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交易成本；建设项目：成本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古典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和“完全信息’。假设条件，认为具有优势差异的、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主体在社会分工中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导致了整个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假设条件进行了修改，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和“交易成本非零”的假设基础上建立了产权――交易成本研究范式。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是新制度经济学当中唯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的领域，最早是由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引入，然后由肯尼斯・阿罗、奥利弗・威廉姆森等人发展和完善。目前，交易成本理论已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被广泛应用于生产、流通领域和产业、组织与企业研究领域，但是对建设工程领域的研究较少。目前，建设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研究大多集中在实体成本上，由于建筑产品生命周期长、投资大，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交易成本较大，因此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对建设工程领域的交易成本进行识别和管理，对节约造价。降低工程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1937年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交易成本是指在搜寻所需信息，谈判、签订和履行合同等过程中所耗用的资源。根据威廉姆森的研究，交易成本分为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两类。交易成本的存在来源于人的两大天性：一是有限理性，即受人的见识、预见、技能、经验等所限，个体完全理性行动受到限制：二是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包括合同欺骗、反悔或者其他存在欺诈性质的行为，使得主体对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持警惕。

二、建设工程项目交易成本的识别

工程交易成本是指在工程交易中寻找交易对象、签订承发包交易合同、监督合同执行以及建立保障合同履行的机构和组织等，使合同顺利实施所需要的费用和付出的代价。

工程交易成本产生主要源于工程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合同主体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来搜寻信息来确定最优合同对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花费额外费用监督合同内容，以确保自身利益。工程交易的不确定性包括社会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合同双方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机会主义不确定性。

工程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合同主体需要组建专门的组织进行监控和管理，需要对方缴纳各种保证金或者为了避免巨额损失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这些都构成了工程交易成本。

(一)社会经济条件不确定性产生的交易成本。社会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指自然条件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的工期一般较长，在建设期内要面临建设地质条件的不确定性，暴雨、洪水、雷电、地震等自然条件的不确定性，建材、利率、汇率等市场环境的不确定，还有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行规等政策环境的不确定，这些不确定难以预料，在合同中不可能做出详尽的处理方案，而只能在工程开始前组织人员对相关信息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搜寻，或者在不确定性事件发生后组织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协调处理。在信息的搜寻和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交易费用产生了，主要有项目前期论证费、专家咨询费、相关资料的核实和审查费、工程保险费以及事故发上后处理工程变更和合同索赔发生的费用等。

(二)合同双方信息不确定性产生的交易成本。合同双方信息的不确定性主要指合同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如在招投标过程中，对于发包商来说，投标人的实际能力、经验、人才、信誉等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合同双方信息不确定性产生的交易成本分为签订合同的交易成本和履行合同的交易成本。

签订合同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投标保证金、投标方资格审查费、方案设计审查费等；履行合同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组建项目部、监理部所产生的费用。

(三)机会主义倾向产生的交易成本。机会主义倾向的不确定性指工程交易双方有意隐瞒、歪曲事实以获得额外利益，如投标单位有利用虚假信息投标以期获得中标机会的倾向，施工方有偷工减料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等。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业主方一般会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旆，组建代表业主方的项目管理机构，对工程交易过程实施监督管理，主要包括抽调业主方工作人员组成业主项目部和聘请监理方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管理。在这个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建管理机构的成本，包括组建费用和项目部人员工资等；二是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项目部管理、协调、解决争端等所花费的费用。

三、建设工程项目交易成本控制

(一)通过公开招投标加强市场竞争。在确定承包单位(设计、监理或者施工)时，竞争的激烈程度对交易成本有着直接影响。在市场较激烈时，各投标方为了中标，会尽可能详细真实地向发包方展示自身的实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标单位会好好把握机会，认真履行合同，以期获得后续项目，从而承包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得到遏制，降低了交易成本。

(二)合理选择工程发包方式。目前，建设工程发包方式有施工总包(DBB)，非型CM模式、多段分包(M-DB)、设计、采购和施工子那个承包(EPC)、分段总承包(M EPC)和交钥匙承包(TurnKey)等方式。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企业的出现是通过内部的组织来代替市场交易，由企业来分配资源、指挥生产，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如果建设工程项目采用设计、采购、施工、监管等一体化运作的方式，则可以把各个阶段因为信息收集、合同签订、监督管理等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变成组织成本，将市场交易行为变为组织行政行为，从而减小合同数量和协调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

(三)合理选择交易合同类型。目前，建设工程交易合同有单价合同、固定总价合同、调值总价合同、固定工程量总价合同、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目标价格激励合同和限定最高价格合同等。不同交易合同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在一般情况下。单价合同和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由于需要协调和确认的工作较多，交易成本较高，总价合同的交易成本则相对较低。

(四)构建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工程项目实施各阶段的主体构成了建设工程项目的供应链。建设项目的供应链将项目的成功与所有与之相关的企业的目标紧紧的联系起来，对链上所有企业的资源进行整合和统筹管理，使整体达到最优。构建稳定的工程项目供应链体系后，供应链上各企业是一种长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合同双方信息不确定性，减小机会主义倾向，从而使交易成本得到降低。

第2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内容提要: 文化冲突论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塞林最具代表性之学术贡献，而广州市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则为塞林文化冲突理论的分析与适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样本。拓展眼光，坚持运用多种视角整合性观测评价犯罪原因，将有助于使犯罪学理论达致即深刻又全面的理想性综合发展形态。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各种文化同时并存且相互间在不断进行着交流与融合。但不同文化的对立甚至冲突也从未停息，且在特定时空中这种对立及冲突还处于主导地位，而文化冲突在城中村这个农村和城市文化直接碰撞独特场域中表现尤为突出。美国学者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将犯罪归结为文化冲突的产物，认为文化冲突的日益激烈，使得人们难以承受异质文化的冲击进而导致犯罪发生。近年来广州市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逐渐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借助文化冲突理论，沿用“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食利文化之冲突一边缘人及文化焦虑的出现一选择犯罪”分析路径可以对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作出令人信服之解释。

一、文化及其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

（一）人类的文化解释命题

“文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是学界第一个对“文化”的含义进行专门意义探讨的学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从其广泛的人种史的意义上说，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法律、风俗以及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所掌握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整体”。[1]文化能够在刻画特定人群的精神气质，型塑其价值取向，铸造社会规范及国家制度等方面起着显著作用，因此，可以借助文化来对社会现象及其原因做出合理的文化解读，文化解释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而文化解释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话来说，就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过程，即把“文化”看作是“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一套风俗画面构成的生活景观，“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者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2]

文化解释命题的提出意义非常深远，其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及其所寄身之社会的研究视野大为拓展；同时也说明人类的存在虽然不能脱离其动物性本质，但人类社会却是一种超越动物本能的文化社会，因此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存在物，其最大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存在。美国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曾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大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讲，文化就是有关人类历史和现在全部信息的积累与沉淀，而相应地“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4]

（二）犯罪与文化冲突论

犯罪是一种以非法形式而合理存在的正常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集中体现了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是社会矛盾在人类某个生活场域激烈升级的具体叙述与写真。犯罪也是一种选择，其必然包含犯罪人在特定时空及特定文化中所具有的情感、理性和独断，包含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风尚和欲望，因此其与犯罪人的文化背景必然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著名犯罪学家严景耀对犯罪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曾做过精彩的评述：“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异。它是根据集体的一般文化而出现的，它既不是一个离体的脓疮，也不是一个寄生的肿瘤。它是一个有机体，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有它独特性的事物，并只能由它本身来解释……据此，如果不懂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换言之，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5]

而在犯罪学领域，对文化与犯罪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化研究并将之形成规范性学术理论体系的则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 Sellin，1896—]994）。

塞林在1939年出版的《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对文化冲突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塞林认为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社会变迁导致产生无数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生活情景都有自己的定义，对社会关系也各有各的解释，而对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却全然无知或每有误解。根据塞林对文化冲突的分类，文化冲突可分为外部的文化冲突和内心的文化冲突，所谓外部的文化冲突，是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某种同质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向异质性转化时产生的副产品。当某种同质的文化价值体系变为不同质的若干文化和价值体系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引起犯罪行为。但塞林认为，这种文化冲突引起的案件轰动一时，但是却不常见。所谓内心的文化冲突或心理冲突，是指个人从具有相互冲突的规范的不同群体中获取自己的行为规范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冲突就被人格化，深入到人的人格中，变成了一种心理现象。这种被人格化了的、互相冲突的行为规范之间的矛盾，具有最强的犯因作用。[6]因此，塞林得出了其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论点，即现代犯罪产生于文化冲突。详而言之：“刑法是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表现，犯罪则是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的产物；由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所以遵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就必然会产生违犯刑法的犯罪行为。”[7]

塞林的文化冲突论是西方犯罪学所公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述，而其《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自出版伊始就被社会学界和犯罪学界视为经典读本而被广泛阅读。塞林将文化冲突原理引入到转型社会或变迁社会的犯罪问题研究中从而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由此开辟了犯罪文化学的理论空间。

二、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

城中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和文化背景下，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的出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广州市385平方公里规划发展区内（不含番禺、花都区和增城、从化市）就有138个“城中村”。广州市城中村地理位置一般都相对优越，有的甚至居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如天河区石牌村、越秀区登峰街、白云区三元里、柯子岭等。“城中村”地区原村民宅基地私房相对集中而租金低廉、交通便捷且接近城市商业中心，自然成为外来农民：正首选居住场所。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到来使得“城中村”演进成为以外来农民工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的多元化居住区。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也渐渐成为广州市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资料显示，2000年第一季度，广州市白云区发生重大入屋抢劫案178宗，其中仅发生在城中村出租屋内就有134宗，占75％。而广州市公安机关近年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八成是在城中村的出租屋中藏匿被抓获的。[8]

综观当前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犯罪行为的“自我救济性”。农民工最基本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繁琐的程序、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城市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歧视使他们难以选择以合法方式实现其正当利益。

与此相印证，农民工犯罪通常表现为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侵财型犯罪，如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等罪种。据广州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类型前七名排序为：盗窃23.1％，抢劫21.9％，抢夺17.4％，伤害6.8％，犯罪5.9％，诈骗4.5％，2.2％。[9]这一客观事实充分说明：大多数进城农民实施刑事犯罪行为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攫取非法财富，这也显示他们企图通过盗窃、抢夺、抢劫和街头行骗等原始传统的犯罪方式来达到增加收入，摆脱生活窘境的强烈愿望。

以财产犯罪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犯罪证明了农民工大多是出于摆脱物质生活的贫困及心理相对失衡状态，不得已才作出越轨失范行为，而这种犯罪特征也为下文运用塞林文化冲突理论解释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提供了具体思路和适用对象。

三、文化冲突理论对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的解释

塞林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以社会学方法系统研究了文化冲突在犯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采集和引用了大量关于移民犯罪的实证数据来说明的观点，如一个原籍西西里的黑人在美国新泽西居住的时候，把一个勾引他16岁女儿的男子杀死了，因而被警方逮捕，当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时感到震惊，因为在西西里这是一种保护家庭名誉的行为，是正义的。再如当前苏联的法律延伸到西伯利亚时，西伯利亚部落中的一些妇女遵守法律、摘掉面纱，但她们却因违反某一部落最为神圣的规则而被她们的亲属杀死。[10]

塞林因此得出结论，即当在某地区长期生活中的成员移居到另一地区时，其原先具有的文化准则往往与迁徙地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相互抵牾，这一冲突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犯罪的发生。他认为：“移民犯罪常被认为系下列原因的结果：（1）新旧文化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2）从乡村迁移到城市；（3）从组织良好的同质社会迁移到无组织的异质社会。”[11]

塞林的文化冲突论被认为是最适合于解释下层阶级文化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和移民群体更容易实施越轨行为和犯罪的犯罪原因理论之一。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地理上分割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适用于城市周围毗邻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在人口流动迅速的今天，这一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代的迅速流动性使这种当代所特有的理论变得很中肯”。[12]城中村是城中村原住民居住地及对外来农民工的出租地，每一个城中村都存在着外来农民工打工文化和原住民食利文化不同程度的冲突。而城中村农民工犯罪本质上也是一种外来移民的犯罪，因此适用塞林文化冲突理论能够对其原因作出相对合理之解释。因此本文认为，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基本上是沿着“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食利文化之冲突边缘人及文化焦虑的出现选择犯罪”之轨迹演变的，并将按此路径对文化冲突理论在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的具体解释而展开详细论证。

（一）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的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的食利文化的冲突

韦伯曾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13]因此人的文化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和利益本身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共同的利益推动共同文化意识的形成，因此特定的利益集团往往就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涵。

原住民的收入大多来自村里分红和房屋出租，因此形成了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就以广州城中村原住民的生活为例，据相关报道，2001年珠江村村民通过分红和出租屋租金，村民平均年收入十万元左右：分红每股160元，三口之家每年可获益5万元以上；每套房租金以500元计，一年可收租金约5万元。[14]

而与此相对应，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大城市中，农民工的月工资普遍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15]而据相关资料，2000年广州市区84.81％的流动人口属于“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并且75％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水平，月平均收入仅500元左右。[16]

同时，由于外来农民工对其而言不仅是治安隐患的制造者，也是稳定的房租来源，城中村原住民对外来农民工往往持一种既歧视又接纳的矛盾心态。在城中村中，原住民往往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来面对外来农民工，如共同协商提高租金，共同处理由于房屋出租而和外来农民工所产生的种种纠纷。在这样的群体意识和规范中，村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很强烈也很深刻，原住民将外来农民：工作为不可或缺的异己分子看待。生存质量上的差异以及身份地位的歧视在无形中就造成了打工文化与城中村原住民的食利文化的冲突。

（二）边缘人及文化焦虑的出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劳动力的转移，商业和旅游业——这种大规模移动的结果是巨大的。个人的平衡、社会生活和制度的稳定性以及传统价值都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和变化都要求人们能够以空前规模的变化去适应。”[17]而事实上外来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而适应城市文化，但由于在城市中长期生活，其文化观念与乡村传统文化已有较大的断裂，因而就具备了介于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边缘人”的尴尬身份，进而具备一种普遍性文化焦虑。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会造成了许多潜在的焦虑，但文化焦虑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始终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和社会运行，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提供标准的文化底座，但同时又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已经受到威胁、陷入合法性危机、值得重新反思时，那种发自人之生存的焦虑和危机感的确是令人震撼的。这是一种在无边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失去依托、丧失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的茫然无措的焦虑和困惑，是一种在茫茫荒原上寻找生存之指路灯塔时，身心疲惫、长途跋涉的迷惘。”[18]普遍性文化焦虑的存在，使得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存在着精神忧郁、愤懑不满、焦虑困惑的感觉。其中会有一些人面对精神压抑可能会心态失衡，做出一些偏激的越轨行为。因此文化焦虑就为农民工可能的犯罪行为埋下了伏笔。

（三）犯罪：城中村农民工可能之选择

“如果权力、财富和声望之间高度相关，那么被排除在权力、财富、声望之外的人会变得忿忿不平并接受冲突手段。”[19]相应的，外来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之间在收入、地位方面的巨大差异本身就孕育了社会冲突的因素。而由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农民工边缘化意识及文化焦虑则对于其犯罪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塞林指出：“文化冲突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奉行一个群体的规范，就有可能造成违反另一群体的规范的结果，所以，如果遵守下层阶级的行为规范，就有可能违反中产阶级的行为规范，但是行为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按下层阶级的行为规范行动而已。由此可见，犯罪及其他越轨行为，都是遵守一套与主文化不同的下层阶级文化的产物。”[20]而对于农民工而言，文化冲突对其有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意义。首先，文化冲突使得农民工产生了强烈的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但同时文化冲突又是其消解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的最佳手段。正如文化相对主义者所主张：“不存在统一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精神、象征、观念和命运，他们因此具有同样的重要性。”[21]农民工有着对自己群体文化体系中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在面对在文化冲突中，为了摆脱边缘意识和文化焦虑，他们会蔑视未能反映出来他们利益要求的主流社会的文化规范，而坚决捍卫自己所在群体的文化价值。对此有学者曾指出的：“在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突然感到无所适从，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今天的世界已变得不再可信了。这将导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并蕴育着巨大的危险。人类不像动物那样，他们缺乏对付危险状况的直觉应对本能，因此人类在危险来临的情况下，总是动用曾用于解决生存问题的文化工具。”[22]于是，在农民工发现用主流社会所倡导的行为方式并不能获得自己满意的成功目标时，就会主动构建包含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规范体系。

依照塞林之理论，刑法是主流文化中的行为规范的反映，犯罪则是对这种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直接对抗。而广州城中村农民工通常实施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侵财型犯罪，企图通过盗窃、抢夺、抢劫和街头行骗等原始传统的犯罪方式来达到增加收入，从而使其犯罪行为表现出“自我救济性”的犯罪特征。其遵从和坚持其“为生存而越轨”的文化信念就必然会导致和城市主流社会文化所认同的法律规范相冲突，进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农民工犯罪就是文化冲突的直接产物，其通过犯罪不仅能够满足其生存愿望的现实要求，而且创造了缓解边缘化意识及文化焦虑的宣泄出口。因此，文化冲突理论就得以对城中村农民工犯罪作出颇有信服力的解释。

四、文化冲突论多视角整合性研究范式分析

“知识在本质上是视角性的，因而对于一个异质的现实需要从多重视角去加以解释。”[23]而视角则决定了理论的研究方法及其分析路径。由于犯罪现象的复杂性，应该对其进行多视角的研究，在每一个视角中审视犯罪现象某一独特的侧面。而从犯罪学自身发展来看，其实质是借助不同视角与方法，整合人类学、文化学、行为科学、教育学、伦理学、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等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而形成综合性知识体系的有机组合，因此其本身就是一门整合的学科。因此，多视角研究固然必要，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打破视线限制，将目光在不同领域相互流转，促进多种视角相互交叉融合，形成犯罪学研究的某种综合性知识结构，才能促使其在大的方面对犯罪原因达致某种整体性把握。

文化冲突论从其本身来讲也是一种多视角的综合性的犯罪学解释方法论，因为其本身就具有知识的发散性与开放性的特征。文化冲突理论不是单纯的文化因素的运用，而是借助体现一定文化理念的经济、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特征对犯罪原因进行深层次综合性探究。其跨学科研究模式体现出一种开放而多维的理论进路和研究方法，从而打破了传统犯罪学单线条研究视阈和封闭的思维模式。传统犯罪学理论，仅从人的自由意志或人的生理或心理的某个方面论述犯罪的原因。这种封闭式的单线思维方式使犯罪学思维样式沦为僵死的教条，丧失了自我拓展的空间进而导致方法论上的陈旧与贫乏，因此不可能解释复杂多样的犯罪现象。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除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之外，拉伦斯·雷·杰弗利的犯罪行为的科际整合理论、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以及罗伯特·金·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属于多视角整合性犯罪学理论，其中都融入了众多的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成果，也都在特定语境中对特定犯罪现象之原因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包括文化冲突论在内的各种整合理论，坚持犯罪学的多视角整合性研究方法，克服一元化思维模式，无疑是犯罪学学科范式的重大转向。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广州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并非仅有一种合理的解释理论，并且文化冲突理论并非可以解释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犯罪现象。而事实上，犯罪学的各种方法和理论都是局部性知识和局部性理论，因此任何犯罪学理论都不能异想天开地为自己设置一个不切实际的宏大理想，试图凭一己之力而提供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真理。尽管文化冲突理论作为一种多视角综合性的犯罪学理论，体现出了文化视角论研究的独特价值；但从更为宏大的开放性多维视野中来看，其仍然是犯罪学适用范围相对广阔的研究视角之一，不可能包罗万象，解释所有类型的犯罪现象，所以不能对文化冲突理论抱有过高的幻想。任何理论都有其射程，都有其有限性和相对性，而不能无限扩张。在特定场景中都能够发挥其无可代替的独特作用，但同时也一定要对自身的局限性抱有清醒认识。因此在特定范围内对特定犯罪现象发挥其特定的解释功能是对文化冲突理论最好的学术定位。

参考文献

[1]曾小华．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2．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7—18．

[3][美]R·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4]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45．

[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54．

[6]吴宗宪．西方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1—482．

[7]李锡海．文化与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72—173．

[8]张孔见．城中村大透视[J]．城乡建设，2001，（6）：53．

[9]《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7．

[10][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美]索尔斯坦·塞林．犯罪：社会与文化[M]．许章润、么志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6．

[11][美]塞林．文化冲突与犯罪[J]．许章润译，青少年犯罪研究，1997，（8）：12．

[12][美]路易斯·谢利．犯罪与现代化[M]．何秉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23．

[13]何怀宏．观念的力量[J]．读书，2008，（1）：112．

[14]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97．

[15]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22．

[16]张晓峰．廉租房的进入、退出机制与资金解决，http：／／blog．sina．com．cn／s／blog-4dOc2166010009hs．html．

[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19—120．

[18]衣俊卿．20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J]；求是学刊，2003，（3）：10—11．

[19][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65．

[20]吴宗宪．犯罪亚文化理论概述[J]．比较法研究，1989，（3）：83．

[21]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

[22][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M]．郦红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66．

第3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日本；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10C-0028-02

科学技术在不断给人类创造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纵观国内外的众多安全事故，一部分是因为技术的缺陷导致，一部分是人的道德缺陷导致。这说明当今社会的良性运转，不仅依赖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也需要依赖人类较高的道德素养。

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出现各类安全事故，而且呈现出一种高发态势。但是国内目前还未充分重视技术伦理教育，很多高等院校还没有开设这类课程。所以日本的技术伦理教育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社会背景

在信息时代，科技对社会各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不管是科技研发人员，还是产品设计人员都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目前技术伦理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对技术人才的普遍性标准。例如，华盛顿条约加盟国、APEC加盟国、欧洲多国技术协会联盟FEANI先后制定了技术伦理方面的具体制度。这说明技术伦理已成为针对技术人才的一项国际性标准。

日本在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例如1999年9月东海村JCO核燃料加工设施事故，2000年6月雪印乳业乳制品中毒事故，2000年7月三菱汽车秘密回收事件，2005年11月齿建筑设计事务所抗震强度作假事件，2007年10月吉兆船厂修改消费期限事件等等。这些安全事故中，有一定的技术原因，也存在一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伦理道德问题。从这些事故中日本逐渐认识到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要意义。目前日本不仅把技术伦理教育写入技术人才教育认定结构JABEE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而且很多高职院校相继开设了相关课程。例如，八代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制定了技术伦理综合教育计划，津山高等专科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了技术伦理教育等等。这些教育措施对日本的科教立国，科技造福于社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日本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概况

日本的技术伦理教育是一项面向全社会的素质教育。在国家层面，日本为了保证技术人才教育的质量，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JABEE），并且在该机构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指出：“所有工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需要包括技术伦理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技术伦理教育已成为日本技术人才培养的全国性、强制性要求。

日本技术伦理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们从社会、伦理等视角来认识和解决技术或工程问题。一些日本学者指出：“让技术人才了解技术对自然环境、社会、个人生活产生的影响，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 目前日本很多高职院校开设了技术伦理课程。

技术伦理教育，让学生深入认识技术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提升了社会责任感。

三、日本技术伦理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技术伦理教育是我国进入科技时代的必然要求。日本很多大型工程的质量过硬，很多高科技产品的质量精良。这一方面与科技的不断创新有关，另一方面与技术工作者的良好伦理道德素养有关。后者不仅保证了产品质量，而且提升了日本社会，乃至每个日本人的生活安全系数。所以我们在向日本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需要学习和借鉴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软实力”。

技术伦理教育也是我国治理目前各类安全事故高发态势的需要。当前中国的各类工程安全、产品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仅仅组织几次打击行动就能奏效，而需要启动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其中包括对人们长期而深入的道德教育。

技术伦理教育目前已成为技术人才培养的国际性标准。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我国的技术人才也将走向世界。所以我们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使中国的技术人才具备符合国际社会要求的综合素质。

（二）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措施

技术伦理教育是个社会系统工程。培养人们良好的技术伦理修养，不能仅仅依靠某个个人或者某个组织，而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整体规划，启动社会系统工程。在技术伦理教育中不仅有政府管理部门加入，而且需要各个院校的参与，甚至需要各个专业协会加入。

学校在设计技术伦理课程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开设不同侧重点的技术伦理类课程，组织课外活动和学术讲座。在教学中，可以深入挖掘和利用本土案例，好的案例分析有利于达到教学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日本高职院校开展的技术伦理教育，在提升本国技术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安全利用科学技术，与国际技术人才培养标准接轨等方面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些对我国迎接科技时代，解决当今严峻的技术公害问题，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技术人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2010年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高职院校《科技文化基础》课程的建设研究”（编号：NJ10277）；2009年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科研项目“高职院校人文素质类课程改革研究”（ 编号KY200909）。

参考文献：

[1]札野.技g者理教育の国H的酉颏任窑国のF状[J].菅Щ嵴I，2004，（10）.

[2]三木 哲也.技g者理と学会[J].子情笸ㄐ叛Щ 基A・境界ソサイエティ Fundamentals Review ， 2009，（3）.

[3]藤江邦男.日本における技g者理と事故の事例学[J].工学教育， 2001，（2）.

[4]杉本泰治. 技g者理教育のF状とn}[A].土木学会文集H（教育）[C]，2010，（2）.

[5]田正，吉永洋D.津山高における工学理教育のg践[J].工学教育，2006，（1）.

第4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4 — 0125 — 02

伴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发现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的危害。“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归根到底是‘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总体上呈现出‘为人’的伦理本性，因此，推进科技‘人化’是规避科技‘异化’的有效途径。”〔1〕科技伦理是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它体现为科技活动中从业者的职业态度、方式、价值取向等。科技伦理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加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对我国国人、科技、社会和生态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

一、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上除了要体现普通高等教育的共性要求，还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要求。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中明确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因此，科技伦理道德是高职人才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内容。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一部分教育者往往从道德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出发，片面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服从与遵循，忽视科技伦理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服务与促进作用，忽视个人在面临道德向题时能动性的发挥，体现在学校德育教学中，表现为教育者重视道德知识与行为规范的学习，忽视学生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理想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科技能力和解决道德冲突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科技活动中的种种问题时无所适从，是非难辨。

（二）割裂思想道德教育与科技伦理教育的联系。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高职生科技伦理的发展水平从一个方而体现了社会道德的整体发展水平。高职生是“准职业人”，毕业后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科技伦理素质的高低对社会职业道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良好的思想道德是形成良好科技伦理的基础，科技伦理是思想道德在科技活动中的迁移和体现，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有些学校在教育实践中片面强调科技伦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日常基本的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的培养，甚至用科技伦理课取代思想道德修养课，这些做法既有悖于学校德育目标，也违背了科技伦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三）科技伦理教育方法缺乏针对性。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生命技术、环境技术、生态技术的发展，提出许多科技道德问题。核技术的发展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核保密问题、核控制问题、核人权问题、核和平问题。”〔2〕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破译遗传密码的伦理问题、基因重组工程的伦理问题和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等等。计算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信息价值伦理、现代信息产权伦理、现代信息竞争伦理、现代信息隐私伦理、信息安全伦理和现代信息战争伦理等等。”〔3〕高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装有许多好东西，用之不当，就可能导致战争危机、生命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因此，需要专门的道德规范对其加以引导。然而，有些老师在讲授科技伦理过程中采取满堂灌的方式，注重对科技伦理规范进行抽象的阐释，内容缺乏现实针对性，忽视学生自身对科技伦理的理解、体验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有的教师教学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理论和实际脱节，听起来索然无味；有的老师只要求学生死记书本知识，不注重具体行为训练等。这严重影响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

（四）行业科技伦理教育特点不突出。“科学的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问题不是什么外在的，而是伴随着对真理的探求产生的。”〔4〕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对高职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高职生受个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由此带来的是他们的科技行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偏离科技伦理规范。因此，高职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是高职学生就业成功和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多数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局限于一般科技伦理教育。强调作为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科技伦理的共性要求，面对各行业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则很少涉及。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科技伦理教育不够重视，认为那是实习单位的事；二是有些学校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师对行业科技伦理研究不够深人，往往对行业科技伦理内容的讲解泛泛面谈，一带而过。

二、改进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途径

（一）坚持科技伦理教育的基本原则。1.系统性原则。包括：内容的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应包括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价值现、科技理想、法律意识、科技生涯设计与指导等内容；教学组织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的组织包括理论知识学习、行为训练、实践学习等多种途径；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即要根据学生不同人生发展时期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的科技伦理教育。2.实践性原则。科技伦理教育必须与各种实践活动相结合，即使是课堂教学，也需联系具体的科技行为，引导高职生真正领悟科技伦理规范。3.开放性原则。包括：教学主体开放，即要聘请校友、实业家、劳动模范等成功人士举办讲座并与学生交流，用他们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开放，即既要讲中国科技伦理的案例，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案例；教学手段开放，除常规课堂教学外，还要采用参加企业活动等教育形式。4.行业性原则。要求在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业科技伦理教育。

（二）构建系统的科技伦理教育内容。1.科技价值教育。科技价值观是人们对科技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看法，是构成科技伦理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价值观教育包括：正确认识科技与专业的关系、科技对人生发展的意义以及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2.科技理想教育。科技理想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在科技活动中的奋斗目标，对科技行为起引导、激励作用。科技理想教育包括：认识科技理想的作用和意义、实现科技理想的途径和方法以及根据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制定目标明确、内容翔实、措施具体的科技发展规划。3.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包括：科技伦理基本规范教育和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应的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4.现代科学精神的培养。包括：认识创新的意义、树立创新理念、掌握创新方法与途径、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正确对待竞争中的种种挫折和团队合作精神等。

（三）全方位实施科技伦理教育。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科技伦理教育。要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容较少的现状，让科技伦理知识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包括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规范、科技生涯设计、科技活动中的法律规范、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实现等，要避免了学科知识的简单陈列。2.通过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加强科技伦理教育。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可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能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3.充分利用实习强化科技伦理规范教育。科技伦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借助实践可以使学生领悟科技伦理并外化为职业行为。实习前要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理论教育；在实习过程中，既要请实习单位的管理人员或岗位能手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的讲解与示范，又可以由指导学生到实际操作现场感受和体会科技伦理和从业精神的内涵；实习结束后要学生结合自己经历反思科技伦理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的重要性。4.利用专业课教学渗透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岗位对应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伦理教育有助于专业技能的习得与提高。因此，科技伦理教育要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相结合，尤其是行业科技伦理规范的学习与掌握和专业课教学与实践联系密一切，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应该对学生进行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纳入学习中。“还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去。如对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应开设技术伦理、工程伦理课程；对环境与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则开设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等课程。”〔5〕

（四）改进科技伦理课教学方法。1.案例教学法。科技伦理尽管是抽象的，但体现在大量鲜活、具体的生活中。教师既可以在教学中通过科技实例的列举和分析，变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生动，使学生的认知水平从真实的案例中得到提高；也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相互交流分享，加深对科技伦理的理解。2.讨论辨析法。我国正处于杜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学生，青年学生虽然主体意识增强，但思考和辨别能力不足，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或模糊不清，或极端片面，或矛盾重重。在科技伦理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某些科技伦理问题组织讨论，让学生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并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和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讨论成辩论中澄清自己的科技伦理观，明确自己的科技行为的后果与责任。3.榜样示范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具有很强的示范和精神激励作用。在科技伦理教育中，要善于列举学生在生活中容易感知的人，如本校的毕业生、本行业科技专家等，用他们的科技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4.企业文化感受法。企业文化感受法实际上是一种情境教学法。企业文化是企业塑造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凝聚着企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科技伦理也融合在企业文化中，显理着时代感、形象感，既生动活泼，又真实具体。因此，学生在体验企业文化的同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伦理文化。感受企业文化的途径很多，可以观察或参加企业的各种活动等。

〔参 考 文 献〕

〔1〕牛庆燕.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与科技人化的伦理应对〔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

〔2〕李庆臻，苏富忠，安维复.现代科技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67.

〔3〕杨荣.当代科技伦理的焦点问题〔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28.

第5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工程伦理 渗透式 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自2010年教育部启动“卓越计划”启动以来，许多高校对工程伦理教育的研讨和实践不断推进，呈现出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在教育方法方面，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显性的主渠道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将工程伦理教育纳入到工程教育目标及课程改革中，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将工程伦理教育课成为工程教育的必修课、选修课。另一种模式是隐形的渗透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将工程伦理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校园文化、大众传媒、教师人格等学生可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或活动中，通过这些事物或活动，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渗透，从而增加学生的工程伦理认知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渗透式教育可以弥补显性教育的不足，因此，应当进一步探讨工程伦理的渗透式教育的载体与途径，使之与显性教育互相弥补、形成合力。

1 加强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的必要性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是指在理工类大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将教育的意向、目的渗透到专业课程、校园文化、大众传媒、教师人格等学生可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或活动中，通过这些事物或活动，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渗透，从而增加学生的工程伦理认知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养成。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是适应大学生思想接受方式变化的需要。当代大学生善于独立思考，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现成的观点和理论，特别期望能够主动探讨他们所关心的社会、人生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去寻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答案，厌恶单一的理论灌输。因此，只有当他们真正从心底认可这一观念时，才会心悦诚服接受。传统的灌输教育则易使他们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改变，迫切需要与改革的教育方法，渗透式教育方式适应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接受方式的新要求。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是思想教育方式创新的需要。渗透式教育以宽松、自由、愉快的氛围为前提，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学生作为独立、平等、自主的个体参与进来，被灌输的意识自然淡化了，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渗透式教育的主要载体不在课堂，而是在校园里，在亲身参与、关注的社会实践中，在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中，尤其是在不良的工程行为给个人、家庭、社会和人类带来的损害和反思中。通过潜移默化，引导大学生真正领悟出工程伦理的价值。在工程伦理教育实践中，采用渗透式教育方法的效果比较好，逐步成为一种潮流。

2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的主要载体

渗透式教育具有与渗透式教育的互补性，将渗透式教育融入高校工程伦理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和需要，寻找有效发挥渗透式教育的载体，挖掘渗透式教育资源，是当前实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新契机。

发挥渗透式教育的优势，改革工程伦理的课堂教学。在显性教育中的注入渗透式教育，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肖平教授指出：“工程伦理学的目标是帮助那些将要面对工程决策、工程设计施工和工程项目管理的人们，建立起明确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价值眼光和对工程综合效应的道德敏感，以使他们在职业活动中能够清醒地面对各种利益与价值的矛盾，作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要求的判断和抉择，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与踏实的敬业精神为社会创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①因此，工程伦理教育应当结合不同专业的具体要求，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基于此，工程伦理教育应渗透于学生所修的所有课程，并贯穿于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针对学生的成长规律，在不同学历、不同阶段设定相应的伦理教育内容，进行有针对性、趋向性、连贯性的引导和教育。例如，专业概论课至少应该把工程责任感等内容作为重要部分来讲解。在新生入学教育内容中，除了通常包含的专业介绍、校纪校规教育等内容外，应增加与本专业培养目标相对应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教育。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更应安排特定的章节做工程伦理专题教育。教师也应结合专业特点，把工程伦理的内容渗透到各门政治理论课中。

及时开展以重大事件为主题的工程伦理教育。徐匡迪在谈到工程师的培养问题时指出：“新一代工程师必须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有新的工程理念和新的工程观。在培养新一代工程师时，必须重视进行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而不能只注重技术，不能忽视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工程师不仅要改造社会的物质面貌，而且必须为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福祉服务。”②近来，关于路桥的坏消息接连不断。从江苏到浙江，再到福建、黑龙江等地，近几年相继出现了多起桥梁坍塌事故，损失之惨重，让人触目惊心。面对这样的重大安全事故，工科院校理应就此重大事件进行主题教育并展开工程伦理的大讨论，让学生深刻感受责任感、使命感对于工程师的重大意义。

培育积极的校园文化。在高校工程伦理教育中，充分挖掘、利用校园文化中的育人因素，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实现渗透式教育，旨在构建陶冶式的教育模式。所以，校园文化在隐性的、间接的教育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大到校园建筑、亭台雕塑，小到一草一木，上到校长教师，下到每个学生，都是校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优化校园文化，使其成为对学生进行熏陶和教育的一个载体，是我们在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

充分利用校园传媒。学校的校园传媒，包括校园网络、广播电台、电视台、LED屏幕等，具有传播快捷、受众集中、学生乐于接受等特点，这无疑为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发挥校园网的工程伦理隐形教育载体功能的过程中，我们应继续努力研究如何才能使校园内网更好地吸引大学生的眼球，自愿浏览校园网页的规律，采取措施，使学生在上网过程中，入眼、入耳、入心，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式教育效果。

总之，在有效发挥显性教育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充分发挥渗透式教育的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才能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工程伦理素养，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卓越工程师，开创高校工程伦理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本论文为北京工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ER2011-C53）

注释

第6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职 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伦理教育

［作者简介］郏雁赋（1957- ），男，浙江黄岩人，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人文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浙江 台州 318020）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5-0051-01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特定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的职能，在社会个体基本道德品德、伦理素质的养成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功能及目的上，又具有随高职教育性质、目的等与生俱来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简而言之就是具有较为突出的职业指向，即高职教育必须在培养职业技能的同时培养职业伦理。职业人的职业伦理并不仅仅是一些有约束力的自律规范，而且还包含一系列更重要的理想、信念及伦理情感等。只有把职业同生命的尊严及人的解放相结合，职业伦理才能真正达到伦理的层次，职业生涯才能带给从业者以真正的快乐。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拥有丰富的课程资源，只要我们在课程讲述的方法、题材及角度等方面稍加侧重，就可以发挥职业伦理教育的无限潜能。

一、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1.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职业伦理教育合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职业伦理体现了社会生活对现代人的底线伦理要求，它关系着人所以为人和何以为人的基本伦理规范是否能够落实，而培养伦理上合格的人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本任务。职业伦理的完善是现代个体道德完善的题中之义，如果职业伦理出现重大缺失，那么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很难达到。高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先达到职业伦理教育的目标，只有达到了这个目标，才能达到课程本身进行一般道德教育的目的。

2.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职业伦理教育是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在要求。职业伦理虽然在职业生涯中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依靠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但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伦理教育，而伦理教育一定不能脱离人生观、世界观的养成。只有在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积极健康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所要达到的目标源于伦理根本的系列规范，其系统性、严肃性等完全依赖于人生观、世界观这一本源，如果失去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职业伦理的严肃性、系统性就无从保障，而失去严肃性、系统性也就意味着职业伦理丧失了其根本属性。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职业伦理教育可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从职业伦理的本源上着力培养、巩固，从而保证职业伦理的严肃性、系统性。

3.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职业伦理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伦理自觉。职业伦理教育有利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功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健康、严肃完整的职业伦理。在进行职业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开设有针对性的理论课程，系统讲授职业伦理意识及规范，指明职业伦理养成的关键环节及影响要素，提高学生养成职业伦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依托职业实践，积极援引在职业伦理方面表现突出的榜样进入课堂教学，充分发挥榜样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促进职业人在职业生涯中理论联系实际，形成积极健康的职业人格和伦理自觉。

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职业伦理教育的优势

1.思想政治教育在职业伦理教育方面具有理论和课程资源方面的明显优势。思想政治教育拥有进行伦理教育、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而且其课程目的在于伦理道德的实践养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在促进一般道德养成的同时，创造了有利于职业伦理养成的理论条件。在课程资源上，思想政治教育有较为丰富的针对职业伦理教育的铺垫或辅课程，可以为职业伦理教育提供必要的帮助，从而有益于职业伦理教育的开展，有利于职业伦理教育成果的巩固，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对职业伦理教育的认知。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拥有丰富的课程建设经验，可以为职业伦理教育的课程建设提供支持与帮助。

2.思想政治教育在为职业伦理教育提供教育教学方法支撑方面优势突出。职业伦理教育同知识教育及技能教育不同，后两者在教学目的上主要限于理性的知，而前者则主要是形成关于行为规范的实践理性，即职业伦理教育旨在提供一种个体的自律机制，使人完全依靠自觉的自律践行某些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积累的教育教学方法之于职业伦理教育显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职业伦理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某种程度而言，职业伦理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的一种灵活运用和适当发展。

3.思想政治教育在职业伦理教育方面的优势还来自高素质的专职师资队伍。专业的伦理教育者不仅能准确把握职业伦理教育的目的及关键，还能清楚深刻地剖析职业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症结，并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排除疑惑，总结出职业伦理形成的有效途径，从而有效地帮助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职业素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理论实践经验丰富，擅长分析个体成长的心理及环境，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伦理教育，并取得理想效果。

三、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职业伦理教育的方法与途径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伦理教育，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具备的各种优势，提高职业伦理教育的教学水平。高度重视职业伦理教育的有效方式，力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效整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创新方式，是积极有效开展职业伦理教育的关键所在。总体而言，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进行职业伦理教育：

1.在目标上突出职业伦理教育的要素，强化职业伦理教育的目的。这就要求高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结合职业的实际，直面职业伦理教育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尽可能多地贯彻职业伦理的素材、问题及视角等。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可以利用职业伦理领域的示范性事件或榜样性人物给学生传递正能量，将职业伦理予以提升，将人生的高尚、善良等优秀品质融入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不仅能强化学生职业伦理方面的修养，也是成就人生善良、高尚人生的必要途径。总结成功经验，将职业伦理内核予以集中概括和心理固化，将职业伦理的规范与对高尚人生的追求高度统一起来，深化职业伦理的意义，实现职业伦理教育的目标。

2.积极创新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伦理教育。一方面，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职业伦理规范的知识掌握及理论分析，充分结合职业实际，尽可能利用职业伦理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追踪职业伦理规范的实践成因及路径，细说职业伦理的规范性内容，使学生了解并掌握一定职业的职业伦理规范；另一方面，要讲求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鼓励打动受教育者，促进学生把从课堂上学到的职业伦理理论知识转变成职业人普遍具有的实践伦理理性，从而实现职业活动必不可少的行为自律，实现职业人的人生意义与存在价值。

3.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伦理育人功能。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中开展职业伦理领域的热议话题，通过对热议话题的探讨和辩论，进一步明确职业伦理进步或落实的关键要素及路径，激活受教育者自身的职业伦理自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情境模拟或职业伦理实验，既要清楚职业伦理规范性成长和发育的机制，也要清楚职业究竟把哪些必要的规范交给了行为者的伦理自觉，进一步强化个体的职业伦理自觉与职业伦理规范的紧密联系，加快职业伦理自觉与职业伦理规范的结合进程，提高职业伦理教育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刘佳明.高职高专大学生职业伦理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

［2］刘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医学伦理教育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 2008（4）.

［3］方农生.专业伦理教育与高校德育改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3）.

第7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生命教育；人格；教育模式；中小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4）05-0004-04

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培育心灵、养成人格。近年来，不少中小学生因各种心理问题导致的休学、退学、自杀、凶杀等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的应试教育对学生心灵润泽和人格养成的忽视。而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教育过程、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对人的生命本质的疏离。因此，从治本的角度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从生命教育的实施入手，不能仅将落脚点放在心理咨询、心理援助层面。具体到实践层面，则需要建构一个既具有较强理论逻辑，又简便易行、特色鲜明的操作模式。这是学生健全人格塑造的核心内容，从根本上决定着素质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一、健全人格：生命教育的价值指向

心理健康源于人格健全，极端心理倾向的实质往往是人格的缺陷，人格缺陷的重要表现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价值的错误认识，对生命本质、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生命道德缺乏科学认知，根源是长期生命教育的缺位。因此，开展生命教育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那就是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

1.健全人格

人格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绪反应和意志品质，是个体心理特征和道德品质的综合；它是社会化的产物，反映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向。

关于健全人格，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认知。例如，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本我”反映人的生物本能，按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自我”寻求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让本能冲动得到满足，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三者处于平衡状态时的人格特质就属于健全人格。再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价值的全面张扬，能够自我实现的人是人格健全的人。罗杰斯也把能够充分发挥潜能视为人格健全。我们认为，健全人格应具备如下内涵：人格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比例协调、协同作用，思想与行为统一，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平和的心理状态，能够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自我实现。

2.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是近年来颇受重视的教育话题，其最早源于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死亡学和生死教育。美国学者华莱士基于吸毒、艾滋病预防、自杀、暴力犯罪等问题于1968年首次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华莱士指出，生命教育是和生命本身有着相同目标的一套系统，在生理与心智、身体与精神各个层面逐渐进步，使个体成为平衡、成熟、有效率、快乐和谐的人，教导人们敏于感知自身以外的生命存在。

教育在本质上应是“灵魂转向的技艺”（柏拉图），目的是塑造理想人格，是基于生命、为了生命的教育。生命教育是对长期教育实践中对生命关怀忽视的一种反思性回应，以培养能够实现精神生命升华的“全人”为根本目标，旨在塑造健全人格。从实践层面看，生命教育所针对的各类问题，从根本上都源于不健全的人格。因此，健全人格是根本目的，生命教育是对实现途径的优化，健全人格是生命教育实践的价值指向。正确认知生命价值，珍爱自己和他人生命和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人格健全的基础。

二、基于健全人格塑造的中小学生命教育的基本内容

健全人格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生命教育实践是整个教育大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良好的人格包括知善、向善和行善――即表现在思维习惯、心情习惯和行为习惯上，[7]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因此，健全人格的塑造应从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四个方面全方位入手，相对应的生命教育内容是生命伦理教育、生命认知教育、生命安全教育和积极心理教育。

第一，属于德育层面的生命伦理教育。

生命伦理是人的生命认识、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的统一。生命伦理教育是以人为目的的道德教育，是生命教育的核心要素。伦理从一般意义上说，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严峻，这一概念也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这里所说的生命伦理教育主要指提高受教育者的生命道德，完善人格，形成良好的尊重生命、爱惜生命、敬畏生命的道德品质。其一，生命伦理教育是关于生命情感的道德教育。传统道德教育注重说教，忽视情感体验，而情感是品德的重要构成要素。品德要素中，认知是基础，行动是关键，情感和意志则是驱动力。人在社会交往的行为表现，受多种动机驱使，而情感是人独特的真实意向的表达，合理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人格健全的特征之一。非理性的情感表达特别是经常性的情绪失控则是人格不健全的表征。其二，生命伦理教育是注重生活体验的道德教育。教育离开生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道德人格作为生命的灵魂和核心，不在于获取知识的多少和技能的强弱，而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的生成和人际互动中的道德感应。这种心灵感应只在具体生活情境中才产生，只有注重生活体验的道德教育才能张扬人的道德生命。

第二，属于智育层面的生命认知教育。

认知生命的本质和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自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是生命教育的基础。目的是让青少年能够正确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重视自然界各类生命的存在。

首先，让学生认知人的实体性生命。《辞海》对生命作出的定义是“由高分子的核算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有现象。能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繁殖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常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生命体是存在着的物质实体，人和其他生命体一样都有按照一定节奏和规律生长、发育、繁殖和最后死亡的规律。自我、他人生命的产生都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一旦逝去具有不可逆转性。

其次是关系性生命认知。关系性生命指的是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并非独立的生命个体，而是一个和亲人、他人、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生命节点。现实生活中，一些高年级学生标榜个性张扬，过度强调自我中心，意识不到自己生命的立体性和网络性，于是容易产生各种生命困顿，最终陷入自残、自杀、伤人、网瘾等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之中。严重者选择放弃生命，致使自己的生命关系网络断裂，亲人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再次是生命价值认知。当前，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学生出现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质疑，有些人将生命价值等同于享乐、金钱、占有。于是，极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生命价值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提升幸福感知力。“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8]幸福是生命的重要主题，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必定是一个能够追求幸福、感悟幸福的人。

第三，属于体育层面的生命安全教育。

生命安全是人最基础性的诉求。生命安全教育是侧重自然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注重生存技能的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关键环节。主要针对遭遇突发事件或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生命安全意识和识别防范危险的素质和技能，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和抗挫能力。

一是安全技能教育，提高应急避险的生存能力。获得安全是人和动物的本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这种本能出现了某种退化。例如，出现火灾、水患、地震等灾害时不知道如何避险，对周边环境的安全隐患不能有效识别等。开展应急避险技能教育成为学校生命安全教育的迫切要求，也是基础性内容。

二是生活技能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生存和适应能力。生存与适应是对环境的主体体验，在身体实践中获得生命维系的技能和应对方法，特别是建立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意志和操作系统，通过分析思考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增强忍耐力和意志力，提高生命质量。生活技能教育重在实践体验。

三是运动技能教育。运动技能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保持身体健康和休闲娱乐的方法，以提高生命质量。掌握某种运动技能，是人对自我身体的生物性改造同时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发展和生命价值的过程。[9]

第四，属于美育层面的积极心理教育。

正确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人格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学生往往不能正确认知自己，出现极端自卑或自负的病态心理，这就需要进行积极心理教育。积极心理教育以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和美丽心灵为旨归，是生命教育的应有之义。其理论来源是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心理健康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方面，是一门旨在促进个人、群体、社会发展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科学。[10]积极心理教育针对常规心理健康教育治标不治本的情况，提出要坚持积极的评价取向，以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从积极视角，用积极的内容和方式塑造积极精神。应该说，积极心理教育超越了常规的心理健康教育，将常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到审美层次，是一种审美心理教育。审美是一种精神活动，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对于保持心理平衡具有独特作用。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生命的本质在于快乐追求。实现快乐有两个途径：一是发现使自己快乐的因素并增强它们；二是发现使自己不快乐的因素并减少它们。如果学生能够在生活中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就总能够发现积极的一面、阳光的一面和美好的一面。有美的地方，就会产生快乐。因此，开展积极心理教育要站在审美哲学的高度，培育学生的审美意识和美感能力，引导学生以审美眼光发现自身和他人的优点，以增强自信、悦纳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命教育是“合美”的教育，使学生能够鉴赏和热爱现实生活中的美，领悟和感受精神层面的美，进而能够从生命意义中探求美、创造美。

三、“四位一体”生命教育模式的框架设计

根据人的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和人格心理学原理、教育学原理，结合当前中小学基础教育资源实际，我们尝试建构一个逻辑严谨、操作简单的生命教育模式。这一模式由四个方面构成。

1.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的“植入模式”

“植入模式”，就是运用生命教育理念来改造传统教学文化，特征是以课堂教学为切入。这一模式的具体内涵，是将生命教育的相关内容理念移植进专业课程、思想品德课程、体育课程等主干课程教学，切实发挥“主渠道”的人格教育功能。

第一，专业课程植入突出实用性，要根据不同的课程设计不同的切入专题，特别是在第一堂课中讲明本课程在所有课程中的位置，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对生命价值的提升的意义。

第二，思想品德课程植入突出思想性，植入生命哲学、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追问与探讨，植入关于现代社会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探讨，植入生命道德、生命伦理、生命责任以及关爱他人生命的专题内容等。

第三，体育课程植入突出操作性。可以在既有的体能锻炼和竞技、娱乐基础上植入生存技能、应急救援技能的教育。例如，简单的海氏急救法、地震避险、火灾逃生、野外生存等，既能提高体育课程的实用性，又能提高趣味性。另外，除了“植入”，还要注重挖掘专业课程、思想政治、体育等学科所蕴含的丰富的生命教育内容，分层次、分阶段，适时适量适度地对学生开展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鲜活的生命教育。

第8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相关热搜：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  伦理学与生活

一、引言

 

本文拟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专业伦理教育的伦理学理论基础相关问题。由于伦理规范和伦理思想的形成，都有其长远的历史发展和深厚的理论意涵，不是速食面式的分析和讨论便能济事。因此，讨论专业伦理之时，厘清其伦理学理论依据，有时甚至要回朔中西哲学史上的学说，尤其是儒家伦理学和亚里斯多德与康德等人的伦理思想，都会很有助益。不过，伦理学理论众多，究竟何者与专业伦理教育较有关系?甚么理论比较适合当前职业伦理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几个主要的伦理学理论加以评析。

 

—般而言，英文的“Professionalethics”一词，中译为“专业伦理”或“职业伦理”皆妥，不过，也有人喜用“专业道德”一词。这是因为一般人常把“伦理”与“道德”混用，泛指个人或群体合乎行为规范和善恶评价之行为、规范和评价之标准，和人为了实现其本有善性所做之努力。在哲学上，“伦理”和“道德”在意义上虽然相关，但亦有别。这两个语词的意义需要加以辨明。

 

从西方哲学看来，在康德(Kant)以后，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便将“伦理”和“道德”予以区分。例如德哲谢林(SchelUng)就曾指出，“道德”只是针对个人之规范要求，而且只要求个人达到人格的完美，但“伦理”则是针对社会规范的要求，并且要求全体社会遵行规范，藉以保障每一个人之人格。黑格尔(Hegel)亦谓“道德”涉及个人的主观意志，“伦理”则指体现于家庭、社会、国家中的客观意志，或称为“伦理生活体系’’(Sinlichkeh)。大体说来，“道德”关涉个人，而伦理则是涉及社会群体。

 

在中国哲学里，“道德”通常亦指一个人实现其人性时的历程和成果，其中虽会涉及人伦关系，但总以道德主体本身为核心。至于“伦理”一词则强调社会关系和群体规范的意味较浓。近人黄建中曾证以《说文》：“许慎《说文》人部曰;‘伦、辈也。’羊部曰.‘群、辈也/伦与群均训辈，似伦亦可训群。”伦理就是荀子所言群道，荀子谓：“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来，“道德”也是涉及个人，而伦理则是涉及群体。像儒家所言“诚意、正心、修身”属于道德;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伦理。两者虽密切相关，但层次有别。

 

从以上的分辨，我们可以肯定：道德关涉到个人作为行为的主体，以自由和有自觉的方式提升其人性的历程与结果;而伦理则关涉乎许多人，作为共同主体，在社会与历史中互动的关系与规范。伦理与道德皆本乎人性，但人性有几个特征：

 

1)特殊性：此乃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是人与其他非人性存在(例如动物)的断裂之处。像在儒家哲学中的“人禽之辨”，便是为了突显人性此种特殊性与断裂性。

 

2)相关性：人性虽有其特殊性与断裂性，但又与其它人、其它生物，乃至宇宙全体有密切之关系。中国伦理思想一般认为人与一切有生命之存在物之间皆有内在关联。

 

3)发展性：人有向善之性，可以扩充发展，扩充之方向有二：一为对人的特殊性不断予以提升，一为在相关性中不断发展人性。

 

道德所著重的是提升人性之特殊性，伦理所著重的则是发展相关性时之规范。两者的关系是对比的，也就是既差异又相关，既连续又断裂。人之所以会有道德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主要在于人性之自由与关系乃处于一种对比的情境。通常吾人将伦理与道德相提并论，其依据即在此一对比。

 

也因此，当有人用“专业道德”一词时，其用意是比较强调专业人员个人以自由和自觉的方式，遵守专业的行为规范，藉以提升其向善之性的历程与结果;至于用“专业伦理”一词时，其用意比较强调某专业团体的成员彼此之间或与社会其它团体及其成员互动时，遵守专业的行为规范，藉以维持并发展彼此的关系。两者密切相关，也因此在讨论时必须予以兼顾。

 

二、专业伦理与三种伦理学理论

 

为什么会有“专业伦理”的必要呢?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变迁，促成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因而造成人与人互动模式的改变，也就是伦理关系之改变。伦理关系之改变形成人在其上进行的道德实践的崭新处境。其中最明显的现象是：社会的理性化与分工化，造成专业伦理的突出。

 

专业伦理规范必须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作为依据。若无专业知识和技术为凭，行动时恐会鲁莽从事，甚至伤及所要对待的生命或社会。可见，专业科技所提供的客观知识和技术亦可做为专业伦理规范之支持。并且，专业科技对于某一系统(如生命系统、工程系统)的研究所提出的功能命题和演进命题，亦皆可以因著行动者或该系统本身的要求，而转化为伦理规范命题。此时，吾人若采取专业知识和技术所提供之某一规范来实现伦理价值(例如正义、仁爱……等)、和谐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采取某种伦理、道德的立场。这样一来，伦理、道德便能依照专业知识、技术、和人际关系的轨迹来获得实现。

 

就此而言，专业伦理教育可分两种方式进行。一方面可以用溶入式教学法，在涉及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课堂上进行，讨论如何将某一专业科技对于某一系统所提出的功能命题和演进命题，转化为伦理规范命题与实践方法，并分析各种专业案例。另一方面，可以专业伦理学方式进行，讨论伦理价值、规范、评析各种伦理学理论，在此也可以讨论各种伦理案例与实践情境。前一种方式较适合在专业科目中进行;后一种方式则较适合于在通识教育中进行。

 

从专业伦理学角度看来，专业的个人和团体对于伦理道德立场和价值的决定，通常都不自觉的地假定了某种伦理学理论取向。专业伦理教育有必要对这些理论加以讨论，如此一来，专业人员才能更有自觉地了解、实践或改善其立场和价值观。

 

大体而言，我们可从各#伦理学理论里归纳出两种主要形态的伦理学：一种是“目的论的伦理学”，主张伦理行为是为了追求某些目的，不管是追求利益、幸福、人生全面的实现或德行的完成'都是根据目的来决定的伦理行为，此种主张称之为“目的论的伦理学”。

 

另外一种形态的伦理学是“义务论的伦理学”，认为伦理行为不应该追求任何目的，而应该为义务而义务，这样才能显示出伦理道德的高贵与尊严，纯粹是遵守伦理道德义务的行为。

 

在现存种种目的论伦理学里，有二种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一是“效益论”(Utilitarianism^英文的UtilitaHanism—词过去中译为“功利主义'但这在今天已被当成贬辞使用，用来骂人。“效益论”一词则比较中性，所以我主张将Utilitarianism译为‘效益论’。另外一种目的论则是重视人生的全面实现，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孔、孟与西方的亚里斯多德。所谓人性全面的实现，亚里斯多德称为4幸福’。幸福并不只是快乐，而是人本有的好能力的全面屐开。为此，亚氏伦理学也被称为“幸福论”(Eudae-momsm)。今天我们改以另外一个语辞一“德行论”(VirtueEthics)来称呼它，因为人生的目的是人性本有的好能力的卓越化，以及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全面展开，而这两者也正是美德所在。

 

以下就将一一检讨效益论、义务论与德行论三种伦理学，藉以评价它们与专业伦理教育的关系，分析其优缺点，以确立专业伦理教育的需要，指明怎样的伦理学才是今天最应该在教育与社会上来推动与加强的。

 

三、效益论伦理学与专业伦理教育

 

首先谈谈效益论的伦理学，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效益”(Utility)认为区别一件事情的善恶依据，在于一个行为是不是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一个行为能达到最大的效益时就是善的，不能达到最大效益就比较不善，所以善恶是根据所达到的效益而定的。“最大效益”按照过去效益论的说法，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其实就是效益的最大化、充量化。效益论者所追求的“快乐”，其实就是“效益”，换言之，就是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效益。效益论者假定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追求快乐的事情，而避免苦的东西，简单的说，就是趋乐避苦。因此一件事情做出来能达到最大的效益，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能够获利，这就是一件善事。效益论伦理学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就心理论证言，效益论认为所有人在心理倾向上都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2)就善恶判准言，效益论者以是否合乎人类在心理上求乐免苦的倾向来作为善恶的判准。

 

3)就道德规范言，效益论者主张，道德规范是为了增益人群之乐，减免其苦。可见道德规范本身并无纯粹的义务性，而是以达至增乐免苦为其规范性的依据。

 

在工商业社会里许多人的伦理思想就是趋向于效益，比如生意能做到最好，赚最多的钱，就是善的;政策的决定能最有效、得到最大的效益，就是善的。在现代社会里，效益论其实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伦理思想，即使只是隐藏性、未明言的接受。

 

因此，在工商业社会中的专业伦理，尤其是商业伦理(BusinessEthics)，往往是以效益论为其理论依据。既然各种专业训练皆有其应追求的效益，效益论的专业伦理也最容易受到欢迎。在工程伦理里面，工程的设计与执行对于品质的注重、安全设计、安全制造、节约资源、注重创新、和对公共福祉的重视……等等，其最后的理论基础，大体上皆是效益论，因为其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效益的最大化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不过，效益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往往最大的效益很可能是违反正义的。例如财团与官员结合炒热地皮，很多人会在这勾结中获益一得到最大效益，但这是违反正义的。因为金、权的结合所能达到的效益，虽然是非常高的，但同时就会有另一批人因此相对地被剥夺了权益，例如使物价提高，社会消费型态提高，造成其他人相对的贫穷化。所以追求最大效益的后果是有可能违反道德或伦理的。

 

另外，为了追求最大的效益，就要不断地算计，这样才可能在政策或投资上达到最大的效益。现代社会最大的困境是虚无主义，而效益论既然以追求效益为唯一的目的，心中又常在盘算效益，为此效益论只会加强这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所追求的若只是效益，所得到的效益只不过是些表面的东西，如存款上的数字，没办法提供人们心灵上值得奉献的理由。虽然企业获益，业务推展了，但没有理想，没有卓越感，伦理关系搞不好，也没做过什么好事，所以心灵上还是不满意。因此效益论无助于我们人类走出虚无主义的黑暗，反而助长了虚无主义的风气。

 

四、义务论伦理学与职业伦理教育

 

由于效益论的专业伦理教育有上述的缺点，以义务论伦理学为本的专业伦理教育便显示其优点和重要性。因为一方面义务论伦理学对于专业伦理所应遵守的规范，皆予以明确的规定。比较容易学习。例如各种守则、公约(像工程师守则)，皆可在学会或专业团体中经由讨论、建立共识、订定完整规范，并经由活泼的教学法，例如溶入式教学、个案教学、情境教学……等等，让学生认知并习得这些规范。以工程伦理为例，诸如“不收取回扣、佣金”，“应妥善处理废弃物”，“应注重生态保育、环境保护”，“应守职业秘密”，“应注重公共安全”，“应注意公众的健康”，“应支持专业团体组织”……等等。这些都是出自义务论的要求。

 

另一方面，义务论伦理学也比较能兼顾道德的尊严。因为义务论要求不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守义务，却应该为义务而义务。而且义务论伦理学强调人应自律地遵守义务，而不是经由外力强迫才遵守义务。

 

但是，为了恰当了解和评估义务论专业伦理，我们有必要略为认识义务论的来源和要义。在西洋哲学里义务论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是个清教徒，认为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不是道德的，相反的，应该为道德义务本身而做的行为才是道德的。道德义务不是条件性的，而是绝对的，称之为‘无上命令’。康德认为道德义务是一种“无上命令”。他认为第一个道德原则在于一个人应如此做，使得其行为的格准能成为普遍法则，换言之，所做的行为应具有普遍性，而能使一般人都能够照著做。

 

当代德国哲学家谢勒(M.Scheler)曾批评康德这样的主张是形式主义，因为康德没有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只说人的行为应该使天下人都能够照着做。不过在我看来，康德的用意是在用“普遍性”来检査那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要求的。例如明知自己借钱无力偿还，但为了借得到钱，却又答应借了要还，这种不诚实的承诺本身是不可能普遍的，也因此不是道德的。又如一个人历经不幸，厌倦生命之后可否自杀?康德认为自杀行为不可以普遍化，否则如果人人自杀，人类就要瀕临绝种了。康德举了四个类似的例子，并一一用普遍性加以检证。由此可见，康德的目的是在以普遍性做为道德行为的验证标准，其目的初不在主张形式主义。

 

不过，从自杀的例子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康德仍然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因为他并没有进一步去说明生命的可贵与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只是一味主张追求普遍的行为，而且他只是检查那些行为不合普遍性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说出那些行为才真的是普遍的。这是康德哲学的困难之一。

 

此一困难并未因康德的另一个原则一人格原则一而稍减。诚然，康德的第二个伦理原则：“你应如此做，使你的人格和别人的人格皆不会成为只是工具，而是目的。”康德“目的王国”的主张的确走出了义务论的窠臼。可惜义务论者并未就此加以发挥，转向目的论发展。不过，其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康德本人也将此第二原则视为无上命令，视为义务;此外，他也没有指出那些行为才是尊重人格的行为，其结果是我们仍无法得知究竟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尊重人格为目的。

 

在此要特别指出，康德在个人道德领域重视义务，而在国家的领域则提出“法治”的概念，即“法治国”(Rechtstaat)。“法治国”这概念是康德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个人领域应该遵守道德义务，而在国家的领域则应该遵守法治。所以义务论包涵两个层面：一是道德的义务，一是法律的义务。义务论一直在现代社会延伸、发展，因为它能配合现代化与规范建立的需要。义务论在教育中也发挥作用，如从小教育生活公约与生活规范，尔后重视逐渐重视法治的教育，这些都是属于义务论的教育。

 

当代有些新儒家学者从义务论的角度来解释孔子或是儒家的思想，他们把儒家思想解释为义务论的伦理学，比如将孔子所说：‘三军可以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解释为重视意志的自律;又将儒家思想所谓杀生成仁，舍身取义，解释为人可以为了道德命令甚至愿意失去生命，因此认为儒家的道德义务是一种绝对的无上命令。

 

进一步在比较世界的伦理学时，这些学者认为儒家的思想是一种强调意志自律的伦理学，至于西方的基督宗教，则是他律的伦理思想，因为他们认为像十诫的颁布是由外在于人意志的上帝来颁定律则的。但是，无论是讲自律或是他律，都是从义务论的伦理学出发的见解。

 

其实，在我看来，无论是儒家或基督宗教的伦理学都是德行论的伦理学。儒家重视人本有善性的卓越化，也重视人良好关系的满全。基督宗教也是，其诫律是在神人的关系中成为可能，例如十诫的颁布是神与人盟约的结果，而新约中的耶稣也说：‘你们如果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可见爱的关系优先于义务命令的遵守。从自律、他律的观点比较儒家与基督宗教的伦理学，不但是自陷于义务论的窠臼，而且会失去儒家与基督宗教伦理学的真实本意。

 

今天两岸都正在积极推行法治，而且在伦理教育上也强调伦理规范，告诉学生什么是应该与不应该做的等等，在专业伦理教育方面也强调义务论伦理学。这样的一个义务论的伦理教育究竟足不足够?诚然，在现代社会里的确必须强调法治、强调伦理义务，如此一来，专业规范才能逐渐的建立。就这点而言，义务论是有它的重要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代的社会正处于虚无主义、规范解构的况状，处此困局，人心基本上追求的是自由、爱与创造，而不是规范与义务本身的尊严。

 

所以，我们若只是一昧强调规范、强调义务，便无法与现代社会之追求自我实现和自由创造配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强调义务不仅人心无法接受，而且会将人人皆推向无德的一边。例如，在专业工作里如果犯了规，没有被发觉，人往往内心窃喜，比如怠工而没被逮到，那他今天又多了一个小时的快乐。日常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小的快乐，其实是人性的扭曲;在道德上都变成了没有德性的人，逃过了规范就觉得快乐。主要原因是不觉得遵守规范与我人性的实现、能力的卓越化.关系的良好有任何关系。

第9篇：工程伦理教育的意义范文

当前高校审计课程教学过程中，普遍弱化了审计职业道德教育。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初衷和目标都是相悖离的。在分析高校审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基础上，指出传统审计教学中职业道德教育被忽视的实际情况，提出为实现应用型审计人才培养的内涵目标，高校审计教学改革应首先回归到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常态化，并践行这种“新常态”。

关键词：

审计职业道德；审计教学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

审计职业道德相关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早期的审计职业道德观是一种“朴素”的操行观。认为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正直、公道、廉洁、朴素，简而言之就是“客观公正”。彼时，我国的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但自此社会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及国家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职业道德内容不尽相同，形式也多种多样。按照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我国高教领域又一重大改革正酝酿出炉———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应用技术类大学，目的是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使毕业生既接受系统的理论训练，又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1]。应用型人才培养正在成为高校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此政策出台之前，全国各地都有地方本科院校把办学定位和方向制定为“应用型”，学生培养也以“应用技术型”为导向。那么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及目标下，高校审计课程教学又将如何改革以适应之？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得先审视和正视当前高校审计课程教学的一个症结：审计教学与人才培养中缺乏“灵魂”的教育———审计职业道德教育！

一、高校审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2，3]

（一）顺应行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深刻影响着审计执业质量的好坏。为达成行业内部监管与事务所控制风险的目标，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组织对审计执业质量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而为了符合公众的期望，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职业道德也愈加重视。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产业格局的调整等外部经济环境的变革，已经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领域的不断调整，特别是非鉴证服务项目的拓展。这对审计职业道德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高校在培养应用型审计人才过程中，如若缺失审计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出的缺乏职业素养的“人才”是难以符合行业内外部环境需求的。

（二）审计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审计行业的信誉危机，归根究底是审计职业道德教育缺失导。每个审计人员都是审计行业的一份子，应从每个个体加强自身道德素养建设开始。要提高审计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就需要把高校教学中的审计职业道德教育摆到应有的位置，使学生在读期间就能够正确认知审计职业道德的本质和内涵，以提升其自身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审计职业道德教育要从学生时代抓起。

（三）高校审计人才培养向内涵式跨越的客观需要

互联网发展致使各方面的知识信息取得速度快、成本低，即使是获取专业的知识信息亦如此。人才优劣竞争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取决于知识丰富与否、技能高低与否，而在于职业道德素养。强化高校审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其在以后特定的工作环境中稳定工作岗位，有效促进高校就业率的提高，实现高校审计人才培养的内涵式发展。

二、高校审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是审计人员行走于专业领域的“两只脚”。但目前高校审计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审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问题。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导向下，容易走进“轻德育、重智育”这样一个误区，导致培养出来的是“不健全的跛脚人才”。高校审计教学中，就审计职业道德教育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安排上忽略审计职业道德教育。虽然市面上各版本审计相关教材，无论是以国家审计为主线编撰的，还是以注册会计师审计为主线编撰的，普遍著有审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章节内容。各高校审计教学中，往往由于课时数有限的制约，审计职业道德章节的教授却是“蜻蜓点水”，甚至是未纳入课程考试考核范围，学生亦不以为然。据了解，福建省开设审计学本科专业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有福建江夏学院、福建工程学院、仰恩大学、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四所，在其各自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几乎均无审计职业道德培养的相关课程或教学活动。无独有偶，这几所高校均提出了“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审计学专业培养尚且如此，更毋庸说会计学、财务管理等其他财会类专业的审计课程教学安排了。二是，教学方法上仍沿袭“填鸭子”式的道德灌输。审计类各门课程有个共性，就是知识表述上偏理论，职业应用中又偏实践。加之审计职业道德本身又是高度抽象化的理论内容，作为课堂教学，学生的确是无法通过执业过程来体会、感悟和树立职业道德的。但是，如果课程教学中，只一味向学生灌输审计就是要秉持“独立”、“客观公正”云云，学生的感受只能是在“被洗脑”，教学效果上大打折扣，人才培养目标更是达不到的。既然存在这样的矛盾，就需要广大审计教育工作者努力尝试各类教学方式方法，寻求有效之道，而不是弃之避之。三是，教学内容上过于侧重审计“执业道德”。审计职业道德是一个外延灵活、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始终贯穿于整个岗位、职业、行业中并对审计工作者进行约束，而不仅仅是在执业过程中才得以体现。作者以为，审计职业道德从一定程度来看，可以分为“审计执业道德”和“审计认知道德”。前者是审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譬如独立性若受到损害则应回避该项业务、执业过程中知悉的客户商业秘密应予以保密等；后者则是执业过程及工作时刻以外，社会公众全员基于对“审计”这个职业的共同认知，所形成的普遍职业道德诉求与期望。比如，教师职业道德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为人师表”，在日常生活中亦能要“以身作则”。道德规范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补充。审计工作人员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当前审计课程教学普遍侧重“审计执业道德”的教育，或许能培养出合格的“审计人”；但轻视“审计认知道德”，可否培养出优秀的“社会的审计人”则值得打个问号。

三、高校审计职业道德教育在审计教学中的常态化

审计职业能力建设上，强调执业能力的获得与保持。这两方面，目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监管结构、行业组织等形成系统性的“合作链”。审计职业道德培养上，则着重道德素养的树立与升华。但当前审计职业道德培养显然在“上游”就已经断链，职业道德培养的源头环节———高等院校审计职业道德教育———普遍被弱化。无职业道德规范的教育树立，何来职业道德素养的后续升华。鉴于此，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审计环境和社会需求，实现应用型审计人才培养的内涵目标，高校审计教学改革应首先回归到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常态化。

1．高校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常态化，首先要求态度上的转变和认识上的重视。常态化，即要求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契机，在审计课程教学中，开创和持续性进行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应充分意识到社会需求的是“知行合一”的审计应用人才，德才缺一不可，摒弃以往专业培养中不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的态度，适当在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作出调整补充。

2.高校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常态化，应是一种全面性、综合性、联系性的教学活动。常态化，即要求在各门审计课程教学以及各类相关教学活动中，均可结合课程活动特点，即时开展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时时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规范的树立。可以结合课堂教学、专业认知活动、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等学生活动来进行，而不是单独开设一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课程。

3.高校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常态化，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常态化，即要求有优秀的师资和大量的教学素材。高校教师接触实务的机会不多，对审计职业道德的体会和把握可能还不够深入，掌握的素材也有限，但高校教师熟谙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运用，了解学生学习规律。这与实务界审计工作人员达成优劣势互补。

4.高校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常态化，要求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创新。常态化，即要求有新式新颖的教学方式方法，持续性吸引学生学习职业道德规范的兴趣，寓教于乐，让学生在学习中懂得反思深层次的道德意义，树立起职业道德素养。审计职业道德教育采取传统的讲授、灌输方式是行不通的，需要作出变革，不然将是昙花一现。

5.高校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常态化，应辅以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伦理教育。常态化，即需促成学生在审计职业道德上达到“他培”向“自培”、“他律”向“自律”的两个转变。因此，有必要在审计专业课堂以外，向学生开放人文素养熏陶和专业伦理学习的有关教学活动，作为高校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达到内外兼修。

四、审计职业道德教育与审计伦理

审计伦理理论及其研究在西方国家已有较长的历史，中国相关研究起步则较晚[4]。审计伦理是指审计工作人员以合法手段从事审计鉴证业务及相关服务业务时，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审计伦理是借助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业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审计工作人员职业良心对审计执业进行约束。从这个层面来看，审计职业道德属于较低层次，而审计伦理则属于较高、较抽象的层次。审计职业道德的核心应是“准则规范”，本质上更多偏向“制式”。与此不同，审计伦理的核心是“职业良心”，本质上则属“自式”。虽然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同时强调执业操行和职业态度，具有一定的专业伦理要求。但不可置否，现阶段的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只在审计行为应当遵守的下限的划界上产生了一定作用。而审计伦理却能从个体信念、品行及能力等更为本质、内在、深刻的精神层次来影响并提高审计执业质量。这表现在，职业判断水平是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的核心体现之一，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能力的建设和提升，在促进审计行业发展、提升审计质量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5]；而审计职业判断直接与审计伦理息息相关[4]！辨析审计职业道德与审计伦理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为了确定孰优孰劣。而是进一步指出高校审计职业道德教育在审计教学中常态化的高阶目标及深远意义，也就是树立和培养“审计伦理”。国外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审计伦理水平并不与教育程度的增强、工作经验的增加呈正相关[4]，且审计伦理水平能否通过教育得到改善存在着争议。但这不是我们放弃审计伦理教育的理由，而是我们更努力去探索审计伦理教育有效性的动力。审计工作中的“道德滑坡”现象，只有通过提高审计工作人员的专业伦理判断能力并改善其伦理行为才能有效缓解和遏制。故审计伦理教育是审计教育的核心内容[6]。而审计伦理教育的基础和先锋，就是高校审计教学中的常态化的审计职业道德教育。

五、结束语

应用型审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是“德才兼备”，既要求专业知识技能的牢固与扎实，又须强调职业道德素养的树立与培养，两者不可偏废。特别是在充满机遇与挑战、时刻面临物质与精神诱惑的今天，如若继续承袭审计教学传统，只注重专业应用技术培养、忽视职业道德教育，则应用型人才培养将是一句没有灵魂的空话。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审计教学改革的头炮方向，应是重新审视审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地位和意义。这也是文章探讨的目的之所在。而后，需要研究的则是如何将审计职业道德教育在高校审计教学活动中常态化，并践行这种“新常态”！

作者：林进添 单位：福建江夏学院会计学院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汪明义.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4（8）：8-10，36.

[2]梁淑红.加强高校审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思考[J].审计月刊，2006（1）：23-24.

[3]吴凤琼.加强审计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4（3）：66-67.

[4]苏文兵，周齐武，丹蒙•弗莱明，等.审计伦理测量及中美大学会计专业学生审计伦理水平的比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26（6）：3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