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浅谈数理经济学教学的研究。

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2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科斯定理 交易成本 产权界定 制度安排

一、社会成本问题的内容及中心思想

许多人即使并没有读过该书，却也知道“科斯定理”。其普遍定义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产值最大化。认为这就是本书最主要的核心思想。其实不然，细读本书发现科斯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定理，科斯后来也提到自己并不很赞成使用”科斯定理“这一术语。下面还原原著内容及其真正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本书一共分为十节。第一节开门见山的提出了本书研究的主旨即“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外部性问题。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家多沿袭了庇古的观点：损害就要赔偿，但科斯认为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实质，外部性问题具有相互性，如何避免更严重的损害才是问题的关键。接下来科斯以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以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事例，认为有必要明确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得出了论断：“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也就是说无论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优化。

当然，真正的现实社会交易中往往是伴随着交易成本的。在考虑到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科斯从第六节具体分析了市场、政府、企业三种不同的力量参与的解决方式但不管那一种都是具有成本的，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后，产值的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时，市场就是有效的；当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它所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通过企业是可行的；当外部损害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很高时，通过政府是有利的，但政府管制并非不要成本。因此，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找出那一种成本最小，产值最大化的安排。

权利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的经济问题是第七节的内容，科斯通过对法院审理外部侵害案件的分析说明了法律体系在经济体系运行和资源配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解决外部侵害进行权利调整时“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可能会保护了“对有害后果负有责任的人”。

后面几小节着重对辟谷《福利经济学》中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效果问题得出正确结论，这并不简单地是由于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从而需要的是方法的转变，现行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所以要必须考率“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

通过对原著的解读可以大致提炼出《社会成本问题》一书的中心思想即在存在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影响到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在调整权利关系时，关键是要进行制度运行的收益、损害与成本三者之间的比较，最终选择的制度安排要满易成本较小和总产值最大。并非简单的“科斯定理”所能完全概括的，这是我读此书所带来的对以前所学的反省和最大感悟。

二、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也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的《社会成本问题》和《企业的性质》无疑对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因此必须建立明确的产权及保护制度，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是降低成本实现最优小效率的途径。

然而，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产权制度的界定和保护尤其不完善。众所周知的许多国企的垄断造成的高成本、低效率问题，强制性转嫁给消费者的现象存在，甚至造成了寻租行为，无疑这种有行政干预的制度安排是高成本的，并非帕累托有效率的。那么进行国有制度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允许私人民营等资本的进入，放开国有企业产权的独占，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从而提高该行业的效率，减小成本。

其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外部害，如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资源消耗过快，粗放式的经营开采模式，过度利用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解决必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发展，政府近几年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也将难以实现，成为空想。是不是只要加大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科斯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为我们合理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一条非常富有启发的思路：第一，解决外部性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片面地对造成外部性的当事人进行处罚；第二，在两个假定前提下，市场功能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一是权利得到充分界定，二是交易成本为零或足够小。因此，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多方面的合适的制度安排，何时采取行政手段，何时使用经济手段，何时需要政府干预，何时需要市场调节。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明确上述问题，不可盲目决策，拍脑门决策。

总之，真正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关键是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加快产权制度的完善，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是严峻而又不可缺少的挑战。

参考文献：

第3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 通心络；曲美他嗪；血脂；心功能

[中图分类号] R54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5（b）-0066-04

Effects on serum lipid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Tongxinluo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underwent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ZHOU Shuting1 XIAO Chunyue2 GUO Ruimin3

1.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Sanhe City Hospital, Hebei Province, Sanhe 065200,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anhe City Hospital, Hebei Province, Sanhe 065200, China;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anhe City Hospital, Hebei Province, Sanhe 065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n serum lipid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Tongxinluo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after underwent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STEMI after underwent PCI 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Sanhe City Hospital from May 2011 to May 2013 were chosen and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8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ly given Aspirin, Clopidogrel Hydrogen Sulfate, Isosorbide Dinitrate, Metoprolol Tartrate, Captopril, diuretics and Atorvastatin, treatment group was added with Tongxinluo Capsule and Trimetazidine on basis of control group, the course was 12 weeks. The changes of TC, TG, LDL-C, HDL-C, LVEF, LVEDV, LVESV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level of TC, TG, LDL-C, HDL-C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changes of serum lipid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more obviously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 of LVEF in both groups was increased and LVEDV, LVESV were decreased, which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while the changes were more remarkable in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ongxinluo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can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 and plasma lipid level of patients with STEMI after underwent PCI, which can als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

[Key words] Tongxinluo; Trimetazidine; Serum lipid; Cardiac function

溶栓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的重要方法，通过及时有效的再灌注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症状[1-2]。PCI术后缺血/再灌注损伤，慢血流、无复流、微循环障碍、术后支架内血栓、再狭窄等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强化药物治疗，抑制血管炎症，改善微循环，降血脂，优化心肌能量代谢，减少心肌氧耗，保护心肌细胞非常重要。本研究是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在解除机械梗阻、疏通血管主干道同时，联合应用药物改善微循环，达到心肌有效再灌注，恢复心功能，稳定斑块，防止动脉硬化的发生和进展，减少二次血运重建机会，改善患者症状及预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5月～2013年5月三河市医院收治的STEMI PCI术后伴高脂血症患者160例，PCI术后24 h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80例。治疗组男47例，女33例；年龄52～66岁，平均（59.3±6.0）岁；合并高血压62例，糖尿病49例；罪犯血管完全闭塞或次全闭塞29例，罪犯血管残余狭窄＞80% 51例；单支病变36例，双支病变29例，三支病变15例；直接PCI 11例，补救PCI 10例，即刻PCI 8例，延迟PCI 51例；人均支架植入数1.4个；心功能Ⅰ级59例，心功能Ⅱ级18例，心功能Ⅲ级3例。对照组男48例，女32例；年龄55～67岁，平均（61.4±5.0）岁；合并高血压60例，合并糖尿病52例；罪犯血管完全闭塞或次全闭塞30例，罪犯血管残余狭窄＞80% 50例；单支病变35例，双支病变32例，三支病变13例；直接PCI 12例，补救PCI 9例，即刻PCI 9例，延迟PCI 50例；人均支架植入数1.3个；心功能Ⅰ级61例，心功能Ⅱ级17例，心功能Ⅲ级2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情相关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均经所有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标准

参考美国心脏病学院和美国心脏学会（ACC/AHA）1999年修订的AMI治疗指南[3]及我国2001年的AMI诊断和治疗指南[4]：①缺血性心痛的临床病史，缺血性胸痛持续时间＞30 min，含服硝酸甘油无缓解；②心电图动态演变（ST段抬高型为发病后相邻导联ST段明显弓背向上抬高），心电图至少相邻两个导联的ST段抬高，其中肢体导联≥0.1 mV；胸前导联≥0.2 mV；③心肌坏死的血清心肌标志物的动态改变。高脂血症诊断和调脂治疗的目标值符合2007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5]。

1.3 排除标准

①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②既往有陈旧性心肌梗死、PCI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史；③心脏瓣膜病及其他原因导致的心功能不全；④有严重的肝、肾衰竭者；⑤有活动性出血病史者；⑥患者及家属拒绝试验或有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⑦对通心络或曲美他嗪药物过敏者。

1.4 方法

对照组：按照临床需要常规应用拜阿司匹林（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批号：BJ09667），硫酸氢氯吡格雷（赛诺菲安万特有限公司生产，批号：1A702），硝酸异山梨酯片（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B120502），卡托普利片（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1206032），酒石酸美托洛尔片（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1208052），降脂药物应用阿托伐他汀（商品名：立普妥，大连辉瑞制药生产，批号：1037038）20 mg，每日1次。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通心络胶囊（石家庄以岭药业生产，批号：100137），每粒0.26 g，每次3粒，每日3次；盐酸曲美他嗪（法国施维雅生产，批号：2000803）20 mg，每日3次。疗程12周。

1.5 观察指标

仪器：超声心动检测仪（美国公司，型号：GEVV-7），生化分析仪（日本东芝40）。检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及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LVEDV）、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LVESV）的变化。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变化比较

两组治疗后TC、TG、LDL-C及HDL-C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组TC、TG、LDL-C低于对照组，HDL-C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LVEF升高，LVEDV、LVESV下降，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治疗组LVEF高于对照组，LVEDV、LVESV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2011年ACCF/AHA的PCI治疗指南[6]对心肌梗死患者直接PCI治疗做了相应的推荐建议。AMI PCI治疗的目的是使患者梗死相关性动脉早期、持久的开通，挽救濒死心肌，缩小梗死心肌面积，改善梗死组织的瘢痕修复，降低非梗死区心肌重构，使冬眠心肌复苏。急诊PCI成了挽救患者、实施心肌再灌注治疗最有效的措施。STEMI急诊PCI方式包括：直接PCI，不溶栓直接PCI；补救PCI，溶栓失败后PCI；即刻PCI，溶栓成功对严重残余狭窄行PCI；延迟PCI，溶栓后1～7 d行PCI。急诊PCI术后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和无再流（慢血流或无复流）现象，已成为AMI患者再灌注治疗时代不能实现心肌“有效再灌注”的主要原因和障碍。STEMI直接行PCI患者，对于血栓负荷较重者应用抽吸导管行冠状动脉内血栓抽吸或联合应用替罗非班等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预防了心肌慢血流、无复流的发生。部分STEMI患者虽PCI术后心肌梗死溶栓试验（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MI）血流达到TIMI Ⅲ级，但仍有心肌缺血症状，ST段下降幅度慢，T波倒置浅，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再灌注[7]。PCI治疗不能解决AMI患者毛细血管-微循环血流不畅，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心肌再灌注，造成心肌损害逐渐加重，左心室进行性扩张，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因此，通过加强药物治疗改善患者微循环非常必要。心肌再灌注损伤是由于异常氧化（过氧化）、钙超载等原因造成缺血心肌再灌注损伤，甚至导致心肌细胞死亡[8]。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的血脂（TC、TG、LDL-C及HDL-C）水平均出现显著变化，与治疗前相比有明显差异（P ＜ 0.05）；治疗组血脂变化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心功能方面：两组治疗后患者LVEF升高，LVEDV、LVESV下降，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治疗组LVEF、LVEDV、LVESV指标与对照组相比变化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文献[9-10]研究结果相符，表明采用通心络联合曲美他嗪对STEMI PCI术后患者血脂及心功能可有效提高治疗有效率，改善临床症状。

通心络胶囊由人参、水蛭、全蝎、赤芍、蝉蜕、土鳖虫、蜈蚣、檀香、降香、乳香（制）、酸枣仁（炒）、冰片组成。主治：益气活血，通络止痛。临床上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属心气虚乏、血瘀络阻证，症见胸部憋闷，刺痛、绞痛，固定不移，心悸自汗，气短乏力，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脉细涩或结代。亦用于气虚血瘀络阻型中风病，症见半身不遂或偏身麻木，口舌歪斜，言语不利[11]。通心络胶囊具有抗氧化、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缓解血管痉挛、抑制动脉硬化、稳定和消退动脉硬化斑块作用[12]。通心络还具有保护心肌再灌注损伤和微血管完整性、预防心室重构和心肌细胞凋亡等作用[13]。AMI的发生常常伴随着其他危险因素的存在，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血脂紊乱及血管内皮功能失调等均加速冠状动脉硬化的发展。内皮受损和血管内皮功能减退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素，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及降脂可起到治疗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14]。曲美他嗪通过减少高能磷酸盐生成过程中对氧的需求，从而提供代谢性心肌保护作用[15]。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STEMI PCI术后患者，联合应用通心络、曲美他嗪通过抗炎、降脂，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改善微循环，减轻或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优化心肌能量代谢，增加心肌灌注，从而改善患者心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减少二次血运重建，降低病死率，达到改善患者症状及预后的目的。本临床研究入选病种单一局限，随访时间短，有待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

[参考文献]

[1]杨新春，王乐丰，崔亮，等.急性心肌梗死血管介入治疗时间与左室射血分数、肌酸磷酸激酶同工酶的关系[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03，12（4）：227-230.

[2]Sheiban I，Fragasso G，Lu C，et al. Influence of treatment delay on long-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primary angioplasty [J]. Am Heart J，2001，141：603-609.

[3]Ryan TJ，Antman EM，Brooks NH.1999 update：ACC/AHA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executive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practice guidelines（committee on management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Circulation，1999，100（9）：1016-1030.

[4]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国循环杂志编辑委员会.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J].中国循环杂志，2001，16（6）：407-422.

[5]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制订联合委员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5）：390-419.

[6]Levine GN，Bates ER，Blankenship JC，et al. 2011 ACCF/AHA/SCAI guideline fo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executive summary：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foundation/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the society for cardiovascular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s [J]. Circulation，2012，125（8）：411.

[7]沈珠军，戴淑婷，阿丽娅，等.ST段抬高的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后早期ST段下降幅度的临床意义[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6，34（2）：134-137.

[8]赵明中，高承梅，张宇洋，等.通心络胶囊对缺血再灌注心肌细胞凋亡及相关基因蛋白表达的影响[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0，28（3）：206.

[9]黄震华.血管内皮功能减退的检测与预防[J].国外医学：内科学分册，2001，28（7）：277-280.

[10]张艳慧，吉梅，张艳玲，等.通心络胶囊对血脂异常患者内皮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J].疑难病杂志，2005，4（2）：92.

[11]孙娟，谭红梅，吴伟康，等.通心络超微粉对大鼠络脉瘀阻的防治效应的研究[J].新医学，2007，39（9）：103-106.

[12]张茂林，通心络临床和基础研究[J].河北医学，2006，12（8）：824-826.

[13]陈伟，顾仁樾，朱平，等.通心络调控心衰大鼠β受体系统抑制心室重构的实验研究[J].中国中医药科技，2002， 9（5）：274-276.

[14]沈潞华.血脂异常与冠心病的防治[J].中国全科医学，2004，7（10）：683.

第4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第21页

[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第5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第6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现状

1.教考分离对教学效果提高的作用有限

自 2004 年起，为了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学校实施了教考分离的改革。促进了教师了解教学情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教学质量评判标准还是考试成绩，老师还是以考试为中心；部分教师以“ 教”取代学生的“ 学”。学生则很少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资料,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老师重点关注学生考试成绩过关，反复讲解，反复讲授练习题；学生也重点关心考试及格问题。老师一般以课堂讲授教学方式为主，尽管重庆工商大学设置了经济学实验室，建立了宏观经济运行模拟分析平台。但由于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多、课时少、实验课少，学生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理论精神实质的作用有限。

3.案例教学相对落后

学校案例教学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内外高校的差距相当大。案例分析混于宏观经济学正文教学课件之中，没有成熟的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课件或讲义。部分教师没有实际社会经验，不能鲜活、形象地描述案例的社会背景，不能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4.考核方式相对单一

目前学校宏观经济学的考核重卷面成绩、轻素质培养。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期末考试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考前突击能力，谁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强，谁的成绩就好。

二、宏观经济学学习情况

1.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

部分学生主动性较差，平时不努力，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被动地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基础知识不牢固。部分学生还停留在中学时代的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上，不会自我学习。主要表现为学习方法单一，仅限于课堂上听教师讲解。

2.学生容易误解抽象的概念

宏观经济学比较抽象，多数学生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惑。基本概念所包括的口径理不清，基本原理所包含精神实质想不清，对该课程的体系难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大多数学生是因为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困难造成不及格。

3.学生对庞杂的理论体系比较费解

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庞杂，争论颇多，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尽管我们主要讲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还是会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派，由于学派之间的学术排斥和对立，易造成学生的疑惑与费解。

4.文科学生害怕抽象的数学模型

宏观经济学经常采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由于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特别是文科出身的学生对较深的数学推导觉得晦涩难懂。除了一部分学生的数学知识掌握较差外，课时少没有为学生留下消化模型的时间，造成学生学习中出现数学模型和理论核心思想相脱节，不懂得如何用数学模型来演绎推理经济学规律。

三、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

针对以上教与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应着力强化学生平时学习的知识沉淀，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着力弥补学生数学思维的不足，把晦涩模型变为学生能看懂的模型。

1.注重宏观经济学的平时练习

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辅之以一定的习题，使所学知识能得到沉淀。尤其是数学模型比较多的章节，会涉及到一些模型推导和求解问题，学生课后练习就变得相当重要。可根据历届学生感觉的难点、疑点，编制与教学配套的习题册，作为学生的作业。习题册一定应讲究针对性，针对学生学习的薄弱点、重点和难点。

2.强化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内容和中国实际差异很大，学生难以把宏观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结合起来。强化案例教学是把抽象、难懂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知识的较好方法。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应考虑各类学校、不同专业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结合中国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国外典型经济问题，编制不同的案例讲义。以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现实感觉，加深对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3.增设数学模型基础的教学内容

针对学生有数学模型障碍的问题，教师可采取回顾经济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最基础课程有关内容的形式，对宏观经济学中将会用到的知识做讲解。培养学生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规律的思维。解释宏观经济学怎样借助高度抽象和严密的数学逻辑表达经济学思想。

四、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

针对以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应着力拉近师生时空距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改革考核的指挥棒，开导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1.采用多样化教学形式

教师可通过网络资源来拉近师生时空距离，在教师个人主页或公共邮箱向学生公布本人所教课程的内容介绍、教学进度、参考书目以及学习要求。借助电话、QQ 群、博客和电子邮件等网络工具，最大限度地与学生交流。

2.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

采取多媒体教学，易造成数学模型多，难度大的章节因学生的接受节奏滞后于教师的讲解节奏，影响教学效果。可辅之以必要的板书；使教师的板书、学生的笔记和教师的讲解节奏基本一致，学生与教师的思路连贯一致。避免老师站在多媒体展台前，只顾操作机器忽略教学的互动。

3.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现有“填鸭式”教学，最大的弊端是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老师可在每次课结束时，概略地讲解下节课的主要内容，布置学生预习教材，并收集经济生活所涉及的实际例子。把抽象、复杂的理论放到具体、简单的实际问题中描述，变晦涩为通俗，又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思考习惯，让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第7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一、数学与理论的科学性

众所周知，数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起源于古希腊，两千多年特别从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及其具体应用-----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能充分应用数学的学科或领域等价于科学，数学所显示出的人类理性能力、根源和力量在诸多自然科学领域也似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自然使人们猜想，为什么不能把数学方法应用到社会学科领域去寻求其真理呢？西方经济学也许正是这种猜想的一个主要结果或实验。数学究竟能给经济学带来什么呢？在进一步分析经济学中数学的意义之前，我们应先来概略了解一下几个数学基础问题。

1、数学是什么？

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是十分抽象的。例如若干著名学者认为，“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数学“是研究抽象结构的科学“。“数学是结构及其模型的科学”。等等。数学在理论上的概括和科学的实际发展中，一般给人们的印象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数学的特点可归结为更高度的抽象性、更严密的逻辑性和更广泛的应用性。因此，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根本基础，是科学的皇后，是十分自然的。

稍具体说，首先，数学概念是抽象的典范，几乎它的所有基本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例如，点、线、面；自然数、实数、虚数和四元数等等；它们是抽象的，又是深刻的，极其奇妙地、精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某种基本特征。其次，数学是严密逻辑推理的象征，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演绎法，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其实质含义是，若公理为真，则可保证其演绎的结论为真；从逻辑上看，演绎法是清晰、合理和完美的，由数学推出的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正确结论。最后，由上面两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是不言自明的。

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由于数学在科学发展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自然要进一步问，数学是绝对真理吗？亦即数学的抽象性是绝对无误的吗？数学的严密逻辑性是绝对可靠的吗？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是无限的吗？稍考察一下数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2、数学的真理性问题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数学的发展是顺利的，人们对于数学的真理性是确认的。特别是十五～十八世纪，数学的顺利发展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一大批数学家同时在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惊人的成就，如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笛卡尔、惠更斯和牛顿等。他们从许多方面证明了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与数学定律相吻合，最突出是牛顿力学；所有这些极大地加强了数学作为绝对真理的信念，人们相信上帝设计了宇宙，而数学的作用就是揭示出这些设计。

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非欧几何的提出和集合论中悖论的出现，使整个科学界震动，它迫使数学家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数学性质的认识，以及数学和物质世界关系的理解，由此引出数学巨人之间关于数学基础的新数学方法而展开激烈的争论。如由弗雷格、罗素和怀特海为代表的逻辑主义认为，逻辑法则是一个真理体系，而所有的数学是可以由逻辑推导出来。同一时期，以克罗内克、鲍莱尔、彭家勒和贝尔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却认为，从逻辑原理所推导出来的东西，不比直觉感悟的更可信，数学可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并不真正源于经验，而是来源于心智（经验只是唤醒心智）。第三大派系大卫·希尔伯特领导的形式主义认为，数学实际上是一些形式系统，各有各自的概念，各自的公理，各自的推导定理的法则，以及各自的定理，把每个演绎系统发展起来，就是数学。最后是以策梅罗、弗兰克尔为代表的集合论公理化学派，他们把解决悖论的方法寄托于集合论的公理化，即对所容许的集合类型加以限制，同时又使它们有充分的性质作为一切数学分析的基础。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这四种彼此独立、不同的关于数学基础的方法已形成并相互对峙，人们再也不能说某一个数学定理已证明了，这时还必须加上是依哪个标准它才是被证实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数学是相容的吗？除了直觉主义认为人的直觉能保证相容性外，这个问题对于数学和科学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和严峻。然而1931年著名数学家哥德尔得出了震惊世界的两个结论，其中对于数学基础问题研究具有毁灭性的结论是：任何数学系统，只要它能包含整数的算术，其相容性就不可能通过这几个基础学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集合论公理化学派）采用的逻辑原理而建立。另一个结论也可称作“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它断言：不仅数学的全部，甚至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可能用类似哥德尔使用的能算术化的数学和逻辑公理系统加以概括，因为任何这样的公理系统都是不完备的。哥德尔的结论实际上表明，我们使用的任何数学方法都不可能借助于安全的逻辑原理来证实其相容性，亦即表明数学结果的绝对确定性和有效性已丧失。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歌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对排中律的否定；即有些命题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而又有意义。

3、数学的有效性

现在数学已发展这样一个阶段，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和集合论公理化主义，它们都有着某种不同的哲学基础，而难以形成某种共同的基础。而这似乎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数学；亦即数学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严格的逻辑结构；它也许是一个人造体系，是一系列经过逻辑筛选、抽象和组织、是某种人所公认的非凡的直觉；这些直觉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大脑和外部世界相结合的产物。任何一种数学或其分支都只是提供了某种可用的理论，根本意义上说数学也是一门自然科学，任何为其寻求绝对基础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然，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与任何其它实验科学相比，数学作为一种精确而有效的思维方法，相对来说是最为广泛和深刻、有效的；其作用也更为基本、更为重要。例如，在其它科学的历史发展中，都曾经发生过若干次根本性的变化，而在数学中，大部分逻辑和经典分析已使用了许多世纪（虽理论上存在某些深刻的问题），现在仍然还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学又的确不同于其它科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准经验知识。

数学在自然科学的应用中为什么能得出非凡的实际结论？为什么那些长而复杂的纯推理过程（纯推理是独立于经验的）能产生意想不到而又准确的结论？现在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人类试图从复杂的自然现象中猜想（提炼）出某些简单的系统，其性质能用数学来描述，正是人类这种抽象化能力产生了对自然令人惊异的数学描述。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成功是有条件限制的，例如，数学成功的领域主要是物理世界或无生命的物质，其方法论是把物理世界用长度、质量、重量和时间等简单概念来刻画，也许由于其行为是可重复的，因而用数学描述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其代价是牺牲自然世界的丰富性；数学只能是描述了自然某些简单化了的方面和过程，决不是全部。另外，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领域，数学的有效性就非常不明显了，这自然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性质和复杂性所决定的。

如何认识数学的真理性问题，如何看待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有效性问题，如何理解数学在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这类的问题大都属于哲学的范畴；虽然实难形成确定性结论，但通过学习和思考得到的有关认识，对于我们学习和认识西方经济学是十分有益的，能使我们的看法更加深刻起来。

二、经济学中数学应用意义的初步思考

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起的二百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而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我认为这实际上表明，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下面具体展开谈一谈。

1、经济学能成为一门科学吗？

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经济学和一般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根本差别吗？二是西方经济学是如何具体进行科学研究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某些自然科学成功发展的历史似乎明确告诉人们，一门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科学，起码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有坚强的科学信念，即坚信其理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或研究对象客观规律性；二是数学方法要成为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众所周知，经济学是研究关于人类行为的学科，而人类行为是很难简单看作是客观的。因此，西方经济学首先要解决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问题。

西方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往往引用最多的著名论述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他指出“一门实证科学……是关于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系统的知识体系；而一门规范科学(或称管理科学)……关于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的知识体系……。”这一观点把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同时强调实证经济学作为整个经济学基础的重要地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在其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学上的定义。”西方经济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模仿自然科学及方法的信念是十分坚定的，仅从其内容和研究方法看也是有效的。这一点从许多基本概念及思想就可见一斑，例如效用、边际、理性经济人、均衡、最大和最小原则、需求定律、理性预期等等。从方法论看，这些基本概念设定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避免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使其研究能得到确定性或“规律性”的东西。又例如，“均衡”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和思想，是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演变而来，实际上“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均衡”思想，原思想更深刻、更复杂和更宽泛得多，“均衡”是对其的简化，即去除其不确定性部分，形成某种确定性或新的明确信念。“均衡”似乎给我们更多的是某些确定性的结论或信念；（在某些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如供求定律、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一般均衡、局部均衡、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等。“均衡”是什么？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或基本状态吗？我认为，“均衡”是一种精巧的理论构思，更是一种“科学的信念”，在解释和理解某些常规经济现象时是有分析力的，但更重要地是希望符合一般科学研究特征的要求。

如果我们期望（或假设）把人类经济现象能够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具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则西方经济学的确是有成效的和富有智慧的。因此，经济学是否为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念问题，或者说其信念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把人类经济问题转化为科学研究的问题，光有信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具体的思想、创造和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也就是要解决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基本思想及其假设。

2、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思想及其假设

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这对经济学也应是对的。另一方面，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又非常不同，它是一种与人、人类（文化、政治）历史进化、人与人关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有关的、比自然现象更加复杂、不稳定的现象。把这样一种现象人为地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达到数学能运用之，的确需要坚定的科学信念和具体的研究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确定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基本假设及其思想。根据作者的初步认识，西方经济学中基本假设及其思想可概括如下：

（1）注重静态忽略动态。如“均衡”思想，强调静态均衡状态（特征）是一般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而忽略实际经济运行过程及其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西方经济学相信任何经济运行过程是围绕均衡进行的，均衡是实际运行轨迹的中心线；均衡是客观的、确定的，即使实际经济运行可以是不稳定的但最终总是收敛于均衡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不考虑诸如历史文化、人际制度等复杂、易变的动态因素；着重研究静态的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而不考虑人与人的关系。例如，“均衡”这个概念没有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涵义，象一个物理定律（均衡概念及思想实际上来源于比较静态力学的研究思想）；又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假设条件“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

（2）强调理性拒绝非理性。实际经济中，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如历史的、文化的、进化的、心理的和经济的等等因素混合其中；简言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科学（数学）的力量主要在于理性分析，而对非理性等的分析是无力的，理性等价于逻辑和确定性而排除不确定性。西方经济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分析人类经济行为方面，可以说极端地相信和强调理性因素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而完全避免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效用的量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追求最大利润和效用、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完全信息（知识）、供求定律、理性预期等等，十分明显的反映了这一思想；这些有关完全理性的假设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3）追求确定性避免不确定性。自然科学的成功及其信念就是其理论在一定时空内的确定性；从方法上讲，上面两点的思想及有关假设的具体作用，实际上也是追求经济理论上的确定性，亦即为其理论的数学应用作信念及方法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则进一步表现为追求理论上确定性的形式，亦即分析、结论的几何和数学模型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得到这些确定性的形式又需要具体满足各种数学方法正确运用的种种假设条件，哪怕是完全不现实的。例如，有关均衡的若干假设、市场上存在充分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保证他们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完全可替代性、供求曲线的设定、边际概念等价于导数、变量之间某种形式的“线性型”关系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假设等。

总之，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学的科学信念，方法上必须引入数学思想和方法，亦即演绎法：从创造性假设出发──经逻辑推理（数学推理）──得到确定性结论。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中演绎法（数学）成功应用的关键，是巧妙和创造性地构思其演绎的前提──假设条件。我认为深入认识和理解其主要的假设及其思想，是认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及其数学意义的关键所在。

3、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西方学者认为，十九世纪其思想基础是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证实主义”，而二十世纪则是“证伪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是彻底反对归纳法而推崇演绎法，而数学是演绎法的典范。我认为演绎法及其思想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方法论意义，简单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创造假设、数学推理、检验理论。下面稍稍展开谈一下。

（1）创造假设条件是理论假说演绎推理的关键和必要条件。确立假设条件一个最基本目的，就是要创造性地简化现实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从而确立现象间联系假说的核心结构，并建立演绎推理确定性的前提。一般来说,不同假设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范围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不明确提出假设条件,理论本身将显得含糊不清,无法形成理论讨论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会造成对同一理论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容易引起理论基本概念的混乱,这将阻碍理论研究中科学探讨统一基础的形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中往往包含了其理论假说演绎的大前提；这里所谓“大前提”即是理论假说或假设条件的核心；它实际上蕴涵了理论假说的基本思想、主要结论和演绎的最终前提。应指出的是，根据“证伪主义”的思想，所谓“大前提”的形成是研究者“自由创造”的结果，而无需什么严密的逻辑推理或经验事实依据；实际上，不同理论或学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创新，往往表现在其演绎“大前提”的不同。因此，我们应特别认识到假设条件在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

（2）演绎法的典型推理形式是数学推理。数学推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前提（即假设条件）应十分确定和严格的；经济学中的假设条件往往确立了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及其变量间的具体数量关系、演绎方向等；西方经济学中演绎推理的基本过程可简要概括为：提出假设条件(大前提)------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结论(并检验结论)。根据演绎法的特点,如果推理的结论不正确或通不过检验，则问题一定出在假设条件部分，而与逻辑推理过程无关；因为演绎法中,结论只是其假设条件(大前提)必然的逻辑结果，逻辑推理(特别是数学推理)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这正是演绎法逻辑清楚或简单的科学方法论意义所在。这个意义告诉我们，任何经济理论存在问题是肯定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即问题肯定在假设条件中，理论的发展或创新在于对原有假设条件的修正或创新。

（3）理论的可检验性是演绎法的目的。“证伪主义”判断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是看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一般来说,假设条件和数学推理将使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明确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数量化、以及保证逻辑推理过程的严密性，最终将保证理论结论的具体明确,亦即具有经验的可检验性（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检验方法是计量经济学），从而保证了其理论假说科学性的主要特征。值得指出的是，按照证伪主义思想，就一般经验科学而言，演绎法意义上的检验是检验理论的结论，而不是检验其假设条件。但就经济学来说，是检验假设条件还是理论结论或是都检验是有争论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演绎法或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具有科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信念的必然结果，它的研究思路、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说是按科学研究的要求来设计的，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技巧水平。当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根本？）差别的，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也应有差别；我认为这个差别集中反映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上，或者说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思想上去认识。另外，确立假设条件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创造过程,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理论核心假设的提出是一种大胆的猜想、“自由创造”或某种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没有什么逻辑的方法可循。但在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信念和数学应用的条件，实际上对其基本假设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基本假设的思想是尽量去掉不确定性因素，而经济学中的任何事实又渗透了人们心理变化的不确定性；在处理更加复杂经济社会现象的面前，数学的威力仍在吗？因此，在我们分析了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科学意义后，还应更深入地思考另一方面的问题，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限制又在哪里呢？

三、经济学中数学应用限制的初步认识

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有效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方法论问题。我认为其关键点在于，如何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差异，以及怎样认识数学有效性的深度和广度；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问题。虽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难说理论上会有什么最终定论，但某种深层次的思考和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目前仍存在的某些基本问题有所理解。

1、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

一般性讨论已告诉人们，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确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别。与自然现象根本不同在于，社会现象中人及其关系在经济事件实际过程中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影响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但影响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作某种严格的假设，这种差别将限制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分析将最终归结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的等方面的分析。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差别及其性质，是认识经济学中数学应用限制大小或性质的关键。下面稍展开分析：

分析之一：两种现象演化过程的客观性不同。在观察自然现象演化过程中，人和自然现象演化过程（主体和客体）是明显分离的，除了人的观察和认识可能有（某种相对固定）偏差外，自然现象演化过程本身相对来说是一个客观过程；简单地说，其过程是一个客观事实直接连接着下一个客观事实，与人的观察和认识无关。而在社会现象演化过程中，由于其过程本身参入了有思考能力的人，人与社会现象演化过程不能明确分离开来，亦即人不能独立或脱离自身来观察自己；简单地说，如若以事实为起点，事实经过人的思考产生认识或决策，进而影响到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结果形成下一个事实；这里一个事实并不直接连接另一个事实，事实本身不是客观的，而是参入了人的观察或认识，亦即事实与人的思考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现象有人称为“反射”现象），这时主客体是合二为一难以明确分离的；因此，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演化过程很难说是一个客观过程，其不确定性因素是显然存在的。

分析之二：两种现象演化过程的科学特征不同。自然现象演化过程客观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相对来说，在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或在相同的条件下），其现象演化过程是可重复的或可控制的，这实际上是产生科学研究和确定性知识的基本特征。而社会现象的演化过程则完全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亦即人们在其研究中，无论利用多少人为的条件（总是有限的）来刻画条件相同但时间不同或地理不同的两个实际社会（或经济）状态，都是不准确和客观的，有时甚至是差别巨大；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这突出地表明，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和心理的等因素复杂作用、进化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也表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远甚于自然现象。

分析之三：人的认识偏颇性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不同。众所周知，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亦即总是存在偏颇或不完全性，但这种偏颇对我们所考察的两种现象过程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由于其现象过程的相对客观性，人的认识或偏颇相对来说不可能影响现象过程（事实）本身，亦即这里人的认识或偏颇和其现象过程实际上分别属于两个相互隔离的空间，客观过程能不断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也正因为如此，自然现象或事实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既是扮演着可观察的独立现象，又实际上扮演着独立而客观标准；亦即相对来说，人的认识或理论的正确与否可以通过与现象或事实的对应得到客观地检验或确定；因此，这种研究结论才可称之为确定性的和科学的知识。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由于其现象过程的非客观性，即人的认识或偏颇渗透了现象过程本身（事实）之中，事实和人的思考两者是互相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因而造成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或非客观性，例如，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中缺乏象自然科学中那样无可争议的假设或概念；这种状况下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很可能是，要么是确定性的而脱离实际，要么是不确定性的而失去科学研究的意义。

我认为，以上的初步分析反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之间差别性质，也是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限制的深层次原因。

2、常规事件与历史事件

我们自然想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有效性可能受到限制，怎样来认识这种限制的大小呢？又怎样来认识经济学的实际作用呢？我认为认识和区分社会经济现象中所谓“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含义是十分重要的。

（1）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现象（事实）中参入了人的思考（为）因素，事实和人的思考（行为）相互影响，不可分离，这里的事实相对而言失去了其客观性；因而我们说经济（社会）事件相对来说更具有不确定性；当然这并不能认为，经济（社会）现象完全无稳定性、无研究意义，而是要着重指出它与自然现象的重要差别；这里历史学研究及其内容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一般历史学研究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描述和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所谓“历史事件”，从时间上衡量，“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长度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时间中所发生的相对稳定、普通的事件，我们则可称之为所谓“常规事件”，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所描述的主要对象。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照来看，可以简单地说，所谓经济中的“历史事件”部分主要对应于较大经济波动时的波峰或波谷时期的经济状态，或者说是指那些远离“均衡”时的经济状态；而经济波动其余部分相对较稳定时期，或者说那些较接近“均衡”时的经济状态则对应于所谓“常规事件”部分。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事件”和“常规事件”的区别本质上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非理性和理性的区别。

（2）经济学与“历史事件”。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历史进程重要的转折点，也是难以事先认识和预测的。同样，经济（社会）现象中的不确定性也主要突出地反映在其所谓“历史事件”中，简单地说，即指较大经济波动中的波峰和波谷部分（较大经济波动转折点的某一邻域），目前的经济学或经济数学模型对此的解释或预测是十分无力的。经济中“历史事件”的形成，实际上是人们思考或认识的偏颇逐渐加强（或非理性作用突出），并不可遏制地、不断放大的结果，亦即实际事实与参入者的偏颇不断相互影响、一致偏颇（或非理性）行为的程度积聚放大最终导致崩溃（突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确定性（或非理性）特别显示在波峰和波谷的形成上。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在金融证券市场上是十分常见的，也许目前科学方法对此的解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对这一过程的形成，均衡的力量或均衡思想的解释力是微不足道的，更不用说去预测它了。

（3）经济学与“常规事件”。当然，社会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可能总是激烈地表现出来；一般来说，在“常规事件”时期，人们的偏颇及行为相对处于稳定（或较理性的）状态，与实际状况比较接近；这时，人们的总体偏颇状态不会形成某种变化的趋势，人们的思考及行为与实际状态的相互影响处于稳定，不确定性或非理性的程度相对较小或相互抵消。这时“均衡”经济学的确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或者说在“常规事件”条件下或某种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是显著的。但我们应注意的是，由于“常规事件”本身的稳定特征或属于经济现象中常规部分，使得这种解释力的实际意义和重要性骤然变小。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主要是“常规事件”还是“历史事件”呢？西方经济学显然是选择了具有较好确定性特征的“常规事件”作为其研究对象和经济本质特征的，而把“历史事件”作为例外加以处理。

3、检验经济学的困难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真理性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理论能相对其对应的客观事实得到检验，这种检验不会因人的认识或理论的不同而改变，也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研究动机而改变；其基本原因是这里的“事实”是唯一的或客观的，通过这种检验而得到的理论（或知识）是科学性的保证。然而，对经济学的检验却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经济学及其实际预测无论正确与否，它们都会对人们的思考和行为产生某种影响，特别是有重大实际经济意义的预测，可能会对预测的事实本身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亦即经济学预测的事实本身并不是唯一的或客观的，是可以变化的，这样的预测成功或失败似乎并不能客观地说明其理论的正确或错误。在经济学的检验中，在用什么“事实”作为检验的共同标准问题上，实际上缺乏一致和明确的认识。

其次，自然科学中，数学方法预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谓“有条件预测”，亦即相对而言，其预测的假设（或前提）与其预测的结论之间是逻辑或直接（客观）的关系；或者说，在相同条件下预测过程是可重复的或多次有效的。我们已知道经济学预测不存在这种“有条件预测”的特征；在实际预测过程中，预测的条件（假设）与其预测结论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尤其在经济波动的转折点时更是这样。经济学中的大量不同理论学派或预测模型之所以可以长时间地同时并存，是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某个模型的某次成功预测并不能表明其理论的正确或有效；同样，某个模型的某次失败预测也不能表明其理论的错误或无效；因此，经济学的检验意义是有限的。

最后，在任何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研究动机主要有两种类型，可分为追求真理和追求功利的动机。在自然科学中，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检验研究者成果的标准是唯一的----客观事实，来不得半点虚伪的东西。而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检验的标准可能是不确定的，不正确的动机、错误的理论或预测也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它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到经济现象本身或所检验结论的形成；如果加上政治和个人利益等倾向的影响，某些研究结论的偏颇性将十分突出，再利用经济学“科学性”分析声誉的影响，短期内使实际状况达到某种检验目的的要求是完全可能的和有效的；这种检验破坏了科学检验的客观性。

总之，经济学的检验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检验具有较大的差别，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这一问题的存在也是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一个主要限制。

四、小结

以上从不同的方面，初步探讨了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意义及其限制，应该说还是十分粗浅的。总的来说，我认为经济学中数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纯理论的信念统一和理论体系完美的结构上。因此，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进入经济学领域能够起到基础知识和技术的作用，学习经济学不可不了解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对经济学中数学的意义也不应过分夸大，特别是在实际应用时，要深刻认识经济学的局限性。举一个例子，在实践意义上，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很类似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例如计算机在解决那些被严格限定的问题（如逻辑问题、国际象棋等）方面，的确具有超人的能力；但如果它面对大量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的那类问题（诸如辨认一张面孔、一种声音，或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行走等）时，可能会一筹莫展。因此，许多时候，经济学上的优美数学结构和确定性结论，一用到具体实际中往往会感到无用武之力或失效；特别是，数学在认识类似“历史事件”的经济问题时，其实际作用可能是十分有限的。

第8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注意：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者往往把美学与经济学混合在一起写作；与此同时，当前典型的后现代经济实践（体验经济实践）中，审美与经济也混合在一起实践。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共振，背后是否具有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

审美的政治经济学历来是以异化及异化的消除为基本主题的，而经济活动本身的日益审美化是以复归为导向的，所以这两股力量是同一股力量。在这种力量推动之下，经济学可能发生一场“审美转向”：从以资为本，单纯进行工具理性的实证研究，转向以人为本，对幸福快乐这种感性目的的价值判断。

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在其创立者鲍姆嘉通那里，是“感性学”的意思。美学作为“感性学”，与经济学这门“理性”学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感性―理性―更高感性”螺旋上升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当前现代化潮流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以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体验经济、“高科技、高情感”等为标志）。在复归感性的现代化总背景下，以“理性”为旗帜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本营，反而受到美学这门不起眼的“感性学”的“侵略”，就不足为奇了。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以“感性学”所长，补“理性”学所短，这是在主流经济学缺乏反省精神情况下，响应历史潮流的“替天行道”之举；而行为经济学则从经济学内部，通过对感性快乐的研究，里应外合式地配合了这股历史潮流。

经济学的两次现代化：现代转型与后现代转型

快乐是经济学与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曾以研究快乐为中心。例如，古典经济学家边沁，就把快乐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把快乐和痛苦作为判断价值的最终标准。边沁认为快乐是一种终极价值和终极判断标准。他据此提出后来被称为“最大幸福原理”的“功利原理”，并区分出十四种人性可感觉的快乐。斯密最初的《道德情操论》，也不回避对于情感愉快的研究。

然而，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快乐”不见了，代之以效用的概念。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次现代化，是理性驱逐感性的过程。从此，经济人理性牢牢占据了经济学的中心舞台。“理性”的经济学与“感性”的美学之间的联系也被割断了。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直接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快乐等情感不可测度。经济学为了实证，采用效用（包括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种可以精确测度的、引致快乐的中间价值变量，来近似替代快乐这种作为“一种心理行为，一种情感”（边沁语）的不可测的最终效果。然而从根本上说，这是经济学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因为工业化的理性价值与情感这种感性价值之间存在实质性冲突。取舍的结果是在工业化中形成的主流经济学自然要维护工业化的核心价值，即理性价值（经济人理性无非是哲学理性的经济化）。经济学对情感的忽视，源于对理性的独尊。所以在整个工业化运动中，人们不再把效用当作引致快乐的手段，而是把效用本身当作追求的目的。扩大到宏观含义上，最大幸福概念也就被偷换为最大效用概念。此时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忘记”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效用的最初看法。

工业化完成后，形势急转直下，“快乐”这种终极状态价值在“升值”，而“有钱”这种中间状态价值在“贬值”。 人们开始发现工业化的“蛀牙”：以效用取代快乐，隐含着一个最近被行为经济学家们证伪的命题，就是“有钱即快乐”。在这个命题中，“有钱”是效用和效用最大化的通俗指代；“快乐”是幸福和福利最大化的通俗指代。这个命题的经济学含义是：快乐依附于效用。有效用就有快乐；只要效用最大化，快乐就最大化。卡尼曼、奚恺元、黄有光等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有钱不一定快乐”。对应的宏观结论则是，GDP的增长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幸福水平的同等程度提高，光谋温饱不谋幸福，人们会“放下碗筷就骂娘”。

针对工业化经济学这个最大的“蛀牙”，即效用与快乐的倒错，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卡尼曼鲜明地提出“回到边沁”的主张。这是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学后现代转型。

“回到边沁”的本质：异化与复归之争

用什么做理论的价值基础，这是经济学理论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卡尼曼的“回到边沁”，实际上把问题挑明。快乐与效用（或按卡尼曼说的“边沁体验效用”与“马歇尔决策效用”）的区别，从哲学高度认识，其实质是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两种价值观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的观点强调以人为目的，效用为手段；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以效用为目的，以人为手段。

以人为目的，效用为手段，是经济学中的后现代转向的最鲜明特征。在历史上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人是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有所表述。 手稿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美学著作。这种经济学与美学混合写作的风格，在后现代主义作家中普遍存在，如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与象征交换理论、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和美学理论，显然与马克思有关。手稿的中心思想是指出资本主义（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异化”，而未来社会（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后现代性”）的根本前途在于“复归”。异化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对立，手稿中具体指资本主义把人的手段当作了人的目的；复归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和谐，手稿中具体指未来理想社会，要实现人的手段向人的目的的复归，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对边沁的“快乐”（幸福）的一个更具历史性的概括。为人民“谋幸福”的说法，理论源泉就在这里。如今，“谋幸福”的技术计量问题正在解决，快乐与国民幸福总值的度量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第9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农村法律;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对策与法律制度保障，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土地流转等现实问题呼唤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从，特别是新世纪取消农业税，放开土地流转以来，诸多实践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在于产权制度不够明晰，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经济纠纷对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环境的打造十分不利。因此需要参考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产权制度入手，分析进一步完善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途径与举措。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允许自由交易，经济行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交易成本为正，就会降低经济效率。科斯认为，产权理论包括交易成本、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交易成本是核心，交易成本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需求与制度环境变化共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设计，制度安排设计必须建立在符合实践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实践而忽视经济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贯彻和实现社会福祉进步的，同时不能只考虑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实践的趋势，否则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真正切合社会实践。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尽可能降低，而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来看，产权问题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主体。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保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不变，允许有能力的家庭与个人适当突破原有的安排，通过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的弊端，即家庭单位的经营导致生产碎片化，制约了大型农机设备等的使用，对农业产值进一步跨越式提升有一定的负面作用。2007年物权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原则的同时，也为放开土地使用权流转“放开了口子”，肯定了通过合法土地流转所取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合同法等的规定，完善了对于承包及所得的归属问题规定，进一步激发了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实践的热情，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国情复杂，以及农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物权法关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些条文精神并没得到很好地贯彻，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凸显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1、法律意识淡薄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规范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设计，用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换句话说，通过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来规范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属于人情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村民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生产生活，人们还是倾向于由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族长、长辈来进行“断案”，有时候甚至会逾越法律的边界，或者做出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决定。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相比有所落后，加上人员流动性差，当代法律意识与族规以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出入甚至不同，此时很少会有村民选择使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2016年初，广东潮汕地区某村对土地承包的利益归属分成产生歧义，由于当地宗族观念强，根据风俗惯例，族长决定将九成利益收归本村村民，对外地承包商仅分配一成，当外地承包商表示要重新讨论，甚至要提起司法诉讼时，当地村民竟然对承包商群起而攻之，最终合作项目以烂尾告终，当地招商引资又一次失败，经济发展再次出现不和谐的事件。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法律意识淡薄，片面依靠族规村规，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亟待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制度运行，摒弃旧俗陋习。

2、土地流转等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明确产权边界，规范制度设计，用制度“说话”，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土地使用权流转，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却不够完善。2007年的物权法虽然确立了土地成本所得由私人所有的精神，但对于土地流转的方式、形式以及后续一应事宜则缺乏必要的条文规定。例如当前城市用地已经确立了招拍挂、使用权转让等形式，保障了城市土地供应侧的良好运行，避免了由于土地流转导致的经济纠纷等问题，而农村则不同，国家至今没有出台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因此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例如吉林某村规定，土地流转要通过村、镇、县三级审批，而审批环节设置过多，审批过程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由此滋生腐败;福建某村规定，土地流转只可以承包给同村的人，不可以承包给外村的人，保障“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由此导致的权力不当使用、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十分不利，需要在未来加强解决。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农村法律制度的构建路径

1、加强教育

有了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必须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营造起“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让制度设计落地，扎根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以山东寿光为例，当地农村基层组织自发建立起普法教育工作小组，对农村地区进行专门的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土地流转、承包利益分成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经济行为进行从法律角度的剖析，增强民众的法律理念、法律意识，对于培养农民的守法意识，能够识别经济行为中的法律风险，让广大村民群众对经济纠纷能够“防患于未然”。同时，在中小学开展学法教育，聘请外地专业教师，在国家教育大纲框架内，对法律常识“从小抓起”，根据当地的统计数据，普法教育从2008年至今7年来，当地的经济案件立案率逐年下降，广大村民在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租约时能够使用好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利益，用法律规范行为，用制度保障经济发展大局，对当地经济建设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完善立法

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是前提。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也在于必须建立起一套内容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运行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已有的《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物权法》等，对农村法律制度建设起到了框架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法律只是在制度层面上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或者即便是有一定的细化但也是仅仅就某一个方面而言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不足，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例如粮食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亦是产粮大国，然而却没有一部根本性法律对于关乎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及粮食产业发展的法律。特别是近期从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的事件到农业部集中批准种转基因大豆进口而导致的争议，粮食相关重大事件扎堆更显现出凸显出粮食立法之必要。

四、总结

农村经济建设需要法律制度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这一认识，并认为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能够起到“经济剂”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行为效率，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缩小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差距。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产权明晰观点，对当前土地流转、承包利得分配等现实问题亦有较好的现实意义。未来，要通过加强立法、培育农民法律意识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制度建设，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杨子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陈佳佳．基于制度视角的湖北省农村土地流转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5

［2］科斯，德姆塞茨，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