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民事;法律;理论前言:民事

法律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频率最高的也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法律概念，同时也是民事诉讼法学中重要而基础的理论概念。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作为十分重要的基础部分，它的理论不仅对于民事法律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事实践活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所以，我们需要也必须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梳理，也对其所包涵的各项学科进行详细的整理和分析，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处理号民事法律的基本要求。

1．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简介

1．1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一个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且影响较多的理论概念，因此，在我国的法学界对其有很多的研究，也对其下了很多的概念和定义。但是，就我个人多年的教学研究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民事法律的概念应该是反应其内在法律特性和法律关系的概念，也应该包涵民事法律关系最为基本的特点。所以，我个人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定义是: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一项自主主体间受民法调整的具有平等权利义务的思想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法调整民事社会关系的结构，也是一个根源于民事法律所涵盖的基本社会关系所涉及的本质属性的合集。也就是说，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既具备社会关系平等性的本质特点，也包括社会关系的独立性特点，与此同时，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也具有一定的任意性。

1．2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态

所谓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状态。通常来说，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态可以分为理论形态和实际形态两种。从理论形态来说，民事法律关系就是说从宏观抽象化的角度来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民事法律关系分为静态民事法律关系、动态民事法律关系、时态民事法律关系几个种类，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划分和分类。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民事案件进行划分并合理的对其进行处理和实践。而从实际形态角度来说，民事法律关系则比较具体，影响着各种具体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1．3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结构

从结构的角度来说，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就是指那些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元素。简单来说，民事法律关系的组成结构如下:民事权利义务、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还有民事责任组成其中。从主体角度来看，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分为民法规范和法律事实两种。它们分别从内容和责任两个方面对民事客体进行作用，保护民事法律关系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存在意义。

2．部分民事法律关系学说简介

2．1一面关系说的简介和评析

一面关系说是德国学者科雷尔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民事法律关系学说中双方当事人只存在一种关系———原告与被告的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最无可争议的一种关系，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一面关系说中，它不承认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认为法院作为第三方参与民事案件的处理，但并不涉及到民事争斗本身的处理。这种学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过于强调当事人双方的关系，而忽视了法院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中应用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面关系学说才过于片面，也由此衍生了许多反驳它的相关学说。

2．2多面关系说的简介和评析

多面关系学说的民事关系理论是由前苏联法学界克列曼首创的，也是当今认同者较为多的一种关系学说。这种学说理论认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不论是当事人之间，还是当事人与法律之间，或是法院与检察长之间都存在很多的相互的联系。特别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法院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参加者，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民事法律关系来说，它应该是多方面的，也是由多种相互关联的关系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学说虽然将各种民事法律关系概括的比较全面，但是却没有承认原告、被告以及同他们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这一类学说仍是极为不完整的，也有很多其他学说的支持者对其进行批判的。

2．3法律状态说的简介和评析

法律状态学说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对于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解释的学说。它是由德国学者德斯米针对民事法律关系而提出的一种反对学说。这种学说主张永动态的观察方法来进行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而不是通过静态观察的概念来进行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在这一学说中，是将特定的人作为法律的基础，从客观动态的角度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界定。这种学说立足于当事人的争斗，从观察的角度来动态处理民事法律关系。但是，该学说没有将诉讼作为国家利用其自身的权利处理民事纠纷的制度，也忽视了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关系。所以，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学说是片面的、也是不完整的，是无法科学完整的解释民事法律的关系，因此，它也没有被所有学者所接受，还有一些其他学说理论对其批判。

3．结语

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无论是其基本的概念、形态、结构还是说它所包涵和衍生的各种理论都是我们民事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进行民事法律关系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基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的整理、分析、调查、研究来增强我们对其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警察作为民事法律案件的主要处理主体更好的处理民事案件。所以，我们要更为注意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整体研究和细致分析，在完善这一学科理论的同时也增强其现实的实用性，提高具体生活中的使用率。

参考文献

［1］马桦．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不足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14(5):129－132．

第2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一、司法实践中刑民互涉案件的审理规则和冲突

司法实务中处理刑民互涉案件时，经常将“先刑后民”作为审理规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在这类案件中，如果行为涉嫌犯罪，一般都侵犯了公权和私权双重法益，本着公权优先的原则，理应中止民事审理，先追究刑事责任，待刑案审结后再作民事处理。另一方面，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先确定刑事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就可通过追赃手段获得救济，方便快捷，节约成本。如若先诉诸民事诉讼，不但要理清错综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准确界定其性质，耗时费力，而且可能面临执行不能的风险。但刑事犯罪若能成立，往往意味着民事侵权关系的成立或者民事合同关系的无效，使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迅速简化、明晰。因此，无论从被害人的心理态度还是从民事办案人的主观愿望出发，都希望先刑事定案再民事处理。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作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的，经过审理或审查，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或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表明了刑事处理优先的原则。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表明因经济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不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人民法院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后，受害人方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补足其实际损失。明确了“先刑后民”的审理规则。该规则应当仅适用于因同一法律事实引起同一主体既承担刑事责任又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但对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刑民互涉案件，可以并行审理。

在国外，由于遵循不同诉讼规则，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刑、民事案件，审理过程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导致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如辛普森杀妻案中，刑事审判中辛普森被宣告无罪，但却在民事判决中被判处巨额民事赔偿。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审理的民、刑互涉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处理结果应当要求一致。因为经济犯罪本质是严重民事违法行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对严重民事欺诈行为的规范，首先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因此，刑事法官在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往往考虑何种权益受到了损害，进而理顺民事法律关系，确定犯罪对象和客体，反过来促进了刑事案件的准确定罪。可见，刑事定罪过程中包括了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权衡，民事判决显然可以刑事确认的事实作为民事认定的事实，但在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涉及复杂的民事经济法律关系，有的情况下刑事法官无法确定谁为民事被害人，或者赃物发还对象；有的案件中存在多个受害人，有直接受害人，也有间接受害人，有的被害人在经济犯罪案件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而刑事判决不可能将被告人的罪名或者案件的定性量化，因此，民事法官绝不能简单地按照刑事判决确认的法律关系作出民事判决，仍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民事纠纷中的过错程度，判处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摒弃以刑案定性作为承担民事责任唯一依据的错误做法。如在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储户存款的案件中，有的构成贪污罪，有的构成金融诈骗罪。有的民事判决以银行工作人员既已构成贪污罪，银行就应负民事责任。要求银行对储户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者在因银行工作人员主要不是利用职务之便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全案被认定为金融诈骗罪的场合，民事判决就以案件系罪犯个人犯罪而与银行无关，判处银行不负民事赔偿责任。这种不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完全跟着刑案定性确定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简单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总之，民事案件应以刑案事实作为查明的事实依据，但不能以刑案具体定性作为分担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还应兼顾民事当事人的过错情况予以公平地裁判，以使刑案和民案的处理结果应取得最大的一致与和谐，否则，难免引起部门法律之冲突。

二、刑民互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类型

审判实践中，涉及民商事纠纷最多的经济犯罪类型是金融诈骗类犯罪、合同诈骗罪、欺诈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职务犯罪。其表现类型可依行为方式和法律关系大致为五类。

（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伪造存单等凭证骗取储户存款

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1.以高息为诱饵，私自印制存单、存款协议书、存款证实书、进账单等银行凭证，采取偷盖银行公章或私刻银行印鉴的手段，揽存储户存款，归个人使用或非法据为己有；2.非法获取储户预留在银行的印鉴卡复印件，采取电脑扫描方式伪造金融票据或伪造存款单位印鉴，或者通过破译密码、修改计算机程序等骗取储户存款，予以侵吞、挥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进行非法挪用，分别构成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等职务犯罪的，必然引起储户和银行间的存储关系纠纷。

（二）内外勾结取得金融机构或国有单位资金

当前，一些金融机构采取“以存换贷”方式吸收存款，客观上为社会上一些犯罪分子实施以取得金融机构及其客户资金为目的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与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内外勾结，以高息吸收储户存款，利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实施套取资金活动，是这类犯罪作案手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这类欺骗行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相交织，刑事犯罪行为的准确定罪，直接决定着民事案件的被告人，甚至影响着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民刑互涉冲突的多发点。在各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必然要面对金融机构与储户或金融机构之间存贷款纠纷的处理问题。

（三）利用借贷、担保等经济合同实施诈骗犯罪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这类犯罪行为往往打着单位的幌子，与单位行为结合在一起，表现为以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实施诈骗犯罪。此类犯罪行为的客观特点有三种类型：第一，虚假注册成立公司、企业，以空壳公司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财物归个人使用，即所谓借鸡生蛋行为；第二，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归单位支配使用；第三，有关个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具体行为又可下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签订虚假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财物归个人占有，二是通过签订履行真实合同将财物归单位后，又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手段非法占有。以虚假成立或真实的公司企业等主体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常常与单位犯罪或者单位之间的经济纠纷纠缠在一起。上述几类行为，在自然人被告构成犯罪后，处理民商事法律关系时，必然涉及公司企业等单位与银行贷款合同纠纷或者银行与担保人的担保合同纠纷处理问题。

（四）盗用单位或他人名义实施骗取资金的犯罪行为

司法实践中涉及刑、民互涉的单位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行为人通过盗用、冒用公司企业等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其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盗用、伪造冒用单位或他人印章。涉及到被盗用单位与相对方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与效力问题。其二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利用单位名义实施个人犯罪的案件，涉及到民事纠纷中的代表行为、行为或表见的认定问题。

（五）其他类型刑民互涉经济犯罪行为

在委托投资理财、资金引存等新类型案件中，被告人个人通过编造虚假理由，骗得单位印鉴，进而私刻相关单位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伪造并使用票据等的手段，骗取单位等他人资金，构成诈骗类犯罪。这类案件，被告人常常通过以伪造、盗用手段非正常使用他人名章的形式实施犯罪，必然会对委托、合同纠纷以及民事主体间存取款纠纷等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影响。

三、对刑民互涉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及处理

第3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以一则案例为视角

 

霍山县法院     蒋光风

 

 

摘  要：司法实践中，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是较为复杂的，因为他们总是夹杂着情感纠葛，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外的家庭成员提起的家庭财产共有纠纷往往要经过多次协调，不能简单地案结事了。准确地把握“一事不再理”原则、高效便民原则，透彻理解必要共同诉讼及第三人制度，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家庭共有纠纷  必要共同诉讼  第三人

 

引言

自古有云：“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共有”之上。按照共有的性质来分类，家庭共有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按份共有，二是共同共有。从法理上讲，按份共有虽然也是共有性质，但是它的内在份额是确定的，明确可分的。然而共同共有就因其没有明确的、现实的、可分的份额，而在诉讼处理上显得复杂得多。为了便于诉讼，法律赋予了共同共有潜在的份额，以便于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但是传统的共同共有理论限制了共有财产的分割，杜绝了分割的任意性，并强制附加了条件：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遭到破坏或者不能继续维持其整体性时，共有人才得主张其权利，要求分割共有财产。如此限制，是基于对某个整体的完整性的保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家庭就是这样一个整体，所有成员因为亲情团结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生存，除了约定按份共有外，对家庭财产共同共有。家庭共有是典型的共同共有，不愿意接受任何家庭成员对家庭共同体的背离。所以，夹杂着情感纠葛的家庭共有财产纠纷，就使得充满良知又追求维稳的法官左右为难。

 

一、案例分析

为了能够妥善处理好这类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法官须要深刻分析纠纷背后隐藏的法理，对纠纷予以准确定性。本文将从一则案例说起，探索家庭共有财产纠纷追加其他家庭成员及诉讼地位定性等问题。

 

蔡某向某县法院起诉李父，要求分割家庭共有财产60万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曾多次组织双方及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协商，希望双方都做些让步，但是最终都以调解失败而告终。开庭审理中，李父反驳称蔡某没有追加李母为被告系程序不合法。[1]

 

1.问题阐述

为此，就李母是否参加诉讼、诉讼地位如何定性及参诉方式等问题，各方意见不一致。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不需要追加李母参加诉讼，因为蔡某只要求分割属于她自己的那个份额，法院判决时只要保留李母的份额就可以了；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母可以作为第三人，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保留住她的应得份额，因为李母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其权利就列为第三人；第三种观点认为，李母应当作为共同被告，由当事人申请追加或者法院主动追加，因为本案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李母对家庭共有财产有实体权利，分割将会触及她的利益，应该保护李母的合法利益并给与她辩论的权利。

在分析上述问题时，有必要查明案件事实，分清利害。

 

这60万元家庭共有财产，是李某的死亡赔偿款。李某因工不治身亡后，李某家庭从李某单位获得这笔赔偿款。当时，李某的现有家庭成员共同委托李父领取这笔款项，但是因为没有约定份额，才引发的这起家庭共有财产纠纷。李某死后，仅留下蔡某和他们的不满3岁的儿子。母子相怜，希望李父能够拿出一部分财产给他们生活开支所用，但是李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却不幸死去，怕儿媳带着孙子也离开了他们，就以留下孙子为条件，蔡某不忍便没有接受。李母一直没有表态，双方僵持不下。[2]

 

通过分析可知，家庭最在意的还是它的完整性，任何人不愿意看到家的支离破碎。李母在这个家庭中作为母亲---利益共同体[3]之一，是不希望看到的。

 

2.定性分析

再回到上面的问题，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不难发现，本案存在两个民事法律关系：一是诉讼法律关系，即本诉主要法律关系---家庭共同共有法律关系；二是辅助法律关系，即家庭---委托关系。但是委托授权没有明确约定份额，审理中双方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故而本案只能按照家庭共有关系来裁判。不容置疑，家庭共同共有财产纠纷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没有参加诉讼的家庭成员不论是当事人申请加入还是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都必须参加到诉讼中，除非其本人自愿放弃实体权利。

 

（1）能否成为第三人

就本案而言，案外人[4]李母对诉讼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有权占有属于自己的潜在份额。李母基于其享有的实体权利，对于本案，有权参加诉讼，要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所以，在本案中，首先应该排除李母立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诉讼地位的可能性。因为从诉讼法上讲，诉讼权利[5]必须以实体权利为基础，没有实体权利，就没有诉讼权利存在的合理性；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标的物是没有实体权利的，因此不可能享有当事人地位的诉讼权利，其因与裁判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诉讼。本案的李母显然有别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有充分的诉讼权利。上文第二种观点“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其权利的，就列为第三人”之认识，显然违背诉讼法原则。

当然，就本案而言，李母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也并非诉讼法上的“独立请求权”，李母亦不可能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体而言，根据诉讼第三人理论，独立请求权重在“独立性”：第一，诉权独立，独立于原被告双方；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诉讼主张；在本诉[6]中，视原告和被告均为自己的被告。第二，诉讼标的牵连性，即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有牵连，有权对本诉的诉讼标的物主张不同于原被告双方的诉权。本案中，李母基于其实体权利产生了诉讼请求权，在这一点上，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没有区别，但是显而易见，李母的诉讼请求权不具有上述“独立性”。李母在这个家庭里与其丈夫李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意志是要维持这个家庭包括成员乃至财产的完整性；面对要求分割财产，将共有变为私有的儿媳及孙子，自然会站在李父这一边，继续维持家庭财产的共有状态。分析至此，李母的诉讼地位就不难确定了。李母不同意儿媳及孙子要求分割财产的诉权，但是同意李父维持家庭财产共有状态的意志，显然不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独立性”条件。李母被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的可能性应当予以排除。

 

（2）列为原告还是被告

就本案而言，实体方面已清晰明确，法官可以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各方的份额，不论李母是否参加诉讼。[7]但是为了保障实体公正能够得到有效实现，有必要保护程序公正，因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开；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就会存在瑕疵。

通过上文的分析并结合案情可知，李母始终没有起诉的意思表示，而且从情理上讲，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母不可能起诉自己恩爱的丈夫，要求分割家庭共有财产，因此，法院即使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也不能强行追加李母作为原告，否则，就是干涉权利人的起诉自由[8]，除非依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必须追加为共同原告，以避免重复起诉所形成的“二次裁判”与既定裁判的矛盾，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本案没有追加原告的必要性，李母更倾向于共同被告的地位。首先，从诉讼意志上来说，李母与李父是家庭利益共同体[9]，在维持现有家庭财产共有状态上不无异议地意志相投，依法确定其为共同被告较为适宜。其次，从裁判结果上来讲，法院主要是将蔡某及其儿子的应得份额从家庭共有财产中分离出来，至于李母的应有份额还保留在剩余家庭共有财产中，没有受到法律意义上的严重影响，因此追加李母为被告，并不会损及她的份额利益。最后，从责任承担的角度来看，涉诉财产虽然在李父的掌控之下，但是结合案情，应该排除李父欲独占的意思，应当认为涉诉财产是家庭共有财产。按照共同共有理论，家庭主要成员在处理重大财产问题上应当充分协商，共同决定。没有实际掌控涉诉财产的李母，对涉诉财产的处理，与李父享有平等决定权。在平等的基础上，李母与李父应当平等地承担责任。追加李母为被告，判令李母与李父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有据，也有利于责任承担的最终实现。综上而言，李母应当立于共同被告的诉讼地位。

 

3.解决方案

李母的被告地位已经确定，其参加诉讼的方式应该如何确定，究竟是当事人申请参加，还是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

这完全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两种追加方式都可以实现。按照必要共同诉讼理论，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被告必须追加。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追加，申请合法的，应予追加；如果当事人拒不追加共同被告，法院得依职权主动追加。

本案中，原告方律师不同意追加李母为共同被告，理由是涉诉财产在李父手中，李母若以此抗辩，对己方不利。原告方律师显然犯了一个法律认识上的错误，前文已经释明，涉诉财产虽然在李父手里，但是并非归李父所有，其性质仍然是家庭共有财产，并不妨碍追加李母为共同被告。

法院得依职权主动追加时，可以充分询问[10]李母是否愿意参加诉讼，如果李母不愿参加诉讼，则依法视为李母放弃其诉讼权利。法院得依法自由裁量，确定蔡某及其儿子的应得份额，保留李母的份额，不再属于程序不合法。

 

二、必要共同诉讼及第三人制度在家庭共有纠纷中的应用初探

1.制度概述

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至少一方为二人以上，围绕同一或者类似诉讼标的即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合并审理的民事诉讼。其主要特征是：（1）多人性。当事人至少一方为二人以上；（2）牵连性。诉讼标的必须同一，或者属于同一类别，也就是具有牵连性。（3）一次性。有必要合并审理，而不允许重复起诉。

第三人制度，是指在本诉中享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是裁判结果与之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参加诉讼的制度。根据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两种类型的第三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是在本诉发生之后形成，消灭于本诉结束之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主要特征就是：（1）独立性是核心。①诉权性独立，对于本诉原被告的各自主张，均持否定态度，视本诉原告和被告均为自己的被告，相当于原告的地位，行使等同于原告的诉讼权利。②诉讼标的牵连性，第三人对本诉标的物享有的实体权利是基于另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与本诉的民事法律关系不是同一类民事法律关系，但是民事法律关系相互牵连。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正好相反，不仅没有诉权，也没有与本诉民事法律关系相互牵连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只是在裁判结果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和第三人制度设立目的之一都是为了实现司法效率与法律权威的有机统一。

 

2.判断标准

必要共同诉讼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1）从涉诉民事法律关系定性入手。首先要确定涉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属于哪一种类，然后在其所确立的权利义务体系中分析案外人可能的诉讼意向。

（2）多人性。当事人至少一方为二人以上，可以发生在自然人之间，或者法人之间，或者自然人与法人之间。

（3）牵连性。诉讼标的必须同一，或者属于同一类别，也就是具有牵连性。诉讼主体对涉诉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所指向的标的物，应当享有实体权利；基于实体权利而产生的诉讼权利所依赖的法律事实，必须能够引起涉诉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即变更、撤销、消灭，否则不能对本诉之民事法律关系主张诉讼权利。这就视为牵连性的合理而科学的解释。

（4）一次性。有必要合并审理，而不允许重复起诉。为了公正司法，并兼顾效率，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下，法院不能重复审理就同一事由起诉的案件，并做出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裁判，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对于不能分开起诉，必须在一个案件中审理的，应该并案审理，并做出一次性的裁判。

第三人可以从以下标准判断：

（1）诉讼主张

诉讼主张既不同于原告，也不同于被告，必定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反之看立场，没有主张，仅支持原告或者被告一方的，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2）可能的裁判结果

基于不同于本诉民事法律关系的另一诉讼标的客体所指向的标的物而享有的实体权利产生的诉讼权利，能够引起本诉之诉讼标的物的权利状态变动的，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反之，对本诉的诉讼标的物没有实体权利，只是裁判结果对其有利弊的，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三、结语

实现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保障实体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但是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有力保障；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就不能有效实现，总会出现瑕疵。因此，要既保障实体公正，又保障程序公正，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傅鼎生,李锡鹤,张驰：《关于物权法几个问题的探讨》[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04期。

2. 沈泳：《共同共有制度适用弱化之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3.裴桦：《关于共同共有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兼评我国<物权法>相关条款》[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04期。

4. 李锡鹤:《论共有》[J]，法学，2003年02期。

5. 朱伟瑾：《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问题探讨》[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02期。

6. 王福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确认标准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

7. 赵立公：《第三人制度比较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

 

 

第4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一）行政规范限定了民事主体资格行政法作为公法，最基本的功能即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在居民楼开饭店这个具体行为中，行政法基于维护市场经济中民商事交易秩序的需要，对民事关系主体资格即开饭店的居民的资格做出限定。居民楼开饭店涉及民商事从业资格的授予，居民被授予此项资格必须遵照行政法的规定办理相关规定，如《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中规定居民需向工商部门申请工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70）》要求居民需经卫生部门许可后办理相应的许可证件；《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在居民居住区内开办餐饮等商业或者生产经营项目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长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内禁止擅自改变房屋或者共用设施设备的用途，如需改变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批手续以及相关业主的同意。可见只有依据行政规范的规定具备上述条件后，居民才具备了在居民楼开饭店的主体资格，即行政规范限定了民事主体的资格。

（二）行政法规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产生影响（变更）行政规范有时会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做出指引，使得已存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发生变化或者使得已存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具体化。首先，在居民楼开饭店这一行为中，行政规范是否对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依照《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如果居民已经按照行政法规办理了相关证件，得到了相应的行政许可，那么开饭店的居民与相邻的居民之间依照《物权法》的相邻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相邻居民是否应在店主获得行政许可后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从法律理论上看，民法与行政法分野明确，分属公私两大部门，各有其规范价值与规范范围，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并不因行政法规的介入而发生变化，在居民楼开饭店这一行为中亦为如此，且并没有具体行政规范做出规定要求相邻关系相对人担负更高的容忍义务，因此，基于对私权的保障，在这一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应不受行政规范介入的影响。从实际影响来看，行政规范介入后居民进行住改商的行为，确实使得相邻关系人实际上承担了相较于之前更为繁重的容忍义务，在我国《物权法》七十七条仅对相邻关系容忍义务作了原则性规定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后的容忍义务是否超出了《物权法》中容忍义务的界限，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容忍义务的标准是较高的，住改商后相邻关系人的容忍义务可能只是发生义务实际承担量上的增多，并未使容忍义务及相邻法律关系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变化；但是如果容忍义务的标准是较低的，那么住改商后相邻关系人的容忍义务很可能已经超过我国《物权法》规定的范畴，不仅发生义务实际承担量的增多，同时使容忍义务及相邻法律关系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变化，这样的结果对相邻关系人是很不利的。《物权法》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音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这是我国关于相邻关系中不可量物侵害的容忍义务范围的唯一一条具体规定，结合《物权法》七十七条，我国针对不可量物侵害是否超越容忍义务仅以国家规定和相邻关系原则以及民事习惯作为判断标准，且国家标准为数不多，相邻关系原则过于概括，民事习惯的司法导入机制又不够完善，这都使得不可量物侵害的容忍义务难以确定其范围。关于不可量物侵害，《德国民法典》的现行立法例较为完备，它规定了国家规定、场所的惯行性及经济上可期待的防治措施等客观表针和理性一般人的主观标准。眼下，我们需要完善我国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规定，明确容忍义务的界限，使得住改商后相邻关系人容忍义务如果在实际意义上超过法定范畴时，给予相邻关系人以救济途径。此方面的立法和理论，都可以向德国借鉴。其次，行政法规在介入居民楼开饭店这一民事行为后，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规定，也并未使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化。但是，居民在依据行政法规得到行政许可改变住房用途开办饭店后，从实际上对相邻关系相对人产生了一定影响，相邻关系从原则性的团结互助、合理处理转变为具体化的调和相邻关系人之间因一方开饭店而产生的各种生活、生产问题，如油烟排放问题、噪音污染问题、餐馆营业时间问题等等。这时，有学者主张，在《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下，已无法协调解决由此产生的相邻关系，或者说无法划清相互间的具体权利义务界限，行政法规在介入居民楼开饭店这一具体行为后，应该为相邻关系当事人之间制定、指引更为具体的相邻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行政规范的具体规定同时又将构成公法对私法自治的蚕食、对私人领域的过度介入，形成不健康的民事行为路径依赖。因此，通过对《物权法》七十七条进行司法解释或者出台关于居民楼开饭店相邻关系冲突的指导性案例似乎是一种更恰当的、能够让民事法律问题在私法机制内自行得到解决的途径。最后，行政规范的介入从事实上改变了“住改商”的限制性条件。根据物权法7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改为经营性用房需要取得本栋建筑所有的业主的同意。而由于行政机关在企业设立登记时，只要提供明确的工作场所即可，“至于营业所使用的房屋的性质、用途，一概不予考虑”，从而从实质性上取消了“相关利害人的同意”这一准入门槛。即便发生纠纷后，相关利害人的权利仍可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但这一准入门槛的降低仍然导致了侵权几率的大大增加。而由于法律对于何为“取得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各地在实践操作中对此的规定不尽相同。如《长春市物业管理条例》中要求取得“物业管理部门与产权人”的同意，《武汉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管理若干规定》规定“确因特殊原因需要申请设立的，必须通过社区居民自治听证决定或取得环境利益相关者的书面同意”。因此，在实践操作中，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这一法律关系的内容已经被行政规范所变更。

（三）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对民事法律责任的免除或减轻在探究行政法规对责任承担的影响是，首先应先探讨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是否导致民事法律责任的免除？居民在得到政府行政许可开办餐馆，并按照诸如废气排放标准等排放污染物，相邻关系相对人是否还可主张侵权？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明确不要求把违法性作为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责任，对此学者也有所共识。参照德国实务则一皆认为，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官署的许可可以排除特定私法请求权之行使，否则私法请求权之行使不受影响。针对同类问题，有日本学者提出“容忍限度论”，认为无论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违反规制法律的规定，但如果造成损害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限度，污染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居民楼开办餐馆这一具体行为中，亦应认定行政许可以及符合行政规范的行为（如排放废水废气符合行政法规要求）并不能排除相邻关系人侵权请求权的行使，不能免除开餐馆者的民事法律责任（如果存在侵权的话）。并且，像行政许可之类的行政管制所能做到的仍只是一般性控制，它并不试图，也无法一一掌握、斟酌未来每一侵权个案所涉及的各个具体因素；反之，民法侵权责任制度机制，特色正在于斟酌具体个案情况，发挥「微调功能，型塑出个案正义，透过赔偿责任的追究，以吓阻未来侵害之发生。针对此问题，认为无论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违反规制法律的规定，但如果造成损害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限度，污染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明确了行政法规并不会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后，那么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是否会导致民事法律责任的减轻呢？如果居民依法取得行政许可且按照有关标准排放废水废气，是否会产生民事责任减轻的效果呢？参照有关侵权领域案例发现，放低于标准的污染源，对于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在该限度内将优势判定给污染者、生产者；对于排放高于标准的污染源，生产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在该范围内将优势判定给附近的受产品侵害的消费者，但判决结果需依据权利受侵害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可见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只是易于产生民事责任减轻的结果,但是与民事责任是否减轻并无实质关系,仅是判断因素之一。

而在德国有关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中，基于公法上的信赖保护利益，于《联邦公害防治法》14条规定，基于私法的排除请求权，不得要求已取得确定许可的营业设施停止运营，即受害者不得请求停止侵害，而只能要求施害方采取预防措施或者进行损害赔偿。此规定排除了停止侵害这一责任承担方式的行使，实质意义上产生了减轻民事责任的效果，但是该效果是以明确法律规范予以规定才得以产生的。针对居民楼住改商行为在符合行政规范的情况下是否也有此种效果，应认为在不存在具体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即不具有减轻民事法律责任的后果。这样才能公法规范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与对相邻关系人权利的保护。而从司徒阳案中的法庭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居住环境安静的权利，应立即停止侵害，同时要求被告在琴房中加装隔音设施，并承担诉讼费”来看，居民对楼内的商业行为确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是最低限度的容忍义务建立在正常的秩序不被扰乱的情况下。换言之，商业经营者在限度之上的行为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

二、行政法的民事法源地位的反思

“涉民性行政规章”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公权力以一种隐蔽的形式侵入了原本由私法调整的空间。对于契约自由的守护一直是民法学家心灵深处的警戒线。在各个民法领域中，行政权力的介入都应当经过周密的论证，以防造成自治空间的崩塌。从最早的全面禁止“住改商”、到现在的有条件允许，行政法对于业主的对建筑物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使用、收益权能显然有所干预。那么在这个领域内，行政法规范的介入是否是必要的？行政权介入民事，必不可少带来对民事双方的影响。行政权力介入民事的原理无可避免的谈到相互性定理。相互性定理引申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的相互性思维，简化为甲拥有一项对行为人乙不利或者有害的权利，假设有法律权威取消此权利，则意味着权利转移给了乙，其后果在于乙之转移权力导致对甲权利之损害。而民事领域中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如相邻权中的行为人双方互为便利。本文谈到居民楼中开餐馆，可能意味着商业经营者和居民之间权利的让步和妥协。开餐馆可能对居民的合法权利造成一定的损害，但考虑到经济效应等方面，行政权力保护商业经营者合法权利是对相互性定理的应用，在一种权威的影响下，商业经营的合法权利会影响到原本居民的合法权利。在住改商的问题中，行政规范的民事法源地位应当得以承认：首先，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民事救济能够解决大多一般性的民事问题，然而其也有无序性和局限性。因为民事救济是达成于对象双方充分认知和认同的基础上的，而在没有双方认同的前提下民事救济是无能为力的。在住改商问题中，如果以经营者个人之力，以自治方式与所有利害关系人进行协商，必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甚至可能导致经营者不事先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的后果。从此处看来，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使得民事领域的个人利益让步于行政权力下的公共利益。行政法通过对意思自治的行使方式做出规定，有利于业主与经营者之间进行有章可循的协调，保障意思自治的效率。另一方面基于维护自由和秩序，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许多传统民事领域随着社会发展借助传统的民事救济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这时行政救济介入成为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一般性的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并不侵犯人民的自由和社会秩序，反而对公民的个人意思自由表达和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发展提供保障。在住改商问题中，行政部门规定了民事主体取得资格的条件，如将社区听证会决定或环境利益相关者的书面同意作为最终经营者取得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相当于以公权力的方式承认了利害关系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能够有效地保障意思自治的有效性。此外，在“住改商”这一特殊问题中，民事领域的容忍义务价值也是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原因。民事行为人会基于意思自治而量度容忍义务的程度，这种量度可能是不客观的，所以需要具有权威的第三方来判断容忍义务的程度。由于相邻关系中存在的容忍义务，法官在判决是否造成侵权时，也要借助行政规范中的一些技术性规范作为裁量标准，从而需要承认行政规范的民事法源地位。

三、结语

第5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否定说”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村民委员会仅仅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不是法人也不是其他组织，不是合格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第二，《房屋登记办法》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权属登记作出了规定，通篇未提及村民委员会。

《担保法》第7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担保法律关系的民事主体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参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民事主体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否定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规定，认为村民委员会不属于该条规定的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合伙组织、法人分支机构，不属于银行或者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属于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属于其他组织，进而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能作为房屋权属登记的申请人，不能申请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村民委员会的设立、变更、撤销，不同于合伙组织、企业、公司和社会团体，不需要领取营业执照，不需要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第2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否定说”不能因上述原因而拒绝承认村民委员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其他组织。

推而广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第9项规定的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也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其他组织。

《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即为法人。可以断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昌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村民委员会甚至可以成为该规定的法人。

从以下规定中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广泛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第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57条第3款规定，“婚姻登记档案遗失的，当事人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其婚姻状况的证明。户口本上夫妻关系的记载，单位、村（居）民委员会或者近亲属出具的写明申请人婚姻状况的证明可以作为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使用”。

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第4条规定，“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由其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依法申请登记并持有土地权利证书。对于村民小组组织机构不健全的，可以由村民委员会代为申请登记、保管土地权利证书”。该《意见》第5条规定，“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受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委托行使所有权”。

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农村村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住宅的，应当先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审批程序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批示，“遵化市小厂乡头道城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三村民小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以第三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应以小组长作为主要负责人提起”。

《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该法第57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

《物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该法第60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和《物权法》第60条第2项的规定，村民小组都可以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其他组织，村民委员会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其他组织，就更毋庸置疑了。

虽然《物权法》第60条第1项，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都作为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所有权的组织；该法第60条第2项，将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都作为代表“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行使“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房屋所有权的组织，但《房屋登记办法》第83条第3款、第84条、第86条第3款仅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权属登记作出规定，未对村民委员会申请房屋权属登记作出规定，作为下位法的《房屋登记办法》，并未与作为上位法的《物权法》相匹配。

按照《物权法》第60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的所有权人，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一样，仅仅是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所有权的组织。既然《房屋登记办法》允许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同理，《房屋登记办法》也应当允许村民委员会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

《物权法》第45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如同《物权法》第45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房屋，房屋所有权人没有被登记为“国家”或者“全民”；该法第60条规定，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房屋，房屋所有权人也不应当登记为“村农民集体”。

笔者主张允许村民委员会作为房屋权属登记的申请人，可以申请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主要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村民委员会已经以自己的名义合法原始取得房屋（如新建），或者合法继受取得房屋（也称作传来取得，如购买、受赠）的，该村民委员会可以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参照《房屋登记办法》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的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可以将该村民委员会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本文将此种情形定义为“法律行为说”。

第二，如果村民委员会依据《物权法》第60条规定，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所有权的，该村民委员会可以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参照《房屋登记办法》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的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可以将该村民委员会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本文将此种情形定义为“法律规定说”。

《物权法》第60条规定的“村农民集体所有”的“村”，不是指自然村落，而是指设立有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村。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或者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村，需要村民委员会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的所有权。村民委员会下属的各村民小组，还可以代表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行使“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房屋所有权。

《物权法》所称村民委员会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的所有权，同时包括该房屋占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村民委员会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所有权的内容，同样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但是，这种处分应当是有条件的处分。

之所以强调有条件的处分，是因为村民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的所有权人，村民委员会仅仅是依据《物权法》的规定，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村农民集体所有”房屋所有权的组织。村民委员会占有、使用、收益和有条件的处分房屋，必须向所代表的“村农民集体”负责，并且接受“村农民集体”的监督。

第6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撤销权 请求权 形成权 形成诉权

撤销权的概念及类型

“撤销权”这三个字在我国民法学教科书及著作中随处可见，但关于撤销权的概念是什么？应该怎样表述？在民法学教科书及著作中均没有具体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可能也是理论界关于撤销权的性质是何种权利存在较大争议的原因之一。还有撤销权是否存在不同的类型，民法学著作上也没有涉及。笔者认为，弥补这些缺憾对正确界定撤销权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故有必要在此着墨加以澄清。笔者认为以我国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尤其是《合同法》中可以发现撤销权由于产生的原因和行使方式及行使权利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及相关类似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撤销权；另一类是以《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撤销权。下面就两类撤销权的特点对两者分别进行阐述。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撤销权为代表的撤销权。它的法律依据有如《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二款的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所以该种撤销权具有如下的特征：

其一该撤销权所行使的主体只能是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善意相对人。这里的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又称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是指民事行为虽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只有经由特定的当事人的行为，才能确定生效或不生效的民事行为（王利明，2007）。而善意是指享有撤销权的主体在订立民事法律关系时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另一方当事人主体资格欠缺，否则便不享有该种权利。

其二行使撤销权必须在特定当事人（如有处分权人或被人）追认以前行使，超过此期间不再享有撤销权。因为特定当事人在善意相对人催告后一定期限内（通常为1个月）未作意思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该民事行为确定不发生效力，无需再撤销。其三撤销权人以通知方式撤销，只要撤销通知到达有权处分人或被人即特定当事人时就发生效力，即该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自始失去效力。通过上述的分析及结合《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该种撤销权具有一共同的特征是该撤销权的主体是善意相对人。故笔者将这种撤销权称为善意相对人享有的撤销权。

以《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撤销权为代表的撤销权。它的法律依据有如《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撤销权的特征有：第一，行使撤销权的主体是订立民事法律关系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当然，有关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行使撤销权的主体不一定都是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即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相对人。第二，受损害的一方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事由，然后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撤销被申请撤销的民事行为。即该撤销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第三，该种撤销权的行使受一定的期间限制，并且是除斥期间。《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时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第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或延长之规定”。可知这种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变期间。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除此之外，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将可撤销婚姻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间规定为除斥期间。

与该种撤销权行使方式（诉讼方式）相同的还有《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权。即债权人撤销权。但行使主体却不相同，行使主体为特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第三人—债权人。这里特定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债务人与其他民事主体订立的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协议，如低价转让债务人财产等。但这种撤销权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撤销权的主体都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受损害人。所以可以将二者并称为受损害人享有的撤销权。

关于撤销权性质之争

第一种观点认为撤销权本质上是一种请求权而非形成权（陈小君，2007）。其理由为撤销权通常由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欺诈、胁迫行为中的受害人，根据民事法律规定，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不能以自己单方的行为来撤销合同，而只能向法院或仲裁机关主张撤销该合同，至于该合同是否被撤销，确认权在法院和仲裁机关。笔者称之为“请求权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撤销权性质是形成权。形成权是依照单方意思就能使一定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权利。形成权的特点，在于依权利人单方面的意志就能发生的特定的法律效果。撤销权符合形成权的特征，故撤销权是典型的形成权（张玉敏，2003）。这是我国大多数民法教科书中的观点。故笔者称其为“形成权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并非以意思表示为之，而是诉讼方式为之，撤销权并非单方法律行为，亦非一种形成权，而是形成诉权（傅静坤，2001）。形成诉权更像是实体法规定了当事人的一种诉讼上的权利，即诉权。当事人享有只是一种诉权，即在除斥期间内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依法撤销。笔者将其称为“形成诉权说”，抑或“诉权说”。

对观点的评析及对撤销权性质的探讨

首先，笔者认为“请求权说”将撤销权性质认为是请求权的观点难以苟同。首先，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可以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而本质特征是为权利人利益的实现，通常须依靠义务人的积极行为予以实现。而撤销权中权利人诉诸法院要求撤销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法院应权利人的请求并审查其请求事实的真实情况而决定是否撤销该民事行为，这只是法律为稳定民事活动秩序及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设置的一种救济程序。因而不能就认为撤销的确认权就在法院或仲裁机构，而否认了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例如，按“请求权说”，如果确实发生了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事由而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该民事行为，而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不作出变更该民事行为的决定而作出撤销该民事行为是可行的，但却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其次，理论通说认为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而撤销权适用除斥期间。所以“请求权说”岂不是违背了民法通说理论？所以，“请求权说”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和民法通说理论，是不可取的，应予摒弃。

其次，“诉权说”评析：这种观点虽注意到当事人不能依自己的意思直接通知对方当事人而变更或撤销合同之规则，但上述结论实难赞同。首先，关于诉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基本上都接受它是一种与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事实，要求法院进行裁判的权利。换言之，诉权主要是针对向法院提讼情形使用的，而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的权利被称之为“仲裁请求权”，与诉权一样，属于程序救济的范畴。这样，就撤销权“诉权说”而言，至少没有概括当事人请求仲裁机构撤销民事行为或合同的情形，其次，罗马法上的actio被后世学者解析为请求权和诉权后，前者属于私权，后者属于公权之一种，《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虽可以作为诉权或仲裁请求的基础，但当事人提请诉讼或仲裁权利绝非空中楼阁，而须有一定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为依托，当可断言。显然，撤销权“诉权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再者，我国法律的上述规定仅为当事人撤销权行使方式的限制。法院和仲裁机构均非合同当事人，与合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并不实际享有合同撤销权，它们只是当事人行使撤销权所必须经过的审查环节而已（韩世远，2008）。这种把私权性质的撤销权与公权性质的诉权等同是不可取的，至于把形成诉权说说成是公权性质的诉权是否可取，笔者将在下面论述。

再次，“形成权说”的评析：笔者认为“形成权说”过于模糊。首先，“形成权说”所指的撤销权是否包括笔者上述所作分类之一的受损害人享有的撤销权，即通过诉讼方式才得以实现的撤销权；其次，这里的形成权与形成诉权关系如何？即形成诉权是包含于形成权中还是独立于形成权，上述问题“形成权”说并未明确解决。从“形成权说”的倡导者处来看，该处的撤销权并未包括受损害人享有的撤销权（如债权人撤销权），故这里的撤销权并不全面，那么形成权与形成诉权的关系如何呢？关于形成权与形成诉权关系，当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形成诉权的实现借助诉讼或仲裁的外表，它与不需要借助诉讼方式或者仲裁的形成权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需要等待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形成判决或裁定。如果法院不作出形成判决，那么形成权变动法律关系的功能就成为了泡影。另一种观点是根据形成权的行使是否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可以将形成权区分为单纯形成权与形成诉权（王利明，2007）。单纯形成权是依据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为之，一旦被相对人知道，或到达相对人时发生效力，大多数的形成权如此。须注意的是，有些形成权的行使，须提讼（形成之诉），而由法院做出形成权判决，这种形成权称为形成诉权（王全弟，2004），法律对形成诉权的实现需要通过诉讼程序主要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和防止民事主体滥用其撤销权损害他人的利益，所以笔者赞同形成权分为单纯形成权和形成诉权的观点，故“形成权说”所指的形成权为单纯形成权。

最后，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以维持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权利。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责任说和折中说等不同学说。以上诸说以折中说为通说，折中说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不仅以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间的行为为内容，而且含有请求恢复原状以取得债务人财产的作用，因而兼有形成权与请求权双重性质。笔者认为折中说有欠妥之处。首先，按权利的作用不同，权利可分为请求权、形成权、支配权和抗辩权。可见，请求权和形成权是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权利，然而折中说观点，却有一种权利（债权人撤销权）居然包括这两种权利，实乃罕见？这岂不有悖民法通说理论和逻辑吗？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可知债权人向法院主张撤销权的目的就是实现其债权。所以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使法院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欺诈行为宣告无效后，很可能甚至完全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极早实现其债权。但这里我们仅探讨的是撤销权的性质，而不是实现债权人债权这一目的所运用或需要的权利的性质。显然“折中说”混淆了这一点，所以，“折中说”存在欠妥之处。

综上所述，笔者将撤销权分为善意相对人享有的撤销权和受损害人享有的撤销权；将形成诉权认为是私权，且为形成权的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是单纯形成权；善意相对人享有的撤销权的性质是单纯形成权，受损害相对人享有的撤销权的性质为形成诉权，作为受损害相对人享有的撤销权的一种—债权人撤销权亦是形成诉权。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不同种撤销权的本质及其正确行使途径，进而有利于更加完善我国私法权利体系。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主编.民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陈小君主编.合同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张玉编.民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傅静坤主编.民法总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第7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冲突法”名称始于17世纪，从19世纪30年代以后，冲突法在有的著作中又被称为国际私法。19世纪末以后，通过条约统一规定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实体规范，出现了“统一实体规范”。有些学者认为国际私法除了冲突法外，还包含统一实体规范，但另一些学者仍主张国际私法仅指冲突法。可见冲突法在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地位（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争论统一实体规范是不是国际私法了），那么什么是冲突法呢？

冲突法是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的法律规范。因此，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冲突法和冲突规范的关系。“冲突法”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一种法学理论而言，是法学的一个学科，严格来讲应该是“冲突法学”；其二是指冲突法规范本身，是法律的一个部门，本文中“冲突法”就是“冲突规范”的意思。

冲突规范（conflictrules）又称法律适用规范（rulesofapplicationoflaw），法律选择规范（choiceoflawrules），有的国际条约中称“国际私法规范”（rulesofprivateinternationallaw），它是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不同性质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规范的总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44条：“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就是一条典型的冲突规范。而被冲突规范援用来具体确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被称为法律关系准据法（lexcausae或applicablelaw）

二、冲突规范的特点

冲突规范作为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规范，具有其自身独特不同，下面我们简要地论述一下冲突规范的特点：

1、从冲突规范内容和作用看，冲突规范并不直接规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能直接够成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准则，因而对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仅起间接调整的作用。由于冲突规范是一种法律适用规范，它仅指明某一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如何适用法律，因而有别于能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规范。就其调整作用来说，它必须与经过它援引的某一特定国家的实体规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法律规范调整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作用，因而只是间接调整的作用。

2、从冲突规范的性质看，冲突规范是一种不同于实体规范也不同于程序规范的特殊类型的法律适用规范。尽管冲突规范不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是实体规范，而是通过指定适用何种法律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但它终究在本质上同以诉讼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程序不同。所以冲突规范也不是程序规范。就其性质上讲，它是指明某种法律关系应如何适用法的法律规范。

3、从冲突规范的结构来看，冲突规范具有非常特殊的法律规范结构。一般法规包括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而冲突规范则由“范围”、“系属”、“关联词”三部分组成。

三、冲突规范的结构

冲突规范本身具有很特殊的结构，它由范围、系属和关联词三部分构成。下面简要论述一下冲突规范的三部分结构。

（一）范围（categories），又称连结对象（objectofcomrection），是冲突规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一般指冲突规范前面的部分。例如：“不动产依不动产所在地法”中“不动产”法律关系和“侵权依侵权所在地法”中的“侵权”法律关系都是冲突规范的范围。由于作为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广义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故冲突规范“范围”种类繁多，其中最常见的有合同关系、侵权关系、行为关系、所有权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等。

（二）系属，是指明冲突规范所涉及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它一般是冲突规范后面的部分。例如：“不动产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系属是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侵权依侵权行为地法”中系属是侵权行为地法。

因为范围不是一般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而是一种涉外的特殊民商事法律关系。所以，与此相适应，系属也有它特定的含义，是针对上述特殊性，在内国法与有关外国法相冲突的情况下，从法律适用上对范围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指出一个应适用的法律。而这个适用法律的指定，在规范形态上一般是通过一定的标志来实现的。

在国际私法术语中就把这个标志称为“连结点”（pointofcontact）或“连结因素”（connectingfactor）。具体而言，连结点是指冲突规范借以确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什么法律的根据。例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6条规定：“离婚依其原因事实发生时丈夫之本国法。”这条冲突规范，就是依离婚原因或事实发生时丈夫之国籍作为确定适用法律的根据的。

在冲突规范中，连结点的法律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形式上看，连结点起着一种把冲突规范中范围所指的法律关系与一定地域的法律联系起来的纽带或媒介作用；第二，从实质上看，这种纽带或媒介又反映了该法律与一定地域的法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实质联系或隶属关系。

为了更好的理解连结点，我们对连结点作一简要分类：首先，连结点可以分为客观连结点和主观连结点。前者是指客观实在的标志，主要有国籍、住所、居所、营业地、物之所在地、行为地、法院地等；后者是指“当事人的合意”或“当事人的选择”，这一连结点的主要作为确定适用于合同关系的准据法的根据。其次，连结点还可分为静态连结点（constantpointofcontact）和动态连结点（variablepointofcontact）。前者指固定不变的连结点，主要是不动产所在地以及涉及过去的行为或事件的连结点，如婚姻举行地，合同缔结地，法人登记地，侵权行为地等，由于其不变，故便于确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动态连结点是指可变的连结点，如国籍，住所，居所，营业地，动产所在地等，一方面加强了冲突规范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为当事人规避法律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在长期的实践中，双边冲突规范的系属逐渐固定起来，形成了国际私法中的系属公式。所谓系属公式，就是把一些解决法律冲突的原则公式化而成为固定的系属，使它适合解决同类性质法律关系的冲突问题。常见的系属公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1）属人法（lexpersonalis），这是指以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居所作为连结点的系属公式，主要用于解决有关人的能力、身份、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

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立法以及国际条约开始把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也作为其属人法，大有取代住所地的趋势。其实，采用国籍作为连结点的国家有一些在近年也以出现松动迹象，开始在某些方面兼用或改用住所地法或惯常居住地法，以使立法更符合实际需要，也可以说这是属人法方面本国法原则与住所地法原则的一种调和。

（2）物之所在地法（lexreisetae或lexlocisitus），这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物在空间上所位于的国家的法律，常用于解决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关系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

（3）行为地法（lexlociactus），指作出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时的所在地法律，它源于“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古老的习惯法原则，起初主要用于确定行为方式的有效性，后来也用来解决行为内容方面的法律冲突。

（4）法院地法（lexfori），指受理民事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主要用于解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在某些场合下也用来解决实体法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

（5）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lexvoluntatis），指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将其适用民事关系的法律，即“意思自治”原则，基本上用于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但近些年来这一系属公式在侵权、继承等领域也被采用。

（6）最密切联系地法，指与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系属公式，在合同领域采用比较多，一些国家把它用于侵权行为和家庭关系等方面。

（三）关联词，它从语法结构上将“范围”和“系属”联系起来。有的学者认为冲突规范只含范围和系属两部分。“但是关联词是冲突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范围和系属只不过是毫无联系的两个概念，当它将两者联系起来时，冲突规范才成其为冲突规范。例如，《民法通则》第144条规定：‘不动产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的‘适用’就是关联词。”

四、冲突规范的类型

在一个冲突规范中，一般只给“范围”一个“系属”，也就是只规定一个连结点，但同时规定几个系属即几个连结点的情况也属常见。按系属中连结点的不同规定，可把冲突规范分为四种：

（一）单边冲突规范。这一类型冲突规范，其系属直接指明只适用内国法，或直接指明只适用外国法。（1）直接指明只适用内国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2）直接指明只适用外国法。例如，1926年的英国《（非婚生子女）准正法》第8条规定：“子女是否因双亲的事后婚姻而准正，如果该婚姻缔结时生父的住所不在英国，适用该住所地法。”

虽然单边冲突规范在适用上比较简单，但法律适用上的灵活性较差，随着国家之间交往越来越密切，国际私法立法的进步，各国已越来越少地采用单边冲突规范。

（二）双边冲突规范。这一类型的冲突规范，其系属既不明确规定适用内国法，也不明确规定适用外国法，而是提供一个以某种标志（即连结点）为导向的法律适用原则。例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不动产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就是一条双边冲突规范。根据它提供的以不动产为导向的法律适用原则，结合不动产位于何国这一实际情况，就可以推定应该适用的法律。

双边冲突规范所指的准据法既可能是内国法，也可能是外国法，它体现了内外国法律的平等对待，符合国际私法的发展方向，因此，它是最常见的一类冲突规范，下面将述及的选择型冲突规范和重叠型冲突规范，实际上是由双边冲突规范演变或派生出来的。

（三）选择型冲突规范。这类冲突规范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属，即规定了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以适用的法律但实际上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根据选择方式又可再分为两种：（1）无条件的选择型冲突规范。在这种冲突规范中，其系属指明的几种法律具有同等地位，可以不分先后顺序而任意进行选择。就是说选择不附加条件。例如，1978年的《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6条第2款规定：“在国外缔结的婚姻，其方式依许婚各方的属人法；但已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关于方式的规定者亦属有效。”（2）有条件的选择型冲突规范。在这种冲突规范中，其系属指明的几种法律处于不同的地位，首先适用顺序排在首位的法律，只有该法律无法适用时，才能选择其后一顺序的法律。就是说选择是有条件的，即必须按顺序选用。

（四）重叠型冲突规范。这一类型的冲突规范，其系属指明必须同时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例如，1902年于海牙订立的《离婚及分居法律冲突与管辖权冲突规范》第2条第1款规定：“离婚的请求非依夫妻的本国法和法院地法均有离婚理由的，不得提出。”这表明，是否准许当事人提出的离婚请求，必须通过重叠适用夫妻本国法和法院地法来确定。

将冲突规范分为上述四种类型，只是比较常见的分类。从另外的角度，还有再做其他分类的。

五、冲突规范的缺陷

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客观正确的认识它的作用，对进一步理解冲突规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冲突规范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它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1、与实体法相比较，冲突规范只是起到间接调整的作用，不能直接构成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准则，使当事人很难据之预见法律关系的后果，故而缺乏实体规范那样的预见性和明确性。

2、由于冲突规范只是作出立法管辖权上的选择，即通过连结点对有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指定一个特定国家具有立法管辖权，而不问该管辖权国家有无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及其具体内容如何，因此，有时会缺乏合理性或针对性。

3、受国家观念、案件审理结果与法院地国的利害关系以及法律适用上的司法便利等因素的影响，在长期冲突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与冲突规范适用相联系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如反致、公共秩序保留、限制法律规避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限制或削弱了冲突规范的效力，因而又使冲突规范缺少法律规范应具有的稳定性。

以上冲突规范的缺陷是冲突规范本身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因此，人们也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以期促进国际私法和冲突规范的发展。

六、结束语

近一、二十年来，在冲突规范立法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1）新的冲突规范立法大都采用双边冲突规范。例如，1896年《德国民法实行法》所采用的冲突规范多为单边冲突规范，而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法规》则大量采用双边冲突规范。（2）在许多新的冲突规范立法中，采用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大量增加。由于选择型冲突规范对同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允许在几个可适用的法律中进行选择，从而有利于保证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

总之，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私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我们始终相信冲突规范在国际私法的发展中有着不可限量的广阔前景。我国也应当加强国际私法方面冲突规范的立法，促进我国国际私法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参考书目：

余先予主编：《冲突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8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法律关系

1. 我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主体的确定

1.1 政府与学校法律关系

要确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就要确定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的法律基础。

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符合行政法律关系特征，我国传统政治法律体系下，政府与学校是以一种命令与服从为主要内容的内部行政关系。在政府与学校的内部行政性委托关系中，政府是行政主体，作为委托方以行政命令、行政授权将某些任务交由行政相对方的学校完成。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开始分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涉及到如何用法律规范高等学校，赋予其何种权利、义务和责任；只有理顺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才能确保高校得到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本文从公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入手，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认为公立高等学校在不同的诉讼活动中具有三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行政相对人和法人。高校不同的法律地位与其当事人形成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其中，在与政府的行政法律关系中，高等学校是行政相对人。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单一，属于典型的行政隶属关系，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地位不对等，高校不具有法人资格，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从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开始，高校作为法人具有了民事主体资格，但高校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政府在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高等学校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由于我国目前对行政相对人缺乏应有的研究，导致行政相对人在政府的管理行为中，权利受到挤压而不能正常地享有，而对政府的义务和责任缺乏刚性的法律规定，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面对这一现实，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的变革成为当务之急。

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明确学校的权利应该由学校享有，任何组织（包括政府）都不能非法干涉，在法律层面上界定了政府与学校的权利划分，使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由内部直接行政关系走向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由于我国学校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单位，在我国法律关系主体上，事业单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法人，即事业型法人。在法律理论上，事业型法人的享有承担民事权利与义务与企业法人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由于事业单位与相对应的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复杂的人事关系与政策关系，调整事业单位存在的诸多关系主要是依靠政策，其政策载体形式是大多为政府文件，尤其是人事政策文件来实现的，事业单位的这些关系的调整也必然依赖和受到政策的制约。因而，事业型法人在实现、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方面，就存在着与企业法人等其他类型法人的诸多不同与实际困难，这点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人事体制下表现尤为突出。

由此看来，判断政府与学校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政府在与公立学校的具体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法定的强制性权力，是否具有普通民事主体所不具有的权利，是否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密切相关，基于以上因素我们推导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已经由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转向外部行政法律关系。

2. 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学校是否应该在学校体育伤害中承担责任，要分析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学生属于学校的教育资源范畴。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之间是否存在着法律关系非常不明晰，如果说存在着法律，那么学校事业单位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无论在行政体制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均未有任何界定。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学生与学校之间逐步产生并日益突现出的冲突，表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在发生变化与转变，这种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教育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认识。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的确定，是确定学校事故责任、合理解决学生体育伤害问题的法理基础。关于学校与未能年学生的法律关系，在学理上和司法实践中有几种主流观点：

2.1民事合同观点

民事合同观点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单位法人，依法具有办学自利；与此同时学生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报考学校，接受良好质量的教育服务和教育的权利。

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同时受到符合法律规范的双方各自利益即合同的约束。学生考入学校，接受学校的教育，在体育课程教育中，要接受学校的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体育课程的各项规章制度，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上体育课程的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可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力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也亦构成违约，学生可使用请求权、申诉权甚至诉讼权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消费民事合同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各自相互行使和承担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2.2行政法律观点

这种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高校表现较为明显，认为被授权的学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学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就自身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当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实质上是使用推论而得出的学说。这里暂不定论其方法以及结论是否正确。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属于成文法，即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那怕你是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阐述、解释或推论都有可能被适用，但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则推论不能创制，更不能被适用。另一方面，我国诉讼法法律条文大多都属于限制性极强的条款，如行政诉讼的被告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能是事业单位，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是抽象行为。而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学校不符合行政诉讼被告适格主体的要求，学校行为的也不是行政法、行政诉讼中法定的行政行为，准确讲，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着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

2.3双重法律观点

双重法律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点观点的综合，即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观点。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将前面两种观点的优劣一并带入到自己的观点中。即哪些学校行为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哪些行为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那些行为将被司法审查排斥，几乎无法界定，也无法罗列，更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看到，双重法律观点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诉讼法律体制下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表象，这是双重法律关系观点的产生基础，故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深入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之间的性质、特征，而是对一些关系的表现进行综合得出所谓双重关系。

2.4特别权力关系的观点

学校，特别是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种在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学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或者很难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无疑强调了学校的自，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和学术自由，但不符合社会取向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而从管理行为学角度上看，目前在校学生行为来分析，学生也未必随时随地、绝对地处于弱势地位，目前社会上反映出的诸多案例，已表明学生行为的异乎寻常地超出了学校管理权相对人弱势地位的范畴，已给学校管理、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困扰。

3. 我国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定位

目前在学校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性质的定位方面，在不少的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倾向于将学校（尤其是高校）定位于公务法人，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借鉴大陆法系的“公益机构理论”。其二，学者们认为，对于这一体系中的特殊权力的实现，应当区成为重要性事务和非重要性事务。凡涉及到学生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重要事务，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凡学校从事的普通内部管理事务是非重要性事务，学生不能提讼，法院也不应予以支持。这种设计也是可以的，但它取决于我国法律体制，成文法本身存在着立法困难，这种观点的立法也必然导致法律条文的细繁，可行性较差。另外，被很多学者忽视的情形是，学生与学校之间对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争议非常少，而恰恰被这些学者们称之为“非重要性事务”的争议却几乎每天都可能在发生，这种现实与学术观点形成严重背离的事实，令这些学者们非常尴尬。同时由于学校必竟不是行政机关，虽然学者们认为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性质，但它仍不能成为行政具体行为，也不是替代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行为，因此不论学校的行使了何种行为，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某些人民法院受理了学生提起的行政诉讼个案，从程序法适用上讲是不符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

4. 政府、学校、学生三方责任主体的确定

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学校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法律前提，而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着政府、学校、学生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确定学校责任的法律依据。因此，责任主体的确定是学校体育伤害所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本依据所在，直接关系到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人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人或单位就是该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也是赔偿责任人，即赔偿主体。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主体包括学校、学生、监护人（家长）等，但在这里却没有提到一个最主要的责任主体，本文认为政府才是这个责任主体的最高统领者，没有政府这个强大的支柱做后盾，学校和教师在承担法律责任中就失去了这种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依靠，从而给学校和教师带来更大的承担责任方面的压力，所以本文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一定要包括政府、学校、教师、未成年学生监护人（家长）、第三方加害人、保险公司等。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体育的特殊性，引发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较其它事故更为复杂，因此，往往对事故负有责任的不止一个，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往往不止一个，而是一个混合责任体，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

5. 结束语

在现行教育体制与诉讼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对于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协商调解不成的情形下，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司法救济途径加以解决。对于学校行使管理权所产生的不对等关系，包括其他关系，无法启动司法程序，不能提讼，可通过学校管理权行使、学生参与民主管理、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处理或调解的方式来分别解决。对于非公立模式管理经营的学校可实行合同化，依据《合同法》来加以调整。至于是否将我国公立学校设定为公务法人，需要立法解决，这不是哪种学理、某种学术观点或者探索性尝试可以解决的。不论对那种类型的学校、对学校的何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均是不可取的，在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下也是不可行的。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部分民事法律关系与部分行政法律关系的双重法律关系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它对于指导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各类事务与争议是不利的。作这样的区分，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非公立学校均可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关系与管理关系，可有效地做到有法可依，从而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利益和合法权益，同时也能保证学校正常管理工作的运转，以及相应管理权的有效行使，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在学学生伤害事故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应综合该伤害事故的内涵和外延来认识和理解。从法律实践来看，在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多为学校责任，对于学校来说，分析学校是否有过错，首先应从学校的职责方面看，如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中有不当之处，且这不当之处是造成损害的原因之一，学校就应承担过错责任。因此学校要做好各方面预防工作，尤其要注意是否尽了教育管理职责和相当的注意义务，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余 洪.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问题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7年

[2] 游小华.论刑法中的注意义务[J].韶关学院学报， 2008，（4）：45-46

[3] 杨秀朝.学校安全注意义务的构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4] 杨秀朝《试论学校安全注意义务》[J]当代教育论坛2008，（2）：34-36

[5] 韩 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邵世星，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第9篇：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范文

一、时效的概念

时效，是法律所规定的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满法定期间，即依法产生取得权利或消灭权利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时效制度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它起源于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已为现代各国民法所接受。民法设立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经济秩序。因时效期间届满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因此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

由于时效能够产生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所以它是一种法律事实。时效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1．须有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时效是以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为前提的。所谓事实状态，是指仅为一种客观的事实，而并未受法律的确认。如某人没有权利而占有某物，某人不行使其请求权。如果没有这种事实状态的存在，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不会发生时效的法律后果。

2．须该事实状态持续一定的期间。一定的事实状态只有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才能成立时效，否则不发生时效的法律后果。如已连续占有某物20年，连续不行使权利3年。至于持续经过多长时间，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协议确定或者变更。

3．期间届满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权利取得或消灭。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时间，即期间届满后，根据时效的法律规定即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这一法律后果，因发生时效的事实状态的不同而分别为取得或丧失权利。取得权利的为占有时效；丧失权利的为消灭时效。

二、时效的类型

时效可分为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因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即依法发生权利不受法律保护的时效。

(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占有他人财产，持续达到法定期限，即可依法取得该项财产权的时效。取得时效因其事实状态必须占有他人财产，又称占有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诉讼时效，而未规定取得时效。外国一些立法例将诉讼时效称为消灭时效。在是否应规定取得时效问题上，学者有不同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学说：(1)否定说。其主要理由是，在近现代民事立法中，由于财产关系和调整财产关系法律的变化，土地法的独立，民法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发达，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使取得时效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另外，只要完善诉讼时效制度，可以同样起到取得时效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没有必要建立取得时效制度。(2)肯定说。其主要理由是，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土地法从传统民法中的分离、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都不能替代取得时效制度，因此，在我国有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在如何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的问题上，有的学者主张采用各别立法主义，即在我国制定《物权法》时，在所有权通则中规定取得时效。

第二节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权，就丧失该项请求权的法律制度。

如前所述，权利人的民事权利受法律的保护。权利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请求法院予以保护，但人民法院保护权利也不是无限制的。权利人应于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请求保护，超过该期间后，法院将不再予以保护。法律规定的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就是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具有以下特征：

(一)诉讼时效完成仅消灭实体请求权

诉讼时效是以权利人不行使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事实状态为前提的，这与消灭时效以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的前提相一致。同时，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丧失的并不是向法院的权利，权利人仍有权向法院，只不过权利人丧失了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法院不再保护其权利。因此，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的实体请求权消灭，而不是程序上的请求权消灭。因实体上的请求权，是权利人取得胜诉的根据，所以又称为胜诉权。

(二)诉讼时效具有强行性

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既不能协议排除对诉讼时效的适用，也不得以协议变更诉讼时效期间。

(三)诉讼时效具有普遍性

诉讼时效规范为普遍性规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诉讼时效适用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二、诉讼时效的意义

1．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时效制度以强制性规范指明法律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期限，可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久远债务对现实经济秩序的冲击，因而有利于稳定经济秩序。通常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基于其权利现实的事实关系，恢复其权利关系，或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但是，如果一种事实关系存在已久，必然引起社会对它的信赖，基于该种信赖，人们不免要在现存财产关系的基础上发生各种民事法律关系，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事实关系，基于这一事实关系可能发生一系列事实关系，若无时效制度，不管经过多久，权利都受法律保护，就可能出现久远的权利冲击现实经济生活的情况，使人们对交易缺乏安全感。反之，若法律保护久已存在并为社会信赖的事实关系，则可收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之功效，而且，可以调动占有人使用、改良物的积极性，达到物尽其用。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当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长期漠然置之，不采取措施寻求法律保护，推定权利人放弃权利也是顺理成章的。

2．便利法院的审判工作。司法机关裁判案件须以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为依据，而证据是以一定方式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如果经过的时间太长，则当事人难以就自己的主张举证，司法机关也难以确认案件事实。确立时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时效制度可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因年代久远，证据灭失，事实难以查清所带来的困难。而且时效期间届满本身就是法院裁判的根据，当时效期间届满时，法院可直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有利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时效制度以强制性规范规定权利的保护期间，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促使人们关心自己的权利，及时行使权利。西方有句法谚：“法律帮助勤勉人，不帮睡眠人。”即防止“躺在权利上睡眠的人”。所以时效制度的确定能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权利人如不及时行使权利，就可能导致一定权利的丧失或不受法律保护，这就促使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除斥期间，又称预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某种权利的存续期间。例如，前面所说的，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可享有撤销权，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于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期间届满而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间就属于除斥期间。

因为除斥期间届满后也会发生某种权利消灭的后果，所以它与诉讼时效极为相似。但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为不同的制度，二者主要有以下区别：

(一)性质和后果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请求法律保护的法定期间，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丧失的仅是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而除斥期间是权利存续的期间，除斥期间届满后所消灭的权利一般为形成权，而非请求权。诉讼时效的目的和作用在于维护新的关系而否定原来的法律关系(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目的是维护原来的法律关系)；而除斥期间的目的和作用是维护原来的法律关系(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是变动原来的关系)。

(二)起算点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一般自权利人能够行使请求权之日起计算，若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则一般不开始计算时效期间；而除斥期间则一般自权利成立之日时起算，至于权利人能否行使其权利，一般并不影响期间的计算。

(三)计算方式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在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后，可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而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除斥期间开始后不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

(四)法律条文表述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虽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但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不同。对于诉讼时效，法律条文中一般直接表述为“时效”或者表述为某项请求权因多长时间不行使而消灭或者不受保护等；而对于除斥期间，法律条文中一般不表述为时效，仅表述为某权利(如撤销权)的存续期间为多长时间或者因多长时间不行使而消灭或者应于何期间内行使。

(五)适用条件不同

对于诉讼时效，因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仅消灭其请求权，因此于诉讼时效完成后，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时效的限制；而对于除斥期间，不论当事人是否主张，法院可依职权主动适用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

四、诉讼时效的种类

诉讼时效通常分为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又称一般诉讼时效，是指民法上统一规定的适用于法律没有另外特别规定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普通诉讼时效的特点有二：(1)它是由一般法规定的，而不是由特别法规定的；(2)它在适用上有一般意义。只要法律上没有另外的规定，就适用普通诉讼时效。

《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此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都应适用2年期间的诉讼时效。因此，普通诉讼时效的时效期间为2年。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又称特别诉讼时效，是指由民法或者单行法特别规定的仅适用于法律特殊规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上，消灭时效分为普通消灭时效和特别消灭时效，普通消灭时效又称为长期消灭时效，特别消灭时效又称为短期消灭时效，也就是说普通消灭时效的时效期间长于短期消灭时效的时效期间。但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与特别诉讼时效的区分并不以时效期间的长短为根据，特别诉讼时效的时效期间既可能短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也可长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别诉讼时效的特点在于：(1)它是由法律特别规定的，不具有适用上的一般意义；(2)它与普通诉讼时效的时效期间不同。从适用上说，特别诉讼时效优于普通诉讼时效。对于某一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有特别的时效规定时，应适用法律的特别规定；只有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才可适用普通诉讼时效。

特别诉讼时效包括《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别时效和其他单行法中规定的特别时效。

1．《民法通则》关于特别诉讼时效的规定

依《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

2．其他法律中规定的特别诉讼时效

除《民法通则》外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期间不为2年的诉讼时效，也为特别诉讼时效。例如，《合同法》第129条中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4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五、诉讼时效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诉讼时效的起算，是指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起算，也就是诉讼时效期间开始。因此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直接关系到权利的保护期间，对当事人双方有着重要意义。

《民法通则》第137条中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为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因此只能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所谓知道，是指权利人明确权利被何人侵害的事实；所谓应当知道，是指根据客观事实推定权利人能知道权利被侵害和被何人侵害。但是，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即使权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人民法院也不再予以保护。

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有所不同。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时间一般应依下列情形确定：(1)附条件的债，应自条件成就之日起算。(2)定有履行期限的债，应自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3)未定有履行期限的债，应自债权人给予的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所谓宽限期间，是指债权人要求对方履行时给予对方的必要的准备时间。(4)以不作为为标的的请求权，应自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算。(5)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自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算。(6)要求返还被非法占有的财物的，应自权利人知道物被非法占有和侵占人之日起算。(7)侵害身体健康的，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伤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

1．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

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发生法定事由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暂停计算时效期间，待中止事由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可见，诉讼时效的中止，只是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一定的法定事由的发生而停止计算时效期间，而在阻碍诉讼时效进行的法定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将继续进行。

2．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和时间

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是由法律规定即法定的而不能是约定的。《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依此规定，发生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包括：(1)不可抗力；(2)其他障碍。其他障碍，是指除不可抗力以外的阻碍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客观事实，主要有：权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无法定人；继承开始后没有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当事人双方处于夫妻关系中；义务人逃避民事责任下落不明等。只有阻碍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客观事实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止。如果中止的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前而于最后6个月时消除的，诉讼时效不中止；若该事由延续到最后6个月内，则自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时起中止。

3．诉讼时效中止的后果

诉讼时效中止，只是发生诉讼时效期间的停止计算，原进行的诉讼时效仍然有效，中止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继续进行。因此，诉讼时效中止，只是将中止的时间不计入诉讼时效期间，中止前后进行的诉讼时效时间合并计算期间届满时，诉讼时效完成。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

1．诉讼时效中断的概念

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全归无效，待中断事由消除后，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2．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此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有以下三种：

(1)提讼

提讼是指权利人依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主张其权利。权利人提讼，说明其已积极行使请求权保护其权利，因此诉讼时效不应再进行。权利人依其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与有相同的效力。但是当事人或者提出仲裁申请因不符合条件而被驳回或者自己撤回或仲裁申请的，则因权利人并未真正行使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诉讼时效不中断。

权利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或者在对方后提起反诉的，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也都发生如同相同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

权利人不是向法院或者申请仲裁而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的，也表明权利人积极主张权利而不是怠于行使权利，应与有同等效果，自权利人提出请求时讼时效中断。

(2)权利人提出要求

权利人提出要求，是指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权利人提出要求，说明其未放弃权利，改变了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因此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

权利人提出要求，可以自己提出，也可以通过人提出；可以直接向义务人提出，也可以向义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提出。

(3)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是指义务人承认权利人的权利，表示自己履行义务。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当事人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确定状态，已进行的诉讼时效也就无维持的必要，因此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

3．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时，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全归无效，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一般说来，因或者申请仲裁而中断诉讼时效的，应自诉讼终结或者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裁决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时效期间；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应自执行程序完毕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时效期间；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权利保护请求，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自调处失败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时效期间，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因权利人提出要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诉讼时效的，自要求或者同意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4．诉讼时效中断与中止的区别

诉讼时效中断与中止，都是诉讼时效完成的障碍，都有使诉讼时效不能按期完成的作用，但二者有着以下重要的区别：

(1)发生的事由不同

诉讼时效中断和中止的事由，尽管都是法律规定的法定事由，但其性质不同：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属于可由当事人主观意志决定的情况；而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属于不由当事人主观意志决定的客观情况。

(2)发生的时间不同

诉讼时效中断可发生在诉讼时效开始后的任何时间内；而诉讼时效的中止只能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

(3)发生的后果不同

诉讼时效中断是使已经过的时效期间全归无效，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而诉讼时效中止是使已经过的时效期间仍然有效，只是使时效期间暂停计算，于中止事由消除后继续计算时效期间。

(四)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在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时，经法院查明权利人确有正当理由未能及时行使权利的，可延长时效期间，使诉讼时效不完成。所谓有正当理由，是指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特殊情况。

诉讼时效延长是对诉讼时效中止的一种补充，其与诉讼时效中止有以下区别：(1)诉讼时效中止发生在诉讼时效进行中，而诉讼时效延长则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2)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诉讼时效延长的事由是由法院确定的。由于有无使诉讼时效延长的正当理由，是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因而为避免使诉讼时效制度流于形式，法院在对诉讼时效延长上应当严格掌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20年”期间，可以适用延长的规定，而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六、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诉讼时效的效力，是指诉讼时效完成即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发生的法律后果。

关于诉讼时效或消灭时效的效力，有不同的观点和立法例。概括起来有四种学说：(1)债权消灭说。此说主张时效完成后，债权人的债权本身消灭；

(2)抗辩权发生说。此说认为，时效完成后债权本身不消灭，仅在债务人一方产生抗辩权；

(3)诉权消灭说。此说主张，时效完成后，债权人的诉权消灭，司法机关不受理其诉讼；(4)胜诉权消灭说。此说主张，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仅丧失胜诉权。

如前所述，我国法上采胜诉权消灭说，即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仅丧失请求法院依强制程序保护其权利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依此规定，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丧失请求权，但其受领权不丧失，义务人自愿履行时，权利人有权受领。对于义务人来说，诉讼时效完成后，虽法院不依强制程序强制其履行，但其义务仍存在，只是责任消灭，因此，义务人自愿履行的，其履行仍有效，于自愿履行后不得以诉讼时效完成为由而请求返还。并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法复[1997]4号)的规定，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因此，诉讼时效完成后，尽管债务人可不履行，但若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还款协议，虽未实际履行，也是债务人重新明确承认其债务，债务人应当按照达成的协议履行其债务。

第三节期间

一、期间的概念和种类

期间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时间。

期间可以表现为某个不可分割的时刻。如某年、年月、某日，称为期日；也可表现为从一定时刻到另一时刻的时间过程。如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民法上的期间与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相联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根据，故期间是一种法律事实。一般把期间列人事件的范畴。

在社会生活中，期间是民事流转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依据期间，民事法律关系得以明确和稳定，并最终实现当事人的民事需求。期间也是权利人行使权利、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根据。

期间广泛存在于各种民事活动中，根据其性质、产生根据、用途等不同，可作如下分类：

1．法定期间和意定期间

法定期间是法律规定的期间，又分为强制性期间和任意性期间。前者是不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的法定期间，后者则是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的法定期间。意定期间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期间。

2．一般期间和特殊期间

一般期间是适用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期间。特殊期间是有关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期间。

3．民事权利的行使期间和民事义务的履行期间

民事权利的行使期间是权利人行使其权利的期间。民事义务的履行期间是义务人实施履行行为的期间。

二、期间的法律意义

1．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保障纠纷得以及时解决，避免争议的法律关系无限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

2．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维护法治，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3．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保障司法裁决的确定力。

4．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保障国家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期间的确定和计算

由于期间在民事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民法通则》对期间的计算方法作了统一规定。

1．计算单位

根据《民法通则》第154条第l款的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一律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按日历连续计算的，一个月以30天计算，不论月大月小；一年均以365天计算，不分平年闰年。

2．期间的起算

根据《民法通则》第154条第2款的规定，凡规定按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的小时即时开始计算。规定按日、月或者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予以计算，而从次日零时开始计算。

3．期间的终止

根据《民法通则》第154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结束后的次日(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

期间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的24点。规定有业务时间的，则自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