各种障碍和阻力，需要参与各方共同协调解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通过对产学合作的核心动力因素分析不难发现：产学合作、利益补偿、成果共享等“动力机制”的建立能够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诉求，这对解决产学合作的矛盾尤为重要。
建立合作机制，形成“双主体”育人模式，推动校企合作向深度发展 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的不同阶段承担了不同的任务和功能，因此要改变以往单一主体的局面。在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的不同时期，应轮流发挥企业和学校双方的作用，形成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保持一种良好的合作状态。学校可在现有国家政策、法律条件下，充分结合自身办学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合作政策，采取合理的管理模式反哺企业等合作单位给予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其核心还是高校与企业如何在相互资源交换中形成共同的利益机制和合作机制。从学校的角度出发，首先要对参与产学合作的企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如优秀人才或紧缺型高技能人才推荐和输送，对合作企业的员工给予技术支持和培训。其次，激励产学合作的参与者。如奖励学生和教师，对学生就业、待遇等有相应的政策保障，对教师职称评定予以政策倾斜等等，激发参与合作者的积极性。
尊重经济发展理论，建构产学合作利益共享平台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则，促使高职产学合作效率最优化地实现。从企业方而言，他们可以吸收到企业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所缺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也可以让高职院校成为企业的人力资源储备库。通过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善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产学合作实现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利益，如企业和学校可以扩大彼此在当地社会的声望，提高企业的产品知名度，增强当地市场信赖度。总之，尽管学校和企业不同的身份决定双方的根本目标和社会角色是有区别的，但在合作中通过优势资源互补可获取各自所需的利益。
利用补偿机制，发挥产研单位的主体作用 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案例，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企业需要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一定的投入参与高校的办学与管理、专业与学科建设、学生培养与就业等。而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会感觉到来自经济社会的种种压力，如产品创新、技术革新换代、产业升级等，因而，适当的利益补偿机制，如直接奖励、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办法，可极大地激励产学合作中企业方的积极性。（1）明确的奖励条例和办法。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明确的奖励办法和条例，清晰确定履行产学合作教育责任的企业所能受到的奖励。（2）相关政府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给产学合作中心和基地予以专项经费扶持或通过“孵化器”的方式重点培育产学合作教育项目。合作企业投入的资金、设备等可获得合理的代偿，产学合作的企业方在这种代偿机制的鼓励和保障下，自主参与产学合作的利益才会有制度上的保障，才能激发企业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积极性。（3）在实践过程中，可依据合作的具体开展状态和规模，政府或相关部门通过减免企业税费、提供便捷的行政性程序审批等途径为企业参与产学合作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以上这些都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是校企双方可以解决的，因而校企双方还需要加强同地方政府部门的沟通。
（二）建立“超企业”组织的价值网络
在职业教育的产学合作中，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价值网络是值得提倡并可以在实践中运用的策略，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基础也是源于其趋同的价值取向。产学合作的本质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而形成的“超企业”组织，高职院校与企业双方有各自不同的战略定位、期望目标以及自身发展的瓶颈。在综合分析各个要素的基础上，双方各自能从合作方寻求到优势资源。这种实现自身目标所必需而自身又缺乏的资源的互补能帮助双方弥补现状与预期目标的差距。因而“借力发展”、“借船出海”成为“超企业”组织存在的理性基础。企业与学校之间的“超企业”价值网络组织有助于双方的风险分散、资源互补。要形成具备这样功能的组织，要求双方组建以高职院校为成员单位的职业教育联合会和以行业、企业为成员的行业联合会，并使他们之间联系具有交互、进化、扩展和环境依赖的生态特征。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产学合作教育两大主体的利益互不相同，但又可资源共享。但在当前产学研合作教育中都存在各自的缺位与不足。这主要源于动力机制不足。校企双方在立足于核心动力要素基础上，努力建立协调各方主体的机制的同时，还需要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媒介引导，在宏观层面上需要相关的高职教育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施行，再通过优惠的财政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的鼓励，积极引导企业投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最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构建双赢的合作机制，形成企业投入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反哺地方产业和合作企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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