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研究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语言文字研究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语言文字 规范化教学 重要性 对策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规范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可以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增强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加强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此，在教学中规范语言文字已成为时代和全社会赋予我们广大教师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口流动、商品交换、信息流通的范围、规模和频度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现代化工业、交通业、农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国防事业对于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推广普及普通话和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网络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重要意义越来越突出。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直接影响着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在计算机大踏步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掌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以及汉字规范字形的重要性。汉字在数量、字形、字音、笔画、笔顺等方面的标准化以及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逐步普及，保证和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又强烈地要求在全社会加快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步伐，要求更大范围的人群熟练地掌握汉语拼音和规范汉字。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普通话、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是外国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必要工具，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和影响越来越大。普通话、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将在世界的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语言文字规范化教学十分重要，但是在当前的学校教学中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乱用词语，逻辑混乱，滥用网络语言等现象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前的教育机制不够完善，学生忽视母语的学习，社会用字比较混乱，教师自身汉语水平有待加强等原因造成的。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从思想上重视

虽然当前教育机制一时间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通过组织教师学习国家相关法规，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使教师意识到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从而在思想上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并把思想化为行动，认真做好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

（2）加强教师自身建设

一方面学校应积极组织教师开展语言文字规范相关知识的学习，如教育部、国家语委2002年3月颁发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同时还应有计划地进行普通话培训，提高广大教师使用汉语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学校每年都应组织教师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比赛，督促教师写好汉字。

（3）增强师生规范意识

曾经听过这样一则传闻，说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每说错一个字就要扣一百块钱。当时听了觉得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规定没有人性，主持人也是人，是人就会说错，凭什么罚钱？现在细思，却觉得这样的规定也有它的道理。没错，主持人是人，但他们的工作是主持，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他们肩负着传播文化，推广普通话，规范语言文字的使命，必须做好表率作用。我想老师也是一样的。“身正为师，学高为范。”教师是学生的榜样。要想搞好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教师必须增强自我规范意识，在平时的教学中规范自己的语言文字，做好表率带头作用。同时还应在校园内大力开展普通话宣传活动，在校园显著位置张贴宣传标语，并杜绝盗版教材，注重校园用字规范，增强学生的规范意识。

（4）重视学生语言文字教学

在学生中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还应加强学生的文字教学，特别是汉字的书写，要求学生做到规范、端正、整洁，甚至美观。

（5）正确看待网络语言

形形的网络语言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正确看待。网络语言是一种言语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应对它作全面审视、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网络语言”可以说是 “另类思维”之下衍生的一种“另类语言”，符合年轻人求异求新的心理，是多元多彩社会现实的折射。所以对于青少年热衷于创造和模仿网络用语，我们不需要搞一刀切，全盘否定，这样只会激起青少年的逆反心理。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任其发展，任其泛滥，因为一些粗俗、暴力的网络用语会给青少年带来恶劣的影响。因此对待网络语言，我们应该不能进行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应该加以积极必要的控制和引导，引导学生在使用网络语言时，要分清交际场合和交际对象，要适合具体的语境，而不应随意滥用。

总之，语言文字规范工作问题较多，成因复杂，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

参考文献：

第2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汉语言文字学；教学内容；教材改革

当今汉语言文字学教学课程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前景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怎样在21世纪的今天，将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朝着全面提高学生语言素质的方向改革，这是所有汉语言文字学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迫切任务。那么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又存在哪些问题呢，针对这些问题又有那些教材改革措施呢，本文就上述问题作了调查归纳，具体意见下面简短阐述。

一、教育内容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

在广泛的调查中发现，许多中学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觉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与中学语文课程教学明显脱节，与之相差较远。他们认为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点：

（1）语法体系与中学汉语教学脱节较为严重，中学所学汉语语法往往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得不到应用。

（2）没有指导中学汉语教学的意见，两者之间缺乏过度。现在初中汉语课程和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主体。

（3）中学汉语学习知识大都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派不上用场，同时中学汉语学习所遇到的问题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教材中也得不到解释和升华。

针对这三种调查意见，笔者认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教材需要向联系中学语文课程的方向有所改革和深入。例如在汉语言文字学教材中加入适当篇幅对中学语文课程中的内容进行简短介绍，从而能够使得新生在接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时更为容易。在此同时还应在课程教学中加入对中学汉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延伸讲解，这样使得中学汉语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升华过度起来，改善现在的体制脱节问题。

二、教学内容与实际语言运用脱节

当今汉语言文字学课程内容深不可测，理论内容与实际运用联系较少，理论太过深奥，同时教材内容也涉及太深。内容与实践脱节，学生难以掌握，成为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的弊端之一。教材内容主要表现为语言太过于概括抽象，缺少与现实生活联系的语言材料。与现实生活脱节有什么表现呢，据调查表明，除了日常实际生活用语和书面用语外，还应注重当今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新锐语言，像新说法、新词语、新语法以及旧词新意等，还有随着互联网时代而生成的各种网络新生用语等等。除此之外，汉语言文字学教材还存在学术用语太多太杂，很多理论体系表述不统一，很多内容没有定论的问题。这些现象表明汉语言文字学的教材需要向理论的严密性、科学性、学术用语的统一性方向改革，要在紧密联系专家体系的同时改革教学体系，使得二者能够辩证的统一在一起。要想改善这些问题，就要求在汉语言文字学教材的改革时注重内容的新颖性。应该不断的更新教材的内容，紧跟着现在社会的发展，将在网络等多媒体中产生的新词融入到汉语言文字学的教材中去，同时教育手段也应该不断改善，不要单独拘泥于简单的书本教材，要广泛的运用新媒体教学，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使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更为形式多样，而不单单是一味的通过口授形式教学。

三、教学内容与学生培养目标脱节

现如今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对学生的培养目标除了培养汉语言文字学教师之外还面向社会不同岗位培养人才。例如新闻、哲学、艺术、历史等相关工作岗位。同时还要求学生能够拥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针对这些要求，现在的汉语言文字学教材就表现出了教学内容与学生培养目标的脱节现象。教材只拘泥于理论授课，却忽略了社会实践方面课程的设立，使得一些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在校成绩相当突出，但走上工作岗位却表现出了力不从心，感到所学知识过于陈旧同时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要知道，高等院校教育是在给国家给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一旦所设课程不能满足这点要求就需要进行教材改革。而针对这一点，笔者就调查者所反馈的意见加以汇总报告。

大部分调查者认为，汉语言文字学教材应该更多地加入社会实例，让学生更多的进行社会实践。例如针对某个热点事件进行课堂讨论，让教学在不脱离实际的同时也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学专业素养。另外，还有调查者希望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材的设立能更接近就业方向，并能安排针对各个专业的应用汉语言文字学，改善课程安排，使得学生的学习能够真正与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统一起来。

四、古汉语文学教材安排较多，内容过于深奥

古汉语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占了不小的地位。中国古代汉语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见证和精华。虽然古代汉语文学十分重要，是高校汉语言文字学不可缺少的，但是很多受访者表示，现在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古汉语文学课程安排繁多，而且内容过于深奥，让人难以掌握。同时很多毕业生表示，古汉语课程在日后工作中的应用较少，确实不需要设立过多课时更不需要教材内容过于深奥。所谓内容过于深奥还表现在理论讲得太多，所教知识不够实用，学生被动接纳课程安排等。当然大多数受调查者并不是排斥古汉语文学课程的安排，只是希望在课程安排和教材安排上作出变动和改革。针对上述意见，笔者认为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安排上应当将课程适当减少，同时教材应更为联系实际，尽量少讲理论内容，更多的融入与现实的联系。

尽管笔者的调查不够广泛，所收集的材料也很有限，但是此次调查对笔者和高校汉语言文字学工作者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希望通过本次调查汇报能够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从而对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教材和课程安排进行有效的改革。使得教材不论在课程设立上还是在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能更好的联合实际。

参考文献：

[1]李艳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1（22）

第3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关键

中图分类号：TP3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7）02-0076-01

1 绪论

（1）研究背景。在网络信息数字处理的生活中，这样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过信息的传播和相关问题障碍的处理，却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应该根据任务的要求通过消除语言和交流的障碍的信息化，从而自然语言的处理，应该从算法和模型处理上，给予关注。（2）研究意义。根据自然语言文字的交流重要性，当前的社会一体化发展，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展，对语言文字的通过计算机等辅助工具进行处理，从而就可以得到自然语言信息符合的分布。自然语言处理，也是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通过人工智能的分叉，自然语言处理是，通过自然语言和计算机的交叉处理，从而达到按照要求的处理过程。

2 自然语言处理概述

语言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基础，是人们用以传递信息的关键。通过消除语言和交流的障碍的信息化，从而自然语言的处理，应该从算法和模型处理上，给予关注。

（1）自然语言处理定义。利用语言的交流过程，就是不同的言语差异会带来理解上的差距。自然语言处理，也是语言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通过人工智能的分叉，自然语言处理通过自然语言和计算机的交叉处理，从而达到按照要求的处理过程。（2）自然语言处理一般过程。当前的机器翻译过程，从基于转换自然语言，统计机器翻译的方式，还可以基于实例进行翻译操作。这张语言的知识和映射，也是对翻译的例子和橘子的目标相对应的过程，这些方法的不同处理，也就是目标语言的匹配过程。（3）自然语言处理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处理的问题包括了对计算机和人类思维的学习，翻译属于复杂的一项工作。从简单智能到相对信息化的问题。在这个处理判断的过程中，对机器的各种常识处理匮乏，语境分析不透彻的问题，容易影响相应的处理结构。

3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概述

（1）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也就是应该对汉字的文字，从古至今的相关处理，对汉字的常用字恶化生僻字的整理，就是对汉语的相关自然语言处理翻译研究，对国家科学的自然语言处理信息化努力，也是由相关的研究者，但是对研究者是不够的。（2）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展现状。基于GATE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这种事语言工程学的软件体系结构基础，通过这样的概念，对相关工程学的语言行为，都应该是能够衡量的。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交互的处理，这样就能够构成后的软件和预见，可以通过计算语言学的工具和计算机科学的可预测性，进行设施的组织。

4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关键问题分析

（1）中文自然语言信息主题知识获取瓶颈处理。中文自然语言的相关目的和领域和时间的处理，对语言的语音识别而已，这种知识构成，对机器翻译的知识性，都应该从相关模式的深度和难度等，进行中文自然语言处理的相关传统信息知识处理，应该根据语义网等，进行系统规则的进展分析，根据这种适应性，从而对知识量的中文自然语言相关知识，给予更多系统上的知识关注。（2）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机器翻译应用举例应用。对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机器翻译的模型统计，可以对中文自然语言的相关方法，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这样的翻译系统，应该可以从最相近的编码过程，推出解码的相关法则。（3）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的其它应用处理。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翻译，应该从处理技术的应用中，从信息理论模型进行相关噪声处理复杂问题，从而得出县官可能性任务处理。根据噪音的原始信息的概率处理，这样的机器翻译，应该根据语音识别的句子噪声道的语音序列任务处理，最后的结果识别，应该进行统计语言模型和声道出了。（4）中文自然语言信息处理处理其它问题。中文自然语言信息聚类处理，对现有中文自然语言的基于层次的算法上，对于平面分割算法，通过对子空间的无需输入参数的信息类聚，是需要通过结合算法性能一起分析的。

5 结语

网络技术发展的相关知识的拓展，这样的知识成本，从中文自然语言的处理，相关的发展，传统处理方法，从而对建模的相关核心问题处理。根据不同的限制条件，从而达到更好的处理效果，也能够通过实验，对中文自然语言信息处理，达到更准确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候敏.计算机语言学与汉语自动分析[J].第1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第4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第5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东巴文字；视觉传达领域；符号特性；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H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183-01

在中国西南边陲素有“七彩云南”之称的云南省境内，仅有50万人口的纳西族人创造了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东巴文”。东巴文始于纳西族人信仰的东巴教经师和祭师用于记载各种宗教仪式时的需要，因此产生的图画象形文字。后期伴随一千多年历史的变迁和传承，这种文字逐步摆脱了宗教的限制，而成为纳西族文字记录和日常沟通的语言规范。发展到今天的纳西族，年轻的后人们已很少使用这种文字，但其独俱魅力的符号特性和审美价值依然在视觉传达领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以形释文”——东巴文字的独特符号特性

东巴文字仅有一千多字，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在《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文化》一书中，将其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注音、假借、表音等七种类型，兼具表音和表意成分。

（一）表形的直观性

2004年，在云南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工作的和品正编著出版的《东巴常用字典》中，其通过传统的竹笔和蒿秆笔蘸墨手写的1000个常用东巴文字，个个形态优美、朴实自然。而东巴文字大多形态表达直观而凝练，识别性强。以“闪电”为例，其通过天空中闪电呈现的蜿蜒曲线表达出了直观意义上闪电的姿态。

（二）表意的多向性

由于数量的限制，东巴文没有形成像汉字这样庞大而清晰的字符结构，而呈现出一字多义的表意多向性。以“我们”为例，其以两个分别用手指向自已的小人图形表达。既可以表现“我们”，也可以表现“朋友”、“交谈”、“欢乐”此类语意。而这种表意的多向性，因结合不同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阅历而出现多层面的字意理解。

（三）应用的普遍性

再则，东巴文由于其形态的简洁性和图像化，而使其在不同的地域或国度，都有良好的适应性和通用性。在日常的信息交流过程中，东巴文字所拥有的广域性也是其它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这便是众多国外学者不远千里，远赴中国云南瞻仰东巴文字的魅力所在。

二、“以情绘图”——东巴文字的丰富审美价值

素有“书画同源”之称的东巴文字，其视觉效果朴实、遒劲，带有原始的古拙之气。从艺术的视觉审美来说，它具有极丰富的审美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元素的简洁性

从视觉元素的构成来说，东巴文字在其字素元素的选择上简洁凝练。在视觉传达的效果上，元素的简洁性决定了传达效果的一目了然。以“睡”为例，其通过一个躺在地上、垫枕平卧的小人图形，表达了简洁直观的“睡”。

（二）形式的趣味性

除去简洁性，形式的趣味性应该是东巴文字得以广泛传播的很大原因。它通过简单的点、线、面，把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景以一种生动有趣而又天真浪漫的笔画进行了描绘。就像一幅孩童随手涂画的抽象画一样，呈现出自然清新的气息。以“涉”为例，其通过一个拿着长杆，在河边蹚水的人形，栩栩如生的表达“涉”水过程中的情形。

（三）视觉的古朴气

在整体的视觉效果上，东巴文字有一种难得的古朴之气，就像一股历史的遗风，带来现代文明所没有的质朴。而这种古朴的气质，在视觉传达的过程中，可以借此传递给受众清新自然的感观体验。例如在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设计中，颇具古朴民族之风的东巴文字就能够在这些方面展现出良好的本土特色。

三、东巴文字在视觉传达领域的应用

（一）东巴文字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招贴设计中，我们通常在寻找有特殊意义的文字或图形元素进行不一样的视觉探索。而东巴文字的独特符号特性及丰富的审美价值正好符合了招贴设计中对信息传达和视觉装饰的需求。

1、东巴文字有效的信息传达功能

在一些招贴设计中，我们采用东巴文字作为其文字元素，通常具有良好的直观指示性。其无国界限制的图像文字，使其具备比语言文字本身更优越的信息传达功能。除去文字本身的语境，其图像的生动性将其语意表达得更加准确而清晰。

2、东巴文字美观的视觉装饰功能

除去信息传达功能，东巴文字图像化中点、线、面良好的装饰功能也可以在平面招贴设计中得到良好的应用。而在平常的使用过程中，如将东巴文字对常规文字进行整体或局部的替换，可以使整体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更具民族风情的装饰意味。

正如日本设计大师浅叶克已在其招贴设计中广泛的采用东巴文字作为视觉元素一样，他通过字体笔画的笔墨装饰与变化，使文字创作图形化因而呈现出不一样趣味性。

（二）东巴文字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东巴文字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在这里主要是指一些具有少数民族特色或独特地域风情的企业标志或商品标志。以中文网志年会的会标设计来说，其采用了东巴文字中“网”的字形进行了新的图形演绎。而“东巴·印象”驴肉汤锅餐厅品牌的标志中则将驴的形象进行了趣味性的表达，使“东巴·印象”的餐饮品牌呈现出更多的本土色彩。此类标志设计形式生动、古朴自然，能够以亦文亦图的方式准确的传达给受众以独特的品牌特性。

（三）东巴文字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而东巴文字在包装设计方面，更有比较突出的视觉表现效果。在商品包装过程中东巴文字的运用生动质朴，以有效的方式传达以商品的品牌信息或产品信息，让受众一目了然。虽然东巴文字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有其局限性，但其独特的复古文化气息也让其它的语言符号望其项背。以几年前日本麒麟公司出品的“日本茶玄米”为例，其饮料瓶的包装设计中就采用了独特的东巴文字，而这个包装的设计者正是上文提及对东巴文字感触颇深的日本平面设计大师浅叶克已。这款包装设计自上市以后，如愿得到了市场的一致好评。

（四）东巴文字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旅游产品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食物、饰品、服饰，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块，而东巴文字在其中的应用也完全释放出了其中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在现代的民族产品包装中，为了迎合现代人追求新奇的特点，把一些具有纳西族地方特色的产品用上具有东巴民族特色的包装，或者在包装上面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食物外包装中、民族小饰品内、服饰头巾上的东巴文字，无一例外的不在张扬着这份特殊而质朴的民族气质。

（五）东巴文字在店面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在店面展示设计中，传统的东巴文字配以简洁的排版、复古的色彩，便可以使普通的店面呈现出朴实宁静的气息。而这种独具韵味的传统气息，在都市的氛围中可以彰显出异域的色彩。在喧嚣的丽江古街上，随处可见的便是改良成传统风格的各色店铺，麦当劳之类的洋快餐品牌和中国银行之类的金融品牌无一例外。东巴文字在店面展示设计中的应用，不仅可以传播出不一样的民族风情，更能够使品牌文化本身更因地制宜。当然，东巴文字在店面展示设计中的应用，并不是来者不拒的，它必须考虑到品牌本身文化内核的适用性。

四、结语

总体而言，东巴文字在视觉传达领域的应用价值有其巨大的挖掘潜质，不管是传统的借鉴、抑或现代的改良，都可以在传承这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绽放出新的璀璨的生机和活力。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其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一个神秘的符号，这个符号凝聚着几千年的纳西精髓。而在浩瀚的中国民族元素的海洋中，东巴文字在视觉传达领域的存在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

[1][日]西田龙雄.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文化[M].中公新书，1966.

第6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墨子》英译本；翻译策略；文本意义；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6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39

1. 引言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和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与儒学并列为“显学”，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融为中华民族特性之一。《墨子》作为墨家经典，其译本是西方了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窗口，《墨子》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近100年中，西方人通过译介《墨子》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独特的墨家思想在其译介和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西方视域解读后的扩展、减损或变形的新解读。目前，关于《墨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还有许多空白点。本文以《墨子》一书中反映其核心思想的关键词句的英译为切入点，考察暗含于《墨子》字义符码转换差异下的文化策略和历史动因。

2. 英语世界对墨子的研究与《墨子》翻译的基本现状

《墨子》一书内容广博，包括政治、哲学、军事、经济、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认为，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英语世界对墨子的研究和译介却非常有限。英国圣公会牧师理雅各是西方最早关注墨子的学者，他在《中国经典》一书中，翻译了“兼爱”（上、中、下）三章。目前，西方英语世界流传最广的《墨子》英译本是梅贻宝和华兹生的选译本，但这两个选译本出版年代久远，而且对博大精深的墨学一直未能窥其全貌。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汪榕培教授和王宏教授翻译的《墨子》英译全译本， “它体现了时代的特点，为国外更多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客观了解墨子博大精深学问的平台”（王宏，2007： 326）。尽管如此，《墨子》的外译仍与《老子》、《庄子》等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本的异彩纷呈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有关《墨子》英译本的探讨和评述论文也很少。因此，在当前多元化的国际文化形式下，我们需要向海外全面译介墨子的文化思想，呼唤更多优秀的《墨子》外译本的出现，以期墨学的全貌被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

3.《墨子》传统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比较

Bassnet和Lefevere在合著的序言中写到：“翻译，理所当然，是原文文本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意图为何，皆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及诗学，并在特定社会以特定方式操控文学，使其发挥功效（Bassnett & Lefevere， 2007）。”所以说，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先确立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以维持译文或风格的一致。本文选取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译者的译本，寻找不同译本表现出的整体特点与译者身份、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3.1《墨子》英译三版本的选择

本文所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译本是：梅贻宝的英译本；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的译本；汪榕培、王宏的译本。本文选择这三个译本的原因是：前两个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最广，第三个译本是《墨子》一书的唯一一部全译本；此外，三位译者的身份极具代表性，梅贻宝是天津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进修。其译本紧扣原文，译笔流畅，讲究再现原文风格，用词高雅庄重。梅译本的出版时期，正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的时期，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鲜有传入西方，同时它也是较早的《墨子》选译本，时至今日，西方哲学界对此译本仍有极高的评价，“尽管译自上个世纪20年代，梅对墨子大部分作品的翻译仍是研究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标准资源”（墨子，2006：26）。伯顿·沃森出生于纽约，精通中日两国文字，专门从事中日古典哲学和文学翻译与研究，曾先后翻译《庄子》、《左传》等作品。西方评论界认为其译到了雅俗共赏，“无论是学者还是门外汉都能从他的译文中得到好处”（墨子，2006： 28）。汪榕培教授和王宏教授都是国内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和翻译家，在典籍英译方面取得过丰硕成果。其合译本是目前中国译者中最新的英文全译本。

3.2《墨子》三个英译本的比较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过“其实没有什么最佳的翻译，只有好的解说。任何翻译都对原文有所改变，而且，任何一种传统的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翻译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些术语对其文明来说非常重要，它们负载着一个复杂的历史，而且根植于该文明所共享的文本之中”（宇文所安，2003： 15-16）。下面，笔者将比较三个译本中暗含传统文化因素的译文。

3.2.1

在《非攻》（下）这章中，墨子提到：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梅译本：A red bird holding a gui by its beak alighted on Mt. Qi （9）， proclaiming： “Heaven decrees King Wen of Zhou to punish Yin （10） and possess its empire.” Tai Dian then came to be minister to （King Wen）. The charts emerged out of the River and chenghuang （11） appeared on land……

（9） Mount Qi i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state of Zhou before it overthrow Shang to become the succeeding dynasty in the Chinese Empire.

（10） Yin is the changed name of the Dynasty of Shang.

（11） Chenghuang is described as an animal of the family of the fox. Only， it has two horns on the back. This animal， if it ever existed， is now extinct.

沃译本：A red bird holding in its beaks a baton of jade alighted at the altar of the Chou state in the city of Ch’i and proclaimed： “Heaven orders King Wen of Chou to attack Yin [i.e.， Shang]7 and take profession of its state.” T’ ai-tien journeyed to pay his respects to the Chou ruler， the river cast up its chart， and the land brought forth the “riding yellow”beast8……

汪译本：One day， a red bird landed at the altar on Mount Qi of Zhou， holding in its beak a piece of jade on which the following words were inscribed： “Heaven orders King Wen of Zhou to overthrow the Shang Dynasty and take over all its territory.” The virtuous Taidian came to serve King Wen； a mysterious chart emerged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a magical yellow horse jumped from underground……

上面的段落里出现了一些中国文化典籍中常见的传统文化词，这些词语经历了历史文化的沉淀，文化意蕴深厚。因此，用较为妥帖的方式译出这些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词语，是每个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动机等的不同，他们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梅贻宝将“珪”译为“gui”，采用了拼音翻译方法。珪原为中国古代玉器名。长条形，上端作三角形，下端正方。中国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以为礼器。沃森则把“珪”译为“a baton of jade”，汪榕培则把“珪”译为“a piece of jade”。笔者认为，“珪”乃古代中国特有的器物，采用拼音译法能比较直接、清楚地反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器物，而沃译本和汪译本则采用了解释性的翻译，虽然易于读者理解，但失去了文化内涵。

“岐社”原指周文王所立的周室神社。但梅贻宝把“岐社”翻译为Mount Qi，也是采用了拼音译法，同时译者又在译文后加注。沃森将其译为“the altar of the Chou state in the city of Ch’i”。汪将其译为“the altar on Mount Qi of Zhou”。比较三个版本的译文，汪的解释性翻译更加贴近原文，而沃森的翻译与原文含义有偏差。而对于“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等词语的翻译，梅贻宝均采用了拼音翻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安乐哲也曾经说过“通过创造一个英文新词，来尽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几种内涵，……正是这些陌生的新词提醒我们，已经进入到另一个迥异的哲学世界”（安乐哲、罗斯文，2003： 194）。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该策略不利于对中国文化背景不够了解的异域读者，因此，配以加注的方法，对该词语进行解释则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但汪榕培和王宏教授的译本则对这些文化词语进行了解释性翻译，因为此译本的读者对象是普通的海外读者，因为如果在一小段文字中过多注释，则会打断读者的阅读速度和兴趣。

3.2.2

在句法结构上，英文和中文的差异很大。如果英文翻译模仿中文句法结构，那么就会晦涩难懂。所以说，要在译文中传达东方情调，句法结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以《墨子》一书中《非命》一章中的翻译为例：

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

When fate decrees that a man shall be wealthy he will be wealthy； when it decrees poverty， he will be poor； when it decrees a large population， this will be large； and when it decrees a small population this will be small…..（Mei， 1929： 145）

If fate decrees that the state will be wealthy， it will be wealthy； if it decrees that it will be poor， it will be poor. If it decrees that the population will be numerous， it will be numerous； if it decrees that it will be meager， it will be meager…..（Burton， 1963： 117）

If a man is fated to be wealthy， he will be wealthy； if he is fated to be poor， he will be poor. If a country is fated to have a large population， it will have a large population； if it is fated to have a small population， it will have a small population…..（Wang， 2006： 271）

原文多为四字短语，且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方法。虽然各个译本的译者都试图模仿原文的结构，但比较来看，汪译本句式更为简洁、有力，贴近原文文风，使读者感到自己在读原文，也能让读者通过译文感受到异国情调。

在译本对比中，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在典籍英译中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倾向。可以说，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文化态度息息相关。为了传播传统的中国文化，梅贻宝较多采用了异化法，同时译者也用了加注的方式，对文化缺省部分做了填补性的解释，阐明了掩盖在原文字面的文化内涵，方便了译语读者的理解，也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沃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由于其读者对象是普通大众，沃森在翻译时更加注重可读性和大众化，注重译本的生动性和流畅性，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化审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译本没有完全地再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没有全面传播墨子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汪榕培教授和王宏教授的合译本是一部全译本，它把被称为“绝学”的墨学全貌介绍给了西方读者。该译本多选择比较口语化的句型和较正式的词语来体现《墨子》一书的文体特点。

4. 结语

墨子文化思想的翻译与传播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文本意义，即《墨子》作为一种语言文字流传物的学术意义。二是文化意义，即墨子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的翻译与传播是一种文化行为，这种行为与其思想本身一样，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两种意义是统一的。众多学者研究《墨子》一书的文本意义及其翻译研究，正是为了阐发它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把贯穿社会历史的文化集合看成是一个大的文本，那么文化意义也就成了文本意义。同时，在中华典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以及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选用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准确无误地传递原文信息，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 Lefevere， L.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Preface.

安乐哲、罗斯文.《论语》的哲学阐释[M]. 余瑾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4.

墨子（Mozi）. Mozi. Wang Rongpei & Wang Hong Trans. [M]. Hunan：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6、28.

第7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对公民和法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给予有力保护。人们对名誉权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名誉权是特定的人享有的应受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1]因为名誉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对其素质、品德、能力等的客观认识。保护名誉权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他人对特定人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不得损害这种评价。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范围，我国宪法、法律都对其有明确的肯定与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名誉权三个字，但是已经潜在的说明名誉权受宪法保护。这个规定也为国家制定、实施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其有所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些规定都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有利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使人们免受精神痛苦，通过这些规定，也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以及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自由。[2]言论自由是表达思想、观点、见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社会就必然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开说谎，就没有人敢于真诚地探讨切中要害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它造就一个真诚、严肃、务实的人格，使人们得以超越对压抑的恐惧从而回复为人的本性和尊严。[3]言论自由极其重要，基本各开明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张千帆教授指出：“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会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进行压制”[4]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

法律既保护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害权利的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名誉诉讼可以有另外一种叫法，那就是言论自由案件。因为一方名誉收到减损总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5]正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调解，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点。对于调解这种关系，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平衡言论自由名誉权中，如果是公共人物（包括公务员和其他行使公共权利的人）涉及到公众利益时，言论自由优先于跟人的名誉权。

第二，如果是一般自然人或与公众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其名誉权应优先于言论自由；如果涉及法人的名誉，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优先于法人名誉权。

第三，公民在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发表的答辩状，如果正对具体的事实发表的言论，即便包含了一些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害言论，也不应该构成侵权。

第四，对于公民或者法人利用言论自由蓄意侮辱和诽谤他人，制造不真实言论，损害其名誉权的情况，名誉权收到绝对的保护。

当然这些只是调解名誉权与言论自由问题的一小部分，我也没有总结的十分全面，其他各个特殊方面，还需继续讨论研究和总结。

三、对名誉权与自由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若公民或法人因为他人的言论自由名誉权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解决：刑事救济和民事救济途径。下面我将做简单介绍。

首先，刑事救济。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即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而言论者则没有什么法律资源可以利用。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的规定，也没有规定侮辱和诽谤的免责条款。刑事审判主要是解决言论者是否构成犯罪，而没有很好解决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刑罚一脉相承，《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条例中也没有规定言论者的权利。

法律的规定无疑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但由于言论自由的存在，取消诽谤罪的刑事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美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经删除了诽谤的刑事责任，而是属于民事侵权责任。

其次，民事救济。上述提到的《民法通则》第101条，保护了名誉权。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更加细致的解释对名誉权的保护。民法也是侧重保护人的名誉权，而没有提及保护言论自由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代表言论自由位置低于名誉权，相反，言论自由的位置更高一些。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看，在于这种规定的制度效益。一种权利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被接受为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必定有一定的超越了表面的意识形态之论证的合理性[6]言论自由如此重要，所以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并须要证明如下三点：言论者主观上有法律上认可的过错（过失、故意或恶意伤害）、这种过错的行为造成了或可能造成实质性伤害、请求的限制不会具有太多的“外溢效益”而造成该言论者和其他言论者未来的言论自由权收到重大或实质性的限制。[7]

四、结论

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对公民法人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维护名誉权体现公民法人更加注重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切身权利，言论自由推动自由社会发展，保护公民提出自己思想观点，有利于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传播。然而当它们出现冲突时，必须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争取做到既维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又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使得名誉权和言论自由重新找到平衡点，完善解决机制。

【论文关键词】：名誉权言论自由关系解决

【论文摘要】：名誉权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两个重要权利，然而它们却有着紧张的关系，有时还会有冲突。本文通过着重论述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内容，法律对各自的保护保护，分情况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和处理冲突的解决机制这几个方面，研究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3]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4]李树忠、焦洪昌：《宪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3]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4]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第8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词异读的成因。其中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及古书注解相沿而致是主要原因，而“破读”所致也是重要

原因。本文还对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进行了分类，并举例加以说明。

关键词古汉语异读字分类

＊＊＊

古汉语中的某些字词要异读，原因是很多的。其中，由于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以及古书注解相沿

所致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现象有如下几种：

1.通假字的本义和假借义读音不用。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本来有的字不用，却用

另一个字来代替，造成读者的不同。如“信”字，其本义是表示“诚实”、“信任”、“的确”、“任意”

、“使者”等意思，读xìn。

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但有时却假借为“伸展”、“伸张”的意思，即与“伸”同义，读为shēn。

例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隳（《孙子·九地

》）

又如“归”字，其本义是表示“返回”、“归还”、“女子出嫁”、“归附”等意思，读guī。

例执讯获chǒu＠①，薄言还归。（《诗经·小雅·出车》）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归有光《项脊轩志》）

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但又假借为“馈”，即赠送的意思，读kuì。

例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2.古今字由于其分工不同，读音亦不尽相同。在上古时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汉字的数量比后世要少得

多，一个字往往要表示几个不同的含义，这就造成某些字“兼职”过多的现象。譬如“说”字，就兼任“解

说”、“讲”、“言论”、“劝说”、“喜悦”等义项。当其表达“解说”、“讲”、“言论”等意思时，

读shuō。

例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墨子·公输》）当其表达“劝说”的意思时，读shuì

。

例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史记·魏公子列传》）

而当其表达“喜悦”的意思时，通“悦”，读作yué。

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为了避免一字兼职太多，后来才造了“悦”字，分担了“喜悦”的义项。

再如“责”字，本为“债”字，读zhài。

例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左传·昭公二十年》）

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当其在兼任“索取”、“要求”、“谴责”、“处罚”等义项时，则读zè。

例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聊斋志异·促织》）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后来，由于有了“债”字，就将该条义项区分出来。

又如“贾”字，兼有“买卖”、“商人”、“价钱”、贾姓等义项。表示“买卖”、“商人”等意思时

，读gǔ。

例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二年》）

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白居易《琵琶行》）

表示“价钱”之义，读jià。

例有美玉于斯，韫＠②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

表示姓氏，读jiǎ。

后来由于有了“价（jià＠③）字，才分担了“价钱”这一义项。

3.许多人名、地名、物名保留了古代的读音，与今音异读。如“食”、“其”等，在用于人名时，“读yì，“其”读jī。

例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史记·淮阴侯列传》）

“射”在用于古代钟名时，读yì。

例噌＠④者，周景王之无射也，kuǎn＠⑤坎镗＠⑥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苏轼《石钟山记》）

在用作草名时，读yè。

例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荀子·劝学》）

“房”在作古宫名时，读páng。

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

4.有些来自外族语言的国名、人名、姓氏名等，读音也较为特殊。如“大宛”是古西域的国名，“宛”

则读作yuān。

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汉书·张骞传》）

“可汗”，是对古鲜卑、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的君长的称呼，读kèhán。

例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乐府诗集·木兰诗》）

“氏”，汉代西域有大月氏、小月氏。“氏”读zhī。

例（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

又如汉代对匈奴王后称“阏氏”，“氏”读zhī。

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

古汉语某些字词异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破读”所致。所谓“破读”（亦称“读破”），就是

用改变一个字词的读音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不同的词性。这实际上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语言中的某一

个字词，当其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语法作用时，为了在读音上有所区别，并使之表达得更加明确，就把这

个字词读为另一种读音，以表示差异。这种现象，概括起来有如下两类：

1.有的字词的不同含义，是用不同的读音来加以区分的。如“殷”字，在表示“众多”、“富裕”、“

深厚”等意思时，读yīn。

例刘璋＠⑩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陈寿《隆中对》）

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宗臣《报刘一丈书》）

当其表示“震动”的意思时，读作yìn。

例熊咆龙吟殷岩泉，lì＠⑦深林兮惊层巅。（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当表示“赤黑色”时，则读Yān。

例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左传·成公二年》）

再如“恶”字，在表示“罪过”、“凶恶”、“坏人”等意思时，读è。

例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文天祥《〈指南录〉

后序》）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贾谊

《论积贮疏》）

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讨厌”、“憎恨”等意思时，读wù。

例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黄宗羲《原君》）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

而当表示“怎”、“如何”等意思时，则读wù。

例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孟子·梁惠王上》）

2.有的字词的不同词性，也是靠不同的读音来予以区分的。这里有几种情况：其一是名词改换为动词时

所造成的不同读音。譬如：

“王”字在充当名词时，表示“帝王”、“诸侯王”的意思，就读wáng。

例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吕氏春秋·察今》）

而当其充当动词、表示“成就王业”、“旺盛”等意思时，则读wàng。

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又如“度”字，在作名词、并表示“计量长短的标准”、“限度”、“法制”、“气度”、“度过”等思时，读dù。

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贾谊《论积贮疏》）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张衡传

》）

在作动词、并表示“计量”、“揣测考虑”等意思时，读duó。

例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贾谊《过秦论》）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上》）

其二是形容词改作动词、名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

“好”字，在充当形容词、并表示“美好”、“友好”等意思时，读hǎo。

例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诗经·郑风·叔于田》）

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在充作动词，表示“喜好”的意思时，读hào。

例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上》）

再如“臭”字，在充当形容词，表示与“香”相对的意思时，读chòu。

例一薰＠⑧，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四年》）

在作名词，表示“气味”时，读xiù。

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礼记·大学》）

其三是主动词改作被动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见”字，在作主动词、且表示“看见”、“召见”等

意思时，读jiàn。

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在表示被动、作“引见”义，或作“显现”时，读xiàn。

例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马。（《左传·昭公二十年》）

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无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关于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大抵来讲，有四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韵母相同，声母不相同。如“乘”字，在表示“驾”、“坐”、“趁”的意思时，读chéng。

例二子乘舟，汛汛其景。（《诗经·邶风·二子乘舟》）

而在代表“车辆”和作“四”的代称时，读shèng。

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再如“亏”字，在表示“减少”、“毁坏”的意思时，读kuī。

例不亏不崩，不震不腾。（《诗经·鲁颂·bì＠⑨宫》）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屈原《离骚》）

而当表示“差异”的意思时，同“诡”，读guǐ。

例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吕氏春秋·察今》）

第二类是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如“读”字，在表示“诵读”的意思时，读dú。

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

而表示“句读”（即不足一句，读时须稍有停顿之处）的意思时，则读dòu。

例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韩愈《师说》）

又如“泛”，在表示“漂浮”、“广泛”的意思时，读fàn。

例余感焉，以杜君之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方苞《狱中杂记》）

而在表示“覆、翻”的意思时，读fěng。

例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贾谊《论积贮疏》）

第三类是声调不同。如“创”字，当表示“始造”、“首创”的意思时，读作chuàng。

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在表示“创伤”的意思时，读chuāng。

例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类是声、韵母均不同。如“罢”字，在表示“停止”、“罢免”等意思时，读bà。

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困疲”的意思，通“疲”，读作pí。

例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左传·昭公三年》）

又如“女”字，在表示女性的意思时，读nǚ。

例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乐府诗集·木兰诗》）

在表示“以女嫁人”的意思时，读nü。

例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孟子·万章下》）

而在作人称代词时，则通“汝”，读作rǔ。

例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魏风·伐檀》）

一些常见的异读字，因其流传的历史久远，而且有的已进入现代汉语的书面或口头语之中，有了较广泛

的群众基础；同时许多工具书和古书的注本中，也都注明了它的读音，因此应按传统的习惯去读。而那些较

为少见的、也未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异读字，或者人民群众已改读为一般读音的字词，就应按照现在的习惯

去读。我们今天不必耗费精力去研讨它的旧读音，以免给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山东费县的“费”，

旧读为bì，现已改读为fèi；“叶公好龙”的叶，旧读为shè，今一般读为yè。再如“暴露”的暴，传统

的读音本应是pù，但现已约定俗成，读作bào，就不必固执旧读了。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社科部责任编辑：孟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酉加鬼，为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匚加卖，为半包围结构。

＠③原字为价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口加肱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穴下加款，为上下结构。

＠⑥原字为革加搭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⑦原字为忄加栗，为左右结构。

＠⑧原字为艹加犭加酉，为上下结构。

第9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一、幼儿识字教育，中外有之；幼儿汉字教育，古今有之。

幼儿识字教育是人类文化教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经验颇多。十九世纪初，法国的卡尔·威廉从三岁半开始识字，四岁阅读，五岁时已能掌握三万多单词，八至九岁时，能用六个国家的语言进行学习。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斯斯特娜夫人的女儿维尼从一岁半开始识字背诵，两岁能写日记，三岁能写诗，四岁能写世界语剧本，五岁时能用八国语言讲话，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三岁时能读会写，四岁时阅读大量专著，七岁时能读但丁和达尔文的著作。德国著名诗人歌德也是从四岁前就开始读书、识字的，父亲还叫他学习英法等多种外国语，八岁时会用四国文字进行读写。汉字教育在我国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少名人成名成材也都是从幼时开始识字的。相传唐朝诗人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读《汉书》。李白“五岁诵六甲，七岁观百家”。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白居易在五、六岁时就能作诗。宋朝词人晏殊七岁时能写文章，并同千余进士一起参加廷试。曹子建也是七岁吟诗。王夫之在七岁之时已经读完十三经。幼儿汉字教育绝非只有古代才有，现代也有大量事例。无产阶级革命家刚满三岁就开始识字和写字，五岁读《千字文》、《三字经》，还向祖父学习对联、字画与碑文。著名学者郭沫若三岁识字，七岁作诗、对句。女作家谢婉如四岁开始向其舅父杨子敬学习识字，能通读《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名著[1]。在当代超常儿童的研究中，也发现不少幼儿识字的生动事例。有一个七个月的孩子竟识字四百多个，另一个两岁半的孩子识字达一千多，还有一个四至五岁的孩子识字多达两千余个[2]。江西的宁铂两岁时能背诵诗词，五岁上了小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十二、三岁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柳州的刘俊伟，从一岁两个月开始识字，一岁七个月时能识字七、八百个，三岁时识字一千多，背诗近百首[3]。魏敏在两岁时开始识字，她每天识一至两个字，渐渐地一天能学二十多个字，近四岁时已识汉字一千多个，并能看报，能阅读《动脑筋爷爷》、《中国历史故事》等儿童读物，到五岁时识字已达两千多[4]。又有褚庆能六岁能读《365夜》、《普希金童话诗》、《红楼梦》、《水浒》等书籍。四川的陈科平三岁半跟父亲识字，四岁能读《人民日报》。杜影在五岁时掌握了五千汉字。华裔美人何美山，两岁读字典，一年后读大英百科全书，九岁零三个月进入华盛顿大学[5]。以上这些事例证明幼儿汉字教育是古今都有的，也说明幼儿期有巨大的识汉字潜能。事实胜于雄辩，幼儿汉字教育是可能的。

幼儿为什么能识汉字呢？这与汉字的特点和幼儿的感知特点、注意、记忆、思维的特点相一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有它的特有的表意功能，汉字又是方块字，有自己独有的造形规律。只由总数不过二十三、四种不同的笔画就组成了几万个不同的汉字，变化有序，奥妙无穷。不同的笔画按一定的数量、顺序、配置原则组合成一个个方形，变成一个个图案，宛如美丽的小花。笔画的顺序、长短、数量、笔度的细微变化，有如魔方，因而对幼儿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幼儿识字时，汉字的造形能使汉字与背景相互区别，方便幼儿感知。每个汉字都由一个图形表示，幼儿识字，如同看图画，每个图形又都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形义一致，义形统一，把图形与文字所标志的事物意义联在一起，有助于幼儿理解字义，又能使幼儿以图作为识记的支撑点，进行记忆。所以幼儿认起字来兴味无穷，毫不费力。幼儿的认知方式是一“模式识别”方式，汉字的形状容易经常引起幼儿注意，映入幼儿眼帘。只要使幼儿反复接触汉字，字就会“模式般”地印入脑海，终生难忘。如果不失时机地让幼儿识字，就会为幼儿成材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研究证明，幼儿本身有识汉字的要求，科学的汉字教育，对幼儿身心发展是有益的，因而，幼儿汉字教育不仅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

现代教学论揭示，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唯物辩证法揭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教育，对学习者来说，不过是一种外力，是促使主体变化和发展的条件，要使学习者主体接受，必须通过学习者本身的需要，让学习者本身内化吸收。幼儿汉字教育的道理也是如此，教而无功，教而无果不能算是汉字教育。这就牵涉到幼儿本身有没有识字的要求，幼儿本身有识字要求，就能像海绵吸收水分一般地接受汉字教育，本身没有知识要求，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而无功，教而无果。关于幼儿有无识字的内在要求这一点陈鹤琴先生早在30～40年代就进行过实验研究。他研究后指出：“识字是儿童所迫切要求的。”因为幼儿学了汉字之后可以自己独立地看故事书，不用由别人讲给他听。陈先生对此作了调查，他说：“据了解，有的儿童主动地向哥哥姐姐们学习认字识句。学了一些字句之后，就抓到故事书死啃，儿童对识字确实有迫切的要求，但为什么幼儿园不进行识字教育呢？”[6]陈先生和张宗麟合著的《幼稚园的读法》中指出：“读法与图画手工都是属于发表自己意见的。儿童喜欢看图，喜欢涂鸦，喜欢东做西扯，这是发表自己意见的活动。字不是一件神秘的东西，可以当作图画看的……无论图画、手工、读法，都是儿童发表意见的方式，都可以做的。”[7]显然识字是幼儿求知的需要，上讲的表现，是幼儿发表意见的一种活动，是幼儿内在的要求，符合幼儿心理需要，对幼儿当然是有益的。正因为如此，陶行知先生及他的助手们在南京燕子矶幼儿园也曾进行识字教学实验，陈鹤琴先生及其助手在鼓楼幼稚园等处也进行过系统的实验。时期延安第一保育院也有识汉字的要求，并明确规定“识字50个，并会写自己的名字”[8]。后来，陈先生于五十年代初，我国《幼儿园暂行规程》公布之时，在总结自己实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教育的真知灼见。他指出：“在今天来说，识字是儿童能够做的，识字是儿童所迫切要求的，幼儿园大班儿童可以开始进行识字教育了。”[9]

今天，人们的思想境界和积极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不再停留在传统经验的总结和已有实验的印证，而是开展了更新更科学更大规模的实验研究。近几年来，我国大陆已有几万名婴幼儿接受汉字教育的实验，联想识字、听读游戏识字等各种实验在天津、北京、南昌、广州等大中城市的近百所幼儿园进行，实验对象达数千名，收效显著。而且，幼儿汉字教育实验还超出了国界，已经在使用汉字的亚洲文化圈诸国和地区进行。日本用“石井认字教育法”教幼儿识汉字的幼儿园已有几百所。香港的幼儿园三岁识字，五岁写字，上学前能独立阅读[10]。日本石井勋教授经过长期的婴幼儿汉字教育实验之后曾有句名言：“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已具备识别汉字的能力。把汉字作为符合婴儿模式识别能力的模式教育来尝试”[11]是可能的，必要的。

幼儿汉字教育对儿童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看所实施的汉字教育是否科学。科学的汉字教育有益无害，不科学的汉字教育有害无益。对此，陈鹤琴先生曾指出：“这要看你用什么教材，你怎样教？”[12]陈先生一向反对用“人之初，性本善”的旧教材和“那种脱离儿童知识实际的干燥无味的材料”[13]来作为幼儿汉字教育的材料，并尖锐地抨击那将对幼儿“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识字教育是摧残儿童的教育”[14]。

科学的汉字教育对幼儿不仅有益无害，而且益处很多，十分必要。拼音文字音形一致，见形能读音，识字时主要是音码在左脑上发生作用，属于单脑文字；而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识字时需要音码、形码、义码同时在左右脑上发生作用，形成统一的暂时联系，属于复脑文字。因此，幼儿识汉字有利于右脑的开发。日本的一项实验指出：十年前实施汉字教育的幼儿园孩子智商提高很多，从五岁开始识字的智商115，从四岁开始识字的智商125，从三岁开始识字的智商达130。这项实验的结论是：三岁至五岁是人一生中学习汉字最快、记忆最强的时期。心理学家查德·林曾对英、美、法、西德、日本五国儿童的智商也进行过测查，测查结果是：欧美四国儿童智商平均100，日本儿童智商平均111，原因是日本儿童学习了汉字。可见，幼儿识汉字可以提高智商。[15]幼儿汉字教育有利于促进幼儿智力发展。因为感知汉字可以发展视知觉，听读字音，能在大脑形成声觉表象，发展幼儿的听觉；识记字词的任务能促进幼儿注意力、记忆力的发展；识字需要对字的音、形、义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异同，需要紧张的思维活动，汉字本身既有具体图象的特点，又概括地标志着现实的事物，就可以成为幼儿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桥梁与中介，有利于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有实验研究证明，幼儿对识字不仅不感到压力和负担，反而会因学会了本领而自信和充满愉快，萌发出爱好学习的感情。同时，识字、组词、造句的过程也发展了清楚、连贯的语言表达能力，为幼儿升小学作了良好准备。有个案证明，如果教育得法，幼儿学识字的能力能超过学龄初的孩子，而且在入小学之后并不会成为“顽皮孩子”。观察发现，这个被实验者在上小学之后，对课堂上出现的已认汉字的重新出现并非漠然视之，而是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因为幼儿时的识字，只是认字形，读准字音，浅显地释字义，而学校上课则要当堂“四会”，这个被实验者并非无事可做，而是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写字、组词、造句等活动中。这一个案证明，儿童入小学后对所认识而未完全掌握的汉字是能激发其识字动机，并获得良好效果的。

三、幼儿期是开始识汉字的关键年龄，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应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汉字启蒙教育。

早期年龄阶段上的关键期理论问题提出并得到丰富与发展之后，对婴幼儿教育方面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的早期经验的获得存在着关键期，如果人的智力和行为特点在早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它将永远得不到发展的机会，甚至会丧失人的智力和行为特点，成为低能儿、，各地先后出现的“狼孩”、“熊孩”、“羊孩”、“猪孩”都是证明。第二，儿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潜能。不同知识、技能的获得也有一个不同的关键年龄。因为人脑接受外界环境的特点刺激的能力，是随着神经系统的成熟顺序决定了某一特点的刺激在某一特定时期提供才算合适。即什么年龄学习什么内容最为有效。于是，探讨儿童各种知识、技能发展和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就成为研究者持久而不断的课题。人们已经发现，六个月左右是婴儿学习咀嚼和喂干食物的关键期，两岁至三岁是计数能力（口头念数、按物点数、说出总数和按数点物）发展的关键年龄，弹钢琴要从五岁开始，拉小提琴从三岁开始，四岁则是幼儿绘画发展的关键期。那么，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在何时？汉字教育有无关键年龄？这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一些研究指出：从出生到四岁是形状知觉发展的关键期。汉字如同图像，这一时期也是汉字教育的时期。也有人指出：两岁至五岁是识汉字的关键期。这些研究给我们以启示，如果能抓住识汉字的起始关键年龄进行早期汉字刺激，合理施教，那么，起步早，收效快，识字潜能充分发展，能为提早学习其它知识、开阔眼界提供有效的文字工具。反之，如果错过了汉字教育的时间，时不再来，机会已失，识字潜能得不到充分发展，甚至终生泯灭，这将延误儿童成材，甚至难以成材。所以，我们必须抓住幼儿期，不失时机地进行汉字启蒙教育。

四、幼儿汉字教育与小学识字教育的实施存在诸多不同。它与小学识字教学在指导思想、进行步骤、方式方法上存在着不少差别。

幼儿期的教育不等同于学校时期的教育，它不以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为根本宗旨。这一时期的教育任务在于启蒙，着重萌发幼儿的求知欲望，重于培养幼儿的好奇心理和学习兴趣，为入小学、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幼儿汉字教育也是为入小学作心理准备，启发幼儿对汉字的兴趣。因此，它与小学识字教学有着诸多不同，绝不能与小学识字教学画等号，也不宜把小学语文教材切一部分下放到幼儿园，更不能直接搬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去超前。

幼儿园汉字教育与小学识字教育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的任务不同。小学生识字是有任务的，它根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达到一定的识字量。幼儿汉字教育无识字量要求，不追求非要识多少字。第二，识字的形式与时间不同。小学生识字主要是通过上课来完成的，低年级每天一般有一节识字课，除当堂复习巩固之外，还有自习课，甚至有一定的课外识记和抄写的任务。幼儿汉字教育随意性强，即算每天识字，一天识字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一般不超过15～20分钟。第三，规格质量不同。小学生识字有既定的质量规格，一般要求达到读准字音、认清字形，解释字义、会书写。幼儿识汉字的要求只须认读，不必重书写，解释字义也非常浅易。对同一个汉字的认学要求一般只需要读准字音，大致懂得字义，认清字形，形成对整个字的清晰表象即可，不必区别字的细微差别。第四，学习者的责任与义务不同。小学生对识字应该有义务感和责任感，要考试，要评定成绩。幼儿识字，不是带强制性的规定，不布置作业，不检查，不考试，对平均识字量的设计也要合适。一般认为，幼儿一般掌握200～300个字词，达到能独立阅读低幼读物的水平即可。第五，幼儿识字个别差异大。小学生识字的质和量都有统一要求，幼儿汉字教育却要更多、更大范围的承认识字的个别差异，对每个幼儿，都要顺其自然，认多少算多少，不搞统一指标。第六，教学方法不同。小学生识字主要采用正规上课制度进行，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学一个字的顺序，一般是字音字义字形。字形教学一般是小学生识字时新的心理因素，是识字教学的重点。幼儿汉字教学却另辟蹊径。应着重汉字环境的创设，在一定环境中潜移默化，熏陶感染，反复接触，自然学会。幼儿识字还应通过各种活动，尤其是寓汉字教学于游戏之中。陈鹤琴先生曾研究指出：幼儿识字应“通过各种游戏式的教学法”和“结合认识环境”以及“唱歌、图画、做手工”等活动进行。他说：“从教学法方面来说，儿童很喜欢游戏，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游戏式的教学法……儿童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总是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们就可以结合认识环境来进行识字教育。儿童对唱歌、图画、做手工，也是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活动中找出机会来进行识字教育，儿童最喜爱听故事，我们就可以利用图画故事来进行识字教育。”[16]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助手张宗麟等在鼓楼幼儿园进行识字实验，总结出来的识字教育方法有七种：一是“方块字法”，即将汉字写在骨牌或厚纸方块上，让儿童在玩骨牌玩纸牌中认识汉字。二是“圆球子法”，即把汉字写在圆球子上，分甲乙两组，甲组写名词，乙组写动词，分两个布袋装好，然后叫儿童做传袋摸字的游戏。三是“游戏歌谣法”，即先由教师引起儿童游戏和唱歌的动机，接着在游戏中教儿童歌谣的词句。四是“故事法”，即用联络故事、看图、涂色、剪图、贴图等种种活动来让儿童识字。五是“随时施教”。即随便什么时候，随便什么地方，碰着机会就教儿童识字、读书的方法。如车子上写“车子”，门上写“门”字，要儿童起立，教师就出示“起”字等。六是“自述法”。即把儿童要表达的话，经过教师替他略略变化，然后写在用皮纸订的小本子上，让儿童顺着句子读下去。七是“拼句子”。即把缀法盘中的三十二个圆子写上儿童经验范围内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等，并都移在甲沟里，然后教师就盘中的字词，随便说一句话，让儿童逐字在盘子中找圆子拼句，谁先拼成并放得端端正正就是谁胜利。[17]这七种方法的游戏味很浓，并有机地结合着幼儿感兴趣的各种活动和各种作业，妙趣横生，对今天，仍不乏启迪。

注释：

[1]吴俊昌：《早期教育是提高人素质的关键一环》，载人大复印资料《幼儿教育》1993年第8期第20页。

[2]吴凤岗：《论幼儿早期教育》，载人大复印资料1981年第6期第5页。

[3]吴祖锐：《三岁幼儿刘俊伟》，载人大复印资料《幼儿教育》1982年第1期第12页。

[4][5]李英奇：《简论幼儿教育》，载人大复印资料《幼儿教育》1984年第6期15—16页。

[6][9][12][13][14][16]陈鹤琴：《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吗？》，载北京出版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第207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07页。

[7][17]陈鹤琴：《幼儿园的读法》，载北京出版社、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第71页，第72—82页。

[8]何晓夏主编：《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