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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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根据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要求，对照2019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要点，现将街道2019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1、抓好理论学习。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主题教育作为首要学习任务，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开展党工委理论中心组9次，组织领导班子学习研讨2次，开展干部集中学习4次。积极做好“学习强国”平台的推广和使用，全街道党员下载248人，占党员总数67.57%。

2、提升宣讲实效。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地，开展全市“举旗帜·送理论”专题宣讲活动5次。常态化开展“微宣讲”，利用进村入户、党小组会议等形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策宣讲60余次。

3、突出志愿服务。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按照有人管、有阵地、有队伍、有制度、有活动“五有”工作要求，积极整合各种资源，组建街村两级志愿者服务队伍，登记在册志愿者210人，已开展志愿扫雪、卫生整治、移风易俗、义务植树、走访群众等志愿活动50余次。

（二）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细

4、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工委主体责任、党工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和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会议1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情况通报1次，并按要求向市委做专题汇报。

（三）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5、提高正面宣传水平。街道利用宣传栏、宣传车、咨询服务、微信、微博等形式，开展“七五”普法、扫黑除恶专项斗阵、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等多种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凝聚共识、统一力量。我街道聚焦和突出建国70周年主线，开展了“七一”“国庆”等系列活动工作，让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参与进来，更加坚定了爱国爱党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6、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成立8人网评员队伍，建立网络值班制度，及时有效回复处理网络舆情5起。严格落实政务类网站、政务“双微”信息“三审制”，做到信息层层把关。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党政机关互联网工作群组信息摸底统计工作。

（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7、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坚持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工作开展制度化、常态化，按照每月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不得少于一次的要求，组织办、村精准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120余次，打通宣传群众、聚焦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8、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印发《“推动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好人、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四会”组织作用。推行“党员先锋认领工程”，

要求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力攻坚补齐农村环卫、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文明创建短板，积极开展“好人”建设，上报“竹峰好人”9人，2名党员入选好人。

（五）严格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9、强化阵地管控。严格落实思想文化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审批程序，及时对涉及我街道论坛的问政进行回复，街道网评员在论坛开展舆论引导4次。根据上级要求，全面完成下去内宗教活动场所“四进四有”工作，维护宗教领域安全。

（六）培育意识形态工作新风尚

10、认真办好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和群众性文艺活动，开展“送电影下乡”3次，开展群众自办春节联欢会活动，得到了群众好评。让主流核心价值文化深度传播，让群众在参加文化活动的愉悦中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七）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11、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我街道定期梳理排查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切实做到稳思想、稳预期、稳人心。对1名党员信教参教行为给予谈话处理，要求限期整改。

二、存在的问题和2020年工作打算

我街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1、

理论学习不够充分深入。存在以干代学，以忙挤学现象，理论联系实际有差距，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不够。

2、平时信息报送还不够及时、全面。由于平时较多的应付于基层工作，存在着“重业务轻思想工作”的倾向，片面的认为只要把各项业务工作完成了就是尽职尽责，报送内容数量、质量和全面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3、与上级部门交流不够。与上级交流主要局限于上级布置任务、开展相关培训等活动，常常是被动进行工作。缺少主动与上级对接，沟通，学习相关业务工作，缺少了主观能动性，工作激情有待加强。

4、“学习强国”平台的使用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由于我街道库区党员、老年党员较多，“学习强国”平台的下载率和使用率还需进一步提升，仍然需要督促各支部持续对“学习强国”平台的安装使用进行推广，并对老年党员进行3手把手教学。

5、宣传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宣传质量方面我街道宣传报道较少再高级别的报刊网站进行刊稿。在如何更好的提升宣传新闻稿件质量方面，仍需要不断探索学习。宣传手段上单一，缺乏创新机制，创新手段。未能积极主动去探索更符合我街道实际情况的宣传手段，宣传内容。

6、村级宣传队伍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村级宣传队伍不能常态化进行培训，理论功底有限，当前工作要求不能完全相适应。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村干部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知识结构更新不够快，思想观念相对滞后，难以达到新时期基层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第2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关键词]风险社会；大学生；政治认同；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比较传统的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在这个时期，社会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了原先社会的平衡模式，使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各种风险以及问题不断积累增加，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然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社会成员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认同，使自身得到一种归属感。在本文当中，作者依据自身的工作实际，就怎样培养风险社会下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风险社会及政治认同内涵

（一）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危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也不断加深，所以，社会风险会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风险能够使得人们改变现有的各种各样的习惯，也会使社会上原先的社会制度与机制发生改变甚至是毫无所用，使得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贝克曾经对风险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阐述。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及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必须要经历的时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秩序。

（二）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表示的是人们的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当中，使人们能够寻找到可以依靠以及遵循的制度体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并且具有自己追求的政治信念等等，这就需要具有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意识。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它能够让一个国家的人们团结起来。政治认同的高低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甚至是与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代的大学生，关系着祖国将来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的人才资源。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认同教育不仅是与大学生的自身发展相关，还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发展道理，甚至是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二、风险社会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风险社会表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风险与早期的危险有着很大的差别，风险指的是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由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的危险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是全球化发展进行当中出现的后果。在政治上，它们具有比较明显的反思性，是在社会发展与人类实践过程当中，由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使得社会的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改变。风险的反思性使得认同的对象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不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认同不断处于反思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摆脱这个反思过程，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断提高。

三、风险社会影响范围

风险社会当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险范围以及规模也会不断地扩大，甚至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给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怎样更好的应对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应该成为各国首要关注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风险也随之不断扩增，外界的变化会严重影响着局部地区人们的生活。就从污染的问题来讲，一个地方产生污染会对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风险社会实际上能够给世界带来各种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四、风险社会视角下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的问题

（一）产生了政治认同的偏执与边缘化现象

在风险社会当中，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风险也会不断的产生于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使得很多国家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组织不断侵入到其它国家当中，会给人们的政治观点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这就使得很多大学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及价值观盲目地崇拜与追求，甚至是怀疑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增强了政治认同的反思与批判

当前，国家级及政府都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改革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的评价模式也正在不断探索当中，这就使得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使得人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让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很大怀疑，进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再加上社会当中存在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风险，使得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很大怀疑，怀疑当前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认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当前政府的智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风险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触动，甚至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不认同。所以，要认真对待并且正确处理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大学生在风险社会当中的政治认同给予恰当的引导与教育。

五、风险社会视角下引导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强大学生政治交流与思考

风险社会环境下，加强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断鼓励大学生以正确的社会观点来对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且要让大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且能够与学生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对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该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与看待这一问题。同时，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要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且要给予有利的批判，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学生建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观念。教师在课堂上对风险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观点，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形态有区别的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才能够使学生具有积极的政治思想。

（二）加强课堂内容的正面教育

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这就需要大学生对这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前，政府的很多官员都出现了腐败的现象，这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形象带来很大的破坏，也使得很多大学生对于当前的以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有的大学生甚至是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不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在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很多社会风险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未来是没有希望，而是我们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来规避这些风险。所以，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避险求生的教育，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上的需求，还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并对大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可以依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需要，适当的加入求生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且要传授给学生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这种教育方式能够让学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

（三）培养大学生基于价值理性的责任意识

在风险社会当中，利益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驱动力。政治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在政治认同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就会追求利益，甚至是思想和行为方式严重受到利益的驱动，人们的行动都会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在政治活动当中，人们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此来决定自身对于政治活动的态度。在风险社会当中，人们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会对人们的生活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些风险的制造者通常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挥，这些矛盾也会随着不断扩大。所以，要加强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教育，要让大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增加自身的责任感，以自己的智慧与辛勤的劳动来获得经济利益。

第3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关键词:异化;异化劳动;拜物教;启示

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普遍存在。异化是指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活动的结果,在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取得了独立性,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统治人的力量。马克思充分的意识到这一现象,并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里做了逐步深入的阐述,形成了著名的异化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和晚期的拜物教思想。

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一)早期思想――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异化和劳动结合起来,从人类活动的主导方式――物质生产来说明异化,从而阐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异化是指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活动的结果,在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取得了独立性,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统治人的力量。他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揭示了异化的规定性: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这是异化最直接的表现。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样劳动产品本应属于劳动者,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不劳动的资本家。因此,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即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和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这一异化状态下,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那么他自身异化的程度就越深。二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这是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指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人在劳动中得以肯定自己的本质,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这样劳动理应是自愿的行为。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人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因此,为了生存,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正是工人的自我异化过程,也就是在这一劳动过程中,工人与自己的生产行为的关系形成了异化。三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蜕变成外在的、强制性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活动,于是造成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人类本质的人。由于这种情况,使得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精神活动和人的本质都同人相异化。四是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因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关系,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必然同他人相对立,因此,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冷漠。在这里生活对于工人来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已经被完全异化,他在审视与其他人的关系时,是从自己作为工人的角度出发的。

马克思在阐述劳动异化的4种规定时,又做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属于“物的异化”,他只是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则属于人的“自我异化”,他是异化的深层规定性和实质。人与人相异化是异化的核心内容。这导致了资本主义条件人的片面性发展,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完全作为附属物存在。他们不会追问人生的意义,这是资本主义罪恶统治的表现。马克思带着对异化的追问,在后来的著作里对异化又加以分析。这就形成了关于各种拜物教的理论。

(二)晚期思想――揭示拜物教的本质

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进行深刻分析,提出了拜物教思想。他在巨著《资本论》中系统的论述了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意识。所谓“拜物教”其本来含义是把自然界中的某一物当作神灵来崇拜的原始宗教或迷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把商品、货币、资本等看成仿佛具有自己生命并支配人的神秘物,并且加以顶礼膜拜。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即商品拜物教是劳动异化这一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歪曲的反应,也是异化的表现――资本客观表现为独立的物的力量。商品拜物教的本质是,其把人们自身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物的性质,把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处于他们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意识中的物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被颠倒地反映出来的现象不仅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而且更表现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揭示的各种各样的拜物教思想的本质,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和压榨。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和压迫人而使人失去自由的工具。据此,马克思通过拜物教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人的生存为关注点、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哲学。从隐性的层面上看,他蕴涵着一种文化哲学立场。而在外显的层面上,马克思主要是从物质生产的角度阐述异化劳动,他关注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当然这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具体来说,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冲突,因此,在现实的层面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成为主要任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这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有启发性。

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意识形态作为非常敏感的话题。有人通过对异化理论的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源于人而反作用于人的统治力量,提出意识形态也有异化的一面。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实践的产物和导向,本质上体现着阶级社会中人自身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给予切实得人文关怀,不断地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自身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异己力量。那么面对当今社会各式各样的思潮,我们所该做的就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思潮和引领人民群众。

这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变革和创新,思维不能僵化,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各种矛盾,最终达成新认识,不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增添活力。

中国当今逐步形成了以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代表着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代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其他价值体系不可比拟的生命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始终坚持指导地位,用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这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做好宣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各种思潮对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腐蚀,坚定信念,与时俱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第4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关键词：事后监督；会计；会计核算； 管理理念

会计核算业务实施集中监督以来，事后监督中心在监督过程中对被监督单位发出事后监督通知书不计其数。这些事后监督通知书是对会计核算业务存在错误事项的提示，目的是要求被监督单位根据有关规章制度对已发生的核算差错进行整改。从事后监督通知书的内容看，差错问题大致可分为外来凭证把关不严、事中控制不力、会计重大事项审批落实不到位三个部分。

一、事后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会计核算工作重要性淡化

首先，是人们观念意识对其重要性的淡化。八十年代前，银行会计核算素有“铁算盘”之称。会计队伍能够准确的运用会计手段，处理会计事务是银行业引以自豪的幸事。选拨任用干部，是否干过会计，懂不懂会计业务是重要的考核标准。在人们的观念里，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大有前途。银行会计是有很高素质的人才能承担的工作，思想不红业务不专的人是不能从事会计工作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纵深，社会经济生活的分化和人们生活观念的多样化，良好的银行会计形象在纷乱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渐被淹没。特别是会计电算化普及以后，会计核算工作的重要性淡出人们的意识。

其次，会计管理松动迹象显化。主要表现在会计人员流动失控。《人民银行基层岗位工作实务》一书，明确了人民银行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及其任免、调动与奖罚的有关规定。近几年会计核算改革步伐较快，会计人员的调整较频。在会计人员调整过程中，这些规定出现不同程度地被忽视现象。这种现象映射出对会计人员管理的松动。

（二）会计队伍管理方法陈旧

常年来，会计工作与内控制度建设与落实密不可分。内控制度的设计前提是把每个会计人员看成是潜在的犯罪嫌疑，执行中强调制度的钢性，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同外部环境的互动性往往被忽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没有充分渗入管理意识之中，对会计队伍的管理存在重责任追究，轻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厉，缺乏科学化管理和人本精神管理。因此，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一是会计人员业务培训虚置。近年来对会计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很少，特别是会计人员流动较快，会计队伍的智力储备日见匮乏，更显示了会计队伍对知识培训的需求。但制度中规定业务培训一直得不到落实，导致业务处理能力下降。

二是会计人员待遇水平低。在实际工作中，会计人员承担的责任大，但无相关的利益相匹配，会计人员同其他岗位人员相比岗位补贴低，而事后监督业务作为会计业务的一部分，事后监督人员同前台会计人员从事相同的工作，但岗位补贴同前台人员相比又有明显落差。因此，近年来会计从业人员工作情绪不振，责任感虚位。

三是会计队伍的智力资源流失较重。会计人员处理异常业务的技巧，一方面来自对会计基础知识的掌握，一方面来自对会计业务实际处理经验的积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行业意识形态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会计人才离开了会计队伍，新进会计人员的知识积累因诸多因素进程缓慢，入不敷出，使目前的会计队伍智力资源紧张，影响着会计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三）未建立有效的部门协调机制

会计财务科是中支会计业务的主管科室，而有会计核算职能的部门还有营业部、国库科、外汇管理科、货币发行科、事后监督中心。这些部门与会计财务科行政级别平等，一旦出现需要多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就会出解决渠道不畅，梗阻不断的现象。

（四）缺乏业务信息沟通平台

会计核算业务是政策性很强的业务，新制度的普及以及部门规章的特殊性规定，在没有信息沟通平台的情况下，存在不同程度棚架和相对封锁，给业务的不断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二、完善事后监督在会计核算方面的建议

（一）提高对会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意识形态中对会计工作重要性认识的淡化，主要是会计工作不能在意识中引起足够的兴奋点，这些兴奋点表现为良性的如：优秀会计人员的升任重要职位、不菲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等；表现为不良的如：会计人员主动或被动制造资金风险等。良性的与不良的后果都有前因决定。管理手段的科学化、艺术化、人性化是良性后果的诱因，也引领着主流意识。领导层的重视是提高会计工作重要性认识的源头。

（二）加强学习，增强知识储备和履职能力

首要的是加强业务知识和相关规章的学习，结合履职情况，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和考核办法，对屡次考核不合格者给予降职处罚；其次是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指定共同书目，同时针对不同人员的实际情况，可选不同的业务类别学习，定期进行业务和履职能力考核，对连续考核不合格，给予一定的处罚。

（三）树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加强对会计队伍的管理

首先是减轻对规章制度的过度依赖，增加人性化管理成份，应从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出发，主动深入一线，沟通交流，了解职工工作生活状况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解开员工情绪不振的心结，铺平他们投身会计事业的心理之路。其次是提高会计人员待遇，增强会计事业凝聚力。在大众意识中，工作待遇最能体现个人价值。会计人员待遇提高了，有了比较优势，心理上就会增加牢守岗位职责的意识，垫定会计核算工作不断提高的基础。

（四）建立部门协调机制

在这个机制下，会计业务部门之间争端能够快速有效解决，相互之间和协相处，共同完成央行会计各项核算工作，保证资金安全，不断提升会计工作质量。同时，建议落实对优秀会计人员的奖励制度，结合科学的考核手段，设立多层次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第5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记者要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

――李保民

国资改革领域专家、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巡视员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国企改革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李保民长期从事体制改革和国资监管研究工作，曾任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党委书记、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采访过程中，李保民提醒记者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59岁的李保民直言不讳。

改革方案为何推迟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改革方案是社会热议话题，一再传出将要出台的消息却迟迟未，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何时有望与大家见面？

李保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一个由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多个部委参与制定的“1+N”的一揽子方案。关于改革方案的公布，时间必须服从内容。我认为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一种转型攻坚时期，从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都要围绕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深化改革。这个时期对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要符合实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推敲，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如果各方认识达成一致，文件的出台就会很快。

舆论关注改革方案的时间表，说明大家对改革的愿望比较强烈和急迫，但我认为改革过程中的操作性的规范程序、建设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引导（的问题）可能比出台时间本身更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新的顶层设计需要明确哪些新的问题？方案决策进程中哪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化统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包含马克思说的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传统三要素，还包括技术、专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对这些要素如何评估、考量，并作价入股，体现了方案设计者的智慧。生产要素的充分优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重大问题的清晰界定。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在搞混合所有制时除了“招、拍、挂”之外，还有哪些漏洞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防范，特别是技术、品牌、信誉等无形资产，怎么避免各界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流失和资产流动之间，在职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间，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纲上线，而是每个具体的案例依托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决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让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并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个好方案，当然方案还要在发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寻找盘活存量资产的商业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有13个省市明确今年将着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这是否是改革的破题关键所在？

李保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试点是一种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进一步强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根据长期的研究探索，目前营运和监管国有资产的主体主要有五类公司形态：第一类是主要做增量的资本投资公司，此类企业根据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考核。第二类是主要做存量的资本运营公司，也叫资本经营公司，比如诚通控股和国开投，这类企业在扭亏增赢和并购重组过程中，重新整合包装现有资产，再去市场运作，效果非常好。第三类是控股公司，此类公司作为参股后的股权持有人，利润也很可观，像北京控股，天津泰达等就是这样。第四类是集团公司打造成实际上资本运营公司，比如宝钢、中航工业等具备各类资本运营职能、拥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实体，这也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带动的产融结合。第五类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综合性公司，诸如中信，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有点像新加坡的淡马锡。

当前国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在“钱少人多机制不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无论是改组若干家资本运营公司，还是重组若干家资本投资公司，更多都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探索出一种优秀的商业模式，从而找到一条解决国有企业“钱少钱从哪里来？人多人到何处去？机制不活怎么转？”等问题的道路。

改到深处是产权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产权多元化的现实路径在哪儿？

李保民：改到深处是产权，产权多元化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有效的保障制度，这是企业抵御风险比较好的方式，这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验证。纵观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股权多元化的。我认为下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按照基本经济要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投资体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于没有明确投资目录的细则，即哪些行业能进、哪些行业不能进，因此虽然新、旧“36条”都明确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但现实中仍然存在阻碍，所以壮大非公经济的潜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进外资外商，更要通过引进资本来引进机制。大家现在对产权的认识越来越清，但人权的力量没有认识清楚。当资本力量越来越大时，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机制保障合理人权，约束不合理人权。引进外资外商时必须要注意到，引进资本不仅仅是引进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体制和机制，到底怎么做。

第三，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战投的作用毋庸置疑，并且国有企业目前具备引进社保基金、保险、理财、证券、外汇储备等各类战略投资者的条件。

第四，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混合所有制经济让职工入股，形成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最大的亮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在一些行业已经试行过职工持股，今后的职工持股过程也要注意连股连利又连心，特别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经营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较大比例持股。我们鼓励大家全员持股，但是反对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开展股票期权，央企则要破解高层经营管理者和行政官员间的交叉任免问题。

第六，生产要素作价入股。三中全会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造福人民，这些生产要素如何作价入股，国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拿出具体办法来。

第七，发展和完善职工持股会。可以通过交给工会代管、单独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交给中介机构托管、采用“顶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种方式实现。

第八，是国有产权之间交叉持股。这个操作难度相对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间，央企和地方企业之间都有示范。比如中航工业的第二大股东就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不可能了”

《中国经济周刊》： 怎么看待被广泛关注并夹杂“私有化”非议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从企业角度讲，随着资本力量越来越大，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是一种非常好且意义深远的利益联系形态，就是常讲的“连股连利连心”。但这种持股在每个企业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有些企业搞平均持股，有些企业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国的一些公司为例，把员工划分为八个等级，前四个等级可以持股，明确要留住这些人才，后四个等级不允许持股，让非稀缺人员流得动。

这里有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职工一持股，马上就有人炒作为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贴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使当事人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愿推进改革，产生了改革阻力。我认为以现在中国的国资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各类监管条例的制定，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等，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可能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现在的员工持股更多是技术、专利、投资等量化入股，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评判，不能说个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论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解放思想又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这绝非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让思想解放、让观念转变，客观地认识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地新的现象和途径，有的放矢的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旧的思想困扰着混合经济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解决的话，国有企业改革就难以深入进行下去。

《中国经济周刊》：有些民营企业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门槛多、垄断行业准入受限、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完善，导致他们担心混改后的预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6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一、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

有理性的行为人总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约束的竞争行为必定会加剧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这种约束条件从广义上来说就是行为人共同遵循的契约关系或交易规则。制度恰恰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确立了竞争与协作的秩序。“制度是为约束在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95-196页）

行为约束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约束对全社会都有约束力，有的约束是为利益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下所设定的；有的约束较易变更，有的则在较长时期内是不易变更的。 按照制度存在的形式，大体上可将制度划分为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它包括了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就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性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一般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和习惯处于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地位，它对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各种制度安排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特定制度安排的变革，将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反之，如果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变革的过程过于迟缓，或与该特定制度安排不相容，那么该制度安排的变革就会受阻、变形甚至完全失败。

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必须保持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其原因在于：

首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来源不同。一般说来，正式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正式制度却往往是一种历史积淀与文化演进的结果，并不是完全按照理性原则来发展的，它更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约束。非正式制度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按照效率原则来设计的正式制度能否有效地运作，还要看它最终是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运行发挥着更深层的根本性作用。

其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化速度不一样。如果将社会文化分为器物文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三项。那么其中变化速度最快的是处于文化表层的器物，其次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由于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它需要长期缓慢的生长和培育。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上述三者的变化速度如果不相适应，尤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制度变形。

再次，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但是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要差得多。一种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后者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复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也不完全一样。按照理性原则设计的成文的并得到社会权力机构实施保证的正式制度,能够为行为人提供更为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有利于减少人与人相互交易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任何正式制度都不可能是万能的,不可能对违约的条款在合约的执行过程的确定性毫无遗漏完全规定；即使在最发达的的经济中，正式制度的约束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非正式制度具有普遍性。非正式制度可对正式制度进行拓展、细化以及对组织内部实施行为控制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公平、公正的价值体系减少有限理性进行行为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因而，有效的制度安排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互补性。

最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功能发挥的机制也不一样。正式制度为行为人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外在的强制约束力，有赖于他律的强制性实施机制。这种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根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交易的复杂性。交易越复杂，那么建立实施机制就越必要。例如，在农业社会里，人类就没有建立质量监督检查之类机构的必要。二是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也促使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三是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易导致对契约的偏离。而非正式制度则为行为人的行为选择提供内在的自觉接受的软约束力，有赖于自我实施机制。这种自我实施机制源于行为人在长期共同交往中形成的默认性知识。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如果内在和外在的约束力配合得好，则行为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就小，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程度’’就更高，从而能淡化行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要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必须形成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共荣共损关系。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相协调，就有可能出现剧烈的制度变形，影响交易秩序，降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影响经济发展。

历史上，西方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协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们之间也是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而逐渐成熟的。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理性主义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宗教改革，摧毁消极、保守、维护等级、追求虚无的封建神学观，树立积极、进取、崇尚民主自由、追求科学进步和发展的理性主义观，才确认了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双向亲和力。西方国家在三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两个阶段，最终才确立了以自由、平等、法制、创新等理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伦理体系，从而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我国市场化制度安排中的制度摩擦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空前深刻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市场化制度安排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在求强求富的目标指引下，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择过程而导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续的非正式制度却更多地表现为以适应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体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制度在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相遇时，二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震荡和冲突，市场化的正式制度安排出现了变形，行为人的交易预期降低，机会主义和短期市场行为盛行，交易成本增加，扰乱了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市场化制度安排中的制度摩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平等、自由观念与家族观念的冲突

市场在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关系，这种自愿交换关系是建立在排他性、可让渡性产权安排的市场正式制度基础上的。权利的排他性使行为人在交易关系中平等地处于相对立的两极，行为人只能在与另一行为人平等互利、或一致同意的自愿交换中才能获得利益；权利的可让渡性使行为人能以其所拥有的权利与其他行为人交换，获得其他行为人的权利或交易的利益。这种权利的排他性、可渡性的正式制度安排要求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为其有效率的运行提供合法性，来稳定行为人的交易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行为人地位上的平等观念、交易过程中的自由观念历经几百年的以天赋人权、法律平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已深入人心，从而极其有力地刺激了市场中的公平竞争行为。

然而，我国却在极其浓厚的家族文化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特质的影响下，人们根据血缘、地缘形成以特定“身份”界定的垂直封闭的关系网络群体。在关系网络群体内部，行为人的交易是建立在“长幼有序”的等级制基础之上的，单个行为人的权利、自由只有在和群体的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对关系网络之外的行为人则具有排斥性。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家族文化传统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行为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在我国社会转型状态和市场正式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家族观念又成为行为人建立新的集体认同的支撑构件，行为人通过家族观念或家庭伦理来观察和组织社会，对待交易活动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在这种无视平等、自由的家族观念的非正式制度的渗透下，行为人的交易活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影响了市场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一定地域的行为人组成的关系网络群体，在交易活动中对群体内外的行为人实施区别对待的规则，对其内部的行为人实行保护，对其外部行为人实施排斥，从而导致市场分割，违背竞争机制，资源不能自由流动，群体内部的低效率行为人无法通过竞争淘汰，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大大增加了外部行为人的交易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建立在家族传统基础上的民营企业，其运行机制是建立在家长制、血缘和亲情的非等价交易基础之上的，尽管在初期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随时间的进展，“近亲繁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大大限制了企业对人力资本选择的范围，从而造成人力资本质量的递减；家族内外有别的伦理关系会造成企业内部的帮派体系和组织内耗，在“家长”不在了的情况下，企业容易解体。这些都会大大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二）、对信任的不同理解造成的摩擦或冲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合作体系在一国和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展、繁复，行为人面临的经济信息量空前扩大，信息变幻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行为人之间，信息分布出现了巨大的不对称，行为人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急剧上升，交易过程中出现破坏合同或由于合同的不完备给行为人带来的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交易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进行交易的行为人之间能否建立一套降低风险和交易费用的第二保护机制，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信任机制来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这种信任制度包括法律形式和价值观念两种形态，法律形式的信任制度是建立在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以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念的上的信任要求，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是在平等的交易活动中、行为人相互之间给予的、以竞争能力为基础并采用契约形式的一种信任观念。法律形式和价值观念相结合的信任制度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恪守“信任”准则，极大的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合作的扩展。

在我国，从来就没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信任制度，价值观念上的信任倒是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种信任是建立在血亲关系或相互依赖的个人关系基础之上并得到个人承诺的，其特点是单向的、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的变化；因而这种个人之间的信任是有限的、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在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信息由原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纵向传递开始转为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横向传递，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加强了。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形式的约束下（即使有法制的约束，如没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实施机制会由于成本太高而弱化），靠自觉意愿来保证的守信行为，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来说，显得尤为无效。结果是行为人失信、欺诈且同时又能逃避监督，并对失信推卸责任、不必为失信所造成的对另一行为人的损失支付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种失信、欺诈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称性，诱使行为人贪恋失信，产生“信任危机”，加剧了市场中的短期行为，扭曲了行为人的交易预期，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搜寻费用，正式制度安排出现混乱。

（三）、创新、冒险观念与保守、求稳心态的不相适应

市场中从事交易活动的行为人，实质上是市场交换关系的人格化代表，其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和实现利益最大化。随着市场规模、技术、要素相对价格的动态变化以及市场失灵和市场的不完善，出现了“潜在利润”的机会。在既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行为人难以实现这种“潜在利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为实现这种“潜在利润”，开始尝试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即实行技术和制度创新。在这种尝试过程中，行为人并非对其行为的结果具有完全准确的预测，即存在着结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因此 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市场经济中行为人的基本品质。行为人为追求“潜在利润”的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成功，使在现存的制度和技术安排之外的利润内部化，同时也使制度和技术得到帕累托改进。

然而，在我国长达千余年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建国几十年来的“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的渗透下，我国市场中从事交易的行为人的逐利动机较弱，同时还表现出较浓厚的保守和求稳心态。行为人的这种保守、求稳心态是与我国长期处于自给性的农耕社会以及特定的正式制度安排相联的：依靠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源的农耕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而不是为了交换，劳动分工的程度较低，行为人之间的信息、物质交流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和行为人对达到一定水平的自给的满足，使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计划体制下的人事计划安排、城乡身份分割以及职业代际传递的现状使行为人处于社会地位的封闭状况，也使行为人形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求稳心态。在面临市场具有风险的获利机会时，受保守、求稳心态影响的行为人，难以进行决策；即使选择了风险，也难以承受风险带来负面结果。因而，既定的技术和制度得不到改进，市场也难以高效率运行。

（四）、交易过程中的公正观念和关系观念的矛盾

建立在发达的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扩大了行为人的交易范围，行为人的交易具有了开放性、松散性和易变性的特征，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增大了交易预期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交易费用上升。为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对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行为进行严格的规定，并力求用普遍取向、利益取向、成就取向和契约取向来约束行为人的交易行为。这种对交易的严格规定体现在对交易的公正性的理解上，即任何人在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交易中出现的矛盾通过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解决。市场交易规则的建立和行为人具有的公正观念，大大减少了复杂的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促进了行为人合作秩序在分工不断提高情况下的扩展。

但是在我国，人们习惯于用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来考虑自身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规则及其他约束都会随着所施对象与行为人的关系而有弹性的伸缩，普遍取向的标准并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标准的随意性否定了其建立时的公正性目的：关系进入经济交易，产生“关系寻租”，引发价格体系的变动，使价格不再反映实际成本的变动，进而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也增加了关系之外的行为人的交易成本，降低行为人的交易预期，市场正式制度出现了变形，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五）、正式制度安排的规范化和形式化之间的矛盾

正式制度安排的规范化是指正式制度所规定的“什么应该是什么”或现实生活中“什么是什么”之间相一致。规范化的正式制度是在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参与经济交易并具有独自利益的各行为人在反复谈判、争议、斗争中形成的一些成文的行为约束；正式制度的规范化体现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某种社会权利机构的保证下得到执行或强制地执行，不因具体情况的差异而有所变化，其修改或变更必须通过既定的合法程序和新一轮的谈判或争议来进行。通过行为人反复权衡、谈判建立起来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强制实施的规范化制度，虽然在其建立时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较大，但其所能提供的交易稳定性在长期的经济动态发展中能为行为人提供更为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减少了行为人相互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减少交易成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化是指正式制度所规定的“什么应该是什么’’和现实生活中“什么是什么’’之间的脱节。在我国目前社会中，虽然引进、移植、借鉴和自行设计了许多成文的正式行为约束，但是在制度设计中缺乏必要的社会安排来保证这些成文的正式行为约束的贯彻实施；在具体情况下，随机的行为控制居于支配地位，一切正式的约束、规章都可因个别的偶然的需要而通融、优惠、特例、变通，或因利益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或被放弃。

不重视正式的行为约束的强制实施，行为人在制度的变迁中对变化的外界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或灵活性，可在具体的情况下选择较为合适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成本较低。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坚持实施的行为约束，依具体情况而灵活地加以改变、放弃的规则，制度依行为人相对优势更迭而变化，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不利于行为人建立起稳定的行为预期，经济因制度的变化和反复而周期地变动也增加了市场的交易费用。

上面分析表明，市场化进程中的正式制度安排受到一些既定的非正式制度的抑制，这些非正式的行为约束是建立在家庭围绕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衍生的非正式制度不能对市场化的正式制度的变迁作出迅速的反应，大大地加强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复杂性。

三、促进制度安排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

“因为构成一个稳定选择理论逻辑的是正规与非正规及实施方面的总和，所以正规规则或它们的实施的变迁会导致一种非均衡状态。”（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页，第117页）制度变迁所导致的非均衡状态与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以及不同层次制度变迁速率的差异，使得在制度变迁进程中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冲突是任何实现制度变革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资料表明，美国在1840年－1920年间（此为美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其经济发展中就曾出现过严重的制度冲突。如祖克尔发现在这一时期由于外来移民的涌入，人口流动的加剧及企业组织的不稳定等因素，导致以声誉产生信任的机制相当混乱，其有效性降低。在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中问题其实并不是制度冲突本身，而关键在于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消解制度冲突所带来的交易预期不确定性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逐步实现制度变迁进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整合。

消解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冲突、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整合，根本在于进行非正式制度的市场化变迁。由于非正式制度源于历史上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特性，其变迁牵涉到一个社会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质素，改变它们极不容易。如自以来，我国可以引进西方的器物、制度，可是当它们与旧有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时，器物、制度的引进往往就收效甚微。因此，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具有自发性的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非正式制度的缓慢变迁抑制了市场化正式制度的变迁，行为人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来加速这个过程，以弥补自发的变迁过程的不足：

1、通过加速市场化正式制度的变迁来促进继承的非正式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在我国，继承的非正式制度对行为人的影响，除了非正式制度的历史延续性和潜在性外，还在于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交替所导致的“正式制度真空”的存在，使承继的非正式制度在行为人的交易中发挥了基本的作用。在计划经济的正式制度逐渐失效，新的市场化正式制度安排尚未在经济中发挥完全效力的一定范围内，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会稳定行为人的交易预期，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与市场化正式制度的变迁目标相矛盾的，阻碍市场化正式制度的变革。因此，市场化正式制度的加速演进，一方面会否定和替换这些不再适应新变迁目标的非正式制度；另一方面，正式制度的变迁，会改变行为人的交易成本，引发行为人演化新的习俗和准则以有效地解决已出现的问题的努力，同时忽略这些非正式制度。

2、逐渐消除非正式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农耕性经济和计划经济土壤。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耕性经济的基础上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家族观念、忠诚信念、保守与求稳心态、人情观念等实际上均是农耕性经济在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具体表现。建国后根据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建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干部与工人分割的社会身份分层体系、官本位制以及城市中的工作单位身份制。但是这种正式制度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着高度的藕合，强化了社会系统的自足性。实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必须加快经济的工业化、专业化、现代化进程，在行为人物质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基础上，解除血缘、家庭、土地、特权对行为人经济和自由权利的约束。独立的行为人自由、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会形成与市场相适应的共同知识、信仰体系和价值理念，从而实现非正式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3、通过推进社会的教育和文化传播来消解既定的非正式制度中与市场经济正式制度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吸收那些与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相适应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基本特质是伦理的、等级的、家族的、情感的、忠诚的和稳重的。改变这一基本的非正式制度特质，只能通过长期的教育和文化传播来进行。教育做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它对行为人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和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其它手段所无法替代的；而文化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信息系统，可以通过对行为人潜移默化的渗透，来促进行为人价值观的变迁。因此，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推进会促成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导价值观的社会化，加速市场化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4、在促进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变迁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发挥“知识企业家”的作用。“知识企业家”作为社会中一个具有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特殊阶层，能够在准确、公正地对一国的发展状况和方向作出理性的的分析、评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在制度变迁时期，通过对各种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的重新选择、组合，形成与制度变迁方向相一致的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在经济规模扩大、社会分工日益提高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背景下，那些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收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观念精髓以及理解市场经济价值信念的中国“知识企业家”们，在建立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容的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大大加速了中国新的市场化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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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关键词：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TM73 文献标识码：A

在实际生活中，电力调度是构成电网系统的主要部分，在国民经济的运行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电力调度的工作操作中，电力调度的安全问题，严重制约着电网系统的发展。基于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控制，通过采取合理措施严格的控制电力安全风险，是有效促进电网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下去的基本保障。

一、电力调度控制的现状解读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电网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电网的特征、运行特点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系统运行更加复杂，给电网运行控制工作增加了难度。电力调度运行风险控制不当，就会导致电网运行出现严重的故障，对电力系统的整体运行产生威胁，进而导致大面积的停电事故发生，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电力调度系统共分为：国家电力调度数据一级网、区域二级网、省级三级网、城市四级网和县级五级网五个层次，并将各级的发电厂以及变电站纳入了工作管理中。纵观近几年我国电力调度安全的发展状况，电力调度的安全处理工作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电力设备的、电力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不安全的环境等因素，导致电网调度控制制度存在问题，无法有效的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安全用电带来了严重的隐患问题。

二、电力调度控制的安全隐患分析

结合当前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深入分析发生电力调度事故的原因，不难发现导致电力调度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在具体的电力调度的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没有严格的按照电力设备维修的规定，定期对电力设备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是电力设备存在隐患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参与电力调度的工作人员自身专业素质不过关，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对从事的本职工作缺少应有的责任感，很难发现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长时间的发展下来，致使电力调度风险控制工作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是电力调度风险控制工作无法有效进行的根本原因。电力调度控制的安全隐患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电力调度工作的主要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应结合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积极的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电力调度控制的安全隐患问题，如果一直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很难提高电力调度的工作效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的有效措施

在生活中，电的生产和社会公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控制系统的安全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工作、生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的解决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结合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探究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的措施，是确保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综合目前电力调度工作的现状发展，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是相对有效控制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一）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

在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控制的工作中，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是电力系统适应社会科技发展与更新的重要表现。社会科技的发展，促使自动化设备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将其应用在电力系统的工作中，可以有效的促进电力系统工作的有效开展。在电力调度工作中，设备作为其核心基础，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是电力调度工作中的重点工作。在电力调度的管理工作中，必须严格的按照规定，对设备进行维护与检修，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以便可以及时的更新设备。此外，对设备的操作人员进行专业素质的培训与考核，也是有效避免设备违规操作的主要措施之一。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能够促使电力部门及时的更换先进的设备，有效的改善电力设备的运行环境，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恶劣环境下，电力设备运行存在安全隐患，最终导致电力系统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发生。

（二）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

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加大对电力调度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在电力设备、操作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工作责任方面重点进行强调。同时，利用现有的条件建设一系列的运行监管与管理机制。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能够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与工作的责任感。结合实际工作状况，制定符合实际工作需求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同时，对员工工作实行定期考核制度，加强员工的专业培训工作，严格考核员工的职业素质，只有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进行工作，避免由于人为操作原因导致的电力调度安全事故。在实际的工作中，通过严格实施规章制度，明确各方的工作责任，将责任落实到工作的细节处，在制度执行的基础上，确保电力调度工作的安全性。此外，加强电力调度现场的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因此，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可以有效的促进电力调度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安全运行。

结语

综上所述，供电的安稳运行，与电力调度的安全风险控制工作，具有重要的关系。在实际的电力系统工作中，电力调度工作是一项相对复杂、风险系数较大的工作。相关工作人员如何针对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的问题，探究有效的措施，是确保电力调度工作有序进行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因此，基于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控制工作，是电力系统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参考文献

[1]叶芸.浅议电力调度自动化网络安全与实现[J].科技传播，2011（08）.

第8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关键词]企业文化社会制序习俗惯例

社会和组织良性运行的关键是解决激励问题。激励问题的核心则是与个体理性的盲目性有关的“搭便车”或“囚徒困境”问题。社会和组织的制度及以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某种程度上能消除个体理性的盲目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减少或消除种种囚徒困境，大大提升组织的绩效。

一、理解企业文化

1.定义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定义种类甚多。一个较为大家所接受的定义，是知名文化学者沙因（EdgarH.Schein）的表述：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企业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多数成员遵循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管理模式（转引自孙海法等，2004）。其中，共同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内隐部分；行为规范是企业文化的外显部分。

2.（优秀）企业文化的共性——企业文化的二维分析

正如所有企业都有共性的一面，所有优秀企业的文化也有一些共同要素，如:追求卓越（目标远大、思路清晰）、社会责任（企业宗旨明确、有社会责任感）、顾客导向（服务意识）、变革创新（技术领先等）、诚实守信（遵守诺言）、注重持续发展（目光远大、百年老店心态），这些要素与外部适应有关。还有一些要素与内部整合有关，如：团队协作（和谐集体主义、群体至上）、重视人才（以人为本）、要求统一（形象风俗传统统一）、文化认同（组织成员高度认同本企业主流意识形态）、求真务实（结果导向、注重程序）、团队学习（个人与组织共同、持续成长）。

3.企业文化的个性

曹世潮（2003年）通过大量事例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不同行业及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不同的企业文化才能建立竞争优势。以精密制造业和软件业为例。精密制造业和软件业的优秀企业在以下几对范畴的文化特性几乎处在对立的两极：“规则/自由、控制/信任、集体/个人、严肃/愉悦、理性/感性、科学化/艺术化、一元价值观/多元价值观、安定/冒险等”。

二、从“制序”的谱系和演化过程看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

企业文化的定义已表明，其外显部分是行为规范，此即其表现方式之一。下面从社会制序的生发机制进一步理解企业文化的表现方式。

一些西方学者从演化博弈论角度进行的制度分析发现：在作为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社会制序”（institution）内部，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还是在当代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即时即地，均实际上进行着或者说发生着从个人的习惯至群体的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这样一种动态的内在发展行程，即社会制序的生发机制(韦森,2005年）。

在这里，习惯（usage）指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与社会交往中的重复性活动。习俗（Custom）是“一种不经由任何人在任何意义上‘要求’个人遵从之而驻存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韦伯，1997年）。“习惯出于个人的重复，习俗则是出于继续存在的成员变动着的团体的重复。它对个人有一种强迫的效果。（康芒斯，1968年）”惯例（convention）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较长时间驻存，并对人们行为有较强约束、规制与调控力的一种显俗，一种（非正式）规则。

在习俗、惯例和法律这三种“社会制序”中，习俗是惯例的基础，惯例是法律的基础。在这三者之中，法律规则发生作用时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前两者，但法律比前两者更规范、更稳定，其威慑力对社会秩序的调控作用是前两者无法比拟的。不过，即使是在一个宪制化社会中，调节人们关系的主要机制还是习俗和惯例。

我们认为，在企业组织内，同样存在着从企业成员的习惯到企业内群体的习俗和惯例（合称“惯俗”），再到企业的正式制度这样的“谱系”。只是，企业制序的生发逻辑有可能表现为先有企业正式制度、后有企业成员群体的惯俗、再后有企业成员的习惯这样一种反向演变过程。

在“企业制序”的谱系中，企业“惯俗”与企业文化概念基本重合。企业文化，作为调适企业组织与成员行为的非正式规则，正是主要以习俗和惯例的方式，通过有意选择、模仿或其他诱因，调整着企业成员个人的（工作）习惯，从而影响企业的运行。

三、企业文化的性质

1.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经济资源

企业文化物质层的企业外在形象、品牌可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明显具有经济资源性质;企业文化精神层面可以通过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而为企业创造收益，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资源。

2.企业文化是企业的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正式（管理）制度相辅相成

作为企业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企业文化行使着企业非正式规则的功能。作为非正式规则，它与企业的正式管理规则相辅相成的。企业文化不能代替正式管理制度，但正式管理制度只有与企业文化相契合，才能得到实施，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亦将流于形式。正式管理制度具有可模仿性、可移植性，而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企业群体实践沉淀的结果，具有不可移植性、不可模仿性。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3.企业文化在企业系统内具有某种准公共物品性质

现代经济学根据服务性质的不同，把物品（服务）分为公共物品（publicgoods）、私人物品（privategoods）和准公共物品（semi-publicgoods）。公共物品有两个特性:供给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准公共物品的特性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

企业文化是非排它的，实际上企业成员“消费”企业主流意识形态的人越多，企业管理当局越满意。同样，企业文化的供给是非竞争的，追加企业文化的组织成员消费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正是由于它是某种公共物品，企业内各群体、各分支机构通过免费“消费”企业文化可以提高绩效；同时，企业文化的“供给”只能由企业管理当局全盘考虑。海尔的张瑞敏便自认为是集团的“首席文化官”。

4.企业文化的演变具有路径依赖性

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具有路径依赖性。一般而言，社会成员一旦选择了某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好是坏，在以后的路径中他会不断地重复并强化这种选择。即一旦接受，就可能不断接受;一旦排斥，也就会不断排斥，要想替换非常困难。同样，企业文化的演变也具有某种路径依赖性，偶然事件的发生有可能给企业文化的演变带来极大影响（杜旭宇，2004年）。最典型的事例是，一些企业创始人的风格和最初的选择，在长时间里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性格，如IBM、松下电器等知名企业几十年的发展深深打上了托马斯·沃森、松下幸之助们的烙印，尽管创始人早就离开了企业。

四、企业文化的作用机制

企业文化为何、如何能改善企业的绩效？

1.企业文化能有效节约企业内交易费用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主要是指企业用于计量、监督、组织、协调以及为实施各种活动所耗费的费用，也可笼统称为管理费用，其费用的大小与企业文化直接相关。

文化有助于克服企业产权模糊性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产权的清晰界定对于企业的效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界定产权的制度的供给并不是免费的，界定产权同样需要费用。“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产权就不能被完整地界定；”（巴泽尔，2003年）。而良好的企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降低产权界定的成本，降低为克服产权模糊性所需的计量、监督、组织、协调等活动的成本，以及弥补因产权界模糊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不确定风险，以较小的谈判成本实现各方可接受的收益分配。另外，对于那些绩效测度噪音高的企业，如高隐性知识含量企业，企业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企业文化作用于员工的价值观、信仰和思想，能够增加偷懒对于员工个体的成本，提高经济刺激对于提升员工绩效的效率。人们常能听到诸如此类的感慨：“在这样的公司上班，能够给人家一般的温暖，就是少挣一些钱也愿意。”可见，企业文化确实能够减少员工的“经济人”特性，这是提高高隐性知识含量企业成员工作努力的重要条件。

当然，企业文化营造本身是有成本的，但只要企业文化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节约量大于企业文化形成的成本，塑造企业文化在经济上就是可行的。

2.企业文化是组织资本形成的源泉和动力

组织资本指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过程中，组织成员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转化为组织特有的、共享的资源，这种资源一旦与组织其他资源结合，不仅能为企业创造利润，而且还能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赵顺龙，2004年）。企业文化不仅能诱导企业组织成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有效地转化为组织资本，而且能促使企业组织资本结构要素与工作任务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它有助于营造企业组织资本的形成环境，有助于企业组织资本产生协同效应，是决定企业组织资本形成路径的依据。

3.企业文化是企业运行的剂，是企业的自动平衡与规制系统，具有协调功能

任何企业组织的运行都要解决激励问题（动力机制）和协调问题（平衡机制）。两大问题都不容易解决，而且企业规模越大，解决难度越大。

在企业的“制序”体系中，正式制度无疑具有最大的效力和强制力，但企业内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不可能事事都通过正式制度来调控，大量的行为是通过习俗与惯例来调节；而且如果正式制度与惯例、习俗（即企业文化）不相容，则正式制度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企业的习俗与惯例一旦经由长久驻存而变成大家都遵守的非正式规则，它就对企业的运行有一种规范与约束作用，成为企业组织成员的“共识”:如果大家都按某种方式行事，我也应当如此，甚至有时不得不和必须这样做，而且这样做可能最方便、风险最小。此时，企业成员不一定按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从而，企业的习俗与惯例即企业文化成为企业运行的一种纽带、一种保障机制、一种剂。

4.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产生超我动力的一个源泉，即具有激励功能

根据现代心理学的有关理论，人的行为有两大动力系统：一是“自我动力”系统，是基于“个人取向”、“自我需要”的动力系统，即为了生存、交往、发展、满足自我需要而产生的动力系统。二是“超我动力”系统，是基于“超个人取向”或“超越自我”的、完全社会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一系统作用下，人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行为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价值、社会的理想、维护的也是社会的利益（杨金勇，2005年）。

自我动力的运行机制主要是自我利益机制，而超我动力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对“社会价值与目标”的认同机制。就后者而言，如果用企业的利益观、价值观、核心精神与理念统一员工的利益观、价值观、精神与理念就能让员工用企业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使员工发生对企业有利的行为，即通过调控员工的意识形态来调控员工行为。良好企业文化之所以成为企业激励机制的放大器，主要是通过超我动力起作用。

实践证明，过分依赖自我动力与过分依赖超我动力都不能保证企业获得长远发展。如果说合理的管理制度足以调控自我动力，则非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不足以调动超我动力。通过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理念的结合，把自我动力与超我动力进行均衡激励，使共同作用于员工行为，使员工行为指针始终指向员工个体目标与企业组织目标共同构成的企业目标。

以上几个解释变量不能包括企业文化功能的所有方面，且略有重复之处，但已能诠释企业文化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

[2]曹世潮:《第一竞争力》，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

[3]杜旭宇:“意识形态教育的意义”，《社会》第8期,2004

[4]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

[5]奥利佛·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第9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关键词：虚假发票 分析 防治策略

一、发票的概念

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它是纳税人经济活动的重要商事凭证，也是财政、税收、审计等部门进行财务税收检查的重要依据。

二、发票的作用

发票作为记录单位和个人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最基本的原始凭证，对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实现以票管税，以票理财，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管理，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会计核算的法定收支凭证，也是税务机关非常重要的计税依据，同时它又是维护经济秩序、生产经营者及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工具和法律证明。它维系着纳税人、单位、个人、税务机关和国家各方面的利益。

三、虚假发票存在的原因

由于法律制度和发票管理监督机制不完善，税务机关对非纳税主体公立医院的监控几乎缺位，而医疗卫生行业本身不抵扣进项税额，纳税意识不强，涉税意识薄弱，加之发票版式不同地区不同省市各不相同，鉴别难度大，发票管理不严，发票犯罪易于得手，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利润畸高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侵蚀医疗卫生行业的财务领域。

四、虚假发票的类型

虚假发票包括非税务机关监制的假发票和伪造经济事实的假发票，我单位的虚假发票表现形式主要是非税务机关监制的假发票作为真实经济活动结算的载体，医药销售商为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偷逃国家税款，将真实交易记载在假发票上，逃避法定的纳税义务，所以医疗卫生行业治理虚假发票的主要工作是加强票据的真假甄别，明确财务报销票据的管理责任，促进医疗机构入账票据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五、虚假发票的防治对策

（一）认识虚假发票的危害性

发票作为从事经济业务活动收付款项的书面证明，记录会计事项最基本的原始凭证，虚假发票的开具致使会计信息失真，财务管理混乱，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使用假发票偷漏税的企业获得高于守法经营企业的营业利润，引发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的社会现象，严重损害商业环境和人民群众利益。

（二）建立健全医院发票管理制度，加强岗位培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从医院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医院发票管理制度，并对新进人员和在岗人员进行有效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管理职责、管理流程、管理内容、工作要求等，培训的效果要进行评估，确保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上，在工作实践中全面地执行各项规定。同时将发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方法，以及管理层的新要求作为持续改进的素材和动力，不断地完善制度建设和在岗培训，做到与时俱进。

（三）落实岗位，责任到人

确定医院院长为发票管理的主要责任人，业务科室经办人员和财务科审核人员为发票真伪直接责任人，首先接收发票的业务科室经办人员须在网上查询发票真伪，金额大于一万元的发票须将查询结果打印出来附在发票后面，财务科审核人员再进行真伪审查，并在票据签名已审查并承担责任，对经职业判断票据存在疑问的，必须携带发票原件到市内各国、地税局发票鉴定点进行人工鉴定，确保进入单位财务报销发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四）提高虚假发票的鉴别能力

普及票据专业知识，组织学习如何识别真假发票，聆听“羊城学堂”？共议纳税风险防范，学习发票辩伪识别方法：透光检视法、手指触摸法、小水珠滴触法、温变油墨识别法、喷码印刷识别法。

（五）提高犯罪成本

对查出使用虚假发票的不诚信经营企业，拒绝报销，终止销售业务合同，纳入“不合格供应商目录”中，并报国家机关依法处置，提高发票犯罪的成本，让铤而走险的犯罪分子收敛犯罪意识，从源头控制与过程监管中遏制虚假发票的发生，打击犯罪行为。

（六）与国家机关密切协作，齐抓共管

一是公布发票专项整治工作检查结果及整治力度，从声势上震慑不法分子，营造全社会自觉抵制虚假发票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大国家机关实地检查的力度和深度，清扫虚假发票的生存空间，杜绝假发票流入行政事业单位。三是医院定期将金额大于一万元的汇款发票明细（包括购货方名称、发票种类、发票号码、开票日期、票面金额、入帐时间、记帐凭证号码、销货单位名称等）抄录送审税务局碰对稽核，进一步确保医院财务票据规范正规，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六、结束语

发票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也是记账的工具之一。它既是会计工作人员收纳的原始凭证， 也是经济巨人迈步发展留下的脚印。通过这次八部委的发票整治行动，在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从制度入手，责任到人，措施具体地整改发票管理工作，积极健康的推进发票防治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扎实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87号.中央政府网

[2]田瑞霞.发票管理中多发性问题及应对措施[J].《财税纵横》， 2009（1）

[3]吴建勋.发票违法及治理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于洪波.浅谈普通发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J]. 辽宁经子济，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