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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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如果以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玉器作为时代象征和发展脉络的话，龙山时代之前，大致可以分为玉块的时代、玉璜的时代和玉琮的时代。早在五千年之前的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时期，我们就看到了东北地区与长江流域的远距离的文化交流；至龙山时代，一方面是良渚玉礼器系统的传播扩散，在山西陶寺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都开始使用良渚人发明的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另一方面在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也出现了自己信仰的神像系统。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流行大型玉璋、玉刀等象征王权和兵权的玉礼器，反映了从神崇拜向王权崇拜的转变，正如传说史所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时代来临。这种以牙璋和大刀类玉兵器象征王权的做法，一直流行到夏商时代。我们或可称之为圭璋的时代。

龙山时代，从中原到黄河下游以及长江流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在陶器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交流、借鉴和吸收的现象。而在玉器方面，原来各个文化中强势的玉器因素，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发展与重新组合。新的玉器系统从前一阶段的偶像崇拜中走出，走向抽象的概念化形体表现，权杖性的玉器在新的组合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时期以及后一阶段的青铜时代中，礼仪性玉器的主要种类有圭、璋、钺、琮、璧等。而这种新的组合的形成，表现为一个过程性的、发展性的和不平衡性的交织的现象。各个不同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最终融入到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系统之中，并得到了重新的规范。通过对一些文化特点明显的玉器在空间与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的观察，我们发现这种融合是带有一定流向性的。

首先从良渚文化的玉器看，在良渚文化以后的龙山阶段，太湖流域当地的玉器系统目前还没有确立。目前有关良渚文化以后的玉器，虽然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当地还没有重要的发现，但具有良渚文化玉器特点和演变趋势的玉器，在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其以后的夏商时代遗址中却多有发现。这既说明了良渚文化的玉器系统在良渚文化以后的继续发展，同时也为理解龙山时代地缘政治集团范围的扩大及其交融、兼并的过程，提供了可供观察的资料与线索。而对于理解龙山时代以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集团和华夏文化的形成，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目前资料看，良渚文化以后的玉器，在向外部的扩散方向上主要是以西北方向为主流。

在山西的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玉琮，有横的分节以及四面的竖槽，显然是良渚文化玉琮传播演化的产物。而斜柄的V字形石刀，更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器种类。在陶寺遗址中不仅多有出土，而且其发展演变规律也与良渚文化及其后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陕北的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以及新华等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出土和采集有良渚式的玉琮，另外有较多的玉钺以及玉璧、牙壁和玉璋以及V字形石刀等。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的2件玉琮，从玉料和形态纹饰看都不是当地的产品。新华遗址出土的玉器，许多显然是被切割的齐家文化玉琮或玉刀。在石峁遗址中不仅出土了被切片的良渚玉琮，也出土有石家河文化的玉鹰和玉虎头。在新发现的石峁古城的城门外，发现了两个只埋葬人头的祭祀坑，而且两个坑中都埋葬了24个人头。结合被切割成片的其他文化的玉器，让我们觉得石峁城就像是电影中的龙门客栈，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尽管我们无法复原当时的故事，但玉器依然可以告诉我们4000年前的这座边城里，住着来自江南和西域的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虽然只是少数或者偶然，但却像一扇小小的窗口，可以让我们窥探到龙山时代晚期那段兼并与融合的大历史。

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出土有素面的外方内圆的玉琮、大型玉璧以及多孔石刀等。从玉质方面分析，应是以西北当地的玉材制成，而非直接的实物传播。但琮与璧的造型渊源，在齐家文化以前并没有当地的文化传统，从形态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显然也应该是受了后良渚时代的影响。

台形和鸟杆的组合图案，由于多见于良渚文化晚期形态的玉璧和玉琮上，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一种象征性符号。1996年在浙江桐乡吧喇浜遗址中，还发现了镂刻于豆把上的这种图案。近年来发现的与台形图案一致的台形镶嵌玉片，出土于浙江遂昌好川墓地和温州老鼠山墓地以及山东莒县陵阳河。这些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图案虽发源于良渚文化，但却应该是流行于龙山时代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符。它的分布范围就目前所知，起码从鲁南地区一直到达浙江的南部，这直接反映了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东南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的文化信仰圈。

良渚式的玉琮、玉璧和玉锥形器等还发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以及成都金沙等夏商时代的遗址中，让我们看到了跨越几千年的连续不断的文化传承。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那件刻有神徽的良渚玉琮，则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在商代的传世品的证明，也为这种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第2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逐鹿中原”，意思是说，谁占据了中原谁就能统治中国。这个成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既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文化核心地区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趋势，它有时强劲突显，有时也软弱黯然。但在周、秦、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最强盛的历史朝代里，这个趋势表现得尤为醒目。因此，它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主流现象。 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传说中有关夏人对东方的胜利，都意味着中原在当时已经很成气候了。所以，这个历史趋势的出现应该是更早的事情，而近十几年的考古学发现，提供了这段史前过程的资料。

一、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形势

近些年在南方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始于距今12000年前后。以后，有彭头山、皂市下层、马家浜等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崧泽文化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个稻作文化区的形成过程。但是，与之同时的华北地区的情况却不分明。 目前，我们对华北地区较早时期情况的了解，是通过公元前7000～前5000年间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后李等几个文化得到它。它们已进入旱作农业经济时期，从而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旱作农业文化区。照此看来，华北旱作农业文化区的形成应当是更早一些的事。但由于目前极少有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我们只能使用这个过程之两端的材料构成一个假说，来推测华北旱作农业文化的形成。

旧石器晚期的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细石器遗存，这些细石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全新世。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文化里，细石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型磨制石器群。而同时，在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以及稍晚的赵宝沟文化中，细石器还在石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文化里。所以，这些地处北方地区的文化虽然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同，其文化面貌却更像联系华北旧石器晚期与磁山等文化的中间环节。这样便可以构筑一个假说，即自全新世以来，气候逐渐变暖，气候带也逐渐向北推移，原本适应华北地区干凉气候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其南限也就随之向北退缩；停留在当地的人群则逐渐发展起适应温凉气候的以大中型打制及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带。这个过程可能初步完成于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前，但以后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北进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对气候环境变迁最敏感的也许首先是人们文化中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部分，即旧有的包括打制石镞在内的细石器及其制造技术被新体系所替代，而带有习惯势力色彩的陶器，其变化过程可能滞后了一段时间。例如，在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黄河流域早期文化中，皆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深腹罐形器，它们和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筒形罐应当有渊源关系，甚至流行于北方的之字纹在裴李岗等文化中也有发现。与其说这是受北方文化因素影响所致，倒不如说它们是大北方文化普遍因素的孑遗（注：赵辉《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国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这样，最迟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而在它们的外围，生产经济至多还在起步阶段（图一）。 附图{略}

在这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中，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了一些联系。以地理上毗邻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为例，两者的石器群种类形态相似颇多，陶器群也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磁山文化最有特色的倒靴形支座和陶盂在裴李岗文化中基本不见。这表明，两者虽然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联系，但饮食生活习惯还存在巨大差异，而风俗习惯也许更能表达人们群体心理的认同程度。 不过，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松散，却也有疏密之分，如都有不少三足钵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之间的联系，要比它们和以厚胎深腹釜为特征的后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些。下游江淮地区尚未发现与后李同时代的文化，但在稍晚的马家浜、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厚胎陶釜。故是否可以说，后李文化时期就已经为它和江淮文化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这种文化关系在后续时代的文化格局中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转贴于 二、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

这一时期各地文化均有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以陶器和石器为首的制造业有了长足进步。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农业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虽然很难得出农业经济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环壕聚落，它意味着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会的稳定。而前述聚落面积扩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现象，又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团规模的扩大。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有关联的文化倾向。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了，内部联系加强了。汇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而来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文化的总和；从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经北辛文化过渡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在将胶东半岛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时，也逐渐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东、南越淮河的广大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其次是考古学文化之间交流的繁荣。文化的扩展使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化与文化变成了近邻，这时，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与此同时，在前一阶段文化之间联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续加大，一些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群，如严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吉德伟对前两个文化圈的特征与区别有过很好的描述（注：吉德伟《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只不过他把它们称作“东、西方文化”。吉德伟在文章里没有涉及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实那里的情况也是类似，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两个还要早（图二）。 附图{略}

这种文化群的形成与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以物质文化面貌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集团格局与经济类型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对此，也许可以借用苏联考古学的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关系，那就是“共同经济类型”和“历史文化区”。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建立在相同的经济生活上，还应当有思想的乃至政治方面的内容。

文化交流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化群之间。如具有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也出现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中，类似大溪文化的白陶普遍出于南中国的广大地域。不过，仔细比较三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似乎更为主动和强有力。一方面是它的彩陶风格影响甚广，另一方面，鼎文化圈中的封窑烧陶技术和产品、发达的磨制石器技术和玉器都还没有影响到仰韶文化中来。至于仰韶文化和筒形罐文化圈的关系，就更像是一边倒了。

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最近，笔者有机会在河南灵宝进行调查。当地已发现史前遗址120多处，据初步统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而且一些迹象表明，灵宝还不是仰韶文化最中心的地区，由此不难理解仰韶文化何以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优势了。 如果不能全部归功于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话，它至少也是导致下个时期文化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

经过前面那场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后，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等。为了强调这些文化的成就，我们用“文明”一词来称呼它们。由于它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把它们叫做“史前文明”；又由于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地方文明”。

时间上的前承后续使我们相信，那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地方文明的崛起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有关红山文化的讨论中已被指出（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良渚文化的崛起也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区内部广泛交流的基础之上。只是要彻底搞清这种文化交流在哪种机制上发挥作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较这些地方文明不难发现，它们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在文化表现上却各有千秋，暗示其各自的社会发展方式有一定差别。以良渚文化为例，它的成长迅速而短暂，很快便达到高峰。在这个突起阶段，良渚文化似乎主要是自我封闭式的发展，与此前阶段开放式的对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文化的峰值期，它开始对外扩张，同时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点，如它是一个组织化程序颇高的社会，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社会中存在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享乐型的社会生活等等。良渚文化的衰落也同样突兀，我曾经推测，这主要是由于良渚社会内部的调节机制彻底失效所致（注：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年[待刊]）。

良渚文化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在这一点上，与之最相似的非红山文化莫属。然而两者的经济生活全然不同，前者的稻作农业显然不适合后者所在的东北地区，遗迹遗物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思想内容也有很大差别。若将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后者的社会生活中明显没有前者那样煊赫。良渚文化有小规模墓地和分散居住的聚落，又和大汶口文化中带有大规模公共墓地的村落不同，这意味着两者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差异。这些高度发达的文化其命运也不尽相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得比较早，身后留下了一段时间颇长的苍白；屈家岭文化过渡为石家河文化之后，也在与中原文化的折冲中改变了方向；只有大汶口文化的后续者有能力与中原文化对峙较长时间。

这些地方文明在发展、强大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对外扩张，这一点在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此时，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北进到今河南南阳一带，而这里曾经是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的范围；东面的大汶口文化比较早就已占据了豫东平原；良渚文化在它的繁盛期曾一度北上，直抵苏北连云港一带。但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一方面，在前一个时期里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了，各地区的地方特色突出起来，至少就文化面貌而言，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另一方面，即便是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也开始出现来自其他文化的因素。此外，在仰韶文化除最西部的地区以外，也始终没有发现能和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相媲美的遗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文化之间的交流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对外施加影响，这时则变成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图三）。 附图{略}

从更大范围的观察可以看出，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并在有个性地发展的同时，彼此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所以，严文明在描述这种现象时，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生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简称“多元一体”（注：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在这个文化丛体的更外围地区，例如东北、蒙古草原到西北戈壁、华南地区，其文化发展显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这些地区要么不便发展农业，要么就是没有主动发展农业的必要。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文明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外方向是中原地区，所以，这些更外围地区的文化在当时处在一种缺少刺激、发展停滞的状态。以岭南地区为例，大溪文化时期，由于北面的仰韶文化十分强大，不但遏制大溪文化向北发展，也间接促成它掉转方向而对岭南渗透。结果，我们在深圳、香港地区都能看到具有大溪风格的白陶和彩陶。而进入屈家岭文化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势力大幅度向北扩张。恰值这个时期，岭南地区文化是最说不清楚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的考古工作尚不到家，还没有发现；更大的可能是，这时的岭南由于缺少外来刺激，文化发展停滞，所以文化面貌也进入极其缓慢变化的阶段，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已有的发现中把它们识别出来。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清楚地呈现出三重结构。

四、公元前2500年以来的文化形势

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的样态，混合进来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现的陶器种类不下十几种之多，如鼎、豆、单把杯、高柄杯、觚、鬲、yǎn＠①、hé＠②、guī＠③、jiǎ④和彩绘陶器等。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轮制陶和闭窑烧制陶器技术的发明也显然在用鼎文化区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制作技术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镞的镞体从扁平到立体的变化，至今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其中间环节，而长江流域的文化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么传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类既然见于西北边陲的陕西神木遗存和齐家文化中，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中原也会有这类东西，何况尧伐三苗的一个主要口实就是“苗民弗用灵”。

第三，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区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我还推测，这种建筑样式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有关。

第四，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见到厚葬的习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这一连串的周边文化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存在着了。其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缘文化中发现的刻划字符，极有可能对日后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龙和其他动物造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体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化及其后续者所继承。

伴随文化面貌的复杂和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可以从考古学角度与其他地区分别开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围文化的折冲中，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发生在中央地区的变化也波及到外层。在江浙地区，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时，浙南山地却出现了良渚风格的较大规模墓地，墓地中还发现类似闽中昙石山文化的拍印纹陶器。耐人寻味的是，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遗存在粤东地区有广泛分布，甚而达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广东海丰发现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个方向，粤北出现了石峡文化。从各方面来看，石峡文化在粤北都是一支外来文化，与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赣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为，与其把它们视为两个考古学文化，不如看作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更恰当一些。而在石峡遗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将昙石山和樊城堆两个文化向岭南的扩张联系起来，进而把这一现象置于更大的背景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化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后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这种原产于东方的陶器滥觞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成为龙山时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时，在它的原产地山东和长江流域，鼎却趋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区保存下来。到了二里头文化，鼎在诸器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史记·孝武本纪》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指的就是这件事。在二里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为大众炊器的功能几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却成为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其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关于这一点，李济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铜器的形制皆脱胎于陶器，而它们“绝非重复当时陶器的形制。它们显然是主要位于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注：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年；《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两篇皆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可见，中原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远方的和传统的东西持有尊重态度，并把它们看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这种“礼失而求诸中国”的现象意味着，文化交流不仅仅在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上展开，它更主要是在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统治权术的层次上进行的。

第3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他们的博物馆之旅会从这里开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杭州市的博物馆陆续建成开放，而在这之前，浙江博物馆是西湖边惟一的有历史风景集纳的地方。今天的杭州，已拥有综合性博物馆2座（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历史博物馆），同时也有像中国茶叶博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南宋官窑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等各类专题博物馆，以及如都锦生织锦博物馆、张小泉剪刀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世界钱币博物馆等企业、个人创办的博物馆，它们犹如西湖在丰富的历史渊源里衍生出的涟漪，并且久久扩散在漫步者的身体里。

博物馆对于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常常去的浙江自然博物馆，那里有恐龙化石的展览，而我的孩子在屡次去过之后，他已完全成为了一个恐龙迷。3周岁左右他就已经对恐龙如数家珍，恐龙成为他秘密的欢乐。我们之所以常去也是因为他的缘故，在隔了一阵子之后，他总会想到要去那里看看。在那里的，多的也是像他一样大或比他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的求知欲使自然博物馆成为他们一生中有可能的博物馆之旅的开始。

浙江自然博物馆是我国自己创办的历史最悠久博物馆之一，至今有70年的历史。馆的前身为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52年为浙江博物馆自然分部，1984年独立建制。新馆位于杭州市教工路71号，现有馆舍面积8000平方米，馆藏标本10万余件。目前陈列展出有动物、植物、地质史、恐龙与海洋动物及人体科学和科技角等八个专题，融知识性、科 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确切的说，其实不只是孩子，成人看了也颇有意思。它的建筑在城西林立的高楼大厦中独具韵味，而孩子是那里最大的发现和风景，时间里一些事物的喧闹在这里簇拥着把秘密告诉你：有一种时间机器的意味。

在这里，因为科技的发展，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的小游戏，这让博物馆动了起来。

风景犹如我们内心对光阴的邂逅

杭州最知名的浙江博物馆本身就是风景：“浙江博物馆位于孤山南麓,它的前身是1929年西湖博览会后建立起来的浙江西湖博物馆。1990年扩建，占地面积二点零四公顷，建筑面积七千五百平方米，是目前浙江省内最大的一座具有江南园林特色的‘园中有馆、馆中有园’的人文科学博物馆。”

这是一般的对浙江博物馆的介绍，实际上该博物馆和西湖的景致非常的和谐，建筑群和湖光山色的有机结合很让人惊讶。浙江博物馆正门对着的就是西湖，博物馆的位置是在白堤之上，站在堤上看：西湖里波光潋滟，很是灵动，而博物馆则是蛰伏着的静。一动一静，犹如中国水墨画里的写意和留白。

浙江博物馆共设三个展厅楼，第一展厅题为“文明曙光”，陈列着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外，还陈列着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成就。这其实是江南这一地在时间源头上的一次追溯，集体的辉煌似乎在那遥远的年代里诉说着，它们的诉说也许通过的只是一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陶罐，或者一块在路上会随便踢开的石头……

在题为“东南翘楚” 的第二展厅，陈列着出土及传世的商至宋、元时代的各类历史文物，有铁器、铜器、金银器、陶瓷器、漆器、雕版印刷、纺织刺绣和书法、绘画、石刻造像等实物。

漫行于文明的长廊里，我们对于文明的注视很有玩味的意味：它们像是一扇又一扇的门，当我们穿行过其中一些的时候，总有期待和意外的惊喜，或者我们会有这样的“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原来在时间里，他们是在这里深藏着的，这些时间的碎屑，他们是我们的宿命。如果有那闲暇的功夫，我们或许还能打捞出一些思想的由来，或者历史中某些事件为什么会有的方向。

而陈列着明清至时期浙江的社会、经济史料及名人手迹的第三展厅名为“时代风雷”，这里也许是让今人倍感亲切的，因为时间的短暂带来了一些温暖的情怀。这里有许多的人和事，是我们时间里的改变，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今天有了现在的轮廓。

此外，博物馆还经常举办中外名家美术绘画以及雕塑艺术展览。

我近年的若干次博物馆之行大抵是因为去欣赏展览，但往往被那里的氛围所陶醉，而后有着沉浸。

在浙江博物馆里，我们还能看到闻名遐迩的文澜阁，是我国珍藏《四库全书》的特大书阁之一。它是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原圣因寺行宫后面的玉兰堂改建而成。清光绪六年(1880)重建，阁分三层，重檐非橼，简瓦板垄，勾栏望柱，气势雄伟古朴，“文澜阁”三字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的,由光绪皇帝御书。阁的左侧是御碑亭，阁前点缀水池、叠山、曲廊、亭榭，成为一座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藏书楼。

在这样的博物馆里倘佯，除了让你感觉到时间的压力之外，对时间的思考也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光阴如花，但硬朗的刻刀刀刀让你感慨。而在博物馆内有似乎有影子的摇曳，博物馆外却是一城的风光。光阴不居，但或许它是意外的美丽，一如邂逅。

时间把它们泡成了一壶浓郁的茶

杭州的龙井茶是知名的品牌，关于茶叶可追溯到很久远之前的事，除了说说茶圣陆羽、坡一些人的轶事外，主要的传说是那个风流皇帝乾隆，现在的龙井还有乾隆御点的“十八株茶”。在杭州这样一个地方，建立一座茶叶博物馆也是想当然的事。

我有几个台湾的朋友来杭州观光时，对中国茶叶博物馆他们是赞不绝口，规模和资料收集的齐全让他们留恋。杭州实在是一个让人想住下去的城市。茶叶博物馆建在一个好地方，在山清水秀的龙井一带，此处是著名的龙井茶茶乡――吉庆山茶园。四周为茶园环绕，景色如画，茶香馥郁，给人一派田园的意蕴。茶叶的炒制和它在沸水中缓缓的舒展，很容易让人想到所谓人生的滋味。而这样一座博物馆的建立多半是机缘巧合，在这样一处地方听茶经能让内心有着静下来的欲望，也能有静下来的可能。

中国茶叶博物馆由具有江南民居建筑风格的四组建筑组成。展室设有茶史、茶萃、茶事、茶具、茶俗和友谊六大展厅。茶史厅介绍了中国茶叶发展的历史及茶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茶萃厅则收集了中国六大类名茶的351种标本；茶具厅展示了茶饮具的演变，陈列着历代名窑茶具200余件，其中有唐代刻有“茶碗”字样的茶具、唐三彩杯、宋代莲花盏、墨釉盏、明代茶壶、宜兴紫砂壶、景德镇青花茶具、清乾隆御用茶具及少数民族的各式茶具；茶俗厅以实物组合和饮茶仪式场景介绍了各少数民族及世界其他国家的饮茶习俗；还有世界以茶为媒的相互交流。博物馆还设有茶屋供参观者品茗，并设有茶叶销售部供应各种名茶，以供人们回家品味和赠送亲友。馆内还有茶叶加工、炒制表演，不仅供游人参观，并可亲自动手制作。

还有几家特色博物馆也是缘于杭州的得天独厚：如在西湖风景区南缘、乌龟山南麓，在为数众多的石材厂、陶瓷品仓库中间，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仿宋建筑格外引人注意。

据说这里原是南宋王朝祭天的地方，素称郊坛。20世纪20年代，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南宋官窑碎瓷片，初步定为南宋官窑遗址。1991年在这里建立了南方最大的遗址博物馆南宋官窑博物馆。这是国内第一座以古窑为基础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在这里，一个龙窑的大门成了博物馆展厅的入口。走进去，就像是进了一个真正的古窑。

以“青瓷故乡”为开端，在龙窑造型为主体的展示空间中，青山绿水的环境烘托出悠远的青瓷气氛。《宫廷赏瓷》展区用的是电视虚拟演播设备，在特定的背景下播放南宋宫廷赏瓷的场面，陶瓷的种类、名称通过片子中的人物一一道来，远远比听讲解来得生动有趣。其后的展示分为“御用之瓷”、“风雅之美”、“陶瓷之路”、“南宋官窑遗址与工艺”四个篇章，形式、材料、照明等都达到现代博物馆陈列的标准。

那些古陶瓷品，甚至只是些碎瓷片，也许很平常，但依附于其上的声音是厚重而穿越时空的。我曾去过浙江的另一官窑遗址上林湖，满地的碎瓷有着让人惊艳的回眸，在这里同样也是的。

在“南宋官窑遗址与工艺”这一部分，博物馆对原遗址总体覆土回填，提高到原来的高度，局部则展示了原貌，可让观众在遗址区亲眼见到800年前南宋的窑址。这种借鉴了国外遗址保护的做法，据说国内只有两处，一南一北，北方的是陕西耀州窑。我们或许能想像出数百年前这里的热闹景象：陶车轮的簌簌声响、龙窑的烟火腾腾、师傅对徒弟的口传身授，如今只剩下这一片废墟，既往的火热和华美成为一袭想像的袍子，但爬的不是张爱玲的跳蚤，而是一种来自我们血液深处的鲜活。

在浙江博物馆里占据着一部分的良渚文化，它本身也有一个博物馆，位于杭州余杭良渚镇荀山南麓，共设四个厅。第一厅全面介绍良渚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生活情况；第二厅展出该地出土的各种精巧玉器、丰富的黑陶与石器；第三厅展示了一座该时期的"玉敛葬"大墓。

在时间的漫漫沉浸里，它们都被泡成了一壶浓郁的茶，比如说中国印学博物馆、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张小泉剪刀博物馆、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都锦生织锦博物馆、世界钱币博物馆、杭州眼镜博物馆、西湖博览会博物馆等等，无一不显示出了时间雕琢里的意义，但在这些具体的馆舍里，我们个人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大和更值得记忆的空间。

杭州的博物馆之旅可以拉得十分的悠长，这是一座有着历史凝重感的城市能给予我们的馈赠，仿佛去过巴黎的朋友，他们对艺术之都的博物馆有着何等的眷恋和念念不忘。

它们会比我们更加长久于时间的恍惚

在今天，资讯的发达和日益精美的印刷品，使博物馆的存在面临着挑战，他们如何能够更加吸引人们的视线？阅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城市的内涵，或这个城市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延伸，但让人们走进博物馆却是呆板的展示不能抵达的，它需要更先进的理念和更恰如其分的表达。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在这方面就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馆新增的语音导览系统和公众触摸查询系统投入使用，这两套系统将科技手段和人文财富相结合，让博物馆焕发了现代光彩。……多媒体等科技手段、观众参与的互动式展示、开放式陈列……这些蕴含先进理念、先进手段的陈列方式，如今在杭州的博物馆都看得到。

第4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东亚新石器时代可以称之为玉器时代：红山、良渚、齐家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三座高峰。然而，西亚及附近地区金崇拜亦源远流长。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地中海周围地区均崇拜黄金。英国罗森夫人和中国邓聪先生最早注意到并正式作出了论述。

玉石之路

早在1966年，日本近山晶就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玉石之路。1994年，臧振在《人文杂志》发表《玉石之路初探》，明确提出了“玉石之路”概念，并大胆地将良渚、石峡文化玉器与西域联系起来，认为开通玉石之路的很可能就是以玉为兵的黄帝族，他同时在《丝绸之路》发表文章宣称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1995年，张如柏对中国古代玉石之路进行了探讨，提出游牧民族昆仑-祁连一带的月氏、塞人和羌人在玉石之路上起了关键作用。早在1989年，杨伯达就注意到了玉石之路的存在，2004年，他对玉石之路网络进行了重新具体勾划。2002年，巫新华结合考古学和地理学对“玉石之路”进行了溯源。

如今，有关玉石之路的成果有：1、王仁湘著作《彩陶与玉石：前丝绸之路探索》;2、干福熹《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硅酸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3、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4、电视纪录片《玉石之路》;5、梵人等著《玉石之路：消失在古墓中的历史》;6、骆玉城等著《玉石之路探源》。

《穆天子传》记载穆王西行见西王母：“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 《汉书・地理志》记载：“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临羌在今青海湟源东南。从穆天子传等文献的记载，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手段，西王母的原型在甘肃、青海至新疆东部的可能性较大，说明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交流至迟在西周中期之初的穆王时期已经开始。

玛瑙之路

此次考察的重要站点之一――阿拉善盟，是玛瑙的海洋。我们首先参观了博物馆，走廊上有玛瑙精品展。然后走访了玛瑙奇石市场，从十多年前几千元一卡车到现在上百元一克，价格疯长了成千上万倍。随后，我们又在腾格里沙漠捡拾玛瑙，天老地荒，乐在其中。阿拉善玛瑙质地坚硬、色彩丰富，但与深红的西周玛瑙明显不同。阿拉善虽然有大量玛瑙，却不是西周玛瑙珠的来源。

现在看来沿史前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不只是和田玉，还有玛瑙，可能还有绿松石和水晶。玛瑙古称“赤玉”或“赤琼”。公元前三千纪的印度河和两河流域流行蚀花肉红石髓珠，该类饰物及其制造技术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肉红石髓”又称“红玉髓”或“光玉髓”，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肉红石髓本为世界各地常见的玉石品种，但蚀花肉红石髓珠（Etched Carnelian Beads）常见于印度河谷和两河流域的古代遗址，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西周玛瑙非常稀罕，最早见于北方夏家店和殷墟遗址，主要出土于西周贵族墓葬，东周仍流行。韩城芮国梁带村遗址、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处都有发现。

考古学已经证明西周玛瑙珠来自南亚或西亚，古人亦有记载。曹丕《马脑勒赋》序云：“马脑，玉属也，出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固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亦云：“玛瑙多出北方，南蕃、西蕃亦有，非石非玉坚而且脆，快刀刮不动”。狭义的玉，就指软玉，就是和田玉，广义的玉包括玛瑙、绿松石、水晶。因此，玉石之路不只是和田玉之路，还要考虑玛瑙、绿松石、水晶远距离交流的可能性。

现在，通过多种考察，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西周玛瑙是由西向东传播的。绿松石是玉的一种，中国有，土耳其也有。中原地区，8000年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绿松石，有可能与玛瑙一样也是由西向东传播的。因此，玉石之路不仅是多元多路的，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研究的。

青铜之路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作用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金入华夏

夏商两代约1000年，但东亚考古出土黄金不到1000克。《史记・平准书》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管子・乘马》载“黄金者，用之量也”，“金贵则货贱”。《管子・轻重》载“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可见，从春秋战国开始，黄金就已被当作价值的尺度。

有关金玉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考乔梁《黄金与美玉：中国古代农耕与畜牧集团在选取首饰材料的差异》和黄翠梅、李建纬《金玉同盟――东周金器和玉器装饰风格与角色演变》。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金玉关系对应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玉i与金环、玉簪与金冠、玉璜与金项、玉镯与金钏、玉s与金戒、金带与玉钩、玉覆面与金面具、金鞘与玉具、金印与玉玺、金杯与玉卮、金权杖与玉杖首、金书与玉册、玉帛与金锦、通灵宝玉与长命金锁、玉作与金工等。

第5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旅游商业地产由于其概念界定的不唯一性，导致其开发模式及类型的分类也较为多样。旅游商业地产可以分为五大类型：景观住宅、度假休闲区、主题公园、康体娱乐区、商业游憩区。旅游商业地产主要具有田比邻旅游资源或者旅游景区，并以其作为主要特色开发的房地产，且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具有休闲度假的游客，其主要表现为假期或旅游季节需求旺盛，平时入住率较低，后期物业管理难度相对较大，且旅游商业地产由于其依托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资金需求量较大，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率相对较高，且景区土地资源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二、我国旅游商业地产发展现状分析

本文通过对新浪旅游地产网中所列的1790个项目楼盘进行汇总分析，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综合分析目前我国旅游地产发展的情况，以客观反映旅游地产的整体状况和发展水平。依据统计分析得出，截止目前，我国旅游商业地产项目位于南方城市的占比达到83.5%，北方城市仅为16.5%。由于南方城市气候宜人，自然景观资源较为丰富，故吸引了众多地产开放商的青睐和大量休闲度假游的旅客。其中南方城市开发的旅游商业地产项目中，海南省所开发的旅游商业地产数量占比就达到了总量的38.3%，是我国旅游商业地产最为密集的省份。

三、旅游商业地产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

多旅游商业地产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我认为应该从销售者（开发商或商）、购买者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1.从销售者的照度进行分析

（1）开发商的品牌影响力大

顾客的品牌忠诚度在旅游商业地产销售中也有一定的表现，很多开发商在异地开发新项目，虽然项目未经销售时，往往会将客群定为针对全国各地需要到此地旅游度假的购房者，但在实际销售过程中，开发商的异地拿地开发的项目，往往会吸引较多开发商公司所在地以及该开发商较有影响力的项目所在地的客群来购买用于度假或投资。如绿城海南清水湾项目购买及询问较多是江浙沪一带的客群，金基地产凭借其在本地地区开发较成功的金基项目，其在千岛湖开发的金基观岛项目也吸引了众多本地主城区客群的竞相询问。

（2）物业特征决定了顾客的购买动机

相较于以度假村和产权式酒店为主要形态的旅游度假商业地产仅限于度假和投资而言，旅游住宅地产的物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动机，高端的旅游商业地产往往吸引全国各地的高端精英人士购买以用作度假或投资，但是较为中端的旅游住宅地产，不仅会吸引消费者用于度假或是投资的购买，也会吸引当地的消费者，出于用作改善性自住的购买，如果该项目周边配套较为齐全，地理位置相对较为合理，户型设计也相对宜居，加之其依托秀美的风景而建，往往也会成为当地中层以上人士改善性住房的首选。比如万科良渚文化村项目，其全方位的基础设施的构建及良渚板块较有优势的自然环境，成为杭城改善性购房者的较为青睐的项目之一。

2.从消费者（购买者）的角度进行分析

（1）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消费者在购买旅游商业地产时所可能遇见的风险，使其所拥有的景观资源遭破坏或是项目受宏观环境影响艇值等。主要内容有周边是否会出现景观更好的房产、因某些原因造成的大幅e值、周边景观是否会因开发受到破坏、购买后能否获得相关权证。

（2）开发商品牌因素

本文通过关于开发商的访谈中了解到，开发商的品牌因素在旅游商业地产的项目开发中起到相对关键的作用，不仅是顾客对于开放商品牌的认知程度，更重要的是对分时度假产品、酒店式公寓等短期居住类度假地产，消费者更加注重的是后期的物业服务及管理。所以文中将开发商品牌因素细分为销售时的服务态度、房屋质量、后期物业服务质量及销售商品牌及其信誉度。

第6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历史上那一些曾拥有高品质生活的城市已经成为废墟，但它们留下了清晰的发展痕迹

仰望历史的天空，曾有许多高品质生活城市如同群星闪烁，但是今天你若是慕名找到这些地方，看到的却是满目荒芜的城市废墟。这些城市陨落了，有的败于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有的败于战争，有的败于错误的城市走向……

早在五六千年之前，在中华文明曙光初露的时候，已经有人过着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了，在那个时候，希腊的克里特岛已经有冷热水洗澡，有类似抽水马桶这样的设备。可惜的是这座城市也与众所周知的庞贝城一样，毁于火山爆发。

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

当我们看到良渚文明时期的 块块圆润细腻雕刻精美的玉器时，很难想象在那样遥远的年代会有如此精湛的工艺水平，也很难想象当时的良渚人享受着怎样的生活品质，竟然连门都用玉石来雕琢。更令人不解的是创造了南方生活的高贵之都的良渚人会像谜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至今很难找到他们的直接后裔。由于海水水位的上涨，他们周围全是海水，他们只能远航。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远航到了哪里。有人说根据DNA的测试，像毛里求斯这些岛屿上，很可能就有这些流浪过去的古人的后裔。这又是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城市的陨落。

北宋年间的汴京盛极一时，城内四河流灌，陆路发达，人口达1D0多万。汴京城里繁华的街市，鳞次栉比的店铺，汴京河中运载货物穿梭往来的船只，逢年过节的景象我们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窥见一斑。

可是由于宋代引黄(河)济汴(河)，汴京淤积相当严重，1立方黄河水最多竟含36公斤沙子，到宋熙宁6年淤积成患，相国寺积沙几乎到了屋檐。据沈括记载，到北宋后期“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从汴河堤看民居地如在深谷。北宋亡后战争连年不断，多次黄河夺汴入淮，年长日久，汴水下游河道湮废。我们常说现在的开封就是古代的汴京，其实当年的宋代的汴京已经被湮埋在今天开封城地底下5公尺下面的沙土中了。

我们学历史，读诗词经常会讲到凉州，凉州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经济发达，各种文明在这里交汇，它就是今天的武威，以武威为中心的黄河以西的地方叫凉西。武威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有不少保护较好的古建筑如文庙，古钟楼，罗什寺塔，海藏寺等。武威凉州区博物馆内藏有文物5万多件，西夏碑、铜奔马一又称马超云雀，都是举世闻名的珍贵国宝。

讲起古代凉州的兴衰，余秋雨先生在杭州的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

有段时间，凉州的统治者信从佛教，因而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佛教大师都聚集在凉州。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印度佛教学者，叫鸠摩罗什，他7岁出家，后来成了大学者。当时长安有个叫道安的年老的大学者，他对当时长安的帝王苻坚说，我们长安如果要兴旺起来，一定要把鸠摩罗什抢过来，否则长安永远没有超越地域的名声，鸠摩罗什在哪里，文化中心就在哪里，城市的荣誉也就在哪里。苻坚一听，派了7万士兵从西安打到现在新疆的库车，抢到了鸠摩罗什。在回来的半路上，长安的苻坚由于淝水之战失败已经下台了。领兵的将军闻讯，进退两难，只得半途上停下来，这个半途就是甘肃的武威，就是当时的凉州。但后来，在长安的接替者又派人去打凉州，总算把鸠摩罗什抢到了长安。

可怜的凉州，又被另外一种力量抢夺，就是当时的北魏。北魏是鲜卑族的王朝，他们攻打凉州以后，把凉州有文化的上万户全部抢到了他们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结果山西大同繁荣了，凉州败落了。所以山西大同有了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由谁刻的?是3万个被抢走的居民当中高层次的工匠们刻的。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可以感到这里边有一些古希腊建筑的痕迹。比如在野外有那么多大柱子，有那么多雕刻中鼻子和眼睛的结构，好象都是古希腊的雕塑，什么道理?因为这些工匠里边有好多来自西域，而西域在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带去了好多希腊的工匠，所以在大同就集中了西域文化，和西域文化带来的印度文化，和印度文化带来的希腊文化。随后，北魏的皇帝把首都搬到了洛阳，于是伟大的唐朝的构建出现了。唐朝调集了各种各样的文明，西域文明、印度文明，甚至古希腊文明结合在一起，由谁调集?由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鲜卑人，和汉文化结合在 起。比如我们喜欢的李白，更偏向于道家，我们喜欢的杜甫，更偏向于儒家，我们喜欢的王维，更偏向于佛家。各种文化组合在起，个伟大的王朝就出现了。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那些高品质的文化都城的陨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高品质被抢夺了。但是这些文化并没有因为抢夺而消失，它们被抢夺到了山西，然后又到了洛阳，和汉文化结合在一起之后变成了伟大的唐文化。这其中有一种豪迈之气，缘自于各种文明的交融组合。

21世纪的生活品质之城

“21世纪世界上的生活品质之城的排序将重新洗牌，这其中应该有中国的城市”，著名学者余秋雨对中国城市的未来表示乐观。

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城市之间的比较与竞争，直接而不可逃避。相对于过去信息、资讯不发达的时代，那时人类城市之间更多地着重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比较。然而，今天要阐述一个城市的形象，没有比生活品质更有说服力了。生活品质最能够说明一个城市的性格和尊严。

生活品质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它从人们日常的、又是根本的需求的角度来审视城市发展，使城市与市民紧紧地贴在一起，使经济社会发展与市民日常活动紧紧地贴在一起。打造生活品质之城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涉及硬件和软件，一个城市生活品质的核心是群体的精神品质。

当我们把生活品质之城放在全球的坐标系里，进行比较和解读的时候，除了获得国际视野和经验参照，我们更希望收获契合打造中国生活品质之城的发展动力。世界著名的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每年针对世界215座城市进行“最适宜居住城市”调查。就39项标准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调查的范围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个人安全与卫生、教育、交通，及其它公共服务。近来年苏黎世、日内瓦、和温哥华总是排名榜前列的常客。尤其是苏黎世，已连续6年排名第一。

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地处苏黎世湖畔。作为瑞士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以银行业闻名世界。苏黎世城市特色非常鲜明，中世纪与现代化相结合，使得她有别于其他繁华喧嚣的商业城市。走在苏黎世的大街上， 仿佛置身于一个石头城市。城市的空气中似乎永远传递着静穆与安宁。古朴的老城区里，街道由鹅卵石铺成，两旁林立着各具特色的小商店。教堂、古堡、喷泉，瑞士国家博物馆，传承着历史与文化。处处体现人文关怀，苏黎世人喜欢把自己包裹在宁静中，以内敛来吸收光华。漫步住宅区，每幢房屋周围都种植着美丽蓬勃的花草，墙壁多是深灰或者粉白，有些老房子四壁还攀爬着苍翠的藤类植物。每一天每一分钟这座城市调动的资金都是天文数字，在这金融业如此发达的地方，生活步调却是如此缓慢悠闲，一洗其他金融大都市的扰攘纷繁，一切均被平和所掩盖。生活在这个城市、和到这个城市来旅游的人每每感到方便、舒适。市民素质、公务员素质十分高。而且苏黎世还是一座节约型城市。

日内瓦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再次证明了瑞士的高品质生活。

日内瓦，位于西欧最大的湖泊一美丽的日内瓦湖之畔，法拉山和阿尔卑斯山近在眼前。市内公园星罗棋布，湖畔鲜花遍地。这座仿佛用山光、水色、彩花、绿树织成的都市，美得像一首诗。

日内瓦历史悠久，人道主义传统深厚，国际化程度很高，文化活动多彩多姿。作为联合国欧洲总部的所在地，成为全世界的交汇点。每年举办重大的会议和展览会、庆祝活动吸引了各国来客。有200多个国际组织及许多人道主义机构设在日内瓦。日内瓦已被世人誉为“和平之都”。日内瓦还以令人垂涎的美食、清新的市郊风景及众多的游览项目和体育设施而著称于世。

日内瓦注重城市环境与大自然的融合。在大自然中开展体育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在罗纳河和莱蒙湖上游泳嬉戏；在郊外骑马、骑自行车或散步；在邻近的阿尔卑斯山区或法拉山区滑雪等等。无论是攀登峭壁，还是在空中翱翔，或在湖中游泳，对热爱大自然和体育的人来说，日内瓦实在是很理想的地方。值得关注的还有，日内瓦城市景观保护法规的严格和人们的自觉遵守。走遍日内瓦市，看不到一栋楼、一座宅邸的花园不宽敞、不漂亮，看不到一处私自搭建的违章房屋，也看不到一座建筑可以唯我独尊、突兀和孤立地建在某处。建筑的颜色如此丰富，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些美丽的城市建筑与澄澈的日内瓦湖、银白的勃朗雪峰、郁郁葱葱的塞利沃山、碧绿的罗纳河映衬得自然而和谐!

第7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第8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在余杭这个良渚文化的发源地，共生文化，是当地千年发展最自然的法则。张雷和他的设计品牌“品物流形”所表现的即是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生，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共生，本土设计师与西方设计师的共生。

在余杭，张雷与他的跨国设计团队花费数年的时间走访了以余杭为中心的12个村落并和传统工匠一起工作，以研究自然生活方式与传统工艺材料，并基于此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的未来”。数年调研和实践所获的成果也是丰硕的，在张雷和他的两位搭档Christoph、Jovana的推动下，“品物流形”获得2010年亚洲最具影响力奖、2011年红点设计至尊奖、2011年ELLE DECOR中国年度设计新秀，以及2012年米兰设计周Salonesatellite全场最高奖，这也是主办方第一次把此国际大奖授予中国设计师与设计品牌。共生的概念，让“品物流形”把饱含了“传统的未来”的中国设计带到了世界舞台。

“传统的未来”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为今日重提传统，似乎是一个离我们远去的东西。就如当下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全球同化，传统工艺和产品在我们的日常中已经越发少见，中国5000年的文化有时还敌不过一台5000元的智能手机，传统工艺和产品已然从日常必需品转而成为一种奢侈或是身份的符号。张雷并不想让“品物流形”的产品成为奢侈品符号，而是希望成为能融入大家生活，并且乐意去购买的产品。同样注重发掘传统，但与许多其它中国设计团队不同，他们的产品中，中国的视觉符号反倒是很少出现的，对此张雷和他的团队一直在有意去回避，他们是以中国的思维方式来主导设计。在他们开始深入接触中国传统和设计传承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的视觉符号被大量使用，例如祥云符号就被广泛应用到了各种产品中，张雷并不想重复这些当时已经被泛滥利用的元素，于是便开辟了一条以中国传统思维来主导设计的创作思路，现在看来是颇为成功的。

张雷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余杭，来余杭体验这里的传统与设计交杂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有更多和他一样的设计师扎根余杭，因为对于要成为伟大的中国设计师的人来说，最好的土壤不是金钱，而是文化。

TALK TO ZHANG LEI

ARTY：说到对中国传统工艺和产品的传承，我们很容易想到丹麦人Hans Wegner和他的中国椅，Wegner创造了明椅的又一经典，你个人如何看待他和中国椅？

张雷：Hans Wegner做中国椅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文化殖民，他把别国的传统解剖发展演变成自己一种新的模式，不过文化殖民也算是好事吧，比如香港和澳门，中国文化在那里反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还有日本完全拷贝了中国唐代的模式，也有不错的发展。像丹麦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土狭小，可挖传统有限，自己国家的传统发掘完了，再去发掘国外优秀传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传统东西可以去研究，所以我们发掘中国传统就更是应该做的了。

ARTY：杭州本地就有许多传统工艺和设计值得去发掘，为何一开始选择了余杭纸伞？

张雷：其实不光是杭州，余杭本地就有很多传统工艺和技术，比如除了纸伞之外还有滚灯。我们在介入之初对这些传统的发展和最终进行创新的结果，什么都是未知的，没有人知道会发展出什么新作品，于是就想，随机选一个做做看吧，所以余杭纸伞完全是偶然选择的。

第9篇：良渚文化概念范文

一、引言

在全球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服务业成为一国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在21世纪的国际服务业的全球竞争中，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培育，及其全球化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服务业集聚区的类型较多。上海最先从海外引入服务业集聚区的概念，目前上海市有20个服务业集聚区。

江苏是全国最早借鉴上海经验开展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省份，江苏将服务业集聚区主要分为7种类型。而浙江省将重点建设和发展的是八类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不同服务业集聚区的评价指标设计各有不同，本文以杭州休闲旅游业集聚区为例，构建休闲旅游业集聚区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杭州休闲旅游集聚区有10个，分别是良渚文化园旅游休闲集聚区、南山路艺术休闲特色街区、湘湖旅游休闲区、梅家坞茶文化村、曙光路都市休闲街、淳安千岛湖旅游休闲区、临安天目山旅游休闲度假区、建德新安江旅游休闲区、富阳龙门旅游休闲区、桐庐大奇山旅游休闲区。其中，以沿西湖的集聚区影响力最大，主要是曙光路都市休闲街、梅家坞茶文化村、南山路艺术休闲特色街，这些集聚区集聚功能较为显著。本文在调研走访杭州十大休闲旅游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旅游产业集聚区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休闲旅游业集聚的发展现状进行客观评价和正确认识。

二、休闲旅游业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建立休闲旅游集聚区首先必须有极丰富的旅游度假资源和优质的自然环境，对自然资源禀赋的较高要求是休闲旅游集聚区与其他几大集聚区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旅游业集聚区又具有外部辐射力，即依托旅游景区，集聚住宿、餐饮、休闲等经营主体，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如杭州依托西湖景区吸引休闲茶室、酒店宾馆等入驻，形成具有旅游、休闲和购物等功能的综合体。

影响休闲旅游业集聚区集聚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类型上本文将其归结为基础保障力、内在竞争力和外在支撑力3个方面，构建了一套衡量休闲旅游业集聚区集聚水平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1、基础保障力指标

基础保障力是休闲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前提，下设“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两个一级指标来衡量。“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以及非生物自然因素共同组成的各种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整体，选取“生产总值能耗”和“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来反映生态环境情况。“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选取“人均客运量”和“人均邮电业务量”两个指标来反映旅游基础设施状况。

2、内在竞争力指标

旅游景观质量是潜在旅游者选择某一旅游景区而放弃其他景区的根本原因，经济效益是促进当地政府和居民积极发展旅游业的根本动因。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休闲旅游发展的内在竞争力，是影响旅游业集聚发展潜力的重要方面。景观质量主要是指旅游景观自身品位的高低以及景观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可以通过“景观的规模和知名度”和“毗邻优秀旅游资源的数量”等指标来衡量。经济效益是指发展休闲旅游所取得的收益，可以通过“年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水平”来进行定量衡量。“旅游收入水平”是由旅游总收入和人均旅游收入按照4:6的权重加权而得。

3、外在支撑力指标

内在竞争力强的休闲旅游景区其发展潜力不一定大，因为潜力的大小还与休闲旅游发展的外在的支撑环境有关系，其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和政府支持两方面，它们共同构成旅游发展的外在支撑力。人力资源质量是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的高低情况，通过“导游从业人员占该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和“持有上岗证的导游增幅”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支持力度则采用“政府对旅游的财政投入”和“政府投融资能力”两个指标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