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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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调研基本情况说明

1. 调研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人口流动的加快，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北京市随迁老人能否适应随迁生活？北京随迁老人在居住区中的参与度怎样？如何从设计角度缓解随迁老人的寂寞感？笔者对以上问题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希望能从中找到合理的答案。

2. 调研目的及意义

论文从北京市居住区内随迁老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角度进行研究，发放调查问卷，以期寻找出随迁老人面临的心理问题为北京市老年工作提出指导建议，并从居住区室外环境设计角度提出适于随迁老人生理及心理需求的居住区老年户外活动场地的设计。

3. 相关概念

此次调研对象为北京市海淀区居住区内老年人，随迁区域包括北京市内不同区域随迁老人、农村向城市随迁老人、外省向北京随迁老人。

4. 调研范围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由于学习及工作的限制，老年人已经日渐成为居住区的长时间使用者，因此，对居住区内的人员较集中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调研以北京市海淀区的芙蓉里小区、上地西里、上地东里以及怡美家园等四个居住区为调研地点，采取随机问卷调查，选取上午7时-10时，老年人外出较多的时间段，人流量较大，确保了调研的普遍性。

调研与分析

1. 文献资料调查

居住区内随迁老人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是急需重视，其生活质量有待提高。拥有十四区两县的我国首都北京自2010年以来常住人口达到1961万人，2009年末北京市的外来及流动人口人口已经超过1.47亿人，其中老年人口已增至202.4万人占总人口的16.9%。北京市随迁老人占全国随迁老人总人数的46.3%，可见对北京市随迁老人的心理需求调查可以帮助这一边缘群体得到充分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的。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住区规划在兼顾不同年龄层对住宅需要的同时，如何适应老龄社会，从老年人自身特殊的生理、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出发，创造一个多向适应而又充满活力和人情味的住区环境，是当前住区规划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 实地考察

课题确定后，笔者对上地西里居住区进行了一次试调查；得出初步结论后，及时调整调研计划，扩大调研区域，并进行细致考察。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被调查的居住区老年户外活动空间普遍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空间通透感差，缺乏安全性设计：因随迁老人从熟悉的地方搬迁至陌生的环境，与邻里缺乏沟通，常产生陌生感。一旦迷失方向，随迁老人便难以寻找求助机会，因此加强空间组织安排有利于增加随迁老人的安全感。

地域联系不强，可识别性差：因地域的变化，随迁老人比常住老人的记忆力和辨别力下降更显著。标志性设计的缺失会给随迁老人空间方位的辨别能力带来一定障碍。上地西里及芙蓉里小区均存在此类问题。

居住区交流空间少：随迁老人的孤独感需要交流来消除和宣泄。被调查的居住区中上地西里、上地东里的交流空间均设置较少，座椅设置缺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随迁老人的社会交流机会，缺少对随迁老人的关注设计。

在对实地的调研与分析中可看出，目前众多的居住区户外设计都疏于对老年人尤其是随迁老人的心理特殊需求的关注，将来也许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针对越来越突出的城市养老问题，城市居住区户外环境设计应尊重老年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从老年人的角度考虑，多方位设计结合，为北京市随迁老人创造一个舒适、优美、整洁的居住区户外活动空间。

3. 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分别从随迁老人心理需求及对所在居住区户外空间设计参与度与需求度来探讨适于随迁老人新生活的居住区户外环境设计。

本次调查中北京市随迁老人对其所在居住区内的活动场所使用情况多集中于宅间活动场所，占总人数的56.7%、中心广场24.5%、体育活动区10.0%、绿化区域8.8%；在户外空间中，随迁老人多注重交往便利设计、安全无障碍设计，其次是休闲娱乐设计；在所希望的可以增加的居住区户外空间中增加的设计元素为：健康散步道（9.5%）、休闲广场（20.5%）、休闲亭廊（19.8%）、停留座椅（6.4%）、标识系统（3.8%）、紧急呼叫系统（5.9%）、花草绿茵（30.5%）、观赏水景（0.5%）、健身运动场（3.1%）。

从调查中可知随迁老人对居住区户外空间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时段性。那么与其他年龄群体共同使用一个面积较大功能多样的广场可以有效的缓解随迁老人的交流压力，增加随迁老人有规律地参加社区活动的机会，还能强健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从生理和心理需求方面提高随迁老人对居住区户外空间的使用率。

结 语

居住区户外老年活动空间设计可以站在老年人角度考虑空间的设计问题，从而积极引导随迁老人参与户外活动，满足随迁老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充实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北京随迁老人是北京市的边缘人群，是大城市环境下的与居住区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生活环境是随迁老人生命的重要依托，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一个安全、方便和舒适的居住环境。我们应尊重城市随迁老人的特殊需求，建立利于老年人身心、身体健康及生活、起居的舒适的居住区生活，相信关注随迁老人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

（第一作者单位：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第二作者单位： 福建三松集团 第三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

作者简介：

邹仁君 单位名称：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职位：主任工程师

第2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经济全球化

一、构建中日韩FTA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一，分析对中日韩三国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之后的贸易流向的变化。据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所得出的研究报告总结分析指出，在建立中日韩FTA以后的较短时期以内，必将会导致韩国对中国贸易黑字幅度的进一步上涨扩大和日本贸易赤字幅度的下降减少以及日本对中韩的贸易黑字幅度的进一步扩大，总体区域内贸易额度有很大提高。

第二，中日韩FTA的建立也会促进本区域内的中日韩三国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一份韩国三星研究所得出的报告指出，对于农业食品加工业以及服装业等中国对日本韩国出口的产品其数量会进一步增加，然而对于汽车金属等产业却相反即不增反减；此外像是日本韩国两国的农产品的产量也会有所下降，但是这却会使得很多制造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例如日本电子电器纤维等产业的出口会增加，韩国的加工食品等会得到发展与增长，具体而言，对于中国，其扩大生产的主要商品有服装、加工食品、电子电器、农产品等，而其减少生产的主要商品有金属、纤维、汽车等，对于日本来说，其扩大生产的主要商品有电子电器、汽车、纤维、机械等，其减少生产的主要商品包括水产品、服装、农产品等。

第三，建立中日韩FTA不但能够让自贸区内各个国家得到切实的经济利益此外对于自贸区内的贸易投资环境改善和充分发挥市场所发挥的竞争作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会对中日韩三国之间在经济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发展发挥明显的带动作用。据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所得出的研究报告分析，中日韩FTA的建成建立会对中日韩三个国家的GDP增长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具体来说，韩国是其中收益最大的国家，它的GDP增长率预计最高能够提高4.73%，其GDP涨幅大约在1.29%-4.73%，而日本的GDP涨幅大约在0.03%-016%左右，最后对于中国而言，其GDP涨幅约在0.03%-1.05%左右。中日韩FTA如果能够建立建成，将会对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发挥非常大的提升作用，其别是日本跟韩国，其在以后的时间段里则会取得更多的利益。

二、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经济因素。当前由于中日韩三国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态度方面和积极性方面存在差异，且三国的科技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要想在短期内使得三方谈判内容达成一致相当困难。其中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体制属于转型中的市场经济，而对于日韩两国来说，两国属于发达国家，其经济体制属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使得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地位的不同，这也必然导致中日韩三国在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产业合作、竞争政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阻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政治因素。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虽然是种经济方面的区域合作，但是不可否认，三方间的政治互信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却有密不可分的影响。仅仅依靠经济上的依存却在政治互信、地区认同方面的问题得不到较好解决，那么也难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中日韩三国之间和平友好是当前的主流，不过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也有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在制约三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比如中日韩三国间关于岛屿领土争端的问题，已成为阻碍中日韩三国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的重要因素。

（三）外部因素。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的行径是有目共睹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若能够建成，这不仅会使得美国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控制难度加大，对于美国日后对全球性制度安排所获得的利益也会受到重大的打击，所以说，美国一定会干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无形之中也就使得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难度增加。另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会受到东盟态度的影响，因为东盟并不希望中日韩三国间组织一个与其竞争对抗的自贸区。

三、加速建设中日韩FTA的建议

（一）追求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经济技术交流。当前形势下影响三国间的经济合作进程进程的主要因素是中日韩三国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也成为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着较大的政治分歧的原因之一。中日韩三国必须在不应以社会制度跟意识形态的不同为先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开展对外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合作。在经济合作之中将暂时解决不了的矛盾搁置到以后再解决，相互间努力寻求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求同化异，争取达到一种超越意识形态领域的经济技术交流，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

（二）努力改善国际和周边环境。要想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内开展稳定的经济交流首先必须在这一区域内构建安全保障体系。缓和紧张局势作为三国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必须要通过建立中日韩三国间的安全保障体系来预防和解决多重纠纷，达到三国间的合作共赢、相互依赖。其次，由于三国间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差异，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经济和法律制度，逐步完善通关制度以及投资保障制度等制度最终在三国之间形成一个高效健全的制度环境。

（三）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对话机制。由于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因此应该充分调动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积极性，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采用官民并举的方式上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民间交流的作用。使得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学者只要他们能够提出他们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就一定能获得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长远方案，实现经济飞速发展。

（四）追求中日韩三国共同发展的合作方式

1、中日韩三国可以通过合理调整三国的产业政策，从而建立共生共存型产业结构。

2、加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内的技术合作，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合作，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动力使得中日韩三国必须要加强三国间科学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从而加快本区域的技术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整个区域在高技术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不断加强。

3、中日韩三国可以通过联合建立有效的处理金融危机机制以此来防范金融风险，也可以在加强对区域内投资金融支持的基础上来促进区域间的金融合作，例如建立东北亚投资合作基金或投资银行等等，从而实现为中日韩区域内产业提供信息、技术、金融支持的目标。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薛敬孝、张伯伟.东亚经贸合作安排：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2004（6）：51-59

[2] 李平，王蔷.中日韩建立FTA的可行性及制约因素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4）：93-95

[3] 金成华.东亚地区FTA谈判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31-32

[4] 廉晓梅（2004）：《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制约因素》，《现代日本经济》，第6期.

[5] 张蕴岭.美国主导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中国的影响[J].经济研究参考，2012，（1）：78-79.

第3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地方保护；产业结构； 趋同；区域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章尺木(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李 明(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中央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格局，由此造就了目前特有的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市场竞争关系和经济增长方式，省级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各地目前的市场竞争便表现为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竞争，地方政府可采取的地方保护手段有：干预劳动力市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工商质检歧视、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原材料投入和干预投融资领域等。企业普遍认为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好于外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保护的存在。[1](78-84)

来自巴黎国际研究与发展中心Sandra Poncet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2](44-48)当前我国的地方保护已到了相当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持续增高，①各省的国际一体化与国内市场的分割化同步进行。②由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和价格机制优化配置资源能力，不利于实行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更有甚者，还会造成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企业间 “三角债”纠结不清等严重的信用问题，扰乱市场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3](6-9)因此，地方保护问题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的热点。

一个与地方保护研究相关问题，是当前我国国内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驱动下，重复建设产生的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各省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3.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9%。[4](295)在各地区制定的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省市，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省市，将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4个省市。[5]③另外，随着各地高新技术产业纷纷上马，会导致新的重复建设和爆发新一轮的地区经济冲突。[6](16-19)

对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与地方保护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短平快”和“利大税高”的竞争性产业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进而引发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从理论上，基于个人利益的分散化决策和基于产品无差异的完全竞争，正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最佳途径和理想状态。实践也证明，在目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项目的选择大都是以私人分散决策为特征的，也许这种决策会更具投机性和盲目性，会导致产品雷同，但并没有出现国内地方、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那么，在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条件下，能否在省级地方政府追求相对独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呢？本文拟采用博弈理论分析工具对此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两省之间进行地方保护的博弈模型；第三部分以模型为基础讨论存在地区间竞争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采取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不同策略时的模型验证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模型建立

假设有两个省A和B，设每个省只生产一种产品且产量分别为QA和QB，鉴于当前我国各省产业结构相当趋同的事实，设这两种产品相互替代，其逆需求函数D-1(Q)为一阶线性函数：p=a-QA-QB，其中，p为产品价格，a＞0为需求函数的参数。设各省最初生产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满足a＞c＞0，省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本地产业发展，比如完善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采取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稀缺原材料投入等手段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

令Zi为地方政府通过相应政策投入使本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的幅度，即由于地方政策投入，i省产品的单位成本变为：ci=c-Zi，（i=A, B）。随着政府政策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不断递减，但由于进一步加大政策投入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牺牲其他更多的利益，即政策成本具有递增性，进一步，设i省政策成本为二次函数：cZi=λΖ2i/2，其中，λ为正常数。

我们将两个省之间的博弈过程定义为两个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采用逆向归纳法从最后的阶段依次向前求解。第一阶段为政策投入阶段，两省在政策投入上可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它们能够判断政策投人对第二阶段收益的影响，并同时选择各自的政策投人水平以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第二阶段为产品竞争阶段，两省在各自给定的政策投入前提下，进行产品市场的古诺竞争，选择各自的产量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各省的收益函数为第二阶段的收益减去第一阶段的政策成本。

三、地区竞争与政策选择

(一)产品竞争阶段

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两省独立决定自己的产量。设第一阶段的政策投入使两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了ZA和ZB，则A省在第二阶段的净收益为：

RA=(pA-cA)QA-cZA= ［a-QA-QB-(c-ZA)］QA-λZ2A/2

最大化其收益函数，求解一阶条件RA/QA=0，得到：

A省的最优产量为：QA=ZA+(a-c)3。

A省最大化收益为：RA=Q2A-λZ2A/2=［ZA+(a-c)3］2-λΖ2A/2。

类似地，B省的最优产量为QB=ZB+(a-c)3，最大化收益为RB=［ZB+(a-c)3］2-λΖ2B/2。

(二)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地方保护

在决定政策投入阶段，两个省都面临两种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经济一体化）。

当选择地方保护时，给定对方的政策投入力度，i省选择自己的政策投人水平cZi，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Zi，以使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均衡解由maxZiRi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i/Zi=0，可得：

Z1=ZA=ZB=4(a-c)9λ-4；Q1=QA=QB=3λ(a-c)9λ-4， （显然应有9λ-4＞0）

两省的均衡收益为：R1=RA=RB=［3λ(a-c)9λ-4］2-λ2［4(a-c)9λ-4］2=λ(a-c)2(9λ-8)(9λ-4)2

将社会福利表示为产品用户的消费者剩余和两省收益之和，即F=RA+RB+12(QA+QB)2，则，选择地方保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1=RA+RB+12(QA+QB)2=4λ(a-c)29λ-4

(三)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

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两省不仅相互开放本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相互协调政策投入力度，而且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从双方的全局出发，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一个省制定的政策会对另一个省的产业产生“政策溢出”效应。进一步，假设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省的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相同，均为c-ZA-ZB，此时，相应第一阶段的均衡产量为：QA=QB=a-c+ZA+ZB3。

此时政策投入阶段的均衡解由maxZAA(RA+RB)和maxZB(RA+RB)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A+RB)ZA=0和(RA+RB)ZB=0，可得：当两省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政策对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幅度、均衡产出、地区收益分别为：

Z2=ZA=ZB=4(a-c)9λ-8；

Q2=QA=QB=3λ(a-c)9λ-8；

R2=RA=RB=λ(a-c)29λ-8。

均衡解存在的条件是9λ＞8。

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2=4λ(a-c)2(9λ-4)(9λ-8)2

四、选择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策略下结果的比较

(一)两种策略下产量水平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的产出水平Q1=3λ(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的产出水平Q2=3λ(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更高的均衡产出。

(二)两种策略下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单位成本降低）有效性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1=4(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2=4(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

(三)两种策略下各省收益的比较

选择地方保护时各省收益为R1=λ(a-c)2(9λ-8)(9λ-4)2，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各省收益为R2=λ(a-c)29λ-8,R2-R1=λ(a-c)2［(9λ-4)2-(9λ-8)2］(9λ-8)(9λ-4)2＞0，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各省收益。

(四)两种策略下社会福利水平的比较

社会福利水平F=RA+RB+12(QA+QB)2，因为R2＞R1，Q2＞Q1，所以F2＞F1，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水平。

五、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并不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放弃地方保护政策，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仅能提高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改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本文对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意义在于：以往不顾地方经济利益，过分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地区投资项目选择，以及强行推动地区间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值得讨论。中央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积极响应，地方利益目标与中央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国家经济效益及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利益目标并非不能兼容。关键的问题是要满足本文的前提――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认为，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的条件是完全信息。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实现，同样依赖于各地区之间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7](61-64)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间经济政策及其变化的信息交互机制，通过网络、传媒和其他信息渠道定期、规范、详尽地本地区的政策信息，并接受公众监督与查询，以促进各省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实现。

注 释：

①比如在1997年，中国跨省商品流通所遭受的贸易壁垒，相当于被征收了高达46%的“关税”，同欧盟成员国之间，或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不相上下。

②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44-48页。

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善同等． 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 经济研究，2004（11）．

［2］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3］徐瑛，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与区域经济冲突［J］． 理论研究，2003（3）．

［4］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出版社，1999．

［5］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6］张可云． 预防新一轮区域经济冲突［J］． 战略与管理，2002（2）．

第4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虽然寒潮刚过，冬日的厦门仍旧阳光明媚，气候宜人。12月19日，首次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建设与发展论坛在厦门召开。论坛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以下简称两区协会）和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司。这是两区协会成立一年来举办的第一次论坛，来自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等九部委、15个保税区和50多个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以及部分企业代表悉数到会。论坛这种半官方的状态使得气氛较为宽松，观点也就显得格外多样和前瞻。因为一个月前刚刚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出口加工区工作会议，会上对出口加工区的发展作出了多项规划和安排，也使得这次论坛吸引了众多物流和制造业企业纷纷前来，一探政策的虚实。

整合目前类型多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多数与会代表的共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是一次功能不断细分的过程。从保税区到出口加工区，再到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是对特殊监管区域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监管手段的不断更新。虽然在现阶段，不同的区域有着各自的定位，但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多数代表都认为，从发展趋势看，把各个特殊区域的功能进行整合，将是特殊区域发展的前景。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中心所长张燕生认为，我国主要省份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辖区面积和人口方面，都不亚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未来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趋势不会结束，我国进出口贸易将持续高速增长，在客观上就要求国家采取更为便捷的口岸管理方式。而关税以及其他一些与货物进出口有关的管理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继续存在，作为大陆国家，只可能划定部分区域实行特殊政策。因此，即使未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区外的政策落差将逐步缩小，但该区域必将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随着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革新，特殊监管区域面积的扩大，将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线开放、二线管住、贸易投资便利、各种功能齐全的开放试验区。同时，他也认为，鉴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地区在经济区域布局的差异，从长期来看，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应该是多种层次并存。

保税区如何选择前进路线

保税区是最早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何在现有的环境中寻找突破和发展，是论坛上的一个焦点话题。

张燕生认为保税区存量调整，是未来改革的难点，目的是将不符合保税区发展的企业清除到区外，以便未来能在规范的基础上对保税区的功能和监管模式进行重新设计，回归保税区最初的功能。而另外一个途径是进行增量改革，保税区转型成为具有加工、保税物流在内的，多功能、符合国际惯例要求的自由贸易区。未来发展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大部分保税物流园区附加出口加工功能，最终发展成为自贸区，另一种是部分保税物流园区因经济腹地加工制造需求不高，仅保留物流功能，最终定位于以国际物流为主的保税物流园区。

虽然专家大力倡导保税区转型，但对于一些发展良好的保税区，他们在多年的运作中已经适应了现有的政策和监管要求，对新的政策动向更多感到担心。许多保税区人士也认为，当出口加工区被赋予保税物流功能，使得政策已经占据优势的出口加工区在功能上也有了关键性的拓展，保税区必然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发展竞争。两区协会副会长毛新堂对这种担心表示理解，但他亦认为在现阶段，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功能各有侧重，在对外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竞争虽然会加剧，但仍然会有各自的发展空间。

出口加工区寻找平衡和特色

作为出现时间不长，但全国已经批准了57家的出口加工区来说，发展建设面临的问题又有自身的特点。

发展不均衡是出口加工区最突出的特点。以上海为例：上海市现有四个出口加工区，其中松江和金桥是第一批批准，漕河泾、闵行则是第二批批准。就目前的运行情况来说，松江的进出口额居全国第1位，金桥居第16位，漕河泾排行第3，闵行则是倒数第2。

出口加工区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问题，加工贸易增值问题也都是会上讨论的热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出口加工区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及其综合贡献度较低。至2005年9月，已封关运作的34个出口加工区中，进驻的内资项目仅相当于同期引进外资项目的14.3%，投入的内资资本仅相当于同期外资投入资本总额的3.73%。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弱。另一方面区外配套产业链中外源型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与内源型经济之间存在断层。对地方税收贡献较低。同时由于出口加工区投资巨大，对地方财政的长期负担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从产业上来说，各出口加工区产业同构现象严重，资源竞争激烈。出口加工区在布局和产业定位方面缺少总体发展规划，造成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和产业同构严重。另一方面，部分出口加工区选址缺乏科学的规划，导致未能从比较优势出发形成特色产业，影响了出口加工区的可持续发展。

来自松江的研究报告也表明，由于现有产业导向不明确，产业大类过多，产业间关联度不高，不利于形成区域产业竞争力。出口加工区基本上是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相当部分处于简单加工和配套组装的发展阶段。对国内中上游产业带动有限，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小。部分高新技术、深加工产品的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

需要落实的呼声

在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呼吁法律支持和全局性规划显得格外迫切。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认为，虽然立法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更要紧的是要有人来从事具体的工作，包括扎实的调研和提出草案，都是推动立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样才能让立法从呼声落实到行动中。

陈文敬还特别提到出口加工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其发展有着诞生、发展、成熟到衰落的过程。因此他强调出口加工区中长期发展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实现与区域经济全面增长的协调。要力争将出口加工区建设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先导区和规范管理的示范区，充分发挥出口加工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才能最终完成其在我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使命。

两区协会理事蒲少伟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提出出口加工区规划布局要注意是否有利于建立节约型社会，有利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有利于各类资源效益最大。在有条件的地区重点布局，不应广种薄收，不计投资效益。要着眼加工贸易发展全局，制定出口加工区长期发展规划，避免出口加工区盲目发展和过度竞争。完善并严格执行出口加工区的准入退出机制，以促进出口加工区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能有效遏制不切实际的扩容，进而避免过度竞争造成的损失。

他所提到的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全国已有57个出口加工区的局面下，如何以五年运作的经验为基础，提高准入标准，同时对于已经批准，但迟迟没有验收，或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如何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避免进一步的浪费。但两区协会副会长毛新堂也坦承，退出机制的建立会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先从通报批评再到警示，最后是引导和鼓励在相当长时期内无发展潜力的主动摘牌以减少损失。但因为出口加工区的前期投资巨大，如何退出，以及更进一步如何追究责任，从理论到实践都还需要不断摸索，谨慎行事。

“两区”协会初露头角

第5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新型都市工业园；总部经济；生产业

传统都市工业园曾经是政府推动都市工业发展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也是都市产业集群的主要载体，对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以及电子、生物等工业部门的出现，加上受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城市功能转变、生产技术落后以及企业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传统都市工业园面临着资源、环境、外部市场竞争等诸多压力，积极探索都市工业园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迫在眉睫。

一、 相关概念解析

1. 工业园。纵观国内外研究，对于“工业园”目前尚不存在统一的定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认为：“工业园是包含若干类不同性质工业企业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而这些相对集中的工业企业共同拥有对进入园区的企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服务、管理等的一个行政主管单位或公司”。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工业园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行政、市场等多种手段划出一块区域，集聚整合区域生产要素，使之成为功能布局优化、结构层次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现代化工业分工协作生产区”。

从发展起源角度，工业园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出现的一系列资源、环境、投资等问题，率先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工业企业积聚发展的特殊区位。就其本质而言，工业园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空间载体，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展模式。工业园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工业集聚区、出口加工区、技术示范区、综合开发区以及生态工业园等类型或形式。

2. 传统都市工业园。传统都市工业园是以基础工业或传统工业为主导的区域，一般是在丰富的煤、铁等矿产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等基础上，以一个或几个大型工业企业为主，以纺织、煤炭、钢铁、机械、化工等工业为核心，进行大批量标准化产品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业基地。从国际及国内主要传统都市工业园的发展历程来看，传统都市工业园在繁盛时期对所在城市及区域的发展均起到过极为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但传统都市工业园主要优势在于低成本要素和规模化生产，近年来由于受到土地、资源、能源、动力和人才等条件的约束而显现出发展动力不足甚至倒退的现象，传统工业园必须进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3. 新型都市工业园。

（1）新型都市工业。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传统工业必须与新兴工业相结合，新型都市工业是指那些满足轻型、微型、环保和低耗等标准，以大都市的信息流、人才流、现代物流、资金流为依托，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载体，能够在都市繁华地段和中心区域生存和发展，并与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增值快、就业广、适应强、有税收、有环保、有形象的现代都市工业门类的统称。

（2）新型都市工业园。“新”是新型都市工业园的特征，所谓“新”，就是要有不同，要有所提升，要更符合时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园区发展与经营理念的嬗变、经济产业结构的全面提升、甚至跃迁以及国际竞争能级的增强等方面。传统都市工业园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与我国的产业政策极不匹配，普遍存在缺乏人气、生活配套设施差等缺点，园区内往往感觉冷冷清清、人烟稀少，不仅不能给投资者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也不能给工业园区的住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新型都市工业园就是要突破传统都市工业园“纯经济区”的框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住民生活、商务、休闲、运动等各方面的需要，使园区真正成为住民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一体化的多功能新型社区。

二、 新型都市工业园的发展模式及产业选择

1. 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

首次提出总部经济理论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是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资源与企业价值链通过最优空间耦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的经济形态，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潮流，具有知识含量密集、高端资源集聚、关联带动效应明显、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强劲的明显特征。总部经济不仅有利于大型企业通过“总部-制造基地”的布局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同一企业的合理配置，有助于企业发展壮大及竞争力的增强，有助于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和功能的提升。

2. 产业选择。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与协调发展是现代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基于新型都市工业园的定位，比较适合的产业类型应为高端制造业和生产业，当然满足住民生活需求的生活业也必不可少。

（1）高端制造业。从行业的角度，高端制造业是指制造业中出现不久的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信息密集度高以及产业控制力/带动力强等特点”的行业；从所处产业链环节角度，高端制造业处于某个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高端制造业主要应包括：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品制造业；工艺美术品、旅游产品及健身器材制造业；机械加工及精密仪器制造业等。

（2）生产业。生产业的内涵应主要从服务对象、基本属性和功能等方面进行阐释，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生产业主要提供中间需求性质的服务产品，其服务对象面向生产企业而非最终消费者”。一般认为，生产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中。它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不仅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也具有对经济效率的推动作用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

生产业的外延界定国内外则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是由各国的行业分类差异造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生产业本身的复杂性。一般而言，生产业涵盖与资源分配和流通相关的活动领域、与生产组织和管理本身相关的活动领域、与产品和流程设计及创新相关的活动领域、与生产本身相关的活动领域以及与产品推广和配销相关的活动领域。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企业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现代物流服务、信息服务、研发服务、产品设计、工程技术服务、工业装备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现代会展业、中介服务业等门类。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属于生产业的种类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

三、 发展新型都市工业园的政策建议

1. 制定合理的招商引资政策。

（1）园区初期发展阶段。园区初期发展阶段一般会呈现经济氛围薄弱的劣势，为了提高企业的投资收益率，降低成本和风险，在园区的初始发展阶段可采用激励政策为主的招商引资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如增值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出口货物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税收减免或奖励；规费优惠，如免征行政性收费和服务性收费；用地和厂房租赁优惠，如以较低价格甚至零价格转让土地使用权或租赁厂房；加强服务和管理，如实行“一个窗口”审批项目的办事制度、“一条龙”受理投诉的服务制度，营造优越、宽松、安全的投资环境；用水、用电的优惠，如保证用水、用电的优先权和低价位。

（2）园区后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园区招商引资政策应以规制政策为主。规制政策是指政府为培育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亲商富商的社会环境、诚实守信的人文环境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

2. 拓展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服务渠道。融资是企业发展的命脉，融资困难是中小企业经营中的首要难题，因此，园区要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如探索在中国开设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准备基金；适当发展民间金融机构，以民间资金支持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完善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本融资性渠道，如建立创业板市场。

3. 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平台。

（1）构建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推广电子商务的运用。园区应向企业提供与现代信息技术要求相适应的硬件设施和环境；加快建设与外部各有关机构联系的信息咨询系统；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宏观规划；鼓励企业积极运用电子商务并指导电子商务的发展。

（2）提供增强员工技能的培训服务。一方面，园区应对园区企业加强培训，尤其是对相关配套产业所需的专业人才进行培训，提高员工和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鼓励园区企业人员到外资企业或先进企业中学习，从而为加快园区企业发展做好人力资源储备。

（3）加强园区各类行业协会的建设。行业协会是工业园区企业交流的平台，健全的行业协会可以维护园区内企业的合法利益，加强园区内企业与外部企业的联系，将园区与外部产业链、创新链相联接，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内源性增长。

（4）提供国际市场拓展服务。园区应定期举办各种出口展览活动，并提供资金或给予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反倾销方面，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应相互合作，合力保护自身利益。国际合作方面，加强国内企业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之间的合作，积极学习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4. 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法制意识，坚持依法治园。为保证园区管理的高效、廉洁和公正，需建立严格、健全的规章制度，规定各部门的职责、工作内容、标准、违规处罚及投诉监督机制，并按这些规章制度来约束园区企业员工的个人行为，尤其应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行政运作的规范性和执行的公正性。

5. 设置运行状况评估指标体系。为了评估园区管理单位对园区管理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必要建立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一套“新型都市工业园”运行状况评估指标体系。结合现行都市工业园的考核管理办法，本文构建的“新型都市工业园”运行状况评估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有了评估指标体系，就可以对园区的实际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可通过与其它园区的对照发现问题和不足，从而为下一步的改进提供思路。

参考文献：

1. 山顾强，王缉慈．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发展与新型工业化．国家经贸委行业规划司《新型工业化研究报告之六》，2003．

2. 程工，张秋云，李前程等．中国工业园区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 毕斗斗．生产服务业发展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第6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经济参考报2005年8月11日

亚洲开发银行一份最新经济形势研究报告认为，由于经济外部环境稍有恶化，油价创下新高，今年东亚地区增长将适度放缓，其中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率约为8.9％，低于上一年的9.5％。

根据亚行周二发表的《亚洲经济监测》的预测，东亚经济(包括10个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和韩国)2005年平均增长率为6.8%，低于2004年的7.6%。如不包括中国，今年东亚经济增长率为4.4％，低于去年的5.5％。

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4％，第二季度为9.5％。根据《亚洲经济监测》的预测，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逐步放缓，加上出口预期下降，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

报告认为，新加坡有可能是受外部环境恶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报告称，上述各项预测还有可能受油价继续攀高以及全球收支不平衡的无序调整的影响。

亚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发表的《亚洲经济监测》认为，主要工业市场的经济增势放缓和信息技术周期软化是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亚洲经济监测》指出，今年上半年，除中国之外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长放缓，沿续了去年年中以来的趋势。加上油价上涨以及这些国家倾向于采取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国内需求增长已经开始放慢。

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

巨大隐性成本

北京大军经济研究观察中心主任 仲大军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秘密是低成本，然而在这低成本的背后是隐性成本，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隐性成本有多大？我国工业化的隐性成本对未来发展的影响有多大？这是更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和风险，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资源、环境、和人口的挑战。危险的是我们对发展存在的问题认识不足，由此带来的政策和战略风险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我国失地又失业农民的数量已达4000--5000万之巨，并且今后还会继续增加，估计到2015年左右，这部分人口的数量可达到7000万左右。他们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隐性成本！如果不将这一成本计入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业经济成本中，我国的某些工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很可能得不偿失！企业将应付的经济成本以隐性的形式推向了政府或转变成社会成本，因为只有政府是最后的买单者，因为国家今后必须以社会保障等形式将这一批人养起来。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隐性成本已经需要引起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高度注意！有关部门需要专门组织人手研究这些问题，正确测算当前一些工业项目的真实成本。实际上，我国十几年来一波波的经济过热和外资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成本和遗留隐性成本基础上。发展到今天，这种揠苗助长式的发展战略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

中国企业缺少的是管理能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手机行业去年面临所谓“生存危机”时，商业与管理类的刊物上立刻展开了大讨论。大多数业内人士相信，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核心技术。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手机业内的主流。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说法却并不可靠，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倒反而为中国企业的失利寻找到有利的借口。事实上，中国手机企业的失利说明的不是拥有核心技术才能生存的道理，而是缺乏市场的敏锐和适应市场变化的增量技术创新能力就难以生存。技术创新绝不等于技术发明，要有灵敏的技术创新能力，需要有适应市场变化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能力。中国企业缺少的不是人才，也不是资金和渠道，缺少的正是企业管理能力。全社会都在呼吁创新，但企业仍把命运寄托于技术，根本不注意练内功。没有真正过硬的管理，怎样谈技术创新？在今天，我们说中国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决不是说缺乏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而是说中国的企业管理团队和管理制度在应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方面往往显得束手无策。这才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中国和印度应该携手发展

联合早报2005年8月16日

有专家认为，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印度，一、它2004年商品贸易比2000年增加510亿美元;二、它将成为全球电子及其他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之一;三、它将是世界粮食、药物、换血产品和机械的重要供应国;四、到2007年或2008年，每年出口的软件服务将达500亿美元。印度将以“印度为世界服务”的招牌与“中国为世界制造”相辉映;五、是印度有2500万海外侨民，人均收入、知识水准、科技效率较高，亚洲各国都有许多印裔经理和专业人员。 除此之外，东亚正处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印度人口却最年轻，正处在接受信息技术的黄金时代，东亚与印度进行经济整合只会受益。前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帕拉也认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农业大国紧密合作有四大益处:一、互保两国粮食安全，减少囤粮成本;二、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合作，使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受益;三、合作规划两国因地制宜的农业专业化发展，相辅相成;四、在世贸组织及国际市场上合作对付保护主义及打压两国农产品价格的不公平现象。

第7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价值链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016-03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88美元，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阶段的敏感阶段。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通过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由本土企业掌握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构建国家价值链。通过国家价值链使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论

1.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来东亚经济表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题为“东亚经济的复兴”（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 for Economic Growth）。指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中等收入国家会面临经济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依靠单一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策略不再适用，一些拉丁美洲就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世界银行2010年发表的《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中又进一步阐述为：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The World Bank，2010）。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世界银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范围为人均GDP1000～10000美元，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是最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学者们总结国际经验从不同角度解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跨越措施。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求结构转化，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变；收入结构变化，城乡收入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由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转变。第二，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包括中产社会群体的形成、城市化基本完成；扩大人力资本。第三，破除制度障碍，注重制度创新。库茨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由此可见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进一步总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措施，发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是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马晓河（2011）指出“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服务业为主导，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由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中等收入阶段之所以称为“陷阱”就是因为产业升级过程受挫。具体过程为：经济结构在实现产业升级时，不仅面临制度禁锢，技术、人力资本的限制等造成的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足，而且工业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造成的阻力，也必须面对。如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潜在的城市病等。如此拉力不足、阻力的相互作用使得中等收入阶段成为中等收入陷阱。而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东、中、西部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是中国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选择。

二、国家价值链的构建

1.国家价值链的提出。30年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水平大大上升，东部地区的更为明显。收入水平的上升不仅为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提供巨大的机遇，也为高端市场的发展提供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比如2012年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分别为5790亿元、8253亿元，构成巨大的国内需求。其次，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为产业链延伸提供了成长空间。由于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较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层级较高；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层级较低。所以通过全国范围内产业区域分布的调整，协调地区间产业发展，构建国家价值链成为可能。而所谓的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简称NVC），是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的，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2.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本文通过产业升级的角度来构建国家价值链。结合中国当前地区发展现状，主要由东部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着重发展研发创新能力，并且开拓本品牌的终端销售渠道。中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地区，承接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产业。东中西部地区产业互动，形成我国自己的国家价值链。具体包括：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化和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的地区优势逐渐承接中国东部地区和国际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顺利承接产业转移。

（1）东部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以贴牌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促进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近年来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环境污染的加重使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迫在眉睫。然而东部地区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所谓的“出口中学习”（Learning by exporting），最多学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技能，而根本学不到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功能升级技能，进而局限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并且根据微笑曲线，嵌入全球价值链底端，使得核心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的两端都被国外跨国公司所占有。这导致我国企业只能获得很小一部分的利润，不利于企业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也使我国居民储蓄的增加受限，影响我国内在需求扩大。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东部地区实现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功能升级，产业由国际代工企业转向自设自销型企业，使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品牌。

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途径。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发现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借鉴国外根植于NVC的产业升级途径，东部地区可采取以下措施促使产业升级。

其一，提高居民生活需求层次，扩大国内需求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产品的需求带动产品的供给，提高居民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带动国内厂商对高端产品的供给，推动产业链升级。其二，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投资和引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才能产生更多的生产力，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永恒动力。日本2009年R&D占GDP的比例为3.36%。我国2009年R&D占GDP的比重只是1.7%，研发投资严重不足，仅为其1/2。其三，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更是高科技生产力的载体。而当今我国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对发达国家来说不足。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2008年以前，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2010年这一比例为3.13%，2011年才上升至3.49%。仍低于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四，进一步调整财税和金融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温和”金融环境。这里主要指降低企业进入行业的准入标准，减少企业初期的税务负担，同时为其提供相对宽松的资本融资环境。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劳动力就业，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可以为东部相对较大的大企业提供获得资本的融资机会，为其发展为跨国大公司提供可能。其五，降低本土企业构建NVC的制度成本。主要指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对于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性企业来说，交易成本对其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以上途径的实施，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发展，掌控核心的产品设计环节，形成国家价值链高端部分。

（2）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不仅使东部地区被动性的定位底端，又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产业的发展，使中西部地区沦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徐康宁（2006）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而现在伴随东部地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GVC中的国际跨国大公司会将外包订单等加工型企业和简单的制造业装配转移到更低廉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包括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包括泰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了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产业初期的顺利转移，构建NVC必须要使中西部地区更具有比较优势。

本文从商务成本角度分析西部承接东部转移的可行性及其路径。商务成本包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要素成本指生产要素的成本，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其他资源等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主要是指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与税费、基础设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务成本的大小和构成是不同的。伴随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商务成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中，要素成本比重较高，交易成本比重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比重较低，交易成本较高。正是这种商务成本结构方面的差异，为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

从表1分析可知，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都具有比较优势。此外，中国中西部地区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河北、甘肃、新疆等地的石油储藏超过亿吨，内蒙古、陕西、新疆的天然气储藏近10000亿立方米，山西为煤炭主要储藏地、广西为锰矿主要储藏地。如此就构成西部的资源要素成本优势。西部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资源的要素优势有利于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基础设施、政府管理费用等交易成本来看，中西部地区普遍高于东部地区。这恰恰正是现在阻碍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障碍。所以西部要想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就必须降低其交易成本。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地区除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以外，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地。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不再是比较优势。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交易成本。表2说明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差距。由表可知中国整体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交易成本略有优势。但是除去东部地区的交易成本部分，单单把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的话，谁高谁低则不一定。中西部的交易成本优势不确定。所以要想与发展中国家争得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中西部地区就必须进一步降低其交易成本。具体途径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完善产业配套环境，提高公共与基础设施水平、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等。

最后，伴随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流动的产业转移，有利于缓解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不仅使东部的交易成本优势更为明显，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业发展，而且加工型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落地，为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工业基础。由此，东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完成国家价值链的构建。

三、构建国家价值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东、中、西部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跨越途径如下：

1.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国家价值链的完成，标志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中国的东部地区率先具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东部地区以产业转移为载体，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之后东部地区进一步产业升级，向西部进行持续产业转移。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以为低投入、高效益、高速度的集约增长，获取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构建国家价值链，促进区域协调性发展。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不仅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也促使中西部地区大量资金流入东部，这使对本已相对优势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巨大“挤出”，使得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日益扩大。而NVC条件下，出于文化因素和市场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虑，―般会实现产品链在整个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有效构建产业在地区间的技术经济关联效应。总之，通过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能够缩小区域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中，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向技术（知识）型密集型产业。无论是掌握产品的设计环节还是产品的最终销售环节都将获得更多的利润。西部地区顺利承接全球价值链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转移，也必定带动西部地区的大发展。由此可见，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助于国内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形成“橄榄型”社会。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规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构建国家价值链，化解城市病。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而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再集聚于东部等发达地区，也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回流。这样不仅一方面降低了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缓解了由人口稠密所造成的城市交通拥挤、城市环境病等问题。另一方面，中西部伴随人口的增加的城市发展，必然形成新的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最终使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合理布局，从而有效缓解了东部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和中西部地区重点大城市的城市病。

综上，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产业升级，首先使得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促进产品出口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进而使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如此，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得我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东部发达地区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国家价值链构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World Bank，2007，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rom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D.C.

[2] The World Bank，Robust Recovery，Rising Risks，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0，Volume 2.Washington，D.C.November 2010.

[3] Alice H.Amsdan， Wan-wen Chu.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 s， Cambria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4] 马晓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1～2012），2011

[5] 刘志彪.从GVC走向NVC：长三角一体化与产业升级.学海，2009

[6] 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化途径[J].经济研究，2007（7）

[7] 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挤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6

[8] 刘志彪.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学术月刊，2008

第8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环境规制；能源效率；EN-USBM模型；阀值效应；灵敏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Established undesirable SBM model based on inseparable variables to evaluate energy inefficient of China's 30 provinces from 2004 to 2013， and explored the source of regional energy inefficient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of input and output slacks. Then extended the model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alyzed the sensitivity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ffect th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ast coast， south coast and northern coastal areas had the lowest energy inefficiency in China， main source of energy inefficient in the eight economic regions were differ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Methods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undesirable output slacks had better sensitivity； it could optimize th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faster. Eight economic regions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oal， reduction target of SO2 emissions in southern coast was lowest， and then the order followed by east coast， north coast， northeast， northwest， middle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and southwest reg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ergy efficiency； EN-USBM model； Threshold effect； Sensitivity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消耗和需求持续旺盛，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占全球总量的比例超过20%，并且这一比例还在增长[1]。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经济区域由于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其能源使用效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2]。另外，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的统计资料，我国2010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当年GDP的3.5%。因此，分析我国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差异和演化路径，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对于我国提高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文献综述

能源效率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3]。传统的DEA方法无法直接反映投入、产出松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Du[4]认为SBM模型在系统效率评价的应用中更具优势。Li[5]则偏重于分析经济生产系统的环境外部性问题，通过引入CO2等环境污染物变量构建非期望DEA模型，他们认为忽略非期望产出会高估区域能源效率。近年来，考虑到经济生产系统的复杂性，很多学者认为将生产系统的生产过程视为“黑箱”的传统DEA方法不可取[6]，大量的网络DEA模型开始出现。Zhou等[7]将网络DEA方法应用到了能源效率评价研究领域，认为网络DEA考虑了生产系统的内部结构，更加符合生产过程的实际。

在环境规制成本以及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相关研究领域，Fāre[8]分析了经济生产系统的环境生产函数，并构建环境生产距离函数来测算环境规制成本。王群伟等[9]发现一般环境规制条件下的规制成本明显低于后者，不同的环境规制条件影响决策单元的能源效率。陈德敏等[10]认为收取排污费以及强制企业对环境污染物处理技术进行投资等环境规制措施有利于中国整体能源环境效率的提高。

上述文献采用的区域能源效率评价方法忽略了变量的可分离和不可分离特性，Tone等[11]认为经济生产系统的某些投入产出可能是不可分离的，考虑不可分离变量的非期望SBM模型与经济系统的实际生产过程更加契合。另外，现有的文献大多只探讨了区域环境规制的成本，笔者暂未发现针对环境规制对区域能源效率影响程度计量的相关文献。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两方面来拓展现有的研究：（1）考虑变量间的不可分离特性，构建基于不可分离变量非期望产出SBM（N-USBM）模型来评价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能源效率，并对测算结果进行分解，探索区域能源无效率的主要原因；（2）从环境规制总量目标的视角拓展N-USBM模型，分析三种环境规制思路影响我国整体能源效率的灵敏度以及阀值效应。

3 研究方法

3.1 基于不可分离投入产出的非期望SBM模型

3.2 环境规制视角下的不可分离变量非期望SBM模型

自非期望SBM模型被提出之后，非期望产出的减少被认为是决策单元效率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由于区域经济生产系统间的紧密联系及环境污染物的特殊形态，诸如SO2、CO2等非期望产出在单个省份内的规制和控制非常困难，而对整个经济系统或经济区域内的非期望产出的规制更加符合实际，也容易实现。本文分三种情况讨论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3.2.1环境规制总量目标约束

4 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择

4.1.1投入变量

由于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费的迅速增长，能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越来越受到重视， Stern[12]等学者将能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因此，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量。其中：劳动力采用区域年末与年初平均就业总人口来指代；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叶明确等[13]详尽估算了我国各省份1978～2009年的资本存量，本文借鉴其2003～2009年的估算结果，并应用其方法将估算结果拓展到了2010～2012年；能源消费量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披露的各省份历年的能源消费总量。

4.1.2产出变量

期望产出变量选择区域GDP来指代。非期望产出主要指的是经济生产系统的环境外部性，即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尽管《中国统计年鉴》统计了废水、废气、工业烟尘等六种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数据，但鉴于本文以区域能源效率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SO2和CO2的排放更能代表由于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问题，因此，非期望产出变量选择的是各省历年的SO2和CO2的排放量来指代。其中：SO2排放量数据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关于CO2排放量，使用20种终端能源消费量及其CO2排放系数进行折算，具体测算方法参考郭文[24]的方法。

4.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2004～2013年的能源利用效率作为研究对象，剔除缺乏大量研究数据的，筛选后的样本共计30个省份的300个观察值。原始数据均来自于200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过程中出现的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4.3 区域能源无效率评价及其分解

首先计算了我国各省能源无效率的评价结果及其投入产出无效率贡献度（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我国整体能源无效率达到0.2796，其劳动力、资本、能源、GDP、CO2和SO2的无效率分别为0.0491、0.0353、0.0542、0.0010、0.0582和0.0818，即可以通过减少4.91%的劳动力投入、3.53%的资本投入、5.42%的能源投入、5.82%的CO2排放、8.18%的SO2排放以及增加0.1%的GDP来使我国能源效率达到有效状态。SO2排放和CO2排放对能源无效率的贡献度分别为最高的29.27%和20.81%，可见我国的区域经济仍未摆脱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理念的实施刻不容缓。

按照地理位置，上述30个省份可划为经济区域。从区域视角来看，我国各经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差异较大。首先，能源无效率最低的三大经济区域分别是我国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其能源无效率分别为0.0507、0.0571和0.1670。然而，深入分析其能源无效的来源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能源无效率最主要源于资本投入的无效，而其他两个区域能源无效率则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物（SO2、CO2）的排放。其次，对于长江中游地区和大西南地区而言，劳动力投入的无效率也是其能源利用无效率的重要来源；而东北地区、大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的能源要素投入无效率较为明显。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各区域能源利用无效率的来源各不相同。

从单个省份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省份包括河北省、青海省和山西省。首先，河北省的能源无效率较高，排名第2位。然而，河北省所在的北部沿海经济区内的北京、天津和山东省的能源无效率均较低，因此，河北省应注重通过区域内其他省份的能源高效技术引入等渠道提升自身能源利用效率。其次，本文通过CRS假设与VRS假设下我国区域能源无效率评价结果的对比发现，青海省在VRS假设下，位于能源效率前沿面上，即其能源利用无效率最低，而在CRS假设下，其能源无效率则排名第3位，说明青海省较高的纯技术效率，但其规模效率相对较低。最后，山西省的能源投入无效率最大，主要原因在于山西省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资源省份，天然的资源禀赋导致山西省以煤矿开采和加工、焦炭的开采和加工、冶金和电力生产为主要产业，这些产业资源依赖较强、污染严重，且能源耗费较多，从而造成了其能源投入最无效的结果[14]。

4.4 环境规制目标对整体能源无效率的影响

4.4.1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效率的灵敏度及阀值

鉴于国务院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制定了“十二五”末期SO2排放量较“十一五”期间减少8%的环境规制目标，本文以SO2减排作为环境规制的研究对象。首先以8%为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即 。结合模型（8）测算该环境规制总量目标下我国区域能源无效率，结果发现以8%为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区域能源无效率的评价值与无环境规制的情况相同，表明8%的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并不能产生预期的约束效果，可能的原因是8%的环境规制总量目标过小，低于其对整体能源效率产生影响的阀值。为了深入分析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无效率的灵敏度及阀值，本文以SO2排放量减少1%为步长，从8%的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开始递增，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总量目标 时，区域能源无效率值不变。继续增大SO2排放规制目标时，整体能源无效率开始减少，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无效率的灵敏度见下图1。

图1表明我国整体能源无效率与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呈反方向变化趋势，即环境规制总量目标的增加能够降低能源无效率，从而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这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通过进一步细化步长，本文还测算出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影响我国整体能源效率的阀值为SO2减排550.4889万吨。

4.4.2环境规制区域等比例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无效率的阀值及灵敏度

同样，以SO2排放量减少1%为步长，各经济区域等比例，从8%的环境规制目标开始递增，发现各经济区域减排比例为20%，即 时，整体无效率值开始减小，环境规制区域等比例目标影响能源无效率的灵敏度见下图2。通过进一步细化步长，可测算出环境规制区域等比例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无效率的阀值为SO2减排20.48%，此时SO2排放总量为1834.6555万吨。

对比图2与图1可知，环境规制区域等比例目标影响能源无效率的阀值由SO2减排550.4889万吨变为472.5068万吨，说明环境规制区域等比例目标影响能源无效率的灵敏度更强。环境规制区域等比例目标通过将环境规制总量目标强制等比例分配到各经济区域，能更快地实现整体能源效率的优化。

4.4.3按非期望产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环境规制区域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效率的阀值及灵敏度

同样采用上述方法可得按非期望松弛量比例分配环境规制区域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无效率的灵敏度见下图3。由图3可知，环境规制区域目标之和为SO2减排19%时，整体能源无效率开始逐渐减小。通过进一步细化步长，可测算出按非期望松弛量比例分配环境规制区域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效率的阀值为SO2减排19.09%，此时SO2排放总量为1866.7250万吨。

对比图3和图2可得，按SO2松弛量比例分配环境规制区域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无效率的阀值由SO2减排20.48%将为SO2减排19.09%，且其灵敏度增强。说明按SO2松弛量比例分配环境规制区域目标能进一步加快实现整体能源效率的优化，原因在于该方法充分考虑了各经济区域当前的SO2排放量，按各经济区域的实际环境污染状况分配其环境规制目标，相对于环境规制目标的等比例分配，其在改善整体能源效率方面更具优势。

根据上述三种环境规制方法，本文测算了其对应的各经济区域的环境规制分配目标的阀值。结果表明：三种环境规制方法中按非期望产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目标影响整体能源效率的灵敏度最高，按非期望产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环境规制目标的方法是最优选择，其SO2减排量阀值为440.8873万吨。经济区域中，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SO2减排比例阀值最低，分别为5.88%和7.93%；其次分别为北部沿海、东北、大西北和黄河中游区域；SO2减排比例阀值最大的是长江中游和大西南地区，分别为25.91%和28.54%。因此，从效率视角出发，区域环境规制目标的制定应根据各经济区域的环境污染实际情况，选择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目标。

5 结论

根据本文改进的不可分离非期望SBM模型和环境规制视角下不可分离非期望SBM模型的测算和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整体而言，我国能源无效率的主要来源是SO2、CO2等环境污染物排放，但从区域视角来看，经济区域能源无效率的主要来源具有显著差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能源无效率最主要源于资本投入的无效；对于长江中游地区和大西南地区，劳动力投入的无效率也是其能源利用无效率的重要来源；而东北地区、大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的能源要素投入无效率较为明显。因此，可以通过经济区域间的资源互补和资源流动来改善我国整体的能源利用效率，如：引导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向南部沿海地区流动，促进长江中游地区和大西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流向大西北地区等等。

（2）“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SO2减排8%的环境规制总量目标过小，低于其对整体能源效率产生影响的减排比例阀值23.86%，将无法产生预期政策效果；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随着SO2减排目标的增大，整体能源效率将逐步提升；三种环境规制方法中，按非期望产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目标是最优选择，其影响整体能源效率的灵敏度最高，该方法下SO2减排量阀值为440.8873万吨；经济区域应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目标，其减排目标由高到低排序为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东北、大西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大西南区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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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区域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汽车服务工程 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Training Pattern Researches about Applied

Talents of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Take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as an example

LIU Zhen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Hubei 441053）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n applied talents in Xiangyang area of automobile service status in Xiangyang area， describes the objectives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of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in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automobile service 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asic quality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0 前言

襄阳聚集了东风公司旗下东风股份、东风风神、东风康明斯、东风德纳车轿、东风神龙工厂、东风仪表、东风电气等一批国内知名的优势骨干企业，是东风集团商用车、乘用车兼有，发动机、零部件皆备，产品线最全、产业链最完整的事业基地。2012年，全市汽车工业总产值700多亿元，2013年突破1000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近50%。而伴随着襄阳汽车产业的发展，湖北文理学院认识到汽车服务业贯穿于整个汽车产业，是一个比汽车产业规模更为庞大的产业，并于2008年开办了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在该专业发展过程中，我院并未简单地照搬照抄相关院校的培养方案，或是凡事想当然、闭门造车，而是以相关院校的培养方案为参考，从举办该专业的宗旨及专业特点为出发点，同时根据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对人才需求等诸多因素来决定自己的培养模式。

1 汽车服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汽车服务业包括汽车售前、售中、售后三方面的服务。以轿车为例，所谓售前服务是指产品开发、设计、质量控制与市场调查等成品出厂前的服务；售中服务是指促成销售的服务，包括销售咨询、广告宣传、贷款与保险资讯等服务；售后服务是指整车出售及其后与轿车使用相关的服务，包括维修保养、车内装饰（或改装）、金融服务、事故保险、索赔咨询、旧车转让、废车回收、事故救援、市场调查与信息反馈等内容。①由此可见，汽车服务业涉及面广，也就决定了汽车服务人才具有需求量大、知识层次多等特点。

我院对汽车服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为：本专业培养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适应技术发展需要、具有创新观念、掌握扎实的汽车技术和汽车服务理论知识，掌握一定的经营管理知识，具备较强的汽车技术服务与经营管理能力，能在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制造、汽车服务型企业或部门从事汽车技术服务、经营管理、汽车保险理赔、定损公估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2 汽车服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由于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发展时间短，目前符合该专业本科能力培养体系“对口”的教材严重不足，并且现有教材普遍存在知识过时、重理论轻实践的尴尬局面，②导致企业在学校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毕业生往往空有理论知识而需要几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胜任工作岗位。为此，高校应进行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引入企业的流程与项目管理方法，培养应用型人才。

2.1 注重基础素质的培养

这里所说的基础素质教育以通识教育课程为主，但应结合学科基础要求，并考虑专业技术特点。基础素质包含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及文化素质。其中文化素质包含了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基础。优秀的基础素质对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汽车是一个复杂的机电结合体，它与当前发展迅猛的科技紧密结合，学生只有拥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方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承受挫折并学会自我调节，克服困难。

因此，我院十分注重基础素质的培养。比如在入学教育中除对基本的校园机构和管理体制进行讲解外，还加入了实验室、实训基地及合作企业——东风汽车试车场和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襄阳工厂的参观，让学生们对专业有初步认识；专门聘用了心理指导老师，以及时有效地解决学生心理和思想上的各种问题；毕业教育中结合汽车服务业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就业指导；通识课程教学中加入了对职业素质的教育，并结合企业实际工作情况，加深学生的理解；此外，定期请汽车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来校举办讲座，并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加深学生们对工作的体会。

2.2 注重教学手段的多样性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课教学中，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教学，还应有相应的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我院将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依托行业，实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办学，探索产学合作等人才培养模式，与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综合性能检测中心和襄阳地区众多的汽车4S店等签约，建立校外实训基地，提供本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实习实训岗位；企业的资深专家作为专业的客座教授，为学生开设汽车技术或商务知识讲座；并为本校汽车专业教师提供进修的岗位，提高专业教师技术和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知识的推陈出新，使学生将书本知识与该领域最新的技术和动向充分结合。

2.3 注重考核体系的合理性

考核体系的改革的原则是考试应有利于改进教学，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教育模式和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在考试目的、内容、方式和评价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学生只注重考试结果而不注重学习过程。我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汽车运用工程、汽车营销、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等对其考核形式和内容上都做了较大的改革。通过闭卷考试、半开卷考试、实验实习报告、单元考试、案例分析、研究报告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能力。考试内容减少标准化的、记忆为主的知识内容，加强学生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能力的测定，使考试从知识测试转向素质测试，全面反映学生综合能力和真实水平。真正做到从不同环节、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系统地、综合地、过程性地引导、评价、诊断、督导学生的学习，全面评估和考核学生的学习过程。

3 结束语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是新办的本科专业，全国已有超过80所本科院校开设此专业，各高校也都在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汽车服务人才而不断探索。湖北文理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正以襄阳地区汽车行业为依托，通过专业与襄阳地区汽车服务企业对接，及时调整人才培养定位，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建设，同时结合我院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入改革教学模式，努力培养出能为襄阳地区乃至全国地区汽车服务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应用型人才。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