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法律规范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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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近年来，国内部分法学院系，尤其是一些开设时间较短、师资薄弱、学术积累浅的院系，对基础理论课程在本科教学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法学的“基础理论”视为“概论”，不重视该二级学科内各科目的教学，压缩法理学、法史学等基础理论课程的门数和学时量；同时，出于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直接接轨的目的，增开民商法等实用性课程，将教学重心定位于讲解现行成文法的法律条文，而不重视引导学生掌握与法律条文相关的知识。如何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兼顾教学与科研团队建设，无疑将是法学院系制定下一步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里必然要思考理论法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的建设规划，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法理学的设置问题。

一仅在本科一年级开设法理学的若干不适

高教出版社统编的《法理学》乃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国家“十五”规划重点教材，国内多数其他版本的法理学教材在编撰体例、章节设置上与该教材大同小异。高教版《法理学》是目前各法学院系最为普遍选用的教材版本。作为任课教师之一，笔者认为该教材因编章冗繁、知识点众多、部分内容深奥，仅在本科一年级开设一个学期很难达到教学目的，具体问题如下：

近年来，随着该教材的三次再版，体积由“较厚”到“更厚”，内容不断扩充，第三版共设30章，总计58万字，仅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部分学院确定为80个课时，部分学院为64学时）法理学，远远不能较为全面地讲授该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所以，任课教师多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与部门法学习的相关性，选择较为重要的章节讲述，普遍将授课重心定位于第二编法的本体（即法学的基本范畴）部分。

另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该教材的知识性内容（第一编法学导论、第二编法的本体、第四编法的运行）和思想性内容（第三编法的历史、第五编法的价值、第六编法与社会）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根据大一新生的思维习惯和理解能力，知识性内容比较适合在第一学年讲授，而思想性内容常常使得大一新生难以消化，不解其义。

该教材还有一个不足在于法律思维、法律方法部分仅设置了一章内容（第19章，篇幅在2万字左右），这与法理学课程的基本目标之一———法律方法（法律思维、解释、推理和论证能力）的训练和优良法律头脑的培养———是极不相称的。法学思维方式引导的欠缺会使得“大学课程缺乏教育力；对内容上的要求太多，而在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上又做得太少”。[1]

该教材未设计案例内容（不过，近年来法理学的案例书籍已陆续出版）。许多使用这一教材的教师一方面受学时所限，要略去学生难以理解的章节，一方面又不得不广泛收集时事、案例，以便注解、充实需要讲解的各章节内容。

对理论法学在本科教学中比重的调整和法理学课程内容的科学分化、合理组合及重新设置是本学科建设的关键。

二法理学的两个授课阶段划分

总结数年来的本科教学经验，采纳各任课教师的授课意见和历届学生的知识需求，并参考国内知名法学院的教学模式，笔者建议把法理学划分为两个授课阶段：

法理学（一），包括导论（法学史、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法学基本范畴（法、法的要素、法律渊源、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法的运行体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四个版块的教学内容。法理学（一）偏重于知识性，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并掌握法学的基本范畴、法学方法、法律实践和基本的法律技术；培养大一新生使用法言法语的能力和规范性思维的能力。该部分课程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用18周讲，每周3或4学时，共计54或72学时，3或4学分。

法理学（二），包括法律的历史（西方法律思想流变的概况、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发展、中华法系向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转变等）、法治社会的价值理念（秩序、自由、平等、正义、人权保护等）、法律与相关领域的关系（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等）等三个版块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完成部分部门法学习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更为抽象和理性的思考，以增强高年级法科学生的法学素养和理论深度。法理学（二）偏重于思想性，侧重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洞察力。该部分课程适于在大三第一学期开设，用18周讲，每周3或4学时，共计54或72学时，3或4学分。

三两阶段授课的理由

上述课程调整方案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法理学不仅仅是大一开设的一门入门课程。“法理学”学科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法理学是以法学的基本范畴和一般理论为授课内容的一门课程；广义的法理学包括狭义的法理学和法史学（制度史与思想史），即是与应用法学相对称的“理论法学”这一二级学科的另一个名称，所以法理学并非仅仅是固定的、大学本科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一本导论性的入门课程。将法理学分为两部分教学内容既是出于更好地实现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考虑，也与法理学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其课程难度及教学内容宽泛等特点相适应。

第二，将法理学设置为两部分教学内容是国内知名法学院的成功教学经验。西南政法大学于1997年率先对法学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即实行在大学一年级开设法学导论，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法理学的课程模式。2005年，该校确定了法理学初阶和法理学进阶课程。[2]该模式成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课程设置模式，为多所一流的法学院所采纳，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3]、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法学院等。北京大学法学院在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法学原理作为入门课程（每周2学时，共36学时，2学分），而法学原理修完之后开设法理学（每周4学时，共72学时，4学分），在更高年级围绕法理学这门核心课程开设了多门相关课程，包括西方法律思想史、立法学、法学流派与思潮、法律社会学等[4]。笔者建议的法理学（一）、法理学（二）的授课内容和教学目标与上述知名院校的教学实践大体相一致。

第三，法理学的“两阶段教学模式”与该课程自身内容的递进性，以及与部门法学习的衔接性相适应。无论是西南政法大学开设的法理学初阶和法理学进阶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开设的法理学导论和法理学专论，浙江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理学导论和法理学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理学一和法理学二，还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学原理和法理学，其一致之处在于，将前一部分作为法学基础知识来介绍；而在高年级结合刑法、经济法、民商法和诉讼法等课程的学习，开设后一部分内容的课程；并且，因该课程内容的合理划分，而在教学方式上采取“拼盘式”的组合授课模式———由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互补性的教师合作授课；这一课程设计更是基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定位，即如何引导学生一方面“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同时又保障“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技术”。[5]

参考文献

[1]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

[2]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精品课程[OL].国家精品课程网站.http：///course/details/introduc tion？uuid=8a83399b-19cc4aab-0119-cc4aacbd-

0111&courseID=B070002&column=brief，2011-4-2.

[3]吉林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及法理学精品课程[OL].吉林大学法学院网站.http：//. cn/benke.aspx；中国理论法学信息网.http：///，2011-4-10.

第2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法理学；公安院校；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98-02

一、问题的缘起

法理学，又称法哲学或法的一般理论，它是“以法的现象运动的普遍性规律和最一般的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认识和叙述法的现象辩证发展过程的概念与范畴体系，是法律科学体系中基础性的学科”[1]，它是对具体的部门法学的提炼并对部门法学有指导作用。对于法理学早就有了“法理学在中国法学中处于领头羊地位”的说法。但是当下公安院校中的法理学教育却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老师不愿意教法理学，学生不愿意学法理学；校方的重视不够，学生的兴趣不足。明明是重要的学科却得不到重视，课时屡屡遭到压缩，课程的设置和改革得不到保障。这就是法理学教学在公安院校面临的困境。

二、公安院校中法理学教学的困境分析

公安院校中法理学的教学之所以面临这样的困境，既存在校方的因素，也有法理学这门课程本身的因素起作用。以下具体展开分析：

1.从院校的层面来看，公安院校的教育理念需要更新，要对学生的培养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从一门课程的教学联系到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是不是小题大做呢？不是，正因为教育理念的陈旧和培养目标的偏差才会导致法理学教学的困境。公安院校和一般的政法院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培养输送的学生绝大部分会走上公安岗位，培养的是应用型的人才，所以公安院校开设了大量的法律课程。但由于对应用型人才的理解有误，且受到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公安院校开设的法律课程具有较强的工具性，在课程设置中往往重法律法规而轻法理学，长此以往导致了对法理学教学的不重视。而应用型人才又往往被理解成类似熟练工人似的人物，只要能在执法中熟练运作法律即可[2]。公安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只要能跑能打，一切命令听指挥就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其实这是一种误区，高等教育必须是素质教育，“应用型人才”是指以后从事实际部门工作而非专门理论研究的人。这种“应用型人才”非但要有熟练技能，更要具备综合性的素质，如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等[3]。法律是概括的，而实际生活则是千变万化的，在执法过程中，公安民警能否正确适用法律、能否人性化执法甚至能否秉公执法、遵循正当程序等都需要其具有一定的内在法律素养。而法律素养的培养不是能通过简单的培训方式就可以获得，需要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法理学的培养目有三，一是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二是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三是培训学生的人性化执法[4]。这样的教学目的在公安院校所开设的其他法律课程中是无法替代的，但正因为法理学的教学目的宏大而隐晦，使得其不受青睐。由于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公安院校在人才培养上普遍有“速成”的心态，公安技能的学习是容易掌握也易于出成果的课程，即“显”的教育；而法律课程中与公安实际结合得较为紧密的部门法也是备受重视，相比之下，法理学这样的课程无论多么的重要，因其教学效果是隐性的，对学生的影响是长期的、渐进式的，所以有些公安院校在教学安排上宁愿“授之于鱼”而非“授之于渔”。这不仅是法理学教学的悲哀，也是公安教育的悲哀。

2.法理学自身体系的高度逻辑性和开放性则是造成法理学在公安院校中面临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毋庸置疑，大部分成熟的学科都具有能够自洽的体系性，但是法理学在这方面显得尤为严谨，逻辑性十足。前后的概念相互呼应，知识点层层展开。法理学既显示出人文科学的本原性又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应用性。作为讲授法理学的教师，笔者认为法理学的教学中存在着三方面的“呼应”。第一个“呼应”是法理学体系内的前后呼应，如法的渊源与法的位阶。法的渊源是指形式意义上的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因而具有不同法律效力或法律地位的各种类别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5]。这一定义中涉及到了法律效力这个概念，所以在讲解时还必须理解法律效力的含义；同样，在讲到法的位阶（或称立法的效力等级）时又会涉及到法的表现形式这一内容。两者相互呼应，相互支撑，若有一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好，则为理解另一个知识点增加了难度。第二个“呼应”是法理学与具体的部门法的呼应。以法的原则为例，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具有综合性、稳定性特点的原理和准则”[6]，它与法律规则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如果不对此进行讲解，学生在日后学习部门法时无法正确认识到有了法律规则为什么还需要法律原则、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当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时，就不能够灵活地运用相应的法律原则来进行执法。第三个“呼应”则是法理学本身与其他学科的呼应，如法理学中法与道德的部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法律调整手段和道德调整手段的异同等，涉及到了两个社会科学领域；再如法与科技这部分教学内容，要进行教学展开就必须了解相关的科技动态和一些科技术语，如果教师或学生的相关知识缺乏则会影响这部分内容的教学效果。法理学所呈现出来的逻辑结构非常严谨同时又依托大量其他学科的支撑，形成了环环相扣、前后呼应、紧密联系的局面。法理学的教学担负着把学生带进这一体系的任务，好比在蚕茧上撕破一个小口，然后剥茧抽丝。可是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和知识结构的单一，法理学的任课教师往往对这样的任务难以胜任，无法带领学生理清法理学复杂的逻辑结构，不能帮助学生完成其对整个法理学体系的理解和建构。于是出现了教师上课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只求考试通过的局面，也造成了法理学是一门枯燥的、不实用的学科的错误印象。

三、法理学教学困境的出路

基于对法理学教学在公安院校中的困境，其出路也可从两方面来阐述：

1.公安院校要更新教育理念，紧密贴合人才培养目标。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警察权与警察职能正悄悄地发生变化，以往所强调的是以阶级统治为目的，以镇压的方式为手段，警察的行为显得简单而粗暴；而现在警察的职能范围扩大了，其内容也越来越多地偏向社会管理方面，所以相应的执法方式也必须进行转变。可是要进行执法方式、执法理念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需要大量的新型的、具有法治理念的公安民警，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公安院校的肩上。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响应公安部“向素质要警力”的号召，公安院校要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拥有扎实过硬的警务技能外，还需具备良好的素质，这里所指的素质既包括坚定的道德政治素养，也包括完善的法治观念与人权意识，公安院校的学生要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权力，树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具有正确并灵活运用法律的能力。这些教育内容在具体的部门法学习中可以获得零散的片段的印象，但主要还是通过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来得以实现。可以说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既有一定的知识灌输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让公安院校的学生对法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掌握，是学生能够认同法律的价值并自觉地内化，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全方位结合。因此，针对目前法理学在公安院校中普遍遇冷的情况，公安院校的决策层领导层应首先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充分认识到法理学教育的重要性，从学校的高度予以重视，从教学管理制度方面进行相关设置，凸显法理学教学的重要性；在教育科研上给予扶持，鼓励教师进行法理学教学的研究与改革，引起学生的重视。

2.教师应从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入手大力进行教学研究与改革。如果说公安院校教学理念的转变是自上而下的改变，那么法理学教师对法理学课程的付出则可视为自下而上的努力。作为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师，要从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两方面进行改变。首先，教师自己要先认识到“法理学交给学生不是知识，而是思想”[7]，要纠正某些学生以为只要学好部门法、背熟法条就可以胜任公安工作的想法。要做到这一点，教授法理学课程的教师自身则必须先树立这样的观点，并且力求将法律的内在价值、基本精神等内容在法理学的教学过程中输入学生的脑海，逐步培养学生对法律的情感。结合法理学教学的实际，法的价值、权利与义务、法律程序等内容要详细展开，可选取采用社会上发生的新闻或法律事件等作为素材扩充、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有直观的感受；其次，还要进行关于法理学的教学研究与改革，改变目前法理学枯燥难懂、学生普遍缺乏学习兴趣的局面。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应大胆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比如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体验、实地参观等等，要想方设法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应注意到法理学的前瞻性并在教学中予以体现，在授课时若能介绍一些学科前沿问题也有助于增长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法理学的教学是公安院校学生所接受的基础性法学教育，对学校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执勤执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希望公安院校能够重视法理学的教学，教师能够苦练技能，完善和充实法理学的教学，尽快改善法理学教学在公安院校教育中的地位和待遇。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理学:第2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8-235.

[2]陈茂华.论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5):84.

[3]伍玉功.公安院校法理学教学改革刍议[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6).

第3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提高对法理学重要性的认识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和核心，法理学“通过捕捉和表达所处时代的法的精神、理念，为当时的法律体系、法学体系的建立寻求思想基石，或者为法律制度和法学的变革提供精神推动力量”［3］63。这说明法理学对法学学生来说，既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又培养法学价值观念。如果没有法理学基础知识的学习，部门法的学习势必举步维艰；而缺乏现代法律精神和法律思维的法科毕业生会欠缺法律信仰和法律思辨的能力，即使其从事法律工作也至多是个法律操作者，对待社会法律问题不能把握其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体现不出法律工作者的法治情怀，往往被媒体或权力所左右，最终不是把法律作为信仰而只是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诚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弗兰克指出的那样，出任司法高位者，必须具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先知的素质［3］19。而法学本科新生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对于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刚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法律意识往往比较简单、浅薄，需要教师去进行启蒙，为一张白纸画上基本的框架，法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成功的法理学教学可以为他们灌输基本的法治理念，培养法治信仰和职业法律精神，塑造理想的职业人格。这样就能及早确立学生的职业意识，明确学习方向，同时完善学生的人格，培养其理性、坚毅、热爱自由、维护正义的职业特质。不成功的法理学教育，则是缺乏价值支撑的应试教育，将有趣的法学教育变成了枯燥的法条机械记忆，因此，应提升对法理学的重视，真正保证法理学的核心地位，在课时、师资和教研方面凸显其重要性。

编写独立学院适用的法理学教材

针对目前独立学院法理学教材比较混乱的情况，独立学院应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统一规划法学专业本科教材，因为法理学是大一新生最先接触的一门课，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法学的印象和学习法律的兴趣。适用于独立学院的法理学教材，至少应符合以下两点：首先，作为独立学院法科学生使用的法理学教材，应当有针对性地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量身定做，要通过教材改变学生那种以为法理学知识枯燥、空洞、无用、低级、远离生活、不着边际的错误印象。这就需要教材编写者既要吸收鲜活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和深刻的法哲学成果，完整、准确地展示法理学的真实面貌，让教材所传授的知识是权威的、经典的和有实践意义的；其次，鉴于独立学院学生的层次与母体学校以及高职高专有别，教材要深浅适度，既要完成法理学的使命，向学生传授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又要避免理论过于复杂和难以理解，同时要突出实用，对相关的社会现实法律问题有所体现，增强教材的现实性和趣味性。为达到这种效果，应用于独立学院的法理学教材可以考虑多增加法律历史典故、法学家介绍、法理学经典案例和法律故事，并做到教材能够和社会热点事件问题结合、和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实际结合，因为法学专业涉及到的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来自于社会现实，只有理论能够为社会实践服务，才能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法理学课程分两段教学

依据认识的规律和法理学的基本特点，应该分阶段教授法理学：一是在大学一年级法科学生开设法理学基础理论课，主要包括法学导论、法的本体和法的运行，教学内容完全是知识性的，重在让学生掌握法律的基本概念，侧重于学生法学知识的“入门”引导，解决目前法理学教学中因学生刚进入大学即学习此类抽象理论知识而不能很好接受的问题，为今后分门别类地学习法学其他学科奠定专业基础；二是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法理学原理课，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法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内容应包括法的价值、法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法与社会，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之所以要提倡分阶段教学，是因为这符合认识的规律。把法理学这门理论课放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就是遵循演绎法的学习方法，其优点是能够为初学法律者系统地提供一整套法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价值观念，但法理学特点是以理论阐释理论，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因为其本身理论水平的欠缺，加之法理学的抽象性和大学一年级学生对法律的知之甚少，许多法理学知识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不放在大学一年级开，而放在大三甚至大四开设，遵循着归纳法的认识规律，先让学生学习具体的部门法，再学习法理学，学生又缺乏基本的法律素养和不能熟悉许多法律术语，在其部门法学习中需要另外补充许多法律概念，也不能理解其他部门法背后的支撑原则和理念。所以理想的方法是大学一年级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基本法律制度，这样在学习部门法时就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同时大三的学生经过部门法的学习，获得了具体的法律认识后，对部门法有了基本把握，对其进行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就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涉入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等技术层面和法学方法的内容，再总结法律背后所渗透的价值和理念，可以使法理学知识更加生动具体而容易理解，正如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4］同时这也有助于高年级法科学生的考研、司考和做毕业设计。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向学生灌输确定性的知识为特征，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还应该坚持这种教学方法，同时要结合其他教学方法，提高法理学的课堂生动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首先，在课堂讲授方面，宜以一本教材为主，便于学生依托教材自学。理论讲授应深入浅出地精讲，教学内容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要积极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注重对一些重点疑难问题的分析和挖掘，并适当介绍国内外理论界对重要法理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开阔视野。其次，教学中尽量多采用案例教学，使抽象问题生动化。法理学需要用案例来阐释，在缺少合适的典型的而又真实的案例的情况下，需要教师下工夫收集、整理教学案例，并逐渐形成教学案例库。再次，借助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多媒体课件、视频、图片等增加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解决法理学内容抽象枯燥的问题。比如，可以将《大家看法》节目中一些鲜活、生动、有说服力的相关案例的视频穿插于多媒体课件中，教师进行点评式教学，或者组织学生观看法制电影像《盲山》、《秋菊打官司》等，要求学生写出观后感，以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和现实关怀。还可以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让学生有思考、发言和论辩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可将教材教学与阅读经典相结合，教师在讲授教材内容时，穿插相关经典著作的背景和内容介绍，引导学生去阅读经典，激起他们对经典的兴趣；同时给学生开出经典书目，供学生选择阅读，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和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等，经典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法理感悟能力，增强学生的历史感，提高其理论素养。最后，在法理学实践教学方面，可以引入诊所式教育，包括法律咨询、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社会调查、实习等。“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是一种由学生亲自担任法律关系中的某一角色，具体参与法律实践来思考法律问题的活动［5］。例如对重要案件的庭审观摩和模拟法庭，要求学生写出评论报告，以此来培养法律技能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不仅给予学生法学技能方面的训练机会，进一步增强对法理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增强其关心社会的情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

第4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摘要：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以“理性化”概念为核心重构西方法律文明发展史，这就提出了“理性”的具体含义问题。本文分析了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和韦伯所使用的“理性”一词的含义，最后指出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论著对于当代法理学研究的启发性。

关键词 ：韦伯；法律社会学；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欧洲文明巨子，对于他的著作不仅仅可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广义的关于“人”的文化科学。有人形容韦伯说：“那生来属于荷马及犹太先知所描述的世界中的‘人’并未随着尼采而消逝。他最后的伟大形象在韦伯身上重现——这一个代表了我们今天瞬息万变之世界的人物。虽然韦伯周遭世界的特殊内涵消失得如此迅速，但永恒不变的是人类存在、认知以及主要任务的（种种）基本问题。我们没有任何伟大人物能用这种方式来肯定人类的自我认同了。韦伯是最后一个。”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英雄和先知，他的意义和使命在于探索认知的边界以彰显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的思想必然具有哲学的意义，既是认识论上的，也是人生观上的。韦伯立基于个人的社会行动，观察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文明，反观西方文明面临的问题，进而试图指出一种“现代人”可能的生活样式。

一、理念型基础

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运用理念型的方法考察了西方继承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私法以及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文明的独特发展，与此相对照的是其他形态的法律文明，例如中国、印度、回教地区、犹太教等，对于英国普通法文明也有论述。韦伯认为法律史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与世界的“除魅”相一致。法的理性化有不同的意涵和方向，重点在于西方法律文明的独特性，因此本文对“法律理性化”的重构也仅限于西方。需要注意的是韦伯所指的“法律理性化”并非某一法律形态本身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而是指“法创制和法发现的手段”。这是韦伯法社会学的研究立场不同于法理学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无法沟通，相反它们可以是相互参照的，这将稍后讨论。“法创制、法发现和统治”是韦伯对“公的管理范围”做的三个划分。法创制相当于立法概念，法发现相当于司法概念，“统治”是剩余的部分，相当于行政。

韦伯提出了四个法创制和法发现的纯粹类型：“使用理智所能控制之外的手段，比如诉诸神谕或类似的方式”是形式非理性的。“以个案的具体评价——无论其为伦理的、感情的或政治的价值判断——来作为决定的基准，而非一般的规范”是实质非理性的。形式上理性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要求“法律上重要的事实特征可能具有可以感官直接感受到的性格”，例如“说出某些话语、签名盖章，或做出某种意义上绝对不会弄错的象征性行为等”，这是“执著于外在表征的形式主义”；一种是“法律上重要的事实特征接着逻辑推演而解明含义，并且以此而形成明确的、以相当抽象的规则之姿态出现的法律概念，然后被加以适用”，可以称之为逻辑理性的形式主义。可以推出形式主义即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是相对立的，因为实质理性是指某些特殊的规范对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影响力，这些规范不是通过逻辑抽象的手段得来的，而是某些“伦理的无上命令、功利的或其他目的取向的规则、政治准则等。”

法发现和法创制手段的这四个纯粹类型绝非是现实存在的，而只是理论上的建构。各种形式或实质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都可以在现实的法律文明中发现。但是显然，只有近现代欧陆私法的法创制和法发现方式——从具体事实中抽象出一般规则，将其理性化为一个逻辑体系，而法律的适用就是一个“涵摄”的过程，从法理学的立场上称之为“概念法学”——发展了“逻辑理性的形式主义”，原因何在？

二、对西方“法律理性化”之重构

韦伯的目的就在于考察影响法的理性化的内涵的各项因素和推动力量。他的结论非常清晰：

我们只需谨记：各处的发展之所以大有不同，基本上取决于：（1）政治权力关系的不同，亦即，相对于氏族的、司法集会人团体的、身份制的力量，公权力所拥有的力量强弱极为分歧；(2)神权政治的权力相对于世俗权力的关系；（3）对于法律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法律名家之结构上的不同，此种结构上的不同亦强烈取决于政治的状况。

可以简单的总结为：政治权力的类型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法发现和法创制的担纲者；法律教育的方式。对于经济因素，韦伯认为虽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从未成为单一的关键所在”。那么西方社会在所有这些方面的状况到底如何推动了“形式理性”的发展？韦伯在《支配的类型》中提出了三种“支配”的形式：卡里斯玛型；家产制；法制型。这三种纯粹类型只是为研究需要而建构出来的，每一种类型在历史现实中都有各种“变形”。在《法律社会学》中，韦伯运用了他对支配类型的理念型建构。最初，法发现和法创制是巫术性的，存在于“家”之外的氏族赎罪程序中，遵守严格的外在表征的形式主义，实质上是非理性的。日耳曼人的“司法集会人团体”法发现和古罗马的法发现手段是由具有卡里斯玛气质人来担纲，因此维持了形式主义的性格。第二，西欧中世纪的家产制支配类型是身份制而非家父长制的，身份制在公法上是一系列基于契约的特权组合，家父长制则并无赋予主观权利的客观规范，而只有行政法规。身份制的影响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身份契约”发展到“目的契约”，二是家产制君主处于对抗身份制特权的需要而与市民阶级联盟。“君主与市民阶层的利害关系的结合，成为促进法之形式-理性化的最重要动力之一。”第三，欧陆的法学教育是在大学中进行的，培养的法律专家对于法律特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法学教育建立了抽象的概念，促使法律思维朝向理性的、逻辑性发展。

以上是对“逻辑理性的形式主义”之发展的概要，韦伯认为此种形式主义“升高了与实质理性的对立”，他在“近代法发展里的反形式的倾向”一节中讨论了此种表现：主张破除法律“无缺漏性”的各个法学流派，包括“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天主教自然法思想等。韦伯认为这些学派是“价值非理性主义的”或者是想要“重新建立客观价值基准的企图”。他对这些学派产生原因的分析有三，①“主智主义内部的历史关怀情境下的产物”，②此乃“法思考的学术的理性化和无前提的自我省察之弄巧成拙的结果”，可能意指知识分子的内心需求所致——服从一个一贯的意义体系。③近代法实务家所结成的利益集团“努力透过权势意识的提高来扬升本身的身份品位感。”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从法学立场上分析也许会提出不同于此的原因，但是韦伯的观点应当值得认真对待。

由于韦伯所认同的“概念法学派”在法理学上受到批判和质疑，站在法学立场上不免要问“法律理性化”的含义究竟为何？“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与法理学的发展有何关系？

三、何谓韦伯的“理性”

“理性”的内涵众说纷纭，虽然韦伯使用的术语大部分都有严格的定义，但是“理性”概念有预设而无确切含义。而且，“理性”概念关系到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关系到能否对“价值”进行有科学意义的研究。更进一步，这也是个经典的哲学问题。韦伯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个通向这些问题的入口。

韦伯社会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行动，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第二个概念为“社会行动的类型”，包括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传统式。这四个纯粹类型也是理论建构的，社会行动可能是多种类型的混合。我认为“法创制和法发现”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即分别归属于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目的理性行动的成立，行动者将其行动指向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同时他会去理性地衡量手段之于目的、目的之于附带结果，最后也会考量各种目的之间关系。”在目的理性的观点看来，价值理性是非理性的，因为“只顾及行动的自身价值（纯洁的信念、美感、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等）”。因此，“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价值问题”对法律处置的影响。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应当进行“价值无涉”的研究，但是并非意味着他认为无法研究“价值”，相反，建构“价值理性式”社会行动的纯粹类型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工具。而这种方法是法学一直在使用的。西方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可以看做是为解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所作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看，韦伯的整个研究对法理学都是有启发的，包括他对世界诸宗教的研究。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意义”的世界当中，都要应对“超越现世”或者“适应现世”的需求，只有洞察了“世界图像”的法理学才能妥善处置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法律社会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第1版.

[2][德]韦伯著.康乐等编译.支配的类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第1版.

[3]林端著.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第1版.

第5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哲学”；法学本科教育

不管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还是“西方法哲学”，先不考虑它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仅从它们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晓，它们作为理论法学，其研究的对象范围、研究的方法等都是非常广泛的，其实要完全界定清楚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容易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些学校的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不科学，所以，要从根本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从其概念入手，虽然并不是很明了。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

作为理论法学学科，其内涵、外延都较宽泛，基于这点，理论界在使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这两个表述不同的名称时，也无定论。所以，本文只能从几本权威专著中引用作者对这两个名称的理解，再分析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教授的定义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以研究西方的法律观念的演化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谓西方，即一般所指的西欧和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史，指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史。”接着他提到：“法律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它所研究的法律观念不是具体的部门法观念，而是一般的法观念，即在部门法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法观念，它面对的是法律的全体。”同时他又补充道：“法理学研究的是当代的法观念，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过去。”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得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观念。接着，我们来思考对“西方法哲学”的界定。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称：“法哲学是介于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方法。”另有学者认为：“西方法学一般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中世纪社会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学说和思想。”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哲学居于最高的理论层次，所研究的是所有的法，包括历史上的法、现实中的法和将来的法；实在法和理想法；本国法和外国法。”同时，他认为：“法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充满情感和成见的实定法，而是通过理性才能把握的人的本性和规律，即法和法的理念。”即“西方法哲学”也研究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理念及其规律。

二、“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

从上述对这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说根据一是“法哲学是对不断变化的法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一定的、具有原创性与相对系统性的文字形式（主要是论著）予以表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著作，并将其中涉及法的哲学思考成为‘法律思想’或‘政治法律思想（学说）’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题为‘西方法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它与已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有本质的区别”。而严存生教授也提到：“作为一门课程，有些学校把西方当代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称之为‘现代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学说根据二是“西方法哲学史或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思想史所研究的是西方的法观念变迁的历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人物、学派（或思潮）和观念”。人物是观念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学派是观念的载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侧重事实的研究，而观念中含有真理，真理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而人物史和学派史“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观念史即问题史，却是核心问题。这是严存生教授将书名确定为“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的原因，如果将三者一并研究，则可称为“西方法哲学”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从仅有的几本被命名为“西方法哲学”的著作中，笔者并未发现其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作者也将他们等同起来，所以，“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也是学界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并在著书立说时将两者转换使用的原因。

三、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与塔里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有相同情形的院校，应当只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无需再开设“西方法哲学”。原因如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法的演进的学习认识现代法的精神，开阔法学视野，树立思辨思维，避免形成狭隘的法学观念。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深入学习一门即可达到，相反，以短学时的方式开设两门，不仅不能让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法的一般理念，也有可能会让学生因教授者不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重复易产生厌烦心理，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效果，而且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从本科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先从人物再到观点的思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若再开设“西方法哲学”，无疑会引入一些抽象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造成教学上的困难，而艰涩的内容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再从课程发展的规范程度上讲，全国大多数法学院校在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在本科教学中开设“西方法哲学”者寥寥，“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学科建设到教材编写都更加系统和规范，而以“西方法哲学”命名的教材很少且都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著。

四、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严存生.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5）：10-18.

第6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经过学者们多年的探讨，构建和完善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基本范畴之一的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目前《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继出台的背景下，经济法责任研究已成为直接影响经济法实施效果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经济诉讼实践不仅涉及对市场主体责任如何追究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在WTO司法的压力机制下，责任研究的可行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但是，相对于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重要性，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进展却举步维艰，在很长时间里被学者们称为“难垦之域”或“空白之地”。面对相对成熟的传统部门法的责任理论，如何开辟出一条合理化的研究路径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目前，在对违反经济法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称谓方面，学者们在综合衡量各种称谓，如经济责任、经济法责任、经济法律责任、经济关系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等之后，大多数经济法学者主张采纳“经济法责任”的表达方式，这是经济法责任研究多年来取得的初步共识，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本文也采用这一基本共识。

一、经济法责任的法理学考辨

概览通行的法理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理学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指导部门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和法理学对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认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相比之下，产生较晚的经济法从法理学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论贡献。“法理学界和其他部门法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承认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到经济法学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经济法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和法理学的学者们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一)　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的反思

长期以来，基于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需要，经济法学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人手，通过创立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新的责任形式，达到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违反经济法需承担特殊的法律责任并有特殊的诉讼程序，那么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经济法领域，仅仅援引传统法律部门的调整机制，简单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那么就很难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法。”目前，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认为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即经济法责任否定论。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责任’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它实际上是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因此，如果承认宏观经济协作关系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经济法责任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不能将‘经济责任’作为经济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一些经济法学者为了证明经济法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相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就试图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寻找专属于经济法的经济责任。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位经济法学者能提出一项能够稍微令人信服的经济法责任形式。”目前，随着经济立法的日益完善和经济诉讼实践的开展，坚持经济法责任否定论的学者已不多。

其二，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也即经济法责任肯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与传统的“三大责任”、“四大责任”等相并列的独立的责任形式。另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借用了传统的责任形式，但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的有些形式也可以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些形式是相同的，当然，其内容和目的可能会有区别。”“经济法责任包含了传统法律责任的合理内核。但经济法责任不只是传统法律责任的简单组合，组合后还赋予其新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调整方法的多样性、法律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决定的。”还有学者提出，经济法责任是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抹杀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质。……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就是表现在它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律部门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加自觉地、全面地、充分地运用已有的法律调整方法和各种法律责任形式。”目前，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的观点已经获得多数经济法学者的认可，成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

其三，认为应该把法律责任类型化，打破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完全不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责任的划分标准，各种部门法法律责任可以根据法律实践的需要，把各类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以此来解决各个部门法法律责任交叉的局面。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按照法律责任是否直接具有物质利益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这是第一次划分。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补偿性经济责任和惩罚性经济责任；非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行为责任、信誉责任、资格减免责任和人身责任。这种从根本上否认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分类的观点，虽然对于解决经济法责任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孕育和形成的具有本部门法特征的法律责任形式而言，则实践意义不大。例如，剥夺生命的责任形式就具有明显的刑事责任的特征，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明显的差异。

而在这种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思维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如果把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责任形式，经济法就不存在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了。例如，有学者认为：“有些分类方式的妥当性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将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种分类方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法中可以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并不是很恰当。”因此，为了探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划分标准，而依据不同的标准又有了不同的分类。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法责任是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由不同性质的多种责任形式构成的统一体。在经济法责任项下，包括了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职务责任和非职务责任；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等性质相异的财产责任，它们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责任。还有学者主张，法律责任的分类标准是多方面的，按照经济法的“主体组合”，经济法责任分为“调制主体的责任”和“调制受体的责任”，或者细分为国家责任、企业责任、社团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按照追究责任的目的，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依据责任的性质，还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经济性责任和非经济性责任，或称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客观地讲，这些依据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分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但这种撇开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进路，过于关注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而忽略了对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遵循和借鉴，由此而得出的具体分类的生命力如何，仍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　经济法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辨析

在法理学中，责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各部门法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均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式。根据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包括“三大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或“四大责任”，即除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或“六大责任”，即除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不难看出，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责任的种类划分主要是依据相关的部门法而阐释和展开的，与部门法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同民法、刑法、行政法的历史及其法典化的进程，同其界域的相对明晰，以及在立法上的相对成熟等，都有密切关联。”据此推断，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是法律责任的经济法部门化，是指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具有的责任制度。从理论上讲，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也应包括在法理学的责任理论之中，但目前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并没有引起法理学学者们的?充分重视，这一方面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法大量借用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涉。

同时，在对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的理性认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与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借用，并不意味着经济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也不意味着经济法责任是对传统三大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的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并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鼓励、奖励等责任形式的运用。”还有学者提出，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存在不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涵盖的责任类型，“如信用减等、经济法上的惩罚性赔偿、政府经济失误赔偿、资格减等、肢解公司等。”在许多学者看来，尽管目前经济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拆分企业、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停业整顿、竞业禁止、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等这些新的责任形式将随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提炼和归并，最终可以被类型化为新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可以说，这些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不重视的责任形式，彰显了经济法从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功能和价值，是经济法对法理学中责任理论的突破和贡献，亟需必要的审思、提炼和扬弃。

(三)　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分析

由以上可见，经济法作为产生较晚的部门法，其责任形式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既赋予了所借用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以新的理念、目的和价值，又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与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相适应的责任理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综合性。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往往表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即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多种传统责任形式的结合，“只有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才能有效地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为了责、权、利相一致，经济法责任必须是综合的”。这种责任形式突破了法律责任与部门法一一对应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综合利用多种责任形式规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2　社会性。与民法以个体利益为本位、行政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同，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其对法律责任的追究，体现了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且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我们也可称之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角度，通过对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协调和平衡，修正市场缺陷，烫平经济波动，以保障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　非对等性。在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对等，往往体现出对弱势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弱势一方基于经济实力、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名义上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设计中予以特别保护。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就较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食品安全法》第96条分别规定的双倍和十倍赔偿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和食品消费领域的特别保护。而在宏观调控法中，则以规定经济管理主体的义务为主，借以充分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经济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二、经济法责任的实证考察：以竞争法为例

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维护竞争自由的基本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大”，是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国竞争法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有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一些超越传统责任形式的特殊责任。以下我们以美、欧盟、德、日和我国竞争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为例，探讨经济法责任的实然形态。

1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各国竞争法普遍采用的责任形式，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以外，对于类似的违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司法部的民事诉讼，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达排除妨碍的命令，或者由被害人提起停止损害的诉讼。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故意或过失违反第1款的规定，有义务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实施私人垄断或者不正当交易限制或者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事业者，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1条规定，事业违反本法之规定，致侵害他人权益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2　行政责任。违反竞争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和罚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第12款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要求停止某竞争方法或行为的命令发生终局效力后，且在该命令的有效期间内，违反该命令的任何个人、合伙或公司，每违反一次都应向美国政府交纳5000美元以下的民事罚款，该罚款归美国政府所有，且可由美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得以收回。而这种罚款尽管形式上是通过法院做出的民事罚款，但实质上带有相当强的行政罚款性质。《欧盟条约》第8

1条第1款规定，欧盟委员会可视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要求违法者不作为，例如停止歧视或者停止滥用；或者要求积极履行其义务，如供货。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违法的卡特尔无效。德国卡特尔局可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32条，对违法卡特尔禁令。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之2规定，公正交易委员会应依据第8章第2节规定的程序，命令事业者向国库缴纳课征金。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8条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可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0条规定，事业结合应申请而未申请，或经申请未获得许可而结合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00万以下罚款。

3　刑事责任。自1890年制定《谢尔曼法》确立反托拉斯制度起，美国就对违法企业和个人实施严格的刑事责任，主要有罚金和监禁。美国目前规定反垄断法刑事责任制度的法律主要有：《谢尔曼法》第1、2、3条，《克莱顿法》第13条，《威尔逊关税法》第1条及《罗宾逊——帕特曼法》第2条等。自1890年颁布以来，《谢尔曼法》已历经多次修订，而修订的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刑事罚金与监禁期限。2004年6月，国会通过了修订《谢尔曼法》的《2004年反垄断刑事处罚加强与改革法》，对公司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亿美元，对个人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00万美元，对个人的最长监禁期限提高到10年。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89至95条集中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刑事责任制度，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并处徒刑和罚金。我国《反垄断法》第52条、第54条均规定，相关责任主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5条第2款、第37条第1款均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三种刑事责任。

4　其他责任形式。除以上三大责任外，违反竞争法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形式还包括惩罚性赔偿和拆分企业。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均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也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拆分企业也是美国常用的反垄断措施，其目的是将垄断性市场变为竞争性市场。美国司法机关依据《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分拆了美孚石油公司、美利坚烟草公司、杜邦炸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巨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41条第3款、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也规定了拆分企业的相关条件和措施。

通过对以上各国竞争法中法律责任的不完全考察，可以看出，当前竞争法中的责任形式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责任形式大量表现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一种或多种的综合运用。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和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在三种责任形式的采用方面各有侧重，但都采用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的一种或多种。例如，美国、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构成非法垄断行为情节严重者，除了要承担罚金责任外，还有可能承担拘禁或徒刑的刑事责任，有的国家如德国、欧盟等，仅限于民事赔偿、行政责任和刑事罚金。

其次，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实际损害赔偿责任并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赔偿责任方面，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采用的是惩罚性的三倍赔偿原则；而我国、日本、德国、欧盟等采用的是实际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责任突出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因为垄断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侵害了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但是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迥异，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没有被各国普遍采用。

再次，追究经济法责任往往借用民事、行政和刑事程序，且具有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违反各国竞争法所引起的诉讼程序往往会援引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复议)和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但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各国竞争法往往都设置了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如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的欧盟委员会，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处理违反竞争法的案件。

最后，出现了诸多新的责任形式。概览各国竞争法，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主体除了承担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外，还存在诸多新的或为竞争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如惩罚性赔偿、拆分企业等，体现了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突破和发展。

三、对经济法责任研究进路的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味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思维定势和惯性会使经济法责任研究陷入求异有余、求同不足的窠臼，而合理化的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的法律责任理论，并在经济诉讼实践中归纳和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方能实现理论上的通达与自洽。

(一)　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

在经济法研究的早期，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方向似乎对论证经济法独立性意义重大，同时还可彰显经济法的程序理性，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经济法学界的经济法的不可诉和学科评价等问题，但这种研究进路能否获得法理学上的支撑呢?我们殚精竭虑构建起来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和体系，在其他部门法上有没有普适性，又能否融入法理学上的法律责任理论呢?实际上，经济法确实大量借用了其他部门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就像我们承认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我们甚至还应该进一步承认我们目前的经济法诉讼程序还是严重依赖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程序，虽然我们在经济公益诉讼、反垄断诉讼等方面对前三者有一定的突破。事实上，这种借用关系对经济法的发展非但无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经济法发展的捷径。以民法为例，民法作为人类法律史和法学史起源最早的学科，在其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对社会现象的高度提炼和行为准则的精确归纳，为其他部门法在概念界定和体系构建方面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参照样本。在经济法责任研究中，我们不敢或不愿承认对传统责任形式的借鉴是理论研究不自信和不成熟的表现，自我束缚和桎梏于经济法部门内部的研究，力图寻求理论的内在自足性，到头来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同时，经济法中大量采用的新的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方式又是对法理学的重要贡献，例如众多学者所公认的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需要认真归纳和提炼。相信经过法理学法律责任理论的过滤和沉淀，经济法责任未来研究的思路将更加理性，前途将更加光明。

(二)　在经济诉讼实践中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机构改革撤销了经济审判庭，这似乎从形式上给经济诉讼以当头一棒。痛定思痛之后，我们也逐渐看到了过去经济法研究的软肋——缺乏对经济法可诉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名义上支撑经济审判庭的学理基础是经济法学，但实际上，该阶段的经济法学研究却将精力和重心过多地放在论证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对经济审判庭业务活动的实质指导意义不大。经济审判庭实际上审理的仍是名义上是“经济法律关系”而实质上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案件，而且经济审判庭也没有自己独立适用的诉讼法规范，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它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审理案件，所以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从性质上讲，与民事诉讼不同，经济诉讼应属于“民众诉讼”或“公益诉讼”的范畴，它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整体经济秩序。有鉴于此，我们不妨用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真正“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诉讼法庭，并根据对专门案件审理的需要，创设专门的诉讼程序，从而保障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方面，可以从经济法诸多部门法的可诉性人手。例如在税法领域建立纳税人诉讼，在反垄断法领域建立反垄断公力诉讼和私人诉讼，在环境资源法领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等，并在民(商)法不能很好保护社会公益的领域发挥经济公益诉讼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公司法领域主张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主张提起反垄断诉讼等。同时，应当归纳和提炼经济法所特有的或为经济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只有这样，经济法责任制度才能摆脱空洞的理论构建并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伴随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初步确立和诉讼机制的建立，经济诉讼将真正建立起来。《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垄断纠纷与各种不正当竞争纠纷集中规定，统一纳入了知识产权纠纷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7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中规定，各类反垄断民事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审理。当事人因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反垄断法》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反垄断法》第53条的规定，确定是否需要经过行政复议。对于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虽然目前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的处理仍停留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范畴之内，但是经济法的可诉性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已指日可待，经济法责任研究也将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发展、嬗变和成熟。

第7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摘要：传统讲授式教学法强调认同性思维，抑制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利于我国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增加了法科学生的学习压力，也促生了为了通过司考而学习的功利心。面对法学教育的新挑战，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理论法学的枯燥乏味更呼唤教学方法的革新。理论法学课堂引入案例教学法是必要的，也是便捷、可行的。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理论法学；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184-03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失败

在制定法传统的大背景下，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等法学教育以来，主要沿用传统的大陆法系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强调课程的体系性、完整性，学生则以被动接受的方式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于业已形成的专业观点中领会法学的精神。相较法治发达的美国法学教育以训练受教育者的批判思维能力及塑造相应的人格为目的，我国的法学教育的设计则立足于训练学生的认同性思维能力。虽然讲授者有不同的见解，但都不得不尽心尽责地诠释既定法律及其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而这种认同性的思维方式和人格弱化了人的主体意识，抑制了人的创造力，是有悖于法律职业本质的。这种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法学职业教育的需要。特别在形而上色彩浓厚的理论法学课堂教学中如若不吸收新的方式和内容，枯燥的法学理论知识充斥于整个索然无味的课堂教学中将极大地打击老师教学和学生听课的积极性。

二、理论法学教学方法改革迫在眉睫

当前，我校法学课堂教育，特别是理论法学课堂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传统教学模式的僵化，加之司法考试的冲击，导致学生宁愿参加价格不菲的司法考试补习班，甚至埋头于应试技巧与疯狂的魔鬼训练中，而应付学校的专业考试，完全忽视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这种状况导致每个学期初的教学检查法学院都被学校教务处列为重点监督对象。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学生出勤率偏低，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开学第一节课有的班甚至只有三名同学来上课，形势相当严峻。学生以复习司法考试为借口逃课。反过来说，即便学生真的是在参加司考辅导班，经过魔鬼训练通过司考的学生，也因缺乏法学理论素养和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而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执业者。因为，法律的背后是利益，任何一项法律法规的背后都是利益的博弈与平衡。执法者必须懂得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的缘由何在，处理案件时才能做到令人信服，树立法律的权威。当下学生为了司考而司考的功利心态，突击过关后备考时背诵的法条将很快被忘记，因为没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作为铺垫在未来执业过程中对案件的处理就很难令当事人信服。因此，我们的法学教育模式改革迫在眉睫，否则在市场选择和就I压力的双重冲击下课堂教学将日益萎缩，教师的价值和作为也将被抛弃。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培养出以深厚法学理论武装自己的优秀法律人，而造就了一批批不会运用法律理论分析社会问题的庸才。

面对我国法学教育表面辉煌，实际形势严峻的现状，实施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法学教学方法在应对法律教育的职业性趋向上的策略，除了案例教学法，还有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等。针对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引入案例教学法是比较可行的做法。相较实践中常见的通过记忆法律条文处理案件，案例教学法使学生通过不断阅读，进入特定情境，站在法官或律师的立场上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反复训练，学生就会拥有作为一名合格法律职业人所应该具有的法律推理能力，即使不记忆法律条文也能够迎接实务中不断面临的新挑战。

理论法学是法学学科皇冠上的明珠，是学好部门法的基础，也是法学学科中最抽象、晦涩的部分。将案例教学法引入理论法学教学中来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入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理论法学教学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分析

（一）法之理在法外

随着我们对立法工作的重视和立法机关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制定的法律在内容的明确性、逻辑的统一性方面已经越来越完善。但社会生活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是存在差距的。纸面上的法只有现实地调整社会生活才有法律实效。正如朱庆育教授所说的：“世俗法律不同于圣经，后者被尊为神的作品，任何凡人无权更易一字，前者则随时面临增删修改之可能，甚至整部法律推倒重来亦属寻常。”

法学理论来源于生活，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必然来源于博大精深的法学理论和纷繁复杂的法律实践。法理学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是对法律运行共同规律的抽取，是学习部门法的基础。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学习法学理论知识可以让学生具有坚实广博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不仅可以指导部门法的学习，也可以指导未来的法律实践。在理论法学教学过程中适时引入恰当的案例，或解释概念，或阐释法的价值等等都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法学是实践理性的学问

无论是部门法学还是理论法学都是实践理性的学问，社会现实是其存在的根源，纯理性或者纯思想性的法学是不存在的。回顾法律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还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抑或后来出现的实证主义法学派都说明法学必须面向和关注现实生活，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困惑、矛盾、冲突提供合适的法律解释及合理的法律解决方案。处于神坛之上的法律，只有走出人们生活才是活生生的法律。部门法都是研究法律现象的某一部分，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学理论研究法律现象的整体，构建理论法学关于法律生活的一般原理。部门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案例源于部门法，又可以阐释部门法，发展部门法。同时，部门法提供了解决案例的依据。同样的，理论法学教学中可以引入案例，用来发现法的一般理论，阐明法的一般理论，丰富法的一般理论。理论法学也为部门法案例的解决，特别在针对某一案件部门法没有明确规定时提供案件解决的法理依据和价值追求。

（三）理论法学以法律现象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

理论法学的内容包括法律本体论、法律社会论、法律价值论及法治国家论等诸多丰富内容。一份令当事人信服的判决书，必然要求法官具有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判决书中体现法官的价值追求和法治理念。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学理论及法理价值都将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当代法官的判决书中。

研究法与社会的关系是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法科学生没有相应的学科基础和生活阅历很难理解诸多部门法中讲述的法律规范。而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知识很多时候影响司法、执法等诸多法律程序。“法律是整个社会生活一部分，而且绝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律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可以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脱离。如果教师不阐明作为判决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法院的许多判决就无法被理解，也无法得到恰当的分析。……如果一个人只是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布兰代斯法官说，‘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曾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2]如果在枯燥的教学中能够引用历史上具有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进行阐释就会使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变得容易理解，从而激发学生探究法学理论的兴趣，加深对理论知识及制度构建的理解，为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人打下基础。如，在讲到法律的效力位阶时，可以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引入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拓展学生的知识广度，加深学生对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的认识，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西方国家案例教学的实证经验

19世纪70年代，案例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姆布斯・朗道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教授创立。此后，成为英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法学课堂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在美国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不仅应用于部门法教学，在诸如法理学、法制史等理论法学课程中均获广泛采用。在美国法学院甚至世界范围的法学教学中广泛流传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朗・富勒（Lon Full）运用的“洞穴探索者”的案例堪称经典。在设计该案例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如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社会法学等）对此作出判断和裁决。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回答，指出学生子运用法律推理时出现的错误和法律知识上的缺陷，引导学生对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3]

“总之，案例教学法不仅可以适用于部门法教学，同样也适用于理论法学的教学，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在理论法学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便捷的[4]。”

四、理论法学引入案例教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讲授式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中国成文法传统源远流长。我们法官裁判的过程因循传统的三段论模式，在此过程中法典是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基于长久的讲授式教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我国法学课堂我们不可能用案例教学完全取代讲授式教学。在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模式中，诸如：课堂讨论模式、多媒体教学模式、模拟法庭模式和观摩审判模式中运用最多的就是插入式的课堂讨论模式。这种模式基本的操作步骤是：教师在讲到某个知识点时将课前准备好的典型案例拿出来用以讲述在讲知识点。通过讨论案例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所讲授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进行法学推理和法律背后价值选择的思考。课堂讨论模式是案例教学中最便捷可行，运用最多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操作中知识点的讲授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也是运用案例的目的。

（二）有w系的典型案例的获得

1.教材中的案例。教材中的案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通用教材中为了讲明一个概念或问题而设定的案例，或者在某一章节的后面会附有阐明这一章节主要内容或理念的案例；一种是针对某一法学学科的专门案例教材中的针对某一概念或问题的案例。后者所含的案例一般都是本学科比较经典的案例。

2.大众传媒中的案例。当今社会各种媒体在法制宣传和对民众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诸如《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等主流媒体报道的都是近期的热点案例，是师生了解法治热点，关注法治进程的案例库。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锻炼学生创新思考的能力。

3.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案例。生活中法律无处不在，各种童话故事中都蕴含法理。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生活，虽有艺术夸张成分但对年轻人来说因情节生动更易于被学生理解，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相关情节作为案例讲述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4.司法实务中的案例。这类案例主要适合兼职从事律师业务的教师。专业老师若能够通过司法考试并兼职从事律师实务工作对案例教学的开展会非常有利。从律师实务中处理的形形的案例中选择与讲述知识点相关的案例引入课堂教学。这个需要教师进行认真甄别选择既生动又有法律难点的案件，加上自己处理的经验介绍，这种案例讲述最能吸引学生。且在听讲的过程中学生就会了解相关诉讼程序和处理类似案件应该注意的点。对教学双方均有裨益。

（三）针对不同年级设置难度适度的案例

美国法学院招收的学生是具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完成本科教育的学生，这些教学对象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社会阅历、学习能力、理论理解能力都为案例教学法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我们的法科学生在进入本科前没有任何其他专业知识的积累，没有社会阅历，学习能力、理论理解能力都比较欠缺。特别是理论法学课程多开设在法学本科低年级阶段，这个时段的学生缺乏部门法知识，对案例的设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我国当前理论法学多安排在本科低年级的课程安排的现状，要求部门法知识完全空白的学生分析案例有揠苗助长之嫌。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时要注意选择难度适中的案例才不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些学校在理论法学课程安排上就比较合理。比如，将法理学分大一和大三两个学习阶段进行讲述。大一讲述法律本体论和法律社会论，大三讲述法律价值论和法治国家论。针对不同学习阶段安排难度不同的案例，重在使学生体悟案例中抽取出的法的一般理论。

（四）丰富教师的法律实务经验

法学专业教师通过司法考试，进行律师执业是教师接触法律实践的常规渠道。法律执业经历可以为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更多素材，也可带给学生更多诉讼知识和实务经验。当然，对法学专业教师我们更多地强调的是学术水平和课堂教学。不过，法学永远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没有实践，法学理论知识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严格来讲，只有做过法律实务的人才能更好地进行案例教学。

“郎道尔认为，如果学生阅读了大量的案例，特别是判决正确的案例，真理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即通过案例，了解法官判案的思路，理解法律精神，掌握判案的技巧，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4]在当前法学教育功利浮躁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是非常必要的，且是便捷可行的。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会再厌倦枯燥乏味的法学理论知识，且能够学习更多的诉讼程序知识和实务经验，培养问题意识，锻炼法律思维，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J].中外法学，2014，26（2）：285-318.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490-491.

第8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 “小悦悦事件” 法律 道德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才把小悦悦送到了医院。但是，小悦悦终因伤势严重，于2011年10月21日零时32分离世。

“小悦悦事件”经媒体报道后，震惊了社会，引发了对有关社会道德问题的全民大讨论。讨论中，是否应该将“见死不救”入法，是否应当对“见死不救者”论罪的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除了“见死不救”之外，“见义勇为”也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那么，“见死不救”是否应该入罪，“见义勇为”是否应该有制度保障？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学理含义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道德可以简单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法律可以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世界，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存在，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表现。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也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

道德与法律均属于上层建筑，都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二者作为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相辅相成、相互促益。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法律一天都不能存在，就算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法律也不会起作用，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执法者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

2.法律是道德传播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危害公共安全、不得偷盗等；第二类则是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通过法律的实施，这样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此，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着重大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凸显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二）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1.调整的对象不同。法调整的是人们的外部行为，即意志的外在表现，因为法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种外在秩序。道德则不同，它同时要求人们的外部行为和内在动机都符合道德准则，它给人们提出并要求解决的不仅是举止行动，还包括动机和世界观问题，而且更注重后者。

2.表现形式不同。法是以“国家意志”形式出现的，表现在政权机关所制定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中；道德则是以“社会意志”形式出现的，作为“社会意志”，它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政治道德、商业道德、社会舆论等。

3.调节人们行为的方式不同。法通过为人们确定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建立法律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道德则主要通过为人们指出在社会生活中的义务，通过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以义务为纽带的道德关系，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4.行为标准不同。法律有特定的表现形式，而道德没有。

5.运作机制不同。法具有程序性；道德则以主体内省和自觉的方式形成和实现，与程序无关。

6.强制性不同。法由国家强制力（军队、警察、监狱等）保证，属于外在强制；道德的强制属于内在强制。

7.争端解决不同。法具有可诉性，道德则不具有可诉性。

综上所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通过立法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显然有拔苗助长之嫌。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约束的是人的行为，并不是人的思想，如果一部法律约束了人的思想，人的自由空间就会进一步缩小，那就是一部恶法，不会被人们所遵守。

法理上的“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一种是不作为。其中“不作为”是对特定人员规定的不作为，如公务员、医生、警察就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人们往往喜欢用道德规范来对事件进行分析。但道德规范的底线是什么？是法律。但这仅仅是针对其制裁而言的。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来制裁那些负有特定义务的不作为的人。就“小悦悦事件”而言，如果从小悦悦身边走过的十八个冷漠的人中，就有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如人民警察，则完全可以依《人民警察法》的规定追究其责任。据此，我认为，如果对不负有特定义务的人的“见死不救”的行为论罪，则不合乎法理，违反了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对不负有特定义务的人的“见死不救”的行为予以道德的谴责的同时，对“见义勇为”者通过相关法律予以激励及保障，则恰恰体现了法律对道德的推动作用。

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用法律来取代道德。该法律管的归法律，该道德约束的，则由道德来解决。只有通过法律的激励作用，来保障人们的道德规范，才能避免小悦悦的悲剧在社会上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第2版）.

第9篇：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武警法律关系是武警法基本理论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概念。武警法学的其他概念，如武警法律规范、武警法律行为、武警法律责任等都与这一概念相联系。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武警法律现象的存在都是为了处理某种武警法律关系，武警法律规范的目的是要为武警法律关系创造形式条件。因此，对武警法学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武警法律关系的概念

 

武警法律关系的概念是进行武警法律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武警法律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武警法学的发展起步较晚，“武警法律关系”这一概念的内涵移植于法理学中“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法理学概念，其定义为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武警法律关系属于法律关系中的一种，所以说武警法律关系是武警法律规范调整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安全保卫利益的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武警法律关系作为经武警法律规范调整而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它与武警关系、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肯定，武警法律规范不可能调整全部的武警关系，因而武警法律关系只是武警关系的一部分，至于哪些武警关系应由武警法律规范规定，如何规定，立法者应在以保护国家安全保卫利益为核心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平衡和选择，所以武警法律关系只能是由武警法律规范规定和调整的那部分武警关系，即由武警法律规范设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没有武警法规范，就没有武警法律关系。

 

武警法律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内部的社会关系。包括武警官兵之间的关系，武警部队中单位与单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官兵与单位、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二是武装力量内部的社会关系。包括武装警察部队与中国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民兵相互之间的关系。三是武警部队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包括武警官兵与地方公民之间的关系，武警机关与地方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等。

 

二、武警法律关系的特点

 

(一)武警法律关系属于公法法律关系

 

公法法律关系是在公权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公权就是指国家的公共权力。武警法律关系之所以是一种公法法律关系，首先是因为武警权是一种公权。我国宪法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即我国的武警权归属于人民;其次，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利益是武警法首要的基本原则，也是武警法的根本目的和核心内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为核心的武警法律规范都直接规定了要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利益;再次，武警法律关系主要是一种隶属型法律关系。武警权力主体代表着国家，上下级武警机关之间是领导与服从关系，上级武警机关有权直接要求相对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可以通过单方面的意志表示要求相对方服从，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公权法律关系。

 

(二)武警法律关系主要是一种隶属型法律关系

 

武警权的主体代表着国家， 武警部队上下级机关之间是领导与服从关系， 上级武警机关有权直接要求相对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并可以通过单方面的意志表示要求相对方服从， 武警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武警法律关系的存消， 主要是以武警机关或军政首长的单方意思表示为根据， 具体说， 就是武警机关或军政首长可以不必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 甚至违反对方当事人的意志单方面创设、变更和消灭武警法律关系。

 

(三)武警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是法律化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明确的、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和义务可以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也可以是由法律授权当事人在法律的范围内自行约定的。在武警法律规范调整之前， 因武警权的行使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还只是一种客观存在， 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不明确。只有在武警法律规范对其加以调整之后， 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义务才得以明确、稳定。由于武警法律关系是以武警权及武警法律规范为其存在基础的， 因而在武警法律关系中必有一方当事人是武警部队， 至于另一方当事人则可以是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或其他国家机关; 同时， 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必然是一种武警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可见， 就实质内容而言， 武警法律关系应当是武警部队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武警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武警法律关系的作用

 

(一)武警法律关系是武警法律规范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武警法律规范属于静态的形式，而武警法律关系处于不断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运动之中。因此，武警法律关系是保证武警法律规范发挥作用的动态形式。在武警部队现代化建设中，只有通过武警法律关系，武警法的价值才能实现，法律秩序才能形成。

 

(二)武警法律关系是武警法律规范调整武警关系的必要形式。武警法律规范对武警关系的调整是武警法反作用于客观现实的过程，它必须通过武警法律关系这个中间环节来实现。通过武警法律关系的产生，武警法律规范转化为武警法主体之间具体化和个别化的权利和义务，也使主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争端和纠纷在武警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从而把武警法律规范与我军建设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武警法律规范只能在出现武警法律关系的时候，才能现实地表现出自己的调整作用，武警法律规范只能借助于武警法律关系，才能影响现实社会生活。

 

(三)武警法律关系在武警法调整过程中具有反馈作用。既然武警法律关系是武警法调整武警关系的中介环节，那么，通过对武警法律关系的产生、运动过程的考察，可以检查武警法律规范制定得是否完备和正确，其设定的行为模式是否符合正义、公平要求，还可以考察武警法律规范是否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或不一致。可见，武警法律关系能给立法者提供大量的情况，反馈必要的信息，为及时、科学地制定和修改武警法律规范提供条件。

 

作者：李科 来源：成长·读写月刊 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