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调查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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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关键词】病人家属 心理状态 干预措施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主要临床表现为感知觉、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不协调的功能性精神病，发病时对患者家属来说是一个强烈的精神刺激，对其亲属的身体、心理、社交等方面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患者家属心理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自身的心理健康，而且对患者的康复也有一定影响。现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以便提高他们处理应激事件的能力，减轻心理焦虑、抑郁的程度，促进病人早日康复。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为我院2010年6月—2010年10月住院的精神病人家属100例，无器质性疾病病史、无精神疾病病史。其中患者第一次住院52例，第二次住院28例，两次以上20例。男51例，女49例。年龄20—58岁。与患者关系：配偶45例，父母34例，兄妹21例。职业：干部22例，工人34例，农民40例，无业4例。

1.2 方法

1.2.1 工具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1］。

1.2.2 调查方法 首先对病人家属进行必要的解释，征得家属同意，然后对家属进行单独测查，测查地点为我院心理测量室，由专人指导，使用统一指导语，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要求家属根据自己最近一个星期以内的实际感觉回答。

1.2.3 选取国内正常人SCL—90、SDS、SAS的评定结果（全国常模）作对照统计分析［2］统计学方法为t检验。

2 结果

2.1 病人家属SCL—90测定结果显示

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数、阳性症状均分、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障碍、抑郁、焦虑、偏执均显著高于中国常模（p

2.2 病人家属SAS、SDS测定结果显示

标准分均显著高于中国常模（p

表1 病人家属和全国常模SCL—90评定结果比较（x-±s)

转贴于

表2 病人家属和全国常模SDS、SAS评定结果比较（x-±s)

3 讨论

患精神疾病，对其家属来说无疑是一严重的生活事件，势必会影响其心理健康。近年来，国家已有报导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有心理健康的损害［3］。本调查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普遍存在明显心理健康问题，从适应性障碍至焦虑、抑郁及躯体化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等方面明显高于普通国人［4］，特别在病情严重的患者家属表现更为突出，他们顾虑重重、紧张不安。分析主要原因是:（1）社会的偏见，有人认为只要患上精神病，尤其是住过院者无疑被贴上了一张“标签”，而无颜面对社会、单位和同事;（2）有的患者在上学、择业、婚姻、社交等方面均受到歧视，使其家属感到忧心忡忡、自卑和自羞;（3）家属对其前途的担心导致内疚、绝望、失败感;（4）精神卫生知识及相关技能的缺乏，使他们面对突发事件感到恐惧、孤独、心悸、乏力头昏、躯体疼痛、睡眠障碍、手足震颤等;同时担心住院会加重患者的病情，担心药物副反应等等［5］ 。

针对患者家属存在诸多不良的心境和疑虑等心理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干预（1）要从社会、心理角度加大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使人人都了解精神卫生知识，采取集体讲座和个人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提高患者家属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以减轻其家属的心理压力，进而减少复发率;（2）对患者采取行之有效的处理，及时控制病情;（3）依据各个家庭成员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层次的心理干预，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4）加强家庭健康教育，让他们尽早了解疾病的性质、发生发展过程、治疗手段及药物治疗中发生的不良反应，延误治疗产生的不良后果，帮助他们掌握处理突发事件的技能，让他们尽快摆脱各种不良刺激，提高心理安全感，以减少紧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6］，并减少其家属对患者的不良影响 。

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不时会受到社会的嘲讽、歧视和排斥，而作为其监护人的家属的心理亦会造成沉重的负担，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同时亦会出现忧患感、自卑感及羞辱感，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而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却常常忽视病人家属的感受，无暇顾及家属的抑郁、焦虑情绪，因此呼吁全体医护人员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同时，还应注重家属的心理健康状况，积极进行心理干预，以减少紧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从而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无疑会起到良好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2000.

[2] 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1.10（特刊）：118.

[3] 叶建林，张明园，俞勤奋，等.精神分裂症的家庭教育，患者亲属的心理状况.上海精神医学，1993，5，70.

[4] 张明园，任福明，樊杉，等.正常人群中抑郁症状的调查和CES-D的应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97，20，7.

第2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论文摘要：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wto反补贴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内容。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先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和《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司法审查作了明确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具有创新之处。

wto协定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于2001年11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为《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在2004年3月被修订)第一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采取反补贴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一、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

1．反补贴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补贴措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我国对wto规则认识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 经济 交往中，各国主要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口，以实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员方的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使运用关税等手段达到限制进口的效果不断缩小。相应地，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渐演变成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秩序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所受理的244个国际纠纷中，有46个与补贴或反补贴措施有关，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补贴案件38件，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6．67％，是wto受理的纠纷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迅猛 发展 使各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进口补救作为外贸政策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长期使用的关税和其他海关壁垒。例如，美国在从1979年到1995年期间共处理的反补贴案件多达440余件。j进口补救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实质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或几个 企业 的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视地同时对所有出口成员实施；而反补贴则是直接涉及政府行为。事实上，补贴又经常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易导致受补贴的产品向国外倾销。所以，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使用反倾销调查，而不是反补贴调查。但是，这不影响反补贴作为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在2004年4月被修订)第五章规定，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家措施有三类：保障措施(第29条)，反倾销(第30条)，反补贴(第31条)。

2．司法审查标志着反补贴措施的法治化

司法审查在 现代 法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原因就在于其抑制行政专断的功能。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维护反补贴措施遵守必要的行政程序和公正标准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机制。从补贴制度的演变来看，随着《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其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规定开创了国际补贴和反补贴法的 历史 。[33《关贸总协定》第6条规定了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将“反补贴税”界定为：为了抵销任何产品在生产、制造或出口时直接间接给予补助或补贴的目的，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税。在第10条“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中，只是规定了对有关海关事项的管理行为，每个缔约方应保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所以说，它对反补贴的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不明确的。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反补贴守则》(正式名称叫《关于解释与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第23条的协议》)对司法审查也言之不详。1994年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此第一次作出了规定，凡是规定反补贴措施的成员方政府立法都应当规定司法审查制度。这一新规定为各成员方使用反补贴措施提供了一个司法制约机制，有利于防止反补贴措施的滥用，为受到反补贴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请求进口国提供司法救济确立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我国有关反补贴的法律规定首先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7年国务院根据该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专门立法。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是2001年l1月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该条例第52条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比较概括，只限于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和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事项。在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涉及受理范围、管辖、当事人、证据、审查内容、判决方式等问题，其中核心是法院对反补贴行政决定的审查范围和干预程度。法院应在何种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特别对反映行政管理专业特长的事实认定上，是确立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所在。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在成员方国(境)内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它的确立则是反补贴措施司法化的标志。

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定和语义诠释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反补贴守则，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作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列入wto协定附件1a的。它结束了1979年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只约束其“签约方”的历史，对wto所有成员均有强制约束力。wto{反补贴协议》，广义上说，还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反补贴部分、第16条、第23条以及相关的协议、决议、宣言、声明等。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司法审查”作出规定：“国内立法包含反补贴措施规定的成员均应设有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其目的特别包括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定的行政行为有关。且属第21条范围内的对裁定的审查。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及裁定或审查的主管机关，且应向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了解审查情况的机会。”该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应当履行的义务。

1．司法审查的主体

按照该条的规定，已经在国内法中包含了反补贴规定的每一成员方都应在其国(境)内针对反补贴措施的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这表明，还没有在国内法中规定反补贴措施内容的成员方不受该条款的拘束。该条规定的司法审查，在形式上包括由“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进行的审查，而不限于司法机关的审查。有人因此认为wto协定中的司法审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司法审查，也可以是行政审查和仲裁。wto协定之所以这样规定，实际上是由于各国法治水平不一，不能一概采取法院审查相互妥协的结果。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的机会”。所以，我国采取的是将法院审查作为终局的审查方式。

2．司法审查的范围

该条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特别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以及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是指行政机关对反补贴案件的最终裁定，而非初步裁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裁定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依据第21条，其审查范围包括：(1)反补贴税的时间和程度；(2)对反补贴税措施的复审；(3)对证据和程序规定的复审；(4)对承诺的规定。

3．司法审查的效率性

该条对司法审查的效率给予了重视，要求“迅速审查”，旨在防止有关当局或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对反补贴作出裁决的t]j,-i司，避免司法审查制度流于表面而无助于利害关系人。反补贴措施在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定后即可实施，司法审查程序的启动不会阻止该项措施的执行，而这些反补贴措施又有可能给利害关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司法审查程序一经提起就应该迅速地作出结论。一般认为，对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的时问不应超过成员方现有的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时间。

4．司法审查的独立性

该条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也提出了要求，即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裁定或审查机关。司法审查的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所要求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而且应该是实质上的独立。如果成员方设立的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机构或程序不能真正独立于作出反补贴措施决定的主管机关，得出的结论则有可能不公正。

5．司法审查的可参与性

该条规定应该向所有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机会，享有了解审查情况的知情权。这有利于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公平及透明度。

三、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制度构建和创新

先后颁布的《反补贴条例》和《规定》，初步构建起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并有所创新，推动了我国涉及wto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制度的建设，将对我国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公信力、司法观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

起诉资格的有无及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司法救济的程度。一般来说，只有利害关系方才具有起诉资格。《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规定，“利害关系方”应包括：1、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进口商，或大多数成员为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同业公会或商会；及2、进口成员中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大多数成员在进口成员领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同业公会和商会。上述规定不妨碍成员允许国内或者国外其他各方被列为利害关系方。

我国的《反补贴条例》第52条未对享有诉权的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作了规定，即“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进口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该规定是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相对应的。所以，具有原告资格的人原则上就是这些利害关系方。《规定》第2条将利害关系人更准确地界定为“向国务院主管机关提出反补贴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1：3经营者和进1：3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将司法审查的范围规定为“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该条对司法审查范围的规定是对成员方在国内法中确定司法审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该规定将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最终裁决有关的行为。例如有关补贴和损害的最终裁决；一类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复审行为，此类复审是在实施反补贴税之后一定时间内，主管机关主动或应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对是否有必要继续征税进行的再审查。对于经复审作出的继续征税或终止征税的决定，利害关系方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按照我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的规定，对下列决定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1)依照本条例第26条作出的终裁决定。即有关补贴和损害的终裁决定。该条例第26条规定：“初裁决定确定补贴、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商务部应当对补贴及补贴金额、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终裁决定，予以公告。”外经贸部对倾销及倾销幅度作出的终裁决定和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其性质均属于行政最终决定。

(2)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按该条例第四章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一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补贴税。二是否追溯征收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实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3)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这些复审决定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建议作出的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补贴税的决定，或者由商务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的保留、修改或取消承诺的决定。《规定》第1条包括了上述三类决定，并在第四款作了开放式的规定，即还可对“依照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补贴行政行为。”应该注意的是，例如临时反补贴税决定等临时措施、反补贴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的拒绝决定，以及终止反补贴调查决定目前尚不包括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3．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的具体标准涉及到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包括对行政程序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的审查程度，甚至涉及是否对事实进行审查(是事实审，还是法律审)。审查的程度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尊重程度或者干预程度。

反补贴的案件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并且直接与国家的外贸政策相关。反补贴司法审查是采取法律审还是事实和法律一并审理，wto各成员方当中存在不同的做法。我国在起草反补贴条例时，对是法律审还是事实与法律同时审进行过讨论。但是，在《反补贴条例》中未对审查标准作明文规定。因此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标准只能依行政诉讼法的一般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结合该法第54条理解，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是一种广义的审查，即不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还需要审查事实，审查事实又是通过认定事实的是否充分和确凿进行的。《规定》第l0条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明确规定包括五个方面：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行政法规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和是否滥用职权。

4．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裁判方式

我国《反补贴条例》未对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判决方式特别规定。《规定》第10条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反补贴司法审查案件的判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维持有关反补贴决定，即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维持；(2)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补贴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3)依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可以作出其他判决。例如，如果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程序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法院在认定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成立时，可以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5．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创新与突破

(1)划分了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

《规定》第6条规定，法院对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此之前，我国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划分。其意义在于法院可以对行政行为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方式进行审查，在事实问题的认定上可以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尊重。同时还表明，法院对反补贴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全面审查，而不限于法律和程序上的审查。

(2)确立了案卷审查规则

案卷审查规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是指法院以被告的案卷记录作为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规定》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它首次提出了“案卷记录”的概念。由于反补贴行政程序复杂，行政机关必须形成案卷，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完善案卷，认真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立场。

(3)肯定了最佳信息规则

第3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论文关键词 反倾销法 实体法 程序法

一、我国反倾销立法概述

（一）我国反倾销法的背景和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近3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凭借着“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一直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但荣耀背后，却是我国的出口产品屡遭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它们已成为我国扩大出口的“拦路虎”。与此同时，外国的许多产品也以倾销的方式打入我国市场，对我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从1995年1月1日到2005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41个WTO成员对国外进口产品发起了2840起反倾销调查，共有38个成员实施了1804起反倾销措施。其中，各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469起反倾销调查，实施了338起反倾销措施，分别占同期反倾销调查总量和反倾销措施总量的16.51%和18.74%，是被发起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成员。同时，从反倾销措施占反倾销调查的比例来看，中国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比率（72.07%）比世界同期比率（63.52%）高近10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影响最大的国家。截至2008年，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据海关最新统计分析，仅2009年前3季度，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88宗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包括57宗反倾销调查。

综合各方面状况来看，我国外贸企业遭受反倾销的特点有如下几点：（1）案件数量逐年增加；（2）反倾销的产品范围扩大；（3）投诉国家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大；（4）对我国外贸企业不公正性明显。

因此，有必要制定反倾销法作为保护本国产业、防止外国滥用反倾销措施的工具，并根据反倾销实践的经验不断修改完善反倾销法。

（二）我国反倾销法的目的、任务和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章总则部分第一条就规定了我国反倾销法的目的和任务是“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即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倾销法，利用合法的反倾销措施，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免遭因国外产品的倾销、外国政府歧视性待遇或滥用反倾销措施等原因造成损害。反倾销法的目的和任务是我国反倾销实践的指导依据。我国有关部门在进行反倾销立案时，必须以此为依据，并贯穿于整个反倾销调查过程中。

我国是个以成文法为法的正式渊源、判例不是法的渊源的国家，成文法所固有的局限性必须通过法律的基本原则来弥补。在国际贸易领域，倾销行为复杂多样，反倾销法不可能穷尽一切情况而预先作出规定。因此，有必要规定反倾销法的基本原则以协调并弥补法律条文间的冲突和漏洞。我国反倾销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竞争与公平贸易原则、合理实施反倾销措施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对等原则。

二、我国反倾销实体法

（一）倾销的确定

我国《条例》第3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1.正常贸易过程。一般认为，所谓“正常贸易过程”指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市场条件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列三种情况下的销售通常被认为是“非正常贸易过程”：交易双方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关系或者有补偿安排的销售，低于成本的销售，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销售。“正常贸易过程”，我国《条例》未作解释，今后立法有待于进一步规定。

2.正常价值。按照《条例》第4条规定，以下三种价格可以作为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的可比价格；进口国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或者该同类产品的价格、数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可以以该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国（地区）的可比价格为正常价值，也称为“第三国价值”；亦可以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作为正常价值，也称为“构成价格”。另外，进口产品不直接来自原产国（地区）的，但在产品仅通过出口国（地区）转运、产品在出口国（地区）无生产或者在出口国（地区）中不存在可比价格等情形下，可以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价格为正常价值。

3.出口价格。按照《条例》第5条规定，确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亦有三种方法：以进口产品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价格为出口价格；第二，进口产品没有出口价格或者其价格不可靠的，以根据该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推定的价格为出口价格；第三，进口产品没有出口价格或者其价格不可靠，但是该进口产品未转售给独立购买人或者未按进口时的状态转售的，可以以商务部根据合理基础推定的价格为出口价格。上述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应该优先得到使用。如果不能适用第一种方法的，可适用第二、第三种方法。

4.倾销幅度。我国《条例》第6条规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幅度，为倾销幅度。对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考虑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性因素，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换言之，按照上述方法确定的两个价格不一定“公平合理”，不能简单地作比较，还应把初步确定的两个价格做适当的调整，使这两个价格在同一基础上进行比较。

（二）损害的确定

我国《条例》第7条规定：“损害，是指倾销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

1.损害形式及其确定。由《条例》对损害的定义来看，我国反倾销法中的“损害”有三种形式：第一，倾销对国内已经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第二，倾销对国内已经建立的相关产业产生实质损害威胁；第三，倾销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

在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事项：第一，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第二，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第三，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的影响；第四，倾销进口产品的出口国（地区）、原产国（地区）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被调查产品的库存情况；第五，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在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时，应当根据肯定性证据，不得将造成损害的非倾销因素归因于倾销。

2.累计评估。在实践中，有时某一个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我国，由于产品数量很少，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单独影响很小，可以认为不会造成损害，但类似小量倾销的国家有多个，若将它们总计考虑，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就会很大。因此，可以考虑它们对我国产业的影响，这就称为损害的“累积评估”。自两个国家以上的倾销进口产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可以就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进行累积评估：第一，来自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小于2%，并且其进口量不属于“可忽略不计”的；第二，根据倾销进口产品之间以及倾销进口产品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三、我国反倾销程序法

（一）反倾销调查基本程序

1.主管机构。按照我国《条例》的条款规定，我国主理反倾销事务的机构有：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其中，主要负责反倾销事务的是商务部。

2.申请和立案。《条例》第13条规定：“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商务部应当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有关证据之日起60天内，对申请是否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调查。立案调查的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并通知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以下统称利害关系方）。立案调查的决定一经公告，商务部应当将申请书文本提供给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出口国（地区）政府。

3.反倾销调查。反倾销调查申请一经立案，商务部即会同海关总署对倾销及倾销幅度进行调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调查。反倾销调查可采取的方式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举行听证会、现场核查等，必要时商务部可以派出工作人员赴有关国家（地区）进行调查，有关国家（地区）提出异议的除外。商务部应当为各利害关系方提供陈述意见和论据的机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就倾销、损害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做出初裁决定。初裁作出肯定性决定的，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二）反倾销措施

第一，临时反倾销措施。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下列临时反倾销措施：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要求提供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

第二，价格承诺。倾销进口产品的出口经营者在反倾销调查期间，可以向商务部作出改变价格或者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的价格承诺。

第三，反倾销税。商务部终裁决定倾销成立，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

（三）行政复审和司法审查

1.行政复审（Administritivereview），反倾销调查机构对业已产生法律效力的相关反倾销措施依法进行重新审查的法律制度。建立行政复审制度的原因在于审查反倾销依据的事实情况是否发生变化以及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正当性。

我国反倾销法规定，在反倾销税或者价格承诺生效后，商务部可以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者继续履行价格承诺的必要性进行复审；也可以在经过一段合理时间，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对其提供的相应证据进行审查后，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者继续履行价格承诺的必要性进行复审。

第4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一、世界贸易组织引入日落复审规则的初衷及实施效果

（一）引入日落复审规则的初衷

反倾销措施是对本国遭受倾销损害产业的一种保护性的暂时限制贸易的措施，从贸易政策上分析，反倾销措施是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例外；而从法律意义上分析，反倾销措施是针对出口国不公平贸易而采取的制裁性的措施。《反倾销协议》从法律地位上肯定了反倾销措施执行的合理性，但是从法律理论角度研究救济性质，反倾销措施应当在其违法或损害行为得到更正时予以撤销。反倾销措施的实施若没有合理的时间期限，不但不能够缓解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扭曲”问题，反而会降低自由贸易体制的运行效率，形成新型贸易壁垒。因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反倾销协议》引入日落复审条款无疑是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的一项重大进步，它对反倾销措施在法律效力上作出的时间限制，旨在促进自由竞争贸易格局向更为广阔开放的空间发展，有效维护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体制。

（二）日落复审规则的实践效果

《反倾销协议》中引入的日落规则是各成员国基于自身贸易利益基础上作出妥协而达成的初级谈判成果，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可以在不违背《反倾销协议》的前提下自由地对其国内有关日落复审的法律法规进行构建。由于《反倾销协议》中日落规则的模糊性以及各成员国反倾销日落复审国内法的自由裁量，使得日落规则的例外情形：即延长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在日落复审中频繁地获得肯定性终裁。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资料统计，自2003年起至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提起的140多起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件中，最终真正实现了反倾销税5年期后顺利终止的案例屈指可数。一些案件甚至反复经历了2至3次的日落复审依旧未能顺利终止反倾销措施，反倾销措施执行时间长达十多余年，例如美国对我国生产的高锰酸钾、氯化钡、二氯硝基甲烷、铸铁件等产品的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于2009年进行了第3次日落复审调查，并作出肯定性终裁。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反倾销案件中启动日落复审程序而最终获得肯定性裁决的比例远远高于反倾销初审调查中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比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是反倾销原始调查的简易程序，日落复审规则远远不如原审程序的规则要求严格和明确，在一定程度上为合法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捷径。

二、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日落复审规则的缺陷

（一）日落复审启动规则不明晰

《反倾销协议》第11条第3款要求调查机关基于复审中的肯定性证据而作出有关倾销是否可能继续或重现的合理性裁定，但是该条款并未对主管机关自动发起日落复审的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即如何对主管机关主动发起日落复审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这一点尚无明确的规则标准。《反倾销协议》第6款中虽然规定反倾销原始调查的有关证据和程序的规则适用于日落复审，但该条款并未对日落复审适用原始调查的启动标准作出任何指引。这也导致了各成员国在理解日落复审的相关程序规则上带来了诸多灵活性和差异性，日本诉美国抗腐蚀碳钢板日落复审案的争端解决案例中，日本与美国关于启动日落复审的证据标准上的理解上就产生了争议。

（二）日落复审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尚不明确。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调查机关应该在合理取得的充分证据基础上裁定倾销和损害继续或重现的可能性，该条款从字面含义可解释为着调查机关理应在日落复审中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尽管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成员国都在此问题上作出妥协达成共识，但是日落条款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上没有明确责任承担主体，致使成员国的反倾销国内法倾向于将实际由调查机关承担举证的责任转移到国外的出口商身上。例如较为争议的美国国内法的“弃权”条款和“快速复审”条款，明显是赋予了出口方更多的举证责任，而且最终裁定为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也更大。2010年3月，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天然猪鬃漆刷作出反倾销快速日落复审终裁，维持反倾销措施。这已经是美国商务部对该案进行的第3次的日落复审，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出口商多为中小企业，无力承担了过多的举证责任，从而在“快速复审”上屡屡失败。同样的案件比比皆是，今年美国对华皱纹纸、镁金属等低端产品也采取了快速日落复审，并最终裁定为继续征收反倾销税。

（三）日落复审申请期限及审理期限具有模糊性。

申请期限及审理期限的模糊性实际上延长了反倾销措施的执行期限。《反倾销协议》中关于复审申请期限及审理期限，只是给出了模糊的原则规定：一是没有明确申请期限中“合理期限”究竟是多久，成员国实际在复审中的调查期限是从6个月到18个月不等；二是仅规定日落复审应迅速进行，通常应在自复审开始之日起12个月内结束。由于不是强制性规定，各成员国即使不予遵守期限的规定，也无法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因此，通常情况下，日落复审案件如果最后裁决终止反倾销措施，实际的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期限基本上都是超过了5年期限。

（四）可能性审查方式缺乏客观性。

日落复审环节中对于倾销和损害事实的审查要求与初审有着较大差别，在初审程序中要求确定倾销事实、损害事实等确凿的证据支持，而在日落复审环节上采用前瞻性的预测方式来进行评估与审查，即是对未来倾销和损害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复审期间的倾销和损害事实方面的考察在复审环节中并不是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即使出口商倾销行为消失，也并不意味调查机关会作出否定性裁决。欧盟和美国就可能性审查的理解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分别采用“可能”标准 和“不可能”标准 ，其中美国的“不可能”标准明显增加了日落复审顺利通过的难度。

（五）可能性审查的考察因素缺乏统一标准。

可能性审查追究的是未来一段合理期限内倾销和产业损害的可能性，而目前是否存在倾销事实不是日落复审的关键考量因素。关于倾销可能性审查的考察因素，主要是征税期间的倾销幅度和进口量；有时还需要参考出口商的出口意愿和出口能力、涉案产品的价格、成本费用及其它经济因素。但是大多数日落复审案件中，倾销可能性审查结果是通过进口量和倾销幅度两者的数量关系来裁决的。关于产业损害的可能性考察因素上，《反倾销协议》中虽明确了在可能性审查中无需证明倾销和损害的因果关系，但对于“合理期限”造成损害的规定尚无明确的指引，也未明晰日落复审的具体调查方法，例如对于损害认定中“累积评估”的适用、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微量倾销幅度、“公共利益”问题、反倾销税吸收问题等考虑因素在各成员国的反倾销日落复审国内法中的采用标准不尽相同，以至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日落复审贸易争端案件。例如在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上，“零位调整法”的适用在欧盟对原产于印度的棉麻床上用品进行反倾销审查案件中被确认违反了《反倾销协议》，而在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抗腐蚀碳钢板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件中却没有确认是否违反《反倾销协议》。

三、 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日落复审规则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明晰日落复审规则适用问题。《反倾销协议》明确了日落复审制度适用《反倾销协议》第6条关于证据和程序的规定，而在日落复审的其他规则上给予各成员国过度自由裁量权构建日落复审国内法。因此，各国日落复审的规则不仅差异性大，而且各国的日落的规则、程序和方法与初审有较大差别，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和反倾销日落复审的透明度。反倾销原审程序和日落复审程序上的不同，实际上构成了反倾销审查的双重标准，严重削弱了反倾销规则。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反倾销原审程序和日落复审程序上适用条款的相关规定，如有不能适用的，则应另立相关规则以统一规范各成员国的裁量标准。

第二，明晰程序性规则，限制过度自由裁量权。《反倾销协议》中对于日落复审程序性规则过于原则化，亟需修正与完善以限制各成员国的自由裁量权，明确主管机关立案审查的细节、准予立案的标准程序、证据“充分”的具体标准以及明确“合理性期限”等问题。首先，明晰日落复审启动的标准，建议由本国国内产业或国内产业代表申请启动日落复审程序，尽可能避免由主管机关依据职权自动发起复审。其次，要确认5年后反倾销措施会自动终止是日落规则的真实含义，使得日落复审案件中延长反倾销措施真正成为“例外”，切实履行反倾销协议中引入日落复审条款的宗旨。再次，合理公平配置举证责任，申请复审并以期延长反倾销税征收期限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被诉一方需要积极配合调查，以及搜集证据以作申辩，即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最后，日落复审的“合理”期限应给出明确规定，并且建议将延长反倾销措施期限缩减至2至3年。

第三，完善实体性规则，细化考察因素。《反倾销协议》中日落复审制度的实体性规则的完善，主要在于日落复审程序中可能性审查方式需要再斟酌和进一步规范，同时明确倾销可能性审查中征税期间的进口量和倾销幅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考察，清晰界定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还有其他因素的考察，建立统一标准以减少主管机关的主管随意性。其次，在损害可能性审查上关于损害可能性裁决的期间标准，即所谓的“可预见的合理期限”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再次，在日落复审实施环节上，近年来关于日落复审案件的贸易争端案件日益增多，从而需要加强成员国反倾销透明度，进一步规范各国的反倾销日落复审国内法，以约束其在复审环节的过分自由裁量。

第四，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澄清并发展日落复审规则。由于各成员国的反倾销国内法上的差异性，导致了日落复审的程序性规则和实体性规则在运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协调矛盾并形成统一意见，进一步完善日落复审规则在反倾销法中的应用。目前，典型的关于日落条款的争议在争端解决机构中解决的案例，有日本诉美国耐腐蚀碳钢板产品反倾销日落复审案和墨西哥诉美国的石油国管状产品反倾销日落复审案等。争端解决机制有助于协调各成员国反倾销国内法上的不同意见，并作出中肯的修改建议，为日落复审规则的澄清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帮助各成员国在进行反倾销日落复审问题上获得更为合理统一的意见。同时，也为随后解决日落规则的争议和新一轮谈判中关于修改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日落复审规则提供了依据和重要借鉴主要是有关日落复审是否需要计算倾销幅度，以及使用怎样的计算方法；日落复审是否需要对每个生产商、出口商进行调查；日落复审的证据要求等问题。

四、 结论

反倾销日落复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原始裁决程序，它决定着行将终止的反倾销措施是否继续有效，也意味着实施国国内产业受保护期限的长短。虽然各成员国都先后确立了日落复审制度，但在实践中还是倾向于维护着本国产业的利益，渐渐使其成为了一项新型的贸易保护非关税壁垒。因此，研究WTO日落规则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方.WTO反倾销法日落复审制度探析――欧盟、美国与中国的立法和实践之比较[J].湖北社会科学，2009（2）148-150

[2] 刘芳. 美国反倾销期终复审国内法之分析?[J].企业经济，2005（7）14-15

[3] 马光.世贸组织和主要各国的反倾销期终复审制度研究[J].法治研究，2008（10）16-20

第5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XXXX年X月X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纪委收到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组移交市纪委案件管理室批转“XX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案件侦查大队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问题线索，X月XX日经中心领导批准，中心监察室成立调查组对XXX立案审查。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被审查人基本情况

XXX，男，汉族，XXXX年X月出生，本科学历，XX市人。XXXX年X月参加工作，现任XX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职工。

二、问题线索来源及审查依据、审查过程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纪委于XXXX年X月X日收到市纪委批转XXX相关问题线索后，调查组前往XX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侦查大队调取案卷资料查看显示，XXXX年X月X日早8时50分，XXX饮酒驾驶豫XXXXXX小型轿车从XX路出发，沿XX路自西向东行驶至XX东路三馆一院时，被XX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侦查大队查获，由市专医院抽取血样并送检。经检测，血样乙醇含量80.93mg/100ml,被认定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XXX采取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调查组对XXX本人进行了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个人做了书面检查，XXX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表示无异议。

三、经审查认定的违纪（违法）事实

经审查认定XXX存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由XX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侦查大队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XX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检定证实”及书证、物证证实。XXX本人亦予承认，并在违纪事实材料上签写“同意”的意见。

四、被审查人态度和认识

在审查中，XXX态度端正积极配合审查，表示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一定要深入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牢记自己是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加强自我约束，自觉地遵守国家各项法规和单位纪律，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严要求自己，确保不再发生任何违纪违法事件。

五、处理建议

XXX同志作为XX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职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其行为同时违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按照本规定给予处分；”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第七款“其他严重违反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的行为”的规定，应承担纪律责任。

经中心纪委研究，建议给予XXX行政记大过处分。

调查组组长：XXX

调查组成员：XXX

XXX

第6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一)救灾物资的经济性一方面应关注救灾物资的募集依据是否合理、科学湘和国，2006)。从救灾物资的来源渠道开始，弄清所审救灾物资的性质、主管部门、来源渠道、规模、构成及具体用途，审查其是否按有关文件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对于通过上下级财政结算拨入的资金，可审查年度财政结算表、指标账、与上级往来及上级财政部门下达的指标文件、项目批件等资料；对来自其他渠道的资金、物资可到相关主管部门调查。另一方面应关注救灾物资是否及时到账。应用跟踪审计方法审查应急物资和资金拨付是否及时，各级财政及主管部门有无存在以各种理由延压滞留、截留、克扣、挪用等现象；分析资金、物资不到位的原因；是否存在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浪费现象等。

(二)救灾物资的效率性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审查救灾资金、物资分配的合理性。检查和评价有关救灾的资金、物资在一个地区的总体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是否起到了救灾应急的作用，应对有关主管部门分配的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审计，检查预算编制是否科学、公正和有无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情况。二是审查救灾物资政策的落实和到位情况。审计过程中，应弄清楚救灾物资各项资金物资的规模、用途、安排、支出等情况，客观评价相关部门政策的落实和到位情况，对一些地方政策执行不落实、不到位的原因进行深层次地剖析，及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审查相关使用和管理部门是否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对于救灾物资是否制定了“五专”(专项、专户、专用、专账、专人负责)以及跟踪反馈、绩效考评与奖惩制度，各种制度正常运作的保障措施是否健全有效。

(三)救灾物资的效果性主要验证救灾物资使用的效益性。救灾物资的使用效益，从整体上看，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效益，要看是否给广大群众带来了直接实惠；二是长远效益，要看是否有利于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三是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要看是否有利于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整体发展。救灾物资审计既要关注直接效益；又要关注地区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与环境效益。通过审计，揭示和纠正救灾物资分配和使用中只顾眼前，而不考虑长期后果的现象。重点关注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造成的救灾物资使用效益低下和损失浪费，并通过专门的绩效评估，对救灾物资管理和使用效益进行分析和评价，提出加强和改进管理的建议，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回报。

二、救灾物资审计方法

(一)实施“全程审计”关注“跟踪审计”，全面评价救灾物资的“三E”“全程审计”是指审计人员从救灾物资的募集、使用、管理、结束等每个过程环节都有审计人员的参与。曹润林(2008)指出，仅靠事后审计无法实现效益审计，建立一套有效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相结合的审计机制，使审计机关及时了解被审计单位和相关部门专项资金构成、规模、投向、运用等基本情况，从而实现效益审计。“跟踪审计”是指审计结束后，应加强对救灾物资审计的后续工作，一方面能进一步巩固审计成果，另一方面能全面真实地评价救灾物资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后续跟踪审计除了关注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及审计意见采纳情况，还应加强对使用的救灾物资，投人后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跟踪审计，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全面评价使用绩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查明原因，根据被审计单位执行不力或审计建议不切合实际等不同情况，督促被审计单位严格执行或者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美国审计署(GAO，2006)也指出为了规避舞弊等行为，审计人员应坚持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审计。

第7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立法完善

反倾销法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采用的保护国内产业的贸易救济措施,正越来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但是由于反倾销调查需要花费被调查公司极大的费用,并可阻止其他国外的公司进入本国市场,所以时常使得国内竞争者获得优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反倾销措施的公平实施,各国均认同美国等反倾销大国对反倾销行政行为所进行的司法审查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并且通过协商在WTO《反倾销守则》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审负责的主管机构。”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反倾销措施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在这个背景下,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被赋予了行政监督者的标签,而且地位在整个反倾销的程序中越发显得重要起来。然而,在我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是随着入世的客观存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行政案件。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还处于初创阶段,相关法律规定尚不具体和完善,实践中也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和WTO的要求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还有相当的差距。正因如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WTO的要求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立法经验)。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大难题。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

在美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国会规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及法律而言。取得对政府机关反倾销行政权利的司法审查权利是在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才得以确定的。《1979年贸易协定法》和1984年的法律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且在1981年才开始真正运作。之后,经过不断的法律的修改和补充,并通过司法实践积累,才形成目前的司法审查体制。现在美国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范主要规定于《美国法典》第19章第1516节(1990)。

我国主要依据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法律文本及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等国际法律专门规定,以及根据这一协议颁布的一系列国内法律法规。首先关于反倾销的司法审查的程序性依据,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法中。相关的具体审查标准和审查的范围等在《反倾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所体现。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管辖机构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具有当然的、独占的管辖权。但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权是有限度的,只有当诉讼直接或间接针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定中的事实情况或法律结果,并且这种裁定又必须是美国贸易法中直接指明可进行司法审查的裁决时,国际贸易法院才予以受理并审查。反倾销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对国际贸易法院反倾销裁决不服,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这个法院是根据1982年的联邦法院改进法而设立的,是一个专门的法院,管辖范围主要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院上诉案件等。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司法解释》),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管辖机构是这样规定的:“第一审反倾销诉讼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我国反倾销主管机构都在北京,因此反倾销诉讼案件一审管辖法院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及其指定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是北京高院或者最高院。

由此可见,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与行政诉讼是同一概念,所以属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而在美国,却没有专门的这一法律部门。而把这种类型的案件,归于国际贸易法院所审查的民事案件当中。所以自然在程序方面有着对比我国完全不同的规定。

审查的范围

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范围是指各国的司法机关对本国政府或政府各部门的哪些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它规定司法机关在哪些方面对行政主体行为进行监督,也是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实施司法审查案件的权限分工和受案的法律依据。

根据美国关税法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两类裁决具有管辖权:第一,不发起反倾销程序的裁决即由商务部作出的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妨碍的合理征象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审查基于情势变迁的裁决的决定。第二,已公布的最终裁决。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否定性最终裁决;商务部作出的中止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依美国法典第19卷作出的损害影响裁决;由商务部作出的有关货品在反倾销令所规定的一类或一种货品之内的决定。

我国法律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是根据《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依照本条例第25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美国行政法规定了“成熟原则”,即“指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有法院审理的阶段,即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序,才允许进行司法审查。”将行政行为划分为不成熟行政行为与成熟行政行为本是美国司法审查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成熟原则的意义在于保证行政机关在作出最后决定且行政决定对当事人产生具体影响之前不受法院干涉,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且能够避免法院过早地作出裁判,陷入抽象行政政策的争论之中。成熟原则在美国反倾销法律和司法审查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在美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导致调查程序终结的行政决定,如不立案决定、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损害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以及商务部接受出口商价格承诺的决定,均在审查的行为之列,因为它们是成熟的行政行为。而商务部对倾销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则不可审查,因为其只是一个预备性的行为,要等到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倾销损害作出否定时,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这一做法,根据成熟原则来决定哪些反倾销行政行为具备可诉性。可诉性行政行为应当是主管部门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对利害关系方的实体权益产生最终确定性影响的决定,而不应包括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例如立案决定、肯定性的初裁决定)。对这些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不予审查,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在最终决定作出后寻求司法救济,不会对其造成难以克服的或不可挽回的困难。而将不立案决定、否定性初裁决定、中止或终止调查决定等成熟的行政行为列入受案范围,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则,会更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又可以称为司法审查的深度,是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确立审查程度,实际上就是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进行权利和责任的分配,并以判决的方式影响行政活动的效率和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所以,审查标准的深浅取决于所采用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国际贸易法院在对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实施司法审查时,并不对案件相关的基本事实展开调查,除非国际贸易法院认为行政裁决的理由不充分或不具备充足的事实根据。如果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为因“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原因导致与法律上的规定不相符”,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其裁决不能提供足够的“实质性证据”而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事实裁定根本没有证据支持,以至于达到了法院必须重新审理的程度,则国际贸易法院可重新整理事实,在此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在法律问题上,基本上采用正确性标准,但是自谢弗朗案件以来有不断向合理性审查标准靠拢的趋势。即如果根据法律对某一法律概念的解释有明确的规定,而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解释将被。但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审查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法院有不同的解释意见,仍判定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认定有效。法院不能无视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解释的存在,用自己的意见代替行政机关的合理解释。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是法律与事实同时审查。但笔者认为,审查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必须有轻有重。不能“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反倾销领域不比一般的行政行为。就现阶段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状况而言,因为我国没有完善的行政实体法规定和严密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加上行政机关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政府本位意识强烈而依法行政的意识薄弱,在实践中不规范、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屡见不鲜。面对这种现状,有必要设定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权行使的效率。

而反倾销司法审查领域则有所不同。外经贸委、国家经贸委等国务院主管机关都具有较高的行政专业水平。在有关程序的操作方面也比较熟悉。面对繁杂的事实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法官不可能对这些事实做出全方位的认定和解读。另外,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允许法官在反倾销案件上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再者,反倾销措施是与国家的经贸政策,国家间的经济博弈密切相关的,如果要法官在这方面考虑的面面俱到,也是很难做到的。

第8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澳大利亚很晚才认识到建立议会专员机构的必要性。因为人们普通认为议会能适当地处理对行政决定的不满。然而，快速发展的官僚机构远远超过了议会监督的能力，议会专员的设立成为不可避免。议会专员不像法院那样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主要考虑行政决定及作出决定的方法的质量。

第一部澳大利亚议会专员立法是1971年的西澳大利亚议会特派员法。接着1972年的《南澳大利亚议会专员法》、1973年的《维克多利亚议会专员法》、1974年的《昆士兰议会特派员法》、1974年的《新南威尔士议会专员法》、1976年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专员法》、1978年的《塔斯马尼亚议会专员法》、1980年的《北部地区议会专员法》、1989年的《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议会专员法》等相继出台。这样澳大利亚的州和联邦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议会专员的立法。2001年《昆士兰议会专员法》代替了1974年的《议会特派员法》。联邦和各州的法律极为类似。

议会专员制度在澳大利亚发展很快，建立议会专员控制决定者这一观念已经从政府部门扩展到准公共部门，也扩展到社会的私人部门，如金融议会专员和保险议会专员。很多大学任命了自己的议会专员。对国防军队和警察等部门，设立特殊的议会专员，有特殊的规定。

二、联邦议会专员制度的内容

（一）组成和任命。议会专员法及根据该法第三十八条制定的议会专员法规，对议会专员及其办公室作了明确规定。（1）议会专员办公室。议会专员法第四条规定了联邦议会专员办公室和三个联邦办公室。所以除非有相反情况规定，议会专员指的是联邦议会专员办公室或者三个联邦办公室的议会专员。（2）议会专员的资格除了年龄有具体的规定外，未规定其他条件。一个人在超过65岁时，不得被任命或者重新任命为议会专员；也不得在其任期延伸至其达到该年龄时被任命或重新任命。议会专员由执政的政府挑选，被联邦总督正式任命。

（二）议会专员的职能。议会专员的中心职能是处理公众对行政的不满。在他收到公民对政府行政的投诉后，进行调查，发现问题并建议官员纠正问题。在没有得到官员满意回复的情况下，以报告的形式将其报告政府并公开。议会专员受理投诉行政行为有三个实质性要求：该行为属于议会专员的调查范围，包括行为的类型和作出行为的部门或权威机构；议会专员行使其调查的权力；该行为涉及到议会专员可以介入的理由。具体职能包括：（1）解决个人对公共机关提出的投诉；（2）改进政府管理的总体水平；（3）通过个人的投诉和有关变化的建议识别社会的制度性问题；（4）监督外部审查机构决定的执行，包括决定的执行和公共管理中的申请审查决定的执行；（5）监控执行活动和自身决定的制度性影响。

（三）管辖。（1）接受调查的机构。《议会专员法》第五条规定，议会专员有权调查联邦政府和“被规定的权威部门”。除了明确排除的以外，都在议会专员管辖权范围内。“被规定的权威部门”是为了公共目的根据法令而建立的机构或者个人，如澳大利亚邮政局。（2）不接受调查的机构和行为。某些机构被排除在“被规定的权威部门”之外，如议会专员法规定的混合公司和团社，法规特别排除的个人或者机构、准司法机关、法官和国王委员会等。议会专员法第五条规定了不接受调查的机关和行为，有10种情况。如部长采取的行动不在议会专员管辖范围内，因为部长责任制可以提供合适的责任机制。但作为委任的行使部长的法令性权力的部门官员的行为不排除在外。与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门工作有关的行为被排除在外。排除的理由在于它们的决定可以得到合理性保护审查机构的审查。（3）与管理有关事项的行为。议会专员的管辖权被限制在“与管理有关事项的行为”中。（4）不调查的裁量权。在议会专员有权管辖调查的投诉中，专员可以根据其自由裁量权拒绝调查投诉，包括四种情况：其一，投诉耽搁12个月以上，投诉被认为琐碎、无确实根据或者没有诚实提出等情况下，调查行为不被批准。其二，投诉没有首先提交相关部门或者权威机关处理，议会专员将延期调查，直至向相关部门提出投诉并使该部门有适当的时间加以纠正。其三，部门或者权威部门有合适的内部审查机构，议会专员可以在这些机构处理之后介入。其四，在某些事项属于另一个调查机构管辖权范围内时，议会专员可以不采取调查行为或者移送案件，与某个部门或权威机构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可以被相关的产业议会专员有效地处理。

（四）程序。（1）启动。议会专员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开始调查：议会专员自行主动开始调查，个人或者法人的书面投诉引起调查，议会请求调查。（2）形式。投诉人可以通过电话口头或者本人亲自告知，也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作出投诉请求。但议会专员可以要求投诉者书面提出。议会专员调查是免费的和非正式的，它有可能被快速和非正式地完成，这是为了适应日益增加的大量的案件的需要。（3）调查。很少采用双方对峙式的听证程序来解决问题。议会专员喜欢优先采用询问和讨论的方式，或者努力调解矛盾。通常有两种程序被议会专员采纳：其一，预先询问。启动事项开始后，议会专员可以向部门或者权威机关的主要官员询问情况以决定该事项是否在其管辖范围内，以及是否进行调查。多数案件采用这种方式解决。其二，正式调查。只有少部分案件采用这种方式。在开始调查前，议会专员必须告诉责任部长和涉及实体问题的主要官员。在正式调查过程中，议会专员不能给投诉者或者其他人提供参与调查的机会。但是在议会专员意欲作出一个报告明示或者暗示对某部门、权威机关或者个人进行批评时，必须给予个人或者该机构作出口头或者书面看法的机会。再者，在形成正式的不利于某个机关的看法之前，部长可以询问议会专员，同其商量讨论。（4）秘密。保密是惟一的对议会专员调查的法令性要求。在调查过程中，秘密条款保护被交流的信息。但是该信息可能被议会专员的最终报告所泄露。（5）权力。在实施调查过程中，议会专员具有广泛的调查权力，可以获得和询问他认为适当的信息和问题。他还有权迫使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信息并给出证据，审查发誓的证人，进入和检查联邦房屋。

（五）救济。一方当事人对议会专员的行为或者决定不满意的，可以根据《司法审查法》或者1903年《联邦司法法》的规定寻求司法审查。再者，《议会专员法》规定了特别的条款，联邦法院可以审查“行使或者建议行使的权力，或者履行或建议履行的职责。”如，议会专员拒绝调查一项投诉就可以被联邦法院审查。

三、州议会专员制度的内容

由于各州议会专员法（西澳大利亚为议会特派员法）的内容基本相同，也与联邦议会专员法的规定相类似，大体都规定了议会专员的性质、管辖权、权能、向州最高法院申请的情形、调查行政行为的时间、对投诉的要求、调查前的先行询问、可以拒绝调查的情形、调查程序和完成调查后的权力等内容。限于篇幅，笔者仅以2001年昆士兰议会专员法为例，重点介绍州议会专员完成调查后的权力的内容。

（一）七种情况下的报告。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该条不适用于议会指令的调查，适用于议会专员认为调查与之有关的行政行为。在出现下列七种情况时，议会专员可以提出报告：认为与法律相反；认为不合理、不正义、受压制或者不适当的歧视；同法治或者一个法律或实践相符合，但在特殊情况下，它们可能是不合理、不正义、受到压制或者不适当的歧视；作出行为是为了不适当的目的、不相关的理由，或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没有给出应当给出的理由；作出的决定建立在完全的或者部分的法律或事实错误的基础上；错误的。

（二）第五十条规定的报告和建议。其一，在下列情况下，议会专员可以向合适的政府机构的主要官员提交报告陈述其认为应当采取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的原因，并提出议会专员认为合适的建议：（a）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给适当的政府机构作进一步的考虑；（b）纠正、减轻或者改变行为效果的行为；（c）同行政行为一致的惯例应当得到改变；（d）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被考虑；（e）给出行政行为的原因或者进一步的理由；（f）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其二，在调查过程中或者之后，议会专员认为有证据表明政府机构的官员违反其职责要求或存在不良行为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a）必须向政府机构的主要官员报告违反职责或者不良的行为；（b）如果议会专员认为在其情况下适当的话，可以发送一个报告副本给政府机构的责任部长，政府机构是地方政府时，送给地方政府的主持人、镇长或者主任。其三，如果第二款的情形不能适用，议会专员可以将报告的副本送给责任部长。其四，如果政府机构是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必须将报告的副本和建议送给地方政府的所有成员。

（三）报告的追踪。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四方面的内容。其一，本条适用于议会专员根据第五十条规定给政府机构主要官员送达建议报告后的情形。其二，议会专员可以要求政府机构的主要官员在指定的期限内通报下列事项：（a）落实议会专员提出的或者被建议采取的措施要求的情况；（b）如果没有采取措施，或者只采取了某些措施来落实议会专员的建议要求，应当给出没有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的原因。其三，在下列情况下，议会专员可以给州长一份报告和政府机构主要官员的评论：（a）在议会专员看来，在将报告提交政府机构主要官员后似乎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b）在该期限内，议会专员考虑了主要官员提出的评论；（c）议会专员认为其适当。其四，如果议会专员给州长一份报告（原件报告）和一本评论，议会专员也可以给议会议长另一份报告并列入议会日程，在议会专员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内容涉及原来的报告和评论。

（四）报告履行职责。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议会专员主动给议会大会的报告，如果议会专员认为合适的话，他可以在任何时间提交给议长列入会议议程，报告其履行职责的事项。

（五）必须报告的职责。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如果议会专员调查了议会指令其进行的对行政行为的调查，就必须将调查报告提交议长列入议会大会日程表。

（六）报告的出版。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议长可以根据议会专员的书面请求，为了公共利益或者任何政府机构、组织或者个人的利益而批准议会专员出版下列资料：（a）通常与议会专员履行职责有关的报告；（b）与议会专员调查的具体案件有关的报告。

（七）通知投诉人。该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如果议会专员因为投诉人的投诉而对行政行为开始调查的，议会专员必须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尽快告诉投诉人调查结果。

第9篇：审查调查措施范文

【关键词】海外并购 法律风险 防范措施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以及“走出去”战略号召下,中国企业不断向海外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这给我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商机。我国企业凭借丰富的资本,高举“海外抄底”大旗,纷纷加入海外并购大军中,掀起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第三次浪潮,例如海尔并购三洋案、联想并购IBM案等等,向海外并购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加快了我国“走出去”的步伐。

海外并购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海外并购给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无限商机,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海外并购中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并购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海外并购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需要我们谨慎对待,不能随意忽视海外并购中各种风险特别是法律风险的存在。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差异,法律制度存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是很正常的事,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并购中取得胜利,避免“胎死腹中”或“早年夭折”,就必须高度重视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为研究目标,切实分析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将面临的各种法律风险,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可能的防范措施,希望能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概述

海外并购的含义。“并购”,顾名思义,有兼并和收购之意,一般是指实力较强的企业吸收另一家或多家实力较弱的企业。海外并购则是跨国兼并和收购的总称,属于跨国公司直接对外投资的一种,其包括两方主体,一方是收购方,另一方是被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可能会有律师事务所或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加入,协助并购的相关事宜。

通过海外并购的商业活动,中国企业可以大大缩短学习和掌握国际商事活动的有关规则,加快融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充分发挥资本优势,学习外国企业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先进经验,融合本国独特的企业文化,不断将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收购企业来说,成功的海外并购可以盘活企业的资本,增强其流动性,创造更高的价值;对整个国家来说,能够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的综合国力。

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平安收购富通”案等一系列海外收购案均以失败而告终,这表明海外收购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企业对法律风险认识不足是导致收购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风险,简单的说是指遭受损失和不利的可能性,法律风险就是指因法律的原因而遭受损失和不利的可能性,具体到企业在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因违反收购方或被收购方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而被或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海外并购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经济行为,从前期并购融资到中期的并购交易再到后期的整合经营,各个环节都充斥着法律风险,一旦法律风险发生,就会导致并购机会丧失,或者并购成本增加,又或者并购失败。引发法律风险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不当行为,企业的并购行为必须符合并购双方所在国关于并购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果不符合,那么企业的行为就属不当行为,就会引发法律风险致使并购失败。例如,我国要求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前向有关政府部门申报登记,如果企业没有进行申报登记,海外并购就不可能通过国家的审查批准,并购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法律风险重重,加上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与冲突、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并购中沟通不畅等原因,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日趋复杂,这对企业顺利并购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解析

海外并购是一项跨国商业活动,跨越国境进行经济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具体到海外并购,其涉及的法律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风险。目前,许多国家都通过建立或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来加强对外资的监管,使得国家安全审查成为海外并购影响最大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最容易遭受的法律风险。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确切的界定,都是通过列举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的因素来描述。如果在海外并购中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都会被纳入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