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利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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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

Abstract:The yield curve contains abundant information about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future rate of inflation. Using the spread with different maturitie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ree models and found that the spread between the ten-year and the three-year Treasury bond was the most useful predictor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a horizon of four months in the future,and the spread between the ten-year and the seven-year Treasury bond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for the inflation up to future three months,by comparing with the benchmark model. In addition,the increase of the term sprea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raise of future economic grow and the inflation rate.

Key Words: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inflation,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9-0012-05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含义,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已有大量学者开始从事利率期限结构对未来经济活动预测的研究。通常认为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联系相当紧密,并因此包含了未来利率变动趋势、经济增长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变化等信息。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债市场的不断扩充,国债的发行量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完整的利率期限结构正在形成。近期,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加大,如何准确把握宏观经济的走向,是企业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关心的课题,研究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是否能对未来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显得很有必要。

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较早地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主要包括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Stock和Watson (1989)将一系列指数组合形成经济先行指标,最后筛选挑出7个最重要的变量,其中一个就是10年期和1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差。Estrell和Hardouvelis(1991)选取了美国1955年到1988年期间10年期和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差,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各组成部分做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该利率差可以预测未来4年累积经济增长,而边际经济增长的预测步长是7个季度。Plosser 和Rouwenhorst(1994)、Estrella和Mishkin(1997)、Bernard 和Gerlach (1998),以及Berk和VanBergeijk(2000)还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做了相关实证,尤其是欧洲国家,其检验结果也较显著,他们均得出如果利率曲线斜率为正,未来宏观经济是增长的;反之,未来经济将衰退。

也有一些研究结果与之不相一致。这些研究发现,利率期限结构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失去了这种预测能力。例如,Dotsey(1998)、Haubrich 和Dombrosky(1996)、Stock 和Watson(2003)发现利率差未能预测出美国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Davis和Fagan (1997)在对欧洲国家进行研究时发现,尽管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显著,但仅三个国家(比利时、丹麦和英国)在样本外预测表现较好。因此,近几年学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活动是否有预测作用,他们还研究这种预测效果的稳定性问题。

此外,Estrella使用了一个动态的理性预期模型来研究收益率曲线对宏观经济有预测作用的条件,发现该预测力的有效程度部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更偏重于达到防通胀目标还是更偏重于满足经济产出目标。如果货币当局更关心产出目标,那么利率差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作用就更强。

收益率曲线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研究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最早提出此问题的是Fama (1975)。Fama (1975)使用美国1年和5年期国债数据对通货膨胀做预测,发现不同期限利率差包含未来通胀变化的信息。Mishkin(1988)等证明了利率期限结构包含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

然而,国内在利率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大多主要针对其相关理论、模型实证以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方面的研究。真正与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增长预测比较相关的文献有王媛、管锡展、王勇(2004),他们检验了收益率曲线与宏观经济的预测关系,并得出了存在较显著的预测效力的结论;刘金全、王勇、张鹤(2007)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此外,于鑫(2008)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与未来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长短期利差与宏观经济增长为负相关的结论。而朱世武(2005)分析了在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效用,结论为这种预测作用并不明显,用收益率曲线来帮助预测通胀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本文试图选取几个关键期限的利率差,选取银行间国债市场上规定的做市商必须进行做市的3年期、7年期、10年期,以及其他短期利率1年期和半年期利率。使用三类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使用样本外预测方法,比较与基准模型的预测能力。

二、利率期限结构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预测

(一)利率期限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

为什么利率期限结构拥有预测经济波动(增长)的能力?

第一种解释是利率期限结构反映当前货币政策,从而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反映未来经济形势。Estrella (1991)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反映了当前的货币政策的大量信息,当前短期的货币紧缩政策将会增加短期的实际和名义利率水平,由于价格存在刚性,长期利率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以致利率曲线的整体变化趋势变平,收益率曲线斜率变小。短期名义和实际利率水平的增加也会打击当前投资者的积极性,因为投资成本跟随上升,致使当前投资机会减少,将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变缓,减少未来的产出水平。利率曲线的斜率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同方向的变化,就使得这两个变量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但是,另外一种解释是,利率期限结构反映的是预期未来货币政策信息,而非当前货币政策信息的反馈,因此,收益率曲线是通过未来货币政策反馈的信息来预测将来产出的变化。短期内,价格存在刚性,而未来长期的价格是可变的。如果人们预期未来货币供应量扩张,那么未来实际利率会下降,并且未来的经济产出会增加。但同时如果人们预期通货膨胀升水增加的幅度超过将来实际利率下降的绝对值,那么长期名义利率仍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利率期限结构曲线也会变陡,即长短期利差变大,而之前已经说明将来经济产出会增加,这样通过预期的未来货币政策作用的渠道,也可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了。

Estrella (1991)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这种预测能力的IS-LM模型。其认为IS和LM两条曲线的相交点就代表着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达到的均衡点,如果人们预期未来宏观经济上的冲击主要来自于实体部门,IS曲线移动的幅度就会大于LM曲线移动的幅度,并导致宏观经济产出的变化与利率水平同向变化,而纵轴的利率水平正好体现的就是人们现在对将来长期利率水平的预期(所以它的变化趋势也体现了长短期利差的变化方向),因此,上述逻辑就可以简单概括成利率期限结构的长短期利率差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第四个可供解释这种预测作用的理论,涉及到研究投资者跨期的债券购买选择问题。该理论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偏好稳定的收入,如果预期将来经济即将面临衰退,所得收入减少,那么他们将会购买长期债券并持有到期以增加未来收入,这样的做法加大了对长期债券的需求,价格上涨,进而使其收益率下降,收益率曲线变平坦。此外,一些投资者为平均各期收入,甚至出售手中短期债券来购买长期债券,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收益率曲线变平的力度。

最后,解释理论中还有一种涉及到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模型,该理论中,预期未来经济高速增长就意味着未来实际利率的增加,也就是当前的长短期利率差变大,收益率曲线变陡;如果预期将来经济放缓,那么未来实际利率预期将会下降,收益率曲线变平。这也意味着长短期利率差是可以先行预测到非货币冲击因素引致的宏观经济变化。

(二)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的预测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预测能力的解释,也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说明。其中最基本的解释就是Mishkin (1990a,1990b,1991)从Fisher方程的角度展开,通过实证检验方法来说明是否收益率曲线包含通胀的信息。该模型将m期的名义利率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为m期的实际利率 ,一个为接下来m期的预期通胀率 ,于是就得到

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现实的通胀率 可以写成预期的通胀率加上一个误差项 ,而且

将等式(1)中的代入到等式(2)后,

得

因此,接下来m年和n年(m>n)的预期通胀率之差可以写成:

其中,而

是误差项。现在要分析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的信息,就要通过检验是否 。如果可以拒绝这个假设,那么利率差就显然可以预测通胀情况。可决系数R2越大,那么利率期限结构所包含的通胀信息就越多。

此外,站在预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这种预测效力。当短期通胀异常低(当前短期利率也相对较低)的时候,人们就会预期长期通胀会增加,并要求长期债券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同样地,当短期通胀异常高的时候,市场参与者会预期通胀将会降低,便愿意以低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来持有长期债券。因此,通过这样的渠道,利率差也包含了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但是这种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因为长期限的收益水平高或低,也可能是因为蕴含了未来实际利率(或回报)的信息,一个上扬的利率曲线亦有可能说明未来实际利率的增加,它并不一定代表未来通胀的增加。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也被用于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胀预测作用的解释。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失业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也被称作“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而且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显现出来的曲线是斜率向下的曲线。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失业率降低,通胀通常会随之增加;而经济下行时,失业率上升,经济收缩伴随通胀率随之下降。在菲利普斯理论的不断发展中,许多学者开始将经济增长率来替代失业率,并形成了另外一种衍生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替换最早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奥肯提出,他认为经济增长率在长期的经济周期波动中与失业率之间表现出一种相反变动方向的关系,而失业率与通胀也是呈现出反向的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便显现出同向的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长短期利差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由于银行间国债市场交易量远远大于交易所市场的国债交易,所以我们选取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来度量长短期利差,数据来源于中国货币网。使用月度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一般使用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没有经济增长的月度数据,所以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性指数,定义有关变量如下:

累计经济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变化:

长短期利差:

其中: 表示t时期的一致指数, 表示月度环比消费指数, 表示t时刻的长期利率, 表示t时刻的短期利率,n表示预测时间的长度(月),l和s分别表示长、短期利率的期限长度。

(一)模型构建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

考虑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于是有:

模型2:

作为衡量预测的基准,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利差因子的预测模型,简单地使用滞后期变量来预测。

模型3:

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于是在原来简单模型的自变量中加入当前的货币政策,这里选择使用M1。

模型4:

(二)实证结果

实证中一个重要的变量选择就是预测时间长度(n)和长短利差的期限(l,s)选择,按照惯例,我们选择:

为了比较模型的预测能力,我们使用样本外预测的方法,将数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估计参数,第二部分用于样本外预测,使用均方误差(RMSE)来衡量样本外预测效果。为了保证数据的充分,我们以2007年7月作为分界点,这样样本内有60个观测值,样本外有20个观测值。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期限间的利率差变化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基本一致,从2002年到2005年期间,多数利率差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到2007年又重新回到初始的水平。

首先对基准模型(即模型3)进行参数估计和宏观经济预测(见表1)。

从实证结果来看,随着预测步长的增加,拟合优度上升,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样本外预测误差总体下降,但是通货膨胀的样本外预测误差呈现上升趋势。

为了检验加入利率差后对宏观经济的预测效力,我们分别使用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①。

在模型1下,不同的长短期利差预测能力差别较大,10年利率与7年利率的差、10年与3年以及7年与3年的利率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预测能力。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中,预测步长在1到4个月时,样本外预测误差小于基准预测模型的样本外预测误差,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4个月和3个月情形。而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普遍不佳,仅在12月步长时比基准模型预测效果稍好。其他期限的利率差并未表现出较好的预测能力。从变动方向上看,利率差增加意味着未来出现经济增长,这与经典理论相一致。

在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之后,10年期和3年期的利率差依然能较好地预测未来1到4个月的经济表现,且预测能力明显强于模型1。另外加入滞后项之后,10年期和7年期利率差在2、3、4及6个月的经济预测能力要强于基准模型。同时3、4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也突显出来。我们看到这些具有预测能力的情况下,利差与经济增长、利差与未来的通货膨胀都具有正向关系。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0年期利率与3年期利率的利差在对4个月后的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而通货膨胀则应该由10年期与7年期的利率差来预测,该利差对3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最强。

在加入政策变量之后的模型4中,10年期与3年期利率差对1到4个月的经济增长依然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且预测能力进一步提高,7年期与3年期的利率差同样具有该预测能力。

四、结论

通过建立三类模型,简单的利率差单因子预测模型,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的预测模型和加入政策变量的预测模型,同时建立基准预测模型即仅使用预测变量的滞后项来预测经济增长,并使用样本外预测误差作为模型预测能力的判别标准,得出结论认为,利率差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预测能力,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且预测步长为未来4个月、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在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或者货币政策之后,预测能力有所提高,但并不影响预测的方向。利差的扩大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加速,也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加大。

通过对未来经济增长情况的预测,企业可以提前预计未来生产的产量,政府通过这样的预测也可以估计出未来预算盈余或者赤字规模;此外,央行根据此情况也可以更好地制定当前货币政策;最后,还可以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对未来经济走势预期的依据。

注:

①为了节省篇幅,这里省略了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1]James H. Stock,Mark W. Watson. New Indexes of Coincident and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R],NBER Chapters,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9,Volume 4, pages 351-40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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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losser,Charles I.,Geert Rouwenhorst, K., International term structures and real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4.33(1): 133-155.

[4]Estrella,A. ,Mishkin, F.S.,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1):1375-1401.

[5]Henri Bernard,Stefan Gerlach. Does The Term Structure Predict Recessions?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R].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working paper.1996,9.

[6]王媛,管锡展,王勇. 利率的期限结构与经济增长预期[J].系统工程学报.2004,(2).

[7]刘金全,王勇,张鹤.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相依性―基于VAR 模型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 2007(5):126-143.

第2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摘要: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快速发展,我国旅游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宏观管理。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动态运行过程,分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内容和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为加强我国宏观旅游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管理

随着我国国际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管理。在实践中,旅游管理不仅涉及微观旅游活动主体,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而且涉及到宏观旅游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旅游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与调控,而连接微观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就是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微观旅游管理,对旅游市场活动的市场管理,也包括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旅游管理,需要从理论上了解和掌握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强和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

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3.旅游组织职能

是为了有效实现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要求,建立旅游组织体系、配备相应人员、明确职责权力、调配旅游要素的职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和旅游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体制,明确政府旅游部门、行业中介组织、旅游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开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调控职能

是对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发展变化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顺利实现。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控生产要素价格,实施各种税收政策,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经济杠杆等,调节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实现旅游经济统筹协调地发展。

5.旅游监督职能

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限范不正当的旅游竞争行为,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旅游竞争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旅游服务职能

是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产品和安全救援、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

四、宏观旅游管理的过程

宏观旅游管理过程,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运用宏观旅游管理职能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运转过程,是通过旅游的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和宏观信息系统,在时间上有序、在空间上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下,共同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1.旅游宏观决策系统

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系统,其决策内容包括确定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调控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实现区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统筹协调旅游发展等。由于旅游宏观决策是一种高层次的决策,因此对旅游行业、旅游区域、旅游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了保证旅游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必须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各种信息,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决策,以指导宏观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2.旅游宏观执行系统

是实现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系统,即完成旅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宏观执行系统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计划机制,是通过国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方向和目标;而市场机制,则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活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段综合形成的调控系统和监督机制,是正确执行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监督和调节旅游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调控机制,并及时发现宏观旅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反馈旅游宏观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及时进行调控,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有效进行。

4.旅游宏观信息系统

是有关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统,是旅游政策子系统、旅游统计子系统、旅游会计子系统、旅游市场情报子系统及相关信息子系统的综合体。旅游宏观信息既来自于旅游宏观调控系统的有关情况,又来自于宏观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不仅是旅游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旅游宏观信息工作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

五、宏观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观旅游管理,既是对旅游全行业的管理,也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观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宏观旅游管理的权威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威性。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保障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旅游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场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序地进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如果宏观旅游管理没有权威性,则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将是盲目、混乱和低效率的,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宏观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观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动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行为,因此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体现政府鲜明的政策倾向,即体现国家发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总方针和总决策,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广泛性和旅游经济的综合性,要求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关系,而统筹这些关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即必须依法行政,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才能使旅游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宏观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为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然涉及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不仅协调范围广泛,而且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使宏观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而是一种全局性、综合性较强的宏观管理活动。因此,在宏观旅游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遵循旅游活动规律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特点,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素,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全局来协调处理好各局部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不断提高宏观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4.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特点,强调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服务于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既要通过加强宏观旅游管理,为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企经营的需要;又要通过科学地引导旅游者的消费活动,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旅游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条件,保障旅游活动有效地开展,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正常地运转,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第3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宏观经济

一、引言

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始终是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外的研究一般认为，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着市场对未来实际经济生活和通货膨胀的预期；从微观角度来看，利率是资产定价、金融产品设计、套利和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加深和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研究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显得愈发紧迫和重要。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继续朝两个方面不断深入。一方面，是将经典模型不断复杂化，来更加精确地拟合实际利率。另一方面，各国学者开始关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对宏观经济与微观金融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Estrella & Mishkin（1997）通过对十年期国债利率与三个月国债利率的利差与GDP建立回归模型，发现长短期利差可以对宏观经济增长做出预测。 Ang A. & M. Piazzesi（2003）通过将短期瞬时利率表示为受宏观经济变量和潜在状态变量共同影响，首度将宏观变量引入到无套利利率模型中来，从而提出VAR-ASTM模型。Wu Tao & Rudebush（2008）进一步将潜在状态变量设定为由产出欧拉方程、通货膨胀方程和货币政策方程共同决定，为利率期限结构中的状态变量建立了宏观经济基础。Diebold & Rudebusch & Aruoba（2006）将Nelson-Siegel模型参数动态化，进而提出动态Nelson-Siegel模型。Diebold & Canlin & Vivian（2008）进一步用动态Nelson-Siegel模型为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联合建模，其中潜在因子用全球收益因素和个体收益因素表示，实证研究表明，全球收益因素的确存在。Christensen & Diebold & Rudebush（2011）进一步提出动态Nelson-Siegel模型形式的仿射模型。

三、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而言，国内更注重实证研究，基本分为以下几个角度：一、对传统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的假设检验。二、寻找更适合我国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三、分析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韩成栋（2011）对1个月期限及以上的SHIBOR利率用预期理论推导出的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其背离了预期理论。李宏谨（2012）用回归的方法检验我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远期利率对即期利率的预测作用，认为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时变期限溢价的特征，进而对期限修正后的利率期限结构进行分析，得出无法拒绝预期理论的结论。

刘金全、郑挺国（2006），将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引入CKLS模型，并对六组不同到期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做实证分析。周颖颖、秦学志和杨瑞成（2009）基于SHIBOR数据，利用粒子滤波方法对带跳的Vasicek模型和带跳的指数Vasicek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并对两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精度做了比较分析。康书隆、王志强（2010）运用多种估计方法得到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模型，并将其与美国利率期限结构相对比，提出对我国国债发行的相关建议。王庆石、韩成栋（2012）用两种非参数估计法，对扩散过程的漂移函数进行估计。谈正达、胡海鸥（2012）对SHIBOR利率构建ARCH跳跃扩散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只有综合考虑ARCH效应和跳跃行为才能刻画出SHIBOR利率剧烈波动的特征。

刘金全、王勇、张鹤（2007）通过对利率期限结构做二次逼近，估计出截距、斜率和曲率三个参数，进而对他们与工业产出和广义货币供给建立结构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对短期利率产生持续显著影响，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效果。郭涛、宋德勇（2008）利用Nelson-Siegel模型，发现该模型可以对我国上交所的国债做精确定价，同时分析了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前后的利率期限结构的情况，发现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利率期限结构是有显著影响的，但并不是滞后的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已经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预期。石柱鲜、孙皓、邓创（2008），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短期利率和基准利差作为服从向量自回归关系的状态因子，再建立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结果显示：不同期限利差均对短期利率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不同期限利率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短期利率的冲击均是正效应；不同利期限差对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率的冲击是负效应，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则是正效应。 胡雪琴、陈勇（2010）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三个主成分因子作为利率期限结构的代表，进而用SVAR分析其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袁婧、薛伟（2012）通过对货币政策与仿射利率期限结构联合建模，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型对样本外的预测效果较好。

参考文献：

[1]郭涛，宋德勇.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的货币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2]韩成栋.SHIBOR市场预期理论的实证检验[J].商业研究，2011，总第415期.

[3]胡雪琴，陈勇.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利率期限结构关系分析[J].现代财经.2010年第10期.

[4]林海，郑振龙。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理论及应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李宏谨.利率期限结构的远期利率预测作用——经期限溢价修正的预期假说检验[J].金融研究，2012.

[6]刘金全，王勇，张鹤.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相依性——基于VAR模型的经验研究 [J].财经研究，2007，第33卷第5期.

[7]刘金全，郑挺国.利率期限结构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第11期.

[8]康书隆，王志强.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风险特征及其内含信息研究[J].世界经济，2010第7期.

[9]谈正达，胡海鸥.短期Shibor跳跃行为的利率模型解释[J].运筹与管理，2012第21卷第2期.

第4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关键词]股市波动　宏观经济　文献综述

一　引言

自1991、1992年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在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高速增长时，股指走势却高低互现。尤其是20012005年问，在国民经济持续向好的形势下发展，股市却疲弱不堪。显然，我国证券市场还不能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的文献进行综述，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　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于股票市场与实际经济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研究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的Fama，他利用美国1953―1987年月度、季度和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股市收益率和未来产出的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认为这是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在现期股价上的反映，股市在美国起到了经济晴雨表的作用。William Schwert(1990)在Fama的基础上利用美国1889―1988年整整1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Harris(1997)的研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了区别，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但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弱。Chung(1999)等通过误差纠正模型检验了韩国股票指数和产出指数、汇率、贸易收支、货币供给等宏观变量的协整和因果关系，发现股票指数和宏观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股票指数并非实际经济波动的领先变量，表现出和发达国家完全相反的结果。Maysami，Koh Tiong Sim(2000)则发现新加坡的股票指数和工业产出、贸易额这两个宏观变量之间根本就不具有相同的整合阶数，而股票指数的变动和价格指数、货币供给、长一短期利率、汇率的变动具有协整的关系，但在线性模型中利率和汇率的变动是最显著的因素，而价格指数和货币供给的变动却不显著。Christopher M.Bilson等(2001)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股市收益的宏观因素具有区域趋同的特征，国际投资者只能通过跨区域的分散化投资方能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对股市的波动分析的大量文献主要从基本面和政策面两方面来进行。

1　将股市波动与基本面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对国内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的研究者主要是谈儒勇(1999)。谈儒勇对中国的研究提出了和哈里斯相同的观点，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有也可能是不利作用。顾岚等对于中国沪、深股指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沪、深股指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标的协整关系不明显。叶青等的研究结果表明：1994年7月以前的股价变动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化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鲁昌(2001)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与利率变动、股市收益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发现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未能从中国数据中得到经验支持。这说明了简单地利用均衡定价理论难以解释中国股市波动。

2　从政策面的变化来分析股市波动

许均华等(2001)把影响股市的宏观政策分成长期的连续性政策和短期的离散性的政策，发现连续性政策与股市正相关，但解释程度较小。股市受短期政策事件的影响很大，但是政策事件对股市的冲击在逐步弱化，说明我国股市政策的调控日趋成熟。唐齐鸣、李春涛(2000)利用向量自回归(VAR)发现股市收益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起到了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已经初步具有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王军波、邓述慧(1999)对我国利率政策的长短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利率调整前股票市场对利率的调整往往都已经产生预期，利率真正调整当天的股市表现反常，而在长期里利率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是稳定的，反之则下降。刘澜飚等(2001)则对1994 2000年的季度数据的多元回归表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与上证指数正相关，而储蓄则负相关。但这样的模型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消除宏观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第5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2002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趋势明显。受国际市场影响，国内油品价格不断攀升，带动了煤炭、电力等能源价格的上升，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升高，这势必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国内外学者对能源价格与一国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油价格与GDP(GNP)的关系，石油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途径。在油价与GDP(GNP)关系方面，早期学者大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伴随着石油价格下降，这种线性的负向关系逐渐变得不显著起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油价与宏观经济活动之间的不对称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测量GNP的油价弹性。在石油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途径方面，一般认为是通过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两方面进行传导。从需求层面上看：一方面石油价格的上涨会引起物价上涨，减少人们对其他商品的消费，抑制投资，假如货币当局不能满足货币的同步提高，利率就会有升高的趋势，从而影响总需求；另一方面油价的上升会使收入从石油进口国向石油出口国转移，使石油进口国购买力恶化，影响其国际贸易。从供给层面上看，石油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其价格上升将导致生产成本提高，迫使企业缩减生产规模或向能源密集度低的行业转换，这会影响其产出，增加失业率，同时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产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将成本上升转移给下游产业，会对下游企业生产成本产生压力，导致产出下降。因此油价上涨给各个行业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Fan等利用一个CGE模型综合研究了国际原油价格对中国GDP、投资、消费以及进出口等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证了油价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在我国是不是也存在？这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本文以中国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选取适当的指标，构造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等技术分析了各个经济变量与能源价格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由于VAR模型的运用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我们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这里选用了ADF方法。以油价时间序列(OILt)为例，ADF检验的基本原理为：其中p为最佳滞后阶数，其确定可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原假设为：油价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备择假设为：油价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还需进一步检验其一阶差分的平稳性。VAR模型可以构造如下：如果在对被研究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时，发现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则可以利用JJ检验方法检验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型做出解释。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考察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和其未来取值的影响。由于VAR中不同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同期相关，需要构造一个正交矩阵将同期相关的冲击项转换为同期不相关的冲击项，在这里我们利用了Pesaran和Shin提出的不依赖于VAR模型中变量次序的广义脉冲方法。

（二）数据来源本文中，我们参照Papapetrou的做法，选择了对工业生产影响较大的燃料动力类购进价格指数。而我们之所以没有采用国际石油市场现货或期货价格，主要是考虑我国油品价格尚未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根据焦建玲的研究表明，国内汽油价格对原油成本变化的均衡调整力度大约为78.4%，且存在长达四个月的滞后期。对于宏观经济数据，考虑到能源价格与工业的关系相对较密切，我们选择的是工业增加值数据。同时，考虑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利率变量，选用银行一年期整存整取利率，并剔除了利息税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选取的是2000年1月到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因为利率变量是一个百分数，参考Huang等人的做法，我们把利率的对数定义为log(1+r/100)。同时，我们也考虑了宏观经济的虚拟形式-股票市场的中介作用，选择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证指数的月均收盘价格，并考虑了派息和拆股等因素。

二、结果分析

（一）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表明除工业增加值为2阶单整序列外，其余变量均为1阶单整变量（见表1）。

（二）滞后阶数的确定通过对滞后阶数1到5的实验，得到其各自的AIC和SC值如表2。经过多次实验，发现AIC当最大滞后期取3时最小，而SC则在滞后一期时最小，因此考虑用LR检验进行取舍。检验的原假设是模型的最大滞后期为1，即p=1，检验统计量其中，l1和l3分别表示p=1和p=3时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函数值。在零假设下，该统计量有渐近的2分布，其自由度为32。其检验的相伴概率为1.9*10-6，表明应拒绝原假设，即采用滞后期为3的VAR模型。

(三)模型估计与检验由于上述模型中的四个序列都是I(1)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序列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明宏观经济、能源价格和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协整关系表达式为：从上述协整关系式可以看出，长期来说，能源价格上涨1%，将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有-0.037%的影响，对股票市场有-0.54%的影响。由于通常难以直接根据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接下来我们分别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脉冲响应函数图1是基于上述VAR模型和渐进解析法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在模型中，我们将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定为12个月。我们重点考虑四个经济变量各自对能源价格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对于能源价格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约为能源价格指数上涨1.1个百分点)，利率改变率的反应较为明显，3个月左右达到峰值(上涨0.2个百分点)，5个月左右这种影响基本稳定下来，此时代表利率水平有了一个约为1个百分点的持久的增长。对于能源价格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2个月时，受到的负向影响达到最大，下降了大约0.2个百分点，随后有一个震荡的过程，但是长期来看是趋向于负向收敛的。面对一个标准差能源价格的冲击，股票价格在3个月时，负向影响达到最大，为1个百分点，但是在6个月左右时，这种负向影响就基本消失了。接下来，我们考虑四个经济变量的冲击对能源价格指数的影响。对于利率改变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约为利率上涨0.5个百分点)，能源价格在4个月时下降达到负向影响最大值，为0.5个百分点，且持续时间较长，1年时残余方差仍为谷值的50%。对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上涨3个百分点)，能源价格会有比较小程度的增长，同时这种影响持续时间较长。股票价格上涨5个百分点，三个月以后能源价格有下降的趋势，20个月左右达到负向影响的最大值，为2个百分点。

三、实证讨论

（一）宏观经济和能源价格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在本文中，通过加入股票市场和实际利率两个中介变量，我们发现了中国宏观经济和能源价格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近期以来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不仅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影响较大，更推动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本文得到的这种协整关系证明了能源价格对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影响，这是对以往文献的一个补充。我们发现，从长期来看，能源价格与工业增长率负相关，即能源价格的上升使宏观经济受到负向影响。2011年WTI油价约为94.88$/barrel，2012年前三个月平均油价上涨约8%，在趋势照常的情况下，油价的上涨给工业增加值带来约5.5万亿元的经济损失。

（二）能源价格的正向波动会推高实际利率，影响工业增长和抑制股票市场价格在认清能源价格与宏观经济长期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想知道宏观经济对能源价格波动短期的反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正向波动会提高实际利率，影响工业增长和抑制股票市场价格。能源价格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际利率。我国的工业结构中，对能源消费较多的化工、冶炼等行业所占比例较大，其受油价上涨的影响较大。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进步，这种影响在长期来看越来越小。股票市场对于能源价格的改变是不完全有效的，存在着“反应不足”的现象。这里，我们发现能源价格的上涨引起了股票市场滞后长度长达5个月的下降。

（三）工业需求和加息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分析既然能源价格的变动会对工业产值、实际利率和股票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上述三者的波动会对能源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通过加息等手段，提高实际利率，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控，效果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对消费者来说，高利率一方面改变净储蓄者和净借款者的可支配收入，吸引人们增加储蓄、减少对能源相关产品的消费；另一方面高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下降，使个人财富减少，制约了消费。对企业来将讲，高利率提高了资本成本，抑制了投资，从而减少了其对能源相关产品的使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伴随物价进一步走高，央行还会继续通过加息等货币政策手段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维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工业增长率的波动对能源价格的影响较小，但是影响时期较长。因此，工业对能源需求的不断提高，是能源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但是其对价格的推动幅度是很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国际油价暴涨归因于中国经济增长”这一观点。

四、主要结论与进一步工作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和实证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一)能源价格、工业增加值、实际利率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着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从长期来看，能源价格的上涨会推动实际利率的上升，并抑制工业增加值的增加。

第6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关键词：上证指数；宏观经济；多元线性回归

一、引言：研究目的和意义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中国蔓延开来，使中国股市经历了其18年成长史上的又一次深度下跌，最大跌幅达到69.85%。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曾在百日内连续5次下调利率并两次股票交易印花税，为稳定股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从中国股市发展的历程来看，宏观经济政策对股价的涨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走向决定了证券市场的长期趋势。从理论角度来看，股票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的基本逻辑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决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对股票价格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宏观经济周期是对股票市场运行具有重要影响的风险因子。同时，股市周期并非完全受宏观经济周期被动影响，股市一定程度上也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反作用。

所以，把握好宏观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才能使我们精准的掌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正确判断证券市场的价值。宏观经济状况良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表现良好，股价也相应会上涨。综上，为了把握国内宏观经济的变动趋势，我们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运行变量进行研究。而本文则采用了文献综述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建模法对宏观经济变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2005年，周海燕采用相关性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宏观经济变量与股指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她证明出，长期来看，我国股价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但在某些特殊时期，二者又是相互背离的关系。她认为，股指还不足以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2006年，刘玲提出股票价格指数与企业景气指标、工业增加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利率、货币供给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则不确定。在《对影响股票价格指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分析》中，周敏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寻出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股市成交量、汇率、货币供应量是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的主要因素。2010年，董彩丽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出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的一致性，股票价格指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及趋势。此外，她还提出，股价指数对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一观点。

三、宏观经济变量的选择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通货膨胀不仅对人们当前的决策有影响，还会使他们增加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时期，由于货币贬值所激发的通货膨胀预期促使居民用货币去交换商品以获得保值，这些保值工具中就包括股票。这一行为无疑扩大了对股票需求。此外，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一定阶段，政府多会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此时企业为了筹措资金，便会发行股票来增加股票市场的供给，因而使股票市场需求增长小于供给的增长。

2.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是是企业全部生产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增长率越高，说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越好，产生的社会财富越多。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增长率的变化会使国内公司现金流发生同方向变化，进而股票价格也会发生同方向变化。

3.货币供应量M2

货币供应量增加无疑增加了流通中的现金流、提升了上市公司贴现率从而使企业筹资成本降低，预期收益升高，因此公司股价将上升，反之则会下跌。不仅如此，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代表国家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就增加了股市的预期收益，使股价攀升。可见，货币供应量可能与上证综合指数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4.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同业拆借利率是短期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它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资金供求。储蓄决定资金供给，投资决定资金需求，而投资和储蓄均受利率影响。利率下调一般会使贴现率下降，尽管预期股利不变，但是股票内在价值将会提高。因此，股票价格指数与利率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

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一种反映城乡商品零售价格的经济指数。零售物价调整变动将对城乡居民的支出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动也会对居民购买力和市场供需平衡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计算该指数可从一个侧面对上述经济活动影响进行观察和分析。

6.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能较客观地反映经济变化轨迹、我国投资形势的阶段性变化与农产品、工业消费品供求关系的改变。企业商品价格指数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通货膨胀增加，这时，居民就会用货币去交换商品以获得保值，这些保值工具中也包括股票；此外，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倾向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一举动也会使股价下降。所以，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对股价的影响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值

该指标反映通过各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生活消费品来满足他们生活需要的情况，是研究人民生活、社会消费品购买力、货币流通等问题的重要指标。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时，提高企事业单位的销售额进而可能影响到上市公司业绩，因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值和上证综合指数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

8.汇率

汇率与一国的物价总水平和国际资本间的流动有密切联系，而且它对国内各生产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外贸易、外汇储备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汇率上升会导致外币升值，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提高国内公司对收益的预期，一定程度上使股票价格提升。因此，股票价格指数与汇率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

四、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8年2月到2014年10月的月度数据，其中，由于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工业统计制度上没有对一月份的工业统计做出要求，所以一月份的工业增加值是免报的。在去除了一月份数据的基础上，对于剩下的75个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于相对价格变量以原变量进入模型，而其他绝对数变量，为了消除模型的异方差去对数进入模型。接着，运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消除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一系列逐步回归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模型。Eviews中显示，该回归方程可决系数较高，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中存在自相关。

针对模型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模型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使用科克伦-奥科特迭代法做广义差分回归，结果如图：

五、总结与结论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部分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存在影响，股票价格指数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和发展水平。从模型中各变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来看，在进行一阶差分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这三个因素对上证综合指数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上证综合指数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可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不能在当期传递到股票市场，从而对股价指数产生相应的影响，即股价受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当前，中国股票市场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这也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设置了障碍。人民币利率和工业增加值对股票市场指数存在短期和长期正向影响的效应，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会对股票市场指数产生短期正向和长期负向的冲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会对股票市场产生长期的负向冲击。因此，维持物价水平稳定、防范持续的通货膨胀仍是我国日后工作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刘玲，谢赤，曾志坚.股票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5：82-86+104.

[2]王德劲.宏观经济变量与中国股市关系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2.

[3]董彩丽.股价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实证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0.

[4]周海燕.我国股价指数波动及其宏观影响因素分析[D].重庆大学，2005.

[5]周敏，王飞跃.对影响股票价格指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13：66-68.

第7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27日提高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由原来的5.58%提高到5.85%,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保持不变。此前,200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5.31%提高到5.58%。再回顾从1996年到2004年10月,中央银行连续8次下调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其他相应市场利率,幅度最大为1.5%,最小为0.25%,并具有调整幅度逐渐减小的趋势。2004年10月28日央行上调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为8年来市场基准利率第一次向相反方向的调整,2006年4月27日中央银行又以相同幅度上调市场基准利率,因此显示出国际上各国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具有前瞻性和规则性的利率平滑操作模式正逐渐进入我国中央银行的视野中来,成为我国中央银行遵循货币政策操作规则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新范式。

一、利率平滑的操作机制

根据定义,可以把“interestratesmoothing”翻译成利率平滑。笔者以为,较之翻译成“微调”更为恰当,“微调”只能表达一次性的小幅调整,表达不出同一方向上连续调整的含义,而平滑不仅表达了每一次微幅调整利率的含义,还表达出利率调整的规则性、方向性和连续性。利率平滑的理论基础或其操作机制是基于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以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稳定所形成的政策规则,即经过扩展的包含利率滞后项的泰勒规则,其模型表达式为:

it=ωit-1+(1-ω)(πt+int)+(πt-πT)+φ(yt-ypt)

其中,y-yp代表产出缺口,π代表每季度末的通货膨胀率,πT代表目标通货膨胀率,ω、和φ为政策反应结构参数。

根据这个货币政策操作的政策规则,当期市场基准利率决定于滞后一期的利率it-1,经济达到均衡时的真实利率int,通货膨胀率πt,通货膨胀目标πT和产出缺口yt-ypt。规则中的系数0<ω<1称为平滑系数,测度的是赋予滞后利率项的权重,表达了市场基准利率对其他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发生变化后所做出的部分调整的反应程度,即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会引发市场基准利率在同一方向上做出一系列的调整以使得重要宏观变量向潜在值或者目标值回归。系数和φ则表达基准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整体反应程度。给定ω的值,系数和φ的值较小,则利率调整的幅度就可以较小,形成较小的利率波动方差。因此,政策规则中的系数ω与和φ就蕴含着利率平滑操作运行机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的含义:市场基准利率的渐进调整和对于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有限制约束的整体反应。

对各国中央银行政策操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国中央银行对于利率平滑具有明显的偏好,扩展的含有滞后利率项的泰勒政策规则能够更好地拟合各国的实际经济数据。

二、利率平滑操作的政策效应

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金融创新和始自1970年代末期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越加困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利率变动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这些促使美联储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适应经济形势变化放弃货币总量政策,转而将调控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过市场价格调整将宏观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因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率调整可以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既可以采用“一步到位”,也可以分步渐进调整,不同方式给经济运行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央银行对经济中的各种冲击和变化做出反应,在实践中逐渐地舍弃“一步到位”的大幅调整方式,而转向以平滑方式调整基准利率,最主要的驱动力是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是中央银行对于经济运行不确定性以及政策调整对经济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谨慎性反应,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降低经济波动幅度,平滑经济波动,使经济运行状态平滑过渡,平稳运行。同时,利率平滑操作还是宏观经济总量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发现机制,能够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调整成本,减少政策调整的动态不一致,增加货币政策可预测性,增进中央银行信誉等。

(一)降低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

中央银行政策变动所依据的数据是经过汇总统计出来的,所依据的宏观经济模型则是估计出来的,有可能存在数据和模型结构参数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果因为市场成熟度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中央银行并不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经济结构真实情况,也不能够及时掌握经济运行形势,这样货币政策就是在存在各种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的,中央银行利率调整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确定,因此在经济运行不确定的情况下,冒进的“一步到位”利率调整方式只会增加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化的不确定性,利率平滑就成为经济不确定环境下中央银行面对复杂而又不确定的经济状态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将宏观经济逐步引向均衡状态的一种最优操作方式。

中央银行渐进平滑地调整市场基准利率,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利率微幅调整的作用和影响,掌握每次微幅渐进调整利率后的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变化的情况,获得更多的有关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新信息,在新的经济运行信息集内决定政策调整的时间和幅度,从而降低中央银行政策调整对经济运行影响的不确定性,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假定中央银行对经济结构的估计以图1中的实斜线表示,而实际的经济结构斜率有可能如两虚线,政策调整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在“一步到位”的调整方式下会随着利率调整幅度的增加而增加。

图1图2图2描绘的是一步调整和动态调整的区别。由于需求关系的斜率不确定,中央银行期望由当前利率水平iC到i1的一步调整会带来产出的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调整利率水平从初始点iC到i2的部分调整会降低产出的不确定性程度,特别是利率调整到i2以后,中央银行会观察或者了解到利率调整到i2对产出的作用和影响,能够掌握更多关于需求关系的信息,对需求曲线的估计就更准确,真实需求曲线反映的需求关系的不确定性会降低,然后利率水平由i2再调整到i1,由于需求关系的信息掌握得更多,利率调整的幅度也减小了,产出的不确定性也缩小了。

(二)宏观经济引向均衡的价格发现机制

利率平滑操作方式是中央银行在将宏观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的过程中搜寻宏观资金总量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长期自然利率水平的价格发现机制,是一种均衡价格搜寻路径逐渐收敛的价格发现机制。中央银行调整市场基准利率,确定宏观资金总量供给和需求的基准价格,就会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改变整个宏观经济中的利率水平,影响市场中资金总量供给和资金总量需求的对比关系,使微观主体调整各自的生产投资和消费等行为,改变宏观经济运行路径,将宏观经济引向均衡状态。但是,利率调整方式会极大地影响经济趋向均衡的进程。基准利率的大幅频繁反复的调整会使经济在波动中难以确定经济运行趋向均衡的方向,也难以确定市场中资金总量的供给和需求的余缺程度,确定宏观经济均衡的总量资金价格水平,微观主体更加难以形成宏观政策调整方向的预期,来进行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决策,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利率平滑操作则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每一次政策调整以后宏观经济变化的新情况,能够获得宏观经济运行面临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压力程度的新信息,并决定是否在同一方向上继续调整利率,以渐进收敛的方式搜寻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宏观总量资金的价格水平。

(三)稳定金融市场,降低经济波动幅度和市场参与者的调整成本

中央银行进行利率平滑操作,微幅调整市场基准利率,可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市场的冲击程度,减少经济波动,降低因经济波动产生的福利成本,使得经济运行由一种状态平滑过渡到中央银行所期望的状态;有利于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减少金融机构没有预期到的因政策调整导致的资产价格变动,减少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利率期限结构配置不合理甚至错配所导致的经营风险,避免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减少利率变化引起的汇率波动,避免公众减少本币持有意愿,导致私人和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危机。利率平滑操作还有利于消费者和企业在政策连续微幅变化的时间区间内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调整自己的消费和生产投资等行为,从而能够降低因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微观主体经济行为调整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降低因政策调整导致的福利损失。

(四)建立中央银行规则操作形象,增加货币政策可预测性

中央银行在政策规则指导下进行利率平滑操作,在同一方向上连续调整利率,能够使基准利率的未来变化更具可预测性,有利于市场形成一致的预期,能够更加有效地平稳调控宏观经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建立和增强中央银行信誉。中央银行进行利率平滑操作,避免频繁进行逆向调整,是因为这样会被具有前瞻性的市场参与者视为操作失误或者成为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证据。如果政策逆向调整频繁,会造成市场预期混乱,不能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响应,市场中不同的预期和经济行为会相互抵消,达不到货币政策操作的目的,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降低公众对中央银行操控经济能力的信心,也会降低中央银行目标的可信度,造成货币政策绩效差的结果。所以,中央银行对经济变化谨慎反应,对冲击的信息掌握得足够多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以避免随后短时间内再进行逆向调整。

一旦中央银行为自己建立起平滑操作的形象之后,市场参与者在这种规则操作环境中会逐渐增强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前瞻性能力。中央银行只需使目标利率在同一方向或者相反方向上做一微幅变动,就能将政策调整的意图准确地传达给市场,影响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和预期,用小的政策变化就能够实现调整经济运行态势的宏观目标,将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

三、利率平滑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

平滑调整目标利率,实际上是一种“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使名义目标利率靠近长期自然利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由调控货币总量转向以平滑方式调整利率代表着各国货币政策操作理念的根本转变,目的是追求“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取代过去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达到使实际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的目的。利率平滑操作能否有效运用,依赖于很多市场和经济条件的配合。经济中具有影响广泛的市场基准利率、市场成熟度高、通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市场主体对政策调整等经济信号的敏感性、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强和货币政策趋向中性等都会影响到利率平滑操作方式的实际效果。

我国1990年以来历次市场基准利率调整对经济的冲击都很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率调整幅度大时间间隔长,利率调整本身又成为加剧经济波动的一剂猛药。近年来的几次中央银行首先从转变利率调整方式入手,谨慎行事,微幅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分别以0.27个百分点上调基准利率,这是中央银行释放政策调整信号、调整市场预期趋向一致、限制经济增长速度、减少经济波动,将经济运行调至良性轨道的典型渐进操作,显示我国中央银行正在逐渐将利率平滑操作方式运用到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执行中来。

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经济金融体制中很多重大关系尚未理顺,对进一步运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仍构成障碍:1)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而非利率为中介目标,市场基准利率还未形成,中央银行以一年期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作为调控经济的政策基准利率只是权宜之计,利率体系还没有实现市场化;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处于改革之中,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联动关系还不顺畅,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元悖论越发清楚地表现出来,制约着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3)我国经济仍处于转轨期,经济运行可能遭受来自供给、需求、体制和国内国际环境的各种冲击,货币政策因应各种冲击,需要进行相机抉择和规则操作的权衡选择;4)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不顺畅,利率变化等货币政策调整对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效应不同,政策调整可能会给一些企业造成冲击,而对另一些企业却影响不大;5)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不强,地区分布也不均匀,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宏伟目标中仍要发挥推动作用,要求实际利率要低于自然利率,维持经济发展的资金低成本,增加了经济趋近于均衡的困难。这些不利条件势必会制约中央银行利率平滑政策的施行,影响利率平滑调整的政策效果。

我国中央银行继续采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并逐渐形成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是中央银行建立适合我国的最优货币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运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中央银行需要适当调整操作思路和方法,短期内继续技术性地运用利率平滑操作,以培养市场预期能力,建立中央银行规则操作形象,长期内系统性地建设市场和经济环境,促进其他市场经济条件的形成和改善,逐步形成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在规则指导下系统地执行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中央银行应加快促进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将利率平滑操作工具转移到真正合适的市场基准利率上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理顺利率体系,简化利率期限结构和层次,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利率渠道更加顺畅;加强“窗口指导”,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建立货币政策与公众的沟通机制。另一方面,应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各类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敏感性,使各类企业在同一竞争环境中公平竞争,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从微观角度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执行最优的利率平滑操作政策,调控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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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Cobham,2003,WhydoestheMonetaryPolicyCommitteesmoothinterestrates?OxfordEconomicPapers,OxfordUniversityPress,vol.55(3),pages46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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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ack,BrianP.andVolkerWieland.2000.“Interest-RateSmoothingandOptimalMonetaryPolicy:AReviewofRecentEmpiricalEvidence.”JournalofEconomicsandBusiness,Vol.52,PP.205-228

第8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1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宏观经济学，或称之为古典宏观经济学，萌芽于17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前。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首次从宏观的角度观察经济运行状况，并发表了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赋税论》[1]。

在此之前，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由此产生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商品交换，而贸易顺差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迅速走向富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

《赋税论》深刻阐明了税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认为，税收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实现资金在各领域的合理分配，从而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社会财富。

同一时期，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发表著作《经济表》，强调利益来源于农业，并对国民经济结构做了系统描述。随后，古典革命的爆发极大促进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率先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指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提出深刻的见解，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后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2.1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主要标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难以给出大萧条合理的解释，更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措施使经济回暖。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适时地提出了应由国家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总是小于储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资本主义市场不能自动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国家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扩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种政府带头刺激消费的行为有利于带动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生产，使市场达到供需均衡的状态，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来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就业量的多少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等于商品总需求价格时的商品需求量。当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即供过于求时，资本家就会降价或减少生产，进而造成员工的失业。而在短期内，商品的成本变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总供给几乎是不变的，这就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因此，是总需求量，也可以说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决定着就业数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失业问题。

另外，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这三大规律决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规律解释了这样一种状况：当收入增加时，人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储蓄，从而降低消费的百分比，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投资需求则取决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即投资越多，收益率越小，当收益率低于利率时，投资者将停止投资转而进行储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决于流动性的大小，人们对流动性的追求，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这也阻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不足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大量失业，从而爆发经济危机。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产物，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这次的“凯恩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2.2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导致这次“滞胀”出现的根源。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是，非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稳定经济，而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干预。

货币主义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会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国家的干预打破了这一均衡，必定引发经济的动乱。

同时，货币主义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影响了经济活动的进行。因此，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提出为国家解决“滞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货币主义下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2.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大量数学方法的使用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日趋成熟。技术因素作为学术研究的新手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趋于整合。首先是传统各学派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其界限逐渐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确立和博弈论的应用，为统一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微观经济学一样，宏观经济学在探究其微观基础的同时一直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基础很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各国在对宏观经济学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结论，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然而，尽管新模型能更准确地解释经济现象，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却难以取得新进展。随着市场机制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例如收入分配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反映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完全，在经济进步的背后还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别[2]。经济制度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进行经济调控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部分。另外，宏观经济学的运用还有一些前提条件，这就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也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结合本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有效利用。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首要的任务。我国一直致力于宏观调控措施的完善，并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观调控实践。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冲击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进程。在此严峻背景下，中国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极大改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启动四万亿资金强力拉动内需，这些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中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融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了解宏观经济的发展与起源是我们正确认识这门理论的基础，也是学习并应用这一学科的前提。同时，我们也要将所学应用于实践，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地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有益理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不断补充完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效地解决当代经济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杜纯布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历程的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

[2]崔保春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初探[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0）

第9篇：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尤其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94年美国利率风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政府违约事件，特别是2007年春季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史无前例。它们不仅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还危机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收稿日期：2008-07-05

项目资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djy156）资助。

作者简介： 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刘丽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预警。

金融系统的宏观压力测试是一类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拟“异常但合理” 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帮助中央银行识别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提高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逐渐成为检验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维护金融稳定的首选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否拥有一个稳定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显得非常迫切。对银行体系进行稳定性评估，尤其是对银行体系面对的信用风险

进行宏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研究宏观压力测试在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通过对国外已有的成熟模型理论成果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特点，经济、金融数据统计及披露特点，模型的数据需求深度广度要求，建立适用于我国的模型并以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

mckinnon r［2］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时，银行经营行为非常保守，不会出现不顾风险单方面追求效益的现象。但在实际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出现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或明或暗的存款担保，导致银行会产生以高利率对高风险项目贷款的风险行为。donald van deventer［3］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了宏观因素对银行股价变动的解释在统计上是显着的。

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各国银行不稳定尤其是银行危机现象, 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证资料。尤其是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的许多国外学者, 在对20 世纪80、90 年代全球银行不稳定事件的实证分析中发现, 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在各国银行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om bernhardsen［4-5］建立起银行破产与不良贷款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模型，并且利用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erlenmaier u［6］和gersbach h［7］利用挪威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模型rimini对总体审慎指标的趋势与发展进行预测，并且建立了评估贷款违约率的宏观信贷方程。froyland e和larsen k［8］利用rimini对银行不良贷款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境下进行了压力测试。pesola j［9］分析了银行系统危机对宏观经济因素波动的敏感性，并

利用芬兰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virolainen k［10］对芬兰金融风险的实证评估，建立了宏观信贷模型并进行宏观压力测试，揭示了芬兰银行系统贷款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

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包括陈华，伍志文［11］运用1978～2000年间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在1978～2000年之间有11年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为突出,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健的征兆,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宏观压力测试理论和实践

在执行宏观压力测试使用的宏观信贷模型的研究领域，有两个学者的模型框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日后的学者不断的进行模型的拓展研究和实证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是wilson t c［12-13］和 merton r［14］。wilson对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对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模型的思想是对违约概率和宏观因素的关系进行建模，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就可以得到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相比较而言，merton模型则多加入了股价对宏观要素的反映，将资产价格变动整合进违约概率评估模型。因此，前一种模型更直观，计算量较小；而后一种方法对数据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以及计算量要求都很高，其中有些市场数据也许是信贷风险的噪音指标。

世界各地的学者，运用上述模型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vlieghe g［15］对英国银行体系累加的企业违约概率进行建模估计，发现gdp、实际利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具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bunn p,cunningham a和drehmann m［16］曾使用probit模型来测算英国企业部门的贷款违约风险。boss m［17］针对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结论说明工业产值，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名义短期利率和油价都是违约概率的决定因素。marco m 、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信贷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结果证明在压力情境下，违约概率（pd, portability of default）的蒙特卡罗模拟分布明显异于常态分布，其var值远高于基期的测算值。jim wong,ka-fai choi和 tom 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hibor），房地产价格（re）和大陆的gdp。同时用宏观压力测试评估了香港银行体系的贷款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压力情境的设定模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分别引入了测试模型。结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时，在所有压力情境下有些银行仍然能够盈利。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较稳和。当var取99%的置信水平这一极端情况时，一些银行出现了巨额损失，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

hoggarth g和whitley j［20］与drehmann m hoggarth， g logan a， zecchino l［21］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国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观压力测试的执行结果和方法，在压力情境的设定方面采用在险价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罗模拟法。jones m t, hilbers p和slack g［22-23］提供了宏观压力测试的更一般的非线性的方法。worrell d［24-25］ 讨论了一个将早期预警系统，金融健全性指标和宏观压力测试整合的方法。

一些学者研究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测量，例如 allen l 和 saunders a［26］尝试将宏观经济因素整合进信用风险的测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献如pain d、vesala j［27］和gropp等人［28-29］则是引用wilson 的宏观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观要素对银行的债务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而wilson 的模型的一个替代选择则是merton 的公司层面的结构模型. gray d、merton 和bodie［30］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研究主权违约风险。derviz a 和kadlcakova n ［31］将商业周期的影响整合进一个具有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特征的复合模型。drehmann m、manning m［32］和pesaran m 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观压力测试中研究了违约概率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enito a,whitley j和young g ［34］将基于衡量违约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针对模拟

个别企业违约的probit模型。他们发现merton模型方法比仅仅依靠企业的财务数据的模型效果更优。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不良贷款，贷款损失额或者复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因素整合成矩阵向量来测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hanschel e和monnin p［35］针对瑞士银行系统构建了一个复合压力指标，该指标综合了金融不稳定的市场指标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衍生变形指标。kalirai h 和 scheicher m［36］针对对澳大利亚银行体系累加的贷款损失，通过涉及广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回归估计。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给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场指数、汇率、出口额和油价。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目前国外开展的关于银行稳定性评估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其中挪威和芬兰中央银行的研究对金融系统的评估最具综合性。稳定性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银行体系的健全状况和抵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观评价。为此采用了金融稳健指标分析（financial sound indi cators)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宏观经济环境中例外但有可能发生的冲击（shock）情境进行模拟，来量度和评估银行体系在遇到冲击甚至遇到金融危机时，保持稳定（即银行保持基本运营不会发生突变）的能力。

而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都偏重于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在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评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国关于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才刚刚涉及，孙连友［37］，高同裕、陈元富［38］等学者对宏观压力测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多为国外文献的整理或综述，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仅仅停留在介绍早期国外学者的模型框架和较为成熟的各国宏观压力测试手册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内容多为宏观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国内外的具体实践等，未能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介绍，而对多种宏观压力测试模型的介绍和分析尚无涉及。

在实证方面，熊波［39］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假设情境的压力测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确是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该文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看出压力情境下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信用风险的分布状况，即贷款违约率的概率分布。

三、宏观压力测试方法流程及模型设定

（一）方法流程

宏观压力测试是模拟“危机事件”来估计极端却可能的压力情境下金融体系的波动。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框架中，其模型表示为：

q(t+1｜t+1≥x=f(xt,zt)（1）

在（1）中 表示在模拟的压力情境下评价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指标的表现。在宏观压力测试模型中衡量金融部门波动性的最一般的方法是资本的潜在损失率。q(·)表示衡量金融系统波动性的风险矩阵，衡量违约情况的指标例如贷款损失额主要通过模拟压力情境下的点估计得到。在这种情况中，该条件概率值表示的风险矩阵较容易计算。而在险价值方法中，在任何给定的压力情境下，资产组合的损失应产生概率分布，而不是前一种方法中的点估计值。框架中f(·)表示损失方程，该方程模拟了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中加总的资产组合的影响关系。该方程可包含风险暴露，违约概率，相关性，回馈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变动与系统层面金融稳定性表现的相互关系。

压力测试的执行方式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因此此类方法称为情境分析，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historical scenario）和假设性情境分析（hypothetical scenario）。其他方法还有敏感度分析（sensitive analysis）和极值理论法（extreme value theory, evt）。

本文根据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的相关文献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开发的fsap（financial sector ass ess ment programme)的手册，将压力测试的执行程序见图1所示。

  图

1 压力测试流程图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以指标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

yt=ln1-pdt[]pdt（t=1, 2…, 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是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的“中介指标”，x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通过处理的违约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的估计值。将其带入（3）就可以估计出宏观方程的系数，并以此估计出的方程作为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基础。而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通过压力情境的设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再通过（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的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

公式（2）就是对贷款违约率进行logit回归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指标。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观经济变量与综合性指标yt的关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阶列向量，代表l个宏观经济因素构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截距α0是一个l×1阶列向量；系数α1,α2…α1+m分别代表l×1阶向量，系数β1…βn是l×n阶矩阵向量。

公式（4）是关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变量的滞后性，因此对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p阶自回归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在（4）中，0是l×1阶的列向量, 1,…,p都是l×1阶矩阵向量，φ1,…φq是l×q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εt都是l×1阶列向量。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μt和εt是序列不相关的，并且分别服从方差协方差为矩阵∑μ和∑ε的正态分布。其中μt和εt相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μ,ε。

在 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仅仅与xt有关，而本文模型的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yt不仅与xt相关，考虑到宏观冲击的时滞效应，yt还与其滞后期的值yt-1,…,yt-n有关。

从（4）可以看出，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回馈效应。将银行的表现对经济的反馈影响通过在宏观因素变量的自回归方程中引入综合变量来实现。通过各行业综合指标y的前期值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设定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

根据各国的实证研究经验和我国银行体系业务发展特点，本文模型的变量选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宏观经济统计的特征以及经济冲击发生的持续时间来决定的。鉴于研究的宏观层面，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算量考虑，本文的宏观模型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因此各宏观经济变量将不采用各经济部门的统计值，而是采用本国的整体水平的统计值。

本文选取八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n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增长率；

r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基准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基准利率；

n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re—房地产价格指数；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违约概率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指标，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的违约风险。违约率水平是评估银行贷款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违约风险可以用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度量。vir

olainen k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分析中，对违约概率指标采取如下方式赋值：在研究时段内，某行业的破产机构数量与总的机构数量的比率为银行体系面对的违约率。jim wong、ka-fai choi和tom 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中，违约概率是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额与总贷款额的比率。本文选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样本，以平均的逾期贷款率代表贷款违约率，即以年末样本银行的总逾期贷款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样本银行的详细数据欠缺，因此本文根据各类媒体披露的总的逾期贷款的变动率和贷款额的变动率计算出了这三年的逾期贷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详细数据均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的年报。

四、实证结果

（一）模型估计

代入1990～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模型估计，先用宏观经济变量的名义指标值和实际值，与引入的综合指标y的两期滞后变量分别对y进行回归。从两个模型的t检验指标看出，模型中gdp、lr、r作为解释变量的参数并不显着，而引入的y的二阶滞后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性也不显着。因此模型的参数需要进一步调适剔除。根据经验和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因此模型中只引入y的一阶滞后变量。虽然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检验指标和d-w指标略微下降，但两个指标值分别为0.987和2，仍是非常理想的检验指标值。在剔除掉一年期存款利率后，两个模型各参数的t检验指标都非常显着。但是以模型解释变量的参数符号来看，通货膨胀率cpi在以名义宏观经济变量值为自变量的模型中的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随着cpi的增加，y值也会减小，经过logit变换后的违约概率pd将会增大，显然符合经济学原理。而在关于实际变量的模型中系数为正号，这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所以本文确定以名义变量作为模型解释变量的方程为最佳的宏观经济模型（见表1）。这说明我国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对名义的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更敏感。marco sorge、 kimmo virolainen（2004）利用wilson（1997）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宏观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我国上述情况类似，即名义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违约概率的解释能力更显着。

根据回归方程的t检验（5%的显着性水平），各宏观因素指标的实际值对综合指标的影响并不显着，所以剔除不列入表内。从表1中可以看出，综合经济指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名义值关系显着。且综合指标的一期滞后值对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均显着。从关于综合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也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和房地产价格的确是影响到我国银行体系违约概率的显着因素，而且综合指标明显受其一期滞后值的显着影响。

（二）宏观压力情境的设定及其结果

本文选择情境分析作为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针对模型所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设定两个压力情境：一种是gdp增长突然放缓的情境；一种是cpi上升到较高的水平（5%以上）。对于各种压力情境下，反映压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幅度，可以通过以往的历史相似情境数据或历史经验直接进行人为的设定。而本文在对银行体系遇到极端情境进行构建之前，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解释变量ngdp、cpi进行了2008～2010年的简单arma模型预测，作为我们构建的参考基准情境（baseline scenario）。

从表2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的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明显增加，从模型预测估计出的贷款违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贷款违约概率增大，但幅度较缓。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骤增，违约概率出现大幅度的激增。这充分说明在压力情境下，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系统信贷违约概率的冲击效应非常显着。从而判断，通货膨胀率的同等幅度波动对银行体系信贷违约率值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比分析国外成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我国经济环境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本文借鉴了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y，以指标y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在选择信贷风险的评估指标方面的做法，以逾期贷款率作为模型中反映银行体系信贷风险的指标。

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名义流动贷款利率对银行体系贷款违约率影响是显着的。特别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指标，冲击力较强。在关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和通货膨胀率骤升的压力情境设定下，银行体系的贷款违约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关于通货膨胀率的压力情境下，贷款违约率的增长幅度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情境下的增幅。

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国情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让我们有信心支持这样的研究思路的继续开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银行体系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面临假设的宏观经济冲击时，化解风险的能力就显得不足。当然我们构建的这些极端情形发生的概率都是极小的，毕竟中国经济目前来看几年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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