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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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第2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内容摘要：哈耶克认为：保持“货币中性”是实现经济均衡的重要条件，货币的最优数量惟有市场才能发现，所以要“非国家化”。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度导致消费过度并使生产资料不足引起的。在生产力要素的时空组合上，哈耶克的“联系的网络”观念与马克思的“空间并存，时间继起”的思想类似。要以为指导，研究市场机制在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
关键词：哈耶克 货币周期理论 比较
哈耶克的货币周期理论简述
（一）“货币中性论”和“货币非国家化”
哈耶克的货币周期理论是早期的重要经济思想。受魏克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影响，哈耶克的货币理论表现在“货币中性论”（Money neutrality）和“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两个方面，是由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概念和价格体系作为一种信息传统网络的概念相结合组成的。在哈耶克看来，货币数量变动后，不管一般物价水平是否变化，只要各种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就会对生产结构产生影响。
因此，只要货币能保持中立，就不会影响经济自动均衡的机制。这种动态变化有利于经济发展，保持货币中性是实现经济均衡的重要条件。货币非国有化是指各家银行发行有自己注册商标的货币。哈耶克认为：货币发行权如果由国家垄断，必然会造成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引起失业和通货膨胀。货币的最优数量是不可能事先确定的，惟有市场才能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滞胀的出现，哈耶克本人也放弃了通过高度政治化的货币机构来实现货币稳定性的提法。
（二）资本理论
哈耶克从自己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资本理论。他认为：资本不是同质的存货，不是同一种东西的堆积，而是各种物品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网络，是相互补充的各种组成部分之间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结构，生产过程应该被视为一个接一个的“阶段”，从最终消费层层递进，一直到更为遥远的阶段。非消费品的杂乱堆积，未必能够增加最终产出。每种资本投资如果要想能够提高最终消费品产出，就必须适应指向最终消费阶段的资本的完整结构。那些没有能够构成这样完整结构的投资，就是扭曲的投资，只能造成资本损失和运营亏损。价格的根本作用在于只有在它能够反映所涉及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品（不断变动的）的相对稀缺程度的时候，资本结构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那部分扭曲的投资。
（三）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哈耶克均衡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但这还只是停留在仅仅运用金融工具范畴，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人们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同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应之比。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导致消费过度并使生产资料的资本不足的周期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因素是促使生产结构失调的决定性原因。
以没有闲置的生产资源为前提，在经济扩张阶段，资本市场上对于投资资金的需求将超过储蓄，生产将利用银行膨胀的信用，扩大资本物的生产，这导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费品的土地同劳动要素转用于资本物的生产，但是，当银行扩大的信贷经过生产者转手变成人们的货币收入以后，按哈耶克的假定，人们将他们的消费恢复到正常比例，这就引起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生产要素又转用于生产消费品，一旦信用扩张被迫停止，危机就会爆发。这时或表现为高涨阶段利用银行信用正在进行的投资（新建厂房），由于资本缺乏而萎缩或中止；或者表现为已生产出来的机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资本家缺乏资本而销路不好，价格猛跌。哈耶克认为危机所引起的物价下跌会自动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一旦资本供应恢复同增加，经济也就自然地走向复苏，无须国家干预。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观点
（一）凯恩斯的观点
凯恩斯（1883-1946年）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承认经济危机存在，但却提出发生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来自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一是人们不爱花钱的心理，造成对消费资料需求不足；二是资本家对投资前景缺乏信心，造成对生产资料需求不足；三是人们愿意手里保存现金以便使用灵活方便，造成利息率偏高。这些心理因素影响，引起需求不足，投资下降，生产缩减，失业增加，从而爆发经济危机。
凯恩斯认为，要解救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他还提出一套“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赤字财政政策；信用膨胀政策；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等。
（二）弗里德曼的观点
弗里德曼（1912-2006年）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
弗里德曼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要“公开宣布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马克思关于货币周期的理论概要
（一）马克思对货币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时指出：“货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马克思考察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之后指出：“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三个所有循环的统一”。产业资本要连续地循环，必须具备两个互相联系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产业资本各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同步并存；第二个条件是产业资本各个循环形式在时间上的继起性。产业资本的循环只有具备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条件，在三个循环形式的统一中，总过程的连续性才能顺利地得以实现。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产业资本循环只能在不断中断和破坏中进行运动。
（二）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理解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经济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每过一定时期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引起的相对生产过剩。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哈耶克货币周期理论和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比较
首先，哈耶克与马克思都是对人类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大而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对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理解和均衡状态下研究货币的作用，有类似的共同点。对经济的研究采取极其严密而科学的态度方面也很相像。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他们的思想会继续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其次，从两位作者的活动年代来看，马克思主要的研究活动在19世纪中后期，哈耶克主要在20世纪。应该说，哈耶克的思想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第三，在生产力要素的时空组合问题上，观点趋同。哈耶克主张：资本是相互联系的网络，生产过程应该被视为一个接一个“阶段”；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各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和时间上的相互继起性为产业资本继续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四，在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上，哈耶克主张坚定不移地完全信任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而马克思主张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马克思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显然，哈耶克本人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政治的干扰，试图用纯经济的视角研究经济，但是，他所研究的出发点是经济的均衡状态，而所谓的“均衡状态”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理想状态”；是极少数人靠过去的掠夺成果任意剥削绝大多数人的“理想状态”；是假定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非人道的“一相情愿”。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把西方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传统的经济学；第二层次，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凯恩思主义经济学；第三层次，对市场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主张经济萧条时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层次，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用―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看，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我们如实地观察的理论体系，理解其中的辩证逻辑思维，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适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肯定的理解中，同时指出它由于内在矛盾的发展而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向。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肯定中包含否定的、辩证的理解。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的篇幅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也是为了让刚刚发展资本主义的德国借鉴英国的经验，“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哈耶克主张的“货币非国家化”实际上是让极少数金融寡头控制货币这种特殊商品进而骑在世界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均衡状态”永恒。这种状态对于特权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再美好不过了。就像当今部分世界金融资本控制世界一样。然而，到今天的人类历史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马克思是运用辩证逻辑思维阐述了它的货币周期理论在内的经济思想，就像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较发达的英国的工厂法的积极的一面给予肯定的同时，通过《资本论》全篇，阐述了资本主义终将走过其历史过程的必然趋势。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把握经济理论，就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理解的经济理论，要以为指导。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济的内在矛盾；但是，与此同时，也催生了更为复杂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世界的历史还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范围内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
2.顾锦屏，周亮勋，吴惕安，杨启.马克思的伟大一生[M].北京出版社，1983
3.宋鸿兵.货币战争[M].中信出版社，2007
第3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
一、引言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蔓延，各国经济出现负增长，许多知名企业纷纷倒闭，中小型企业更是无力继续支撑下去。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的企业管理者不能坐以待毙，应积极的态度、合理的方法应对，达到经济能够触底反弹。因此，如何对市场经济未来趋势曲线以及潜在需求的精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立足并壮大的有力武器。
二、经济管理的创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作用
顾名思义，企业经济管理是企业内部采取的管理模式，包括管理方案、近期与远期发展目标、审评体系以及各种有关生产经营的系统规划等。现阶段，实施企业经济管理的目的都是使企业的效益更上一层楼，单纯的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从长远来看，这样便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在这里我们所提及的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是站在一个新的高点全局考虑，将各子系统相关联的部分统一考虑，将各种功能细化，统筹管理，企业各系统功能之间呈现树状分布。近期，危机接连不断，企业运营出现问题，经济萧条。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各企业就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经济管理创新才能使经济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竞争一直是经济领域最突出的特点，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想拥有强大的臂膀，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的企业与国外的同规模企业相比较，无论是从经营模式还是技术、人员素质等方面均存在不足，这样就会给企业的长足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以上的不足被放大，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因此，及时更新企业经济管理模式，提出创新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的方式
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进行经济管理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创新的管理方式才能够确保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保证企业实现生产经营价值的最大化。通常情况下，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管理的创新：
第一，企业经济管理观念的创新。友善款待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企业链。从自身做起，热爱岗位、热爱同事以及热爱客户，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员都是你的战友；更新企业管理观念从危机意识开始，时时刻刻有危机感，每时每刻有战略意识，将企业永远放在第一位；与外部关系和谐相处，这一观念不仅表现在经济衰落期，同时也表现在经济繁荣期。在繁荣时期建立和谐的关系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竞争力更强，盟友之间相互帮助、团结合作、共度难关。
第二，信息化平台的引入创新。当今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经济领域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引入信息化平台的同时要尤其注重它的创新。信息化的创新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表现为企业财务管理手段的网络信息化。其中包括：远程监控、远程评估、报表实时传输、远程操控等一系列工作。在网络信息化的基础上，建立企业专门的信息管理数据库，保证财务管理的完整性。
第三，企业经营策略创新。独辟蹊径，方法多样。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组织结构，充分利用科技技术，将商业引向“出租时代”。在建立信息化平台的同时，创新组织结构，树立标新立异的企业品牌。适当多元化经营，以克服经济危机来临时企业的盲目与慌张。可以说经营模式的多元化创新是当今时代解决后金融危机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多种方式经营可以规避锋芒，保持企业的存在空间。企业进行经营策略的创新能够是企业实现多种模式的经营管理，适应社会不同方面的需求以及要求，也使得企业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市场经济中获得立足之地。
第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企业的发展靠员工的努力、智慧，只有集思广益才能将企业的明天建造的更美好。企业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工作，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进行定期的员工教育以及培训使得企业的所用工作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的掌握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经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不应该进行人力资源成本方面的做法，而是应该通过创新以及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根本上降低其管理成本，从而达到节约企业的资源以及成本。
第五，企业要创新市场。经济危机期间，市场经济不景气，一方面企业必须要在这个阶段进行企业员工的相关专业技术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企业必须要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充分认识市场整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市场未来的需求。企业还要对调研的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结合企业当前自身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道路以及方向。只有做到以上两点，企业才能够在金融危机中创新市场，寻找新的市场生机，使得企业能够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竞争力，立于市场经济不败之地。
第六，企业要进行创新企业战略以及创新企业生产活动。面对全球环境经济危机，企业要做到能够主动降低企业整体的盈利目标，选择进行一些企业战略上的创新，企业的整体大的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也是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随时创新的，只有这样进行创新企业的战略，才能够保证企业正常的运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要想能够实现整体的目标，必须要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只有开展科学创新的经济管理工作，才能够保证企业有效的提高工作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以及经营成本，在整体上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得企业适应后金融危机的环境以及市场竞争。因此，企业要想能够确保正常顺利的运营以及生存发展，就必须进行经济管理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季秀杰.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困境及创新策略[J]. 绿色财会，2011，（09）
[2]张莉萍.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2011，（10）
[3]周家华，张立金，吴玲.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并购整合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辨证关系研究[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第4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关键词：车联网；物联网；Telematics；智能交通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02（2012）11-0039-03
0 引 言
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科技创新都成为战略制高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作为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的代表，物联网已成为经济危机后期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从“智慧地球”到“感知中国”都体现出决策者对物联网的高度关注。然而，发展物联网也不能四面出击，应该抓好重点，注重实效。在这个过程中，车联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车联网是指通过多种无线通信技术，实现所有车辆的状态信息（包括属性信息和静、动态信息等）与道路交通环境信息（包括道路基础设施信息、交通路况、服务信息等）的信息共享，并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对所有车辆的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综合服务。车联网可以实现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可以帮助实现车、路、人之间的“对话”。就像互联网把每个单台的电脑连接起来，车联网能够把独立的汽车连接在一起。
在国外，欧洲汽车公司 （如曼、沃尔沃、斯堪尼亚、奔驰等公司） 早已将车联网技术应用于车队管理。同时，欧洲客运公司也在积极推广应用车联网技术。美国的IVHS、日本的VICS等系统也都通过车辆和道路之间建立有效的信息通信，从而实现智能交通的管理和信息服务。比较优秀的车联网系统有瑞典SCANIA的黑匣子系统等。目前，车联网的主要应用是Telematics（车载信息服务）。美国、日本和欧洲的Telematics应用较为成熟。全球应用成功的Telematics 有日本的VICS 中心、丰田的G-Book 以及通用的On-Star。韩国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我国，Telematics 是一个新兴的、用于汽车通信市场及个人应用的系统。2009年，丰田G-Book和通用On-Star在中国正式推出Telematics服务。因此可以说，2009年是中国Telematics的产业元年。
第5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关键词:货币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导火索: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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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2):310-312.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5]王德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第6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导语 日本的跨国婚姻的比例隐藏着神秘的规律，跨国婚姻的势头变化总是领先于全球经济形势两年。
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严谨，因此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恐怕是世界各国中做得最细致的。查阅日本跨国婚姻的数字，虽然枯燥，但也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跨国婚姻比例一直在1%以下。1980年突破1%，1987年达2%，仅两年后的1989年就突破3%。但在1990年突破3.6%之后，因离婚率的迅速增加开始徘徊。到1995年，跨国婚姻终于又止跌回升，再度掀起。在世纪之交稍有滑落后，2003年再度上涨，2006年突破6%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长期滑坡。
从数量上看，1990年跨国婚姻约为2.5万对，2006年约为4.5万件。
仔细观察这组数字，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日本的跨国结婚势头总是先于经济形势两年左右变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两年，跨国结婚比率已经先行下落；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前2年，跨国结婚比率开始迅速增加；又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2年，跨国婚姻比率已先行坠落。真应了那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超越国境的爱情结晶，竟似隐藏着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的魔手！
再看国际离婚占离婚总件数的比例，1992年才开始统计公布。当年约占4.3%，此后一度低回至4%左右，1997年再度上升，年年刷新，2005年突破6%。此后，由于日本人离婚基数的缩小，相比之下国际离婚所占比率如脱缰野马般跃升，本文由收集整理与国际结婚件数的减少呈现出一种巨大剪刀的形状。
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似乎也同样隐含着某种神秘的规律，1992年开始统计公布本身就非同寻常，那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之年，也是跨国离婚高发开始引人注目之年。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婚姻的主力军是东南亚、韩国等地的女性，这种联姻是逃出危机地区的手段之一。而且，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伴随着一段跨国婚姻破裂的高发期，这意味着危机造成的家道变迁、财产纠葛是主因之一。
跨国婚姻预言了经济危机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再将中国与位居第二三位的朝韩和菲律宾相比较。韩国和朝鲜新娘的数量也是从1987年开始急速上升，到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下滑。在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至2006年日本经济高扬时期，又出现两个小，但无不以过后的离婚率暴增为代价。
菲律宾的数据更有意思。其人数统计出现于1992年，但已近6000人。就是说，当日本人开始注目时，菲律宾新娘早已是庞大军团。同样，其人数从2006年后陡然下滑。一向被视为顺从老实的菲律宾女性，看来其慧剑之锋利决不亚于韩朝女性。
离婚后，外国女性成为日本经济的骨干力量
若将跨国婚姻比例视为成果、将离婚比例看作代价，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国际婚姻首先与国家开放程度相关，其次与经济形势好坏相关。因其与政治、经济因素关联太紧密，跨国婚姻过后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婚姻要素除情之外，永远无法抛离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婚姻可以改变当事人及其所属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达国家居民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婚姻，当不乏绝世爱情，但普遍观之，多数家庭的组织往往含有太多的其他考量。
数据显示，日本国际结婚大幅度增加始于1987年。此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发生，日本政府政策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日本人开始有了富裕的感觉。此后，日本政府为解决日本人婚育问题，为跨国婚姻大开绿灯；国际婚姻介绍业成为流行行业，办理国际婚姻所需手续也成为“司法书士”的赚钱业务；加上日本“残留孤儿”归国人数增加、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增加等等，促成了日本“跨国婚姻”的到来。
但是，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前两年，日本的
国际结婚就开始出现大退潮。如菲律宾和韩朝数据所示，近半数以上跨国婚姻家庭破裂，中国女性的离婚率也高达近3成，如此高昂的代价，不能不令人考虑其原因。
首先，日本的跨国婚姻大多数是经国际婚介所介绍的。因为是营利行为，一般是以成果论费用。其费用不仅包括介绍、会面、还包括婚礼、结婚手续、办理新娘签证指导等，每个case都价格不菲。因国际旅行费用高昂，多数在一两次见面后就进入谈婚论嫁的程序。
其次，多数日本新郎和外国新娘的条件并不对等。日本新郎多在日本社会评价层面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常见的case是：家居农村、结婚对手无处可寻；离婚或老鳏夫；寡母相守、无人愿嫁；自小骄纵或放任，沟通不易；就职企业或职业难得女性欢心；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为收取报酬而假结婚。而外国新娘也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普遍情况是无法通过留学或投资的方式达到出国的目的。
由于语言限制和日本出入境管理制度，外国新娘从开始交往阶段就在语言和保护自身权益方面处于弱者的地位。
商业运作和初期的弱势，已经蕴含着日后变故的重大原因。当外国新娘在语言、自我认知和签证问题上的弱势地位一旦改变，情况就大为不同。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几多动荡，解雇、中小企业破产、家族商业没落等造成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都构成婚姻破裂的原因。
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适应而掌握了生存诀窍的外国女性，远比日本丈夫们更能适应日本的社会生活，甚至更拥有创业精神，走出家门也成为她们伸张权利的选择。而面对丈夫及其家族的不公正待遇，觉醒的女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寻求法律的保护。打官司要花钱，法律咨询却可以免费获得，除个别特例之外，在跨国离婚导致的财产纠纷中，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外国女性。
当她们一旦脱离了婚姻的羁绊，往往成为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一面养育着孩子，一面为日本经济作着贡献，甚至成为日本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活力。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第7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金融危机又称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二．金融危机表现
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等。
三．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引起这次全球金融风暴的最初原因是次级贷危机。
次贷问题及所引发的支付危机，最根本原因是美国房价下跌引起的次级贷款对象的偿付能力下降。而全球失衡达到无法维系的程度是本轮房价下跌及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更深层次原因。全球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自2001年持续增长，而美国居民储蓄率却持续下降，当美国居民债台高筑难以支撑房市泡沫的时候，房市调整就在所难免，进而导致按揭贷款的拖欠率明显上升，无力还贷的房贷人越来越多。一旦这些按揭贷款被清收，便最终造成信贷损失。
四．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
1、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大，出口增幅会下降，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下降。例如：出口方面，可以预料的是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将由于此次席卷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而更显严峻。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由于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2、小部分资本会外流。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后，一些公司因为资金缺乏，可能会撤回部分海外投资，或者把附属机构及在海外的投资卖掉以解大本营的燃眉之急。但因为目前中国资本账户的限制，有些直接投资不一定能马上撤得出去。
3、金融机构利润空间会缩小，过去动辙百分之几十、甚至成倍增长的可能性不会有了。
五．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业影响
1、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
美国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源泉之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将会导致美国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下降，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进而有可能导致美国进口的减少和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减少。假如其他条件不变，我国出口的减少将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海关的数据显示，2007年8月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虽然不断创高，但对美出口的增速减缓。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量达到210亿美元，低于9月份的213．9亿美元，数据同时显示，1－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5．5％，而这数据1－9月份是15．8％，1－8月份更是16．7％。增速明显放缓。外贸企业利润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原因在于，次贷造成的世界经济放缓，还会导致外需下降。人民币升值亦可能进一步加速出口加工产业的两极分化，由此将造成部分出口企业回报率下降。估计美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到今年上半年将达到峰值。
2、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在国内，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其实不然。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可能比美国次级债券风险还要高。因为，从住房按揭的对象来看，美国次级债券的次级贷款人信用还有等级之分（即"次级信用"），但对中国的按揭贷款者来说，估计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连"次级信用"都没有。这是因为近几年来，凡是个人要申请住房按揭贷款，没有谁是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住房按揭贷款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用等级可分的。这样，一部分信用欠佳的贷款人就必然会进入到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中。尽管目前国内不少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信用不好，但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上涨时，过高的房价会把这类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就必然会暴露出来。这些潜在风险一旦暴露出来，国内银行将面临类似美国次级债危机的风险。
3对国内金融行业的影响
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主线在发达国家。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开始的金融动荡从美国开始，蔓延到欧洲、日本，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到目前为止，次级债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仍然有限。
2007年第三季报显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持有数量不等的美国次级房贷债券。整体看，次级债投资在资产中的比重小于1%。其中，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持有数量小，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为超过2%；中国银行持有数量相对较大，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约为13%。
次级债投资额占三大银行的总资产比例、占权益的比例低，即便出现极端情况，即次级债投资损失率为100%，该损失额也不足以影响三大银行的正常经营，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同时，次级债资产净额与2007年前3季度的税前净利润之比表明，即便当次级债投资损失率达100%时，三大银行07年前三个季度税前净利润亦足以消化该损失且有富余。
六．金融危机应对对策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流动性较为宽裕的背景下，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较为乐观，往往会低估风险。但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处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经济主体基于盲目乐观情绪购买的资产不一定就是优质资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完成股份制改造，为追求利润的不断增长，加大了信贷投入。我国市场同时存在低利率和局部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在以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类似情况带来的巨大损失。
1、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2、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3、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4、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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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瑞•易臣格瑞(美)《金融危机防范与管理》
[4]《美国次贷危机成因与启示》[J]2008-12-24
第8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经济周期是指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波动。传统的经济理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萧条、复苏、繁荣。衰退四个阶段，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但是，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波动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文的宗旨即是探求这种新变化的具体内容及其成因。
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是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是在走两步退一步的周期性波动中发展起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质及深刻的内在原因，经典作家已有科学揭示，即由资本主义本身的基本矛盾所致。只要这一基本矛盾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周期性危机就在所难免。现代经济研究已经证明，除了制度性原因之外，“现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是产生经济周期波动根本的、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条件”。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经济周期波动是“现代工业所特有的生活过程。因此，在研究现代社会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时，必须注意“现代机器大工业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周期波动的影响。
二战以后，特别是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经济周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1．危机间隔时间缩短，发生较频繁；2．经济危机周期过程中危机、萧条、复苏与高涨阶段界限已不明显，成为危机、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3．经济周期波动发生了某些形变，危机相对温和，没有大起大落。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后的复苏从1991年4月到2000年5月已经持续了110个月，不仅大大超过战后前八次经济复苏50个月的平均期限，而且超过了美国历史上6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106个月的最长记录。另外，美国经济的这次持续增长既没有强劲的复苏，也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4％的窄幅区间波动，并且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
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有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实行干预，缓和了危机的深刻程度，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等。但是，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生与深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的形成，才是经济周期波动发生变形的“最根本的、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原因。技术革命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被经济学界所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次以英国、法国、美国有关资料为基础作出统计数列，显示出经济波动的长周期趋势，提出了长周期假说，被称为康氏周期，又称长波理论（Kondratief，1926）。当时，康德拉季耶夫并未揭示出长周期波动的发生机理，其重点只是对长周期波动的统计描述，而且有许多学者提出反例加以反对，因此长周期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于是，在理论上揭示技术革命与长周期的必然联系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 Alois）在其著作《经济周期》中曾经指出，长周期是技术革新引起的，并首先提出技术革新的长周期。他认为，技术革新处于周期性不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熊彼特在康氏周期论之后提出技术革新长周期，分别是：1．18世纪80年代—1842年的“工业革命”时期；2．1842－1897年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3．1897年以后的“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70年代，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和停滞膨胀，康氏周期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按照康氏周期，上升期、下降期各对年左右，长波在50－70年左右。美国50年代前后应结束下降期进入上升期，70年代至80年代会进入下降期，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会进入上升期。后来，长波理论的研究发现了伴随着长周期的一些经验性特点。其中，长期波动衰退期间产生的重大技术革新成果和重要发现、发明通常只是在下一次长期高涨开始时才能得到大规模应用。
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德国经济学家G·门旅在他的1979年出版的《技术停滞一革新克服衰退》一书中认为，基本技术革新能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劳务，并能开辟新市场和新兴工业部门来提供这些产品和劳务，并认为大约在1825年、1886年、1935年产生了新技术创新群，并产生出全新的产业部门。新的巨大市场使这些部门得以快速增长并改进产品和生产过程。竞争使需求饱和，出现新的技术僵局。只有基础技术创新，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才能打破这种“技术僵局”。
目前发生的技术创新即信息革命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特别关注。如法国学者卜勒富里埃也支持技术革新长周期说，但认为同康氏长周期相结合的巨大改革浪潮分别发生在纺织工业（使用蒸汽机），铁路与钢铁工业，汽车、电力、化学工业，石油、飞机和电子工业。正在酝酿中的技术革新浪潮同以往四次长周期革新浪潮不同，它不仅加强了人的物质力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的智力，它的基础是信息和信息技术。
50年代以来的技术革新浪潮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群的产生为特征的。以往的技术革新都是以扩大物质产品的生产规模，提高物质生产的能力为特征的，是大机器工业制造能力的提高，是人的体力劳动的节约，是物化劳动和劳动物化的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在技术特点、功能作用和产生的结果，以及产生结果的运行方式和周期规模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如果说，以往的技术革新主要是以革新成果来替代和增强人的体能的话，那么，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用其成果替代和增强人的智能。它使人直接操纵机器的劳动方式变成在人的控制下的智能机器间接操纵机器的劳动联结方式，使工业制造业等行业的生产自动化与过去产业革命形成的自动化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它产生了庞大的信息产业。历史上经济学家的判断所依据的周期波动规律和产业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渐缩小，信息产业尤其是以知识、智能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业在大幅度增长，使得传统产业的衰退与高涨时整个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的影响力减弱。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20％左右，比起工业革命时期的50％以上，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是大大下降了。传统的、由工业的兴衰决定的经济周期波动必然要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第三次产业的周期波动将会对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点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三产业的周期波动将不取决于固定资本的更新，而取决于新技术、新知识以及新技术、新知识的获取方式。在当今的信息网络化时代，新技术、新知识，及其获取方式的创新速度，要远远快于传统工业技术革新的速度。如电话、电报、纸版图书、校园教育，计算机、电视、录像机，计算机与通信综合的信息处理与传输网络，光纤通信、多媒体计算机、卫星通信、信息高速公路，全球通信和数据传输网等新技术的更新与进步，导致新行业、新市场、新需求不断涌现，成为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高新技术融入传统工业领域，如计算机集成综合自动化系统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使物质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更新方式和周期发生变化。传统的大机器生产线适应大批量、少品种的生产。当生产规模扩大到市场所不能容纳的地步时，就必须更新技术，更新设备，生产新产品以适应新的需要。因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就成为经济由危机、萧条走向复苏、高涨的起点。在计算机控制下的集成综合自动化系统是一种“柔性”系统，或称“弹性”系统。它在满足市场需求变化时具有及时适应性，可以进行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制造。它的寿命长短主要由计算机软件决定。设备的改造更新，往往是新的计算机软件程序的设计和改进所致。这样，机器设备的更新，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自然寿命，而不是社会寿命。这就是说，计算机软件的不断更新，将使固定资产的寿命延长，从而减缓由于固定资产更新所引发的周期波动。
第9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一些研究产业政策的朋友注意到，在中国，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实施的。这一点与韩国和日本等实施过产业政策的国家不一样，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在国家层面实施产业政策的。那么在中国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
以邻为壑的经济增长
早在2004年和2007年，我分别讨论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中国，产业同构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所谓产业同构就是产业的结构类型很相似。例如大多数省份都将汽车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很多城市都在搞硅谷等。国家一旦制定出一些战略性产业发展目录，各个地方都会一哄而上。结果每个地方发展的产业都高度雷同。同时，又必然是小规模的，在总量上是产能过剩的。
更麻烦的是，这些过剩的产业最终要在市场上经过竞争的洗礼，结果就一定会有一些地方的产业相对缺乏竞争力。于是，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干预的方式，通过保护本地企业来维持它们的生存。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有地方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本省政府和企业优先采购本地生产的产品来“过冬”。
根据前面讲的逻辑，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同构必然带来恶性竞争和市场分割。从短期讲，地方政府用市场分割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似乎的确是对本地的增长有好处。但从全国看，中国经济却陷入了一个“囚犯困境”，每一个地方政府采取的地方主义的理，却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集体非理性，体现为产能过剩、妨碍竞争，以及由于产业规模过小导致的各种效率损失。
地方政府的指挥棒
在以邻为壑的经济增长模式背后，作为问题之源的某些特定产业的一哄而上局面又是怎样产生的？原因仍然要从地方政府的行为去找。在当前体制下，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非常看重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同时，由于政府税收有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来自增值税，而增值税又是基于生产的。因此对政府而言，生产活动在哪里，地方政府的税收就在哪里。这样政府行为当然就是拼命扩大生产。
难道地方政府不知道本地产业有可能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吗？是的，地方政府的确可能知道本地产业没有市场竞争力。但对于传统产业，市场上谁强谁弱已经非常清楚，在一些新兴的产业就未必如此。比如汽车和光伏，即便是在当前缺乏技术的地方，政府都会想，如果我现在不干就会坐失良机;如果干了，产业在成长过程当中，有可能通过学习来积累本地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也许还有成功的可能性。再加上地方政府一任期限只有短短几年，长期是否有竞争力的问题并非本届政府所关心。如果当前招商引资成功了，企业开工了，政绩就已经好看了。
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在过去30年历史里一直存在，只是重复建设的对象从彩电升级成了汽车和光伏。很多学者指出，这样的现象非常不合理，但地方政府又乐此不疲。就在前不久，我在西南一个欠发达省份调研，当地的一些研究者还在私下抱怨，当地的主要领导不知道怎么头脑发热，要在当地发展汽车产业，全然不顾当地是否有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也全然不顾汽车产业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的事实。 摆正“扭曲之手”
无论是通过案例研究，还是通过大样本的数据分析，我们都可看到，如果政府取代市场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喜欢发展高大上的产业，利用政府干预来加快资本积累，其结果就是经济的资本深化速度非常快。
按道理讲，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每单位工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是更少的。而中国工业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比一些经济发展阶段领先于中国的国家来得更弱。更危险的是，这种被我称为“过度资本深化”的过程，恰恰是在中西部省份来得更为明显。而常理上，这些省份恰恰是劳动力相对来说更为丰富的省份，应该发展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过度资本密集化的产业发展路径，导致工业化的速度远远快于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工业化的进程也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在收入分配上的体现，则是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造成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而劳动收入增长不够快又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反过来，使得既有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出现产能过剩。
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很多都是通过借债来实现的，这样的投入多产出少的发展模式就进一步体现为政府负债的上升。数据显示，地方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比较高的省份，恰恰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省份，也就是那些更为积极地采取政府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的省份。
如何克服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低效率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市场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那么政府职能就是更好发挥它的作用，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换言之，当前地方政府采取大干快上，深度干预经济发展，推动产业成长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到这一点，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里就不应该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和税收指标，而应该更为关注地方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比如对于民生的忽略，还有环境破坏和政府债务增长。
同时，中央政府应对欠发达地区加大公共服务和有回报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要让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过于依赖本地的经济发展和税收，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地方政府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的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间的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范子英曾有过一项研究，用中国的数据说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确可以有效地减缓地方政府市场分割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