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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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关键字】行政复议 听证制度 听证程序

一、 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概念

有很多的学者认为，所谓的行政复议听证制度就是来源于英国普法上的自然公正，其最基本的内涵是说：“任何人在参加裁判的时候都不能一律的听取人个人的单方面的说明理由，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都要听取另外一方的说明，在此期间，不得对任何一方采取措施和惩罚等行为”。

对于我国的一些定义尽管有的明确了什么是行政复议听证的概念，有的虽未明确概念，却也描述了行政复议听证的实质内容和一些内容。

还有根据我国有关听证理论中对听证概念的通常表述，可以将行政复议听证的概念表述为：行政复议机关为审查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行政复议决定做出前，召集申请人、被申请人等，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听取其陈述、申辩和质证的活动。

二、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国外借鉴

（一）美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

美国的行政立法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大致相同，但是其主要相似的是在行政法官制度中。行政法官制度是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大概的意思是行政法官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可以根据案情，组织听证。

在行政法官宣布听证开始后，行政机关一方要陈述案件情况，并为其提出的行政裁决建议说明理由。并对于这些理由来进行。广义的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能够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一切具体决定的行为，狭义的裁决是指行政机关对于行政争议作出决定的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的行为。

行政机关承担行政复议案件的举证责任，申请人提供相应信息也是行政法官有权予以要求的一项内容，这是我国法律关于举证内容的规定。

（二）日本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1994年10月1日，日本的《行政程序法》实施，有关其行政处罚听证的规定也集中体现在这部法律中，这部法律有效的提高了行政透明度，使得公正、效率体现在行政活动中。如何做到公正，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要做到的问题。要求行政机关要告知当事人进行保障听证，这一重要行为要在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前实行。

在日本《行政程序法》中有关于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内容的规定，限定了应当举行听证条件范围，包括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证或者剥夺当事人资格或地位的行政行为。

（三）行政复议听证程序在我国台湾地区具体规定

有关台湾地区的一些情况中发现，台湾地区的行政复议听证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的体制改革，这个与美国的很多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也都是一样经历了行政化向着司法化演进的过程。

经过以上两个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对于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一些建议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由于地理位置，生活环境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差异有着不相同的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吸收和借鉴其他地区的模式，而作出更有利于本国的制度和政策。

三、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问题与成因

对于起步较晚的我们国家而言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还有待于我们慢慢去完善，听证制度的不足可以借鉴一些西方的听证制度，但在借鉴他们的制度的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不能盲目的借鉴和使用。

首先，适用范围过窄。政府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公正与效率的矛盾问题，这就造成了听证程序的使用范围的十分有限。 其次，在适用条件上也是不相同的，在行政复议听证适用条件的不相同也是存在的问题之一。再次，所研究的队伍是很不健全的。为何说所研究的队伍是不健全的，原因在于在外国行政听证制度只规定分离这项原则，意思是指也就不能在从事与裁决和听证行为相容的活动，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听证的机构或是人员，这是为了保证行政裁决工作各方的公正与公平。因此，主持听证和裁决的机构，前者也不能和后者进行单方的接触，不能同时是调查机构或是追诉者。

我国现行听证制度的存在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我国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关于听证程序立法的原则外，其主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落后的法则观念。就意识方面来讲，我国公民的意识是较薄弱的。还未有充分发挥到程序上。现实处理行政问题时，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不按照程序办案是很无奈的，但是大多数相对人选择容忍下来，这样在程序上发挥不出来是十分普遍的问题。

四、关于完善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规定

行政复议听证是行政争议当事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行政复议公开、公正、公平，提高复议案件审理透明度，保障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手段。

听证参加人的定义目前各地对于听证参加人的称谓不是很统一，听证参加人包括听证陈述人和除它以外的其他人，为会议的进行做有关的服务工作的人员不是听证参加人，他是不享有听证参加人的权利和以为的人。

为了使听证更加的全面、公正和合理，所以是必须要扩大听证参加人的范围的，但目前各国对于听证程序的参加人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也是在逐渐上涨的其实这是有利于扩大听证参加人的范围的。

现在在许多国家，听证参加人的范围有所扩大，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均可。这可是非常好的一项规定的，也是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听证参加人的一项很好的规定。

上述意见和建议可以更好的如何去完善行政复议听证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听证笔录在诸多方面上的具体实现。使听证笔录的效率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这样不仅在立法上对于每个公民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莘：《行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版；

[3]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1999年版；

[4]黄永忠：《关于若干问题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第2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争议交织

现代社会的到来，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这样就使得行政权的不段深入扩张，再加上大量民事纠纷的出现使得法院不堪重负。所以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活动应运而生。这样，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往往就交织在一起。而对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可循。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诸如轰动一时的“高永善诉影视公司房产纠纷案”中围绕三间房的所有权争议，当事人分别进行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历经中院，高院，先后出现八份裁判但纠纷至今未解决的尴尬局面①。所以，学理界对如何合理解决该类民事，行政争议交织案件提出了不少思路，其中以对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以下简称行诉附带民事）的讨论尤为热烈，并且形成了几个争议焦点。笔者在对这几个争议点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争议点：行政诉讼是否应当附带民事诉讼

对此理论界有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肯定论者主张：行诉应当附带民事，而且认为《行政诉讼法》中尚未明文规定实为憾事，应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将其纳入。他们所持理由主要有：

1，行诉附带民事所带来的利益性：即它对行政，民事争议的解决均有利或前一争议的解决有利于后一争议的解决。如在对行政裁决不服案中，法院在审理被诉行为时，必然要对涉及的民事案件进行了解；行政侵权案中，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否的认定直接关联侵权赔偿能否实现。

2，确保法院裁判的一致性。行政，民事争议交织往往使案件复杂化，再加上该问题在法律上的真空状态，就容易使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损害司法权威性。有学者就以前述“高永善案”为例加以佐证。②

（二）否定论者则对该制度持根本反对态度。认为：

1，“无法可依”：从《行政诉讼法[草案]》到《行政诉讼法》的正式实施再到99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61条中采用“一并审理”的用语，都表明迄今为止行诉附带民事仍未被立法者认可。③

2，审理对象的不同往往会导致在行政案件审理时不予审查的事实，往往却是分清民事责任的重要事实。④

3，举证责任的不同可能会引起法庭规则的混乱⑤。

（三） 我个人认为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但也应仅限于“可以”。

1，行诉可以附带民事的主要理由可归结为：具有可行性。具体地说：首先，行诉附带民事并非完全无法律依据。诚然，从行诉法条文上可能无法查证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从行政实体法的有关规定来看，现行许多行政管理法规都赋予行政机关对那些既违反行政法又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以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双重处理权。 [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8条等].相对人若对这种双重处理决定不服起诉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就是行政附带民事的适用。所以，如果说其欠缺法律依据，只能说目前还没有在行政程序法上以明确的条文予以支持。这也是笔者呼吁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立法者应关注的地方之一。其次，附带诉讼给司法所带来的效益性，是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它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附带诉讼只是诉讼合并的一个特例，而合并审理存在的法理基础即在于它的效益性和避免同一案件不同裁判结果所导致的对司法权威的损害。在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中，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事实上已经对民事争议进行了审理。“虽然民事争议的解决要依赖行政争议的解决，但行政争议的解决也不可能完全抛开民事争议，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过程中不可能无视当事人间的民事争议”。例如在大量的行政确权案和对行政许可不服案件中，无论当事人还是法院均花了大量的精力来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然而依法律规定，法院只能作出维持或撤消判决。对已完全查清的民事争议却束手无策，而只能待争议方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所谓的“官了民不了”。这无疑不符合程序效益规则的要求。

2，我这里的“仅限于可以”意指：第一，拿附带诉讼本身来说，其并非一种绝对必然的或必要的诉讼制度。刑诉附带民事不是，行诉附带民事也不是。以刑诉附带民事为例，原苏联，德国等国和我国一样采用该制度。而在美国`日本，对犯罪造成的损害要依民诉法单独提起赔偿诉讼⑥。著名的“辛普森案”就是例证：辛普森在刑诉中虽被认定为无罪但在民事诉讼中却败诉，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见，在美国不仅不要附带，且刑诉结果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也并无约束力。第二，并非所有的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都能适用行诉附带民事来解决。具体如当事人对进入民事诉讼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异议，从而产生双重争议的案件，原则上就应由受理民事争议的民事庭对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鉴别，而不宜适用行诉附带民事程序。另外有些争议交织案件适用后并不能实现程序效益，也不宜适用该制度。例如在对行政裁决不服案中，民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同时提请法院解决民事争议时，若法院查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裁决的结果是正确的。这时适用行诉附带民事的结果就是行诉中胜诉的原告在民诉中却败诉。对原告来讲，他提起行诉是没有任何效率的。第三，行政诉讼本身不同于刑事诉讼的特点使得同样是附带民事诉讼最终却产生不同的效果。我们知道刑事追诉活动是国家公权力主动介入引起的，司法机关在启动刑事诉讼的同时也保护刑事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所以刑事附带民事的适用便毫无滞碍。而行政诉讼是由享有行政诉权的人行使权利而启动的，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放弃行政诉权而使得民事争议无从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而得到解决。

第二争议点：何谓行政附带民事？

按照最一般的解释，所谓行政附带民事指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附带审理与行政案件相关联的民事案件的诉讼制度。但作为一个研究行诉附带民事制度建构合理性的基本概念，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尚嫌模糊的。所以学者门基于自己对 该制度的不同理解而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一）对不同定义的简要分析。

观点一认为：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受理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并将其合并处理的诉讼制度⑦。

观点二认为：应界定为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根据当事人请求，附带审理与行政争议相关的民事争议的特殊诉讼程序。并特别指出“相关”是指民事争议引起行政争议或者行政争议引起民事争议这俩种情况⑧。

观点三认为：应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附带解决由本案派生的民事赔偿争议的诉讼活动⑨。

在上述对行政附带民事制度的不同认识中，观点一将其与并案审理视为一体。笔者对此持有异议。我们知道，“并案审理”一语最早出现在99年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1条中，我认为它与目前尚处于学理讨论阶段的行诉附带民事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并案审理中的民事争议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就已存在，民事争议的产生可以说与该行政行为无关，当然行政机关也不可能是民事争议当事人，也不会承担民事责任。而行政附带民事一般均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对民事争议产生法律上的影响或者直接导致民事争议出现，所以行政机关可能成为民事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并最终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观点二的缺憾是将这种“相关性”扩大到包括由民事争议引起行政争议的情况。笔者认为这种争议案件本质上仍是民事案件，争议发生在平等主体间，并非是由行政行为引起。只是由于行政行为的介入使案件变的复杂而已。所以不宜将该种情况纳入行诉附带民事的范畴之内。观点三则将行政侵权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错混为一体，从而进一步将单一的行政侵权赔偿诉讼错用行政附带民事制度来解决。

（二）笔者对行诉附带民事概念的界定。

行诉附带民事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根据当事人请求，对由该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民事附带审理的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的总称。这里要指出的是：1，这里的 “由该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民事争议”具体是指俩种情况：其一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是由行政主体的同一行政行为引起。其二是指，行政行为的作出不仅未解决原有民事争议反而又引起新的民事争议。

第三争议点：行政附带民事的范围应如何界定？

由于对何谓行诉附带民事作出了不同的注解。因此，在界定行诉附带民事的适用范围上，学理界就有了不同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以下俩方面：

（一）对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归属的争议。有学者将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归入民事赔偿责任范畴。这样，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与相关行政诉讼一旦合并审理，也就成了行政附带民事⑩。有学者则从民事侵权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的主体，性质，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等方面比较后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并以此说明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不符合行诉附带民事的基本特征。

我认为：1，行诉法以专章规定了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就意味着该责任已从过去的民事赔偿责任中剥离出来而归入国家赔偿责任，所以不应将两者混同。2，从我前述的个人对行诉附带民事概念的理解出发，行政侵权赔偿显然不能用行诉附带民事解决。3，该类型案件实际上就是单纯的行政诉讼案件。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因，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是果，而侵权赔偿请求就是连接因与果的纽带。“行为-请求-责任”的模式已完整构成一个行政之诉所需的全部要素。所以在经法院审理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时，就应直接在查明案情基础上作出赔偿判决，而不宜再由相对人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二）对行政裁决引起的诉讼的归顺争议。

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居间裁决民事争议所引起的诉讼中，民事争议的解决与行政争议的解决密不可分。适用行诉附带民事既便捷又能彻底解决民事争议；而有学者认为行政裁决案件适用该制度不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的本意。其本意是仅指以行诉为主诉和前提，诉讼原本目的解决的是行政争议，民事争议只是与主诉相关才予以 “顺便趁手”解决。认为行政裁决引发的诉讼不具备该特征。

我认为两种认识均有失偏颇，原因在于未对行政裁决加以细分。事实上不同的行政裁决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因个案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笔者前述的行政附带民事概念的角度出发，可将该类案件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为不引起新的民事争议的行政裁决案。对该类案件的诉讼中，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请求中本身就内含了对原民事争议的请求，或者说当事人的行政的实质也在于满足原告的民事请求。这样，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请求已包含于并转化为一种行政诉讼请求。所以仍应将该类案件作为行诉案件来处理。只是在审理是涉及民事争议的解决时参照适用民诉法相关规定即可。法院最终裁判也应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作出确定。另异类案件中，行政裁决作出后同时引发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或者在原有民事争议未解决的前提下又引起了新的民事争议。故对此应适用行诉附带民事。例如，甲殴打乙致乙身体受到伤害。公安机关裁决甲赔乙500元，甲以赔的太多为由起诉，乙则以赔的太少为由起诉。此时公安机关的行政裁决行为同时引发甲乙对裁决不服的行政争议。这种情况下，甲乙任何一方的行政请求中不能完全内含民事请求，所以不宜完全作为行政诉讼案件来处理。笔者认为此时适用行诉附带民事可以说是恰当正时。

（三）行诉附带民事的类型

在对上述两种类型的案件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予以合理“扬弃”后，笔者试图进一步廓清行诉附带民事的适用范围，认为主要存在于下列案件中：

1，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起诉，但该行为却预决着当事人间的民事争议或对业已存在的民事争议产生法律上的影响。如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公证，证明行为等。

2，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机关已许可的某行为时，第三方认为该行政许可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提起行政诉讼过程中要求发育附带解决民事争议。

3，受害人和受处罚人均对行政处罚不服而起诉并同时要求解决民事争议的。

参考文献

[1]本案详细情况参见王光辉整理《一个案件，八份判决》《中外法学》98年第二期

[2]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甘文著《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175页；

[4][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95年版；

[5]可参阅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版；

[6]薛刚凌：《处理行政，民事争议重合案件的程序探讨》《法律科学》1998年第六期；

[7]杨伟东：《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探略》《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8]李力：《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法学争鸣》2001年第5期；

第3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摘要】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发展的同时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就业岗位，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就业压力，但不可避免的也引发了许多矛盾纠纷，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其中劳资纠纷问题特别需要重视。本文立足于建筑业迅速发展的背景，初步探讨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在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的解决模型。

【关键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建筑业 劳资纠纷

一、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现状

1.拖欠工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建筑行业里，工资的拖欠问题是一种经久不息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建筑行业体系、管理制度混乱。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建筑公司资质参差不齐，许多公司资质达不到标准。最后，我国建筑业中，公司承包工程是垫资施工，而不管是住房建设还是工程建设的开发商支付工程款都是分批次结算的，工程款资金不是一次性就能到位的。这几方面原因结合，导致了拖欠工资这一状况屡禁不绝的现象。

2.劳动签约率低，工伤赔付艰难。我国建筑行业工人存在较大的流动性，同时他们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这就导致建筑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不与建筑工人签劳动合同，不为建筑工人缴纳保险，这使得建筑工人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建筑行业本身是个高危险行业，极其容易发生工伤事故，而建筑工人在缺乏相应手续的情况下，发生工伤事故却没有相应的劳动保障，申请赔付就变得很艰难，再加上资本方的一些推诿责任的行为，劳方与资本方之间便很容易爆发激烈的冲突，最终形成劳资纠纷。

3.资本方地位强势，劳动者地位弱势。建筑行业的性质决定了需要大量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建筑工人，对于建筑工人没有太多的技能要求，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存在供应大于需求这一现象，使得建筑企业在招聘建筑工人是可以无差别的招工，往往是联络一个负责人，由这个负责人直接负责笼络建立施工队伍，而不需要像其他企业一般那样的招聘流程。综上原因，也就形成了资本方地位强势，劳动者地位弱势的状况。但是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如果自身的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反而要遭受侵害，那么就会与企业之间产生冲突，打破和谐劳资关系状态，使得劳资双方之间形成劳资纠纷矛盾。

二.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是在1976年的庞德会议上由美国教授弗兰克・桑德首次提出，这一名词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形式包括调解、和解、仲裁、行政裁决等。其发展不仅基于对诉讼过程中各种困境的反思，而且还基于追求和谐社会的文化意识。作为一种总括性概念，ADR涵盖了解决纠纷的一切领域，泛指一切诉讼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ADR又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随着实践不断扩展、创新与发展。

在我国，劳资纠纷解决形式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制度。先由劳资双方自主协商，之后是各方调解，然后再经过劳动仲裁，最后才进入法律诉讼阶段。可以看出，我国有着充分的非诉讼处理流程，与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有效匹配，只是我国的协商、调解、仲裁在纠纷化解中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诉讼。建立我国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可以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平解决纠纷更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

三、ADR替代性纠纷解Q机制在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中的运用初探

1.运用原则

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模型的构建需要以明确公共权力的界限为原则来构建。在我国，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式和其所对应的职权范围是建设完善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的一个重点。在建立起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式和不同的职权范围后就能够进行具体纠纷解决路径的构建。这种构建路径有些类似于我国现有的纠纷解决形式“一调一裁两审制”。首先是建立不同于“一调一裁两审制”的民间调解和民间仲裁，一方面可以优化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更灵活。其次是充分利用政府行政机关，发挥行政机关在特定种类的纠纷解决中的优势。最后一条路径与我国现有纠纷解决制度一样，是经过法院走诉讼程序，因为司法审判可能会存在偏差，但其公正性毋庸置疑的是最高的。上诉内容中的一个重点和三条路径就是对明确公共权力界限的最佳案例，一切民间的纠纷解决形式都必须以尊重司法为前提。

2.发展多层次的民间调解ADR

（1）律师的ADR服务。与国内律师职业不同，许多发达国家的律师的业务不仅仅是诉讼，还有对纠纷进行调解也是律师的一项主要业务。由此，我国在建设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路上可以借鉴这一点。在全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爆发激烈的地区建立起专业调解劳资纠纷的律师事务所，与寻常的律师事务所联合营业，最终形成律师调解中心。以律师深厚的诉讼功底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为依据，提供调解业务对外营业，同时，劳资纠纷双方自愿选择调解业务。

（2）建筑业专业ADR。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各行各业提供各类型服务的组织为行业内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国劳资纠纷高发的建筑行业，可以建立专业处理建筑业劳资纠纷的ADR调解机构，以改善建筑业劳资关系混乱复杂的局面为目标，促进建筑业和谐劳资关系构建。该机构成立于建筑业内部，对建筑业的许多特点和不文明的现象有着充分的了解，在劳资纠纷解决中能够更好把握关键点进行处理，劳资纠纷事故可在内部进行消化。

（3）新兴营利性专家调解机构。我国劳资纠纷的增长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是一项难以平衡的矛盾，面对国内劳资纠纷的迅速增长，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面面俱到的分配。由此，可以在国内建设民间的劳资纠纷解决制度，这就是民间ADR中的营利性调解机构。面对市场的需求，可以发展以解决各种行业各种类型纠纷为服务业务的技术性纠纷解决机构，不仅仅是以解决建筑业劳资纠纷为产品，还可以多方向的发展业务，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国家可以建立此项职业的资格证书考核，提供相关的培训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4.以调审分离建立法院附设ADR的独立性

（1）建立案件管理制度。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劳资纠纷频发的不只是建筑行业，许多劳动密集型行业劳资纠纷现状同样复杂多变。因此，面对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类型的劳资纠纷案件，对案件进行有效的分类处理就成为必然，完善的案件管理制度就应运而生。无论是调解、还是诉讼渠道，对劳资纠纷案件进行有效的分流都能够更好的让劳资纠纷得到解决。在劳资纠纷报案机构设立专门人员对纠纷案件案情分析分类，先区分纠纷行业，再区分纠纷类型，最后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案件的分流在各种类型的ADR纠纷解决机构都可以进行。

（2）人员的独立性。建设法院附设ADR要注意区分调解和诉讼的区别，不能将二者混同。可以设立专职的法院ADR工作人T，改变法院里法官兼任调解员的情况，建立类似诉讼一样完善的法院ADR制度，保证法院ADR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独立性。

（3）效力独立。在法院附设ADR建设中，不仅要保证ADR工作人员的独立性，还要保证ADR调解程序上的独立性，即效力独立。同ADR工作人员独立性保证一样，效力独立也要从制度上来保证。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调解的过程不受干涉，二是保证调解结果的执行，这要求国家在法律上承认法院ADR调解的有效性，赋予全力保证结果具有强制执行力。

5完善行政ADR

（1）建立独立的行政裁决机构。设立行政裁决机构的目的是将行政裁决和民事纠纷解决结合，有效处理劳资纠纷，因为行政裁决有足够的信服力和威慑力，能够对纠纷进行有效的裁决，并保证结果的执行性。这一点在劳资纠纷局面复杂的建筑业，将有着突出的作用和效果。

（2）明确行政裁决的范围。在行政ADR的完善中，明确行政裁决的使用范围是有其重要的，对行政裁决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也应该有明确的权力范围。明确行政裁决范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划分，一种是适用行政裁决的案件，一种是不使用行政裁决的案件。其中适用与行政裁决的案件有：由纠纷赔付而引起的案件，由合同所引起的纠纷案件；而不适用行政裁决的案件主要是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纠纷案件，原因是纠纷案件如果涉及公共利益无论最后的解决结果如何都将会不可避免的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且有可能或给涉及纠纷案件的政府机关带来不良影响，导致政府机关权威受到削弱。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利益评估。在行政裁决程序中，建立纠纷解决利益评估机制能够对各方利益进行有效的平衡，将利益损害降到最低，同时还能够缓解纠纷双方激烈的矛盾冲突。利益评估在尊重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基础上，在仲裁程序启动时同时启动，一直到仲裁结束。另一方面，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行政裁决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避免行政裁决过程中因利益而导致行政裁决机构不公平的对待纠纷当事人，导致纠纷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促进行政裁决机构的良好发展，使行政裁决机构长久有效地发展下去，在纠纷解决中发挥真正的效用。

四.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建筑业领域的劳资纠纷解决模型，以期更好地解决劳资纠纷问题。当然，劳资纠纷的解决不能仅靠政府通过制度建设来进行，还需要劳资纠纷双方协作以及社会各界的配合。

参考文献：[1]荆传玉.我国建筑行业劳资关系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2011.5

[2]许岑涔.我国劳资纠纷解决模式的完善制度[D].广大财经大学.2015.5

第4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国际能源投资是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世界能源理事会（World Energy Council ，简称WEC）的报告称，2013年上半全球能源项目投资为342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简称UNCTAD）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能源投资在2013年国际投资1.45万亿美元的总量中占据了绝大部分。但是，对于国际能源投资的定义，大多数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性多边投资条约及世界性多边能源投资公约并不明确指明其定义，对能源投资适用范围的规定也较为模糊。本文结合众多国际组织报告、国际法、国内法和学理观点，将国际能源投资定义为具备一定资质的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国家和国际组织）为获取一定的能源投资收益，以设立能源企业或分支机构、收买或兼并东道国境内原有能源企业等方式向东道国投资，取得全部或部分控制权、管理权并对所投资能源企业有重大影响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

二、国际能源投资征收风险的概念

征收是国家以其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的一种主权行为，格劳秀斯对此也认为征收是国家行使的主权属性之一。目前，国际条约中尚没有对征收概念的明确定义，《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第11条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业务细则》第1.29条将征收和类似措施作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承保的政治风险之一，指出东道国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剥夺了投资者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控制权或收益权，就构成了征收。

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决议以及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都在原则上不实行征收， 但并未放弃特殊情况的征收权。与此同时，为防止征收措施的滥用，这些法律文件也规定了进行征收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为了社会公共利益；（2）非歧视；（3）遵守适当的法律程序；（4）对征收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文件将征收都限定为四个条件，有的文件规定较松，只纳入了四个条件中的三个甚至两个。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承认一国对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的主权，但是，对征收仅限定为三个条件，包括为了公共目的、遵守适当法律程序和适当赔偿。2009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国投资促进法》则规定只需满足公共利益和补偿两个条件就可以征收。

三、国际能源投资征收风险的法律救济

征收风险的法律救济是指在征收措施发生并产生争议后，依据法律的规定，投资者通过东道国的当地救济、投资国的外交保护、ICSID提供的救济和其他国际仲裁等一系列补救性措施对所受损失进行的救济。投资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担保制度本身也属于救济的范畴，但这两种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均以投资者在担保机构投保为前提，要求投资者在征收风险发生前已投保，在征收风险发生后由担保机构在代位权的基础上进行索赔，与传统的法律救济差别较大。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对征收风险的传统法律救济措施。

（一）东道国的当地救济

当地救济是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体现，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4条第2款规定了当地救济的概念，当地救济是指受害人可以在所指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通过普通的或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机构获得的法律救济。因此，当外国投资者遭受征收风险后，可以在东道国管辖的范围内，依据东道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通过行政手段、仲裁手段和司法手段，以寻求救济。

1.行政救济手段

能源投资中的征收发生在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说，因征收而引起的争议属于东道国境内的行政争议。东道国为行政主体，而外国投资者为行政相对人。各国的行政救济手段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征收争议的国内法救济手段，但用语有着差异。中国国内立法将这种救济手段称为行政复议，而英国将行政救济手段统一为行政救济，并且将行政救济分为原级救济、层级救济和裁判所救济，之所以如此规定是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观念在英国根深蒂固。原级救济指当局自己提供的救济，层级救济指当局所在行政系统提供的上下级救济，裁判所救济指当局所在行政系统以外的行政裁判所提供的救济。德国的行政救济手段为异议审查，指当事人向原处分机关提出声明异议或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诉愿，根据《行政法院法》的规定，异议审查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必经手段。韩国称为行政诉愿，1951年《行政诉愿法》规定诉愿应通过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提出，若需由上级机关审理，则由该机关转交给其直接的上级机关。

2.仲裁救济手段

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达成的仲裁协议，在东道国境内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能源投资的征收争议，容易得到东道国的认同，有利于征收争议的解决和裁决在东道国的执行。1965年之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张把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征收争议归入由本国仲裁机构解决的国内法调整范围，而随着《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的颁布，征收争议多通过国际仲裁机制得到解决，只有少部分国家未将征收争议排除在本国仲裁范围之外。如2003年《柬埔寨王国统一投资法》第8条指出，除与土地有关的争议外，任何与合格投资项目相关的争议在首次书面请求商谈后两个月内，争议方未能友好解决，任何一方可将争议“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柬埔寨国内外申请仲裁”，可见国内仲裁是柬埔寨境内征收争议的解决方式之一。

3.司法救济手段

司法救济手段指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产生能源投资的征收争议后，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东道国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经法院审理作出裁决的司法活动。各国多将司法救济手段作为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投资的救济手段，塔吉克斯坦共和国1992年《外国投资法》第8条规定：“有关征收赔偿数额、期限和支付方式发生争执时，可以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院依照该国法令来解决。”2006年生效的《越南投资法》第12条第4款规定：“在越南，外国投资者与越南行政机关涉及投资活动的争议应通过越南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除非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有关部门签订的协议，或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成员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

（二）投资国的外交保护

2007年联合国 大会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将外交保护定义为一国对于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通过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以期使该国责任得到履行。

投资国在投资者遭遇征收风险后，需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提起外交保护。第一，投资者国籍持续。国籍持续是投资国行使外交保护前外国投资者需满足的首要条件，反映了投资国的属人管辖权。外国投资者请求外交保护，必须持续不断地具有投资国的国籍，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正式提出求偿之日持续拥有投资国的国籍，则推断其国籍是持续的。第二，投资者需用尽东道国的当地救济。根据《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4条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因征收引起争议时，需用尽东道国法律对其可以适用的所有法律救济手段，包括行政手段、仲裁手段、司法手段。第三，东道国的征收行为违法。由于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征收规范，违法即指东道国的征收行为违反了有关征收的实体性或程序性规定的国内法或生效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通过投资国的外交保护，使东道国的责任得到履行，投资者的权益得到救济。

（三）ICSID提供的救济

1965年，为解决东道国与另一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在世界银行的主持下出台了《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简称ICSID）也因此而成立。国际能源投资争议属于投资争议的范畴，因而经缔约国与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双方书面同意并提交给ICSID的争端，ICSID就享有管辖权。

ICSID解决国际能源投资争议的途径有两种，即调解程序和仲裁程序。调解无约束力，仲裁则具有最终的约束力。当事人对于适用调解还是仲裁可自行商定，可直接进行调解或仲裁，也可先调解后仲裁。ICSID为调解与仲裁提供设施，如设调解人小组和仲裁员小组，供争议当事人之用。ICSID的裁决是一裁终局，任何缔约国都应承认其效力，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仲裁机构的裁决，它相当于各国法院的终局裁决，国家法院无权对它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

ICSID成员国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大多规定可以将有关征收补偿的争议或有关投资的一切争议提交该中心解决。如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里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9条规定争议可选择提交到“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庭。这一举措使得ICSID的仲裁得到广泛的运用，促进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征收争议得到解决。

（四）其他国际仲裁

征收争议作为国际能源投资中引发的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纠纷，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投资争议，根据《能源条约》第26条第3款的规定，其他国际仲裁手段仅包括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会仲裁院。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UNCITRAL仲裁规则）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76年制定，2010年进行了新的修订。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并未像ICSID一样设立常设国际仲裁机构，而是将UNCITRAL规则作为一种示范性规则，供当事人选择适用。根据UNCITRAL仲裁规则第1条第1款的规定：“提交的争议应按照《规则》进行解决，但须服从各方当事人可能协议对本《规则》作出的修改。”投资者在利用UNCITRAL规则进行仲裁时，具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性，可以灵活性地对规则的具体条款协议达成一致修改。根据UNCITRAL仲裁规则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可将征收争议提起仲裁，但应将仲裁通知书送交东道国，仲裁程序从东道国收到仲裁通知书之日起开始。仲裁裁决以书面形式作出，对双方当事人都有最终的约束力。仲裁裁决作出后，投资者和东道国都应立即履行仲裁裁决。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成立于1917年，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下的一个常设机构。该常设机构具有自己的仲裁规则，同时，还可以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其他任何仲裁规则来审理案件。

第5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一）对行政裁决不服提起的诉讼中并不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无须为此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所谓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依一定的原因，由同一审判组织在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一并附带解决民事争议的审判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它是将两种不同性质且又相关联的诉讼纳入同一过程，是对数个相关联但又不同性质的争议一次性的处理。在我国，法律规定由行政主体主管处理的民事争议，有些在行政主体处理以前，并不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的安置补偿争议；同时，经行政主体裁决民事争议的各方当事人，由于行政裁决的效力性和强制性，也不能抛开行政裁决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而必须首先摆脱行政裁决对其的束缚，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因此，在不服行政裁决引起的诉讼中，应当以行政主体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但行政相对人虽以行政主体为被告，其起诉的实质却仍在于满足其民事请求，即解决受行政裁决约束的民事争议。如甲、乙两村因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发生争议，县政府作出裁决确认该土地使用权归甲村所有，乙村不服，认为该土地使用权应归自己享有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纠正县政府的错误决定。在该诉讼中，乙村提出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撤销县政府的确权决定，而在于通过要求法院纠正县政府的行政裁决确认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它的行政诉讼请求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民事请求。在这一行政诉讼中，民事争议的解决是行政争议解决的起点和归宿，法院如果脱离了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审查判断，便无从判断行政裁决的合法与否。由此可见，此时对行政争议的解决必然要涉及对民事权益的审查和确认，并不存在两种性质的诉讼，而仅仅存在一种内含民事请求的行政诉讼，没有必要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审理因此而引起的行政案件。

（二）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审理不服行政裁决的行政案件易导致审判程序复杂化，从而违背主张者的初衷。附带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解决某一纠纷时，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另一性质的法律关系纠纷在同一审理程序中予以解决的制度，是诉的合并的一种特殊形式。诉的合并主要是为了节约时间，增加效率，也是为了避免人民法院解决同一种类案件时因审理人员不同而导致判决结果的不一致。因此，附带诉讼必须体现效率性，即能提高审判效率；还必须体现利益性，即通过附带诉讼，两种不同性质争议的解决都更有利。但如果将诉请法院解决的行政裁决所涉及的民事争议作为附带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合并审理，由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范围不同、审理机构不同、审理方式和审判原则的差异，极易发生以下现象，以致影响效率性和利益性的实现。

1.庭审过程更加复杂。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时，既要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又要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由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不同，法院在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审查的对象也不同。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的对象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在民事诉讼中，审查的对象则是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而民事诉讼中，法院只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因此，法院对行政案件的事实调查与民事案件的事实调查角度是不一样的，但该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事实上又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有可能使法官在庭审时对同一事实进行重复调查。加上当事人的个人素质、法律知识、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文化背景的差异，极易使法庭调查变得条理不清，增加了庭审难度。

2.举证规则易混乱。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不同。在行政诉讼中应当由被告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举证，若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审理因行政裁决引起的行政案件，则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即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可能会为被告举证，这将可能引起法庭举证规则混乱。如果行政诉讼的原告成为民事诉讼的原告，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其不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不能举证则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但是其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其有义务及责任举证。

3.可能发生判决结果的不一致，甚至引起更为复杂的案件处理程序，从而影响法院判决的执行。某些情况下，经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违法，比如程序严重违法、或者认定事实不清、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兼而有之，应予撤销，但是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行政裁决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因此，行政诉讼中胜诉的原告在民事诉讼中败诉。而在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同时判决的情况下，当事人若仅对行政案件或民事案件提出上诉，也可能发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判决结果的冲突。比如，行政裁决被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而民事争议经法院作出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不上诉，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诉行政裁决是合法的，判决撤销原判，直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这就意味着一审的民事判决可能有错，但这时只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才能纠正。

4.难以真正实现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同时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妨害行政诉讼的原告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使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行政诉讼被告与民事争议一方举证责任的组合优势是通过附带诉讼表现出来的，这将使司法公正的形象和行政诉讼原告内心服判程度都大受影响。

（三）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审理不服行政裁决的行政案件无法定依据。诉讼形式的存在以法律规定为前提，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而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

二、以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形式审理不服行政裁决的案件在制度上尚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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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这一规定虽回避了附带诉讼的概念，只是说一并解决，但二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然而这一规定并不完全是学术界理论上设置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因为这里规定的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案件所涉及的民事争议仅包括两类，一是权属纠纷，比如土地确权，二是侵权纠纷，比如治安侵权案件。并且，这一规定的适用还必须符合一些条件，主要有：第一，一并审理的发生前提是行政裁决行为违法，即被诉行政裁决违法的情况下，法院才可能进行一并审理。第二，引起一并审理的原因是民事争议当事人的申请行为，当事人要求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若民事争议当事人没有要求法院一并审理，法院无权一并审理。第三，这个民事争议与民事争议具有关联性。根据这些条件，对《若干解释》第61条的适用即存在以下问题：转贴于

（一）在提高诉讼效率上具有局限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认为适用《若干解释》第61条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民事案件时，一般先审理行政部分，然后再审理民事部分。如果民事部分案情较复杂，可能延误行政诉讼审理期限的，也可以先对行政部分审理并作出判决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民事部分。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合法，必须维持该处理决定，如果经审查认为决定违法，应当予以撤销。撤销后，如果当事人一方要求法院进一步解决民事纠纷，法院可以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行政和民事的判决、裁定一般应分别作出。笔者认为，这种操作程序尽管可能避免庭审调查复杂、法庭举证规则混乱等现象，但严格讲来仅解决了同一审判组织对相关案件的审理问题，与“一并审理”差距太大，谈不上提高诉讼效率。尽管同一审判组织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审理、法律适用等均了解情况，由其继续审理民事案件有利于判决结果的科学性、严肃性，但是设立附带诉讼包括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案件的制度，本质上不仅是出于裁判稳定性的考虑（即避免裁判的相互矛盾），更重要的是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如果主诉讼与从诉讼分期审理，甚至分别判决，能否称为“一并审理”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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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裁决违法如何确认难以把握。从《若干解释》第61条的文字表述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此条的释义来看，行政裁决违法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一并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并且这一前提不是民事争议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而是法院的确认。但是《若干解释》并未就行政裁决违法由哪一级法院、在什么情况下确定作出具体规定。一审法院对行政裁决行为进行审查以后，如果认为其违法，可以作出撤销或确认判决，但是这时当事人还可能对此提出上诉，判决并不能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被诉行政裁决行为是否真的违法，还不能最终被确定。而如果行政裁决违法是由二审法院确定，那么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将被剥夺上诉的权利，这与二审终审的原则不相符，同时也不存在“一并审理”的问题。行政裁决违法如果仅仅是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裁决行为不符合法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求，在作出一审判决之前的一种程序性的确认，那也不存在“一并审理”的问题，因为附带诉讼的实质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将两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诉讼放在同一诉讼过程中进行审理，如果一审能够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必定已经经过庭审、合议等一系列法定程序，此时再对民事争议进行审理，也必然要启动相应的程序，故已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一并审理”了。

（三）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诉讼请求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提起没有明确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分步审理的观点，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合法，必须维持该处理决定，如果经审查认为决定违法，应当予以撤销。撤销后，如果当事人一方要求法院进一步解决民事纠纷，法院可以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也就是说在法院作出判决（否则“撤销”难以体现）后，当事人都可提出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诉讼请求，这就意味着需要进行新的一轮审查、开庭，这种“一并审理”并未从实质上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和提高审判效率。同时，如果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裁决后，被告行政机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行政裁决合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持该行政裁决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那么此时民事案件无论是否已经审结，都将与该判决发生极大的冲突。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案件在审判实践中还存在许多具体操作性的问题。对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并审理时，要遵循何种原则与制度？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遵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还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何解决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时效冲突？一方当事人上诉后，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如何确定？这一系列的问题，限制着法院对《若干解释》第61条的适用。

三、赋予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裁决的变更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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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赋予法院对于行政裁决的变更权不存在司法权侵犯行政权的问题。反对法院对行政裁决行使变更权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司法权侵犯了行政权，笔者认为，从行政裁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根据国家职能分工的传统理论观念，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是属于司法领域的一种司法职能，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行政裁决应运而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行政机关拥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知识。这正是解决高技术经济发展领域中社会纠纷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这一条件正是司法机关所缺乏的。其次，由于行政机关具有专门的行政管理经验，由其处理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有利于查清发生纠纷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解决纠纷。同时也有利于其发现行政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改进工作，加强行政管理。第三，行政裁决与司法审判相比，具有程序简便，方法灵活，结案迅速，符合经济原则等优点。可见，行政裁决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和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结果。因此，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以中间人的身份裁断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形式正好与司法机关的活动形式雷同，而与其它行政活动则有极大的差异。也就说在行政裁决活动中，行政机关所扮演的是一个公正人和裁判者的角色-即类似于法官。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说，行政审判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司法权代替行政权，而行政裁决所处理的民事纠纷，原本就是司法权的主管领域，如果由于行政权的介入反而使法院对该类纠纷的审判权受到限制，显然是不合情理、不合法理的。因此，人民法院对行政裁决行使变更权，并不发生司法权侵犯行政权的问题。

（二）行政裁决在解决纠纷上的非终局性特点是法院对其行使变更权的理论依据。由于行政裁决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两者的职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即将部分由司法机关管辖的事项授权行政机关管辖，使其转化为行政职能。同时，为了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该职权和保证国家司法权的统一性，国家又建立了不服行政裁决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即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行政法所奉行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对平等主体之间某些纠纷所作的裁决并不是最终的裁决，终局的裁决将由司法审判机关作出。这就为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行使变更权提供了最基本的法理依据。

（三）行政裁决在行政程序中的准司法性特点为法院对其行使变更权提供了事实基础。为了使行政机关能够公正地断“案”，不偏私，以处理好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行政裁决的程序作了专门的规定，用以规范这种活动。这些程序不同于行政程序，而是更接近于司法程序，因而人们常把行政裁决称为准司法行为或行政司法行为。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担，基本上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行政机关则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利。行政裁决的内容在形式上也与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相一致，即都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实体民事权利义务的设定。在我国，还规定了裁决之前的调解程序。因此，行政裁决中所反映出来的事实、证据以及民事争议当事人主观意志是较为全面的，有利于人民法院对其直接行使变更权。

（四）人民法院对行政裁决案件的审理特点要求赋予其司法变更权。一般而言，行政行为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行为内容，一经作出便形成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对人无疑受其约束。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所作出的一种处理，但一旦民事争议的双方主体对行政裁决不服，说明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依旧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提起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自己免受行政行为效力的约束，以便为自己的民事争议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也就是说，民事争议的解决是行政争议解决的起点和归宿。在这类案件的诉讼中，从诉讼开始至结束的整个过程，原争议双方始终围绕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的有无及多少来争论行政裁决的合法性，法院如果脱离了对双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审查、判断，便无从判断行政裁决的合法性。从审判实践来看，尽管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在被告，但原告无一例外的在起诉以及整个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第三人也同样积极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大部分时候与被告主张相一致）。一般来说，行政裁决所涉及的民事争议到了行政诉讼阶段，除特殊原因外，已没有什么被隐瞒的证据，法院正是在对案件事实所涉证据的全面审查中，来判断被诉行政裁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理程序是否合法，从而对行政裁决的合法性作出最终的判定。可见，此时对行政争议的解决必然要涉及对民事权益的审查和确认，行政争议的解决与民事争议的解决具有密切联系，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过程颇有助于民事争议的解决，一旦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了结论，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水到渠成。考虑到诉讼效率，尽可能以最少的司法投入成本获得最大的争议解决收益，赋予法院司法变更权符合此类案件的特点。

（五）《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变更。”该条款将行政案件的司法变更权仅仅限定在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范围，与行政审判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差距。从理论上讲，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行政案件与行政赔偿案件都涉及到金钱给付及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变化，类似民事赔偿请求，故可适用变更判决，而行政裁决对象为确认自然资源所有权、侵权赔偿金等，这些与民事诉讼请求亦有相通之处，因此在不服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也应赋予法院变更权。

（六）国外有将此类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先例。比如在日本，将这类性质的案件定位于单一的行政诉讼，而不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日本土地征用法规定的关于基于土地征用损失补偿金额对征用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创办事业人或土地所有人请求补偿金额减少或增加的诉讼，为当事人诉讼，类似于我国的对行政裁决提起的诉讼。日本承认此类诉讼是以行政厅厅长的权力行使为诉讼标的，但是认为这种诉讼与民事诉讼类似，因而起诉时不必以行政厅为被告，而是直接以他方当事人为被告，但法院必须将诉讼通知行政厅，行政厅要受法院裁决的约束，同时这类诉讼程序上可以援用民事诉讼之例。这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上的直接变更权。

第6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一）设立行政法院的建议

早在1929年，参议员诺里斯就提出过一个法案，主张设立一个美国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上世纪30年代，美国律师协会曾经提倡设立行政法院。1955年，第二次胡佛委员会建议设立美国行政法院，行使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行政裁决权，而这两个委员会只保留非司法性职权。1971年，总统的行政组织顾问委员会也建议设立行政法院。某些独立管制机构的负责人，根据其工作经验也曾建议设立行政法院，如1960年路易斯·J·赫克托在辞去民航委员会委员职务时，向总统建议重新分配民航委员会的工作，将一部分交给行政机关，其他部分交给行政法院。197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和1982年联邦证券委员会的委员，都有过类似的建议。[2]

1963年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牛顿·迈诺先生离任时也曾致信总统，他的建议具有代表性。[3]他说：“我的建议并不涉及具体的细节，而是推动实现管理职能和听证职能的分离，希望越来越多的意见支持这一原则，并能对这一原则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情，（行政机关）星期一和星期二是优秀的法官，星期三和星期四是优秀的立法者，到了星期五就能变成优秀的管理者”。他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可能的话，还应该包括其他的联邦行政机关）的裁决职能应当转移到一个独立的行政法院去。他认为把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行使的听证职能转移到一个新的行政法院，比如正像税务法庭，这将有几大优点：（1）可以将追诉职能与裁决职能清晰地分开；（2）大大改进裁决程序本身，有利于裁决者做出正确裁决；（3）通过适用行政机关的政策，形成富有意义的先例。

所有将行政法法官彻底独立、设立行政法院的建议，在联邦都未能实现。这主要缘于英美法系传统，普通法院享有崇高威信，不太倾向于分割普通法院的管辖权；加上英国著名法学家戴西（A.V.Dicey）对行政法院的抨击，在英美法系国家发生广泛的影响，所以一般不赞成设立行政法院。[4]

（二）建立行政法法官统一体或者集中使用制度的建议

1992年社会保障署的行政法法官西蒙尼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倡议联邦立法建立行政法法官统一体（AIJsCorps），即联邦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5]他认为这一制度有两大优点：（1）使行政法法官脱离其工作的机关，不再受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增强行政法法官的地位，消除公众对行政法法官受行政机关控制的担心。（2）更有效率。在目前的制度下，有些行政机关的行政法法官案件负担过重、工作量过大，而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法法官却不怎么忙。统一的行政法法官联合会的建立，将使得行政法法官的工作负担更加一致。针对人们抨击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将破坏专业性的说法，他认为：“作一个通才的法官而不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在某一个狭窄领域内专家的地位。法官就是’法官’，联邦和州的法官都是通才型（generalist）法官。联邦法官或者州法官可以裁决所有类型的案件（一些特殊领域除外，如核管理委员会或者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那么，任何经过美国人事管理局严格考试被任命的行政法法官就有能力并能胜任联邦行政程序内的任何案件，无论是关于劳动关系、移民、社保、证券交易还是海防案件，都是没有问题的”。[6]

（三）反对意见

在主张把行政法法官彻底独立出来，或至少集中使用行政法法官的建议的另一端，始终存在反对声。1941年负责对行政程序展开广泛调查的司法部长行政程序委员会就拒绝关于设立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方案，认为这与行政法法官的专业性相冲突，这一意见在国会审议APA草案时候被采纳。

1992年美国行政会议认为，建立联邦行政法法官统一体的建议其实正是在选择，是维持原有的行政法模式，还是推行新模式，使得行政裁决完全不同于司法裁决？[7]行政会议认为，国会最初将某些类型的争议案件交给行政机关而不是法院，是为了达成以下目标：（1）利用专家特长；（2）为某些类型的争议提供不那么正式、不那么昂贵的解决方式；（3）争议的裁决更加具有内部一致性；（4）行政机关可以控制行政裁决中的政策因素。如果实施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将抛弃上述有利于行政裁决制度的每个目标，与法院的功能产生重复。美国行政会议认为，长期以来，行政裁决的成本已经越来越接近司法裁决的成本，把所有的行政法法官（可能还有主持非正式听证的行政法官和其他听证官）转变为通才型法官，会造成行政裁决的专家流失，成本增加，效率降低。[8]

二、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地方实践

各州的行政裁决程序基本上照搬联邦模式，也都是行政机关聘请自己的行政法法官，同时保留做出最终裁决的权力。各州法律关于听证官员的规定不太一样。[9]过去大部分州中，听证官员的独立地位不如联邦的行政法法官。近年来，由于受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的影响，各州都掀起听证官员司法化、独立化的运动，进度不一，有的州，听证官员的独立地位甚至超过联邦行政法法官。

（一）概况

加利福尼亚最早试验了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1946年就建立了集中使用的听证官员制（centralpanelofhearingofficers），适用于一部分行政机关。1961年修改州《行政程序法》时，把这个制度推广适用于根据州《行政程序法》规定需要举行听证的全部州行政机关。[10]目前管辖涉及150个州行政机关和800个地方行政机关的听证事宜。除了用审判式裁决方式解决纠纷外，还设有调解机构，以及专门针对公共行政机关劳动合同的仲裁部。[11]

上世纪70年代后，加州经验为阿拉斯加、科罗拉多、佛罗里达、马萨诸塞、明尼苏达、新泽西、田纳西、华盛顿等8个州所仿效。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赞成采取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在第4节第202条和第301条中专门规定了设立行政听证办公室，供各州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参考。

现在全美共有26个州、2个市和哥伦比亚特区适用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已经超过州级政府的一半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听证办公室（CentralPanel），绝大多数称为集中听证局（CentralHearingAgency）或者行政听证办公室（OfficeofAdministrativeHearings）。南卡罗莱纳州步伐更快一些，直接命名为“行政法院”（AdministrativeLawCourt），隶属于州政府。

（二）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的特点

1．行政法法官和其所在的听证机关完全独立。在州政府内部设立一个统一的行政听证办公室，全部行政法法官由该办公室任命和管理，任期固定。听证官员不是所在机关的职员。行政听证办公室的行政法法官，不只为一个机关服务，而是根据听证办公室的指派，可以为不同的机关服务。[12]行政法法官和其所在的机关完全独立，其独立地位超过联邦的行政法法官。该办公室一般设有一名首席行政法法官负责行政管理。

2．实行集中使用制度的大多数州都是将一部分行政裁决案件交给听证办公室或者行政法法官办公室，[13]少数州是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行政听证案件交由听证办公室。[14]

3．行政法法官一般必须具有律师资格和从业经验。[15]有些州还青睐具有行政经验的候选人。不少州的行政法法官会着法官袍主持开庭，听证举行地点也很类似简易法庭，并且有书记员。

4．整个审理过程类似法庭，包括口头陈述、证人出庭、交叉讯问、言辞辩论和总结陈词等等，并且所有开庭情况记录在案。但是，程序比法院相对简单，行政法法官的角色更为积极，会提出问题并在交叉讯问时对当事人予以协助。

5．行政法法官作出裁决建议，最后以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最后裁决。实践中，行政机关接受行政法法官裁决建议的情况为大多数。个别州规定某些案件行政法法官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6．行政机关或当事人不服行政法法官的决定，一般可以上诉于该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最后还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三）成功经验

州行政听证办公室以及行政法庭的建立，是美国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最新进展，被认为是新时代行政法的特点。“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自身的发展就证明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没有哪个采用集中使用制度的州退回到原来的模式·····一旦建立统一的行政法法官办公室，其实践就会证明其效果甚佳、广受欢迎”。[16]

俄勒冈州的情况充分印证了这一点。2000年1月1日起俄勒冈州试验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规定到2005年6月结束。2002年联合立法监督委员会对办公室的运作进行了调研，承认在短时间内对这一制度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是有困难的，但是，起码从表面上看裁决的公正性得到提高，行政工作人员为听证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办公室的表现出乎意料。基于这份报告，立法废止了2005年6月试验终结的条款，将其重新命名为“行政听证办公室”，裁决者的头衔正式更名为“行政法法官”，并且任期4年，非有正当理由不得免职。[17]

综合来看，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在各州成功经验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行政效率的提高，既包括行政经费的减少，也包括个案处理的时间缩短。在行政听证官散落于各行政机关的情况下，由于办案量有涨有落，听证官的利用没有最大化，将所有的行政听证官集中在统一机构，行政机关不用经常雇用大量行政法法官，可以节省办公经费。不少州的行政听证办公室在全州设有若干分部，方便当事人诉讼，也节省了当事人的花销。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法法官独立于行政机关，提高了行政听证的司法化程度，增强了听证的公正性，对公平、及时解决纠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州的层面，行政机关数量庞大，任务琐碎繁多，产生的纠纷数量很多，通过独立的行政法法官办公室能提升政府服务形象，更好地沟通官民关系，对实现“良政”起到积极作用。

再次，很多州行政听证办公室或者统一办公室的管辖案件在逐步增加。不仅立法将更多争议问题和更多行政机关的听证案件交给听证办公室，法院也支持将更多案件交给听证办公室；[18]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州的行政机关同听证办公室签订协议，自愿把案件交给听证办公室来处理。

复次，不少州的行政听证办公室或者统一办公室的受案范围在扩充，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如南卡洛莱纳州的行政法法官不仅主持行政裁决中的听证，对行政纠纷有裁决管辖权，而且还主持州政府部门制定法规中的公开听证程序。2005年北加利福尼亚和密歇根两州的听证办公室还取得了对法规的审查权。[19]

最后，各州行政听证办公室积极推动行政法法官的培训和专业化训练，对带动各州没有合并到统一办公室的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法法官和非行政法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地方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前景

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在州层面向前推进，甚至超出预想。在过去十年里，行政法法官的权力在不断增加中。如北卡罗莱纳州和俄勒冈州的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审查行政法法官的裁决，但是很难改变或者修改行政法法官的裁决。华盛顿州社会和健康服务部决定接受行政法法官在特定福利案件中的裁决为最终裁决，而不需要经过该部上诉委员会的上诉审查。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则以立法确立了行政法法官的最终裁决权，行政法法官的裁决同法院法官的判决的地位类似，对其不服，向州法院提起上诉，行政法庭的行政法法官相当于行政诉讼的一审。南卡罗莱纳州是惟一试图完全采用行政法法官最终裁决的州，其实该州的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办公室已经更名为“南卡罗莱纳州行政法院”，是属于州行政体系的法院。行政法院超过75％的案件由行政法法官作出最终裁决。[20]

虽然有反对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和行政法法官最终裁决权的意见，而且近年来行政法法官集中统一制度扩张的速度有所放慢，已经实行行政法法官统一办公室的州在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调整和改进，其他州正在观望，但是，州层面实行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看起来是大势所趋，行政法法官的独立化进程不会停止。

四、联邦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前景

在联邦层面，联邦政府已考虑多年，希望也采用中央人事机构的方法，把散落在各个行政机关的行政法法官集中起来，但行政机关对此持抵触态度，学术界也有反对的声音。行政部长委员会拒绝了建立行政法法官群体在不同的行政机关之间可以进行交换的提议，其报告认为：“行政法法官群体的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即行政法法官的工作很类似，一个行政法法官很容易跨越不同机关的界限取代其他行政法法官。但是，今天绝大多数联邦行政裁决案件都是福利案件，而且都发生在社会保障署。如果现在采用这种方式，结果是社会保障署的行政法法官与所任职的行政机关就更加隔绝了，看起来这不是什么正确方向。现在社会保障署的一些行政法法官已经过分利用其独立裁决权，所以问题是怎么能加强行政机关对政策问题的控制，而又不削弱行政法法官客观进行事实认定的能力”。[21]

的确，经济管制领域的行政法法官，比如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和社会保障署的行政法法官的工作大不相同。但是，事实上，在联邦层面一些部门的行政法法官其实完全符合集中使用制度的特点，比如健康和人类服务部设有行政法法官协会，社会保障署有数量庞大的行政法法官群体，他们处理的案件的类型和工作方式和其他行政机关有很大的差别。国会也创设了两个完全属于裁决性质的机构，即1970年的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和1975年的联邦煤矿安全审查委员会。正因如此，在联邦层面，即使不将所有的行政法法官集中到一起，设立单独的残疾或者社会福利上诉法庭也不是不可行的，其他的福利裁决领域，比如退伍军人福利、退休福利等也都可以尝试这么做，而把在经济管制领域工作的数量相对较少的行政法法官成立另外的统一办公室。1989年参议员赫夫林就曾提出一份“行政法法官联合体法案”，建议在联邦层面按照专业领域建立八个分部，集中行政法法官来负责联邦行政裁决案件。[22]

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尽管面临阻力，但是前景光明，正如迈克尔·艾斯默（MichaelAsimow）教授所言，从各州发起的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正在聚集动力，正像二十年前《信息自由法》或者《阳光法案》一样。这个进程在继续，未来二十年，绝大多数州会采用这一制度。最终，联邦政府也将不得不加人这个行列”。[23]

注释：

[1]FederalTradeCommissionv.RuberoidCo.，343U.S.470，487（1952）（Jackson，J.，dissenting）.

[2]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3]NewtonMinow，LettertoPresidentKenned，15Admin.L.Rev.146（1963）．转引自MichaelAsimow，ArthurEarlBonfield，RonaldM.Levin，StateandFederalAdministrativeLaw，WestGroup（1998），pp.160-161.

[4]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5]参见JosephJ.Simeone，TheFunction，Flexibility，andFutureofUnitedStatesJudgesoftheExecutiveDepartment，44Admin.L.Rev.159（1992）。

[6]MichaelAsimow，ArthurEarlBonfield，RonaldM.Levin，StateandFederalAdministrativeLaw，WestGroup（1998），pp.158-159.

[7]AdministrativeConferenceoftheUnitedStates169-72（1992）PaulVerkuil，ET.AL.SeeMichaelAsimow，ArthurEarlBonfield，RonaldM.Levin，StateandFederalAdministrativeLaw，WestGroup（1998），pp.159-160.

[8]PaulVerkuil;er.AL.TheFederalAdministrativeJudiciary，AdministrativeConferenceoftheUnitedStates（1992）.pp.168-169.SeeMichaelAsimow，ArthurEarlBonfield，RonaldM.Levin，StateandFederalAdministrativeLaw，WestGroup（1998），p.161.

[9]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53页。

[10]参见NormanAbram:Administrativelawjudgesystem:theCaliforniaview，29AdministrativeLawReview，489，490（1977）。

[11].俄勒冈州2000年建立行政听证办公室，解决涉及80多个行政机关的行政纠纷，包括失业保险、机动车许可、社会服务（医疗、食物券等）、林业、环境质量、农业、儿童抚育等多种案件，2003年行政听证办公室处理4万多件案件，占到整个俄勒冈州行政争议案件的90％以上。oregon.gov/OAH/The_OAH2.shtmla

[13]如华盛顿州1981年建立行政听证办公室。在8个地区设有分部，管辖涉及26个行政机关的行政案件，2006年办案量达到5.6万件。其中数量最大的案件类别是失业保险案件。oah.wa.gov/.

[14]如马里兰州：1990年建立行政听证办公室，对所有州行政机关的争议案件有管辖权，任何人对州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服可以向行政法法官提讼，除非有法律特定规定的除外。oah.state.md.us/.

[15]纽约市行政审判和听证办公室（OATH）现共有12名行政法法官。尽管要求至少有5年律师经验，但实际上行政法法官都有超过20年的法律从业经验，大多毕业于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优秀的法学院，而且都有相关在私人或者公用部门任职的经历，富有民事、刑事或者行政法律实践经验。

[16]JamesF.Flanagan，AnUpdateonDevelopmentsinCentralPanelsandALJFinalOrderAuthonty，IndianLawReview（2005）.

[17]参见JamesF.Flanagan，AnUpdateonDevelopmentsinCentralPanelsandALJFinalOrderAuthority，IndianLawReview（2005）。

[18]如南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还判决对州矫正部的监狱申诉案件的上诉也可以交给听证办公室审理。

[19]RaymondR.Krause，Minnesota’sOAH:30YearsofInnovationinAdministrativereview，oah.state.mn.us/news/Bench-BarMN-Feb06.htm.

[20]参见JamesF.Flanagan:AnUpdateonDevelopmentsinCentralPanelsandALJFinalOrderAuthority，IndianLawReview（2005）。

[21]DanielJ.Gifford:ALjs:relevanceofpastchoicestofuturedirection，AdministrativeLawReview（Winter1997）.

[22]thomas.loc.gov/cgi-bin/query/F?c101:2：．/temp/~clOll9uvsM:e7075：．

[23]MichaelAsimow，TheAdministrativeJudiciary:ALJ’sinHistoricalPerspective，19J.Nat’lAss’nAdmin.L.Judges（1999），pp.32-33.

第7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主题词]行政诉讼诉讼协调合意和解构想

一、协调制度在审判实践的应用及存在问题

基于“司法不能干预行政”的理论，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明确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就成为了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之一。但是，我们必然面对和承认的现实是：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十多年，大量的撤诉案件的背后，是法院背后协调的结果。据《中国法律年鉴》和《人民法院年鉴》统计，从1990年至2004年，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的撤诉结案分别为：36.1%、37.0%、37.5%、41.7%、44.3%、50.6%、53.9%、57.3%、49.8%、45.0%、37.8%、33.3%、30.7%、31.6%、30.6%.[1]行政诉讼中的撤诉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原告后，认识到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正确因而主动申请撤诉；二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三是行政裁决案件中，原告和第三人达成和解，原告申请撤诉。上述三种情形中，大多数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进行“协商”、“协调”的结果，尤其是发现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被告撤销或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促成原告申请撤诉。因此，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并不意味着协调不能作为行政诉讼中的一个手段或环节来解决争议。只是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协调制度，协调的结果是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在政治、经济不断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完善，百姓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诉讼案件随之增多，且越来越复杂，为定纷定争，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节约司法资源，在行政诉讼中选用协调来化解纷争的做法会越来越受到推崇。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来，由于缺少立法上的规范，审判实践中的协调方式可能出现下述问题：一是法院丧失了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的功能。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是权利救济机关，又负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但实践中，为了片面追求协调结案，不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明确判断，不分清是非的协调，“和稀泥”，特别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撤诉“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视而不见。“《行政诉讼法》施行至今，几乎没有哪个法院在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许撤诉的裁定”。[2]二是被告为了达到不“败诉”的目的，要么无原则牺牲公共利益，要么胁迫或变相协迫原告接受和解而撤诉。行政机关的“败诉率”直接影响其声誉和公信力，有些地方还作为年度考评、职务普升的重要依据。因此，某些行政机关面对诉讼，如临大敌，对法院恩威并施，找原告以利诱或恐吓等手段动员撤诉，有些只要达到让原告撤诉的目的，什么条件都接受。这种做法或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或者是以牺牲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代价。三是原告的司法保护被虚置。事实上的协调很多是达成“合意和解”协议后以撤诉的形式出现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对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事实上的“合意和解”游离于现行法律规定之外，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撤诉后，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完全可以对协议内容置之不理，此种情况下，相对人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又不能请求司法救济，司法保护的大门对相对人来说等于虚置。

协调方式被广泛应用及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无论对广大司法工作者而是对于立法机关来说，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不但要加强对协调理论的研究，更应尽快从立法上加以规范。

二、行政诉讼协调概述

（一）诉讼协调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所对“协调”的解释是：“使配合得适应。”[3]可见，协调必须有第三方的合介入和努力。诉讼协调，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积极进行协调工作，引导当事人各方尽快“合意和解”，从而终结诉讼的行为。诉讼协调既是当事人处分权的体现，又是法院“准审判职能”的体现。[4]法官主要是给当事人各方担供“合意和解”的便利条件，指出各方当事人将诉讼进行下去将要可能面临的风险负担，让当事人明了法理，知晓是非，让当事人各方自愿进行利益衡量，以便达成“合意和解”，法官的积极参与，只起“引导”作用。

（二）诉讼和解、协调、调解的异同

诉讼和解，协调、调解都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和解”的基础上，并且都是其实体权利或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体现，都有解决纷争终止诉讼的功能。但是和解、协调、调解是三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概念应厘清。

1、诉讼和解与诉讼协调。和解按争议是否进入诉讼程序，可分为“非诉讼和解”和“诉讼和解”，他们都是基于当事人的自主协商而达成，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和强制，并且没有任何第三方的参与和协调，完全基于当事人各方的平等自愿，自主协商而达成，所以和解和协调的主要区别就是，和解没有法官的积极参与和“引导”。

2、诉讼调解与诉讼协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解释，调解意为“劝说双方消除纠纷。”[5]诉讼协调和诉讼调解一样都是有第三方（法院）的介入和努力。只不过调解中第三方所起的作用更进一层。诉讼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积极主动的介入并引导和促进当事人各方尽快“合意和解”，从而终结诉讼程序的行为。诉讼协调和诉讼调解的共同点表现在：第一，两者的制度基础相同，都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和解”的基础上，是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第二，两者制度运作的外观相似。无论是诉讼协调还是诉讼调解都是有法官作为第三方参加，是法官职权行为与当事人处分行为交互作用的产物。但诉讼协调与诉讼调解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法官在两者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诉讼协调中，法官只起“引导”作用，鼓励当事人“合意和解”，但并不为双方当事人提出具体的和解方案；而诉讼调解中，法官起“促进”作用，通过其直接、深入、细致的教育、疏导工作，促进当事人双方“合意和解”，必要时，还可主动提出解决争议的具体和解方案。

（三）行政诉讼应选择引入协调制度

在诉讼和解、诉讼协调、诉讼调解三者之间，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中应选择引入诉讼协调制度。

1、诉讼和解的引入没有必要性。诉讼和解只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没有法官的主动“引导”和“促进”，当事人“合意和解”效率不高，而且数量有限，起不到充分发挥“合意和解”定纷止争终止诉讼功能的作用。笔者认为，随着协调制度的建立，完全可以将审判实践中数量不多的和解归入“协调”的大概念中，成为协调制度中的一部分。

2、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有违“司法不能干预行政”的原则。按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别设立、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的现念，作为公权力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一样具有独立性，“司法不能干预行政”，“而法院的调解制度，偏重于过强调法院的职权行为，当事人只是作为法院调解工作的对象，法院在当事人的‘合意和解''''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6]特别是在法官主动提出和解方案时，令行政机关的独立行政权处于尴尬的境地，有“司法干预行政”之嫌疑。

3、行政诉讼中引入协调机制有其理论基础。诉讼协调既可以调动法官引导当事人“合意和解”的积极性，又可以避免“司法干预行政”之嫌疑，而且有其理论基础。

第一，相关法律的规定，为协调制度的建立留下可能性。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原告可以撤诉，尽管法律条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是依据此条规定，原告可以在与被告“合意和解”后撤回，而法院也可以以协调为手段，在合法、合理、公平、公正、自愿的基础上，对于可以通过协调使双方达成“合意和解”的行政案件，通过妥当的协调工作，做到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既能使案结事了，又能融洽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前文所述的近十几年来原告在与被告“合意和解”后而撤诉的案件居高不下且效果显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第二，大量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为行政诉讼协调提供了可能性。现在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绝对的羁束权限行为几乎不可能的。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处理法律规定了一定幅度选择权的行政事项和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政事项时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其实质是行政主体的自由选择，是行政主体自由处分职权的表现。如行政机关对职权的处分不侵害国家利益和不违背法律，且相对人（原告）可以接受，就能够低成本，彻底地消除矛盾和纠纷。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只要行政机关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就存在协调使双方“合意和解”的基础。

第三，行政裁决中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和解”为行政协调创造了条件。行政裁决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较复杂，一方面存在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与裁决者（行政机关）之间依法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存在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依法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行政诉讼中，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一方是原告，另一方是第三人，原告要求更变或撤销行政裁决，其实属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原告与第三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程下，就民事权利义务达成“和意和解”后，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定就自然丧失价值和作用，这时行政机关维持、变更或撤销行政裁决，实际上是民事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并不涉及公权力的调整减让。例如，笔者所在的法院受理的原告邓某诉被告房产局、第三人岳某不服颁证一案，邓某系岳某的继母，岳某的父亲在与邓某再婚后，以“自己已死亡”为由将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岳某，岳某的父亲去世后，邓某认为房产局颁证给岳某所依据的事实不真实，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颁证。经法院协调后，原告邓某与第三人岳某达成和解协议：岳某的父亲的死亡补助金及抚恤金等归邓某所有，岳某的父亲生前已过户给岳某的房屋仍归岳某所有。尽管该案中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可撤销的事由，但因原告与第三人的“合意和解”而不需要申请撤销了。由于现行政诉讼法未规定协调制度，故该案以原告撤诉结案。

三、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

如何构建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笔者认为，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诉讼协调所形成“合意和解”的性质

诉讼协调过程中当事人达的“合意和解”的性质，既是有“私法契约”的性质，又具有“替代性裁判文书”的性质。从效力上来看，当事人的“合意和解”，一是定份上争，二是终止诉讼。

（二）诉讼协调的基本原则

1、坚持自愿原则。行政协调应建立在对立的当事人各方权力或权利能互谅互让，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当事人达成的“合意和解”协议必须出于自愿，并且不得侵犯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可以把当事人自行和解也介定为协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坚持合法性原则。行政诉讼协调应建立在查明事实，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对原告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分清各方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协调，既不侵犯原告的合法利益，也不放纵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可以放宽到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诉讼协调不得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协调。超级秘书网

3、坚持司法不干预行政原则。行政诉讼协调过程中，司法权必须尊重行政权，坚持司法不干预行政原则。

（三）诉讼协调的案件类型

公权力不得随意处分的原则在行政诉讼中必须得到遵守，因此并非所有的被诉行政行为都适用协调，对于不含民事权利义务且被诉行政行为受法律羁束的行政案件不适用协调，只有可以协调的行政案才可以引入协调制度，具体来说，可界定下列行政案件可适用协调：

1、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为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案件。

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裁决的案件。

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

4、其它有可能通过协调解决的案件。

（四）诉讼协调的结案方式

行政诉讼协调案件采用行政裁定书的形式结案。当事人达成“合意和解”之后，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经审查后作出是否准予撤诉的裁定；原告不申请撤诉的，法院经审查后作出是否终结诉讼的裁定。

行政裁定书的内容可以叙述为：原告××与被告××一案，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已达成如下“合意和解”协议，叙述协议内容并就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后作出确认合法与否的认定。接着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与协议的关系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判断性叙述。明确当事人双方应按和解协议履行，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确认的和解协议内容，最后，裁定案件终结诉讼或准许原告撤诉。

（五）协调制度的救济

当事人达成“合意和解”协议，经法院裁定确认后，当事人不能上诉，也不能对同一事实与理由再行。但是在和解协议出现情形之一的，法律应给予适当的救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①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②侵害案外人利益的；③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④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⑤其他不具有合法性的情形。

[注]

[1]黄新波：《论和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建立》，来源于珠海市香洲区法院网。

[2]河海波：《行政撤诉考》，《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年第3版，P1392.

[4]仇慎齐：《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选择“合意和解”协议的效力及结案方式》，来源于《汉制网》。

第8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一、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

1．反补贴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补贴措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我国对WTO规则认识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主要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口，以实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员方的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使运用关税等手段达到限制进口的效果不断缩小。相应地，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渐演变成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秩序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所受理的244个国际纠纷中，有46个与补贴或反补贴措施有关，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补贴案件38件，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6．67％，是WTO受理的纠纷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各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进口补救作为外贸政策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长期使用的关税和其他海关壁垒。例如，美国在从1979年到1995年期间共处理的反补贴案件多达440余件。J进口补救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实质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或几个企业的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视地同时对所有出口成员实施；而反补贴则是直接涉及政府行为。事实上，补贴又经常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易导致受补贴的产品向国外倾销。所以，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使用反倾销调查，而不是反补贴调查。但是，这不影响反补贴作为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在2004年4月被修订)第五章规定，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家措施有三类：保障措施(第29条)，反倾销(第30条)，反补贴(第31条)。

2．司法审查标志着反补贴措施的法治化

司法审查在现代法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原因就在于其抑制行政专断的功能。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维护反补贴措施遵守必要的行政程序和公正标准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机制。从补贴制度的演变来看，随着《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其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规定开创了国际补贴和反补贴法的历史。[33《关贸总协定》第6条规定了征收反补贴税的问题，将“反补贴税”界定为：为了抵销任何产品在生产、制造或出口时直接间接给予补助或补贴的目的，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税。在第10条“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中，只是规定了对有关海关事项的管理行为，每个缔约方应保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所以说，它对反补贴的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不明确的。1979年东京回合达成的《反补贴守则》(正式名称叫《关于解释与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第23条的协议》)对司法审查也言之不详。1994年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此第一次作出了规定，凡是规定反补贴措施的成员方政府立法都应当规定司法审查制度。这一新规定为各成员方使用反补贴措施提供了一个司法制约机制，有利于防止反补贴措施的滥用，为受到反补贴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请求进口国提供司法救济确立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我国有关反补贴的法律规定首先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7年国务院根据该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专门立法。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是2001年l1月国务院颁布的《反补贴条例》。该条例第52条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比较概括，只限于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和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事项。在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涉及受理范围、管辖、当事人、证据、审查内容、判决方式等问题，其中核心是法院对反补贴行政决定的审查范围和干预程度。法院应在何种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特别对反映行政管理专业特长的事实认定上，是确立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所在。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在成员方国(境)内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它的确立则是反补贴措施司法化的标志。

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定和语义诠释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反补贴守则，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作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列入WTO协定附件1A的。它结束了1979年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只约束其“签约方”的历史，对WTO所有成员均有强制约束力。WTO{反补贴协议》，广义上说，还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反补贴部分、第16条、第23条以及相关的协议、决议、宣言、声明等。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对“司法审查”作出规定：“国内立法包含反补贴措施规定的成员均应设有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其目的特别包括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定的行政行为有关。且属第21条范围内的对裁定的审查。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及裁定或审查的主管机关，且应向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了解审查情况的机会。”该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成员方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应当履行的义务。

1．司法审查的主体

按照该条的规定，已经在国内法中包含了反补贴规定的每一成员方都应在其国(境)内针对反补贴措施的司法、仲裁或行政庭或程序。这表明，还没有在国内法中规定反补贴措施内容的成员方不受该条款的拘束。该条规定的司法审查，在形式上包括由“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进行的审查，而不限于司法机关的审查。有人因此认为WTO协定中的司法审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司法审查，也可以是行政审查和仲裁。WTO协定之所以这样规定，实际上是由于各国法治水平不一，不能一概采取法院审查相互妥协的结果。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的机会”。所以，我国采取的是将法院审查作为终局的审查方式。

2．司法审查的范围

该条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特别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以及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最终裁定”是指行政机关对反补贴案件的最终裁定，而非初步裁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裁定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依据第21条，其审查范围包括：(1)反补贴税的时间和程度；(2)对反补贴税措施的复审；(3)对证据和程序规定的复审；(4)对承诺的规定。

3．司法审查的效率性

该条对司法审查的效率给予了重视，要求“迅速审查”，旨在防止有关当局或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对反补贴作出裁决的t]J，-I司，避免司法审查制度流于表面而无助于利害关系人。反补贴措施在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定后即可实施，司法审查程序的启动不会阻止该项措施的执行，而这些反补贴措施又有可能给利害关系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司法审查程序一经提起就应该迅速地作出结论。一般认为，对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的时问不应超过成员方现有的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时间。

4．司法审查的独立性

该条对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也提出了要求，即此类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所涉裁定或审查机关。司法审查的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所要求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而且应该是实质上的独立。如果成员方设立的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机构或程序不能真正独立于作出反补贴措施决定的主管机关，得出的结论则有可能不公正。

5．司法审查的可参与性

该条规定应该向所有参与行政程序及直接和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机会，享有了解审查情况的知情权。这有利于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公平及透明度。

三、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制度构建和创新

先后颁布的《反补贴条例》和《规定》，初步构建起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并有所创新，推动了我国涉及WTO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制度的建设，将对我国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公信力、司法观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资格

资格的有无及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司法救济的程度。一般来说，只有利害关系方才具有资格。《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规定，“利害关系方”应包括：1、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进口商，或大多数成员为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同业公会或商会；及2、进口成员中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或大多数成员在进口成员领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同业公会和商会。上述规定不妨碍成员允许国内或者国外其他各方被列为利害关系方。

我国的《反补贴条例》第52条未对享有诉权的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作了规定，即“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进口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该规定是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2条第9款相对应的。所以，具有原告资格的人原则上就是这些利害关系方。《规定》第2条将利害关系人更准确地界定为“向国务院主管机关提出反补贴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1：3经营者和进1：3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3条将司法审查的范围规定为“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2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该条对司法审查范围的规定是对成员方在国内法中确定司法审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该规定将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范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最终裁决有关的行为。例如有关补贴和损害的最终裁决；一类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1条规定的复审行为，此类复审是在实施反补贴税之后一定时间内，主管机关主动或应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对是否有必要继续征税进行的再审查。对于经复审作出的继续征税或终止征税的决定，利害关系方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按照我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的规定，对下列决定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1)依照本条例第26条作出的终裁决定。即有关补贴和损害的终裁决定。该条例第26条规定：“初裁决定确定补贴、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商务部应当对补贴及补贴金额、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终裁决定，予以公告。”外经贸部对倾销及倾销幅度作出的终裁决定和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其性质均属于行政最终决定。

(2)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按该条例第四章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一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补贴税。二是否追溯征收的决定。终裁决定确实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3)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这些复审决定包括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建议作出的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补贴税的决定，或者由商务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的保留、修改或取消承诺的决定。《规定》第1条包括了上述三类决定，并在第四款作了开放式的规定，即还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的其他反补贴行政行为。”应该注意的是，例如临时反补贴税决定等临时措施、反补贴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的拒绝决定，以及终止反补贴调查决定目前尚不包括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3．反补贴司法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的具体标准涉及到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包括对行政程序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的审查程度，甚至涉及是否对事实进行审查(是事实审，还是法律审)。审查的程度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尊重程度或者干预程度。

反补贴的案件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并且直接与国家的外贸政策相关。反补贴司法审查是采取法律审还是事实和法律一并审理，WTO各成员方当中存在不同的做法。我国在起草反补贴条例时，对是法律审还是事实与法律同时审进行过讨论。但是，在《反补贴条例》中未对审查标准作明文规定。因此反补贴案件司法审查标准只能依行政诉讼法的一般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结合该法第54条理解，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是一种广义的审查，即不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还需要审查事实，审查事实又是通过认定事实的是否充分和确凿进行的。《规定》第l0条对反补贴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明确规定包括五个方面：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行政法规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和是否。

4．反补贴司法审查的裁判方式

我国《反补贴条例》未对反补贴司法审查的判决方式特别规定。《规定》第10条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反补贴司法审查案件的判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维持有关反补贴决定，即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维持；(2)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补贴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3)依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可以作出其他判决。例如，如果主管机关不发起反补贴程序的行为可以提讼，法院在认定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成立时，可以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5．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创新与突破

(1)划分了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

《规定》第6条规定，法院对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此之前，我国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划分。其意义在于法院可以对行政行为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方式进行审查，在事实问题的认定上可以给予行政机关更多的尊重。同时还表明，法院对反补贴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全面审查，而不限于法律和程序上的审查。

(2)确立了案卷审查规则

案卷审查规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是指法院以被告的案卷记录作为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规定》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补贴行政行为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它首次提出了“案卷记录”的概念。由于反补贴行政程序复杂，行政机关必须形成案卷，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完善案卷，认真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立场。

(3)肯定了最佳信息规则

第9篇：行政裁决的概念范文

一、按照有关的规定,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并不是指因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而是指因社会保险待遇发生的争议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很多人以此认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应该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其实,劳动部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中,专门对其中的"保险"作了解释,即该"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险待遇。也就是说所谓因"保险"发生的争议是指因"社会保险待遇"发生的争议,而不是指因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保险费与保险待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

二、缴纳社会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应该由劳动者直接要求用人单位履行该义务

根据我国的《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收缴单位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违反的是行政管理法规,损害的不只是劳动者个人的利益,还包括国家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在征缴社会保险费中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国家征缴部门与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笔者认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欠缴的保险费既无请求权,也无放弃权。社会保险费征缴的主体只能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所以,因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属于劳动仲裁和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

三、劳动者只有在实际发生退休、失业、患病、工伤等法定事由时,才享有社会保险待遇的请求权,因此发生的纠纷才属于劳动争议

社会保险费是由国家强制用人单位(也包括劳动者)缴纳的具有保险性质的、以劳动者为保险受益人的保险基金。社会保险费由国家作为基金投资人占有、使用并保值增值,劳动者只享有社会保险的期待权。在各项社会保险中,劳动者仅是国家规定的直接受益人,是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主体,而不是社会保险费征缴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在行政征缴关系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并不因此形成债的关系。在法定情形没有出现前,只能请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向用人单位征缴社会保险费,而无权直接要求用人单位为自己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根据我国劳动法律规范的规定,劳动者只有在实际发生退休、失业、患病、工伤等法定情形时,才享有获得保险待遇的请求权。虽然劳动者无权直接要求用人单位为自己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但是因用人单位没有或者没有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在退休、失业、患病、工伤等法定情形出现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就形成了债的关系,劳动者就具有了实际的诉权,可以直接要求用人单位依法负担社会保险待遇。双方因此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可以通过仲裁以及诉讼方式解决。

四、法律已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时的强制征缴措施,没有必要再以仲裁或者诉讼方式确定用人单位是否应该缴纳

按照《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是否缴纳社会保险费只需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认既可(同时也只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才能确认),而无需仲裁机构或者法院确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以直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而且若以仲裁或者诉讼方式解决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争议,其仍需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因此以仲裁或者诉讼方式解决此种争议,实际上毫无必要。

五、若将因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如果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需要由该单位的每个劳动者都通过劳动仲裁或者诉讼方式要求用人单位履行缴纳义务,那必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的不稳定。

第二,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往往存在时效问题。在仲裁和诉讼中往往以劳动者超过了一年时效为由不支持劳动者的请求,或者只支持缴纳最后一年的社会保险费。这对劳动者是极其不利的。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则是不存在时效问题的。

第三,生效仲裁裁决和判决的执行会遇到一些难题。一是很多情况下无法执行。因为社会保险是以用人单位全体职工作为参保对象,而不受理以单个职工的参保(个体工商户除外)。当用人单位按照裁决履行缴费义务时,社会保险机构一般不会受理。二是当劳动者持生效裁决和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时,用人单位也积极缴纳执行款,但社保机构拒绝接收。一是因为生效裁决文书所裁决单位的缴费金额不够。因为按照有关规定,企业的缴费基数是按工资总额计算的,而在个案的仲裁和诉讼中,裁决单位是按该职工本人的工资为基数计算的,使企业少缴了大量的社会保险费;二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职工是在实际发生或者即将发生工伤、退休、疾病等情形时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如果社保机构接受单位补缴,必然导致其支付的保险待遇远远超过所接收的保险费,对保险基金构成严重的损害。这不符合保险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