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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银行加速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有利条件及意义
1.1商业银行加速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有利条件
1.1.1环保产业爆发式发展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目前,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正处于量变到质变的前夜,环保产业爆发式发展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环保产业高速成长已成为必然。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紧迫性强,发展的潜力大。环保产业作为全面提升民生的保障,关联建筑业、制造业、化工业、林业、养殖业、农业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关联产业链绵长,具有很强的产业带动效应。
1.1.2资本市场、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为发展绿色信贷提供了新兴业态平台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业态,由于其依托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及移动支付技术,业务办理便捷,运作模式灵活多样,相比传统金融业务,更接地气,发展潜力更大。资本市场与互联网金融的加盟,不仅能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增添新的动力,而且能拓宽绿色信贷业务的办理渠道,增加盈利模式。
1.2商业银行加速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意义
1.2.1 体现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
发展绿色信贷既是商业银行贯彻产业和监管政策的要求,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需要。2013年11月,银行业协会组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签署绿色信贷共同承诺,就加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授信管理、践行绿色信贷、提升自身环境和社会表现等内容做出了郑重承诺。尽管此承诺书对商业银行来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却体现了各家商业银行对社会的诚信。
1.2.2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了关于绿色信贷运用的相关政策,但在当时地方政府追求GDP发展的情况下,部分环评未过关的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压力,从商业银行中拿到贷款开工建设,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影响。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更多地考虑信贷投放收益,较少关注贷款项目所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在实际中,我们不难看到,不少造成当地环境污染和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工程项目,除了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外,也带来了不良声誉,招来民众和环境民间组织的批评和指责。如2010年7月,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渗漏事故,造成大面积水质污染,被当地法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00万元。因此,发展绿色信贷,对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国策具有重大意义。
1.2.3有利于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发放调查和数据分析,将信贷资金投向收益较佳的绿色信贷项目,从而有效规避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声誉风险,间接降低不良贷款的风险,获取信贷项目利润。在环境保护和治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绿色信贷需求,如环境保护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各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对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6省(区、市),明确了煤炭削减、落后产能淘汰、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锅炉综合整治等工作的量化目标,并将工作任务分解至年度;对于其他省(区、市),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这些都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1.2.4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部分生产企业需要进行升级换代,逐步提升污水、废气等处理能力,确保企业生产符合环保要求。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发放綠色信贷,助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最终通过发展绿色信贷,鼓励信贷资源向节能重点工程、技术改造项目倾斜,帮助企业技术升级,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2 当前绿色信贷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绿色信贷激励不足
绿色信贷项目由于存在外部成本,比普通经济模式高出一部分环保成本,使绿色信贷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的制度设计中,要求商业银行对资源环境有利的项目予以信贷支持,但并没有具体的激励措施。另外,节能环保项目的公共性和长期性导致其收益不高、周期长,即使商业银行有保护环境的良好意愿,但实施绿色信贷可能会导致业绩和利益受损,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有效激励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绿色信贷节能减排效益分析有难度
为量化商业银行贷款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贡献,做到项目环境效益可测量,银监会绿色信贷统计意增加了标准煤、二氧化碳当量、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节水量共7类节能减排数据。但在实际工作中,节能减排数据的获取存在一定的难度。一是部分项目的环评报告中无节能减排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或者通过测算方法计算出节能减排数据。二是部分贷款项目的技术应用等可能发生变化,节能减排数据需要与企业沟通,才能从客户方得到最新的、符合实际的数据。而且在沟通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双方理解不一致,导致节能减排数据有误。三是银监会只提供了煤层气利用、污水处理等共计13个节能减排项目测算模板,部分项目无法通过测算获取节能减排数据。
2.3绿色信贷披露信息不具有可比性
目前,上市商业银行已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规定,确定各行的绿色信贷披露口径,并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了绿色信贷相关数据。但由于各行的绿色信贷披露标准不同,披露数据没有可比性,无法准确比较判断各行的实施效果。如兴业银行是基于赤道原则按照项目进行统计披露,工商银行是按自己定义的绿色经济行业进行统计披露,而商业银行是按照银监会监管统计口径进行披露。
2.4环境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中的信息共享机制只规定了环保部门应将环境违法项目的查处情况通报当地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和商业银行。环保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仍不够完善,商业银行难以完全控制环境风险。如对于环境违法违规整改不达标的企业名单,银监会或当地银监局按半年频度从环保机构获取后发送至商业银行,信息共享频率低,共享内容有限。
2.5尚未建立监管后评价体系
银监会于2015年启动了绿色信贷评价工作,并已要求各商业银行进行了绿色信贷自评,但并未各商业银行的评价结果。虽银监会表示正在探索将评价结果运用至高管履职评价、监管评级等方面,但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3 商业银行加速发展绿色信贷的对策
3.1强化绿色信贷发展战略,加强政策引导与IT系统支持
一是将传统的房地产信贷、小微企业贷款、固定资产贷款、技术改造贷款与绿色信贷相结合,创新出多样化的绿色信贷业务产品,并配套绿色信贷资金池进行统一管理,合理调配信贷资金在不同绿色信贷产品中的配置权重及利率水平。由总行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加强绿色信贷领域的业务研究与实践,利用商业银行“新一代”系统的先进的技术平台及技术力量优势,借助我国高速运算超级计算机技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开发与绿色信贷业务相关的市场分析、客户信用及财务状况分析、快贷等一系列专业的应用系统或组件,为绿色信贷业务打造贷前、贷中、贷后的贷款营销及信贷管理利器,全程进行相关的市场分析、客户信用分析及财务状况分析,全面提升绿色信贷业务的管理水平与效率。二是研发绿色信贷行为预警系统,利用绿色信贷业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对应的策略要素作为模拟场景,模拟各种问题综合作用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可采取的化解措施,提前介入信贷风险防范与干预,避免风险发生后再进行处置而导致信贷资金损失。借鉴同业在发展绿色信贷方面的先进经验,出台并完善绿色信贷领域的规章制度及指导意见,结合降低贷款利率、优先安排信贷资金、优先安排人力资源、费用、场所等强力组合手段,在全社会形成“要环保,找建行”的品牌形象。
3.2国企与民营并重,多层次发展绿色信贷
可成立专门的绿色信贷部门,对口服务商业银行优选的环保项目。重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在环保产业集聚的地域,成立专业的绿色信贷分支行。引入环保专业人才,充分利用商业银行长期从事房地产信贷、固定资产贷款、技改贷款的优势,积极介入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的节能环保、智能、抗灾型新型住宅项目的建设,投入信贷资金支持环保企业新建环保項目及旧项目技术改造升级,为这些环保产业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资金封闭式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多渠道为大、中、小、微的环保企业提供相应的绿色金融服务。
3.3绿色信贷投向全产业链覆盖
一是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应介入环保产业全产业链发展,信贷资金不仅支持环保实体企业的发展,而且支持科研投入及环保人才培养,以抢占绿色信贷市场的制高点,占据有利区域,挖掘优质贷源,储备优质项目,为抢占绿色信贷市场份额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应及早介入高校,开展合作,以绿色信贷方式注入科研专项资金,用于大学的相关环保技术及产品的研发,促进大学以一对多的方式与特定的企业及科研机构结成共生关系,提品创新研发、企业科研技术人员的培训、优质毕业生输送等服务。三是为环保专业的大学生及企业选派深造人员提供更优惠的绿色信贷助学贷款,从环保专业毕业的准人才,直接对口到相关的环保企业、科研机构、国家相关部门及银行绿色信贷部门,实现教育、就业、产业与绿色信贷无缝对接、良性循环。
3.4点面结合,循序渐进,深入发展绿色信贷业务
哈默比原为瑞典工业污染极严重的小城镇,由于应用了先进的环保技术,环境得到重生式蜕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环保胜地,成为瑞典的国家名片。从哈默比小镇的成功可得到启示:环保技术的应用可产生超额收益,环境改善后产生的房地产价值增值收益,在短短几年间就能与投资相抵。绿色信贷注入这样的投入、回收、再投入“哈默比小镇”式环保项目建设的良性循环中,就能将成功的经验不断复制下去。绿色信贷应借助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类贷款及个人住房贷款的现有营销及投放渠道,引导我国房地产业向节能抗灾智能化发展转变,促进各类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成熟,不断降低成本,实现所有建筑向节能抗灾智能型建筑的更新换代转变,最终打造出众多“哈默比小镇”式的绿色宜居城镇。
而4月18日,车展媒体日前一天下午的媒体沟通会打破了这一传闻,瓦兰与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徐留平一起了双方的未来规划。显然,新成立的合资公司被批准已经指日可待。
未来的新合资公司长安PSA将在深圳设立总部,拥有新、旧两条生产线;第一阶段年产20万台整车和20万台发动机,投放DS系列产品和属于合资公司自主品牌的全新品牌产品;并成立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中心。合资公司将拥有40亿人民币资本,第一阶段投资总额为84亿元。
在与媒体进行简短的交流之后,瓦兰便匆匆赶往DS5的全球首发现场。
DS系列是雪铁龙定位较为高端的豪华车系,它曾于上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推出,虽然经历了大约30多年的停产,但名声显赫。DS为Different Spirit的缩写,意为与众不同的精神。
DS5是DS系列中的大尺寸车型,它在中国进行首发,无疑显示出PSA对中国市场给予的厚望,也显示出瓦兰相比于前任与众不同的精神。“中国显然是我们优先发展的区域”,瓦兰的这句话绝非客套之词,这一点从长安与PSA达成合作意向的速度上就可以看出。
2009年11月10日,长安和中航汽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重组,徐留平第一次与标致雪铁龙集团进行了接触。仅仅5个月后,2010年3月,瓦兰与亲自前往法国的徐留平达成合作共识。7月9日,双方签订合资协议。徐留平把这一过程形容为“中国汽车合作史上最快的一个过程”。
瓦兰的急迫确实是可以理解的。1992年,PSA与东风合资神龙汽车,19年来神龙的发展却只能用举步维艰来形容。虽然在最近两年,得力于世嘉、C5、标致307、408的投放和销售网络的扩大,神龙终于显现出“销售收入增幅高于销量增幅、利润增幅又高于销售收入增幅”的状态,但PSA已经等得不再耐烦了。
PSA在华两家合资公司针对的是不同的细分市场,神龙生产中、低级乘用车,新的合资公司则将重点放在高端车和商用车型之上。瓦兰的这个决定有效地避免了PSA自己在同一细分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这对于标志雪铁龙这样一个产品并不丰富的汽车企业来说,确实不失为明智之举。
相较斯特雷夫,瓦兰已经为标志雪铁龙设立了全球性的目标,中国市场也许会成为其新机遇的一个良好开端。为此,他派出PS五人执委会成员之一的奥利维到上海组成PSA亚洲区总部,加强对中国市场的统筹,同时加强PSA在华的研发能力,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以针对中国市场开发产品,同时将开发混合动力车型。
重大的改变正在发生,但法国人是否能够将重视中国伙伴和中国消费者落到实处,可能依然是一个未知数。上海车展期间,瓦兰接受了《汽车商业评论》的采访,以下为访谈节录。
《汽车商业评论》:全球汽车产业正处在变革当中,无论新能源应用还是商业模式推出,标致雪铁龙也不例外。那么未来5年之后,你所领导的公司在全球汽车产业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瓦兰:今后十年中,我们认为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全球,特别是在亚洲,在中国,环保产业会获得很大发展,我们要把DS系列引进中国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的新需求,同时引进最先进的环保车型使合资公司满足环保需求。
标致雪铁龙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或者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跟所有汽车企业的挑战一样,PSA最大的挑战是环保问题和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刚刚公布了“十二五”规划,其中的着力点也是放在环保方面。我们把碳排放量定为2020年每公里排放55克,这对所有车企都是挑战,我们将和长安一起大力开发新能源企业和纯电动、混合动力汽车,另外要把现有燃油发动机进行改造,使它成为节能环保的燃油汽车。
PSA与长安的新合资公司的首款车型已确定为DS5,未来是否会生产DS3、DS4车型?
深圳工厂将生产DS5,至于其他系列车型的生产要和长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市场分析,也有其他DS系列进行跟进。DS3和DS4将采取进口方式。
新型商用车型是不是来自标致雪铁龙集团的导入车型重新贴牌,还是根据合资公司自己开发全新的车型上市?
长安在中国的新型商用车市场是领军企业,我们PSA在欧洲的新型商用车市场也是领军企业,所以我们的合作是强强联手。我们双方都会把产品带入新的合资公司,这些产品将会有合资公司的特色,是全新设计的产品,也可以说是来自两家公司的产品,做一些适配的工作。
关键词:中欧贸易;环境商品;发展现状;完善途径
随着全球气候与环境的不断恶化,国际社会对绿色贸易的重视逐步加强。因此,以环境商品或服务为代表的新型贸易类型,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渐受到各国关注。2015年,联合国主持并制定了全球合作应对气侯变化的《巴黎协定》,拉开了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建立的序幕。2016年9月,我国在G20峰会上已向联合国率先递交了执行《巴黎协定》的承诺书,并提出了智慧型气候行动与经济稳定增长同步开展的建议,推进了巴黎协议的更快实施,也加速了国际社会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步伐。近年来,由于欧盟不断推行环境外交策略,大力支持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所以其一直处于全球环境商品贸易的领先地位。对中国来说,如何好把握当前全球机遇,推进中欧环境商品贸易良性发展,对提高中国环境商品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欧环境商品贸易合作现状
(一)中欧环境商品贸易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
随着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经济贸易往来日渐频繁,中欧环境商品贸易总额不断上升。如图1所示,2000-2015年,中欧环境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4.7亿美元增至425亿美元,增幅约为10倍以上。其中,在2000-2011年间,除2009年以外,其他年份的环境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稳步整张态势,到2011年达到最高值,总额为493.7亿美元,平均增幅为15%左右。从2011年以来,中欧环境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虽略有下降,但整体仍然较高。自2013年起,中欧环境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又开始稳步上升,平均增幅为7%。由此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中欧环境商品贸易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双边环境商品贸易发展势态良好。
(二)污染管理类商品是中欧环境贸易的主要类型
环境商品根据产品特性,总体可分为污染管理、资源管理、清洁技术和产品三类。其中,污染管理类商品是中国与欧盟环境进出口贸易的最主要产品类型,在我国对欧盟环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超过90%。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宏观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污染管理类商品的出口额约为150亿美元,占中国对欧盟环境商品出口总额的80%左右;进口额近240亿美元,占比超过95%以上。而资源管理类与清洁技术和产品类商品的进出口总额之和较少,仅为30亿美元,占我国对欧盟环境商品贸易总额的比为7%。截至最新数据表明,在中欧环境商品贸易的主要类型中,污染管理类商品中的废水管理类商品是中欧贸易主要商品,贸易总额占中欧污染管理类商品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且呈逐年上涨趋势。
(三)中欧开展环境商品贸易的国家较为集中
当前,我国与欧盟开展环境商品贸易的国家较为集中,主要为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新西兰。据新闻网数据资料整合,2015年,上述国家与我国环境商品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约为320亿美元,在我国与欧盟全部环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达80%以上。具体而言,根据我国从欧盟各国的环境商品进口情况来看,我国从以上国家进口的环境商品总额约为170亿美元,占中欧环境商品进口贸易的比例为85%;根据我国对欧盟各国出口的环境商品情况来看,我国对以上国家出口的环境商品总额约为150亿美元,占中欧环境商品出口贸易的比例为75%。其中,德国是我国在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比达40%之多。2015年,中德双边环境商品的进出口总额约为180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135亿美元,出口额约为45亿美元。
(四)我国与欧盟间的环境贸易合作项目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节能环保产业重视的加强,我国与欧盟间的环境贸易合作日益增多,环境保护与治理项目不断增加。例如,2013年,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联盟在罗马尼亚成立了中国节能谷产业园,用以研究重金属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重污染控制与矿区生态恢复。同年8月,新疆环保科学院与意大利SIMAM公司签署了成立“中意水处理新疆技术合作中心”的合作协议,用于处理当地农村生活污水,保证水源地安全。
自2016年以来,中欧环境贸易变得更加频繁。先是瀚蓝环境与德国瑞曼迪斯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展佛山危险废弃物的资源再生与终端处理业务。2月,江苏维尔利公司斥资3025.433万人民币,收购了德国EuRec公司70%的股权,有利于引进德国先进固废处理工艺技术与设备开发环境商品。同一时期,我国北控集团以14.38亿欧元收购了德国最大的垃圾发电厂,成为中国公司收购德国企业中金额最大的交易。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与欧盟间的环境贸易合作正逐步增多。
二、中欧环境商品贸易合作面临的障碍
(一)中欧环境商品贸易结构不协调
近年来,尽管贸易总额整体上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与中欧之间其他商品贸易额相比较,环境商品的贸易额所占比重仍然较低。据新华网统计,到目前为止,中欧全部商品贸易中环境商品所占比重不到20%。从贸易结构看,工业制成品分别占欧盟出进口贸易的81.4%与97.3%,进出口值最大的均是机械和车辆产品,分别占50.1%和52.4%。2010-2015年,中欧污染管理类商品贸易中的5类商品,包括废水管理商品、空气污染控制商品、固体废弃物管理商品、环境监测分析、评估类和可再生能源商品,其贸易额之和在双边环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超过88%以上,结构性不协调性较大。我国与排名前十的环境商品国的贸易总额基本超过了90%。其中与德、英、意三个国家的贸易额占中欧全部环境商品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42%、13%和10%,贸易区域比较集中。
(二)我国环境商品相关技术水平较低
早在2009年欧盟就开始推广先进的“膜生物反应污水处理技术”。丹麦在环境保护方面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绿色商品的出口量,如污水处理设备技术、废水处理设备技术等,占本国出口总量的百分比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丹麦GDP已增长80%,由于其环境商品技术比较先进,出现能源消耗零增多现象,CO2排放量明显降低至13%。然而我国污水处理设备生产与技术改造时期较晚,虽然国产的高强度曝气机、微孔曝气器、曝气转刷、曝气鼓风机、各类格栅除污机、刮砂机与大型污水泵等已基本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但由于各类环境商品的技术含量仍普遍较低,出口的环境商品不足20%。
在污泥治理方面,如唐家沱消化干化、石洞口干化焚烧等项目,通常由于环境商品相关技术水平较低,我国简单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导致在技术、造价与监管等方面出现与国情适用性不足问题。据中国厨房设备网数据显示,2016年,虽然我国净水器生产企业已超3000家,但大部分企业技术较落后,欧盟国家净水器普及率90%,而我国净水器的普及率仅5%。以此可知,由于我国环境商品相关技术水平较低,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现象依然比较严重。
(三)双边环境商品相关标准不相同
据2015年中宜环科环保产业研究数据得知,欧盟对环境商品设备的分类与标准化实施的比较早,现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如英国标准化学会与德国标准化学会等。德国水处理设备标准共有60项,包括基础标准2项、污水处理厂相关标准共18项、技术与构件装备的设计原则有12项、专用装备标准13项、50PT以下小型废水处理系统标准共7项与试验方法类共8项;英国现有污水处理设备标准54项,包括建筑物外排水和污水系统标准共10项、污水处理厂相关标准共8项、管道系统标准共36项,整体上相关环境商品设备的标准比较齐全。然而,目前我国在全自动水处理设备监管标准方面,仍未建立完整科学的标准体系,只有3种行业标准,即环保部行业标准、住建部行业标准、机械业标准均涉及全自动水处理设备,存在一些商品标准重复规定、标准应用扯皮与监管较为混乱等现象,导致我国北京华豫清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德国的污水管理类设备面临相关标准壁垒。
(四)我国环境商品质量水平滞后
产品质量水平是中欧环境商品贸易受到阻碍的关键因素之一。据中国环保在线数据显示, 德国EEW公司是欧洲一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其环境商品质量、排放指标等方面均是世界一流水平。该公司在德国与周边国家拥有18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设备质量高,2015年垃圾实际处理数量达到440万吨,市场占有率约18%左右,排名第一。然而我国环境商品质量水平比较滞后。据中华机械网显示,2015年,我国有35%―40%的环境商品水平较低,仅处于欧盟20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并且,现有国产污水处理设备中,由于质量滞后,大概有l/5属限制生产或限期淘汰商品,约有2/5属于需改进商品。在环境产品设计方面,曝气处理系统、机械过滤沉淀系统与污泥脱水处理系统等国产设备,等于欧盟20世纪80年代水准,难以满足欧盟环境商品贸易需求,最终由于中欧环境商品相关质量,制约贸易往来。
(五)中欧环境商品成本颇高
我国政策导向是使用外资大规模进口设备,致使国产设备失去平等的市场竞争机遇。近10年,我国污水处理厂90%设备主要依靠欧盟外资进口,损耗大量财力进口设备,成本与国产设备相比,增加4―6倍,严重抑制国产设备出口贸易。据人民网得知,2015年我国污水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仅9.74%。由于环境商品设备在进水口与出水口,环境潮湿、试剂存在腐蚀性,加之现有污染源企业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器寿命只有5年左右,导致我国环境商品的成本高。
另据碳市场资讯数据显示,2012年欧盟首次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法规纳入国际航空,并要求全部欧盟境内飞行的航空公司为其碳排放量买单,使得中欧间的贸易成本增加。据互联网数据显示,2016我国污水处理厂中90%的设备是从国外进口。济宁华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意大利贝亚雷斯离心式脱水机在我国的指定服务商,也是国内知名专业维修保养各类进口污水处理设备企业,但因进口环境商品设备价格昂贵,不利于环境商品的长期贸易。例如,一台服装污水处理设备,价格高达2万左右。由此可知,我国环境商品重点依靠欧盟外资进口,损耗大量财力进口设备,致使环境商品设备成本增加,严重抑制国产设备出口贸易。
三、推动中欧环境商品贸易合作发展的升级途径
(一)加速AEO互认,助力中欧环境商品贸易发展
通过完成中欧AEO互认,为双边提供守法、诚信、安全企业最优惠的通关便利,提升中欧环境商品贸易供应链的安全、便捷水平,成为贸易剂。我国应把握一直与德国、比利时等欧盟国家有频繁贸易往来机遇,应有效发挥中欧AEO互认制度作用,享受与欧盟境内认证企业相同的通关便利,加大简化手续,缩短通关贸易时间,进一步拓宽欧盟环境商品市场。充分运用海关AEO高级认证,并成为AEO高级认证企业,促使企业在欧盟环境商品市场更具竞争力,包括减少检查与审验、安全环境商品贸易伙伴身份的承认、简化风险评估手续、环境商品货物优先通关、商品贸易连续运行保障机制。并且,拓展运用AEO互认平台区域,促使更多市区与其他区域高级认证企业享有中欧环境商品贸易时间的通关便利,降低通关成本,推动对欧环境商品出口良性发展。
(二)构建中欧环境商品物流合作枢纽与集散中心
为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创建,应积极建设中欧环境商品经贸物流合作的枢纽与集散中心。例如,西安国际港务区应有效依托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西安综合保税区等支撑平台,与阿拉山口口岸、青岛港、霍尔果斯等口岸创建密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构建中欧环境商品物流合作枢纽及集散中心提供平台。并且,我国大型国际港务区应充分发挥中欧班列、“西安港”与陆空联运等经济平台效用,不断开拓“海外中国”发展新空间,有效运用“海陆空”全方位的物流通道,为提高内陆对欧盟国家开放水平增添更多新动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依靠陕西、西安地缘优势,应有效发挥其港口功能,创建物流合作枢纽与集散中心。比如,良好利用以陕西西安为中心,形成“一带一路”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实现无缝对接,将“西安港”正逐步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推动中欧环境商品贸易发展。
(三)升级双边环境商品投资贸易,促进企业间有效对接
我国应要针对环境商品贸易结构特征,着重开展市场分析。环境商品企业应该将投资重心转移至新兴环境商品产业,平衡对污染管理类商品、空气污染控制商品、固体废弃物管理商品、评估类和环境监测分析等环境商品的投入。需要尝试投资其他绿色能源类环境商品行业,合理分配资金投入量,防止形成对于某一类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中欧双方经贸环境商品贸易应在环境商品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开拓新空间。另外,我国应不断发展环境商品产业,促进商品出口结构的升级,改变原有以粗方式生产与加工模式,向新兴经济增长方式迈进,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应有效发挥我国正大力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欧洲在资源有效型等方面成功经验与创新技术等优势,促使欧洲企业将先进技术、理念与管理经验与我国环境商品市场深度融合,实现企业间对接,打通中欧两大市场。
(四)启动环境商品投资协定谈判,搭建双向投资平台
中欧双边应共同采取行动,推动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应由各国负责对外贸易的部门牵头,集中收集海关出口信息、欧盟市场价格信息与环境商品进出口信息,与地方相关部门的终端联网,启动环境商品投资协定谈判,双边互相搭建投资平台,并依照环境商品、分企业实行分类指导,以便企业尽快调整环境商品出口价格。要加快实施环境商品投资相关协定谈判,创造环境商品市场准入畅通条件,为环境商品投资者和投资活动提供更多保护。另外,通过制定双边环境商品投资协定,帮助中欧双方进一步推进项目投资发展,加速中欧投资者进入对方市场的实际进程;并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权限,促使双边公司不受任何来源地与所有制构架的影响,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公平竞争。
(五)实施投资对象多元化新型战略,防止潜在金融风险
针对当前我国环境商品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企业应确认投资国家多元化新型战略,进一步拓宽的环境产业投资区域,充分减少其潜在金融风险。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同行的监管模式,经过自主组织构建或聘请等路径,准确分析投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环境商品市场动态与行政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强对环境商品产业的监控,尤其是对目前尚未形成改组,且投资较为集中的商品,即时调节环境商品资金投放金额、频度,稳步减少潜在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协同效应减少交易成本。利用多种方式扩大环境商品企业传统边界,促使企业外部非确定易合约转变成内部契约。例如,综合采用横向与纵向一体化投资方式,节约环境商品制作原料与营销成本,降低不必要的同业竞争与潜在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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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进入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条件
1.航天三线企事业单位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目前,国家界定的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等10省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6%,人口占全国的23%。航天工业在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等6省区都有大型的科研生产基地或大型厂所,特别是在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等5省区的科研生产基地,在当地工业经济中都占有一定份额且颇有影响。这些就是航天进入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大开发做出贡献并在贡献中求生存、获发展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航天工业在中部的接应能力和东部的后援也具有相当实力,从中部的湖北、湖南、广西、河南、山西5省区看,航天大型科研生产基地或势力较强的厂所,地理位置上靠近西部,有些还属于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经济开发区。从东部地区看,无论是上海、江苏、北京、天津,还是东北地区,都有航天大型科研生产基地或大型的厂所,尤其在北京、上海的科研生产基地,其规模和水平都相当可观,可为西部大开发提供科研、生产的后援与支撑。
2.位于西部地区的航天科研生产基地颇具实力
位于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云南等西部地区的航天三线基地都属于科研与生产结合型企业,设施设备与技术手段比较先进、配套,而且比较集中;其科研人员、技术工人的实力比较雄厚,专业技术与工种齐全配套,在东部沿海超常发展中,这些基地曾发生过“孔雀东南飞”,一些科研人员成为东部大发展的优秀人才。航天三线基地在西部人才与智力开发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能肩负重任并做出贡献。
3.航天的优势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航天三线基地及整个航天工业具有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生产、检测机电算一体化产品的能力,在专业优势与产品优势方面符合国家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需要。如计算机及其应用类产品:程控交换机、STD工业控制机、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CAM)、友力2000集散控制系统、多功能商业收款系统、增值税发票防伪识别系统等;自动控制技术类产品:自动称量包装系统、电站监控系统、锅炉监控系统、锅炉微机自动控制系统、机床数控系统等;综合电子技术类产品: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有线电视及大型自动广播扩音系统等;综合机电类产品:医疗器械、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还有其他一些特种材料与工艺、节能、环保类产品,包括复合管道、双燃料汽车等。这些产品在信息产业、环保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电力和通信等方面,都是可以满足西部需要的产品,且有东部航天单位做技术后盾。
4.利用航天技术和产品改造传统产业是航天三线基地开发西部地区的一个优势
航天三线基地在计算机及其应用、卫星地面应用、远程遥控与遥测等产品上都有长项,可为西部传统产业提供技术改造,特别是为资源开发类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可以就地取材,就地研制生产,就地安装使用,这是西部大开发所需要的,也是为西部大开发做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5.航天的声誉与形象是外引内联的无形资产
航天科技工业40多年来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民、军民结合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都已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赢得了荣誉。目前,面对国家大力开发西部地区的大动态、大趋势,国有资本、东部资本、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都将向西部倾斜和纷至沓来,中国航天可以利用声誉和形象的无形资产,加上科技与产品实力,不断发展和扩大外引内联的规模,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进入西部地区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航天三线企事业单位脱困、改革、发展与服务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系
西部大开发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大局,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局,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为这个大局做贡献,无疑是第一位的。航天三线企事业单位脱困、改革、发展,乃至整个航天的改革与发展,与服务这个大局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服务大局是航天三线企事业单位脱困、改革与发展的契机,抓住机遇,全力以赴地进入西部大开发实乃当务之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航天在西部大开发中有所作为与进入行业、联合地方的关系
航天三线科研生产基地乃至整个航天确有一定的科技实力与优势,但必须找准位置,才能有更大更好的作为。进入行业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使之纳入国家的产业规划。联合地方与进入行业是一致的,可以使航天的项目、产品更符合地区的发展规划与需求,使之享受国家和地方的优惠政策,使项目和产品有更大的发展后劲和较长的市场周期。在联合地方时要在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下,让利于地方,有些应构建利益共同体。
3.航天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单位之间的关系
西部大开发是浩瀚的伟业,位于西部的航天单位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是桥头堡,是窗口;中部地区的航天单位是中转站和补给站;东部地区的航天单位是后援、是技术支撑。三个地区的航天单位必须本着“联合起来求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大力协同,共谋西部大开发的伟业,必须坚决地反对只顾及局部暂时经济小利和狭隘本位主义,废止割据状态。
4.项目、产品与体制、机制的关系
项目、产品相当于生产力,而体制、机制相当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经过充分的技术和市场分析,确实是有技术水平与质量保证、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产品,必须采取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去运作,有的可采用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构建新的技术经济实体,按《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使之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5.三线调迁与服务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系
目前,航天三线单位的调迁,有的正在完善和充实;有的正在调迁;有的还没有调迁。调迁工作应充分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相应地区的发展重点;调迁工作要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调整相结合,要进行存量资产的重组,增量资产的注入要择优扶强,要使新点真正成为生机盎然的经济增长点和开发西部的生力军。
6.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西部地区的腾飞要有五个因素:时代与地缘因素;港澳台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等。目前,西部地区还不具备前三个因素,只能靠后两个因素来激活或弥补前三个因素。航天西部地区的单位必须借鉴东南沿海地区起飞的经验,充分利用国家的特殊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吸引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东部资本和其他国有法人资本等的投资,并按市场经济规律(竞争、供求、价格规律等)和市场机制(竞争、激励、约束和市场分配机制等)进行运作,才能使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转化为生产力,促进航天的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发展。
7.关于人才资源开发与项目、产品开发的关系
项目、产品的开发要靠科技知识创新,靠科技成果的转化、转移,直至形成产业。然而,这些创新和产业化的关键因素是人,是科技人才。因此,必须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注重人才结构的调整,注重科技人才的吸引、稳定和调动积极性,这对搞好项目、产品开发是至关重要的。反过来,项目、产品开发工作搞好了,科技人员才有用武之地,经济效益也上去了,就更能有利于科技人才资源的开发,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就会使航天三线单位乃至整个航天兴旺发达。
8.产业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牵引的关系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1-0192-03
随着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作为中国重要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在2014年开始出现大幅回落,甚至以“断崖式下滑”形容情势之紧迫。当前在出口不振、消费放缓的背景下,稳投资对于东北经济来说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阻止东北经济的持续惯性下滑,更可以为经济提质增效和调结构转方式赢取时间、奠定基础。近期,国家已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其中重点加大了对东北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持力度。下一步,如何谋划好固定资产投资工作,从而进一步释放投资活力,实现投资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对于东北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转型升级可谓至关重要。
一、东北固定资产投资“新常态”下凸显新难题
在拉动东北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可谓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针”作用。以2013年为例,辽吉黑三省投资率分别达到62.6%、69.6%和65.6%,分别高出全国14.8个、21.8个和17.8个百分点,充分显示出东北地区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但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支撑东北经济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动力开始出现不足。
(一)投资增速持续下滑
自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依托投资拉动战略,有效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了配套较为完善、运转较为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为促进经济实现赶超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近年来随着东北地区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却呈现出了后劲不足的态势,尤其是随着国内经济增速下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更是愈加明显。
上表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红利支持下,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3年的20.4%迅速提升至2006年的39.8%,且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9个百分点。之后投资增速又经历了四年的稳定期,增幅均保持在30%以上的较高水平。进入2011年,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呈现下滑趋势,增速较上年下降6.3个百分点,其中辽宁降幅达13个百分点,但整体增速仍高出全国2.7个百分点。2012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东北固有的经济结构及体制机制矛盾开始加速暴露,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就是增速直线下滑,且降幅明显快于全国,2013年和2014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低于全国1.2个和5.7个百分点。
(二)投资结构性矛盾突出
近年来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投资的外延性扩张特征明显。从2011年-2013年东北地区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看,新建扩建项目投资比重分别达到59.6%、79.6%和81.6%,与之相比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明显偏少,显示出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另外,从能够体现出技术进步意义的设备以及工器具装置购置投资方面看,2011年-2013年东北地区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该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仅为24.2%、24.7%、22.8%,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重则分别高达67.6%、64.1%和65.1%。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东北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大型投资项目偏少。对于当前东北地区整体的产业结构特点和经济发展所处的成长阶段,大项目仍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基础。
单从数据上看,2008年以来东北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投资额在500万元至1亿元区间的比重一直较大,平均占比在30%以上,而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大型项目平均占比都在20%以下,且这一比重自2010年还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
(三)投资效率不断走低
投资效率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效的重要反映,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指标予以衡量,具体定义为当年的资本增量与当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量的比值。通过这一指标可以计算出一个单位产出增长所需的投资量。研究中如果使用ΔK和ΔY分别表示资本存量的增量和总产出的增量,那么计算ICOR的公式就可以表示为ΔK/ΔY。这一公式的弊端是将总产出的增量都归结于投资的贡献,另外就是忽视了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所存在的时滞问题,但从实际运用中发现,这一指标不仅计算方便且较为直观,更重要的是实践中发现比较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该指标为逆指标,即ICOR值越大,表明投资效率越低,相反ICOR值越小,则投资效率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在计算投资和产出增量时需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均折算成以2002年为基期的实际价格。根据ICOR公式计算的东北地区投资效率数据见表2,趋势图见图3。
从上表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2003年国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至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初现端倪,东北地区的投资效率较为稳定,ICOR均值在3.55左右,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进入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波及范围蔓延全球,导致国内投资效率较上年同期明显下降,ICOR值同比提高1.46,但危机对东北地区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2008年东北ICOR值较上年还下降了0.2。之后,随着国家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推出,东北地区与全国的ICOR值又都快速走高。随后的2010年和2011年,东北地区和全国的投资效率又迅速回升,与危机前水平基本相当。但自2012年以后,东北地区投资效率迅速下滑,ICOR值陡然走高,且与全国的差距逐年拉大,2012年-2014年东北地区ICOR值分别10.2、16.7和21.9,分别高出全国0.7、5.8和8.1。
二、支持东北经济振兴发展的固定资产投资策略
目前东北经济正处在动力转换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的下滑使得原有的体制机制性矛盾以及结构性矛盾叠加效应更加明显,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于目前来说就是要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预期,进一步发挥好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器”作用。未来一段时间里,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应更多地在“精准发力”方面下功夫,不仅要实现总量的稳步增长,更要在结构和效率方面布局谋篇。
(一)以扩大投资总量为基础,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2015年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下滑态势仍然持续,从上半年数据看,东三省的经济增速均在全国排名靠后,稳增长的压力愈加突出。在外需疲弱、消费难以短期大幅提振的情况下,投资对于稳增长的意义重大。应该说,保持投资总量的适度增长,不仅是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所决定的,更是东北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产业结构特点以及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未来一段时间,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是调结构、促改革,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接下来,东北地区应在抓好项目落地基础上,深入做好协调和推进工作。一是围绕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统筹谋划一批事关全局、利与长远的投资项目,尤其是要抢抓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与国内产业承接转移重大机遇,立足东北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强化市场研判和技术论证,选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同时,在项目布局方面,要注重统筹协调,既突出东北三省各自的区位特色,又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从而避免区域内的同质化竞争。二是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通过协调工商、土地、环保、规划、金融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形成支持重点项目发展的联动机制。同时,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市场分析报告,争取立一项实现一项,确保项目做实。三是深入推进银企对接,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对重点项目和企业的贷款需求进行梳理、论证、筛选、分类,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及时向银行推介;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应充分发挥好窗口指导作用,通过定期召开银企座谈会、项目推介会,以及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增加信贷投入。
(二)以改善投资结构为重点,实现经济跨越发展
在保持投资总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重点要将投资重心向结构调整方面转变。一是严控新增投资投向落后产能。对于新增的投资,要严格把好准入关,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涉及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建设。同时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对新增项目要实行严格的节能节耗的评估审查,并实施环境影响评估,对不符合节能标准的项目不予审批。二是侧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对于东北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东北新一轮振兴举措的实施上,要明确将投资重点投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着力构建东北产业协调发展规划,突出区位优势和特点,明晰各自发展方向,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和产业的同质化,防止出现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三是重视技术改造投资。加强以节能减排降耗为内容的技术改造投资,采用税费减免、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支持企业加大对信息网络、工艺流程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结构优化、节能节水、安全生产、自主品牌升级等在内的技术改造项目的投入,促进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四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发挥区域产业优势和成本优势的先导,是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基础。一方面要继续增加城市管网电网建设和改造、城镇通信设施建设、污水垃圾处理、棚户区改造、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着重加大对落后地区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降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改善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