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市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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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工业4.0”是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概念。它描绘了制造业的未来愿景，提出继以蒸汽机的应用、规模化生产和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将迎来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基础，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西门子工业领域驱动技术集团CEO Ralf-Michael Franke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描绘了制造业的未来、“工业4.0”时代愿景及西门子的努力。

工业4.0在西门子

CEI： 西门子对“工业4.0”的解读是什么？

Ralf-Michael Franke：：在西门子看来，“工业4.0”有三个要素：第一是跨企业的生产网络融合。MES将会起更加重要的作用，自动化层和MES之间的对接会变得更加重要，且更加的无缝化，还能跨企业来实现柔性的生产。所有的信息都要实时可用，供生产网络化环节使用。

第二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产品设计以及工程当中的数字化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融合，这就使我们能够满足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产品上市周期越来越短、产品日趋多样性等带来的挑战。

第三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未来的智能工厂中，产品信息都被输入到产品零部件本身，他们会根据自身生产需求，直接与生产系统和设备沟通，发出接下来所需生产过程的指令，指挥设备把自己生产出来。这种自主生产模式能够满足每位用户的“定制”需求。我们将基于强大的制造运行管理系统（MOM）来实现灵活的价值链管理。

客户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互换（EDI）的方式来管理供应商，在库存达到限值时ERP系统会通知供应商补货，这其中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产品数字化不仅局限于商品本身，商品中非常复杂的部件也可以实现数字化。ERP系统可以由此计算出所有的成本，根据当下机器运转的情况去确定最大供货量和最优价格。ERP系统能做出决策的建议，让客户实现与供应商之间的最佳交流。

我们在将来肯定会敢于依赖机器，这是“工业4.0”从愿景到现实的第一步。要实现柔性的制造和生产，降低产品上市的时间，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自动化集成。现在大家都在用“即插即用”的方式，就像你买一台新的打印机，把它插在笔记本电脑上就能使用。当一个机器人进入到了生产网络和系统当中，让机器人也可以拥有“即插即用”的能力。当然，未来的工厂并不会是“无人工厂”，人将会担当更有挑战性的角色，创新、规划、监督和协调机器的运作。只有这样，机器才会按照人的想法进行运转，制造才会更快、更加高效，才能使用到更好的资源，这是制造系统应该去遵循的原则。

CEI：西门子是如何布局并参与工业4.0的？

Ralf-Michael Franke：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被各个国家所效仿的对象。我们相信这一点会持续不变一直往前走。所以，“工业4.0”得到了默克尔的极大支持。这个就像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一样，是德国政府的一项规划。规划不仅是政府参与，大的一些企业都参与进来，作出对未来蓝图的展望。

西门子在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主要包括整体工业4.0框架的搭建，包括提出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和什么样的网络，西门子深深参与其中。7年前西门子收购了一家美国软件公司，这家公司主要做产品的设计和仿真技术，我们主要把收购的软件和西门子现有工业软件融合在一起。此后，我们不断收购了一些其他的软件公司，尽量把他们融合在一起。西门子正式推出“工业4.0”这一概念是在2年前汉诺威的展会上。

今年我们做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我们在展台上布置了真实的“工业4.0”工厂流程。在实现“工业4.0”的路途中，有一些是已经实现了。但是这依然是“工业4.0”历程的开始，未来还需要10～20年的发展历程，来实现“工业4.0”的愿景。

西门子愿意进一步加大在这方面的投资，找一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客户，一起来尝试新的技术，共同实现理想。可以说，只有“工业4.0”是实现现代化工业制造的唯一路径，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案。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就这些方面做出一些事情。

CEI：美国GE提出了工业互联网，这一战略与西门子正在实施的“工业4.0”有何差别？

Ralf-Michael Franke：只是名词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实现能力或许也不同，因为西门子是唯一一个软件硬件都齐全的公司。

CEI：在中国有虚拟制造、智能制造、数字制造等概念，西门子总在谈数字工厂，德国有这些概念吗？西门子在“工业4.0”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Ralf-Michael Franke：我们没有那么多名词，只有数字工厂。我要强调“工业4.0”现在还只是一个愿景，如果有哪家企业告诉你我们工厂当中已经实现了“工业4.0”，大家听到这样的说法一定要小心谨慎。

这个愿景可能要通过今后10年、15年乃至20年的努力才能完全成为现实，但是“工业4.0”的一些构建模块今天已经具备，有一些先行的企业已经部署了“工业4.0”的一些构建模块。比方说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和研发基地，就已经完全把数字化工厂变成现实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而数字化工厂也是未来实现“工业4.0”愿景的重要基础。

CEI： “工业4.0”更加强调协作，这是为什么？

Ralf-Michael Franke：“工业4.0”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的转变、生产过程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管理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我们必须放弃孤岛式的想法，要为变革做好准备。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公司或者国家单打独斗都不可能改变全球的制造企业，这就需要我们大家进行协作，各个企业、学科、行业都要进行合作。

今天我们不光要强调员工的生产效率，整个企业在资源和能源利用上也要更加高效。我们今天不仅要提高生产速度，还要缩短产品从创意产生到上市的时间，并满足客户更加复杂的需求。这些挑战使得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化，在这新的世界当中，过去的方法或秘诀已经不再能够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了。

网络化的生产和数字化的制造正在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对于离散工业和过程工业而言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把现实的制造和虚拟的呈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现实与虚拟生产相融合得益于创新的软件和强大的硬件。产品生命周期软件可以优化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从最初的产品设计、生产规划，一直到生产实施，并最终服务于用户。

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物联网这些技术都会用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范围又超过了这些技术本身。最终我们会看到制造业的未来有更多长足的进展，可能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当中进一步推动“工业4.0”愿景的实现。

CEI：当前实现“工业4.0”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Ralf-Michael Franke：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科技，而在于人们设计生产产品的方式，也就是人观念的改变。最关键的是利用新的科技，去训练和培养人怎样从生产设计，到工程实施以及生产实施，到最后服务的整个环节，要他们都能实现一些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好。

CEI：德国制造业离“工业4.0”还有多大差距？在德国西门子有示范工厂，如果绝大多数的同类工厂都达到示范工厂的水平，需要多久？

Ralf-Michael Franke：实现“工业4.0”的速度绝对不取决于我们用多少人，而在于持续的投入和创新。需要多久？我想应该是20年，因为示范工厂不只取决于本身，还取决于供应商，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合。当然，单纯的复制也是不管用的，不同的企业流程不一样。

西门子已经倾尽所能。不是说20年后我们有多少个数字化工厂，而是20年以后数字化工厂变成标准。在德国数字化工厂拓展得可能更快一些，在德国我们压力很大，人工土地成本都很高，所以我们必须变得更加有效率。

“工业4.0”在中国

CEI：西门子与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层面有合作？

Ralf-Michael Franke：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们和中国有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沟通。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参观了我们在德国的安贝格工厂，看到了我们数字化工厂已经从一个理念成为现实。

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先进，像高铁、计算机、先进机械、汽车、飞机和宇宙飞船，对于中国的制造业和工业来说一切皆有可能，都有能力去制造。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中国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些制造企业还处在“工业3.0”的阶段，有些企业在向“工业4.0”过度的历程上已经走到了非常前沿的位置。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工业4.0”，也需要中国政府有和德国一样相应的战略的推出。

从西门子的角度来说，我们有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处在工业化不同阶段的需求，从工业化3.0到工业化3.X以及面向未来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中国和中国的广大客户，西门子是涵盖范围非常广的合作伙伴，可以和中国广大的客户携手同行，共同去实现“工业4.0”的愿景。

CEI：当前信息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西门子是如何在“工业4.0”时代保证工业信息安全？

Ralf-Michael Franke：信息安全对于“工业4.0”是非常重要的。西门子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只是在工厂设备之间加强了防护，同时在设备与中央处理之间，我们也做了防护。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工业领域安全的防护。所以在通往“工业4.0”的路上持续提高信息安全防护水平是保障我们实现目标的很重要的方面。

信息安全并不是可以作为自动化解决方案当中的一个完全标准化或单点产品，并不是采购过来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在工业信息网络当中，每一个参与者都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遵循一系列行为的规则来确保网络连接的安全。

对于每一个客户、每一个装机点来说，都要决定他们需要何种类型的连接或者是通讯，并且去判断在特定的连接通讯模式当中所存在着的对于IT的威胁、对于信息安全的威胁。然后再去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对系统进行正确的设置，制定正确的流程、策略，对于人员进行正确的培训，培养所有网络参与者的正确行为来确保信息安全。

实现工业信息安全，不仅要靠西门子的产品以及解决方案当中的一些组件，同时也要依赖大量的服务，包括一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去设定正确的流程、策略，对人员进行培训，从而确保这种工业信息的通信是安全可靠的。

CEI：中国在实现“工业4.0”的路上，西门子能够提供哪些帮助？

Ralf-Michael Franke：140多年前西门子开始在中国的业务。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西门子最重要也最重视的市场之一。多年来，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工业几乎所有领域的发展。如今，仅西门子工业业务领域，就在中国成立了8个研发中心，18个运营公司和41个销售办事处，设计和制造符合中国制造业市场需求的产品。我们与众多企业建立了深厚友谊和合作伙伴关系。对于西门子来说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市场，是西门子第二大海外市场。

我们在中国已经拥有近32000名员工，既为中国市场服务，也把先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中国为基地向全球出口。我们在中国设立了76家运营公司，我们在中国各地都得到了欢迎和认可。

以青岛啤酒为例，1903年，西门子在青岛啤酒成立之初提供了第一台电机，成为中国自动化酿造的先驱之一，这台电机运行了百年之久；之后，我们又提供了Simatic PCS 7系控制系统和Braumat酿造技术，后者是西门子利用我们的行业知识专门为酿酒业开发的自动化系统。西门子不仅为中国企业――比如青岛啤酒――提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更在彼此的长期合作中，共同创新，共同成长。

第2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PDT 共网建设 警务融合 扁平化指挥 可视化调度 鉴权 加密

Changsha Public Security Police Digital Trunk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Police digital trunking （PD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guarantee communication of the daily service，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important security for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In order to make PDT more close to the practical combat， docking PDT voice and data services with the existing command and dispatching system， polic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police integrated system， abundant and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were realized. In addition to satisfying wireless voice communications， the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provides the satellite positioning， short data， status information， checking people and cars. Applic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investigated and the flat scheduling command system was built to further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combat command and dispatch.

[Key words]PDT joint network construction police affair integration flat command visual scheduling authentication

encryption

1 引言

近年恚公安机关紧紧围绕“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这一基本要求在积极推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为了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应急指挥水平，必须要健全完善警务实战指挥体系，最大限度实现情报引领下的精准研判、精确指挥，同时建立扁平化的勤务指挥模式，注重应急预案的完善。PDT（Police Digital Trunking，数字集群）系统是建设扁平化指挥调度模式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无线对讲系统进入公安部门，警务通信慢慢由最初的常规通信逐渐转变为模拟集群通信。公安部在1998年颁布了《GA176-1998 公安移动通信网警用自动级规范》，模拟集群系统成为公安机关无线通信的主要手段。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PDT系统快速成熟，PDT系统高效的频谱利用技术、清晰的话音通信技术、丰富的短数据业务、安全可靠的加密技术以及低成本的大区制建网等优势非常符合公安指挥调度的实战需求，近年来在很多地方得到了规模化应用。

长沙市作为公安部确定的全国公安PDT系统建设示范城市，其在PDT方面的建设成果得到了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的推广，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就PDT系统的建设谈些经验。

2 系统建设

2.1 无线信号的通信覆盖

PDT系统是公安机关日常勤务、应急处突、重要警保等工作的重要通信保障手段，对及时性、互通性有极高的要求。但是近年来基层干警的模拟集群系统使用体验并不好，究其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无线信号覆盖未做好。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城市规模不断扩张、高楼大厦相继林立、桥梁隧道地铁等建设陆续展开，传统的无线覆盖需求已经逐渐向立体化格局转变，而受到投资规模、频率资源等限制，警用集群的基站数量并没有增加，以至于警员在需要进行呼叫时由于无线信号覆盖不良导致了呼不通、听不清情况的发生，轻则会影响日常勤务使用，重则在处置突发事件和重大警保工作时严重影响指挥调度指令的上传下达。

因此，在进行PDT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重视的就是无线信号覆盖建设，要充分做好频率的复用利用，基站的信号要覆盖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警务活动的区域：城区、街道，党政军驻地室内，火车站、汽车站，热点场馆、热点地区室内，高速公路及出入口，情况复杂地段（隧道、高架桥下等）。其次，稳定可靠的系统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在供电、防雷、防尘、接地等基础建设工作中，链路要尽可能地选择稳定可靠的光纤链路，系统控制中心和基站要着力保证机房良好的温湿度。

（1）无线信号的覆盖建设

根据长沙市PDT系统的建设目标，结合长沙市城区的地形地貌特点，利用仿真软件，先对长沙市PDT系统网络进行计算机仿真作业，制作仿真覆盖效果，确定长沙市基站数量以及基站位置，然后选择典型基站进行实地现场测试，验证仿真效果与实地测试的差异，继而调整基站数量及基站位置。根据模拟集群系统覆盖效果分析和初步选定的数字基站位置，制作出所有数字基站覆盖仿真图。

（2）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机房的基础建设和链路的选择）

在机房的基础建设中，要在供电、防雷、防尘等环节上加大建设的力度。每个数字基站需配备UPS电源，以确保基站的供电稳定，UPS备份电源可支持基站继续工作数小时。另外，UPS、机房空调等设备运行状况通过基站的监控设备实时监控，一旦出现故障，网管中心立刻告警，并将告警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发送到管理人员手机上。

除此之外还有链路的选择问题。基站到交换中心的链路是有线链路，采用的是稳定可靠的光纤链路，并且是双链路进行备份。

2.2 多警种共网建设

要推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应急指挥调度方面就是要做到各警种（交、巡、治安、消防等）通信手段的统一和互联互通，多警种共建无线通信网要符合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的顶层设计要求。充分利用PDT系统的分组技术和VPN专网的划分技术，做到在进行日常勤务工作时，各警种能相对独立使用网络，战时多警种互联互通、协同作战。

多警种共建PDT系统，除了能满足协同作战、统一指挥的战时要求外，还有利于频率资源的整合和高效利用，有利于减少政府重复投资，有利于减少小警种建网的日常维护工作量。

长沙市采取全市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公安PDT系统的方式，交警、巡警、治安、消防等多警种均能入网使用。这种建设模式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行政上的统一调度，二是在建设规划中能充分考虑不同警种的使用模式和需求。

2.3 系统关键设备热备

PDT系统担负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或重大警保工作无线通信指挥调度的通信职能，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因此在网络规划和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关键设备的热备份问题，保证在各种突况下指挥调度的畅通。热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1）系统重要节点、设备热备

PDT系统基本是基于集中控制方式进行建设，因此存在交换中心、基站等重要节点。随着城市轻轨、地铁的建设，警用数字通信网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心交换承载的压力也随之增加，为了防止中心交换的故障影响全网通信，在异地建设第二套中心交换设备进行热备，可大大降低全网瘫痪的风险。基站是信号覆盖的重要点，基站故障会直接影响半径6～7 km覆盖区域内通信对讲机的使用，因此，在基站端也需要通过基站控制器热备、基站电源热备，甚至基站覆盖热备等方式加强抗故障风险能力。

主要的方案包括对交换控制中心关键设备进行双重备份，核心路由器、中心控制器、交换机以及中心数据库等均可以采用双重热备，主备切换无间隙，可确保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当系统设备发生故障时，可自动/手动实现热备切换，保证了系统的不间断工作。

除了以上服务器、控制器的备份外，交换控制中心还支持链路备份和UPS电源备份，实现在链路出现故障或无市电供给时，另外的链路还能很好地支撑起系统信号传输任务，备份电源可支持交换中心继续工作数小时。交换中心以及链路的热备逻辑。

（2）通信系统整体备份

随着警用数字通信网的建设和完善，原有的模拟集群系统除给单独区县、警种使用外，还可作为单独的备份网来使用。除此之外，参照国内部分省市的调度指挥案例，数字同播网络因为广覆盖、应用便捷、一呼百应等优点也是备份网很好的选择。

图2是结合长沙实际情况，主交换中心和备份交换中心分别和原模拟集群系统MPT网络的连接示意图，数字同播网也是采用类似设计。

3 实战应用

3.1 警务融合

在使用模拟通信手段时，受技术体制限制，模拟系统只能提供基本的语音业务，缺乏数据业务。PDT系统在短数据业务上有了突破性的扩展，系统提供的短数据业务和卫星定位业务是提升对路面警员工作状态管理的有效手段，可以为现代化警务机制的改革和警力资源的高效管理提供技术手段。通过将PDT系统和公安综合指挥平台融合，可实现现代警务机制改革和警力资源的高效管理。

长沙市公安PDT系统与警务系统的对接融合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勤务考勤机制建立

通过建立实名制信息管理体系，将对讲机与警员实名信息（姓名、警号、单位与联系方式）进行绑定，同时将相关信息（工作状态信息和北斗卫星定位信息）与勤务管理平台对接，这样就可以通过对讲机快捷键的操作实现警务工作状态的报备及考勤。

PDT的终端北斗（GPS）信息会定时上传及存储于定位服务器，警用地理信息系统（PGIS）使用接口协议与定位服务器交互，接收送出的北斗（GPS）数据。PDT数字集群系统提供基于TCP/IP传输的北斗（GPS）定位数据接口，PGIS和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基于此做二次开发，完成北斗（GPS）相关功能。

其他数据，如短信息、状态消息等数据传输的原理图如图5所示。例如：当天的处警警员上岗时，在第一时间打开对讲机注册登记后，长按数字键“1”发送上岗状态信息，系统接收后马上返回信息“指挥中心：您已上岗，工作顺利！”，表明该警员已处于报备工作状态；当警员接到任务出警到达现场后，长按数字键“9”发送到场状态信息，表明处警人员已到场；当处警人员处理案件完毕后，长按数字键“0”发送处理完成状态信息，系统接收后则该警员状态从处警状态回到报备状态；交班时按数字键“3”发送离岗状态信息，表明该警员已离岗，恢复日常工作状态。对应警员的不同状态，指挥中心的PGIS地图上以不同颜色进行区分，可以做到实时直观掌握。

在此基础上，指挥中心、督察等部门还可以通过PDT系统的定位、轨迹回放、勤务报备等功能对民警、巡逻车的工作状态进行监管，这样既能合理调配在岗、备勤的警力资源，还能实现对各单位警力的统一勤务管理。

（2）扁平化指挥调度模式的建立

PDT系统与指挥调度系统对接，则路面巡逻警员携带的对讲机或者巡逻车配置的车载台的北斗卫星定位信息可实时传输到PGIS中，此时警员和车辆的位置信息均可在指挥中心调度台的PGIS地图上展现出来。指挥中心民警既可以通过PGIS地图点击路面民警、巡车的图标实现语音呼叫，还可以直接通过坐席对警员发送短信、派发中文派警单等，真正实现扁平化、可视化指挥调度。例如：接处警流程主要分为报警、接警、定位、派警、上报、处置、反馈等几个阶段。接警员在接到报警后，系统会自动在地图上确认警情位置，并搜索案发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数字对讲机，接警员可通过有线电话直接呼叫现场周边民警的数字对讲机，并将警情要素信息以短信的方式下发到处警民警的对讲机上，有效缩短了信息传递时间，提高了准确性。当发生较大警情时，还可以在PGIS地图行进行圈选，将案发地周边属于不同组的警员进行临时编组，调动多名警力来处置警情。接处警流程。

（3）快速查询机制建立

PDT系统与省市人口、车辆管理系统对接后，可以在对讲机或车载台上通过短信息方式实时对人口信息、车辆信息进行查询，简单快捷。

在处警过程中如果遇到需要查询人口、车辆、警员信息的情况，警员可通过编辑对讲机中的预设短信进行查询，查询准确、迅速，即刻能收到相关查询结果，一线警员处警效率得到提高。

对比现在以使用公网为主的警务通系统，PDT对讲机的数据查询功能受到本身数据通信带宽及基站覆盖限制，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同时也有自身的一些优势：一是安全，数据在专网上传输，适用于对一些敏感信息的查询；二是简单快捷，方便警员操作；三是可靠，在人员密集场所等特定场合，公网通信可能出现堵塞，PDT可作为警务通移动查询的补充手段。

（4）可视化巡防机制建立

巡防对于预防、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区别于以往的巡防机制，通过PDT系统与PGIS、城市道路监控系统的结合，可以做到可视的巡防。

一方面可以根据接报案件的经纬度，按照不同的密集程度划定区域，科学规划巡防区、巡防线路，合理布警；同时通过发案率的上升/下降评估实际巡防效果，以便实时调整。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地图的位置显示和道路监控实时掌握巡防位置及巡防进度，为指挥中心的调度决策、后续案件高发区识别提供最前沿、最直观的信息资料。

3.2 应急驰援

应急驰援，主要运用于发生冰冻、地震、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地区，满足特/巡警等支援警力远离本部驰援时的无线通信需求。这需要第一时间在事件现场搭建应急通信网以进行现场指挥调度，并满足与公安部、省公安厅以及市公安局的通信系统的互联互通。

在驰援的情况下，配备便携式无线数字通信设备，组建现场无线通信网，利用现场应急通信指挥平台，可以选择卫星、光纤、4G等链路设备将现场语音和图像信息传回，并和指挥中心互联互通。

3.3 信息安全

警务工作中的很多通信信息有着严格的保密要求，例如警卫任务中的通话信息以及一些案件类、隐私类的数据信息。为确保警务工作信息在无线通信网中不外泄，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安全的鉴权和加密系统，通过鉴权与加密措施确保通信信息的安全性与保密性。

从实用性和可靠性上考虑，采用以硬加密为主的模式，在系统端配置秘钥管理系统和鉴权系统，在数字对讲机上加装鉴权加密卡，可以实现警用数字集群通信系统安全技术规范所规定的鉴权、遥晕/遥毙/复活及端到端语音加密/解密等全部功能，确保没有漏洞。同时针对一些特定使用场景，还可以设定特定的加密通信M。在大型警保卫、围捕过程中，可启用加密组通话，实现端到端的语音加密。

PDT信息安全系统目前包括两部分：1）鉴权单元：实现用户和系统间的双向身份认证；2）端到端加密单元：为语音和用户数据提供端到端的机密性保护。

4 结束语

PDT系统是由国家公安部主导并制定相关标准后发展成形的警用科技产物，是国家公共安全部门主要的无线通信工具。近年来，全国各省公安紧随科技信息化建设步伐，积极投入到PDT系统建设中，带动了PDT系统在国内的广泛应用与发展。公安以融合通信为主要发展方向，借助PDT系统将多方技术整合后实现了台内所有接处警的调度操作。PDT系统与警务工作的深入锲合，将会助力现阶段公安部门的日常警务处置、大型保障、应急处突以及打防管控等警务工作，同时为精准研判、精确指挥、建立扁平化的勤务指挥模式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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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GA/T1059-2013 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 安全技术规范[S]. 201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GA/T1057-2013 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空中接口物理层及数据链路层技术规范[S]. 201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GA/T1058-2013 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空中接口呼叫控制层技术规范[S]. 2013.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通信中心. GA176-1998 公安移动通信网警用自动级规范[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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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祖辉，陆锦华，丁锐，等. 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M]. 3版.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

第3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如果超越于市场之外的自治是不可能的，那么，由法律保证的财产权利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以防止潜在的剥削呢?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种情景，其中每一个参加者都享有一项属于他或她自己的财产权利(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暂不讨论非人力资产中的私有权)。这里不存在奴隶，每个人都仍然自由地提供那些他或她选择的、并基于相互同意的条件可以得到物品或者服务。然而，如果缺乏退回到自足状态的选择权，这种财产权利又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只有一个预期的购买者――需求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面对着一个垄断者，实际上，个人的财产权利可能相对来讲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个人为了生存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得使用供消费的最终必需品的权利，而对能够提供的服务而言占垄断地位的购买者，可以按照对提供服务的人极为不利的条件来获得这些服务。但是，如果将市场组织为竞争性的，而且规模大到足以能保证在所有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上都存在着多重的购买者和销售者，那么，个人参加者就不会陷于仅仅面对单独一个预期的购买者的境地了。在这后一种场合中，属于人们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价值，正如自由地在许多可供选择的购买者中进行挑选时所显示的那样，是根据在交换中可以获得的物品的总量(购买力)来衡量的。

相对来讲，界定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很容易，在其中每一个参加者面对着多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买方一卖方)，因而当存在行使这种权利的潜在可能性的时候，可以保证个人的财产权利具有最大的价值。然而，较为困难的是，描述鼓励竞争性环境产生的制度规则，这种竞争性环境当被界定之后极具吸引力。例如，假定在一个经济体系当中，所有的人都被赋予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利用他们个人能力的自由；他们自由地选择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任何抉择机会。是什么保证了在可能的选择中有进行选择的多重机会的呢?

为了确保在这种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环境能够产生并持续存在下去，个人还必须被赋予结社的自由，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为了组建能够与个人或者其他公司进行交易的生产性单位即商业公司的目的而进行联合的自由。也就是说，不仅必须赋予个人以自由，使其作为一个销售者――供应者；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她们自己的服务；而且必须赋予个人以自由，使其成为在如下这种更重大的意义上的"交易者"，即组成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的单位，这些物品和服务最终将进行交换，以换取那些由人们根据其自身的能力所提供的服务。

两组相互补充的财产权利的潜在行使，保护了生产的供应者的经济地位。个人对自己人身所拥有的权利，使他能够在他的或她的服务的可选择的购买者当中进行选择，它还使任何一个参加者都试图变成一个购买者。

总的来讲，这些权利的行使，能够保证对个人因不利的交易条件而可能受到的剥削加以严格的限制。个人供应者保留了从与任何一个购买者建立的交换关系当中退出的权利，而任何其他个人则保留了进入与提供生产的个人所建立的交换关系的权利。

除了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条件，交换关系的有效规模足够大，使得在每一个市场上都同时存在多重买方和卖方成为可能，这对于竞争性市场环境来讲是必要的补充条件。关于保持所有的市场对所有潜在的交易者都开放这一规则会满足这项条件中至少很大一部分，而无论这些潜在的交易者是供应者还是需求者，他们既可能是某政治组织的成员，也可能是外国人。

甚至是在按照地理上并且根据一个政治单位的成员资格界定的可能相当小的市场上，开放性将会对物品和服务的买方和／或卖方对市场影响力的潜在滥用构成限制，这些物品和服务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在空间中进行转移。

在对竞争性结构最低要求――能确保属于人们自己的自由具有重要的经济值――的讨论中，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投入或者说是个人市场参与的供应方面。个人进入交换关系是为了出售他的或者她的生产能力以换取货币。他或者她期望能用这些货币购买供消费的最终物品。在可供选择的购买者当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提供了防止通过操纵交易条件而进行的剥削的保护措施，而竞争过程起到了确保以相对较低的查找和移动成本得到若干可供选择的购买者的作用。

从某种正式的意义上讲，竞争在需求或个人参与市场的产出方面的必要条件，与其在供应方面的必要条件是完全对称的。作为一位最终产品或者产出的预期购买者，个人很容易受到被人操纵的交易条件的伤害，除非他或她享有在若干可供选择的出售者中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并且这样一些供选择的出售者是可以找到的。但是，人们对市场在这个方面潜在的剥削并不太注意，严格说来是如此，因为消费方面的专业化很少引申到生产的专业化的范围之内。即使个人保有提供适合于若干职业或产业的生产的能力，一旦作出选择，他或者她通常一次仅能向一位购买者提供投入。我们难得见到有人会用部分时间去做一名木匠，用部分时间去做一名管子工，用部分时间去做一名经济学教授。然而，在需求方面，这样一种消费模式是标准行为。个人把他或她的收入花在了整整一系列物品和服务上，而且若干种物品是被同时并且以互相补足的方式消费或者用掉的。

与他或者她对市场上的需求――对任何一种他或者她为赚得收入而提供的生产的需求――的结构的依赖相比，个人在其消费集合中不太必需依赖于市场上若干种物品和服务中任何一种的供应结构。

第4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源泉，只要跨国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转让技术，就有形成技术外溢的可能性。跨国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转移技术的难易程度和先进性受到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如果能够在东道国市场继续维持竞争优势地位，跨国公司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海外子公司转移；改善产品性能与质量的压力就较弱。相反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也会加快。同时本地企业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因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产生负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正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此外，在激烈竞争的外部环境下，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渠道和空间也就更广阔。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地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更加挑剔，并愿意向有潜力的供应商提供技术帮助与信息服务；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专业型技术人员才有可能在相互竞争的企业间进行流动等等。据此本文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呈正相关性。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所用数据特征，本文以Battese and coelli提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蓝本。该模型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面板数据可同时对前沿函数和技术无效率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Battese and Coelli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为：

其中，Yit代表第i个企业在第t时期的实际产出，Xit代表一组投入向量和与第i个企业在第t时期观察变量相关的其他解释变量；β为一组待估向量参数；Vit为随机误差项，被假定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N(O，O2v)，并独立于uituit为代表技术非效率的非负值随机变量，被假定具有独立分布的特性，因而服从截尾正态分布N(zitδ，σ2u)(在零处)；zit是和企业生产技术非效率相关的解释变量，δ为待估参数。

假设技术非效率uit是一些解释变量zit和待估参数δ的函数，技术非效率uit的函数为：

随机变量wit服从截尾正态分布N(O，σσ2u)，截尾点为－zitδoi企业在时期t的生产技术效率可界定为：

以Battese and Coelli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蓝本，本文构建了柯布一道格拉斯(C－D)前沿生产函数，利用2000－2003年我国201个四位码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变化的方向和程度。但由于Wald参数检验值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即我国制造业行业本地企业存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假设，无法采用C－D生产函数的密集形式；同时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代表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的时间参数t。含时间参数的柯布一道格拉斯前沿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为：

ln表示自然对数，Yit、Lit和Kit分别为第i个行业本地企业在t年的工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和总资产，β1和β2为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t为观察变量的年份，2000年取值为1，β3，为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系数，以解释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

影响本地企业生产效率的因素，包括行业集中度、企业规模、资本密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和时间5个因素。方程可进一步写成：

CRit行业集中度指标，界定为每四位码行业销售收入最大的前8家企业销售收入之和占行业总收入的比率，用于衡量市场竞争程度。行业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程度越低，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

ASit企业规模，i行业在第t年的本地企业总资产除以其企业个数。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可提升生产技术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如果政府偏好大规模的企业而通过优惠政策予以鼓励，很可能出现企业规模过大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从而引致其生产效率降低。因而企业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KLit资本密度，界定为本地企业所拥有的总资产与其年末职工人数的比率，即人均资本拥有量。从理论上讲，企业资本密度越高，意味着企业产品结构越趋向于资本密集型，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但Otsuka et a1．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存在过度使用资本的现象。

Fs：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大多数计量研究将外商投资企业的参与程度变量，界定为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其所在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率或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占所在产业总增加值的比率，也有一些研究将其界定为外商投资企业拥有的资本占产业总资本的份额或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占行业总销售收入的份额。根据本文所掌握的数据特征和我国经济的实际现状，将Fs界定为四位码制造业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其所在行业总销售收入的份额。该变量与行业内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之间的是否存在相关性是本文关心的核心。如果两者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行业内存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假设则不能被拒绝。

t：为观察变量的年份，2000年取值为1。在生产技术非效率函数中设置时间变量，用以估计技术非效率随时间演变的趋势。如果δs的估计系数为负，则说明技术非效率随时间而递减，否则技术非效率递增。

二、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关系的验证

为了验证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关系。本文采用Frontier 4.1的计量软件，首先以我国2000－2003年201个四位码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估计方程中的所有参数；其次，计算出2000－2003年四年中201个行业的平均行业集中度，以CR8：0.45为标准将全部样本分为CR8

表1显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中参数估计系数的符号与理论预期的完全一致。三个模型中资本的产出弹性皆显著地高于劳动的产出弹性，说明在我国20.1个四位码制造业行业中，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本地企业生产中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皆大于劳动的贡献；尤其是在市场集中度超过0.45的57个垄断程度

较高的四位码行业中，资本的产出弹性高达0.8229，显示资本在该行业生产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与我们的理论认识相一致，即高垄断行业基本上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在生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所有模型中时间趋势系数皆显著为正，说明2000－2003年我国201个四位码制造业行业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为7.78％，而市场集中度的57个高垄断行业，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42％，远远低于竞争程度高(cR8

技术非效率函数中，三个模型中的企业规模与技术非效率之间皆存在负相关性，即本地企业规模越大，生产技术效率越高，本地企业在生产中享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但二者的相关性非常小，且统计上不显著；资本密度对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资本密度每提高1％，本地企业的技术效率将分别提高0.31％、0.23％和0.05％。这意味着本文所研究的201个四位码制造业行业不管其市场集中程度高低如何，在2000－2003年本地企业皆不存在过度使用资本的情况，这与Otsuka et a1.“指出的我国国有企业存在过度使用资本的现象相异；行业集中度与技术非效率的关系在三个模型中存在较大差异，模型l和3中该变量估计参数的符号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存在正相关性，即市场竞争程度每降低1个百分点，企业技术非效率的程度平均提高6.6184和0.9032个百分点；而模型2中，行业集中度与技术非效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三个模型的时间趋势系数分别为－0.2691、－0.8238和－0.0058，时间趋势系数为负表明这一时期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的本地企业技术效率皆不断得到改善，引致其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6.91％、82.38％和0.58％，但模型3的时间趋势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没有通过t检验。

技术非效率函数中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程度(Fs)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符号，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模型1中此系数的估计值为－1.5674，且在显著水平上拒绝系数估计值为零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在控制其它因素之后，外商投资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例如，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营销技能、出口销售网络、商标等)外溢到本地企业，从而提高了本地企业的技术效率；在竞争程度低的模型2中，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程度的估计系数为0.5979，且统计上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没有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在竞争程度高的模型3中，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程度的估计系数为－0.3957，即外商参与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本地企业的技术效率将提高0.3957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外溢效应。可见，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产生的技术溢出从不显著的负效应变为显著的正效应。可见，当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较高时，高竞争迫使外商投资企业为维持其在本地市场一定的市场份额从母公司带来相对新的和尖端的技术，竞争越激烈，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技术越多，技术外溢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本地企业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因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产生负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通过示范一模仿机制和竞争机制产生的正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

三个模型中方差参数的估计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异于零，即r=0.9435、r=0.9333、r=0.6514，表明在201个制造业行业本地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分析中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可能是高度显著的，三个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中分别有将近94％、93％和65％的成分来源于随机变量，不可控因素造成的白噪声误差占较小比例。表2显示了技术非效率不存在的零假设的广义似然比检验结果。三个模型中不存在技术非效率即r＝δ0＝δ1＝δ2＝δ3＝δ4＝δ5＝0的零假设在5％显著水平上被拒绝，说明模型中存在显著的技术非效率，因而采用随机前沿模型而非普通最小

二乘法(OLS)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是合适的；同时技术非效率不是企业规模、资本密度、行业集中度、外资参与程度和时间变量线性函数的零假设即δ1＝δ2＝δ3＝δ4＝δ5＝0也在5％显著水平上被拒绝，说明三个模型中尽管企业规模、模型3中的时间趋势项对生产中非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5个变量对生产中非效率的联合影响高度显著。很明显，生产函数中的技术非效率不仅是随机的，且与企业规模、资本密度、行业集中度、外资参与程度和时间5个变量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因而方程(4)和(5)模型设定是合理、可靠的。

三、结 论

一般而言，只要外商投资企业拥有本地企业无法获得的所有权优势即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营销技能、出口销售网络和商标等无形资产，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在技术外溢效应就存在。但这种技术外溢效应不是必然的、自动的，也不是免费的，这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道国及其产业的特征，依赖于外商投资企业运行的政策环境。

第5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对外投资；并购收购；主要措施；规避风险

国家近几年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就是要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我国各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企业竞争力。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后备资源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矿产资源开发粗放，只注重开发不注重保护，地质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矿产资源结构性短缺、供需失衡，矿业结构不尽合理。铜、铅、锌、铝、稀土、原煤等矿产相对冶炼能力缺口大，非金属矿产相对于金属矿产和能源矿产的开发明显滞后。在产业结构上存在重开采、轻加工，重金属能源矿产、轻非金属矿产的状况，不能充分将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矿山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二是地质勘查工作滞后，后备资源储量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内已发现的中小型金属矿床及大多数非金属矿床地质工作程度低，可供矿山建设的基础储量少，不能满足矿山设计需要。三是国内外“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勘查开发机制不完善。对国外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机制尚未形成，加之有的国家投资环境差，对外投融资渠道不畅，使得中小企业“走出去”发展将遇到诸多困难。

一、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可充分利用我国对外投资与合作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支持政策、信贷支持政策、保险支持政策、税收支持政策、外汇支持政策。近几年企业对外投资投资和合作业务发展迅速，领域日益拓宽，投资方式不断创新。截至2010年底，境外中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超过1.6万亿美元，雇用员工130万人，其中外方人员60万人，2010年实现年销售收入6000亿美元，同比增长31.1%。通过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一）可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主要资助境外投资包括境外矿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等。资助重点包括境外投资合作类：以跨国并购方式开展的对外投资、设立境外研发中心、境外加工贸易、进入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实施项目；对外承包工程类等承包项目。资助范围为项目前期费用、资源回运、“走出去”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境外突发事件处置费用、境外研发中心专利注册费用、贷款贴息、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此外，中小企业还可充分利用国家给于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包括境外展览会、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软件出口企业和各类产品认证费；国际市场宣传推介、宣传材料翻译制作费、企业网站设计开发费、境外广告费等。

（二）可利用信贷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商业信贷、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等多种信贷形式。目前，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各大商业银行都正积极开展相关业务。

（三）可利用税收支持政策。国家出台了出口退税、避免双重征税等优惠政策，并规定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因驻在国（地区）发生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可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的照顾。

（四）可利用保险支持政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于2001年12月成立，承接出口信用保险和对外投资保险等业务。目前，支持“走出去”业务的承保额超过100亿美元。

（五）可利用外汇支持政策。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由事前审查改为事后登记，同时取消了资金汇出核准，允许境内机构在其境外项目的筹建阶段，汇出投资总额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

二、中小企业“走出去”要充分享受上述优惠政策，必须还要严格遵循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的管理制度，这些都是企业规避风险和利用我国对外投资与合作的促进优惠政策必须做到的。

（一）遵循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在境外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制度、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制度、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制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制度、境外并购事前报告制度、驻外经商机构一线监管制度、境外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网上备案制度、境外开办企业核准制度。

1.商务部下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用于规范企业行为，一是下放核准权限，商务部仅保留对少数重大的、涉及多国利益的境外投资以及在未建交国、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投资等，地方企业其他境外投资由省级商务部主管部门负责；二是简化核准程序和企业申报材料，缩短核准时限。企业绝大多数境外投资只须填写并提交《境外投资申请表》，中小企业一般境外投资事项不再征求意见。

2.境外开办企业核准制度（续）。商务主管部门主要从双边政治和经贸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履行国际义务等方面进行审核，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但一般境外投资经济技术可行性由企业自行负责。

3.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制度。主要要求企业对资产运营效益、资产质量、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和社会贡献进行评价。此项评价结果将用于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管理和监督，对引导企业选择投资方向和投资领域特别有益。

4.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制度。由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外汇分局负责地方企业境外投资的年检工作；其中有关外汇内容，由其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负责。

5.境外并购事前报告制度。根据商务部关于《企业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制度》的通知要求，企业在确定境外并购意向后，须及时向商务部及地方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地方省级外汇管理部门报告。

6.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制度。根据商务部2005年关于印发《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制度》的通知要求，中资企业在投资所在国办理完毕注册登记手续之日起30日内，向我驻当地使(领)馆经商处(室)报到登记，各驻外经商机构将建立中资企业档案，并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与中资企业的联系，做好协调指导服务。该项制度帮助企业在驻在国或中资企业发生突发事件时，各经商处 (室) 将及时预警信息，协助安排与处置，保护企业及人员的各项权益。

7.境外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网上备案制度。境内企业拟在境外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加工等经济活动的，在跟踪筹备阶段需向商务部和国土资源部办理备案。境外中资控股企业拟从事上述经济活动，由境内企业办理。商务部在“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统”上建立了“境外矿产资源开发备案系统”。此项工作企业一定要重视，类似于网上执照，是享受该项优惠条件的前提。

（二）企业可利用国家建立的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服务体系，主要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投资导向、搭建交流平台、完善政府间合作框架、建立部际协调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训、构筑境外安全网络。国家建立了《境外投资国别环境库》、《国别投资障碍报告制度》，并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网站上定期《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外承包工程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指导企业“走出去”，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同时，国家建立“走出去”部际协调工作机制，主要包括境外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协调小组、境外投资管理工作联系机、境外劳务纠纷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境外矿产资源开发部际工作机制，制订了《处置境外经济合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企业构筑了境外安全网络。

（三）国内大部分企业“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总量比较小；二是企业实力尚有差距，主要缺理念、缺经验、缺管理、缺人才、缺资金；一些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是亏损的，投资前可行性研究或尽职调查不够深入确实，企业管理经验水平和国际化人才明显不足，也缺乏可持续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包括自主研发能力及关键的核心技术；投资并购后的跨国整合能力不足，也会遇到工会、环保、人身安全等诸多问题；三是政策支持仍需完善；四是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经济活动泛政治化，以公平贸易为借口，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部分国家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障碍，企业“走出去”的实际困难不少。五是经营秩序有待规范，企业之间矿产资源开发领域无序竞争问题，境外工程承包低价竞争问题；六是开发资源现行政策措施有不足，立法滞后，监管缺位，财政和金融支持不能满足需求，公共服务尚未完善到位。总之，今后5－15年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机遇期，外部发展环境总体有利，内部条件日益具备。中小企业产业水平明显提升，“走出去”的经验日益丰富，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1.大力培育中小企业早日成为跨国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大力开展对外投资合作，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公司知名品牌、先进技术及营销网络，实现规模和市场的有效扩张，发展壮大市场竞争主体。

2.加快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灵活机制的竞争优势，到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市场规则、平等互利、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建立境外生产加工基地和营销网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更好地利用跨国公司的研发、生产、营销等体系加快自身发展。

3.扩大境外资源开发合作。在坚持立足国内、节约优先的前提下，扩大境外重要矿产等资源的合作开发，实施长期贸易战略，拓展境外资源合作的渠道和领域。积极、稳妥、可持续地开发利用境外矿产资源。

4.创造条件积极参与对外承包工程。在做好海外矿山资源工作同时，积极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带资承包、总承包、BOT等国际通行方式，到境外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中小企业设备、材料、技术和服务出口。

5.稳步发展对外劳务合作。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巩固和拓展对外劳务合作的领域和市场。加强对外派人员培训，提高外派人员素质，提高中小企业跨国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6.推动中小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期货、物流、企业管理的交流，增强国际竞争力。

7.优化中小企业企业结构。坚持扶优扶强、突出重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形成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导，原料、冶炼、加工企业分工合作的企业梯队。

8.优化企业管理结构。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推进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促进企业从生产经营型向品牌经营型、资本经营型发展，注重主业发展，核心业务能力培育和整体优势发挥。同时，突出以人为本理念，加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队伍建设，企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广泛实施国内外人才战略，营造尊重人才、用好人才的新机制；创建先进的企业文化，增强职工凝聚力；强化质量、成本、资金、营销管理为重点的企业管理，完善各项专业管理和基础管理工作。

9.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中小企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着力推进营销创新，不断提高物流效率和市场占有率。注重细分市场，保有传统市场，开辟国外市场，鼓励企业在能源、原材料和制造加工产业等方面与国外开展合作，重点引进高新技术、附加值高、产业链长的外资项目。

第6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数字产品；网络经济；差别定价

中图分类号：F4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0－0068-05

一、引言

产品定价是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这种看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方面，价格的高低对需求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价格策略同其他竞争策略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产品（包括数字产品）价格都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价格影响了销售量、市场占有率及获利性。在营销组合中，价格与其他营销手段相比是唯一能产生收入的因素，同时也是营销组合中最灵活、最易变的因素。

数字产品是网络经济的核心，是指在网络经济中交易的可以被数字化，即编码成一段字节，并且可以以比特流的形式通过网络来传播的事物。信息产品是数字化的首选，如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网络时代的信息产品往往转化成数字产品并在网上迅速传播。但信息产品并不是数字产品的唯一来源。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渗透，原来的一些传统的非信息产品也开始进入信息产品的范畴，并进一步转化为数字产品。也就是说，只要具有信息内容的产品都可以被数字化。数字化发展的趋向是不但物质产品可以数字化，而且服务业也可以数字化，事实证明：人们不仅需要免费信息，也愿意为他们所需要的专业信息付费。数字产品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还在迅速扩展。随着可数字化的产品越来越多，数字产品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主要有数字产品的定价问题，数字产品的版权问题等。而数字产品的定价问题一直是个难题。

二、数字产品定价中传统定价方法失灵的原因分析

Internet带来的市场环境与实物环境不同。数字产品的特殊性和网络环境的变化使数字产品的定价变得复杂。首先，数字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基础同传统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基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次，数字产品特殊成本结构的特殊性使传统定价理论不再适用。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成本特性、产品多样性（差别化）给厂商的定价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其特殊性也给其定价带来困难。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数字产品本身的特性使得传统的供求平衡的经济学规律难以适用，或者说不再起决定性作用。数字产品定价中传统定价方法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一）数字产品的网络外部性

所谓网络外部性是指当一种产品被更多的人使用时，它的价值就会增大。网络外部性并不是网络经济所独有的特征，事实上，只要是网络系统都存在网络外部性。如电话系统，如果没有人使用电话，它的价值就很低，但如果大家都用它，它的价值就很大。

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就描述了网络外部性这种经济学现象：“网络的成本会随着网络的规模呈直线型扩张，而网络的价值以节点数平方的速度增长”。即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指数型增长，用公式表示为：V=n2。数字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得顾客在购买前就受到了约束。如在选择办公软件时，大多数人会倾向于购买微软提供的Office办公软件，而不选择其他商家的产品，即使其他商家的产品更具价格优势。此外，如E－mail、电脑游戏等数字产品都具有外部性。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极大地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成为数字产品定价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数字产品成本结构的特殊性

数字产品的易复制性的优点集中在数字产品能被轻易的复制、储存或传输，使得数字产品的生产形成其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殊成本结构。生产第一份数字产品花费的成本非常高，但以后生产（或复制）此产品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传统产品的成本结构如图1所示，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供应商生产的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如图2所示）。

数字产品的生产厂商面对的是一个下滑的平均总计成本曲线，若生产厂商将价格定成与边际成本相等将蒙受经济损失，因而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产品的定价显然无法按边际成本曲线向上攀升的原理来加以确定。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曲线在这里失去了作用（见图3、图4）。显然在生产数字产品的短期规模经济表现中，边际成本定价不是市场中可行的结果。

（三）数字产品需求曲线及供给曲线的变化

传统经济学中，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的需求是随着价格的降低而增加的。而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某个数字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随着该产品的其他使用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强调价格与数量的正相关性。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传统的需求曲线描述了一个静态的单期行为，反映了价格对需求数量的影响。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该产品时，不仅要考虑该产品现有的用户规模是否足够大，而且还要据此预测该产品未来的用户规模是否会继续扩张。

考虑到网络外部性的作用，数字产品的需求曲线是不能像传统市场那样由个人需求曲线简单叠加而得到。数字产品的价格是由数字产品的预期量所决定的（见图5）。可用函数表达式P=f（Qd）表示。

对包含了所有消费者的整个市场而言，网络外部性的影响是一种内生变量。并且某个消费者的消费所导致的其他消费者效用的增加，抵消了该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从整个市场上来说是边际效用递增的。因此，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市场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随之提高，由此可以推出数字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因此，随需求量的增多，市场的价格是递减的。由此可以得出数字产品市场需求曲线（如图6所示，Q*表示临界市场需求量）。

传统经济学中，供给曲线朝右上方倾斜，是由于边际成本递增的原因。然而，在边际成本递减和不变（如数字产品）的情况下，产品的供给曲线是什么样的呢？

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数字产品供应商的平均成本无限接近于0。因此，对厂商来说，价格对其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的影响十分有限，即使产品售价很低，只要要出售的数量足够多，厂商也能得到补偿。这样，可以假设在数字产品的市场中，价格不再是自变量，供给量才是自变量。因为在任一价格下，厂商都有一个至少要销售的产品数量的预期。对于价格是供给量的函数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由于数字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对某产品使用的人越多，该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就越大，价格就可以越高；相反，消费者对低市场规模的产品只愿意出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随着产量的增加，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

如果以供给量为自变量，价格为因变量，可以仿照传统经济学中的供给曲线推导出数字产品的供给曲线（如图7）。由于数字产品市场中供应量（市场规模）对价格的影响作用，所以可归纳为：随着产量的增加，网络价格的售价越来越低。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在网络经济中，供给曲线下滑而不是上扬。

（四）数字产品市场供求均衡的打破

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均衡思想。如传统产品市场上价格、数量的决定就是供求均衡分析的一种结果。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而边际成本递增效应又使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市场均衡点是唯一的、确定的，它就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可见均衡原理产生的实质是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和厂商的边际成本递减，它产生的是一种负反馈机制，使产品的市场移动和市场份额最终能达到一种可以预见的均衡。

而在数字产品市场中，通过前面对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已知传统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数字产品市场中都不存在。在网络经济学下，占主流地位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它会导致正反馈，使经济中出现了许多可能的均衡点。首先在需求方面，由于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存在需求方规模经济；同时在供给方面，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使供给方规模经济在更大市场上延续下去。这样，需求方规模经济和供给方规模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形成了超强的正反馈效应。

三、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

（一）产品差异化与差别定价

产品差异化是指对同种类的产品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进行特性或质量的区别，从而使之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和选择。销售商进行差异化的最初动机是减少产品间的替代性，从而避免基于价格的竞争。尽管在实物市场上也存在产品差异化，但它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更为广泛。

产品差异化可以减少用户的抵制情绪和调节差别价格，它同时还能防止或使用户套利减少至最小。对市场划分的分析和消费者需求信息的分析形成了产品差异化的分析。如网上销售商可以通过版本区分来实现差别化的价格。以每个软件为例，为了吸引不同的用户，提供商可能会卖两种不同版本的产品：基本的和改进的，向两个不同的消费者群体销售（如图8所示）。

（二）免费策略

从经济学上理解，免费是有依据的。数字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使其复制成本几乎为0，而且数字产品绝大多数成本是沉淀成本，因此网络企业间的价格博弈会使数字产品的价格向边际成本靠拢，而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这就使数字产品的价格趋于0。从另一角度，这一成本结构也使网络企业有能力或免费赠送或低价销售产品。在传统的物质产品竞争中，免费策略也是常见的营销策略手段，但远远没有数字产品普遍和持久。

网络营销企业面临很大的向下价格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很多企业不得不以此作为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为了在未来市场中占有先机，获取利润，免费定价策略是很有效的手段。首先，网络中有不收费的传统，消费者往往认为网络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其次，由于因特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也给网络营销定价带来了向下的压力。

（三）捆绑销售

由于对侵犯版权的担心和实物市场的影响，一些在实物市场上的定价方式也可以用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如捆绑销售、订购、许可、租赁等。捆绑销售指把两件或更多的产品按固定的比例包装在一起销售。

在数字产品中捆绑销售的策略更有诱惑力。因为厂商开展业务的运作成本（包括网络、数据传输以及信息存储）跟提品、服务的数量没有太大关联。也就是说，厂商提供一种产品跟提供10种产品的捆绑没有太大的成本差异。可见，这种成本优势激励厂商将产品、服务捆绑销售，从而降低成本和进行歧视定价[21]。

设一个消费者对A产品的支付意愿是等概率的，则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所有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支付意愿V1服从正态分布。同理，B产品的支付意愿V2也符合正态分布。

假设两种产品的支付意愿满足独立正态分布，支付意愿的均值为μ，方差为σ2。数学表示为：

V1――N（μ，σ2）；V2――N（μ，σ2）

则V1，V2捆绑后的平均支付意愿满足：（V1+V2）/2――N（μ，σ2/2）

如果消费者对所有产品的支付意愿都满足N（μ，σ2），捆绑产品的数量为n，那么对此捆绑后的产品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N（μ， ）

可见，随着捆绑数量的增加，正态同分布的产品的支付意愿将更加集中分布在均值的区域。换句话说，具有过高支付意愿和过低支付意愿的客户被捆绑平均化，从而客户对捆绑产品的支付意愿更加中等化。图9、图10分别表示捆绑前单个产品的支付意愿分布和n件产品捆绑后的单位联合分布。

从上面的推论中可以看出，随着捆绑的组件数量的增加，消费者对捆绑产品中各个组件估价的平均值越来越接近于对各个组件估价的期望值，从而捆绑销售将使销售商定价更为容易。而与单独出售数字产品相比，销售商因为销量增加会获得更高的利润。

（四）两段收费

当销售商不能识别不同的消费者群体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实施价格差别化，如两段收费就是其中之一。企业通过引导消费者在公司提供的价格体系中进行自由选择，企业通过观察消费者在不同的两段收费中所作的选择来判断消费者所属的群体。消费者通过选择公司提供的不同价格体系，自动分为不同的群体来实现消费者的选择。

两段收费指企业先向消费者收取一笔更大费用，然后再收取每单位使用费。可用等式T（q）=A+pq来表示。T（q）是企业制定的非线性价格，A代表固定费用并且通常是大于0的，p表示边际价格，q为购买量。公司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双重价目表即可完成消费者识别。例如：某个提供实时软件服务的公司，面对由两种类型的消费者组成的群体。一组希望每天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来使用该公司的实时软件服务，称为H组；另一组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常希望在一天中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来使用该公司的实时软件服务，称为L组。

公司可以对H组的消费者登录网站收取较高的固定费用和较低的每分钟收费制度；而对L组消费者登录网站收取较低的固定费用，以鼓励他们使用网站服务，但应该对其制定较高的每分钟价格。由于公司不能提前分辨出这两组消费者，所以它可以提供两种收费的方案：（A1，p1），（A2，p2），其中A1>A2，p1

四、结束语

由于数字产品的生产、传送、支付和消费都与实物市场有很大的差别，而定价不能忽略市场的每个环节，所以以对待实物产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产品是不合适的。由于对侵犯版权的担心和受实物市场的影响，一些非销售模式，如许可、租赁、订购等定价方式和非线性定价方式一起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得到广泛应用。以上介绍的定价策略是针对数字产品的特征，从最一般的意义来探讨的定价策略。由于价格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条件灵活地变化，因此新的定价方法会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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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埃弗雷姆.特伯恩.电子商务管理新视角［M］.王理章，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第7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中国经济数字化已发展到哪一步，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处在哪一阶段？埃森哲和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了领先经济体的数字化密度，旨在衡量数字技术在各国企业和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在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中，中国排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的第十位，已领先于日本和法国等主要工业国家。

研究表明，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数字化密度提高10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就会增加0.65%，同期GDP平均增长率也会增加0.5个百分点，中国有望实现4180亿美元的新增产值。这就是数字化带来的增长红利。

埃森哲认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红利，有三条有待加速发展的转型路径。第一条是继续投资于数字资本，即进行商业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企业和行业增长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具体举措包括提高网络连接能力，增加互联网接入人数和移动宽带用户，并实现信息通信技术专家数量翻番。

第二条路径是支持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建设，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府政策为优先考虑。具体来说，中国可以致力于实现100%的家庭联网率目标，提高管理质量和劳动力市场效率，减轻对企业的监管负担。同时还应当采取激励措施，实现信息通信技术领域GDP价值翻番，从1.9%提高到3.8%。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径，是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中国企业高管在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推动增长、培养新型数字化企业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企业不仅应当专注于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和效率，降低成本，同时还应当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和增长。此外，他们还应当积极探索产业物联网，寻求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数字化程度已居世界前列

所谓“数字化密度”――即数字技术和活动的广泛应用，以及企业、机构和经济环境中“数字”技术的使用程度。

在埃森哲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中，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密度”通过记分卡来确定，其中包含四大部分，共有50余项指标，例如在线交易规模、是否利用云或其他技术来简化流程、企业中技术能力的普及度，以及国家对数字驱动型全新商业模式的接纳程度等。

*市场培育：指当前数字技术对现有市场的推动情况，以及数字技术对打造新市场的意义;

*企业运营：指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开展业务职能的程度，包括供应链、战略、人才、采购和研发等;

*资源配置：指利用数字技术采购和管理生产要素（土地、资本、人才、厂房和不动产）的程度――目前在中国，资本和人才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最为活跃;

*支持环境：指更广泛的机构和社会经济环境推动数字化进程的质量和程度。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数字化密度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位，居荷兰、美国和瑞典之后，但领先于日本和法国。

一国的数字化密度主要衡量的是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而非仅仅针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这从研究结果也可见一斑：虽然美国或韩国的信息通信技术部门非常强大，但数字化密度排名第一的却是荷兰。

研究发现，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数字化密度提高10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就会增加0.65%，同期的GDP平均增长率也将相应增加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4180亿美元的增加值。 中国的优势和短板

评估中国数字技术应用的成熟度、优弱势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消费者全面拥抱技术，但企业应用不足。在游戏和社交网络等网络服务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总值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但是，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仍存在巨大差距。

城乡差距显著。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地区非常发达，但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仍然较为落后，缺乏重大投资和缩小差距的计划是其主要原因。

不同行业间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差别很大。

网络企业――即使采用全球标准进行测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市场领先企业也都拥有非常卓越的用户基础，并且在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和云计算等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电信和银行等主要行业都被大型国企所统治，它们有着巨大的规模经济和丰富的资源，因此积极支持应用数字技术。但是这些企业的等级结构和避险倾向不利于其提高创新能力。

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个行业处于落后地位，主要原因是承受能力有限和缺乏紧迫感。许多中国企业从事低利润业务，如家用产品制造等，而且它们仍然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基础，而非生产力和创新。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企业IT开支间存在不平衡。中国的制造优势和庞大的消费者基础培育出世界一流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领域。现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华为、联想和中兴等中国企业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供应商。但是，在软件和服务方面，鲜有领先的中国企业。企业IT开支方面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总开支中，软件和服务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这些不平衡有助我们了解中国数字技术应用在所研究四个维度中的优势与不足。

第8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论文摘要：数字娱乐产业作为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研究分析，在分析重庆市乃至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优劣势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战略。并针对重庆市在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措施。

数字娱乐狂潮正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已成为当今信息产业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新兴产业。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研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数字娱乐产业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值点，西部地区如何缩小与我国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已成为政府部门所关注的热点。本文立足于数字娱乐产业涉及的各个层面，以重庆直辖市为例，对西部地区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十一五”建设期间的数字娱乐产业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并对如何提升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

1．数字娱乐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着力发展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趋势。信息技术不仅是未来知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推动力量，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先导和支柱，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和综合实力的标志[1]。随着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加速发展西部数字娱乐产业，是重庆和西部省区顺应时代潮流，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

1．1精神文明需要发展数字娱乐产业

可持续的发展大局要求各个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敏锐，其中也包括数字娱乐产业。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数字娱乐产业普遍存在着盲目性，大起大落的现象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其兴衰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娱乐产业本身的局部的行业的事情，而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加速发展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是“十一五”建设中数字娱乐产业乃至信息产业由大到强转变的有力推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助于确保重庆及西部省区城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

1．2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经济的增长不具有持续性。而信息产业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依靠知识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可节约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产业，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特点。加之，其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资源，而且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势必大力加快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因此，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民族文化品牌

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现代产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本质特征[2]。正是在这种对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追求中，才使文化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富现代意义，与高科技尤其是数字娱乐技术发展结合最紧密的产业。当代数字娱乐业发展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文化水平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创意文化产业”建设热潮，许多地区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纷纷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之都”等战略性的口号，“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兴建[3]。加快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建设步伐，有助于推动打造西部省区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提高西部省区的影响力。

2．重庆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2．1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

重庆市正面临世纪性的发展良机。设立直辖市后，重庆抓住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大历史性机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十一五”规划以来，重庆市不断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建设力度，“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使其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目前重庆市已拥有较雄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实力，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精良的科研设备。如今数字娱乐产业作为新兴的一项科学技术与文化并进的产业，其发展的潜力很大。

2．2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随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其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例如宏信软件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游戏开发平台及引擎，在游戏和动画制作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朝华数字娱乐有限公司，集数字娱乐和文化传播于一身，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游戏引擎WHALE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的SP运营商，先后推出了重庆复生记天极夺宝奇兵等无线游戏，并通过天极无线平台投入运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4]。同时，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高新软件园电子工业园，目前在重庆大学城正在兴建重庆数字娱乐动漫基地，基地将建立产业孵化园，创办动漫杂志和专业网站，筛选塑造大众喜爱具有商业价值潜力的动漫形象，开发动漫产品。可见，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加速发展的大环境已初步形成，并成为带动重庆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2．3产业发展投资环境正在改善

重庆市具有良好的数字娱乐产业链基础。重庆市具有完整的出版发行机构，也有著名的信息类门户网站——天极网，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基础。在衍生产品设计和制作领域，重庆本地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库，为游戏和动画衍生产品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重庆是长江中上游信息中心，凭借其通信和互联网发达的优势，为数字娱乐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如开发大量高水平的基于电信的增值服务[5]。另一方面，重庆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来渝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加，客观上促进了重庆地区国际文化交流。因此，在数字娱乐领域可以较容易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快速引进国际先进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手段，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目前，重庆本地已有部分企业与国际著名游戏开发企业展开合作，这将促进国际产业界深入了解重庆，关注重庆经济发展，并为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2．4高校密集智力资源丰富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高等院校云集。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高等院校每年将培养大量的信息类和艺术类专业人才，为数字娱乐业游戏和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数字娱乐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重庆市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收入及支出均为西部地区领先水平，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核心发展力，重庆市的人力成本相比北京上海等地更为低廉，可人才质量毫不亚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重庆完全具备大规模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资源。

2．5制约因素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紧密结合经济和智力资源优势，在发展数字娱乐产业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宏观区位中远离经济技术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不利于对人才的吸引;多数企业对数字娱乐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还较差，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风气还有待进一步浓厚，数字娱乐产业兴起的宏观环境还有待改善;知识产权的观念较为陈旧，技术成果转化还比较困难，自主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目前企业普遍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未能有效地采取大公司战略，强化产业链的优势作用，导致竞争力较弱。

3．发展战略与对策措施

3．1发展战略思考

针对上述情况，发展战略应立足于:以政府指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高新区大学城软件园及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大力提高数字娱乐企业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品牌意识，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娱乐技术产品，发挥本土区域经济科技和生产力布局优势，因地制宜，构建重庆乃至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动力基地和示范基地，调整和优化当前经济结构，促进数字娱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

3．2对策措施建议

3．2．1完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数字娱乐企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娱乐产业主要是由数字娱乐企业和数字娱乐技术产品组成，而数字娱乐开发基地则是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6]。近年来，国内各地兴起了一股动漫热，许多地方都搞起了动漫产业基地或动漫园。重庆市正在建立沙区大学城数字娱乐动漫基地九龙坡区美视动漫产业及教学基地等一系列的动漫基地。重庆市应在动漫业不断完善的同时，积极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结合重庆本地3G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全国数字电视系统的建设。对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提出以下两点措施:

(1)目前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建设力度主要放在招商引资上，大部分的开发区和技术城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该地区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科研基础建设成果尚未很好的充分利用。今后应该在已有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开发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众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数字娱乐科技园区的建立和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步伐，不断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采用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施“集群化战略”。目前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还基本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没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数字娱乐产品，也还没有本土大型数字娱乐集团性企业。因此，应逐步扩大企业集团的范围，对成员企业进行整合，以资本为纽带以数字娱乐园区为载体，逐步实现研发运营的一体化机制。

3．2．2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如何完善城市形象是重庆市政府不断思考的一大问题。重庆市的形象宣传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巴渝文化”“红岩精神”形象的树立，让“新重庆”这块投资热土持续升温。而企业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其企业品牌是城市形象的视觉窗口，实施“品牌战略”是塑造“新重庆”城市形象的必然手段。数字娱乐产业作为重庆市“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娱乐领域的孵化器，起着政府与企业沟通桥梁的作用。重庆市应采取城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与城市形象提升的互动模式。大力推动“十一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想，抓住重庆本土特色，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选择“数字三峡”“数字红岩”“数字磁器口”等具有重庆历史文化特色的精品工程，树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形象和品牌，为整个重庆的产业化进程增值，使数字娱乐产业成为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3．2．3转变企业赢利模式，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产业规模。数字娱乐企业作为数字娱乐产业重要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尤其对地处西部的重庆来讲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重庆应该抓住本土人才智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强政府对动漫及数字娱乐产业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比如动漫业，应从高附加值的动漫延伸领域获利，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作品，吸引外资，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重庆市应尽快在香港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与当地数字娱乐企业展开合作，并建立商业合作促进中心，逐步将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当中;加深与国际产业巨头的合作，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承接国际游戏和动画制作的外包业务，并形成一定规模，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版权合作或者转让的形式，开始向海外市场出口自行开发或制作的游戏和动画产品，打造民族数字娱乐品牌。

3．2．4以科技为导向，以人为本，实现重庆及西部地区数字娱乐领域价值增值。以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在高校及企业生产研发基地的发展基础上，开展数字娱乐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基地环境和条件建设，将已有的制作研发机构进行统一规划与整合，初步建成一个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训中心及体验实训中心，打造多层次高水平的西部数字娱乐产业研发培训一体化的基地，并在基地的建设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的新型模式。同时采取“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争取国家“863”“十一五”等攻关项目的立项研究。鼓励自主创新，使重庆成为数字娱乐领域的核心地区。

3．2．5完善数字娱乐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数字娱乐产业化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任务:第一层次是将数字娱乐技术成果商品化，数字娱乐商品产业化，数字娱乐产业国际化;第二层次是利用数字娱乐业的研究成果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实现产业信息化[6]。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企业和产业化基地的发展，没有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很好的结合，数字娱乐产业的辐射和扩散作用远没有发挥。因此，今后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应该在继续抓好产业化基地，高新区开发园以及数字娱乐企业和关键技术研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数字娱乐产业链的结构优化。以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为中心，建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形成一条由数字娱乐产品的研发生产到产品的市场营销，再到形成版权的授权，最后到衍生产品开发和营销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模式。通过行业间穿插，使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得以扩展和延伸，开拓数字娱乐产业市场。

3．2．6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在企业与文化间发挥调节作用。针对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技术人才优势仍不明显，投资环境培育还不佳，产业链整合不尽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强化其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研机构搞好转制工作，找准市场定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与金融环境的改善以及造就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家等途径着力营造有利于数字娱乐产业科技转化的社会环境。营造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必要的时候弥补市场缺陷，如给出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和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加快数字娱乐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工作，增强对数字娱乐技术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数字娱乐产业也属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必须以强大的文化资源为后盾，这就需要政府在企业与文化之间发挥适当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是没有优秀的产品导致中国的动漫不景气，实际上这与市场的开拓策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不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发展，未能满足动漫受众审美心理和消费需要才是主要差距。例如，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动漫业，特别是动画片，说教味太浓，作品缺乏新颖的创意[7]。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适当放开，让企业慢慢成长起来，积极鼓励民族文化数字娱乐的发展，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品牌。

3．2．7构建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及支撑平台。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平台化运作是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产业平台建设与风险投资结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8]。近年来，在市场巨大需求的牵引和政策的扶持下，重庆从事数字媒体产品开发的企业和团体迅速增加，但存在着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脱节，企业和市场脱节，技术与产业脱节的现象，无法支撑数字娱乐产业有效发展。对于高投入的数字娱乐产品开发而言，显然企业开发资金有限，若有标准化高性能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可供利用，则可把有限资金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创意中去。其次，通过平台的建设，可为重庆数字娱乐创业团队提供工作和发展环境，避免人才外流，也就保证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重庆市应通过集成和开发数字娱乐产品生产流水线的软硬件资源，打造该市的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重庆市数字媒体中小企业创业团队软件平台租赁服务以及增值技术服务，通过资源共享，降低数字娱乐产业的进入门槛，以促进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该平台还可利用自己所处“产学研”交集点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技术指导和培训，实现资源的共享，以加快数字娱乐产业集群化，并推广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及高级产业人才培养。通过重庆数字媒体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提高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技术水平开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使重庆本土数字娱乐精品大幅增加，为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重庆市沙坪坝区软科学研究项目。

参考文献:

[1]陈禹．科学的发展观和信息产业的地位及作用[J]．通讯世界，2004，17:15-19。

[2]王文博．发展高新技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兰州商学院报，1999，15(4):31-34．

[3]李思屈．数字娱乐营销传播与民族品牌[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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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绿．中国移动数字娱乐服务业现状分析[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5，4:2-4．

[6]张素娟．数字娱乐产业新的“组合拳”[J]．中国电子商务，2005，11:36-38．

第9篇：数字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3-03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 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 Rosenberg， Nathan． Inside the Black Box[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31-232．

[5] 龚伟同．技术创新毁了苹果[J]．商务周刊，2004(4)．

[6] 宋玉华．美国新经济研究――经济范式转型与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Digital Economy

HE Xiao-yin

(Commercial Colleg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