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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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语言文字 规范化教学 重要性 对策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规范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可以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增强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加强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此，在教学中规范语言文字已成为时代和全社会赋予我们广大教师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口流动、商品交换、信息流通的范围、规模和频度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现代化工业、交通业、农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国防事业对于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推广普及普通话和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网络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重要意义越来越突出。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直接影响着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在计算机大踏步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掌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以及汉字规范字形的重要性。汉字在数量、字形、字音、笔画、笔顺等方面的标准化以及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逐步普及，保证和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其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又强烈地要求在全社会加快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步伐，要求更大范围的人群熟练地掌握汉语拼音和规范汉字。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普通话、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是外国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必要工具，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和影响越来越大。普通话、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将在世界的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语言文字规范化教学十分重要，但是在当前的学校教学中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乱用词语，逻辑混乱，滥用网络语言等现象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前的教育机制不够完善，学生忽视母语的学习，社会用字比较混乱，教师自身汉语水平有待加强等原因造成的。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从思想上重视

虽然当前教育机制一时间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通过组织教师学习国家相关法规，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使教师意识到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从而在思想上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并把思想化为行动，认真做好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

（2）加强教师自身建设

一方面学校应积极组织教师开展语言文字规范相关知识的学习，如教育部、国家语委2002年3月颁发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同时还应有计划地进行普通话培训，提高广大教师使用汉语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学校每年都应组织教师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比赛，督促教师写好汉字。

（3）增强师生规范意识

曾经听过这样一则传闻，说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每说错一个字就要扣一百块钱。当时听了觉得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规定没有人性，主持人也是人，是人就会说错，凭什么罚钱？现在细思，却觉得这样的规定也有它的道理。没错，主持人是人，但他们的工作是主持，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他们肩负着传播文化，推广普通话，规范语言文字的使命，必须做好表率作用。我想老师也是一样的。“身正为师，学高为范。”教师是学生的榜样。要想搞好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教师必须增强自我规范意识，在平时的教学中规范自己的语言文字，做好表率带头作用。同时还应在校园内大力开展普通话宣传活动，在校园显著位置张贴宣传标语，并杜绝盗版教材，注重校园用字规范，增强学生的规范意识。

（4）重视学生语言文字教学

在学生中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还应加强学生的文字教学，特别是汉字的书写，要求学生做到规范、端正、整洁，甚至美观。

（5）正确看待网络语言

形形的网络语言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正确看待。网络语言是一种言语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应对它作全面审视、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网络语言”可以说是 “另类思维”之下衍生的一种“另类语言”，符合年轻人求异求新的心理，是多元多彩社会现实的折射。所以对于青少年热衷于创造和模仿网络用语，我们不需要搞一刀切，全盘否定，这样只会激起青少年的逆反心理。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任其发展，任其泛滥，因为一些粗俗、暴力的网络用语会给青少年带来恶劣的影响。因此对待网络语言，我们应该不能进行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应该加以积极必要的控制和引导，引导学生在使用网络语言时，要分清交际场合和交际对象，要适合具体的语境，而不应随意滥用。

总之，语言文字规范工作问题较多，成因复杂，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

参考文献：

第2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汉语言文字学；教学内容；教材改革

当今汉语言文字学教学课程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前景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怎样在21世纪的今天，将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朝着全面提高学生语言素质的方向改革，这是所有汉语言文字学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迫切任务。那么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又存在哪些问题呢，针对这些问题又有那些教材改革措施呢，本文就上述问题作了调查归纳，具体意见下面简短阐述。

一、教育内容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

在广泛的调查中发现，许多中学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觉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与中学语文课程教学明显脱节，与之相差较远。他们认为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点：

（1）语法体系与中学汉语教学脱节较为严重，中学所学汉语语法往往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得不到应用。

（2）没有指导中学汉语教学的意见，两者之间缺乏过度。现在初中汉语课程和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主体。

（3）中学汉语学习知识大都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派不上用场，同时中学汉语学习所遇到的问题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教材中也得不到解释和升华。

针对这三种调查意见，笔者认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教材需要向联系中学语文课程的方向有所改革和深入。例如在汉语言文字学教材中加入适当篇幅对中学语文课程中的内容进行简短介绍，从而能够使得新生在接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时更为容易。在此同时还应在课程教学中加入对中学汉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延伸讲解，这样使得中学汉语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升华过度起来，改善现在的体制脱节问题。

二、教学内容与实际语言运用脱节

当今汉语言文字学课程内容深不可测，理论内容与实际运用联系较少，理论太过深奥，同时教材内容也涉及太深。内容与实践脱节，学生难以掌握，成为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的弊端之一。教材内容主要表现为语言太过于概括抽象，缺少与现实生活联系的语言材料。与现实生活脱节有什么表现呢，据调查表明，除了日常实际生活用语和书面用语外，还应注重当今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新锐语言，像新说法、新词语、新语法以及旧词新意等，还有随着互联网时代而生成的各种网络新生用语等等。除此之外，汉语言文字学教材还存在学术用语太多太杂，很多理论体系表述不统一，很多内容没有定论的问题。这些现象表明汉语言文字学的教材需要向理论的严密性、科学性、学术用语的统一性方向改革，要在紧密联系专家体系的同时改革教学体系，使得二者能够辩证的统一在一起。要想改善这些问题，就要求在汉语言文字学教材的改革时注重内容的新颖性。应该不断的更新教材的内容，紧跟着现在社会的发展，将在网络等多媒体中产生的新词融入到汉语言文字学的教材中去，同时教育手段也应该不断改善，不要单独拘泥于简单的书本教材，要广泛的运用新媒体教学，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使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更为形式多样，而不单单是一味的通过口授形式教学。

三、教学内容与学生培养目标脱节

现如今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对学生的培养目标除了培养汉语言文字学教师之外还面向社会不同岗位培养人才。例如新闻、哲学、艺术、历史等相关工作岗位。同时还要求学生能够拥有良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针对这些要求，现在的汉语言文字学教材就表现出了教学内容与学生培养目标的脱节现象。教材只拘泥于理论授课，却忽略了社会实践方面课程的设立，使得一些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在校成绩相当突出，但走上工作岗位却表现出了力不从心，感到所学知识过于陈旧同时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要知道，高等院校教育是在给国家给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一旦所设课程不能满足这点要求就需要进行教材改革。而针对这一点，笔者就调查者所反馈的意见加以汇总报告。

大部分调查者认为，汉语言文字学教材应该更多地加入社会实例，让学生更多的进行社会实践。例如针对某个热点事件进行课堂讨论，让教学在不脱离实际的同时也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学专业素养。另外，还有调查者希望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材的设立能更接近就业方向，并能安排针对各个专业的应用汉语言文字学，改善课程安排，使得学生的学习能够真正与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统一起来。

四、古汉语文学教材安排较多，内容过于深奥

古汉语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占了不小的地位。中国古代汉语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见证和精华。虽然古代汉语文学十分重要，是高校汉语言文字学不可缺少的，但是很多受访者表示，现在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中古汉语文学课程安排繁多，而且内容过于深奥，让人难以掌握。同时很多毕业生表示，古汉语课程在日后工作中的应用较少，确实不需要设立过多课时更不需要教材内容过于深奥。所谓内容过于深奥还表现在理论讲得太多，所教知识不够实用，学生被动接纳课程安排等。当然大多数受调查者并不是排斥古汉语文学课程的安排，只是希望在课程安排和教材安排上作出变动和改革。针对上述意见，笔者认为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安排上应当将课程适当减少，同时教材应更为联系实际，尽量少讲理论内容，更多的融入与现实的联系。

尽管笔者的调查不够广泛，所收集的材料也很有限，但是此次调查对笔者和高校汉语言文字学工作者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希望通过本次调查汇报能够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从而对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教材和课程安排进行有效的改革。使得教材不论在课程设立上还是在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能更好的联合实际。

参考文献：

[1]李艳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1（22）

第3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关键

中图分类号：TP3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7）02-0076-01

1 绪论

（1）研究背景。在网络信息数字处理的生活中，这样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过信息的传播和相关问题障碍的处理，却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应该根据任务的要求通过消除语言和交流的障碍的信息化，从而自然语言的处理，应该从算法和模型处理上，给予关注。（2）研究意义。根据自然语言文字的交流重要性，当前的社会一体化发展，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展，对语言文字的通过计算机等辅助工具进行处理，从而就可以得到自然语言信息符合的分布。自然语言处理，也是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通过人工智能的分叉，自然语言处理是，通过自然语言和计算机的交叉处理，从而达到按照要求的处理过程。

2 自然语言处理概述

语言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基础，是人们用以传递信息的关键。通过消除语言和交流的障碍的信息化，从而自然语言的处理，应该从算法和模型处理上，给予关注。

（1）自然语言处理定义。利用语言的交流过程，就是不同的言语差异会带来理解上的差距。自然语言处理，也是语言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通过人工智能的分叉，自然语言处理通过自然语言和计算机的交叉处理，从而达到按照要求的处理过程。（2）自然语言处理一般过程。当前的机器翻译过程，从基于转换自然语言，统计机器翻译的方式，还可以基于实例进行翻译操作。这张语言的知识和映射，也是对翻译的例子和橘子的目标相对应的过程，这些方法的不同处理，也就是目标语言的匹配过程。（3）自然语言处理问题。自然语言处理处理的问题包括了对计算机和人类思维的学习，翻译属于复杂的一项工作。从简单智能到相对信息化的问题。在这个处理判断的过程中，对机器的各种常识处理匮乏，语境分析不透彻的问题，容易影响相应的处理结构。

3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概述

（1）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也就是应该对汉字的文字，从古至今的相关处理，对汉字的常用字恶化生僻字的整理，就是对汉语的相关自然语言处理翻译研究，对国家科学的自然语言处理信息化努力，也是由相关的研究者，但是对研究者是不够的。（2）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展现状。基于GATE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这种事语言工程学的软件体系结构基础，通过这样的概念，对相关工程学的语言行为，都应该是能够衡量的。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交互的处理，这样就能够构成后的软件和预见，可以通过计算语言学的工具和计算机科学的可预测性，进行设施的组织。

4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关键问题分析

（1）中文自然语言信息主题知识获取瓶颈处理。中文自然语言的相关目的和领域和时间的处理，对语言的语音识别而已，这种知识构成，对机器翻译的知识性，都应该从相关模式的深度和难度等，进行中文自然语言处理的相关传统信息知识处理，应该根据语义网等，进行系统规则的进展分析，根据这种适应性，从而对知识量的中文自然语言相关知识，给予更多系统上的知识关注。（2）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机器翻译应用举例应用。对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机器翻译的模型统计，可以对中文自然语言的相关方法，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这样的翻译系统，应该可以从最相近的编码过程，推出解码的相关法则。（3）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的其它应用处理。中文自然语言信息统计翻译，应该从处理技术的应用中，从信息理论模型进行相关噪声处理复杂问题，从而得出县官可能性任务处理。根据噪音的原始信息的概率处理，这样的机器翻译，应该根据语音识别的句子噪声道的语音序列任务处理，最后的结果识别，应该进行统计语言模型和声道出了。（4）中文自然语言信息处理处理其它问题。中文自然语言信息聚类处理，对现有中文自然语言的基于层次的算法上，对于平面分割算法，通过对子空间的无需输入参数的信息类聚，是需要通过结合算法性能一起分析的。

5 结语

网络技术发展的相关知识的拓展，这样的知识成本，从中文自然语言的处理，相关的发展，传统处理方法，从而对建模的相关核心问题处理。根据不同的限制条件，从而达到更好的处理效果，也能够通过实验，对中文自然语言信息处理，达到更准确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候敏.计算机语言学与汉语自动分析[J].第1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第4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第5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东巴文字；视觉传达领域；符号特性；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H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183-01

在中国西南边陲素有“七彩云南”之称的云南省境内，仅有50万人口的纳西族人创造了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东巴文”。东巴文始于纳西族人信仰的东巴教经师和祭师用于记载各种宗教仪式时的需要，因此产生的图画象形文字。后期伴随一千多年历史的变迁和传承，这种文字逐步摆脱了宗教的限制，而成为纳西族文字记录和日常沟通的语言规范。发展到今天的纳西族，年轻的后人们已很少使用这种文字，但其独俱魅力的符号特性和审美价值依然在视觉传达领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以形释文”——东巴文字的独特符号特性

东巴文字仅有一千多字，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在《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文化》一书中，将其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注音、假借、表音等七种类型，兼具表音和表意成分。

（一）表形的直观性

2004年，在云南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工作的和品正编著出版的《东巴常用字典》中，其通过传统的竹笔和蒿秆笔蘸墨手写的1000个常用东巴文字，个个形态优美、朴实自然。而东巴文字大多形态表达直观而凝练，识别性强。以“闪电”为例，其通过天空中闪电呈现的蜿蜒曲线表达出了直观意义上闪电的姿态。

（二）表意的多向性

由于数量的限制，东巴文没有形成像汉字这样庞大而清晰的字符结构，而呈现出一字多义的表意多向性。以“我们”为例，其以两个分别用手指向自已的小人图形表达。既可以表现“我们”，也可以表现“朋友”、“交谈”、“欢乐”此类语意。而这种表意的多向性，因结合不同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阅历而出现多层面的字意理解。

（三）应用的普遍性

再则，东巴文由于其形态的简洁性和图像化，而使其在不同的地域或国度，都有良好的适应性和通用性。在日常的信息交流过程中，东巴文字所拥有的广域性也是其它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这便是众多国外学者不远千里，远赴中国云南瞻仰东巴文字的魅力所在。

二、“以情绘图”——东巴文字的丰富审美价值

素有“书画同源”之称的东巴文字，其视觉效果朴实、遒劲，带有原始的古拙之气。从艺术的视觉审美来说，它具有极丰富的审美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元素的简洁性

从视觉元素的构成来说，东巴文字在其字素元素的选择上简洁凝练。在视觉传达的效果上，元素的简洁性决定了传达效果的一目了然。以“睡”为例，其通过一个躺在地上、垫枕平卧的小人图形，表达了简洁直观的“睡”。

（二）形式的趣味性

除去简洁性，形式的趣味性应该是东巴文字得以广泛传播的很大原因。它通过简单的点、线、面，把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景以一种生动有趣而又天真浪漫的笔画进行了描绘。就像一幅孩童随手涂画的抽象画一样，呈现出自然清新的气息。以“涉”为例，其通过一个拿着长杆，在河边蹚水的人形，栩栩如生的表达“涉”水过程中的情形。

（三）视觉的古朴气

在整体的视觉效果上，东巴文字有一种难得的古朴之气，就像一股历史的遗风，带来现代文明所没有的质朴。而这种古朴的气质，在视觉传达的过程中，可以借此传递给受众清新自然的感观体验。例如在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设计中，颇具古朴民族之风的东巴文字就能够在这些方面展现出良好的本土特色。

三、东巴文字在视觉传达领域的应用

（一）东巴文字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招贴设计中，我们通常在寻找有特殊意义的文字或图形元素进行不一样的视觉探索。而东巴文字的独特符号特性及丰富的审美价值正好符合了招贴设计中对信息传达和视觉装饰的需求。

1、东巴文字有效的信息传达功能

在一些招贴设计中，我们采用东巴文字作为其文字元素，通常具有良好的直观指示性。其无国界限制的图像文字，使其具备比语言文字本身更优越的信息传达功能。除去文字本身的语境，其图像的生动性将其语意表达得更加准确而清晰。

2、东巴文字美观的视觉装饰功能

除去信息传达功能，东巴文字图像化中点、线、面良好的装饰功能也可以在平面招贴设计中得到良好的应用。而在平常的使用过程中，如将东巴文字对常规文字进行整体或局部的替换，可以使整体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更具民族风情的装饰意味。

正如日本设计大师浅叶克已在其招贴设计中广泛的采用东巴文字作为视觉元素一样，他通过字体笔画的笔墨装饰与变化，使文字创作图形化因而呈现出不一样趣味性。

（二）东巴文字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东巴文字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在这里主要是指一些具有少数民族特色或独特地域风情的企业标志或商品标志。以中文网志年会的会标设计来说，其采用了东巴文字中“网”的字形进行了新的图形演绎。而“东巴·印象”驴肉汤锅餐厅品牌的标志中则将驴的形象进行了趣味性的表达，使“东巴·印象”的餐饮品牌呈现出更多的本土色彩。此类标志设计形式生动、古朴自然，能够以亦文亦图的方式准确的传达给受众以独特的品牌特性。

（三）东巴文字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而东巴文字在包装设计方面，更有比较突出的视觉表现效果。在商品包装过程中东巴文字的运用生动质朴，以有效的方式传达以商品的品牌信息或产品信息，让受众一目了然。虽然东巴文字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有其局限性，但其独特的复古文化气息也让其它的语言符号望其项背。以几年前日本麒麟公司出品的“日本茶玄米”为例，其饮料瓶的包装设计中就采用了独特的东巴文字，而这个包装的设计者正是上文提及对东巴文字感触颇深的日本平面设计大师浅叶克已。这款包装设计自上市以后，如愿得到了市场的一致好评。

（四）东巴文字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旅游产品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食物、饰品、服饰，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块，而东巴文字在其中的应用也完全释放出了其中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在现代的民族产品包装中，为了迎合现代人追求新奇的特点，把一些具有纳西族地方特色的产品用上具有东巴民族特色的包装，或者在包装上面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食物外包装中、民族小饰品内、服饰头巾上的东巴文字，无一例外的不在张扬着这份特殊而质朴的民族气质。

（五）东巴文字在店面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在店面展示设计中，传统的东巴文字配以简洁的排版、复古的色彩，便可以使普通的店面呈现出朴实宁静的气息。而这种独具韵味的传统气息，在都市的氛围中可以彰显出异域的色彩。在喧嚣的丽江古街上，随处可见的便是改良成传统风格的各色店铺，麦当劳之类的洋快餐品牌和中国银行之类的金融品牌无一例外。东巴文字在店面展示设计中的应用，不仅可以传播出不一样的民族风情，更能够使品牌文化本身更因地制宜。当然，东巴文字在店面展示设计中的应用，并不是来者不拒的，它必须考虑到品牌本身文化内核的适用性。

四、结语

总体而言，东巴文字在视觉传达领域的应用价值有其巨大的挖掘潜质，不管是传统的借鉴、抑或现代的改良，都可以在传承这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绽放出新的璀璨的生机和活力。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其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一个神秘的符号，这个符号凝聚着几千年的纳西精髓。而在浩瀚的中国民族元素的海洋中，东巴文字在视觉传达领域的存在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

[1][日]西田龙雄.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文化[M].中公新书，1966.

第6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墨子》英译本；翻译策略；文本意义；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6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39

1. 引言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和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与儒学并列为“显学”，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融为中华民族特性之一。《墨子》作为墨家经典，其译本是西方了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窗口，《墨子》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近100年中，西方人通过译介《墨子》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独特的墨家思想在其译介和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西方视域解读后的扩展、减损或变形的新解读。目前，关于《墨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还有许多空白点。本文以《墨子》一书中反映其核心思想的关键词句的英译为切入点，考察暗含于《墨子》字义符码转换差异下的文化策略和历史动因。

2. 英语世界对墨子的研究与《墨子》翻译的基本现状

《墨子》一书内容广博，包括政治、哲学、军事、经济、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认为，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英语世界对墨子的研究和译介却非常有限。英国圣公会牧师理雅各是西方最早关注墨子的学者，他在《中国经典》一书中，翻译了“兼爱”（上、中、下）三章。目前，西方英语世界流传最广的《墨子》英译本是梅贻宝和华兹生的选译本，但这两个选译本出版年代久远，而且对博大精深的墨学一直未能窥其全貌。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汪榕培教授和王宏教授翻译的《墨子》英译全译本， “它体现了时代的特点，为国外更多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客观了解墨子博大精深学问的平台”（王宏，2007： 326）。尽管如此，《墨子》的外译仍与《老子》、《庄子》等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本的异彩纷呈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有关《墨子》英译本的探讨和评述论文也很少。因此，在当前多元化的国际文化形式下，我们需要向海外全面译介墨子的文化思想，呼唤更多优秀的《墨子》外译本的出现，以期墨学的全貌被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

3.《墨子》传统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比较

Bassnet和Lefevere在合著的序言中写到：“翻译，理所当然，是原文文本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意图为何，皆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及诗学，并在特定社会以特定方式操控文学，使其发挥功效（Bassnett & Lefevere， 2007）。”所以说，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先确立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以维持译文或风格的一致。本文选取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译者的译本，寻找不同译本表现出的整体特点与译者身份、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3.1《墨子》英译三版本的选择

本文所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译本是：梅贻宝的英译本；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的译本；汪榕培、王宏的译本。本文选择这三个译本的原因是：前两个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最广，第三个译本是《墨子》一书的唯一一部全译本；此外，三位译者的身份极具代表性，梅贻宝是天津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进修。其译本紧扣原文，译笔流畅，讲究再现原文风格，用词高雅庄重。梅译本的出版时期，正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的时期，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鲜有传入西方，同时它也是较早的《墨子》选译本，时至今日，西方哲学界对此译本仍有极高的评价，“尽管译自上个世纪20年代，梅对墨子大部分作品的翻译仍是研究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标准资源”（墨子，2006：26）。伯顿·沃森出生于纽约，精通中日两国文字，专门从事中日古典哲学和文学翻译与研究，曾先后翻译《庄子》、《左传》等作品。西方评论界认为其译到了雅俗共赏，“无论是学者还是门外汉都能从他的译文中得到好处”（墨子，2006： 28）。汪榕培教授和王宏教授都是国内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和翻译家，在典籍英译方面取得过丰硕成果。其合译本是目前中国译者中最新的英文全译本。

3.2《墨子》三个英译本的比较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过“其实没有什么最佳的翻译，只有好的解说。任何翻译都对原文有所改变，而且，任何一种传统的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翻译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些术语对其文明来说非常重要，它们负载着一个复杂的历史，而且根植于该文明所共享的文本之中”（宇文所安，2003： 15-16）。下面，笔者将比较三个译本中暗含传统文化因素的译文。

3.2.1

在《非攻》（下）这章中，墨子提到：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梅译本：A red bird holding a gui by its beak alighted on Mt. Qi （9）， proclaiming： “Heaven decrees King Wen of Zhou to punish Yin （10） and possess its empire.” Tai Dian then came to be minister to （King Wen）. The charts emerged out of the River and chenghuang （11） appeared on land……

（9） Mount Qi i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state of Zhou before it overthrow Shang to become the succeeding dynasty in the Chinese Empire.

（10） Yin is the changed name of the Dynasty of Shang.

（11） Chenghuang is described as an animal of the family of the fox. Only， it has two horns on the back. This animal， if it ever existed， is now extinct.

沃译本：A red bird holding in its beaks a baton of jade alighted at the altar of the Chou state in the city of Ch’i and proclaimed： “Heaven orders King Wen of Chou to attack Yin [i.e.， Shang]7 and take profession of its state.” T’ ai-tien journeyed to pay his respects to the Chou ruler， the river cast up its chart， and the land brought forth the “riding yellow”beast8……

汪译本：One day， a red bird landed at the altar on Mount Qi of Zhou， holding in its beak a piece of jade on which the following words were inscribed： “Heaven orders King Wen of Zhou to overthrow the Shang Dynasty and take over all its territory.” The virtuous Taidian came to serve King Wen； a mysterious chart emerged out of the Yellow River； a magical yellow horse jumped from underground……

上面的段落里出现了一些中国文化典籍中常见的传统文化词，这些词语经历了历史文化的沉淀，文化意蕴深厚。因此，用较为妥帖的方式译出这些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词语，是每个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动机等的不同，他们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梅贻宝将“珪”译为“gui”，采用了拼音翻译方法。珪原为中国古代玉器名。长条形，上端作三角形，下端正方。中国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以为礼器。沃森则把“珪”译为“a baton of jade”，汪榕培则把“珪”译为“a piece of jade”。笔者认为，“珪”乃古代中国特有的器物，采用拼音译法能比较直接、清楚地反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器物，而沃译本和汪译本则采用了解释性的翻译，虽然易于读者理解，但失去了文化内涵。

“岐社”原指周文王所立的周室神社。但梅贻宝把“岐社”翻译为Mount Qi，也是采用了拼音译法，同时译者又在译文后加注。沃森将其译为“the altar of the Chou state in the city of Ch’i”。汪将其译为“the altar on Mount Qi of Zhou”。比较三个版本的译文，汪的解释性翻译更加贴近原文，而沃森的翻译与原文含义有偏差。而对于“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等词语的翻译，梅贻宝均采用了拼音翻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安乐哲也曾经说过“通过创造一个英文新词，来尽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几种内涵，……正是这些陌生的新词提醒我们，已经进入到另一个迥异的哲学世界”（安乐哲、罗斯文，2003： 194）。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该策略不利于对中国文化背景不够了解的异域读者，因此，配以加注的方法，对该词语进行解释则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但汪榕培和王宏教授的译本则对这些文化词语进行了解释性翻译，因为此译本的读者对象是普通的海外读者，因为如果在一小段文字中过多注释，则会打断读者的阅读速度和兴趣。

3.2.2

在句法结构上，英文和中文的差异很大。如果英文翻译模仿中文句法结构，那么就会晦涩难懂。所以说，要在译文中传达东方情调，句法结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以《墨子》一书中《非命》一章中的翻译为例：

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

When fate decrees that a man shall be wealthy he will be wealthy； when it decrees poverty， he will be poor； when it decrees a large population， this will be large； and when it decrees a small population this will be small…..（Mei， 1929： 145）

If fate decrees that the state will be wealthy， it will be wealthy； if it decrees that it will be poor， it will be poor. If it decrees that the population will be numerous， it will be numerous； if it decrees that it will be meager， it will be meager…..（Burton， 1963： 117）

If a man is fated to be wealthy， he will be wealthy； if he is fated to be poor， he will be poor. If a country is fated to have a large population， it will have a large population； if it is fated to have a small population， it will have a small population…..（Wang， 2006： 271）

原文多为四字短语，且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方法。虽然各个译本的译者都试图模仿原文的结构，但比较来看，汪译本句式更为简洁、有力，贴近原文文风，使读者感到自己在读原文，也能让读者通过译文感受到异国情调。

在译本对比中，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在典籍英译中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倾向。可以说，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文化态度息息相关。为了传播传统的中国文化，梅贻宝较多采用了异化法，同时译者也用了加注的方式，对文化缺省部分做了填补性的解释，阐明了掩盖在原文字面的文化内涵，方便了译语读者的理解，也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沃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由于其读者对象是普通大众，沃森在翻译时更加注重可读性和大众化，注重译本的生动性和流畅性，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化审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译本没有完全地再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没有全面传播墨子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汪榕培教授和王宏教授的合译本是一部全译本，它把被称为“绝学”的墨学全貌介绍给了西方读者。该译本多选择比较口语化的句型和较正式的词语来体现《墨子》一书的文体特点。

4. 结语

墨子文化思想的翻译与传播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文本意义，即《墨子》作为一种语言文字流传物的学术意义。二是文化意义，即墨子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的翻译与传播是一种文化行为，这种行为与其思想本身一样，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两种意义是统一的。众多学者研究《墨子》一书的文本意义及其翻译研究，正是为了阐发它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把贯穿社会历史的文化集合看成是一个大的文本，那么文化意义也就成了文本意义。同时，在中华典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以及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选用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准确无误地传递原文信息，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 Lefevere， L.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Preface.

安乐哲、罗斯文.《论语》的哲学阐释[M]. 余瑾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4.

墨子（Mozi）. Mozi. Wang Rongpei & Wang Hong Trans. [M]. Hunan：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6、28.

第7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对公民和法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给予有力保护。人们对名誉权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名誉权是特定的人享有的应受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1]因为名誉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对其素质、品德、能力等的客观认识。保护名誉权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他人对特定人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不得损害这种评价。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范围，我国宪法、法律都对其有明确的肯定与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名誉权三个字，但是已经潜在的说明名誉权受宪法保护。这个规定也为国家制定、实施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其有所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些规定都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有利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使人们免受精神痛苦，通过这些规定，也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以及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自由。[2]言论自由是表达思想、观点、见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社会就必然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开说谎，就没有人敢于真诚地探讨切中要害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它造就一个真诚、严肃、务实的人格，使人们得以超越对压抑的恐惧从而回复为人的本性和尊严。[3]言论自由极其重要，基本各开明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张千帆教授指出：“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会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进行压制”[4]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

法律既保护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害权利的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名誉诉讼可以有另外一种叫法，那就是言论自由案件。因为一方名誉收到减损总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5]正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调解，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点。对于调解这种关系，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平衡言论自由名誉权中，如果是公共人物（包括公务员和其他行使公共权利的人）涉及到公众利益时，言论自由优先于跟人的名誉权。

第二，如果是一般自然人或与公众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其名誉权应优先于言论自由；如果涉及法人的名誉，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优先于法人名誉权。

第三，公民在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发表的答辩状，如果正对具体的事实发表的言论，即便包含了一些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害言论，也不应该构成侵权。

第四，对于公民或者法人利用言论自由蓄意侮辱和诽谤他人，制造不真实言论，损害其名誉权的情况，名誉权收到绝对的保护。

当然这些只是调解名誉权与言论自由问题的一小部分，我也没有总结的十分全面，其他各个特殊方面，还需继续讨论研究和总结。

三、对名誉权与自由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若公民或法人因为他人的言论自由名誉权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解决：刑事救济和民事救济途径。下面我将做简单介绍。

首先，刑事救济。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即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而言论者则没有什么法律资源可以利用。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的规定，也没有规定侮辱和诽谤的免责条款。刑事审判主要是解决言论者是否构成犯罪，而没有很好解决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刑罚一脉相承，《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条例中也没有规定言论者的权利。

法律的规定无疑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但由于言论自由的存在，取消诽谤罪的刑事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美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经删除了诽谤的刑事责任，而是属于民事侵权责任。

其次，民事救济。上述提到的《民法通则》第101条，保护了名誉权。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更加细致的解释对名誉权的保护。民法也是侧重保护人的名誉权，而没有提及保护言论自由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代表言论自由位置低于名誉权，相反，言论自由的位置更高一些。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看，在于这种规定的制度效益。一种权利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被接受为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必定有一定的超越了表面的意识形态之论证的合理性[6]言论自由如此重要，所以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并须要证明如下三点：言论者主观上有法律上认可的过错（过失、故意或恶意伤害）、这种过错的行为造成了或可能造成实质性伤害、请求的限制不会具有太多的“外溢效益”而造成该言论者和其他言论者未来的言论自由权收到重大或实质性的限制。[7]

四、结论

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对公民法人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维护名誉权体现公民法人更加注重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切身权利，言论自由推动自由社会发展，保护公民提出自己思想观点，有利于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传播。然而当它们出现冲突时，必须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争取做到既维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又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使得名誉权和言论自由重新找到平衡点，完善解决机制。

【论文关键词】：名誉权言论自由关系解决

【论文摘要】：名誉权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两个重要权利，然而它们却有着紧张的关系，有时还会有冲突。本文通过着重论述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内容，法律对各自的保护保护，分情况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和处理冲突的解决机制这几个方面，研究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3]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4]李树忠、焦洪昌：《宪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3]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4]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第8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理论；于平；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理论界，于平是能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并头脑清醒的文化艺术理论学者。从文集《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该文集），于平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究，无论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把握上，还是在文化科技、艺术学和艺术教育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这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进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了。

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于平之所以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于平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是一种属性更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有创造先进文化的人，而且在于我们能否塑造出人的文化先进性”，“要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要有发展先进文化的紧迫感，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成为文化强国，不仅要有强国的文化而且要切实通过文化去强国，要形成与文化强国相对称的文化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这些体会和论断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点，不仅体现了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的深刻认识，而且也表现了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

于平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属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还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重要环节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于平认为：“从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文化力量形成于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中。文化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生产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创新力（原始创新、借鉴创新和集成创新）、集约力（产业化）、共生力（多样化）和拓展力（扩大再生产）。文化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传播力，具体而言，它包括保障力（基本保障）、共享力（均等服务）、弘扬力（价值张扬）和竞争力（科技进步）。文化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向心力（民族凝聚）、共处力（和平共处）、引导力（价值取向）和提升力（境界升华）。”（《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于平这种对文化力量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将理论认识转化为实践思路，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于平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于平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推动文化发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一种文化生产体制机制的形成，又决定于对文化产品属性的认识。他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产品的两种属性：“当我们转变观念，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有商品属性之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不同属性的文化产品区别对待，一方面则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遵循文化建设规律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创造活力》）这种对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平认为：“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意味着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要着眼于高端文化创新，要着眼于建立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相适应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准备’还意味着我们通过文化改革与发展而实现的‘文化转型’对内要有凝聚力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对外要有感召力和伟岸的精神魅力。”（《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在于平看来，文化创新是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文化创新就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创新，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应有的内在要求。

对于文化创新的途径，于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一是于平积极推动广大艺术家在适应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于平看到文化的“自律”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他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本体”是对无数历史“具体”的不断抽象不断增容，就在把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在强调艺术教育的“自律”时应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他律”。演艺教育要适应并且先行于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将对“实验艺术”的关注多一些转移到“实用艺术”上来（《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二是于平强调“文化创新”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文化体制创新和文化科技创新，认为前者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后者是发展艺术生产力。于平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大文化观来看，科技进步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存在的进步形态，科技进步既推动着文化创新，更促进“新文化”的孕育诞生。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文化服务的趋美近善，都与“器”的改造和应用分不开；并且，体现在这种改造和应用中的“创新”往往都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与发展路径》）。三是于平重视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重要作用。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高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于平认为：“文化产业的突起迅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对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传统文化业态领域的突破，文化产业的内在支撑是高新技术对‘文化’的选择性切入。高新技术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同型批量’并认为这是对文化产品追求精神个性的抹杀乃至扼杀。而事实上，当我们置身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业态因其传播力的式微而深陷于窘境之中。应当认识到，文化产业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传统文化业态生产的‘产业化’，而是顺应当代文化传播方式的业态提升和业域拓展。文化产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就由高新技术所支撑所推动。”（《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产品要好听、好看、好玩，要有观赏性，才能发挥文化娱乐功能。“观赏性从文化需求来说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娱乐功能有更深的关联，从文化生产来说则与高新科技推动的文化优质服务有更多的关联――高清观赏、虚拟观赏、互动观赏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在论及文化功能的娱乐、观赏等无形的精神需求之时，我们还应重视文化产品被人民群众日益认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质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属于物质生产的‘工艺业’回归为文化业态就是如此。”（《从文化产品看文化建设的系统构成》）这种分析不仅将科学技术与文化产品的开发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于平看到并非文化资源大市的深圳市在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中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文化立市”上后来居上，提出从七个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即面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技术创新，面向农村和小城镇基层文化服务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的技术创新，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创作及产品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教育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文化对外影响力的科技方法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于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时不是盲目的，而是时刻警惕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共同创造和分享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时的“文化殖民”或“信息殖民”。

关于文化创新的模式，于平特别重视“集成创新”。于平借鉴“科技创新”，认为文化创新也有三大模式，“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上，“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总是交替进行的，而“集成创新”更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大开拓、大融合时期。于平在区别“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认为，“集成创新”更强调“集成”主体的自觉，而“继承创新”更强调“继承”对象的权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正处在这种大开拓、大融合时期，因而于平较多地阐发了“集成创新”这种模式，认为“集成创新”一是强调对创新要素的选择、集成和优化；二是强调创新要素的优势互补、有机熔铸；三是强调创新成果的结构追随功能、要素服从结构。而实现这种“集成创新”则需要强化、培养四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创新要素及其有机集成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这既包括开放创新要素的空间跨界，也包括开放创新主体的思维跨界。三是协同意识。这意味着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力量，开放建构，有机整合。四是前瞻意识。即不仅关注“现实的文化”更要关注“文化的现实”，在与时俱进中实现文化转型（《“集成创新”驱动城市文化转型发展》）。在这里，从文化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四种意识”的培养，形成逐步递进的关系，也凸显了作者对于“集成创新”的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困境也往往体现在文化如何创新上。如何创新的问题，涉及人才、体制机制、市场环境、方法意识等方面。于平对于这些方面均有相当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有助于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推动文化创新。

总体来看，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研究，而且他在开展相关艺术批评时还将两个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使微观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维度，也使宏观研究具有切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艺术研究。

第二，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紧密地联系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并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深度的人文关怀，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和“以文化人”，特别强调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应“以人为本”和“为人民”。

于平看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而且站在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高度。于平清醒地认识到，有了先进社会力量的选择，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发挥其先进作用；有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武装，先进社会力量才成为真正的先进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文化是“为人民”的。于平认为这种“为人民”的文化首先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其次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他认为，物质的需求与文化的需求都是人民的需求，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人民大众也关心闲有所乐、玩有所趣、风有所雅、俗有所易、智有所启、情有所寄。人民大众所需的这类公共服务，虽不是最现实的利益但却是最基本的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推动文化发展需要增强创造活力》）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能够满足、都是适合于人民需求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既要有娱乐功能，也要有提升精神的作用。于平在透彻解剖“春晚”时提出了我们需更文化些的“春晚”这个发展目标。于平指出，我们置身于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春晚”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柳暗花明”。我们其实可以更淡定些，拒绝“过把瘾就死”；我们也可以更沉潜些，拒绝“吐口沫便红”；我们还可以更超越些，拒绝“撒个野装酷”……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文化些的“春晚”。在这个基础上，于平提出了“春晚”文化应提升的几个方面。首先，央视“春晚”要深化“问题意识”。第二，央视“春晚”要强化“精品意识”。第三，央视“春晚”要浓化“感恩意识”（《“春晚”文化与文化“春晚”》）。这样的分析、批评，应当说是有助于“春晚”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影响力的。

在这个基础上，于平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于平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透过“文化泛漫化”的种种现象，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化对“民生”的关注即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在文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文化”，但它可能深度关切“民生”，是大众需求文化的一个“进阶”，也是文化需求大众的一条路径，也看到有些当代文化对责任担当的放弃。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有“星光大道”的选秀文化，有“非诚勿扰”的相亲文化，有“开心辞典”的益智文化，有“一槌定音”的理财文化；还有抖落家藏的鉴宝文化，结伴驴友的酷游文化，解析病理的养生文化，“鸡汤”经典的“开讲”文化……，于平全面地解剖了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将“文化泛漫化”现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行为”的泛漫。除了选秀、相亲、益智、理财、鉴宝、酷游、养生等等，还有各种土产、特产借文化摆摊、用文化贴金、以文化牟利，由此而派生出诸如花草、水果、美食、佳酿、奇石、红木等“文化节日”。“文化节日”毫无节制的泛漫，给人一种口味重、心地不纯的印象。二是“文化产品”的泛漫。当下许多文化产品一方面是强化着物质形态特别是那些能交换出货币价值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是凸现出娱乐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于平认为，如果说“文化行为”的泛漫还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关注“民生”，那么“文化产品”的泛漫则在貌似对“民生”取向的迎合中放弃了责任担当（《文化泛漫化及其民生取向》）。与有些艺术批评家对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空泛的批判不同，于平对“文化泛漫化”现象的肯定与否定不是笼统的，而是建立在严格甄别不同“文化泛漫化”现象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艺术批评无疑是到位的，有助于人的文化发展。

于平特别强调“以文化人”即健康高雅精神品格的培养建构。以说“俗”道“雅”为例，于平在把握当代文化的“俗”与“雅”的辩证关系时毫无艰涩生硬外来词汇的移植和搬用，而是利用中国当代人活的语言包括日常用语和习惯用语阐明深刻道理。于平指出，中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则意味着“包容”。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雅”不仅存在于“文化整合”之中，而且体现为整合后“文化范式”的确立，即以“雅”为“正”。既然“以雅为正”，文化的认同和传习就有了明确的价值追求：善于修饰的文辞称为“雅训”，充满智慧的话语称为“雅言”，博大包容的胸怀称为“雅量”……相形之下，雅、俗之间就有了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接着，于平在梳理“雅训”、 “雅言” 、“雅量”等概念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规律。这就是于平在承认雅、俗之间的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引领，认为那些讲究品位、追求境界的文化人，不一定自封“高雅”但大多自鸣“清高”，不一定都能“超凡脱俗”但大多鄙夷“谄世媚俗”。拒绝媚俗可以是为着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可以是为着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文化的“以文化人”，就是“化人以雅”，就是使人的品貌、趣味、格调、境界都渐至“文雅”起来。在这里，“雅”成了“文”的内涵，“文”成了“雅”的表征。因此，我们在远离低俗、拒绝庸俗、摒弃媚俗之时，更要养文心、修文德、循雅道、育雅趣，既陶塑文化人格又提升文化境界（《说“俗”道“雅”谈“文化”》）。于平采用娓娓道来、层层剥笋的方式，阐释了俗与雅的关系，揭示了“雅”的内涵和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化人以雅”的目标和要求。

于平在文化艺术研究中还提倡说“人话”即努力讲好那些“唯实”的话，坚决反对讲不着边际的空话、言不及义的废话、惚如隔世的老话和人云亦云的套话。其实，那些空话、废话、老话和套话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之所以盛行甚至有些泛滥成灾，是因为一些艺术批评家严重脱离了当代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于平界定了这种“人话”的基本内涵，认为这种“人话”一是通俗易懂，二是通情达理，三是言简意赅，四是语近旨远（《文化的“平视”与“说人话”》）。说“人话”是对艺术批评的要求，当然也涉及“以文化人”的大主旨。在艺术批评中，于平不仅大力提倡说“人话”，而且身体力行说“人话”。可以说，这种说“唯实”的“人话”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的鲜明特色之一。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也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既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也极力推动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于平在促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时认为，与其纠结于科技之光会否损伤人文之光，不如思索人文之光如何借助科技之光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同时，他还提出了新的文化创意观，即既促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意”从“仿创”向“原创”的转型，也强调这种“文化创意”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传统舞台演艺的现代转化》）。于平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了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在梳理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历史时，于平既看到了外来舞蹈的积极影响，也看到了外来舞蹈的消极影响。于平认为，俄罗斯芭蕾学派是中国舞蹈当代建构遭遇的第一个世界语境。这种古典芭蕾挺拔外开的形态不仅顺应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心态，而且顺应了民族舞蹈系统建构的要求。因此，中国民族舞蹈当代建构积极利用古典芭蕾的构架整合戏曲舞蹈的构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舞对中国舞蹈创作观念和运动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就人体表现力而言，拓展了躯干运动的表现力；二是就空间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地面空间的表现力；三是就动作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动作过程的表现力；四是就语言表现力而言，拓展了“主题―变奏”（包括“变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表现力。但是，这种回归本体、回归本原、回归本我的西方现代舞对中国当代舞蹈发展是有消极影响的。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关注本体的同时不忽略主体，在关注本原的同时不放弃演进，在关注本我的同时不忘怀大众。”中国舞蹈的当代建构必然是中国社会当展的现实写照，因此我们必然要在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中创造中国当代舞蹈（《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从上可以看出，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以人为本，以大众为本，这既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立足点，也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于平的文化工作为他的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又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文化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于平将文化工作和文化艺术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于平既反对隔绝“源头活水”的理论研究，也反对迷失“表面现象”的对策研究，而是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于平的艺术研究虽然比较注重对策研究，但却是将这种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的。于平深知，如果对策研究没有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会迷失方向；反之，如果理论研究不能支持对策研究，就会无的放矢。因此，虽然于平的这些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的程度不一，但往往是有的放矢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其理论研究不会成为凌空蹈虚之论，也使其对策研究不会成为局于一隅之策。比如他关于演艺企业建设发展的研究，关于作为最近设立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建设问题的思考，关于艺术职业教育的把握，都体现了这种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自觉努力。

于平在推进演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时以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其中“增强内生动力”更是重中之重。“增强内生动力”包括产品生产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两个层面：产品生产营销层面需要提升创新、营销、资本运作和知识产权经营四种能力。我们演艺企业在其转型发展中，面临着新兴文化业态对受众的吸引和争夺。如何通过高端项目来凝聚优秀团队、并通过打造演艺品牌来成就优质企业，于平提出，第一，我们演艺产品的生产在表现生活时尚的过程中，不仅使时尚艺术化而且要使艺术时尚化；第二，我们要逐步把“时尚化艺术”的文化快餐精心烹制成文化大餐，通过艺术品位的提升使观众由“娱乐性”的消遣步入“仪式感”的信念；第三，我们要尽可能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要尽可能吸纳高新科技来强化演艺产品的视听感受，让演艺产品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风尚。不管是增强“内生动力”还是解决“自生能力”，我们都要靠项目设计，靠产品打造，靠品牌营销……唯此我们才有深化改革的动因，才有加速发展的动力（《演艺企业的内生动力与自生能力》）。这些洞见是于平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深入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引领思路的作用，对于演艺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演艺文化是以人的艺术表演为核心物的文化形态。它不仅以表演的内容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以其形态的兴替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于平提出，当前演艺文化建设不能不正视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不能不正视突飞猛进的当代科技正创造着人类文明的全新视野，不能不正视这个全新视野给我们演艺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平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事实上已不断对传统演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艺传媒的进步；二是演艺装备的改善。由于传媒的进步和装备的改善着手并已然建立起自身的演艺理念，这一方面体现出科技理性对人文精神历史图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演艺文化在科技支撑中的本体开拓。在这个意义上，演艺文化的本体开拓意味着与时俱进，也意味着与科技携手去建构时代的新人文！当我们申说舞台演艺遭遇高新科技是它的历史命运也是它的时代幸运之时，我们同时也坚信当代科技进步的翅膀可以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持久也更健康！（《演艺文化的科技支撑与本体开拓》）面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与其被动遭遇科技带来的冲击，不如及时合理开发利用科技，自觉将艺术与科技结合起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这无疑能够促进人们的文化自觉。

在艺术学研究中，于平深入地总结了以往艺术学的发展历史和全面地研究了当前艺术学的发展现状，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了艺术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于平深刻地认识到“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的领域，最精练的表达就是史、论、术三个方面。并且，史和论的主体应当是“术”的演进史和创造论。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各艺术样式本体之“术”的学理建构，没有这个“核心课题”的解决，我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成熟“学科品质”的学科门类。换言之，艺术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是“以道观器”并“以技通道”。艺术学提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只是为我们尽快完善“学科品质”拓辟了路径，而“学科品质”真正意义上并且是符合本体特征的建构，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辛与持久的跋涉。

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于平认为，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于平正是看到了当我们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和“问题意识”薄弱之时，我们发现不断产生“问题”的时代自身也是我们亟待关注的“问题”。他鲜明地提出：无论是解决时代的“问题”还是应对“问题”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学对策研究》）。如何去推动这个最年轻学科门类的发展，于平所论的史、论、术，所强调的“问题意识”，所倡导的“价值关怀”等等，都从战略的角度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相关联的是如何发展艺术职业教育。于平不仅有丰富的艺术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在艺术教育上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思想系统。于平指出，要深入地去思考艺术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深入地去思考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他提出，要考虑实行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要考虑推行艺学结合、校团结合、顶岗实习、回炉深造的培养方式；要考虑运行与就业环境贴近的教学环境、按岗位技术需求和技能标准去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最后当然是要建立以检验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于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后来又从事艺术教育管理工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形成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提出了艺术职业教育应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这就是：1.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2.终身教育与就业教育的关系，3.传承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系，4.实验教育与实用教育的关系，5.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的关系，6.学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关系，7.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8.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9.立场教育与视野教育的关系，10.统编教育与特色教育的关系（《教育“规划纲要”视野中的艺术职业教育》）。这些“关系”当然是艺术教育要妥善处理、合理调整的方面，提出这些“关系”，有利于艺术教育工作者自觉、科学地把握艺术教育规律，促进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出“正确处理”其实就意味着对既往艺术职业教育教学理念乃至教学模式的调整。我以为，这也是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最亟待解决的学科建设重任。

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而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写作，又是对学与思进行深化与升华的有效途径。于平能够在工作中学习，在研究中工作，并自觉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有利于他在文化管理工作中拓宽思路、丰富方法和创新办法。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他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资源的珍视，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对于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的积极维护，对于当下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辩证解剖，等等，都能够抓住关键并进行深刻把握，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文化艺术理论研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责任编辑：楚小庆）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Art Criticism： Review of Yu Ping's [WTHX]Cultural Horizon of Art Science

XIONG Yuan-yi

（Literary Newspaper Offic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125）

第9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教材插图；强化运用；策略思考

综观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插图可以说是篇篇都有安排，插图因为直观形象深受小学生的青睐。运用插图资源进行语文教学，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而且对阅读文本来说有一定的辅助解释作用，插图可将抽象的文字具体化，学生借助插图也可深入地了解文本内涵，增强德育和美育。现拙于笔端的是笔者平时插图运用的思考，恳请方家指正。

一、语文教材插图运用强化需学生以慧眼去读懂

小学语文教材的插图，内容丰富且覆盖面广。从形式上看,有单幅也有多幅；从内容上看，有绘画也有照片，绘画插图有国画有油画有工笔有写意；从具体来源看，有专门为教材而作的，也有从公开发表的绘画作品中选用的。插图风格各异，对小学生而言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从语文教学实际去看，大都比较简单。虽然我们让小学生阅读插图，但往往都是让学生去一扫而过，或者就是教师指着那些画面，围绕教材文本所需，给学生进行有目的地阐释。学生虽然也对插图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感触，但感悟不是那么自主和明显。对此，我们应当思考，插图的安排，可以说凝聚着编者的汗水与智慧，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做出的抉择虽然与教学需求是相融的，但体现不出学生的自主，其作用何在？因此，作为语文教材插图运用的强化，我们应当让学生以慧眼去读懂画面。譬如，教学《船长》一文，其中有船长随着船只沉入大海的插图，教学时，就让学生在适宜的时候阅读画面，让学生紧紧抓住此时此刻船长的面部神情，以自己的一双慧眼去阅读。学生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眼力和脑力有效而且是比较高度的结合，产生比较理想的思维。学生们不仅看到船长的神情，且而看到了船长那高度而又强烈的责任心。

二、语文教材插图运用强化需学生以个性去识别

我们应当肯定，入选文本中的插图，透露着一些信息，蕴含着一些情感。其中的信息也好，情感也好，对小学生而言站的角度不一样，产生的感悟应当是有异的。作为阅读教学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感悟，应当力求做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哈姆雷特从哪儿得来？需要从小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中得来。借鉴阅读感悟经验，小学生对课文插图的运用，十分需要学生做出个性化的识别与感悟。结合课文插图的应用实际，似乎人们总是围绕着教材文本，也总是围绕教师的意识，极力把学生引到非个性化识别的轨迹上来。因此，语文教材插图的应用上众口一词，很少体现出学生充满个性化的识别性表达。应当说课文插图运用，是不可能形成学生比较理想的语文素养的。由此可知语文教材插图运用强化需学生以个性去识别，完全有必要。让学生以个性去识别课文插图，作为老师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不要以自己对插图的分析代替学生的识别，应当允许学生表达自己在识别上的个性见解，或者就是独特见解，也许就是曲解。在个性化识别插图中，坚持让学生在获取共同见解上表达自己的不同，促进学生的个性识别兴趣、欲望的形成，在识图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能力。

三、语文教材插图运用强化需学生以辨微去促成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插图，一般说来不仅仅是一幅，有两幅，也有三幅的。尤其是那些叙事性比较强的作品，有比较多的插图。人物形象丰满的叙事性作品，不仅有人物的肖像，还有人物在事情发展过程中的细节描写上的特写镜头。这样的多幅插图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也有相同之处，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作为语文教材插图的运用需要让学生去辨微，促进学生对插图内容的识别，促进学生对教材文本内容的感悟。课文插图的学生辨微，让学生去连贯起所叙事情的过程，让学生能够从插图中发现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课文插图的学生辨微，如果注意让学生去做些适当的人物肖像的辨微，学生极有可能从人物的肖像上展开思维，揣度出人物的内心、人物的精神境界。譬如和学生一起学习《最后的姿势》，作品中安排两幅插图，一幅是谭千秋老师的正面免冠照片，一幅是谭千秋老师最后的姿势画图。在教学时，让学生揣摩谭老师的照片，学生便从老师极为善良的面容上进行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谭老师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老师，谭老师是一个深爱着自己学生的老师。由此意义上的思考和揣摩，促使学生的阅读感悟走上顺利而有效的轨迹。再比如让学生去看轮椅上的霍金，学生仔细地端详霍金的生活照，仔细研究着霍金的生活，发现霍金为科学做出那样的贡献，需要付出的是空前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当看到现在的教材插图不但具有开放性，也具有活力。有了开放、活力的教材插图，我们怎么运用它们改变语文课堂，还需要我们进行多元性的研究。

作者:胡巍 单位:江苏省句容市经济开发区中心小学

参考文献:

[1]高本大.让学生宁静地学语文[J].小学教学研究，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