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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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尽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和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出现，使得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了新的严峻的挑战。

一是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还亟待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还认识不够。二是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增多，对宣传舆论引导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战斗力亟待加强，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网络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四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五是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要在总结继承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工作思路。一是各级党委必须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紧紧抓好。二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各地区各部门党委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负起责任，抓紧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三是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熟悉宣传思想文化规律和特点的工作队伍，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队伍和人才保障。

2.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基层群众。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践行“三贴近”原则，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到最基层，做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只有这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做到根深叶茂、活力四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强化阵地意识，拓宽宣传载体。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不断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尝试和运用新的载体，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媒体宣传工作格局。一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思想文化阵地。做大做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引导，充分发挥都市类报刊发行量大、受众面广的优势，使之成为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抢占新兴宣传阵地。主动运用和管理好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办好重点新闻网站，丰富宣传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尤其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密切关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动向，尽快熟悉并运用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业务，使之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4.强化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信息高速传播、新媒体不断涌现、社会矛盾冲突频发、职工群众利益诉求增多等新问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面对新形势，结合新特点，采取新方法，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吸引力、实效性，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管理考评机制，整合宣传文化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巩固拓展出版、发行、影视、演艺院团改革成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

第2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摘要：为了探讨我国政府改革中公共行政机构的生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务院自1982-2013 年期间政府机构改革变迁的历史数据，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对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国务院机构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并且其风险率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 ：行政机构；终结；生存分析；影响因素

公共行政机构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政府管理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近50年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在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问题时纷纷对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及政治环境中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不断的结构性调整（Külli Sarapuu，2012）。行政机构的数量及变革的机构类型都产生不同的变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关于公共行政机构幸存与终结的质疑：为什么有些公共组织能幸存长久而其他的公共组织却很早逝？该问题引起了各国学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对公共组织生存过程（机构幸存或终结）的探讨（Lewis 2002,2004；Vidar W. Rolland,2012;Külli Sarapuu,2012），试图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给予不同的现象解释。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国务院机构已历经七次政府机构改革运动，旨在建立一个灵活、高效、服务型政府。一系列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职能的重新优化与行政机构的重组调整，相伴随的则是公共行政机构的增撤合并等类型的变革，即有些机构被新设，或被合并，或撤销，有些则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公共部门。然而，我国关于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统化，且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因此，结合现有研究及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实践经验，分析影响我国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公共行政机构生存或终结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机构终结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将组织文化与周围环境作为机构终结与否的指标，将具体化的组织符号、组织的权力及其内在网络范围视为组织边界，但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并不具备规范性。Lewis（2002）从组织功能视角指出，由于组织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组织丧失存在的意义或者由于组织的名称的更改使组织的相应功能发生改变的事件都是机构终结。Rolland & Reness（2012）从事件-过程的视角，将机构终结界定为机构被明确撤销、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在关于影响机构终结的因素研究中，Kaufman（1976）认为，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与机构生存机遇有很大关系，生存或死亡仅仅是对环境适应性的结果，而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同时，他提出行政机构不朽的特征的论点与“公共组织的结构和运行环境使其更稳定、生存寿命更长”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然而，但Kirk?patrik 等（1999）则从政策终结的视角分析，认为确实存在某些变量重复的影响了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影响终结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和外界约束，三者对机构终结都直接产生影响。而机构特征表现为机构存在的理由、寿命等，政治环境则指对机构产生影响的政治家、利益集团等。Rolland & Roness（2012）通过对挪威政府行政机构在1947-2011 年间数量及变迁类型的终结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国际行政环境（如行政管理理念）对国家行政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即认为公共组织的变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等改革学说的全球化趋势。制度主义学派则指出影响机构终结的主要因素来自政治家的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如政治的权力更替、机构的法定基础、与政治权力隔离等。同时，机构自身特征也对其终结有影响，如机构规模、机构的生存时间、机构功能及机构预算等。Boin（2010）通过对联邦政府1933-1936 年罗斯福执政期间的行政机构进行实证研究，并检验了该理论的正确性，结果表明政治权力干预会加快机构终结，而政治隔离即政治家的制度设计则可以使机构避免死亡，但约14年后则有相反的影响。这是因为机构需要与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建立紧密关系并获取相应的政治资源支持，同时输出符合其偏好的组织绩效、政策，否则就会受到机构的反对利益集团的弹劾。而我国学者刘新萍（2010）分析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在1993-2008 年间的变迁情况，实证表明机构精简-膨胀的循环改革，并综合分析了机构终结的原因。何艳玲（2008）则定量分析了1949-2007年期间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不同机构类型的机构发生的变迁情况，并分析了其变迁规模及程度。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研究在总结国务院改革的理论及总体改革和机构规模变迁上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关注于改革的经验总结而对机构终结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

二、研究设计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 & Reness（2012）的研究对机构变革类型进行界定，将变革类型分为产生、续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终结六类。其中，新设机构及更名后的新机构记为产生；续存则指改革中原机构分为多个，但依然以原有名称存在；分裂指机构由一个分为多个，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则指一个机构将其他机构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称存在；合并是指多个机构合并为一个新名称的机构，此时新名称的机构算产生；终结是明确表示撤销的机构、更名的机构及排除国务院组成部分的机构均记为撤销（如1954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属于国务院机构序列算撤销）。

2.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可以将影响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大概分为三类：机构自身的组织特征、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机构生存的约束因素，结合Kirkpahick 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影响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归结为：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影响、约束因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中，信息技术并不直接影响机构的终结，而是间接的影响机构特征，改变行政层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进行政效率。具体说来，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组织机构的特征、政治环境、约束条件均对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同时，机构特征包括机构的职能、机构类型、机构规模等；而政治因素则有国际政治环境、政治家意识形态等；约束因素指机构生存所需的财政预算、法律基础等。本研究选择组织机构的特征中的机构职能和政治环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检验因素。根据研究架构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设：

假设H1：机构类型对机构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2：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3.数据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国务院机构组成部分：组成机构（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五类。从机构变革类型上看，1982-2013年期间机构总共发生的不同变革类型的数量如表1。在此期间，国务院共计出现232个行政机构，但由于某些机构的职能不同，有效数据为194个参与统计分析，按机构职能上分布如表2：

方法上，本研究采用spss17.0中的生存分析法，也称为生存率分析（Surviv alanalysis），是研究人或生物的生存现象与响应时间数据及其统计规律的学科。对研究对象的实验或搜集数据进行生存时间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及影响程度分析，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用于大样本数据分析。其原理是将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编制寿命表，通过计算每个时间间隔内的样本死亡个数、生存个数和删失数来估计样本的生存概率、死亡率，再通过乘积法则计算生存率和标准误，得出生存曲线。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1.研究变量设计

在有效数据194个机构中，终结机构数量是117个，77个机构依然存活视为右删失数据。根据生存分析函数，选取每个机构的生存时间记为因变量，机构生存时间表示机构起始设立年份至其变革年份之间的差值。

第一个自变量选取国务院机构职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1998）》中表明国务院机构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国家政务类、科教文卫及资源管理类；《国务院工作规则（2008）》中明确将国务院职能分为四大类：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公共服务类和政务管理类，进行编码宏观调控为1、专业经济类为2、公共服务类为3及政务管理类为4。

第二个自变量选取政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意味着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将改革开放之后历次改革进行编码:1=1982-1987（记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实证结果

在关于研究对象的生存函数关系中，中位数生存时间表示机构生存率为50%时的时间，反映了生存时间的平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生存分析得出，政务管理类机构中位数生存时间最长，为13.5年，其次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经济类，最短为宏观调控类机构，为10年。（如图2）

而不同职能的机构类型的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如下图，在中位数生存时间之前，专业经济类变化最大，公共管理类机构生存率变化最小，10年左右宏观调控类机构下降最快，表示机构改革频繁。在左侧风险曲线中可以看出，机构的终结风险并不是单调变化，而是随时间而产生变动。在10年内公共管理类的机构风险率变化最快。

国务院行政机构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机构中位数生存分析如下图4，可知，1982年中位数最高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其中1982-1987 年撤销机构的中位机构生存时间最长，为16.5年；2003-2007年机构生存时间最短，为5.75年，表明机构受2003 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大，普遍寿命偏低。不同改革思想对机构的生存函数如下图，由图可知2003 年改革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影响最大。（如图5）

行政机构在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生存风险率分析如图6。意识形态对机构的风险率影响非单调，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机构风险率最大。

四、讨论与结论

国务院行政机构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机构，其增撤合并体现了政府职能范围与政治方向的转变。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在1982-2013年历次改革中确实存在影响国务院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因素，如机构自身特征、政治环境等。

行政机构类型对机构生存率和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事实表明，不同的机构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生存风险率，而且专业经济类机构变化最大；同时机构风险率在不同的机构类型中都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即在一定时期内机构类型在机构生存的过程中终结的风险率随时间变大，一段时间后其风险率下降，其风险率转折大约是8~10年。该结果与Boin（2010）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认为政治家对行政机构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构的寿命，即使随时间改变其设计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影响不同。具体说来，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终结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影响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风险率增加最快。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政府管理的结构性放权来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及调整、政府机构重组等改革措施，而我国在2001 年加入WTO，此时政府机构的调整目标则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对我国行政机构的终结影响较大。

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变量选择及实证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如对行政机构终结的约束因素。其次，研究样本范围主要针对国务院主要组成部分，未来可以更广泛地对其他类型机构（如议事协调机构）等进行分析，为理解分析国务院机构的生存过程和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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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艳玲.中国国务院（政务院）机构变迁逻辑1949-2007年间的数据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08（1）:132-155.

第3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一、着力推进公共文化建设

围绕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和数字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以各市（区）建有四馆、镇村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抓手，加快建设城市“15分钟文化圈”、农村“十里文化圈”。统筹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完成372个村（社区）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资源数字化，提升基层文化机构的数字资源保有量和服务能力。继续实施农家书屋提升工程，争创“省实施农家书屋提升工程试点工作示范市”。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整合资源，统一标识，打造“文化百场”特色品牌，不断提升文化凝聚力和群众获得感。大力推进文化精准惠民，进一步完善“文化惠民券”实施办法，全面推行互动式、菜单式、订单式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探索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新机制。探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机构，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服务对象参与管理，增强发展活力。以市级、县（区）级图书馆、文化馆为龙头，推进总分馆制建设，加快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

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以“文化百场”活动为载体，实施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统筹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全面提升“2017年中国梅兰芳艺术节”“百团千场”“百姓大舞台”以及“送书、送戏、送电影、送展览”等文化活动品质，组织开展好美术展览、文化进社区、公益培训、文化惠民讲座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二、努力打造更多优秀文艺作品

深入贯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打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同时又具有特色、风格、气派的精品力作。

深入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加强规划统筹，重点抓好迎接党的重大主题创作和以历史文化为内容的地域题材创作，努力推出一批标志性主旋律作品。加强精品打造，组织开展好词曲、歌舞、书画、小说等重点门类的精品创作生产，努力实现全面繁荣。用好市级引导资金，推介优秀文艺作品申报艺术基金，扶持精品创作，激发全社会创作活力。组织文艺精品参加省以上赛事，冲击省五星工程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加强地方戏曲传承。加大工作力度，选送戏曲精品，推进戏曲进校园、进农村、进基层。支持淮剧团、靖江锡剧团、泰兴歌剧团、兴化淮剧团等院团新创精品舞台剧，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双丰收。

培育文艺创作人才。健全人才引进和教育培训机制，继续开展基层文艺人才创作培训活动，提升文艺创作整体水平，进一步强化文艺创作人才支撑。

三、大力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以科学礼敬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推动文物保护向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向注重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转变。

加强历史遗存保护。科学规划实施历史文化街区、文保建筑、名寺古庙、名人旧居、旧址遗存的修缮复兴。指导帮助兴化市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加快推进姜堰天目山（单塘河）遗址公园、靖江东址文化公园规划建设，做好宫氏住宅、笔颖楼等省市文保单位的修缮管理相关工作。

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注重运用现代科技的表现形式，接续历史文脉，拓展文化内涵，重点打造“梅兰芳戏曲文化”品牌、“水城水乡地域文化”品牌、“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品牌、“里下河风情文化”品牌，充分彰显地方特色文化品牌魅力，进一步扩大城市文化的影响力。

加大“非遗”保护力度。继续实施非遗抢救性记录工程，完善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利用传统节日、文化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广泛开展经典诵读、非遗展示等宣传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更多的传承载体、传播渠道和传习人群。促进非遗保护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探索建设非遗特色街区、特色小镇、特色社区村庄模式，提升非遗传承的生命力。

四、推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

坚持以推进“1133”工程为抓手，推进文化产业合理布局、形成特色、错位发展。

加大扶持发展力度。在巩固和提升现有省级文化产业园区的同时，组织申报各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重点文化科技企业。积极帮助企业上争各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重点扶持主业优势明显、综合效益突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企业和项目。充分发挥市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培植壮大小微文化企业。组织企业参加各种文化产业展示活动，精心举办全市文化产业产品展示会，推动文化企业开展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

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水平。加快推进文化与互联网、金融、科技、旅游、城市建设融合互动，引领文化制造向文化创意转型，发现和孵化一批文化创意和文化科技企业，拓展延伸从内容提供到生产、交易、终端消费的现代文化产业链，努力打造更多自主版权和自主品牌，不断提升文化产业发展后劲。充分调动文化文物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主动性积极性，符合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要积极做好申报准备工作，争取成为省试点单位。加强版权宣传，引导园区和企业积极申报版权示范园区、单位和贸易基地，提升版权作品登记数量和质量，增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竞争力。

加强文化产业动态监测分析。坚持以推进“1133”工程为抓手，适时建立文化产业动态监测制度，及时跟踪和督查全市文化产业重点园区、重点街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发展情况。通过命名管理、项目跟踪等办法，进一步引导园区提档升级，切实加强规划引导、合理布局、形成特色、错位发展；进一步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主动实施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和新品开发；进一步促进文化项目招引，力争组织实施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文化产业项目，筛选储备一批规模大、前景好、带动性强的后续项目。

五、加快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围绕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实守信、监管有力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一手抓服务，一手抓监管，形成文化市场发展内生动力。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运用“互联网+”改进审批工作，优化服务，提高效率，确保文化市场行政审批改革相关政策全面落实到位，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按照省里统一部署，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开展以同城一支执法队伍为重点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推进上网服务娱乐场所转型升级，支持发展绿色网吧。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支持文化娱乐场所、艺术表演团体依法经营、壮大规模，规范发展艺术品市场和演出市场，拉动居民文化消费。

提升文化市场监管水平。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完善“双随机一公开”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机制，加大现场巡查、暗访检查和专项整治力度。放大社会化管理效应，充分发挥网吧协会、印刷协会等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加强基层文化市场监管员、志愿者等社会化力量，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六、不断提升新闻出版广电监管水平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切实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确保导向正确。切实履行广播影视收听收看和报刊审读管理等职能，深入开展迎接党的净化舆论环境专项整治、广播电视安全大检查、“扫黄打非”集中整治、印刷复制发行市场专项督查等行动，全力备战党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保障工作，对按规定报备的节目定位、内容设置、结构安排等情况进行定期分析，对新节目形态产生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警示、及时纠正，确保各播出机构导向正确，为党的召开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第4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首先，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观念有待改变。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为了适应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培植资源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行政管理观念尚未摈弃，诸如直接干预、微观管理、人治管理等，在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相反，许多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如民主参与的管理、法治化管理、自治管理等，又尚未建立起来。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将难以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在市场经济要求下，首先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要求政府必须遵守市场法则，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运行规则，尽快树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清除旧的管理体制、观念和垄断利益。我们要尽快摈弃那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被实践证明已经是过时了的行政管理理念，形成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理念。

其次，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方式有待改进。市场经济要求在一切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尤其是在对外活动中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接轨。为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中国在加入,-.的谈判中，承诺按照,-.规则办事/即应该按照被时间和实践检验了的、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接受和公认的、迄今为止仍被视为公正和节约成本的国际规则办事，再也不能片面强调所谓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过去，我们虽然也宣称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但往往是中国化的“国际惯例”，如我国目前虽然也实行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这样一些国际惯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尽如人意。据国家有关部门对+0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稽查发现，其中真正公开、公平招投标的只有’1，有"21的项目招投标失灵，未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我们要切实改变行政管理方式，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建立一套规范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使这套法律体系与国际上的规则相衔接，以便形成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就目前而言，必须系统地清理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对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规、规章，必须逐步进行修改、补充、完善。

第三，我国行政管理的程序有待完善。我国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既缺乏行政程序的宪法规范，也没有缺乏法典化的行政程序予以规则。并且在现有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往往重事后程序，轻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的参与性弱，公开度低，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的参与性的强弱和公开度的高低，是行政程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参与性，没有说明理由、听证程序，甚至于当事人没有申诉权。市场经济需要我们按照行政管理程序办事，提高办事的效率，真正做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这对我国现行的行政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构建完备、透明、适应国际规则的行政程序体系。

第四，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的要求。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还不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比较低，开放市场后，国外企业进来了，要求与国内企业平等竞争，从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对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行政领导的决策能力，这也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

二、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的要求

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政府行为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而非政府才是唯一的经济主体，企业的经济自是其主体地位的真正体现。政府应将蚕食、侵夺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政府行为的政治价值定位是追求民主。通观历史，国家权力重心下移是历史的潮流和内在选择，其趋势表现为国家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官本位让位于民本位。入世后，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必将加快。民主在经济纬度上表现为企业主位，在政治纬度上则凸现为人民主位，政府政治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经济民主性的集中体现，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实现，必然促使其作为政治主体地位的强化和实现，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决非仅在经济框架范围，更是政治观念、制度设计及运作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民主观念下的传统文化改造、构筑民主的生存土壤对我们而言决非轻松，更非过时。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经济民主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运作符合民主的人文关怀，摈除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行为的非民主性及民主不充分性，加快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现代政治行为模式转换。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科学性的前提。广泛、充分地实现民主，汲取社会力量和资源，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行为科学性的实现。

其次，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实行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更意味着政府应在全球视角下解读其管理行为。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政府间的交融、沟通进一步加强。借此机会学习、借鉴它国政府行为所体现出的时代进步意义和科技成果，可以促进我国政府行为的科学性。电子政府与网络政府的迅速成长，行政信息的快速膨胀、政府行为的公开性与透明性等都需要我国政府摆脱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陈旧管理模式和管理行为。同时，在加入世界统一大市场后我国与世界的交往将进一步加深，与此相适应，政府间交流也应上升一个更高层次，诸如选派优秀的公务人员出国学习、交流，邀请国外优秀的管理专家到我国讲学，加强政府间信息的沟通等。政府行为的科学性体现的是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无关的实践理性，是全人类共同的进化文明。从政府行为的行政成本而言，科技界乃至政府内部都应努力提高我国行政技术的科技含量。在追求政府行为科学性的过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这也是企业化政府、廉价政府的内在要求。

第三，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文明的成熟性是市场经济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行为的法治性是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体对政府行为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面临的一次严峻挑战。不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不但要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更要符合实质法治的要求；不仅要符合实体正义的内涵，更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内涵。在法治行政下，社会的主体地位从以往隐性、附从地位上升到显性、主体地位。政府行为的法治性要求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诸环节加强法治建设，即严格依法行政，树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和终裁的法治意识。政府公务人员应该率先垂范，任何对法治的破坏即是对正义的最大讽刺。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应在开放性、全球性的视角下，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更多地与国际接轨，而非盲目自闭地强调特色。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从法制行政到法治行政，对我们而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要有效地控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构筑社会权利的保障机制，这是政府行为法治性实现的重要举措。

在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济市场化的集中要求是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及社会多元化，对政府职能、管理模式、管理观念的准确定位是经济市场化生存的外在需要。从政府行为的民主性、科学性、法治性层面上而言，民主性是灵魂，科学性是基础，法治性是保障。

三、完善行政管理的途径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严格依法行政，将行政行为契合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之内。依法行政就要做到既严格地合法行政，又充分地合理行政。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正当的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第三，加快行政程序建设，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公平、公正、公开，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要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并严格实行回避的制度。要切实保证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事前陈述和申辩，事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及对重大事项，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必须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格实行责任追究。通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完备规范，切实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第四，完善行政管理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要完善人大监督，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严格实行依法报送备案的制度，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权力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不能使这种备案审查流于形式。要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管理活动依法实施监督，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同时，还必须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包括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专门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经常性的监督制度，通过层级监督，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并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互通有无，形成监督合力。最后，要完善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促使行政管理工作严格依法、公正地进行。

第5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为进一步加大推动依法行政、法治文化建设的力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培养公职人员忠诚信仰法律的“法本位”文化。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意识形态，主要由人民的精神认同来支撑，而公职人员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则是精神认同的最高境界，有了这种认同，在公职人员中才能形成一种稳固、普遍的崇尚法律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李离是中国古代晋文公时期的法官，因自己工作失误冤杀了人，就自我拘禁判处自己死刑。而晋文公很看重李离，有意为他开脱责任说：“这是你的下属官吏有罪过，不是你的罪过。”李离反驳：“我的官职是长官，没有把官位交给下属;我接受的俸禄多，不曾分给下属好处。现在我听了错话判人死罪，却把罪过推给下属，我不能这样做。”他辞谢晋文公，不接受君主的赦免令。为严明法令，树立法律的权威，李离以身作则，自杀身亡，以司法工作者身份树立了守法典范。

培育“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权力文化。狄骥等提出了“越权无效”原则。该原则认为，政府官员在做出特定的行政行为时，如果超越了授权性法律为其所设定的权力限度，或者是他抱着某种目的实施了某种行为，而这种目的是法律不允许他去追求的，那么该行为应视为无效。公权力必须在法律代表人民授予的实体权力范围内活动，即使法律没有禁止，行政权力也不能自由行动，要扭转公权力的执行者以往“法无规定即自由”的思维方式及文化模式。

培育严守法定程序的执法文化。许多行政人员在“轻程序”的文化背景熏陶下，根本不知道自己应当遵守的行政程序。如在拆迁过程中大手一挥，忽略了法律程序和稳定评估，思想工作又做不到位，从而引发了本可避免的集体上访。因此，我们在各项工作中既要有关于程序的职业操守教育，更要有实施程序的职业操守保障机制。同时，在履行司法程序时，还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

依法行政作为法治建设成果最直观的体现，对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形成有示范带头作用，可以推动形成全社会守法、执法、护法自觉。为进一步促进法治文化发展，依法行政需进一步加强。宏观层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界定和规范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大力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完善行政决策听证、专家论证、责任追究等制度，确保行政决策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微观层面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原则，规范行政执法主体，明晰职责权限，推进综合执法试点，探索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处罚权制度;强化行政执法责任，完善执法听证程序、规范听证行为，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依法公正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培育具有文化张力的法治监督文化。法治监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法治的真谛不是用法治民，而是用法限权治官。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为法治中国建设矗立起最坚强有力的柱石。

树立社会监督意识。我们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活动，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多用亲切、通俗、易懂，记得住、用得上、能接受的表演来让法治深入人心。尤其要组织普法工作者、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主题活动向基层延伸，向偏远乡村、新建社区、城乡接边、集贸市场、流动人口聚居区等区域延伸，使主题活动覆盖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要引导全社会在法治意识等方面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使爱法、护法、守法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还要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一点一滴培养起法治监督精神。在培育社会法治监督精神的同时，还需要引导社会公众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

实现法治监督常态化。一是明确人民监督主体地位。人民监督是最主要、最广泛、最本质、最管用的监督，是形成“大监督”、“真监督”氛围和格局的基础。要把全民普法学法列为学校教育、全民教育和干部培训的主要内容，系统持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营造法治监督的大环境。二是整合力量形成监督合力。按照 “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的要求，由党委牵头建立法治监督协调机制，对法治各领域的监督进行统筹安排，形成分工负责、有分有合、各方联动、齐头并进的工作格局。探索建立弹劾制度，增强对司法、行政等公权的监督制衡力度。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通过健全完善绩效管理，明确各监督主体的具体责任，设置指标、明确目标，使监督任务由“泛化”到“量化”，由“模糊”到“清晰”。

第6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房价为何会越来越高？高房价造成了哪些社会问题？国家大力推行的“国五条”、“国八条”、“国十条”效果到底如何？问题出在哪里？

高房价损害了谁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社会结构迅速变迁，一部分人搭乘着政策的顺风车抢先致富，而后又利用较准的投资眼光，获得更多财富。而另一部分普通的工薪阶层，在自己的岗位勤恳工作，同样怀揣梦想，只是脚步更谨慎。可谁也没想到，35年之后，这个世界仿佛在用哈哈镜复制过去的景色，各类社会角色与阶层发生翻天的逆转与变形，社会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基尼系数高居世界首列。

许多材料表明，现阶段我国的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在全世界都属于最高的行列。商品房价格逐渐超越了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在大城市中购买住房成为奢侈的梦想。

城市中受高房价伤害最大的群体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拥有高学历、年轻的大脑、富有挑战的工作和无穷的斗志，对生活与事业怀揣梦想。然而，他们买不起房，不能在工作的城市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常年租房、搬家，生活状态始终是“漂”着，更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婚恋、家庭生活中屡屡碰壁。而正常婚育、家庭幸福对他们来说，原本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房价相对较低时买到房用来居住的普通民众，会觉得自己幸运，而较早时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没有能力买房的其他人，就只能感觉离买房越来越遥远了。有需求却没有房子的人群难免心生抱怨，加剧社会矛盾。在“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国里，房子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而不是奢侈品，但现代城市里的房子却如此昂贵，为得到它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近年来，与房产有关的夫妻成仇、兄弟反目、父子对簿公堂的事件屡见不鲜，“亲父子闹翻一怒上法庭，法官：莫让房子毁了亲情”等新闻标题成为一种范式，被多次引用。高房价引发的亲情破裂和利益之争让人心寒。

应该说，近两年，由于被拆迁户的抗争，城镇暴力拆迁现象有所减少，但对农业用地的低价以及暴力化征用现象则仍然时有发生，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些现象和问题对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或社会合法性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在不少农村地区，政府为了利益与开发商勾结，低价暴力征地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与情感。

房子是投资商品？

各类学科的专家们不要再预测房价，权威专家的预测实际上是会影响现实房价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房改，福利分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改革，缓解了当时的住房紧张状况，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也自此开始健康有力地成长。房改亦强化了人们的房屋理念，“有房”开始成为在一个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房屋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人们一旦想要在一个城市立足，长期生活下去，买房就会成为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存在且很难改变的，而这种成为房屋有产者的愿望，是租房所远远不能满足的。房屋不仅是资产，还是象征，象征着安全感。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聚集了全国大量的人才，直接造就了城市中广泛的购房需求。这些有需求的购房者将房子看作一般消费品，买房行为也是一般消费行为，用来办公或居住。

另外一部分有购房需求的人群则将房屋看作投资产品。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把房子看作类似于黄金、股票、债券的金融投资产品，买房后等待房价上涨。这些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导致房价上涨的主力军。新闻里整栋购买住宅的“炒房团”，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投资市场普遍不景气，股票基金风险太大、黄金玉石需要技术，相比起来，中国的房地产屹立不倒、房价一路看涨，在投资者眼里，投资房地产是再划算不过了。只要有一定的投资能力，人们都能将目光投向房地产。

社会学习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问题，这两类人群就大致构成了当下城市购房需求人群的双层结构，他们是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

不断上涨的房价，是投资炒房阶层的福音，也是需要住房人群的噩梦。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从这种双层社会结构出发，使改革政策对两种阶层的影响效果相协调。然而，目前的调控政策并不尽如人意。

高房价阻碍了城镇化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速度也无疑是可喜的。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就达到了52.6%。

现在号称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然而，在这个50%中，至少有15个百分点与真正的城镇化无关。我国城镇化问题解决得如何，实际上取决于城乡二元化制度体系改革进展如何。换句话说，商品房无论从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多么合理，都不是初进城镇的农村人口能够购买得起的，他们进城以后解决住房问题的初步办法，必然是城镇住房租赁业的发展。当然，房屋租赁市场的价格问题，仍然会影响农村人口进城。

从经济学的角度，城镇化必然会引起房价上涨。但关键问题是，怎样的上涨是健康的。健不健康，要看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显然，目前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与高得离谱的房价，是不健康的。超出这样的“规矩”，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一旦这个泡沫破裂，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这种“一定之规”，其实就是房价上涨应当控制在既不造成泡沫、居民也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一般用居民收入与房价之比来测度这样的范围。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一正常的城镇化趋势，被投资炒房者弄得困难重重。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买房投资者，早已在城市里大量买房，等待房价上涨。将房屋当作理财产品，等待保值增值是正常的经济投资行为，但这一行为在各大城市乃至全国的蔓延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一边需要住房的人群无力购房，另一边大量房屋空置，资源被浪费。城镇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民众抱怨更多。如此循环，高房价是罪魁祸首也是恶性后果，亟须政府出面进行干预，是为民生也是为经济的长足健康发展。

调控房价有多难？

国家显然已经意识到高房价对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阻碍力量，国务院从土地、信贷和税收等多方面入手，陆续出台相关调控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2010年1月，“国十一条”出世，3个月后又紧锣密鼓地出台了“国十条”。“国十条”全方位调控房地产市场，被评为“房地产业的西伯利亚寒流”。2011年1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新国八条”应时而生，进一步明确了住房发展的宗旨，严格土地管理与金融监管，规范市场秩序。2013年2月20日出台的“国五条”继续强化各项政策，在各个城市的细则更是引起诸多反响。

但是，这些政策对于上文谈到的双结构人群所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效果有限，而且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

“抑制”二字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这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对此事的重视，内心依赖政府将房价降下来，好保障工薪阶层能买到住房。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希望，使人们坚信房价上涨是暂时现象。另一方面，“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在房产投资者和房产开发商眼里，看到的仍然是“上涨”二字。在各种金融产品都极具风险的时代，投资房产仍然是最保险的选择。实际上，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表明政府的立场——是要把房价降下来让大部分核心家庭都能买到合适价位的房子，还是要让房子继续承担投资产品角色，仅使有住房需求的人能够租到价位合理的房子？短期政策对投机炒房者的抑制力量有限，且房价上涨的速度远超工资上涨的速度，普通人买房仍然是奢求。这一系列政策看似强硬，实则给予两类人群不同的导向信息，房价涨还是跌，普通人看不明白。

这些调控政策可能使房价暂时蛰伏，但在蛰伏的同时也酝酿着强力反弹的图谋，而且蛰伏的时间往往很短。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一些地方的政府与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上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本来，政府担负着调控市场的责任，但一旦其本身成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控就是一句空话。

针对农村暴力强拆现象，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①完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②加大商品房开发市场监管，遏制房地产市场暴利；③改革政府财政制度，大幅度弱化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卖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

第7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网络安全的新考验：

日前，国务院公布了三网融合首批试点城市名单，三网融合迎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用户数量极大的膨胀、信息量海量的增长，三网融合在带来网络价值增长的同时，内容安全带来的影响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国务院公布的三网融合时间表上并没有对监管体制、监管部门提出相应的“融合方案”，如何建立相应的监管模式，特别是如何构建三网融合后网络信息安全监管和保障模式，成为三网融合过程中始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网融合后，随着网络的开放性、交融性和复杂性的不断提高，传统互联网内容安全、手机短信安全以及音视频内容安全将进一步延伸和扩展，融合的网络将面临巨大的信息安全考验。

首先，信息源和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对监管提出了考验。三网融合涉及技术融合、业务融合、行业融合、终端融合及网络融合，但本质是业务的双向进入。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突破4亿关口，三网融合后，原有的广电用户也可以很方便地接入互联网，网民数量将迅速攀升，如此大规模的用户数量将成为监管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Web2.0模式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网络，大量的网民将通过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广电网不断地提供信息和创造信息，一旦出现有害信息，其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将可能是空前的。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监管部门如何应对三网融合后三个网络共同面临的网络信息安全挑战呢？图片、文字内容和视听节目内容是电信和广电部门分别监督管理，还是统一管理？新形势下，监管部门如何对有害信息源和有害信息者进行及时发现并有效拦截？

其次，图片、音视频实时性让监管难度加大。按照相关规划，三网融合后，符合条件的国有电信企业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可从事除时政类节目之外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互联网视听节目信号传输、转播时政类新闻视听节目服务，以及除广播电台电视台形态以外的公共互联网音视频节目服务和IPTV传输服务、手机电视分发服务。这意味着，网络视频、视听以及彩信图片等新业务将获得更快发展，对公众产生的舆论影响将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有更多的网友将加入到视频制作的大军中，这些音视频业务不再像传统广电时代那么容易控制和管理，它将对信息安全带来极大挑战。特别是3G技术和业务得到普遍应用后，智能手机终端将借助无线网络广泛地传播这些音视频和图片信息，如何区分这些信息是否危害公众利益或国家安全，不仅考验技术的可行性，也考验监管的实时性和有效性。

另外，专家表示，三网融合的最大阻碍来自于政企不分的广电体制层面。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就认为，三网融合应该是个惠民工程、公共服务工程，而广电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可能延缓三网融合的进程。除此之外，由于互联网内容服务层出不穷，三网融合后信息安全还可能面临其他新问题，如何在行政监管上跟上和适应新形势新需要，今后监管模式将如何变化，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监管模式的三构想：

——实行分业务监管，这种模式最为可能。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主要任务”中“加强市场监管”里提到：“广电部门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政策法规要求，加强对从事广播电视业务企业的业务规划、业务准入、运营监管、内容安全、节目播放、安全播出、服务质量、公共服务、设备入网、互联互通等管理；电信部门按照电信监管政策法规要求，加强对经营电信业务企业的网络互通互联、服务质量、普遍服务、设备入网、网络信息安全等管理。”可以看出，国务院目前的总体思路是广播电视业务的内容安全仍由广电部门负责，而电信网和互联网的内容安全由电信部门负责。

这个思路还可以从“加强技术监控系统建设”的描述中略见一斑。方案提出：“适应三网融合要求，统筹规划建设相应的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监控系统，充分发挥现有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监控技术平台、广电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系统的作用，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监控能力，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提供技术支持。”然而，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三网融合前的监管模式，它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三网融合中的业务交叉融合问题。

——延续多头管理，这种模式最为现实。三网中信息安全问题最大的是互联网，相比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内容安全管理最为难办。目前互联网的管理用的就是“九龙治水”的模式，电信部门是互联网行业的主管部门，宣传、公安、安全、广电等部门是互联网的重要内容管理部门，但外宣(宣传)部门又是网络文化的主管部门，其他部门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管理部门。那么，三网融合后，问题的根本还是互联网内容管理问题，因此，继续沿用多头管理也是最为现实的一种模式。

另外，推进三网融合的“基本原则”中也提出：“切实加强三网融合条件下宣传媒体的建设和管理，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注重社会效益，改进和完善信息内容监督方式，把新技术运用和对新技术的管理统一起来，提高监管能力，加强部门协同，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因此，涉及意识形态的内容及文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必须由宣传部门管理，而涉及网络犯罪或国家安全的信息安全内容则分别是公安部门和安全机构的职责所在。互联网这种特性决定了目前阶段网络内容安全只能是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管理。

——成立统一管理机构，这种模式最为有效，但最不容易实现。从国外经验来看，融合监管更具优势。例如，美国和英国都是采取统一的监管机构进行融合监管。美国的《1996年通信法》以法律形式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广播电视和电信业进行监管。英国依据2003年新推出的《通信法》，成立融合的管制机构Ofcom，全面负责英国电信、电视和无线电的监管，极大地促进了网络融合产业的发展。

第8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阶段产生的，主要依托专业人才、现代管理理念和高新技术，采用现代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代表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服务部门簇群，具有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节能环保、空间高度集中、功能区域辐射、产业内部企业呈金字塔分布等特点，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典型，现代服务业不仅在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占据领先地位，而且事实上也处于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高端位置，成为服务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2005年世界服务业占世界GDP的比重已达到68％，发达国家超过70％，发展中国家达到52％，纽约、伦敦、香港等国际大都市的服务业比重更是在90％左右。

一、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我国第一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服务业企业(建国饭店)1982年在北京诞生，拉开了中国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序幕。通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一条重要思路和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1、有效扩大经济总量。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不仅仅反映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更有利于拉动大城市的经济增长，其中外资企业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以北京市为例，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规模以上现代服务业中，外资拥有资产8593.9亿元，仅占全市现代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的3.4％；但完成税收183.6亿元，占全市现代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的18.6％。外资现代服务业企业实现增加值738.6亿元，占全市现代服务业的19.7％，占全市GDP的9.4％。

2、促进高素质人才就业。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远距离承接或供应服务是可行的，商务成本将降低30％～40％，G7国家的1％～5％的就业岗位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力承接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转移，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土人员就业。以北京为例，2006年规模以上现代服务业中，外资企业从业人员为23万人，占12.4％，比重较2004年提高3.2个百分点。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薪金一般较内资企业高，2006年北京市内资企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7404元，而外商投资企业达到58330元，带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外资企业的历练，员工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熟悉了企业的运作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

3、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包括第一、第二产业部门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也包括第三产业部门内向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高的高端产业发展，还包括向高端产业中的高端环节转移。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工业化后期将会出现明显的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趋势。通过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承接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设计、物流、研发、营销等生产环节的服务业，提高这些领域的服务水平，为中国整体制造业的升级创造条件。

4、加速市场化进程。一是外资企业的进入从增量上加入经济发展的动力，尤其是这些企业要求政府、市场在运作上逐步向国际接轨，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二是外资直接参与国有服务业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提高运营水平。三是带动内资企业共同发展。外资企业的进入，促生出许多国内关联企业，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本土企业积极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与运作方式，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5、推动服务贸易迅猛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的许多具体行业都是“可贸易的”，通过对外开放，服务贸易的渠道不断拓展，现代服务业企业能力得以提升。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1928.3亿美元，2003～2006年均增速为37.5％；其中服务贸易收入为920亿美元，年均增速更是高达40.3％。尤其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64.0％)、咨询(104.0％)、广告宣传(72.0％)、电影音像(116.0％)等现代服务业门类服务贸易收入的增速更是惊人。

二、中国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从国际层面看，服务业大规模国际转移提供了良好机遇

继20世纪后30年制造业全球重组和转移之后，以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等服务外包为代表的服务业转移蓬勃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趋势。

一是服务业跨国投资增长非常迅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业吸引外资仅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1990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比重达到50.1％；2005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占世界对外投资总流量比重约为70％。跨国公司成为现代服务业转移的主体。在2005年《财富》全球500强中，从事服务业的跨国公司有281家，其他500强制造业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服务业务收入接近或超过制造业务收入。

二是服务外包蓬勃发展。由于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力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仅保留核心优势业务，将客户服务、软件开发等许多非核心业务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联合国《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全球外包市场估计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2007年达到1.2万亿美元。

三是服务业转移由制造业追随型逐步转向自主扩张型。最早转移的现代服务业大多是跟随制造业跨国转移的原有客户进入东道国的。随着各国服务业开放进程的加快，许多与制造业相关性不大的服务业企业，如咨询、设计、软件、媒体传播、教育培训等专业服务公司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实行自主扩张，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细分市场，大大加快了服务业转移的步伐。

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促使服务业告别传统的地缘导向发展模式，进入全球配置资源的时代。其中孕育着巨大商机，也存在着不少挑战。各国只有积极参与其中，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承接适当的产业领域和产业环节，才有机会在将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二)从国家层面看，中国经济繁荣和制度安排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方面，中国巨大的服务需求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动力条件。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市场容量扩大最迅猛的国家。1978～2006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7％左右(扣除物价因素)，2007年达24.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4位。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金融、商务服务等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需求旺盛，中国居民通过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涌现出一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化、教育、医疗等面向消费的现代服务业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国内服务提供能力远远不够，200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39.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为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人世后过渡期的制度安排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国入世时自动接受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并据此做出了《服务具体承诺表》，将在人世后的3～5年内逐步开放服务业市场，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并给予国民待遇。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的开放率已经达到62％。中国还与香港、澳门、新西兰等地区和国家签署了开放度更大的贸易协定。与此相适应，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多部开放服务业的法规、规章，涵盖了金融保险、贸易分销等诸多领域。2007年和2008年，国家又先后出台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随着人世过渡期的结束，外资进入现代服务业的不利制度安排基本消除，我国的人才、科技资源优势有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的空间，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制约因素

(一)从市场层面看，产业需求不足和要素供给不足并存

一方面，产业需求不足。国内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还没有充分释放，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服务外包意识不强，许多服务需求还是通过内设部门或下属子公司提供。

另一方面，高端人才等核心要素供给不足。一是高端人才相对缺乏。虽然我国每年毕业的学生不少，但现行教育体系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难以培养出企业所需的专业人才，出现一定的高端人才缺口。比如，某外资证券公司反映，随着证券行业的快速发展，管理人才匮乏的状况日益严重，特别是管理层、基金经理和专业人才供应明显不足。二是企业间出现不合理的快速人才流动。合理的人才流动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和生机，但现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一些从业人员只顾及眼前“利益”而频频跳槽，让一些外资企业“感觉头疼”，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动力不足。

(二)从政府层面看，政策体系不科学与政府服务不到位

政策方面，一是政策内容不完整，彼此不协调。有些文件三、四千字，实质内容不过百字。有些政策缺乏整合，文件套文件，别说政策对象，即使是执行部门也难一目了然。有的行政审批环节互为前置，相互制约。二是操作性差，落实困难。一些政策仅是提出“鼓励”和“支持”等方向性政策，既宏观又笼统，政策执行主体、责任主体不明确，政策执行程序不清楚，没有切入点和具体抓手，企业无所适从。

政府服务方面，一是审批手续仍然复杂，周期过长。如许多服务业从业人员需要频繁进行国际交流，但我国现行的出入境管理办法很难适应这一要求。二是政务信息不够完备和公开。如某外资医院反映，医院主要接诊外国病人，但却无从知道我国常住外国人的数量，难以提供确实适合市场需求的医疗服务。三是对一些服务价格管制过死。某国际学校反映，由于近几年员工工资上涨以及物价上涨，成本增加，但学校收费价格一直没有变化，承受较大压力。四是市场监管尚存漏洞。比如，旅游企业反映各类旅游景点的黑导、黑车以及各类冒充知名旅游公司旗号组织“一日游”等违法行为仍然大量存在。五是政会不分仍然比较突出。管理体制滞后，分布结构不合理，行业代表性不强，内部机制不健全，很多行业协会仍是政府的应声虫，不能反映企业的诉求。六是某些类型企业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竞争。比如同为文化服务企业，国有事业单位转制的企业可以享受大量税收优惠，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就不在优惠之列。

四、需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哪个领域开放得较早，哪个领域就发展得较快。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效率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对外开放不足。要以开放促发展，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机制，重新配置服务业资源，提高国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1、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浓厚，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经济调节、公益福利、意识形态等属性，保留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需要打破垄断，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在服务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对微观企业主体的不干预，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作为”。印度等国家的经验表明，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对战略性产业提供支持。同时要重视发展行业协会，积极推动政会分开，促进其市场化运作，培育发展新型行业协会，支持行业协会发挥服务企业、反映诉求、行业交流和自律、对外联络和开拓国际市场的功能，鼓励外资企业在行业协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2、吸引跨国企业与壮大本土企业的关系。承接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统筹兼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采取过去的关门保护、关照“亲儿子”的做法。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落后有着长期计划经济因素的局限，也有市场机制缺失的空白。服务业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在把握好开放顺序基础上，为完全开放的竞争领域中的跨国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种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在市场正常竞争中激发企业活力，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3、突出重点产业与全面发展的关系。要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在产业发展上做到有进有退，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有主有次。在重点吸引金融、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业的同时，也要重视教科文卫体等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产业的对外开放，区分其中的经营性产品和公共产品，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提高整体服务水平。

4、提供优惠政策与优化发展环境的关系。优惠政策可以加速产业的转移和集聚，在现阶段对吸引现代服务业、提升首都整体产业水平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不可替代。但长期来看，优化发展环境更为关键，是展现城市形象、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举措。不能仅仅依赖于政策方面的优惠而忽视了发展环境的优化，尤其是对于企业长期反映的突出问题，需要积极和妥善解决。

5、重点区域与一般区域的关系。根据不同区域不

同城市的秉赋条件和发展定位，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时也应有所区分，突出特色，展现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力资源条件好，但商务成本较高，应重点吸引研发、设计、市场开拓等高端环节，成为运营、管理和资源调配中心；大连、西安、成都、武汉等二线城市人力成本和商务成本都较低，适合发展后台支持、软件编码等服务外包产业，与一线城市一起形成完整的服务产业链。

6、引入与输出的关系。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优化本地产业结构，提升本土产业素质，有效应对国际产业之间的竞争，并最终实现走出去发展。当前，在吸引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础上，应着重壮大企业实力，拓展国内市场，加强对国内经济的辐射和服务，并适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五、具体政策建议

(一)着力培育适合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市场

一方面积极培育市场需求。(1)增强企业服务外包意识。打破行业垄断，加大政府对社会服务产品的采购力度，鼓励企业更加专注于主业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将自身并不擅长的服务环节进行外包。(2)抓紧制订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和配套办法，关键是要落实国务院2006年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政策，认真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促进民营企业发展。(3)促进区域合作，为经济圈的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空间。如上海应抓住江浙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提升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的辐射能力。北京应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河北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在京津冀区域内倡议和联手各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平台。

另一方面大力提高供给能力。(1)加强投资促进工作。整合投资促进工作资源，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借助国际知名中介机构的作用，提高引资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把握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趋势，对金融、文化创意、科技研发、信息技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一一列出各领域全球知名的企业，跟踪了解他们的投资动态，吸引这些企业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结算中心。(2)加大事业单位改革力度，促进一些符合条件的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事业单位改制进入市场竞争。出台鼓励政策，支持国内外大型服务业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进入一些具备市场化条件的事业单位，加速其改革进程。(3)提高人才等核心要素的供给能力。重点要加快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步伐，消除“自然人流动”中的体制障碍，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尤其是海外学人，通过这些人才的进入，带动国内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鼓励高等院校适应社会需求，合理调整专业及课程设置，加强产学研相结合，共同促进人才培养。加大中外合资、合作办学力度，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抓紧培训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一批熟悉国际规则的开放型人才，造就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型人才。积极发展职业培训，建立服务业人才实训基地。

(二)营造良好的政策和服务环境

第9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 键 词经济增长/结构/市场体系/资源配置

「 正 文 经济增长是指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无疑是每个国家的既定目标。然而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快速、高效的经济增长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宏观上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产业结构不合理，消费市场上人们的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品市场上企业投资需求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全球股市下跌等方面。微观上主要表现在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好，劳动力素质低下及失业，下岗人数增加等方面。这些方面均抑制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们认为，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高效的发展，当前应注重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推进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以“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显著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搞活国有企业、搞好国有经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面对世纪之交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要彻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要想彻底转换机制，必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的各种配套改革，解决好划清产权界限，把产权同行政权利、政治权利分开，使产权能自由交易、资本能自由流动。在这些问题当中，出资者所有权的问题是最关键的，出资者所有权不理顺，由其派生的法人财产关系必然会出现种种扭曲的现象。

在推进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还应同步推进以下几方面与此配套的改革。

1、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各类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制定管理规则制度和办法，并从总量上监控国有资产的运行状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具有多方面的带动性。

2、强化管理，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发展是硬道理， 管理是硬工夫。只有严格管理，才能出好产品，高效益。企业必须转变思想、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要加强现场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实行管理科学化、系统化，使市场竞争的压力变为加强和改善管理的动力。搞好再就业，转变下岗职工的择业观念，拓宽就业门路，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

3、完善市场执法监督体系。运用多种手段，执行各类市场规则，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4、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主体， 必须具有法人地位。它应成为追求赢利机会、独立承担经营风险、自负盈亏的真正的金融企业。

5、加大国有企业的重组力度，促进存量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 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调整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

6、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进一步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二、调整结构，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

调整经济结构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关键，也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条块分割，经济体制不顺，增长方式粗放，经营机制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失调、产业趋同、低水平重复，使企业患上了“市场不适应症”，经济效益低下。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抓紧进行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竞争力，就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产品被迫退出国内外市场，那么国民经济也就无法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格局。

首先，我们必须打破条块分割体制，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和重组。其次，应集中财力、物力和精力抓好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高精尖和信息产业等领域。再次，要加大科技投入，加速技术进步和创新，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最后，要实行“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努力创造出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的主导产业和名优产品，为整个经济社会安全、稳定、持续、高效地发展提供保证。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应注重以下三方面：一是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和加快优胜劣汰与资产重组的步伐；二是对“新的增长点”如住房、汽车、教育，应从改善消费环境、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入手，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三是在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投资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有效的宏观体系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彻底转变职能，改变过去的经济管理方式。政府应把属于企业经济管理的职能放给企业；把资源配置的职能转移给市场；把属于社会中介监督、服务的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从而使政府管理的职能切实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使政府从行政性的直接管理转向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政府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应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同时，还应尽快清理思路，排除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既得利益等方面的种种障碍，在制度创新上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尚处于经济紧缩时期，由于总需求不足，产生了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对此政府部门虽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利率，在二级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券等措施。但是，由于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健全，使得有的措施收效甚微。因此，必须深化计划、财政、金融等体制改革，建立起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使国民经济摆脱忽而经济膨胀、忽而经济紧缩的状态，从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市场是连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由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三大类别组成。实践证明：单一商品市场不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建立和健全生产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谓生产要素是指用于生产中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其中，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只有进入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才能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现有就业人口的素质普遍较低，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存在大量低素质劳动而难以采用高新技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十分有限。因此，加大人为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使要素价格市场化，会对经济增长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市场是实现资金融通的场所。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应该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这些市场应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银行业及其信用制度都还不很发达，对金融市场的管理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条件下，健全利率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资金市场，逐步完善长期资金市场，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等至关重要，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高效率金融体系。使我国金融市场能高效率地聚集、分配资金，有效地调节社会资金的配置，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在商品市场中，放开价格管制，充分发挥价格的市场机制作用，使企业真正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考验，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这样，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企业根据市场行情作出抉择，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

总而言之，要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并用下，使我国经济增长富有活力和效率，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预定目标。

[1]管理世界，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