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主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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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收入分配不公的话题成为各方热议的一大焦点,专家献计献策,有关部门也陆续配合出台诸如上调最低收入工资标准等相关政策,并有消息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台。

要改变扭曲的收入分配现状,无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台的相关政策而言,基本都围绕职工工资做文章,这是远远不够的。工资问题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微小方面,学术一点说,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体现。

工资问题是市场层面的问题。首先,政府明令涨工资无疑有干预市场之嫌;再者,涨工资不是说涨就能涨的。

我们看看哪些人能在“涨工资”的一纸令下享受到实惠。公务员可以涨、事业单位员工可以涨、国企员工可以涨,概括说,就是处于垄断性质单位的员工可以涨。

但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则不然。正常市场环境下,员工收入与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经营效益不错的企业,有给员工加薪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当下的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谓是负重前行。税负本就很重,再强行让他们涨工资,就太强人所难了。如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背负的重压得不到缓解,给员工涨工资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这些中小企业的员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简单操作,容易引发恶劣后果。要求涨工资的结果只能是: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更大的不公。

涨工资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说,它只是很小的一块。说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却将矛头指向“涨工资”,这种做法有偷换概念之嫌,其掩盖了真实的社会矛盾,也掩盖了政府不作为。拿涨工资说事,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规避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可被这样的言论遮住眼。我们希望通过理清纷纷扰扰的现象,探求到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并邀请专家支招,探讨解决之道,这是我们做本期选题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多个层面。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进行综合性改革。

要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当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抓主要矛盾、从根本入手,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否则,做表面文章,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很可能转移了矛盾,贻误了改革良机,致使问题越积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越发突出。

第2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自主；竞争力

一、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背景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世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推动全球经济化将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和民族都被卷入它的潮流。全球化的经济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时刻存在着，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而贸易自由化使得我国各行业都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一些企业倒闭，新的企业又诞生，竞争非常大。中国加入WTO预示着中国经济已经真正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份子，必不可少。权利和义务是同时存在的，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一员，中国在享受其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其承诺和义务。在新经济环境下，我国汽车市场全面开放，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巨大的国际挑战。2008年由最开始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经济受到强烈的打击。那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迅速下降。在这样状况下，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汽车行业要与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的汽车行业进行竞争，由此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2010年国际经济开始复苏，中国汽车行业也跟着升温了。

二、贸易自由化下分析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意义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政策30年的“快跑” ，汽车行业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与国际上那些发达国家汽车企业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分析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对眼前我国汽车行业具有重大意义，这对中国车市进入全球经济市场并迅速有效的夺得一席之地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国际竞争力对企业、公司进入不同的市场有帮助，它会成为企业、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公司，它比其他同类企业、公司更有优势，更能快速有效的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扩大企业规模，扩大企业经营能力。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是实现消费者最为在乎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而不再只是一些普通的、短暂的好处。我们只有牢牢套住消费者的爱好以及实现价格才能挤进世界经济市场。外貌可以复制和模仿，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是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和模仿的。竞争对手无法生产公司的产品，这才能使企业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立于不败之城。

三、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现状

1.国际竞争力含义及其衡量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意义看，一个国家要对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所采取的限制要逐步减少，并且为进口商品和服务提供优惠待遇。但是，纵观历史，在金融危机下，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并非存在，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措施来限制贸易自由化。因此我们只能在现有贸易条件下分析研究汽车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什么又是国际竞争力呢？目前美国官方所采用的是一个国家能够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产品和服务，并同时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能力。它是指一个国家长期的竞争能力，包括该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以及该国经济结构及出口结构能够随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变革的能力。

2.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现状

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继续稳居全世界第一，达到1900万辆，比去年增长34.37%；汽车产量为1856.47万辆，增长了33.44%。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第一汽车销售大国。其中，乘用车产量为1420.71万辆，增长了35.83%；而销量为1377.78万辆，增长34.17%。商用车产量为439.76万辆，同比增长29.19%；销量435.41万辆，同比增长30.9%。中国汽车协会预测，2011年我国汽车产销增速将达10%-15%。中国汽车销售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事实却实如此。并且很多顾客要提前一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预付款订货。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汽车销售量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中国均遥遥领先。

四、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我国近几年来在汽车行业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国外的汽车产业的竞争还是处于一定的劣势，在技术以及附加产业值等方面要明显落后于外资车，导致这种状况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的原因。

1.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国自主轿车不论是从技术还是从产量都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总体上还和国外的汽车在技术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在汽车研发这方面的积累的经验较少，其次我国在这方面研发的人才以及力量都比较大的薄弱。相对于汽车制造我国在汽车研发上与国外汽车之间的差距要明显大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这是目前我国汽车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导导致这种难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造成这种情况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对汽车研发重视不足造成的，并且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基础相对较差，很多企业只顾及眼前的利益而采用引进国外汽车的战略而忽视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另外我国很多的汽车产业在该方面的投入也不足，这是导致我国自主品牌汽车水平不高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层面在汽车研发这一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使得我国汽车整个研发的水平始终处于较低的位置。一般来讲我国汽车企业的规模都比较下所以难以承担高额的研发的费用所以这也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此外国家层面缺乏相应的对于汽车研发的鼓励的政策也使得我国的汽车研发技术迟迟没有取得较大的进步。

2.总体竞争力不强

我国自主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上的不稳定而且还体现在汽车整体的科技水平以及工业设计等水平和国外汽车明显的差距，既没有相对的价格的优势也没用品牌的影响力，这是我国汽车行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最为切实际的体现。

3.产品的附加值低

另外我国汽车产品的附加值处于较低的水平包括智力方面的附加值以及加工和设备制造等等多个方面的附加值，这些附加值的部分不仅包括制造环节而且包括汽车的流通环节等。我国的汽车制造业仅仅局限在对于国外的零件进行组装的水平上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而对于汽车生产过程中各种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各种零件以及模块却没有能力进行研发这也是导致我国汽车行业长期处于一个低附加值生产的过程。

4.汽车零部件工业发展滞后

我国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水平以及规模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在分工以及零件生产的技术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仅能够生产一些附加值较低没有多少智慧附加值的产品。造成这种情况具有我国汽车企业自身方面的原因，而我国在该方面的言语权也是影响我国汽车零部件水平较低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整个汽车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的弱势，使其直接制约了我国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影响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5.售后服务相对比较弱

与国外汽车所提供的服务相比我国的汽车服务业和售后和国外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服务的网点较少，甚至很多的县市都没有相应的保修点，如果汽车出现了问题那么就要将车运输到较大的城市去维修。维修的周期有时候拖得很长甚至达到几个月。在很多时候维修的质量也得不到保障，很多时候抱着希望去修车换来的结果却是令车主失望的。并且及时出现问题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也显得比较困难。

五、提高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我国汽车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本文根据上述的问题，提出了应对上述问题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些策略，以期为我国的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1.加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以及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人们的消费理性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更加的理性希望买到更加经济省油的车，操控性较好的较小的紧凑车型成为了人们的首选。随着石油能源的进一步的减少，新能源汽车会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的一大趋势，在这方面比亚迪汽车生产了电动的汽车，这种新型能源的汽车不仅降低了汽车污染而且对于日益短缺的能源也是一种代替。虽然该车还没有达到一个较好的销售业绩。但是可以遇见的是虽然石油资源的日益的枯竭，未来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一定会在汽车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2.政府应积极出台各种政策和加大购车补贴

（1）加快新能源汽车战略的顶层设计，抢占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

制定国家层面的能源发展的新战略，确定发展的技术路线，将以新能源和清洁发动机为核心的技术作为发展的目标以及阶段性的任务，然后通过国家层面的组织使得政府层面提供支持、企业方面自主的研发，高校方面介入研究等方式。

（2）通过减税以及银行贷款等各种手段来促进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以及应用的产业化

政府不仅要在引进国外的汽车方面努力最为重要的是在引进国外的汽车技术方面努力，同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手段来鼓励企业的研发。推进汽车的技术创新，可以从国外引进相关的技术，将这种技术国产化然后国家可以给与一定的政策支持与资金的补贴。

（3）大力推进汽车产业战略重组，提升产业集群水平

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多以横向的粗放式的形式发展，主要是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并购来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在国家层面来讲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来对兼并以及企业的重组等方式进行鼓励；同时鼓励社会各个行业的资本进入到汽车行业来对汽车行业进行注资以及重组等；在制度上甚至允许民营产业参与汽车产业的股份并允许其控股；对目前常见的国有企业通过不断的减持自身的股份来实现股权的优化配置；然而对于知名企业或者是国企之间的并购合作国家层面要严格对其进行审核避免垄断情况的出现。在进行产业组合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汽车产业如何退出的机制。不仅要对汽车产业进行重组还要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3.提升中国汽车的外观设计

由于目前我国相对缺乏汽车产业相对的核心技术，所以国内的汽车行业如果要想有所建树，外部的工业设计以及内部的实在的技术上的提升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目前的一项某个知名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车的外观也就是车的整体的工业设计是影响汽车消费者进行消费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调查的时间在2009年调查的对象是具有购车意向的购车者参与调查的人数有5000人。通过调查分析与统计大约有25%的汽车消费者在选购汽车的时候会将外观作为第一考虑的因素。

4.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塑造自主品牌

我国汽车行业的民族自主品牌正在不断的发展，其中发展较为优秀的包括奇瑞以及长城的哈佛系列等等，但是这些自主品牌相对于一些知名品牌如奔驰、奥迪、宝马、甚至是日本的丰田等系系列车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汽车知名的品牌首先较少其次相对也缺乏竞争力。由于研发的相对滞后使得无法做出一款较好的产品。所以如果要塑造自主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要加强自主研发的能力，如果要实现自主汽车品牌的崛起就需要在研发上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国家层面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对这种自主研发进行鼓励，以促进我国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5.加快零部件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优化汽车产业供应链

我国汽车对于国外汽车零部件的依赖性非常强，一般国内的生产某合资或者知名品牌的汽车都是从国外来进口零配件然后在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进行组装，而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就获得不了任何的零部件加工后的附加值。更为突出的是很多购买进口车的车主苦于汽车某个零部件坏掉之后需要将汽车返回到国外进行返厂维修或者是要从国外来进口汽车零部件等待维修，这种情在目前我国的汽车行业来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针对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来增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实力：大力提高我国在汽车零部件行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国家层面要鼓励汽车自主生产研发汽车的零部件而不是过分的依赖于进口，只有将进口转化为自主研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成本这种运输以及关税层面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自主研发的成本。而且国家要对这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给予资金以及政策上的扶持，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来提高汽车零部件企业自主创新与自主研发的能力。

六、结论

第3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关键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189-02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1）非关税壁垒。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2）集团化和区域化。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1985年为57%，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 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三、贸易保护给中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理论上发展和实践中的推行是大相径庭的。从规律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自由主义，而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斯密自由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实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凯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业放置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政府应尽快掌握驾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整体协调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丹丹.贸易保护形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J].现代商业，2010，（8）.

第4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一段时间以来，在各种媒体的理论文章和深度报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新自由主义”。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是一种学术理论，还是一种社会思潮，或者是别的什么？

所谓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理解新自由主义，首先要认识古典自由主义，它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在18世纪创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古典自由主义最大的学术主张就是经济自由，强调市场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策。新自由主义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要“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新自由主义包括众多学派，但影响较大的是以英国的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新自由主义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是随着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事实上，面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怎么可能和它们“平等”竞争呢？这种“平等竞争”无异于小鸡与老虎的竞争。但作为“老虎”的国际垄断集团非常欢迎这种理论，大肆吹捧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鼓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新自由主义在兴起的同时，也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其显著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实践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为此而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引发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目前，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并努力寻找新的替论。

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限于学术界。从总体上看，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则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陈 奇）

第5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关键词】 经济职能;理论流派;理论述评

一、重商主义阶段

重商主义大约兴起于15世纪初，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形成了近代欧洲最早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君主们纷纷探寻富国强兵之道，对内扫清封建割据，对外积极拓展贸易殖民。到了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最终将世界最后一块净土――美洲，纳入到世界体系当中，世界市场开始生成。西欧各国家，纷纷动用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发展本国经济。重商主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重商主义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货币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第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只有尽可能地保持贸易顺差，削减贸易逆差，才能够使得货币源源不断流入本国，从而增强国家实力;第三，主张政府积极干预贸易，通过制定适合本国贸易的政策，比如，实施财政补贴，征收保护性关税等手段，保持本国贸易顺差持续。重商主义反映了新兴崛起的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愿望，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欧洲近代国家由是建立和巩固，这在一定意义上又为国内市场的扩大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重商主义并未能够认识到财富真正的源泉，而对于财富的追逐，也相当程度上改写了近代世界的历史。

二、有限政府阶段

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初始积累，告别了早期的资本短缺，市场的力量逐步开始壮大，并在价格和竞争领域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先前重商主义所主张的管制经济，似乎越来越不适合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政治领域当中，权力限制开始成为焦点问题。这些变化构成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在亚当・斯密之前，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奎奈，就曾经提出过“自然秩序”的观点。奎奈认为，自由市场机制比国家干涉更加能够有效促进财富的增长。而亚当・斯密则发展了重农主义有关“自然秩序”的理论，以经济人为假设为基础，构建起了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框架。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市场、自由竞争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活动中及时、灵敏地传递供求信息，引导资本的投向。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同步增长。

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政府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干涉自由市场。政府只需要起到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做好国防建设、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亚当・斯密所阐释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后世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也开启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先河。但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没有认识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市场调节也会带来宏观经济波动、分配不公等问题。

三、全面干预阶段

1929年至1933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尽管在此之前，英国等国家也发生过短暂的危机，但是这次扩日持久的经济危机，还是极大震撼了西方经济学界。按照古典经济学萨伊定律，市场会自动达到出清，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现象。但是现实却与理论推论相差甚远。这构成了凯恩斯主义革命的现实基础。

凯恩斯在批判经济学界无所作为的同时，提出了政府积极干预的理论。但这又与重商主义时期的管制经济有着极大不同，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潮流。凯恩斯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假设了一种理性化的情况。即市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完全对称的信息;充分竞争的市场;规模报酬递减;无外部效应;无交易成本;个人完全理性。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而这种理想化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于在现实生活，因而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凯恩斯根据推导的三大心理定律，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应该放弃古典自由主义无为而治的做法，当市场失灵，只要未能到达充分就业，政府就应该积极动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意愿和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随后在美国、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热捧，一度被奉为圭臬。但应该看到，政府通过运用政策工具，人为制造出需求，也许在短期之内将有助实现充分就业，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不利于市场自动出清，同时还可能大幅度扩大政府权力和规模，为政治寻租制造空间。

四、混合经济阶段

二战之后的50年至60年代，被称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纷纷认为，政府职能的扩张，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办法。然而，好景不长。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纷纷陷入停滞状态，同时伴随着物价飞涨和失业率的攀升。而这是在当时占据正统经济学说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成为主流的指导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而言，它有众多流派和分支组成，诸如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产权理论学派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市场作用，提倡自由经济。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经济滞涨现象的发生，是源于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在此过程当中，还伴随着政府专制权力的扩大，有害于民主制度。再比如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借助理性经济人假设，以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传统的政治领域。该理论认为，政府机构并时不是完美道德的化身，政府本身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充要条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综合了以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指出政府和市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方面，政府需要在公共产品、解决信息不对称、消除外部效应、收入再分配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私人微观领域当中，应该注重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时至今日，事实上，已经很少有人宣称自己是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或者凯恩斯主义学派，各种观念正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的经济职能上，逐步走向市场与政府的结合，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

五、对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启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两大焦点问题，围绕着这政府与市场关系，产生了众多的经济理论学说。事实上，没有一种理论具有永恒性，各种理论都是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既不是建国初期的全能型政府，也不是西方所谓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简单地套用西方某一历史时期的理论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对于中国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及世界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7.

[2]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5.

[3]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

[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5] 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

第6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63-05

［收稿日期］ 2011-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快我国生产业发展与创新研究》（08BJY119）; 教育部规划项目《中低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中国传统工业振兴研究》（09YJA790148）。

日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被明文列入“十二五”规划，从而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在国务院和发改委的推动下，我国政府选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业等一大批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产业予以重点支持，以此帮助我国消除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技术创新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重构，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更为健康、稳定地发展。

然而，本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经济理论学界重新赢得主导地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似乎与“华盛顿共识”以来，新自由主义学者倡导的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性”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思想相悖，这也产生了对于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合理性的质疑。可是，如果我们反思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历程的话，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决非我国政府在危机关头的独创，这一政策思想在西方经济近三百年的发展中，在世界各国都得到过广泛的应用，扶持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兴产业发展，不仅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史中都长期受到重视。

一、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政策干预实践的背离

自亚当・斯密开始，在西方经济理论领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就倡导完全市场职能，他们相信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发作用，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的政策干预只会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因此他们推崇最小政府，坚决反对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施加影响，这也就促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与传播。［1］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与撒切尔政府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政府领域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思想也推动了WTO的产生与欧盟的成立，从而直接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上世纪末，当东亚、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新自由主义思想又推动了“华盛顿共识”的产生，从而催生了在拉美国家与国家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

如果单从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或者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历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政府的政策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史中，几乎所有国家都积极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一些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驱动力，推动本国经济稳定发展。在这方面，从克林顿开始连续四届美国政府无一例外的选择了鼓励信息技术创新，扶持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这才促进了硅谷的产生与纳斯达克的辉煌。布什政府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自由车计划”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美国政府各种政策手段的扶持。［2］

而与之相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思想，但这也与欧洲各国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举措密不可分，而“里斯本战略”以来，欧洲各国在教育、创新投入、产业协调之间的政策协调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甚至一些微观的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的政策扶持与政策干预，其实成为解读欧洲复兴的根本力量。［3］

这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本营的美国与欧洲各国，却恰恰并没有真正推行自己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他们的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引导了本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推动着本国技术创新的发展，保证了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从重商主义到幼稚产业扶持理论

其实，运用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外部经济效应的各种产业发展的思想历史，完全可以和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媲美，其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理论诞生之前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思想是诞生于十四、十五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的一种经济思想，其主导思想就表现在通过政府推行强有力的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经济，追求更高的贸易顺差，促进了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完成了原始积累。当时重商主义政府政策干预的主要领域除了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比如说当时重要的战略性商品的供应部门农业，更多地集中于当时的一些新兴部门，即当时英法等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制造业，从这个方面来说，重商主义思想其实就是现代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的雏形。

尽管重商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封闭性的保护贸易政策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的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才促成了斯密的古典经济思想的产生。古典经济理论从理论上驳斥了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确定了现代市场机制理论，从而为此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长期占据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而重商主义所推崇的政府干预理论则被视受异端学派而长期受到古典经济理论的攻击。

就在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后不久，经历了独立战争刚刚赢得民族独立的美国开始探索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由于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之间巨大的差距，如果单纯选择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来发展美国经济，那么在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新兴的美国必将被固化在农业与采掘业等优势领域，而西欧国家则凭借其在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得以垄断利润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力更大的制造业，那么美国必将成为西欧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而长期落后于西欧国家。

时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敏锐地洞察了古典经济理论在发展落后国家经济方面的不足，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了在美国运用政府的保护性政策，对于一些重点产业实施支持，通过发展工商业来引导美国的经济发展。

汉密尔顿指出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提供支持的话，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会使美国无法建立起本来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4］针对这一现状，他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等十一个基本政策原则。而在政策作用领域的选择上，汉密尔顿把这些产业政策手段所实施的主要目标产业确定在铁、铜、煤炭、火药和书籍等当时美国的主要制造业产业，而这些产业对于当时迷信“农业立国”的美国来说，恰恰也正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将为美国的经济提供强力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汉密尔顿不仅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思想也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理论的基本框架。

由于坚持农业立国思想的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汉密尔顿的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用，而伴随着英美关系的恶化，直到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被战争所打断，其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无法维系，一种被迫的闭关锁国的选择却促进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从此汉密尔顿所倡导的对新兴经济实施保护的思想才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得以应用。［5］

尽管当时的美国经济理论学界，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完全市场机制理论和汉密尔顿的扶持新兴制造业思想①之间维持了长时期的争斗，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1861～1865）。战后，扶持新兴产业思想主导了此后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的里根政府中，政府对于汽车、航空等新兴产业的保护也并没有消失。

在“美国体系”扶持新兴制造业的思想指导下的美国经济焕发出无比的活力，这也深深触动了当时流亡美国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系统梳理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构建出一个落后国家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制造业，利用保护性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

李斯特深入揭示了古典经济理论背后的国家利益的本质，他认为英国正是通过产业政策所实施的经济保护才获得了早期的发展，而现在他们又通过宣传自由贸易，阻止其它国家再推行产业政策，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对自己实现赶超。在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只能永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只有采取关税保护制度，首先使德国实现工业化，才可能最终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自由贸易。因此，李斯特论证了在煤铁等资本主义新兴产业中推行关税保护，保护仍然相对弱小的德国工业免受发达国家制成品进口的冲击，从而扶持德国工业发展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后来得到著名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肯定，德国也正是凭借其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的指导，才得以逐渐壮大，甚至超越了当时最为发达的英法等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三、日本产业扶持政策的成功

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思想贯彻最为成功，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的最大成果应该属于战后日本的产业扶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战后初期，面对被战争完全摧毁的国民经济，日本政府选择了“倾斜生产方式”，通过对国民经济恢复至关重要的煤炭和钢铁产业采取重点扶持政策，以这些重点产业为突破点，通过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采取财政政策和严密保护等政策手段，支持相关产业的恢复与发展。为了解决煤铁产业中的资金不足问题，日本政府还通过复兴金融公库优惠贷款等手段向这两个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对这二个重点产业的强力政策支持，为战后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把日本经济带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政策”，选择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个行业为重点，鼓励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政府产业政策间接引导民间对于现代化设备与技术更新的投资，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优化各部门的投资行为，日本政府还先后颁布了《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企业合理化》、《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电子工业临时振兴法》等文件，采取对重要机械进行特别折旧，对重要产品实行免税，对重要产品的进口免征关税等措施，有效推动了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在政府扶持政策的产业选择方面上，《70年代通商产业构想》和《产业长期构想》开始提出放慢传统的重化工业的增长速度，以追求包括高科技产业、高级组装产业、时髦产业和知识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后，日本政府扶持的重点产业，从早期的钢铁、化纤、机械，到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80年代再转变为家电、电子、新材料等产业，在这些产业转移中，科技创新在现代日本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有了突出的提升，政策手段也从早期动员政府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转向利用市场机制手段，引导市场行为，在争取纯经济目标之外，实现一些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非经济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下滑，以及长期的经济衰退，日本的政策目标也从关注出口转向关注扩大内需，在产业扶持方向方面，日本政府提出“新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重点扶持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1995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提出的通过在现有产业体系中加强科技创新，延长企业价值链，加深国际分工，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等产业政策思路，更表明了现代日本的产业扶持政策已经转向关注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应对全球化竞争格局。

正是得益于战后日本政府有计划地选择一些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日本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对于日本经验的研究也成为上世纪末很多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要工作。其中最为著名就是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约翰逊的新产业政策理论与拉尔的产业政策三分法。这三个理论所关注的恰恰都集中在日本政府选择一些创新密集型产业推行有效的扶持政策上。而这些日本政府政策扶持的重点产业往往是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存在明显的利益外溢，却无法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运营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往往需要人员、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特别是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型要素的大量投入，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产业就可能面临投入不足的困境而陷入发展的瓶颈，从而直接限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日本通过政府的战略性政策选择，针对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行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引导社会资源向这些产业流动，把这些产业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引擎。

四、现代贸易理论中的政策扶持思想

与日本选择运用政府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似，即使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也从理论上阐明了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迈克尔・波特通过引入竞争优势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通过政府扶持政策在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与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如通过补贴或限制，改变某些因素的供给，影响市场对于某些产品的需求，促进或限制相关产业的发展，鼓励或限制市场的竞争行为等等，从而帮助该国的产业或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地把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纳入国际经济学的范畴之中，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他们指出，如果政府能够针对那些在进入市场初期可能会产生由于市场不足，或者无法达到规模经济而造成的运营成本飙升的产业产品提供一定的产业政策支持的话，那么就可以分担相关企业的成本，削弱其自身的后发劣势，甚至创造出其拥有的国际竞争能力，而把原有的企业赶出市场，从而帮助本国企业抢占全球市场，这也成为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升本国在与较早进入市场而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国外竞争者的竞争中的竞争能力的经典案例。

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看到无论欧美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都极为注重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强有力的扶持。波斯顿128大道的发展与硅谷的崛起，反映了政府对于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强有力的作用，而美国在新经济中的成功则为美国政府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性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6］

上世纪末，伴随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一度重新占据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它也推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然而上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与地区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单纯迷信市场的恶果，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更多的国家开始运用政策对于陷入困境的本国产业与本国企业实施救助。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政府对于金融业与汽车业的注资与行政干预，更证明了在现代经济中对于一些关键部门的扶持与干预，对于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引导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

通过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与实践的梳理，我们发现，尽管主张完全市场功能的古典经济理论在现代经济思想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忽视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而历史的事实更是告诉我们，当前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经济启动的时候，选择由政府针对一些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行政策支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想实现我国经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我们更有必要选择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科学地推行一些扶持性政策，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我国在现代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达洋，张宏武.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讨论［J］.经济经纬，2009，（1）：30-33.

［2］Bingham. Industrial Policy American style［M］. New York：M.E.Sharpe, 1997：3-19.

［3］Bianch, et al.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dustrial Policy［M］.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2006：3-27.

［4］Chang Ha-Joon.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London：Anthem，2002：3-4.

［5］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2）：44-49.

第7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摘 要 纵观西方各国的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某些阶段，自由主义占主导，另一些时期则是国家干预主义执牛耳。西方经济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市场到政府再到市场再到政府……”的演化路径。这两种思潮或政策的消长、演变及发展不管是对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 凯恩斯主义

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两种理论分歧及其不同的政策主张，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理论演进的重大事件就是30年代凯恩斯革命和6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21世纪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和当前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国的蔓延，使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纷争又起，不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在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的讨论上都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从经济思想史来回顾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理论的渊源及其发展，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衰落于18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后期正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从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的货币财富观（亦即金属主义的货币本质观）出发，重商主义者提出了一套以论证借助国家干预经济、开展以邻为壑的国际贸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宗旨的理论和相应的改革主张。

古典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产生于“重商主义”中，随着原始资本的膨胀及大机器生产带来了空前的利润，古典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逐步兴起，“看不见的手”成为市场主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主张经济自由，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完美无缺。其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而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国家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安全，以及提供维护贸易自由和私人财产自由的法律体系，即国家应充当“守夜人”角色。

二、从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用边际分析方法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可以达到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只要有自由选择的竞争，价格作为手段就可以保证充分使用经济中的所有资源，这样是不需要政府作用的，因此，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仍然支持着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和政府干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在于当时的时代背景。1929~1933年那一场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灾难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上，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似乎在这里也成为一个分水岭。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萧条为凯恩斯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凯恩斯以就业不足均衡来反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提出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成为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在事实上使得欧美国家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三、从新自由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宏观总量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中“滞涨”现象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从学术思想渊源来看，它们都来自古典主义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例，这一学派在力主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的同时，还提出了政府政策无效论。他们笃信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是引起预期误差的外部干扰之一，它扰乱市场信息，破坏市场机制，强化公众的防范心理，导致经济混乱。预期通货膨胀的出现就是明证。

20世纪80年代，为回应所谓“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等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同时在一些基本理念上赞同凯恩斯学说，因而学界把他们称为“新凯恩斯主义”。以斯蒂格利茨为例，他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所谓的市场不完备性和市场失灵问题，他将与公共物品、外部效应等因素相联系的市场失灵称为“传统的市场失灵”，而将以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成本、不完备市场等因素为基础的市场失灵称为“新的市场失灵”，进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提出了市场失灵的普遍性、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径和政府与市场相比较的相对优势。

四、金融危机的反思

在20世纪结束前的二十年间，新凯恩斯主义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正让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成为名人的背景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世纪末IMF等国际机构给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开错药方（“华盛顿共识”）。这些事件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得不反思在转轨和改革过程中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在这些国家的有效性。

当前源于美国而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不论从经济运行层面还是从经济制度层面来看，都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自由（即理性人自由选择）和市场均衡提出了挑战。不论是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们的理论都认为以经济自由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选择的市场制度是最有效率的，由于理性选择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使得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场经济真的那么完美吗？

五、政策建议

基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兼及西方历史上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市场自由与政府调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应当采取辩证统一的态度。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因此，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些有益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能够发挥基础作用。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关于公平、公正、公开和诚信的市场规则，以便形成我国具有整体功能、规划健全、统一开放、运行有序的市场体系。

其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和质量。市场不是万能的，当市场调节无法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问题时，就需要通过国家的必要干预来补充、协调和引导市场机制，做到国家干预的合理、适度和有效，既要避免干预的不足，又要防止干预的过度。

最后，国家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中协同决策，尤其要给对外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以保障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同时实现。

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争辩，虽此起彼伏，却相辅相成。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的盛行都离不开特定的坏境，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们按照历史的规律发展着。但是，要想使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我们就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只有让其相互交融、互惠互利地存在，让“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完美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才能更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 唐彬.市场还是政府.理论月刊.2006(5)．

[2] 高鸿业,刘凤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4．

[3] 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8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市场自由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政策

1．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弗里德曼提出货币供给是决定生产价值基准的因素，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自于货币供给量的主张。货币供应的变动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变动，而且是影响这些变动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停滞、经济波动等简单地看作是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起作用的结果。哈耶克的主要理论有：（1）他认为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和计算单位，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行没有影响，但要保持货币的这种性质，必须使货币流通总量不变。他以此来反对调节通货以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2）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

2．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政策主张主要是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主张一切经济现象由“看不见的手”调节，一切事情要放手让经济主体和行为主体自己做主，自由决定；二是私有化，认为一切经济主体都应实行私有化，产权要明晰到私人，私有制比公有制效率高；三是市场化，认为一切经济运行都要实行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普遍实行了以下措施：（1）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2）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3）大幅削减社会福利；（4）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

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

（1）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缺位。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例如，从1982年起，美国国会先后通过《1982年加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1987年公平竞争银行法》、《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方案》，彻底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即美国银行法)的基本原则，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业的之间的壁垒消除，从而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2）资本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金融的放松管制和资本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推动了虚拟经济的急剧膨胀。金融资本本身并不生产利润而只是参与利润的再分配，由于金融资本分得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产业资本生产利润的能力相对下降，引致更多财富投入分配性的金融市场，这将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最终形成金融危机。（3）收人分配的严重不公。政府对收入分配的不干预政策造成了相对严重的贫富分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对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干预，主张减少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造成了相对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当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阶层难以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了，也无力偿还以前的债务，就引发了危机。

三、自由主义下经济危机的警示

（1）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一国的经济形态其最终的财富创造者永远是实体经济，决定一国消费能力大小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本国国民到底拥有多少可值得消费的财富，因此如果想从根本上改变本国内需的状况，还需从根本上增加本国的财富。（2）适当收缩政府职能，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完全市场化资源配置没有达到理想中的高效运行，但也对我国的政府和公共部门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启示。到底哪些才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政府部门内部该如何分工，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都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3）金融创新必须稳步审慎推进。金融活动要加大监管力度，当金融新产品在市场上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监管当局必须重点解决由此引发的风险问题。因此，要从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做好准备，加强衍生品的金融监管，提高离岸金融监管的能力，避免场外交易、离岸交易和金融衍生品等聚集的风险吞噬整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参考文献

第9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新自由主义刚开始推行时确实缓解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各种更具根本性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深化。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贫富分化加剧以及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加深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后果，而这些，又成为了导致这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基础条件。

经济增长减速。在1973年到1998年期间，全球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比黄金时代（1950-1973年）下降了近40%，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则下降了一半。据统计，1980－1998年期间，有118个国家有相关数据，其中有32个国家是负增长。

随着金融自由化而来的，是各种投机泡沫的迅速发展。由于受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泡沫的影响，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处于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状态，从而导致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经济危机。

此外，美国和欧洲、日本、中国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也急剧加深。最近这些年来，美国从日本、欧洲和中国大量进口，为稳定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形成了巨额的外债，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美元币值的稳定是其他个人或者机构愿意借钱给美国的一个基本条件。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美国要减少贸易赤字，就得减少从日本和欧洲的进口，而这很可能给这两个地区的经济雪上加霜，把他们推入衰退的泥潭，这反过来又有可能加深美国自己的危机。反之，如果美国任由当前的趋势发展，则极有可能带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但由于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大幅度贬值后很可能出现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混乱局面。

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金融自由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监管政策，美国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美国金融资本的影响力逐渐增大，美国国会在80年代初通过了解除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管制的两个法案，更在1999年废止了分业经营的法案。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几乎没有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2002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媒体都强调安然等只是几个“坏苹果”，只要识别出来并进行处理就行。事实上，安然等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做法和行为方式都是华尔街通行的，只是由于各种偶然因素遇到了无法控制的困难而被抛弃而已。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暴露出来的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为了转嫁风险，所有这些机构都试图在获取各种丰厚的佣金和手续费的同时把风险转嫁到下一个买家的身上，最后形成了一个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倒金字塔。但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机构都这样思考和行为时，市场的参与者都既是卖方又是买方，转移出去的风险又被转移了回来。因而，当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国当局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出台了33年以来最严厉的一个金融改革方案，目的就是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体制。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这次金融危机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私人部门的债务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美国的投资一直增长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消费。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为保证资本回报率，美国统治集团采纳了一系列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消费能力下降。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美国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其后果是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越来越多，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正是这种脆弱的金融状况给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急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