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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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一、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作用
“普惠金融”一词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旨在通过金融服务手段为农民和小微企业等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帮扶性的储蓄、贷款等金融帮助。而我国受自然经济发展和鼓励创新创业政策的影响，普惠金融多年来在我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结合我国本土的实际发展情况，其具体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农村地区的经济来源渠道单一、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一直是我国普惠金融的重点关注对象。虽然普惠金融的具体金融形式丰富多样，但由于其帮扶性的特点，在实践中通常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众能够更容易地参与农村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历经多年的实践与完善，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金融机构的数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且仍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金融服务的质量却并未跟上数量增长的步伐，并且由于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和政府政策的不断调整，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仍然值得探索和研究。
二、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的实践情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登上了新的台阶，但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仍然是我国当前面对的最突出的发展问题，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仍是国家政府和全社会人民关注的头等大事。在自普惠金融进入农村以来，已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大大增加，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以农村商业银行为首的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首先，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的数量得到了显著增加，覆盖率大大提升。普惠金融顾名思义，其核心关注点一个是金融服务的普及性，一个是金融服务的优惠性，服务于所有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人群，才是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其次，农业贷款余额不断提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农民手里可以支配利用的资金不断增多，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再次，普惠金融的商业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创新。在过去的几年中，受惠于政府政策的专业性引导和金融科技的大力支持，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迈入了新征程。与传统的普惠金融商业模式不同，新兴商业模式是基于互联网为发展背景的情况下，结合金融科技，实现了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化信息的有效融合。与传统的商业模式相比，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在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服务性方面有广泛的提升，利用互联网技术，在降低时间与空间成本的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能够让客户更加方便简捷地得到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使得身处不同地区的人民在任何时间都能享受到相同质量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在形式上增强了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对于乡村振兴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地位就是数字普惠金融。最后，在普惠金融的应用发展中多方机构合作倒推了整个金融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普惠金融更加全面地发展不仅仅是银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更是国家与多方机构共同建设了责任分担体系。国家通过各项财政支持和帮扶政策在宏观上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完善建设，为其有序健康地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向县、乡等金融服务薄弱地区拓展网点和业务，平衡了乡村地区的供应与需求。同时政府与多方机构通过建立了风险担保体系，有效地控制了在服务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三、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建设不完善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个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加上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较大。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尤其是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由于地势特殊和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特点差异，各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我国的通信技术发展水平较为先进，在一些发展较好的农村和地区已经出现线上支付等现代化手段，但是在一些较为偏远和更加贫困落后的地区，由于设备建设和维护的难度和成本较高，尚未建立完整而健全的互联网终端，移动支付手段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推广。这就造成了这部分地区的金融服务领域难以得到满足和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资金来源渠道单一，通常是各级政府拨款，但经常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各级政府所能够提供的基础设施数量较少，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在信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部分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建立完整的信息档案，因此当其出现违约行为时，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采取较为有效的措施。同时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开展还面临着很大的信息障碍，农民所能够获取到信息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甚至是单一的，而这对于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来说，农民获取信息的对称性和时效性都大大被削弱。
（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供需相应存在误差
目前农村大多数农民仍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受到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农作物的生产周期一般比较长，并且其产量和品质受到各种人为和自然灾害因素影响较大，极容易造成产量的减少和品质的降低，从而导致农户当期收益减少，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涉农贷款回收的风险。近些年，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里大部分的青壮年都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导致真正从事务农的农民的老龄化十分严重，尽管新的经营方式、商业模式在不断涌现，但传统务农人员仍然面临着农产品滞销等问题。而在一些发展较好的地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们的收入日益增高，农民不再仅仅以追求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为唯一的需求，对于乡村旅游、生态环保、教育医疗等多方面也需要金融资金支持，但现有的配套机制仍是匮乏状态。这就造成了乡村金融服务需求的多样化与信贷投入的不统一。人们日常需求的产品及服务越来越多，但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配套的创新机制不完善，无法满足农村用户对金融服务的进一步需求。与此同时，农村金融市场也面临人才短缺这一难题，基层人员多数是单一工作的员工，未接受过金融创新方面的学习与培训，难以推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和创新。
（三）金融生态环境薄弱
我国的征信体系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同时接入了多方机构的征信信息。但在农村地区，难以做到完全覆盖和信息共享，部分村镇的普惠金融机构还不能做到共享资源，导致客户信息不透明，大大提高了用户还贷不及时的风险。目前，我国农村的贷款对象仍然以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主，关于个人的有象征信信息仍十分缺乏，相关体制仍未建立，难以对个人借贷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差异，农村地区部分农民的教育层次和文化水平较低，涉及金融方面的相关知识更是十分匮乏，金融诈骗等问题也屡见不鲜，这给农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给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由于农民知识匮乏及部分道德水平不高的现象，可能出现故意骗取贷款和逃债等行为的出现；而农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和金融意识还较为缺乏，容易出现将个人信息借予他人等多种问题，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征信体制建立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与此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贷款给农民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举措，大多数农民从事的是农产品的生产相关的行业，本身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应对市场变化的抗风险能力也较差，经济收入不稳定，有大很可能会出现无法还贷的情况，这就造成在农村的市场上，普惠金融具体的产品和种类比较匮乏。
（四）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完善
目前对普惠金融的应用和发展，相关的政策仅仅停留在针对群体的层面，并没有落实到农村现实环境下。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只是设立了面向农民这一群体的普惠金融服务，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针对农村市场的普惠金融的发展，尚未形成完整健全的体系。政府相关法规的制定也较为宏观，对于具体落实未形成指导意见。以常见的抵押担保为例，在农村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对资产的评估担保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经过以往简单化的数量增长阶段，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初步向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方向发展，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一些辅助机构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在此背景下，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显得十分重要。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全有力的法制引导和保障，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尤其如此，只有在制度和法律层面进行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引导农村市场地的普惠金融实现更好的发展和创新。
四、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改进建议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
随着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也得到提高，而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速度却没有跟上。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财政补贴进行扶持，帮助部分落后的乡村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做好物质条件基础；并通过补贴政策，推动一些传统的大型企业牵头，帮助农村地区建立移动设备网络，为今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引导农村地区尽快发展数字化产品做好铺垫工作。同时应该引导不同的地区借助自身的地理优势、产业优势等形成新的增长点，并通过出台相关的扶持性策略，形成发展合力，并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具备可操作性指导意见，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在金融机构层面，主动进行机构网点向乡镇级别的地区进行扩张，根据不同地区金融需求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进行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和服务提供。进行金融机构网点的选择和设计过程中，应当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当地普惠金融服务的具体需求，进行综合考虑。
（二）降低农业生产风险，鼓励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了应对农作物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除了加强水利建设以外，政府还应当完善财政补偿手段，尤其是对受灾群众的需求进行动态分析，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同时政府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以缓解务农人员老龄化的问题。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机构应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下沉，将基础金融资源配置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坚持立足于农民群众的需求，针对乡村振兴的痛点，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创新性培训，创造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满足农村用户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金融创新还需要坚持因地制宜、风险可控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趋势变化和“三农”金融需求，有效地防控风险，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乡村振兴中。
（三）健全农村征信体系和监管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市场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社会征信体系，逐步完善农村征信信息，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农村用户的征信体系是很有必要的。金融机构也要主动积极引导农村用户培养诚信意识，利用经济手段让客户切实体验到守诚信的好处。同时国家也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的良好风气，强化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引导金融市场进行合法的交易。针对农村地区农民金融知识匮乏的现状，应当建立完善的金融知识普及体系，可以考虑通过设立专门的学习机构进行教学普及。同时为了保证具体落实过程中的有效性，可以采用以村为单位，设立学习小组的方式，并定期开展金融机构下乡的活动，通过一些鼓励性的活动激发农民的学习热情，并根据不同的农民基础水平进行差异化的普及工作。在普及过程中应当注意要时刻结合当地发展现状，进行针对性教学，要以农民的切实需求为基础，确保农民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四）完善相关的法规建设，加强政府监管
普惠金融的应用和发展，与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此过程中，相关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是指导和总领性的任务。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条款，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机构进行政策性补助，从而引导其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发展扩张，更好的服务农村地区；并通过一些鼓励性政策，降低农民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门槛，拓展农民获得收入的渠道。除此之外，政府监督部门也应加强在执行过程中的监管力度，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的惩处，营造健康良好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从高速增长完成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然而农村地区的发展必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实现普惠金融全面推广的过程中，农村市场的发展潜力是不容忽视的；相应的，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普惠金融因其普惠性的特点也成为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对当前普惠金融在农村市场上的实践现状进行深度剖析，对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薛继芳.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思考［J］.时代金融，2020（09）：14-15.
［2］王林.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中国商论，2019（21）：54-55.
［3］宋俊.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21（30）：7-9.
第2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我省《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县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贯彻执行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以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稳定增加收入为主要任务，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共建美好家园的愿望，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目标任务
通过实施精准帮扶到户的精准脱贫共建战略，到2020年年底，色柯镇幸福一村建档立卡已脱贫的贫困人口继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三、工作思路
2020年帮扶工作中，我局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强化责任感和紧迫感，脱贫攻坚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防止松懈、防止滑坡，精准发力去结对帮扶，树立“扶贫先扶智”的理念，按照“思想帮扶激发内生动力、资金帮扶改善家庭环境、精准施策提供帮扶效果”的工作思路，提高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帮扶措施
(一)压实帮扶责任。继续坚持帮扶人员原则上不调整，每人每季度入户走访不少于2次，了解情況，分析帮扶对象的困难原因，制定一户ー方案、一人一措施，坚持扶贫与扶志、日常帮助和临时救济、物质帮助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着力着力解决实际困难，与驻村工作队及时沟通信息，切实提高贫困户致富能力。(二)加强政策宣传。深入到贫困户家中，宣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脱贫攻坚方针政策和工作要点，提高贫困户思想认识，发挥其主体作用，防止返贫。对贫困户进行思想引导，宣传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克服“等、靠、要”思想，坚定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三)继续走访调研。分管负责通知全年入户走访调研不少于1次，宣传扶贫政策，认真听取驻村扶贫工作队，扶贫专干及村两委汇报，深入了解村情民情户情、自然资源状况、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具体困难等，详细掌握情况，对结帮扶事项。着力抓好贫困户收入达标、贫困户住房安全、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台账规范等重点工作，积极配合村两委制定好乡村振兴计划。(四)凝聚工作合力，加大帮扶力度。切实加强对帮扶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使帮扶干部进步熟悉中央、省、市、县有关脱贫攻坚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提高帮扶水平和质量。结合党组2020年党日活动计划，开展“主题党日+脱贫攻坚”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到幸福一村开展结对帮扶，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出力，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在“春节”、“五一”、“七一”、“十一”、“元旦”等重大节日期间对其进行不少于5次的走访慰问，通过物质经济支持、帮扶、协调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第3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关键词：都江堰；乡村旅游；SWOT分析；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07－03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各级政府将乡村旅游业列入发展议程和重点扶持对象，乡村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5.12地震后，都江堰乡村旅游业被作为重点重建的对象之一，获得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2009年，都江堰政府编制完成了《都江堰市乡村旅游总体规划》，并提出计划在2020年将都江堰打造成“天府之源，蜀味乡村”的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一、 都江堰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都江堰是我国少有的拥有双世界遗产的优质旅游城市。都江堰乡村旅游业依托都江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发展状态。2006年，都江堰城乡旅游人次达到了305万；到2007年，仅乡村旅游人次就达到了217万，乡村旅游收入19 502万元。5.12地震后，都江堰乡村旅游业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经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后，乡村旅游发展势头更加迅猛。2009年1―6月，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3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亿元，分别是2007年同期的146.41%和260.67%，2008年同期的147.6%和124.6%。目前，都江堰乡村旅游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都江堰已经形成了虹口乡高原新村、安龙镇徐家林盘、紫坪铺镇沙湾村、蒲阳镇花溪村、大观镇茶坪村、石羊镇桃花源、青城后山泰安古镇等乡村特色旅游点。
二、 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由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斯（Andrens）提出来的一种综合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并对其进行系统评价，从而选择企业最佳的发展战略的方法。SWOT分析代表分析企业或者行业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现在，SWOT分析法被广泛地应用在企业竞争环境分析和各种行业战略规划报告中。本文对都江堰乡村旅游的发展做一个自我分析，以有利于都江堰乡村旅游经营与管理者充分认识到都江堰乡村旅游业发展所处的环境，利用本区乡村旅游的优势，从而为都江堰乡村旅游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战略性的决策。
（一） 优势分析（S）
1.具有优质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国际旅游资源
根据国际乡村休闲旅游区的成功经验来看，在引导游客进行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因素中，自然环境的本底质量居于核心地位。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一年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59.59%，大气环境和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有“天然氧吧”之称。都江堰有13条河流穿境而过，境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包括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35种和珙桐、银杏等珍贵濒危植物46种。都江堰是融山、水、城、林、堰、庙、桥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境内青城山-都江堰是闻名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都江堰全市均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此外，都江堰还获得了“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示范奖”等。这些品牌优势都给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独特的传统文化是吸引休闲度假游客的重要元素。都江堰乡村旅游文化依托于2 260多年的水文化、1 800多年的道教文化和养生文化，以及5 000多年的农耕文化等核心文化。都江堰水文化和青城山道教文化成就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并使蜀文化经历一千多年，成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中心。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存留、以生态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巨大水利工程；以川西林盘为核心的都江堰的田园风光蕴涵着都江堰深厚的独特的川西农耕文化和水文化内涵；以“人间仙境”、“青城天下幽”而闻名世界的青城山是中国道教文化的发源地，道教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都江堰有着“长寿之乡”的美誉，而与道家文化息息相关的道教养生文化、中药养生文化也逐渐成为都江堰乡村旅游独特的资源，乡村休闲养生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3.有发达的交通网络
优秀的外部交通串联为游客到都江堰体验田园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交通依托。都江堰已经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已建成成灌高速公路、国道213线、省道106 线、灌公路、 灌郫公路、灌温公路、灌崇公路。成灌快铁可以使游客从成都出发，20多分钟即可到青城山脚下。成青旅游快速通道使从成都市区到青城山的路程将比以前的路程缩短近20公里，并且在成青旅游快速通道两边增设了健康步道。现在成郫灌城际铁路和成都市至都江堰市轻轨交通线已经正式运营。都江堰乡村内部交通网络基本完善，全市已实现村村通工程，乡村旅游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
4.拥有良好的品牌和规模优势
都江堰的乡村旅游发展比较早，规模和特色都比较突出。都江堰为适应国际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长寿资源、茶叶、中药材和农家庭院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立起了青城红阳猕猴桃农业观光基地和青城绿茶农业观光基地和农家休闲旅游、中药材、花卉苗木、银杏、茶叶、双孢菇等菌类、生态畜禽等特色农业产农业产业园区。目前，都江堰已建成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214个，百亩以上示范园区106个，产业化示范园区17个。都江堰是全国最大的猕猴桃出口基地，远销日本、欧盟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都江堰种植生产的地道药材川药应用历史悠久，栽培技术成熟，产量大、质量优，川芎市场占有率已达10%。现在，都江堰正在加大生态观光农业发展，并加大力度进一步挖掘现代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生态体验功能，以便丰富国际乡村旅游产业的内容。
5.乡村旅游国际化有大都市成都作为依托
旅游业是一个依托性强的产业，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旅游大环境。“天府之国”成都，不仅是我国西南的科技、贸易、金融和交通中心，而且是亚洲首个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成都倾注了大量的力量，用于发展旅游景点、餐饮、住宿、会议展览、运输、娱乐休闲、购物、安全和卫生保健等，以保障更多游客的旅游。成都为旅游活动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此外，都江堰、青城山和龙溪-虹口自然保护区与九寨沟、黄龙、峨眉、乐山连成一线，相得益彰，成为西部黄金旅游线上的枢纽。
（二） 劣势分析（W）
1.开发档次较低，与国际旅游目的地不相匹配
目前，都江堰的乡村旅游的主题旅游资源以乡村景观、乡村生活和特色种植园为主，当地乡村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多层次体验方式的营造方面还不够。农家乐经营项目比较单一，满足不了市场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大部分农家乐仍然局限于展示农家活、农家菜、农家景，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缺乏对乡土风情、民俗传统、养生文化等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利用。都江堰的整个乡村旅游当前核心特色的提炼和整体形象的塑造仍然是不够的，这和打造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不相匹配。
2.人才缺乏，整体经营水平不高
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系统和专业的旅游工作的培训。因此，业务水平、服务水平、管理水平等都比较低，没有达到国际水平。由于人才的缺乏，乡村旅游经营者经营观念落后，缺乏创新和长远的竞争意识。很多经营者的目光仍停留在菜品味和价格上，以文化特色和服务水平等吸引游客的不多。
3.营销力度不足，国际营销能力弱
国际乡村休闲度假目的地的打造需要很强的国际乡村旅游营销管理。目前，都江堰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和销售大多没有形成体系，乡村旅游产品立体营销能力不强，国际营销能力弱。很多乡村特色产品的精心策划包装和促销不足，导致乡村旅游产品国际认知度低，影响能力十分有限；乡村旅游的客源最主要还是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国外远程客源市场的开发能力远远不足。农产品也只有少数的远销国外市场，大部分仍是以国内市场甚至只以四川市场为主。
4.相关产业和配套设施发展滞后，满足不了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需求
与一般的农业观光旅游景区相比，国际乡村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旅游服务设施的配套上要求更高。都江堰的乡村旅游形式还比较单一，农业、商贸、服务产业之间的联系不很密切，还没有形成互补、互动、高效、共生产业一条龙协调发展的局面，不能充分地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乡村旅游区内旅游标准设施还没有完善，只有设置了部分景物介绍牌、标识牌和数量不多的游憩休息设施，而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和观景设施还只是初步建立，不能对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形成有力支撑。
（三）机遇分析（O）
1.灾后重建给乡村旅游国际化带来了发展契机
地震后，都江堰的乡村旅游业被作为重要的重建部分之一，相应的救助政策、项目扶持、金融支持等给都江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契机。都江堰乡村旅游在来自上海的对口支援专家的协助下，对旅游资源重新进行整体规划和整合。利用地震后地形地貌的变化，都江堰虹口景区、虹口漂流都有了专门设计的方案，一批地震遗址公园也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资源。同时，全国首批高端乡村连锁酒店和10万亩现代农业聚集区已经开始投入建设。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的多场推荐会上，都江堰与上海一直是“捆绑”宣传；都江堰利用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海旅游节等契机，开展都江堰旅游专题推介，借助上海世博会走向国际化。
2.城乡统筹和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机遇
成都是全国城乡统筹试验区，而都江堰是试验区中的示范区。都江堰的产权制度改革成果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09年，成都市确立了建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成都全域和成都经济区范围内形成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都江堰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质自然资源的世界遗产城市，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3.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重视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2008年，省政府《关于加快恢复振兴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政策，2009年和2010年的省委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推动乡村旅游加快发展、规范发展。都江堰政府提出，将都江堰打造成中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典范试验区、中国100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之一；使都江堰市乡村旅游成为驰名中外的“天府田园”的代表，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形象之一；都江堰市作为“全域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的旅游龙头之一，使其乡村旅游成为中国第二代旅游产品的国际化标本。
（四）威胁分析（T）
1.由于地震的破坏，都江堰乡村旅游不可能短时间内全面恢复
5.12地震中，大量具有旅游价值的民居、院落坍塌或者损毁，部分植被、田园风光被改变；以青城山――都江堰为背景的乡村旅游资源被严重破坏；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也受到了损伤，并对旅游企业正常运营和基层旅游管理机构运转造成较大影响。部分乡村旅游资源正处于旅游业的恢复重建期，但恢复重建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同时，都江堰乡村旅游的形象的恢复和升级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2.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给都江堰乡村旅游国际化带来压力
近年来，由于乡村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成都市周边地区很多特色乡村旅游业都给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带来了竞争压力，如知名度非常高的三圣乡的“五朵金花”、温江花博园、郫县农科村等。国内其他地方很多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比较成熟，有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如云南丽江乡村旅游业已经从单一的农业观光型向生态农业型、科级示范型和农村民俗型转变，每年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的前往。国外乡村旅游业发展比较早，特色鲜明，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并且成为很多国家乡村旅游发展的学习典范。如澳大利亚葡萄酒业旅游、日本的务农旅游、匈牙利的文化乡村旅游等。
三、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策略
（一）SO策略分析
发挥双遗产的核心吸引力，挖掘都江堰乡村独有的文化底蕴，充分利用水文化、道教文化、养生文化和其他川西民俗文化，将文化特色融入到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去，丰富乡村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的内涵。同时，保持乡村自然人文环境的原真性，营造都江堰独特的天府田园乡村氛围，对国内外远程游客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另外，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客源营销中心，并通过网络营销，将都江堰独特的乡村魅力推向世界。
（二）OW策略分析
利用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体系。建立长期完整的人才培训机制，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国内外各种会交流，借鉴先进的管理和服务理念，提高乡村旅游管理的水平。以电子商务为平台，建立都江堰乡村旅游的立体的营销体系，增加都江堰乡村旅游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曝光度和旅行策略的强度。
（三）ST策略分析
将传统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转化成为生态观光和乡村文化体验并重的模式，塑造具有独特文化品味和特色的核心乡村旅游产品，培养都江堰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四）WT策略分析
创新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使之与都江堰全市的发展相协调、相融洽。借助各方面的援助和技术，整合都江堰的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产品单一，使资源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优化配置，使形成农业、商贸、服务产业共同发展的旅游产业集群，强化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李坚.基于SWOT―PEST分析的乡村旅游发展的战略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4）：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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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叶琼秀，覃建雄.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SWOT分析及发展模式探讨[J].四川地质学报，2010，（3）：97-100.
第4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关键词：特色农业；茶经济；发展；路径；分析；研究
农业也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产业之一，加强农业经济建设，可为全国农业人口增加经济收益，在此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繁荣发展，进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夯实根基。特色农业发展概念的提出，为国内农业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推动了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处在特色农业建设背景之下，茶叶经济俨然成为了农业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并朝着多元化、常态化、综合化的方向迈进。所谓特色农业，指的就是具有特色化和绿色化以及优质化属性的农业产业。若想实现特色农业的发展目标，期间就务必要对之前的农业产业进行完善与优化，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如此才能循序渐进的拓宽产业链，实现区域内各产业的联动式发展。茶叶经济是农业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发展茶叶经济时，一定要立足于特色农业的特点，对茶叶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多元化转变，如此方可创建出多功能型的农业产业，进而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处在特色农业建设局面下，茶叶经济产业现已发展成为了国内特色农业中的支柱产业，其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平的提升。唯有农业经济得以发展，那么国民经济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广大人民群众也才能拥有一个稳定安逸的生活。中国是茶叶原产地，有着数千年的茶文化历史，再加上茶叶生产和销售会产生很大的附加值，因此茶叶经济具备着很大的发展潜能。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便有着更高价值、更高层面的经济追求，这便推动了茶叶经济和特色农业之间的有机融合，为茶叶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契机。
1国内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陆、平原与山区，不同地区的农村之间，发展水平各异。有的时候即便是两村相隔数十里，其经济发展情况也是大相径庭。就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多地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多共性问题。第一，以第一产业为主。随着现如今国内基础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农村地区会出现农业投入和农业产出不呈正比的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产出和投入倒挂的现象。正因为产业结构落后，国内乡村不富裕人口数量远远大于城市人口数量。尽管东南沿海地区中存在很多经济发达的村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但从全国范畴而言，我国农村人口的主要经济收入依旧源于第一产业。第二，生产方式落后。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国内农村第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联系程度依旧不够紧密，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以及服务之间存在着脱节的情况。此类脱节情况的存在，致使后续的农业产业发展中相继出现数量多、规模小等问题，农村地区很难实现规模化发展，主要依靠家庭单户作业，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发展潜力不足且抗风险能力不强。一些农村为了振兴本村经济，主张要加强对经济作物的耕作，但农户在进行经济作物种植时，存在着投入多、风险高、变化快等一系列特点，期间若农民经验不足、操作失误的话，就极有可能导致减产，严重时还会面临着绝产的风险。第三，资金短缺。人才短缺是限制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城市中本就人才济济，而现在的农村，很多人选择进入城市中去发展，如此就会导致农业产业建设中人才不足，让原本经济水平就落后的农村想发展变得更加困难。还有就是农民群众学历普遍不高，他们的理念不够超前、视野不够宽阔，即便是有着一定的发展意识，有时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再就是农村贷款并不是很方便，譬如说一个农户要承包一个茶园，获取贷款时会遭遇一些困难，因此有时就会打消这些创业人积极性。第四，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和城市之间进行对比后不难发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仍有待完善。基础设施不完善，不仅仅会限制农村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还会影响招商引资。譬如说某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不佳，交通闭塞，这就极易导致农产品不能被快速的输送至各地，所以就会限制当地农业的高效发展。
2国内茶叶经济发展现状
2.1优势
我国拥有着十分丰富的茶叶资源，茶叶产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注重茶叶产业建设，既可以推动茶叶经济增长，还能够持续改善茶叶产品质量。现在，国内茶叶经济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茶叶资源丰富。国内茶叶资源尤为丰富，既有绿茶和红茶，还有黑茶和乌龙茶，更有花茶和药茶等，产业种类多、分布区域非常广。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乌龙茶生产国和普洱茶生产国以及白茶生产国，并且绿茶产量位居全球之首。第二，茶叶产业结构完整。过去的20多年间，我国茶叶产量上涨幅度为400%，成为了世界上的核心产茶大国。通过数次调查和分析得知，2014年的世界茶叶产量是502.6万吨，中国茶叶产量是209.2万吨，占世界茶叶产量的41.6%。特别是新型茶叶产区异军突起，新增了贵州茶叶产区和云南产业产区以及四川产业产区等，茶叶产业经济现已成为了国民经济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多年发展，国内各地茶叶生产结构日趋完善，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企业+基地”的新型合作发展机制，实现了茶叶产业规范化运作的目标。与此同时，国内茶叶产业结构也得到了持续优化，各种名茶、优茶的产量不断增加且销售规模日益扩大，其中以“小罐茶”最具行业代表性。第三，茶叶出口总量不断提升。自2009年以来，中国每年茶叶出口总量始终大于30万吨，对外向12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茶叶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茶叶商品出口中，绿茶的出口量最多，其次是珠茶和眉茶。另外，红茶的出口量也有所“回温”，红茶出口地普遍集中在浙江和湖南以及福建等地。
2.2不足
第一，茶园基地建设不到位，难以和现代化茶叶发展局面相适应。国内很多农村地区适合种植茶叶，这些地区拥有着良好的种茶条件，每年均会生产出大量的优质茶叶。但是因为遭受到地区财力、种茶农户、茶叶企业发展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茶园建设遇到的困难不少，很多茶园不能如期建立起来。以云南省茶园建设为例，该地区的中低产值茶园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无性系和有机茶园的种植面积却比较小，中低产值茶园面积约为178667hm2，所占比例是42.21%，但无性系茶园所占比例仅为37.93%，有机茶园所占面积只有7.62%。现在云南地区的茶园种植，机械化水平不高，存在着一些放荒情况，每公顷茶园干茶产量仅为868.95kg。上述问题的存在，会限制地区茶叶产业的稳步发展。第二，茶叶品牌影响力不足。国内多地茶叶企业所在的共性问题即为“小、散、弱”，本地茶叶品牌虽多，但是却未能全力打造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支柱企业，统一度低。以云南地区为例，近些年云南茶叶企业的品牌建设力度不足，未能形成茶叶产业品牌集群，忽视了品牌打造，所以在国内茶叶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即便是建立了茶叶产业合作社，其茶叶产业化经营模式也有些落后，不能为当地茶农带来理想化的经济收益。再就是茶叶企业的营销手段过于单一，没有建立起一批精良的企业营销团队，如此就会导致销售人员缺乏开拓市场的意识。云南地区2016年的茶叶出口产量是1100万公斤，创税4500万美元，没有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力，该地茶叶产品在全世界的销量有所下降。第三，茶叶产业链过短。国内一些地区的茶叶产业加工很多使用的都是粗放化的形式，企业设备技术相对落后，好企业没有几家，精制茶叶生产工艺尚未成型，如此就不能实现对茶叶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也难以有效拓宽茶叶产业链，并且也不能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持续加强对茶叶生产设备的投入，如此才能有效拓宽茶叶产业链，从根本上提升社会化效益。以云南茶叶产业为例，该地茶叶企业，存在着规模小、工艺欠佳、实力不强、设备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数千家初级茶叶制造所中，接近半数存在着设备老化、固定资产少、茶叶年加工总量少、茶叶质量欠佳等问题。2016年云南地区成品茶产量是1800万公斤，占全省毛茶产量的65%，云南省1200家精深加工制茶企业中，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其茶叶加工产量是1100万公斤，产值达58亿元人民币，占整个云南省茶叶加工量的40.1%，年产值在300万公斤以上的制茶企业有10家，产值过亿的制茶企业有10家，全省茶叶产业深加工产业只占到总量的3%，和国内平均水平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3基于特色农业背景下的茶叶经济发展路径
3.1以特色农业助力茶叶经济发展
旨在推动农业经济高效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持续发展地区特色茶叶产业。在发展乡村产业的过程中，理应发挥出特色农业的优势去带动茶叶经济增长，如此才能更好的践行乡村振兴方针，并将地区经济发展潜能彻底激发出来。在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农业区域优势，进而去实现和其他农业产业之间的联动发展。茶叶经济可以高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唯有发挥出茶叶产业的特色，才能真正的振兴当地经济。有关部门一定要将茶叶经济和乡村旅游事业建设之间进行有机融合，打造出“茶叶+旅游”的服务模式，以此去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并让世人感受到本地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旅游是时下十分流行的一种旅游项目，不仅生态环保，而且还会助力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近些年，“茶叶+旅游业”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渐渐兴起，并备受大众认可与支持。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连年提升，旅游俨然成为了大众日常休闲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此时的旅游产业便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将茶叶经济和旅游产业之间相互融合起来，不仅可以提升旅游行业领域的发展活力，还能够进一步提升茶叶经济发展成效，可以让人们体会和感知深邃的茶文化，在旅游中放松身心，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利用茶文化旅游去促进茶叶经济发展，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并有效提升农村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活力。在具体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有关部门和机构一定要积极的整合和优化本地旅游产业的资源，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产业创新发展方案，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人采茶、品茶，让游客了解茶文化和生产流程以及加工技艺，让游客在旅游中学习茶文化、传播茶文化，让更多人来此观赏游玩和消费，进而推动本地农业产业经济快速发展。各地在发展茶叶经济时，要借鉴福建“大红袍印象之旅”和云南“普洱养生旅游”的活动经验，将茶叶产业和农村旅游产业相互融合在一起，如此便可有效推动茶叶经济增长，亦可为广大农民群众增收创收，也可将本地的茶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
3.2明确定位、合理规划
处在特色农业发展趋势下，新时期农村茶叶产业的发展，首当其冲是要做好定位，之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关工作者一定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紧握时代脉搏，研究消费者消费心理，通过开拓创新去推动地区茶叶产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茶叶产业建设的整个阶段内，相关工作者一定要秉承“生态+环保+科技”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极具现代科技气息和茶文化气息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园区。在茶叶生产园区建设的过程中，要兼顾茶叶质量和茶叶产量，如此才能使茶叶经济得以增长，助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国内科技水平的日渐提升，信息化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以快速普及和应用，因此新时期的农村茶叶产业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建立一个茶叶产品信息化销售服务平台，创建茶叶产销一体化格局，如此才能拓宽茶叶销售规模，并提高本地茶叶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3创新茶叶产业管理机制
旨在实现地区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经济高效增长，就一定要推动农村茶叶经济发展。因为茶叶产业属于特色农业中的一种新形式，所以不能一味的固守农村第一产业，还应该注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建设。现在的茶叶产业发展过程中，多地仍存在着管理机制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有效提升茶叶产业生产水平和效率，就一定要对茶叶产业管理机制予以建立健全。需要注意的是，在茶叶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管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此时唯有做好茶叶产业管理工作才能有效提升茶叶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作为农村茶叶产业负责人，一定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相融合，进而去更好的开展重点工作，将侧重点放在产业联动发展层面，对茶叶产业管理机制进行及时有效的创新，如此做到与时俱进，切实提升茶叶产量和效益，为三农事业的发展增添活力。
3.4创建专属茶叶品牌
若想让产品更有知名度，就一定要发展特色文化、创建专属品牌，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推动农村茶叶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建立一个极具特色的专属茶叶品牌。创建专属茶叶品牌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茶叶的质量，唯有将茶叶质量摆在第一位，保障其绿色、环保、健康的属性，才能将茶叶产品大范围的推广出去，彻底打响品牌。需要注意是，在进行茶叶种植的整个过程中，栽培方式要竭尽所能做到绿色、健康，相关工作者一定要做好日常的茶叶种植监督和管理等一系列工作，使茶叶产品可以满足国家标准，之后企业要适当加大茶叶的种植规模，积累良好的口碑，将自身所生产的特色茶叶产品打造成地区独一无二的茶叶品牌，并要注册商标，而后借助品牌效应去推动本地产业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4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离不开对地区茶叶产业的建设，茶叶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处理三农问题的“利器”。所以说要不断加强农村地区茶叶产业建设，与国家政策要求相契合，最大限度上发挥出农业特色产业优势，如此才能顺势带动地区范围内其他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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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一)经营者缺乏品牌营销意识
目前许多农业生产者经营的核心不是品牌而是农产品,缺乏品牌形象实力的营造,将品牌仅仅视同为商标,大多是注重品牌的识别功能和促销功能,将其打造成名牌的意识不强,不能有效地开展品牌经营。许多优质特产因无注册品牌,导致农产品土味浓,精品少,附加值不高,市场竞争优势和价格优势不强。
(二)农产品品牌营销的中介组织缺失,产业化龙头企业力量薄弱
在农产品品牌营销过程中,农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者大多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东家萝卜西家菜,生产规模小,总产量也小,没有规模效益,从而也不利于农产品品牌营销。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农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相对滞后,以农业合作社为例,目前中国农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数量太少,规模偏小,入社农户占乡村总户数的比例小,相当一批农业中介组织仅仅停留在生产或技术环节的简单合作,成员之间的联合多以松散型为主,农业中介组织与农户之间的联系不紧密,达不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目的,在发展产业经营,实施农产品品牌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这就使得目前农产品品牌营销缺乏真正的实施主体,很难对农产品品牌实现有效的投资、管理及维护。
(三)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
如何打造农产品品牌,使之成为名牌,并经受住外来农产品的冲击而长久地生存下去呢?归根到底是想办法提高农产品质量,而提高农产品品质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定和实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工艺流程和衡量标准,使生产过程标准化和系统化,符合国家和国际市场标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可以看出,农产品安全质量体系的建立健全是农产品品牌营销的基础。而在目前,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是粗放的小生产经营,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操作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农产品的品质各异,从而使得农产品品牌营销缺乏必要的质量保证。
(四)农产品科技含量偏低
在农产品品牌营销过程中,从种苗的培育到产品的生产,从农产品的加工、包装到销售,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科技支持。虽然中国农业科技经过50多年的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从整体而言,农业科技进步尚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就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而言,发达国家已达到70%-85%,而中国仅有42%,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滞后,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中得到推广应用的只有30%-40%,其中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而发达国家却早已达到60%-70%。这就使得中国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产品品牌营销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
(五)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趋同,竞争优势不明显
首先,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产品加工业落后,大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品基本上停留在粗加工上,精深加工产品、二次增值产品少,高科技产品、名牌产品更少,没有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从而使得农产品品牌营销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其次,由于受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中国很多区域间农业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严重,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农产品品牌营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二、我国农产品品牌营销的优势
(一)特色资源优势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农产品的品种和品质产生巨大的差异,以资源为依托,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名优传统农产品,成为农产品品牌营销的资源依托。目前一些地区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已经初步形成了当地的名牌产品,带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二)政府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特别是1999年《农业部关于创名牌农产品的若干意见》下发以来,各级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把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营销,发展质量效益型农业作为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从政策、组织、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产品品牌营销战略的实施,为推动农产品品牌营销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三、促进我国农产品品牌营销的对策
(一)树立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意识
树立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意识是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的先决条件。农产品品牌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必须发挥先导作用,政府、企业,农民三位一体联合努力开发。一是政府要转变观念,不断学习,增强品牌意识,将农产品品牌战略当作今后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二是针对农民品牌意识较为淡薄的问题,加强对农产的引导,帮助广大农民改变陈旧的农业观念,树立农业创品牌是增加收入的重要保障思想,逐步提高农民的品牌意识,让农民真正体会到农产品品牌效应带来的效益,积极投身到农产品的品牌创建中去。三要加强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引导和管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农产品品牌给予积极的支持,要使企业充分认识到农业创品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而自觉地走农业创品牌之路。
(二)塑造品牌形象
美国著名品牌策略大师大卫•奥格威说:“就像人的个性一样品牌的个性既是特殊的也是永续的”,意即品牌的个性是由一致性和识别性两大基本要素构成的。因此,生产者如果既能在一个品牌的性格塑造中保持其一致性,同时又实现品牌与顾客的有效沟通和情感交流以达成独特的识别特性,就可以完成其品牌的性格塑造,为产品的差异化创造有利条件。品牌形象和个性的塑造,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品牌内在形象的塑造。品牌的内在形象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特性上。质量是品牌形象的核心,是产品的生命所在。因此,国内外生产者无不把品牌质量放在品牌营销的首位。(2)品牌外在形象的塑造。品牌的外在形象主要体现在品牌名称、品牌标志、品牌包装上。著名品牌策略大师艾•里斯说:“实际上被灌输到顾客心目中的根本不是产品,而只是产品名称,它成了潜在顾客亲近产品的挂钩。”由此可见,品牌名称是和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品牌名称给人在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受要亲切动听。且便于记忆和突出特色。品牌标志的设计要清晰醒目、新颖美观并富有时代气息。包装是品牌形象的具体化。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品牌产品、展示品牌个性、促进产品销售。通过包装的造型、图案色彩、规格、包装材料的设计和选用,突出产品的个性,提高品牌的魅力。
(三)完善农产品质量体系,实现生产标准化,品种优化、包装特色化
实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这是稳定农产品品牌形象的重要前提。优化农产品品种、发展特色农业,这是提高农产品品牌形象的基础。一方面需要注意科技投入,广泛利用基因工程等现代科技成果创造新产品,另一方面要根据消费者对无公害产品的渴求推出“绿色产品”以顺应时代潮流,增强品牌的亲和力。另外,还要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及传统优势推出特色产品,增强品牌的市场吸引力,巩固其品牌地位,并搞好农产品的加工和包装,这是改善农产品品牌形象的重要保证。这不仅顺应了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对农产品需求变化的趋势,提高产品身价、提升品牌形象,而且还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做好农产品品牌的命名与注册工作
在品牌命名中,要做到简单易读,便于记忆,最好能暗示农产品的品质和效用,给人印象深刻,能产生丰富联想,尽量少用笼统的产地品牌。至于品牌标志,更应该赋予更多内涵,独特新颖有创意。同时要入乡随俗,不能与当地文化法律法规有冲突。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的新商标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对其所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产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可以向商标局申请产品商标注册。这就是说,我国农民今后不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都可以为自己经营的农产品申请注册商标。这无疑为农产品商标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
(五)制定向名牌农产品倾斜的优惠政策
农业名牌的创立和发展关键是要有一批实力雄厚、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目前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里,有4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龙头企业集团,他们是全球最有名的农业名牌企业。因此,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行扶优扶强向农业名牌倾斜的政策,有利于大型龙头企业创立和发展农业名牌。具体优惠政策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优惠。要实行低税率、减免税和税后返还政策,放水养鱼。二是信贷扶持。可通过农业发展银行优先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实行类似政策。三是财政支持。要优先安排有关项目投资、优先列入技改计划、资本结构改革试点、优先安排债转股。四是优先批准上市融资、优先授予自营进出口权。五是加大行政、法律和舆论保护力度,坚持不懈地打击假冒伪劣行为。
(六)采取品牌延伸方式,不断拓宽品牌范围,建立和完善品牌体系,丰富品牌农业的发展内涵
随着各种生产经营主体市场意识的增强,品牌与商标已经从最初所赋予的识别功能和促销功能向信息传递功能、价值功能、形象功能的综合功能转变。而不同的消费者对品牌功能的需要往往不同。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必须围绕核心品牌,建立健全品牌体系,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通过品牌延伸方式来拓展品牌范围,向消费者提供同一品牌多种不同功用和形象的产品。虽然品牌延伸是当前知名企业常用的发展战略,但对于农业企业来说,引入品牌经营的理念,采取品牌延伸方式来推进品牌农业发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为此,应该借助于工业化中的品牌经营思想,在进行品牌设计时,将保持品牌核心价值和个性的一致性作为品牌延伸的关键。如农产品的绿色功能、消费功能和安全功能等,都是农产品品牌延伸和发展品牌农业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重要方面。
(七)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强化农业科技对品牌价值的增值能力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品质,不仅是树立农业品牌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要。从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形成过程看,由品种研制,到良种选育,再到产品生产和后序的加工、包装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支持。而现代农业发展中,来自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支持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围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以及产品加工的发展,开创了许多新兴的科技领域,为新的产品品牌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近些年来,我国依靠优势人才资源和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雄厚技术,为品牌农业的培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有关无公害蔬菜、农产品生产技术的科研成果日臻成熟并大面积应用。但仍需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与支持力度,努力构建一个从农业生产、加工到营销的技术创新体系,集成开发和重点示范一批农业重大关键技术,攻克一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农产品加工、保鲜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增加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推进品牌农业快速发展,促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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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市场推动；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3914）
〔作者简介〕曹海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98。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是西方合作经济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合作组织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陷入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着重剖析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与市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
合作行动（cooperative action）作为构成合作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与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具争议的研究焦点。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设，通常采用大量数据图表对合作行动进行定量分析，并建构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资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寻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会学看来，以上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设合作行动者能准确决定其行动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假设显然不符事实，合作行动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运行环境，非经济因素对合作行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社会学经典时期，马克思（1867）、涂尔干（1893）、韦伯（1921）等对合作行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分析，强调制度建构及其有效实施的非理性基础（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同样对合作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合作组织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的产儿。
事实上，世界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农民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而且还是当今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鉴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根基及其发育成长动因也互不相同。从发生机理上看，现代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1。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市场化力量”的推动，而“市场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2亦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市场需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类活动，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
农业作为分散产业、农民作为技术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样亟需市场化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农业的自然生产与分散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是一个弱质产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不可忽视，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视为市场化推动的负面影响或副产品。这就需要设立专业性的经济机构，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产销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农业市场竞争急剧性和农业产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市场竞争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风险性的优势特点，同时市场化竞争的推动又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缺点。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市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还应有政府引导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导也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场化竞争存在的诸多不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引导，即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来实现市场化力量推动难以完成的任务，体现政府引导所具有的公益性、反应速度快和规模影响大的优势。更何况，“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这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性，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合作社诞生之初的价值目标及其行为取向表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客观上要求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有效配合，这种内在需要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其实现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首先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为保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不快，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薄弱，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经营管理素质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条件和规模经营不够的限制，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切需要构架以家庭承包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为基本框架的市场农业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对接，实现农民合作组织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二、引擎失衡：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畸变境遇
基于中国社会事实，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会陷入更为艰难困境的疑虑与反思在学术界早就酝酿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果真如有学者质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利益驱动致使农民间的合作关系必然会迅速减少？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促使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农村传统组织的衰落进而造成农民合作变得更为艰难？毫无疑问，对这样的质疑回答“是”或“否”都显得极为草率。因为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转型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剖析离不开我国特定的制度运行环境，不仅要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认真思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因为经济行动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还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4
回顾世界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合作组织是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互助自救组织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将“无涉政治性”视为重要的组织原则或组织行为准则。不过，合作组织的最初设想未必就会形成合作组织后来实践的现实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组织发展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强制性色彩极浓的经济运行体制，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组织发展的价值指向及其运作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原先作为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开始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牵制，经济合作组织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制度及其运作形式开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组装并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理想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组织发展的意图就更为明显，即政府欲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其特定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开始套上国家行政化运作的外衣，而其发展自然也越来越背离“无涉政治性”原则。国家的行政意图明显左右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若将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其产权模糊，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合作组织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明显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国家对它的各种扶持联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国家行政化驱动力压市场化推动而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毋庸置疑，农民合作组织发育成长的根源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合作组织源于市场化，又能推动市场化。毕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换过程中，理性行动者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途径就是放弃原有物品，以获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农民在面对大市场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放弃原有物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既非源于市场化，更不能推动市场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捆绑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及其意图而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
非常明显，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变”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如果说50年代初运动中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规定层面的话，那么，随后的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则是国家在自己名义下，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集体组织并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和法律权利，进而实现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主导。7重新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50年代开始合作化之时，我国农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随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了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内容，而且更使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对合作组织的兴趣及其参与的主动性，以至于对1980年代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造成无形的伤害。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被动式市场化”卷入，国家的行政意图及其指令毫无商量地将农民全部卷入合作化运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国家行政化合作运动注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再按市场化规则运行（事实上也无法按市场化规则运行），必然陷入实践困境；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也不再是权利型的理性参与，实为农民的无奈选择。双重引擎的严重偏颇失衡必然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
三、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农民合作困境的突破进路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的合作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动员的性质，特别是在国家主导乡村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凭借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农民卷入各项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8毫无疑问，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显然扼杀了合作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高度集权的国家行政控制使得农民拥有的公共参与权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一切权利因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层层控制而根本无法兑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只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农民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体现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及其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民作为“合作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而是迫于国家行政压力的无奈选择。建国后国家行政力量正是通过发动合作化等运动将农民成功卷入其中，这种“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实质上就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选择权利的被动行为，农民必然沦为缺乏自主意识与选择权利的一群“合作化盲从”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民合作行动的单向控制，显然无法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主动性。
毫无疑问，1980年代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的均衡运作初现端倪。乡村改革使农民真正获得了主动性参与的权利资格，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隶属于公社体制的“社员”，拥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确立了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组织必须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才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农民自愿合作也就会成为农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9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有了特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也改变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性质，即由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卷入”式参与向新时期的“权利合作型”转变，农民合作参与的权利性日益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均衡运作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性质与方式的转型并不就意味着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合作参与成为一种非强制，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很难避免“多数人参与”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能让我们轻率地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绩效与前景下结论，但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在市场化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培育和发展的问题。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向“权利型”的转变，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更应有实质性内容的切换，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先决条件。从较大范围来看，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权利型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合作主体的合作文化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在合作问题上对合作过程的行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类型对合作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的价值评价、合作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合作的方式选择、合作规则的认同情况、合作的行为向度、合作的效果认识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会潜在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权利型合作不仅要求农民要有较强的权利观念，而且要求农民具备现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健全市场体制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市场化的直接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民才有可能选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既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求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各种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农民合作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关键因素。农民权利型合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民以合作主体身份对合作事务实施民主管理的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农民作为合作主体不仅要积极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而且更应成为农民合作规则的实践者与创新主体。农民合作规则的内容应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这既包括确立合作主体权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着眼于地方特色的农民合作章程（条例）。虽然两种合作规则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参与制定的主体理应都是农民，农民合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能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真正实现。
其四，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证。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通道，农民合作参与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乡村改革以来，农民在空间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断，横向联系也相对缺乏，这种低度组织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必然使农民的合作参与因缺乏凝聚载体而出现弥散化和相对弱化，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表达和政策要求难以集中，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求切实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
其五，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农民合作形态的现实状况意味着农民合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小，农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参与形态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态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单一、空乏的总体性趋势，农民的合作行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行为，农民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惯性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权利型合作多元形态的选择。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激发农民合作的主体性则是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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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一、我县中等职业教育概况
最近几年我县中职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县共有中等职业学校八所，其中公办职业高中五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三所，新庙高级职业中学和县职教中心为省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甘罗乡村教育社为市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所设专业分为种、养、加、管、企、贸、医、艺师等类20个专业。*、*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市招生先进单位。现在全县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人数共4256人。颍上县几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我县的中职学校加强了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巩固和扩大了原有的就业市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07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93%。08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95%，例如新庙职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生在实训上的时间多于理论上的学习时间，学校的大量投资均倾向于实训设备，近几年仅用于数控设备上的投资就有一百多万，该校的毕业生因动手能力强而大受社会欢迎，每年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
二是以学校创建为动力，重点发展了一批骨干学校。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扶持下，特别是由于教育部门和基层学校的共同努力，中职学校建设的投资力度有所增强，许多学校教学条件明显改善，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例如，*年县城市教育附加费的30%投入到中职学校200万元，*年县城市教育附加费的30%投入到中职学校440万元，*年颍上县职教中心*年自筹资金一百多万元，添置了一批学校急需的实习实训设备；新庙职高08年自筹资金60万元，购买了数控机床。08年县职教中心被评为安徽省合格职教中心、安徽省示范职业学校。
三是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教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各中职学校十分重视教师素质的提高，通过自身的培养、人才的引进，有的学校已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年全县共派出26名教师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专业课教师的培训；*年从全县高中教师60名招聘计划中拿出11个计划用于招聘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
四是以联合办学为依托，办学形式灵活。近两年我们走出了一条与县内外有关学校联合办学、资源共享、校企合作的路子，使得我县状况大为改观。*年新庙职高、甘教社与安徽工程技术学校联办，仅测量工程、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就招生700余人。*年县职教中心与北航公司、黄山中华职校等多家全国知名企业、职校联办了“旅游服务与管理、烹饪、服装设计与工艺、汽车应用与维修、航空服务、铁路乘务、建筑工程等专业；新庙职高与芜湖奇瑞汽车集团、芜湖震亚数控机床厂联合办学，招收汽车安装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等专业。总之，经过各部门的协同努力，我县的中职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中职教育发展处在阜阳市前列。
二、制约我县中职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虽然我县的中职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中职教育的一些矛盾日益凸现，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思想认识有差距，关心支持中职教育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应当说最近几年，县委、县政府相当重视对中职教育发展的研究，逐年加大对中职教育的投入，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所认识，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高校扩招引发的普高热，社会上重视普通教育、学历教育，轻视中职教育的情况较为普遍，读高中、考大学，是家长、学生的努力方向和主要目标，读中职是初中毕业学生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由于对职业教育的轻视，中职教育非但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有力支持，反而受到观念滞后的严重影响。
（二）管理体制不顺，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我县的职业教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条块分割、职能交叉、封闭办学、重复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缺乏有效的统筹管理。职业教育分属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农业部门、扶贫部门、人事部门等多头领导。以上部门都有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办公室，但相互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和整合。
二是办学的盲目无序。各部门、各学校对职业教育虽在积极投入、参与，但总的来说还是较薄弱的。又加上缺乏前瞻性的考虑和统筹协调，从而会导致领导上的混乱、低效率，使职业教育的发展缺乏合力。
三是资源利用率不高。资源配置不当，办学效率低、发展不平衡。
（三）经费投入渠道不畅，办学条件相对滞后
长期以来，财政对中职学校的投入微乎其微，欠账较多，经费短缺已经严重制约着中职教育的发展和办学水平的提高。在各中职学校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许多学校领导谈到了资金短缺，无力添置学校办学急需的实习实训设备。
（四）特色不明显，专业设置有待更新。我县中职教育专业设置不少，但与县域经济发展需求结合不够紧密，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有待提高，专业设置同地方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结合有待加强。
（五）没有真正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由于企业对员工的劳动技能重视程度不够，就业准入制度在实施执行中还存在差距，先培训后上岗，转岗必须经过培训再上岗的制度没有真正落实，企业招收新劳动力，没有很好地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视自主用工为自由用工，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直接影响着中职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取得发展我县中职教育的思考
（一）整合资源，办大职教。强调政府在颍上职业教育的主导作用，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统筹力度。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协调，部门联动，在颍上县工业园区重点建设一个占地200亩的综合实训基地。综合实训基地的运作采取市场运作模式，其生产经营可享受校办企业政策优惠。要把现有职业培训机构和学校有机地整合，增加容量，盘活现量，提高质量，使职业学校（或基地）起点更高、规模更大、特色更显著，做大做强我县职业教育。
（二）创新机制，搞多元化。进一步深化公办职业学校体制创新，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办学经验，积极推进公办职业学校运行机制创新，真正形成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实体。鼓励公办职业学校大胆引进竞争机制，推动资源整合。探索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职业学校及个人合作方式，实行多元投资并举的办学体制。建立校企互惠互助、彼此促进的双赢合作机制，用利益关系和责任义务使校企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学校为企业培养适用人才，企业为学生实践提供设备和技术保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学校建设，加快发展民办职业教育，积极吸引民营资本为发展职业教育服务，充分发挥民办职业教育贴近市场、机制灵活和运行高效的特点，促进职业教育观念、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鼓励公办和民办职业学校采用联合办学、合作办学，逐步做到一校多制，一校多用，实现资源同享，优势互补；营造轻松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吸收民营资本投入公办职教学校，形成多元办学格局，解决职教资金投入问题。
第8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1、20世纪加利福尼亚文化和景观设计学的概念
加利福尼亚位于美国大陆的西海岸，经济实力列全美第5，生产总值达到1.3万亿美元。其面积为4200hm2 ，气候温和，拥有丰富多样的环境——内华达山脉、死谷和安扎波利格（Anza Borrego）沙漠，以及巨大的旧金山海湾。南加州还有干旱的沙漠，以及“海滩”文化：北加州海岸线崎岖曲折，有着生动的景观。但由于城市化和人口的激增，给加利福尼亚的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作为美国人口最密集和种族最多元的州，这里不断与社会和环境问题作着斗争，并且试图保护其杰出的自然景观。加州现在拥有约6000名注册景观设计师（RLA ），这一数字在全美来讲是最庞大的，并且还有约25000名见习和未注册的景观设计专业人员。同时，加州还拥有数里众多的可以授予景观设计学专业学士和研究生学位的大学[1].加州景观设计的丰富传统，最早始于18世纪初的西班牙移民，当时，他们在建筑中引入了庭院花园。19世纪后半叶，从美国东部来的移民，又带来了受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意大利的风格影响的造园思想。而日本风格的影响，是与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及苗圃产业的发展相关的①，其中移民劳工的主要工作是花园养护与植物培育。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健康具有非常强烈的愿望。东部许多人，就是因为加利福尼亚温和的气候，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环婉而移居这里的。相对于其他地方，这里的设计更显出自然，随意的风格[2].加州素以开拓精神著称，从1840年代的淘金热和东部人开拓西部的热情，到20世纪早期，追求健康的实业家和电影制造商们，开始在这里建造私家花园。这些行动推动了“加利福尼亚花园”风格特征的形成。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变革。景观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现代艺术运动，并且开始尝试观察加州环境的新途径。托马斯．丘奇（Thomas Church）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将古典元素和现代形式相结合，在私家花园中创造出一种加利福尼亚地方风格。这一时期著名的叛逆学生如，盖瑞。埃克伯（Garrett Eckbo）、丹．克雷（Dan Kiley）和詹姆斯．罗斯（James Rose），开始与哈佛的古典学院派传统决裂，推行新的现代思想，并且成为景观设计学发展中重要的人物。他们认为景观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要有良好的功能适合人在其中生活。
景观设计学的专业活动，在二战后经济复兴中逐步繁荣。盖瑞。埃克伯在加州建立了埃克伯（Eckbo）、迪安（Dean），奥斯TAustin）和威廉姆斯（Williams）设计事务所，后来演变成为国际性的EDAW公司（易道公司），总部设于旧金山。经济振兴与人口生育高峰，推动了面向中产阶级住宅开发的大发展住宅大发展又为景观设计师们带来了机遇。一些新出版物为迎合新兴的中产阶级，报道了盖瑞。埃克伯、罗伯特。洛斯顿（Robert Royston）、劳伦斯．哈普林、托马斯．丘奇、罗伯特．卡特（Robert Carter）和彼得．沃克（Peter Walker）以及其他许多景观设计师的工作。这些景观设计师表现了创造户外环境的新方式[4].在这一时期，新的建筑形式和发展思想出现了：郊区超市、高速公路系统、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以及郊区住宅都有所增加。并且大t的景观设计事务所开始蓬勃发展。除了盖瑞．埃克伯的公司外，还有诸如佐佐木（Hideo Sasaki）、罗伯特．洛斯顿（Robert Royston）以及其他很多的设计事务所。其中，劳伦斯．哈普林的公司，曾经拥有200多名职员。
此后，景观设计专业随时间而不断发展，20世纪60至70年代，利用“整合的方法”组建强调合作和多学科的团队。建筑学与景观设计学的联盟包括了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内容，并允许公众参与。环境倡导者对城市的历史街区的污染和忽视，以及石油危机做出了反应。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和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设计结合自然》就是这一环境运动的催化剂。此期间，加州建成了第一个具生态导向的项目——海洋农场。其设计理念是由劳伦斯．哈普林担任项目指导，并且与查尔斯．康尔（Charles Moore）及其摩尔、林登（Lyndon）、特布尔（Turnbull）、维特克尔（Whittaker）联合事务所（MLTW）合作的一个设计小组共同提出的。海洋农场位于旧金山北部崎岖的，常年被风扫过的海岸边，它是加州第一个由景观设计师来领导的大型住宅开发项目。建筑形式结合了周围的景观，并考虑了微气候环境。这一灵敏的途径和因地制宜的建筑风格，创造了一种新的适合当地和太平洋海岸地带的设计语汇。为了规范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加州制定了1970年的环境质，法案（CEQA）以及1976年的海岸法案。前者要求每项开发计划均必须提交环境影响报告（EIR）。如果可行的话，可以评价和鉴别开发项目的影响，并避免或减轻那些影响。这项法案已经实施了许多年，并且环境影响报告制度对各种影响进行了综合考虑，如考古，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环境[3].而加州海岸法案规定公民可以进入海岸和海滩，因此，海洋农场不得不进行调整，以允许公众进入。
20世纪80-90年代，北加州的特色成为硅谷以及计算机产业的代名词。加州的景观设计随着办公建筑、高科技研发园区以及相关的居住、零售和娱乐房地产开发而发展变化。南加州的特色继续与好莱坞电影工业、南桔郡的中上等阶级的郊区居住区的扩张，以及成为生物技术和计算机工程中心的圣地亚哥相联系。这一阶段的农业用地在城市和郊区扩展的压力下萎缩。在私营经济领域中，对自然环境的影晌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或政府谈判中的重要部分。例如，在洛杉矶的德尔维斯塔海滨疗养地项目（Playa Del Vista project）中，其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恢复圣地亚哥海岸的湿地而被减轻了。相关的专业，如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总体来讲都听从开发商的要求。但是，景观设计专业依然还能够在繁荣与衰退之间的循环中发展。在经济繁荣时期，景观设计师忙于发挥他们的设计理念。而在衰退时期，景观设计师则更积极于开放空间的规划和景观的恢复。
20世纪末，景观设计出现了两个主要派别一是保护倾向和唤起自然的愿望，另一部分则是把景观设计作为人类自我的表现。第一种派别起源于麦克。哈格的生态规划，景观设计师从区域尺度到具体的场地，倡导自然系统并把其作为一个模式。而第二种派别的景观设计师希望形成一个建成的秩序，作为人类思想的反映[5].在加州实践的许多景观设计师在最近20年中几乎都轻易地陷入了这种分裂。但是，在追求设计适合宜人的景观的探索过程中，景观设计师是依据不同的情境与线索来工作的。项目和设计过程的表达，会把景观设计放在城市的环境脉络中来考虑，并且提出令人期待的，可以改善生活质量的讯息。下文列举2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1）市中心区的复兴圣荷塞市20世纪80年代，前加州首府圣荷塞市的公众领导决定要恢复其市中心。他们认为圣荷塞市位于旧金山半岛的南部尖端，距离旧金山大约1小时的车程，到世界最尖端计算机技术的中心——圣克拉拉郡的公共办公室，只需20分钟，所以可发展为计算机产业的经济中心。同时，还认为圣荷塞是一座“花园城市”，农业也曾经很发达，这里又是移民传教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1985-1990年期间，笔者在北加州为圣荷塞市再开发署（RDA）工作时接受了此项任务，目标是为市中心提供一个全面的城市设计战略，制定设计观念，指导私人开发者的设计，并且雇佣最好的专业设计人员来帮助实现这些设计意图。这是笔者所经历的第一个由设计小组决定设计和开发进程的工作，此项规划在竞赛投标后被采用。工作中还接受了大规模的道路植树项目，制定种植规划，推荐树种。以城市干道阿尔马登林荫大道（Almaden）为例，选用长叶刺葵做行道树种，是由于它具庄严的形象，并且在传教历史时期曾经使用过，具有可强调此大街作为门户通道的特征。城市中心区更新的总体目标是基于就业和居住的平衡，建立高质量的市中心区环境，以与“花园城市”的总体目标相一致。通过缓解交通堵塞和降低汽车尾气，来提高城市空气质里。创造一个市中心的开放空间系统，向办公室职员，附近大学的学生开放。新的社区开始在市中心发展，旅游者开始在这里住宿。开放空间组织为4个区商业区和沿圣费尔南多街（San Fernando）的通道位于市中心和当地大学之间的旅馆和琴售区向北沿着圣克拉拉街的餐馆和办公室综合体；位于传统中心北边的包含了娱乐，文化和新住宅的多功能区。这一思想产生了适宜于步行的城市，景观沿着城市中心的肌理迁回前进，创造了多种土地利用间的联系。空间从建筑物中得以释放，改善了总体的生活质量。
（2）厉史街区的复兴：中央商务区，洛松矶市19世纪初，中央商务区是洛杉矶市中心的历史核心区。沿着春天大街和百老汇大道，有两个国家在案登记的历史街区，具有连续的建筑立面，包括歌剧院、商业银行以及办公建筑。作为国家登记在册的街区不允许财产拥有者损坏。二战后形成的新金融中心，处于老的历史核心区如邦克山（Bunker）和费格若阿大街（Figueroa） 的西边。为了复兴历史街区，通过详细调查，采取了综合分析方法，对当时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格局，发展方向，交通情况，建筑空里情况，公园和开放空间，机会与限制等进行了考察。并研究了与开放空间相结合的，新的步行联系方式。主要措施是把大城市街区分割为中等规模街区，形成新的步行格局。沿着控制性的南北方格形形态，引入新的开放空间系统，产生一个可达性和质量更高的物质环境。提出一个全面的土地利用策略，允许北部的公共艺术中心重新利用春天大街沿街的历史建筑。一个沿着改进后的第四大道东西步行路，连接公共艺术中心与邦克山的律师与开发商的社区。第四大道南侧，鼓励重新利用空置楼盘作为艺术家的空间，从而使更多人可以经济地利用这些区域。
在另一个国家注册的历史街区，沿百老汇大道建造大型拉美主题娱乐区。因为，洛杉矶拥有多元化的人群，大约50%是拉丁裔或西班牙裔。这一区域的活动在白天主要是零售，夜晚转变为夜总会和娱乐区。这一新的娱乐区，能够便利地为新城市中心服务。
与城市设计过程同时进行的，是为中央商务区做的城市中心战略规划（Downtown Strategic Planning， DSP）。尽管这一城市中心战略规划正在进行当中，但其潜力和前景却难以被再开发署的历史核心复兴战略所认可。因为，其他政府部门试图利用城市中心战略规划来为其自身的目标服务。
2、21世纪民营经济领域将在中国景观设计中发挥作用
通过上述项目的介绍，为中国21世纪的景观设计学提供借鉴，也许显得不适宜。但实际上，历史上世界各地的社会和文化是不断互相影响的。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对其所服务的社会负有责任——创造，提高和延续地方“场所感”。景观设计师拥有这样的能力来研究地方感，并且可以改善地方“场所感”。采取这种方式，设计师和政策制定者可以从民营部门的项目中学习，制定关于景观设计应该采用何种合适的形式的决策。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持设计专业会变成“开发商的奴隶”的看法，但笔者相信应该可以进行革新的探索。
随着进入21世纪，景观设计师将会更多与设计同行，各专业的工程师、自然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顾客等来协同工作。通过协同工作来理解项目的范围及规模和制定可实现的设计目标十分重要，能够阅读景观更是核心的能力。而能理解景观设计师与建筑师的区别，也是理解生活环瑰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首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考虑现存的环境脉络。当我们第一次遇到顾客或被委托一项设计任务时，在调查现场之前，我们也许会询问许多问题它的物质空间是什么样子的，是城市、郊区、乡村，还是处女地，自然环境的质量如何，它的地形特征是什么，有哪些现存的植被，主导风来自哪个方向，使用者会来自哪些方面，这些只是在设计过程早期阶段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它们都与生活环境有关。
笔者同意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应用生态方法。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持续增长的私人规划设计部门，一个景观设计师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创新，对于不断发展的城市，以及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的需要，生态方法是否合适，或者是否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并且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该是什么，现在的发展如此之快，而同时也在以同样的强度摧毁着所有过去的遗迹，我们对此是否要鼓励，这些对于景观设计师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21世纪应当进行思考。
本文列举的案例，也许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设计的提示。在圣荷塞市中心复兴的案例中，设计师考虑了重新建构，更新和复兴的方式。包括探索历史以及历史和场地的关系（城市、区域、国家的历史以及任何保护文化遗产的潜力，人群的历史以及人群文化的多方面，以及自然环境的历史）。为了促进有利于私营部门经济发展的环度，我们对创造一个适合居住的，可步行的，具有高生活品质的市中心环境提供帮助。通过考察总体的特征以及其“场所感”，并努力来阅读景观，试图来创造一种“永恒”或持久的设计观念和策略。并且发现了汽车交通和步行的结构以及它们与土地利用和密度的关系，开始组织一个可以以平衡的方式来整合市中心新建成环境的开放空间系统。这种方法在当时是富有创新性的，并且会不断地随时间而发展。圣荷塞市再开发署中的设计小组，将在10年或更多时间内对这一工作进行评估，并且对市中心的物质空间质量做出结论，提出他们自己的干预与设计策略。
洛杉矶市中心的开发密度，要比圣荷塞市高得多。在圣荷塞市国际机场的飞行航线范围内，市中心的建筑高度轮廓不得不保持在规定最低限度内，以遵守空中交通安全条例。在洛杉矶市中心，容积率从3：1-12：1不等，并且允许密度转移。例如，依靠在中央商务区的区位，密度可以通过开发商与CRA的协议，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处。在贝聿铭、福雷德（Freed）和卡布（Cobb）设计的图书馆大厦的案例中，空中权利被从珀欣广场（Pershing ）（容积率6：1）转换到了图书馆大厦，允许其大致达到接近24：1的容积率并且可以相应的提高建筑高度。25%的密度奖励，也可以从国家注册的保护区内建筑上的空中权力中转移。这些机制在1990年代早期，刺激开发商在市中心建造高层建筑中十分有用。但是这些大兴土木的副产品就是衰退，楼盘空置，以及缺乏开放空间。
在历史核心区案例中，有许多教训可以被吸取。景观设计学的力量，在城市背景中经常表现为一种倡导的姿态，景观设计师成为政治说客和开放空间发展的推动者，但这些往往是达到城市成功决策的重要因素。笔者大多数时间是在与开发商谈判，或者向官方陈述，并尽力来说服他们，使之明白开放空间，作为一种机制在复兴城市中心，改善经济投资环境，提高基本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重要性。
在民营部门的观念中，公共的开放空间，或者是一个铺地整洁的林荫公共广场，或者是一个城市绿色游憩公园，或者是两者的混合，都被视作无收益的发展部分，一个赢利期的“黑洞”。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或城市领导者不喜欢开放空间，只表明民营部门运营机制的缺陷。这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开放空间经常被作为全体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被讨价还价。对于在城市环境下工作的景观设计师来讲，我们应该倡导开放空间在城市设施当中作为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考虑到一个经济成本，或者关系到利益丧失及维护成本。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看法其实还没有从19世纪的“自然和城市规划”思想中改变多少[7].景观设计师可以对包括人类生活的生态过程，进行更深入的观察。通过了解环境因素和各种机理，可以有助于产生一个新的景观形态。从城市化角度来看，加州可以对21世纪中国的景观设计学提供一个参照。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加州主要的城市中，快速的经济扩张和变革的工业部门，已经产生了城市再开发和新的更新战略的需求，其目的是使市中心成为工作和居住的理想场所。笔者希望能够把21世纪中的民营部门的景观设计师的重要地位阐述清楚，并予以强调，使之可以在城市建设中持续发挥作用。约翰。比尔兹利（John Beardsley）在《我们往何处去》一文中，提出了景观设计师在新世纪当中应该应对的紧迫任务。将这些方面应用于中国以及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相对较为容易。他还指出：“我们该如何推动退化的城市和工业景观的恢复，大多数恢复（再开发）项目采取了改善的途径，但我们在把不良环境（废弃地）改造为舒适的场所之外，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试一试城市农业吗？我们是否能够构想一种设计，来强调系统的资源消耗和浪费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表明导致前述问题的种种社会过程？[8]
比尔兹利、陀布（Treid）和其他的历史学家和当代景观设计评论家，都在引导景观设计师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尽管如此，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个现实，即当景观设计学的工作与今天世界的建设作比较时，它仍然还被视作无关紧要。但是还有一线生机——景观设计师可以影响开发过程。可以断定，比尔兹利的呼吁是很有鼓动性的。他要求景观设计师通过成为开发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而更加主动地领导设计过程。“设计一个新的景观，应该考虑生活环境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景观设计师应该强调景观不是静态和被动的，而是一个处在转换过程中的动态空间。”[9]
注释①苗固产业，植物种植的商业化，都对景观设计专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苗木种植业的发展是与加州景观设计发属不断寻求支持而息息相关的，它已经成为了政治游说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美国劳动部，劳动力统计局，职业手册[EB/OL]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2002-03 Edition，Landscape Architects， on the Internet atbls.gov/oco/ocos039.htm （December， 2003）。
[2]Rogers， E. B. Landscape Design： A Cultur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M].New York：Harry Abrams， 2002.
[3]California Public Resource Code Division 1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legal statutes for the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http //leginfo.ca.gov/calaw.html
[4]California Public Resource Code Division 20 California Coastal Act， http //leginfo.ca.gov/calaw.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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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ynch， Kevin. Managing a Sense of the Region， Introduction[M]， Cambridge：MIT Press， 1976.
[7]Laurie， Michael. Nature and city plann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ature and Citie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1979.
第9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一、学习考察概况
根据区委中心组全年学习安排，第二季度中心组的学习以“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加快大发展”为主题，结合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市委二届三次全委会精神和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以区委书记XXX为团长的学习考察团一行27人，于7月13日至19日到温州、杭州、苏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在重庆驻上海办事处的积极联络安排下，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热情接待下，学习考察活动达到了预期效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在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战略抉择下，华东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势地区，“黄金地带”迅速凸现出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黄金效益”。2002年，华东地区以占全国1%的土地和5.9%的人口，创造出占全国17.1%的GDP。现在，华东四市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市建设和开发的投资力度以千亿元计；构筑了城市及辐射周边的高速交通网络；打造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产业群。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了康奈集团、大虎打火机厂、乔顿服饰集团，对促进温州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和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进一步了解；参观了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教园区和娃哈哈集团，学习了娃哈哈的品牌多元化经营模式和理念；与苏州工业园和昆山市领导座谈交流，向他们请教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参观了上海浦东新区，听取了浦东新区领导关于浦东新区在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政府职能调整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参观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和德隆公司，学习了资本运作、战略投资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实地考察了新天地旧城改造项目。
学习考察中，我们既学习了华东四市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标准的园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民营经济和加强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又学习了当地政府积极营造发展环境、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的新举措。通过实地考察与交流讨论，进一步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转变了我们的观念，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也使我们看到了我区在观念上的差距，在发展思路和发展环境上的差距，切实感受到发展的压力，同时在考察比较中也坚定了加快发展的信心。
二、华东四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
㈠强化发展观念，一心一意谋发展。各地都紧紧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强化“项目是生命线，投资者是上帝，引资是功臣”，破除陈腐思想的束缚，树立以发展凝聚人心，以发展论英雄的观念，始终坚持以发展说话，发展以数字说话，数字以事实说话。温州树立和宏扬 “四千精神”、“四自精神”，“四千”就是指“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发展商品经济；“四自”就是指“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搞市场经济。各地都坚持围绕发展抓合力，形成合力促发展，四大班子之间、各级各部门、广大干部群众都围绕发展这个中心，转变观念、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坚持“亲商、安商、富商、扶商”理念，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了“一心一意抓发展、万众一心求发展、千军万马快发展”的良好局面。
㈡依托自身优势，不断优化发展方略。杭州市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以“两港三区”为重点的“天堂硅谷”成为杭州建设绿色生态工业城市的主攻方向，取得明显成效。苏州在“依托古城，开发新区”的思路下，借助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在与上海的错位竞争中把自己变成上海大企业产品加工的“大车间”。温州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发展“走出去”经济、区域块状经济、轻工业为主的特色经济。昆山由一个60万人口的农业县，80年代大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乡镇工业，实现“农转工”；90年挥基础设施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内转外”，形成以开放型经济为主导，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三个文明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浦东新区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现代工业基地为目标，以“三港”（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三网”（轨道交通网、市区道路网、越江交通网）、“三能”（电力、燃气、集中供热）基础建设为核心，注重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㈢坚持外向带动战略，增强发展动力。华东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与其坚定不移实施外向带动战略，积极扩大招商引资，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不同阶段的重要机遇，不断巩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密切关系。以招商引资为龙头，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扩大开放，华东四市在招商引资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政策招商，制定优惠政策，对有实力商家，适当牺牲一定的眼前、局部利益；二是网络招商，在网上信息，宣传自己，捕捉信息，寻觅商机；三是会展招商，派人参加各类会展，收集信息，结识朋友；四是以外引外招商，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亲商、安商、富商、扶商，让外来商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以此吸引外商的合作伙伴、朋友来当地兴业；五是产业招商，集中优势资源，把某一个产业做大做强；六是中介招商，凡对招商引资作出过实质性贡献的中介人，不论身份，形成“大招商大报酬，小招商小报酬，不招商零报酬”激励机制；七是运用行政手段推动招商，主要是加大领导干部招商引资的压力，大力推行末位淘汰制、绩效工资制，将招商引资成绩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直接与干部的升迁挂钩。截止2002年底，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在浦东设立了8397个项目，投资总额超过420亿美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有170多家在浦东投资了328个项目，投资总额达112亿美元，具有投资金额大、技术层次高、产业链延伸广的特点。 18平方公里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有17家在开发区投资项目26个，还引进内资75.3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年均增幅30%以上。
㈣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增强经济总体素质。杭州以加工工业为主，逐步形成了以娃哈哈、养生堂等企业为龙头的食品加工行业；以汽轮动力、万向等企业为龙头的机械制造行业；以东方通信、UT斯达康等企业为龙头的电子通讯行业；数量众多、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纺织服装行业这四大支柱产业，并全力打造IT产业和新药产业等新兴支柱产业，成为全国软件产业四大基地之一。温州打响“温州制造”品牌，建立14个国字号轻工业基地，创建世界轻工产品生产基地、集散基地、创新基地。浦东立足区域优势，以金融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高科技园区为基础，建设功能完备的产业园区。
㈤注重载体建设，拓展发展空间。在二十年的市场磨砺与整合中，规模化的园区建设为华东经济拓展发展空间，接轨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把园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对内辐射的基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园区建设强化了发展主体经济的拉动效应，使园区内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和完整的产业链。苏州工业园九年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00多亿元，其中16平方公里建成区达到“九通一平”（道路、供电、供水、燃气、供热、排水、排污、邮电、有线电视和土地填高平整）的国际标准，并在项目审批、财政税收、海关物流等方面获得相应管理权限和优惠政策，创造了“不特有特，比特更特”的良好条件。浦东新区在建好大载体的同时注重功能特色园区互补联动的发展格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形成聚合国际现代化金融贸易功能，拥有中外金融机构145家；张江高科技园区形成以现代生物与医药、微电子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金桥出口加工区形成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群，拥有中外加工企业520家；外高桥保税区实现区港合一，形成自由贸易、保税仓储、出口加工等功能，有效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类资源的集聚和优化配置，使得浦东新区成为上海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象征。
㈥优化发展环境，构筑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硬平台。在倾力投入建设硬环境的同时规范政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优化和改善发展软环境。“你办项目，我办手续”，立项、征地、登记等都由政府代办，全程服务，创造“四个环境”：一是创造上下同心，开明开放的舆论环境。二是创造主动热情、廉洁高效的服务环境。确立服务是第一投资环境的理念，着力建立长效服务体系，推行服务全程制，从各个环节降低客商投资成本。确保政策不在自己手中截留，差错不在自己身上产生，企业不在自己这里受冷遇。三是创造公正严明，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四是创造优惠宽松、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创新管理体制，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科学地构筑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接轨、区别于一般行政区的管理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寓管理于服务中，使政府的管理行为具有法制性、规范性、国际性。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2.92平方公里的“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实施“境内关外”的一系优质政策，由海关实行时间式管理，运行按电子报关，口岸直达方式进行，外向型经济特点明显，开发区已成为杭州市对外开放的创业基地、人才基地，以及享受国家特定政策，实现科技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基地。
㈦构建人才高地，以人才开发形成知识经济聚集点。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千秋大业在用人。经济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华东地区经济的飞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一批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高水平、高层次、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他们大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民学习，终身教育的良好氛围，还通过多种措施，引进、培养了一大批思维创新、锐意进取、层次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为发展蓄积了后劲，满足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智力需求。苏州坚持“政策引人、事业留人、环境育人”方针，推进人力资源市场化运作，引进了国内外一流名校、名师，建立健全中等职业教育和智力支撑。杭州建设了占地10.12平方公里的高教园区，规划容纳15所高等院校及13万在校学生，为发展提供宽裕的人才资源和技术创新成果。浦东新区2002年投入26亿元发展社会事业，拥有上海科技馆、浦东图书馆、少年宫等，投资2亿元迁建华师大附中，目前浦东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卫生事业完全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吸引1/2—2/3的留学人员自愿回到浦东工作，50000多外籍人士入住浦东，人才的大量聚集，提高了整个社会效率。
三、加快九龙坡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如何应对新挑战，加快大发展，确保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通过考察学习，我们认为应加快推进观念、战略、结构、科技、载体、环境六大创新，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市场竞争体系，推动区域经济超常规、跨跃式发展。
㈠实施观念创新，进—步解放思想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是变革的前奏。我们感到，与江苏、浙江、上海等先进地区比，我们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上的差距。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引导干部群众自觉强化“四种观念”：一要强化辩证思维抓机遇的观念。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在辩证把握大局的基础上，结合区情，冷静分析找寻面临的新机遇，在扩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方面，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结构调整方面，在利用强大外力克服计划经济体制惰性，彻底深化改革方面，在吸引资本和先进的技术、管理、人才方面，以“拼、抢、赶、超”的精神状态，抢抓新机遇，谋求新发展。二要强化竞争才能进步的观念。不主动同高手“过招”，就难以超越自我。唯有竞争才有生机活力，才有发展进步。我们要正视可能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采取积极措施超前谋划、参与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前进。三要强化不发展就是后退的观念。切实克服“步子不大年年走，贡献不大年年有”，“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好”的陈规陋习，敢于想大事，谋大业，确立新的发展目标，拿出超常规的发展举措，迈出跨跃式发展的步伐和步频，实现以快补晚。四要强化适应变革的开放观念。积极清理废止过时的政策、法规，在经济全球化和世贸规则法律框架下，从游戏规则、组织形式、产品定位、科技素质方面迅速接轨，主动把经济联系的触角更多地伸向国内外各个角落，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为加快自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㈡突出战略创新，不断完善发展思路
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必须正确审视区情，讲究战略战术，科学制定规划，理清思路，推动发展。在区域战略制订上，一要做到胸有全局。敏锐观察、正确把握国内国际形势，研究了解制约经济发展关键因素，以战略的眼光、开阔的眼界，站在明天看九龙，跳出九龙看九龙。洞悉竞争对手变化，长远规划竞争方略，前瞻性科学把握未来。二要正视自身劣势。定位区情是制定战略规划的关键，必须正确把握劣势，取长补短，随机应变。三要注重发挥优势。要善于立足自身优势，充分学习借鉴东部先进地区多年的发展经验，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抓住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机遇、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做大做强，加快发展，实现经济总量的低成本扩张。四要优化发展方略。按照“动态调整，长短结合，粗细有度”的原则，结合不断发展的实践，拟定完善发展战略。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区第九次党代会确立新世纪前20年发展的目标，按照实施高新技术、城市化、都市农业“三大战略”，打牢结构、环境、人才“三大基础”，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新型工业发展区、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现代商务发展区、以休闲观光旅游为方向的都市农业发展区这“三大经济发展区”的总体思路，从战略的层面上科学合理地指导推动发展，同时要伴随着新的实践，搞好信息研究，针对重庆市的宏观战略部署，不断细化、充实和完善这一战略构想，走出一条具有九龙坡区特色的发展之路。
㈢强化结构创新，提升内在运行素质
充分利用入世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的历史机遇，围绕市场需求，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运行素质。一是抓好产业结构调整。按照做大做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优化第一产业的总体思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进一步做大做强汽车、摩托车、铝业、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努力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优势传统产业为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要补充的工业经济发展新格局。二是调整所有制结构，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按照“全面、彻底、规范、配套”的要求，努力在民营化改造、开放式重组、企业破产、转换职工身份上取得突破，切实提高企业竞争活力。三是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按照“建立基地，培植龙头，拓展领域，创新体制”的发展思路，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服务型都市农业，加快建设重庆都市后花园，大力发展都市旅游、工业旅游和以都市农业为载体的乡村旅游，使旅游业成为我区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
㈣深化科技创新，增强经济综合竞争能力
实施技术创新，是挖掘区域经济潜力，增强整体发展后劲的核心所在。因此必须大力实施高新技术战略，具体要狠下“四个功夫”：一是在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下功夫。要重点抓好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的高效节能技术和新设备、新工艺、新管理方式的推广和应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改造传统农业的结合，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商品率，推动农副产品的加工、转化和增值。二是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下功夫。充分发挥九龙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幅射带动作用，坚持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提升产业素质和经济质量的关键，尽快走出先手棋，抢占制高点。着力推进重点新技术项目与区域经济相融合，吸引国内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内研外引开发高市场容量、高附加值产品。三是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上下功夫。大力普及生物灾害防治、规模养殖、新型栽培等先进适用技术，扶持和帮助民营企业提高自我科技创新能力，促其上规模、增效益。四是在健全科技服务上下功夫。加快 “数字九龙坡” 和“软件大厦”建设，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建立健全科技专业协会等中介服务体系，帮助引导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健全利益机制，敢于让科技人员先富起来，鼓励各级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企业、农村，领办或创办科技企业、示范基地、农业科技园，调动全区上下“科技兴区’的积极性。
㈤推动载体创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以推进城镇化和园区建设为载体，加大城乡建设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一是以全市推进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加大城乡建设力度。不断强化经营城市理念，坚持管理、规划与建设同步推进，把城市作为最大的国有资本来经营，积极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加快现有城市基础设施出让、转让经营权运作步伐，采取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境外资本投资城乡建设，努力实现城镇建设投入的良性发展。西部九镇要把握加快城镇化步伐的现实机遇。要以产业的集聚、园区的整合，促进城镇人口、空间布局调整；着眼于富民安民，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实现推进城镇化和实施富民工程的有机统一。二是抓好以园区为重点的载体建设。以产业为纽带，从优化资源配置出发，大力推进园区整合，形成“数镇一区”、“数镇一带”的新格局，重点推进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东部九龙园区、华岩工业区和以西彭为中心的西部工业园区建设，按照规划布局、功能分区，滚动策划、包装一批重大项目，引大引强。坚持亲缘招商、信息招商，捕捉投资动向，加大各级领导干部招商引资的责任，奖优罚劣，激励干部群众想招商、招到商。
㈥加快环境创新，增强聚集效应
投资与经济发展环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已成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实践表明，资金、技术、项目总是趋向统一、开放、有序的地域流动。因而，要实现九龙跨跃式发展最根本的是要靠优良的投资环境。一要优化服务环境。理顺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在政企关系上，下决心砍掉旧体制形成的不应有的既得权益，放权于市场、企业和中介组织，坚持要宏观不要微观，要规划不要计划，要服务不要事务，要政策不要决策，形成政策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格局。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切实转变作风，积极推行首接责任制、文明办公制、服务承诺制、引导办理制和限时办结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二要优化硬件环境。用新思路、新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积极实施以交通、物流、信息三大网络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三要优化执法环境。进一步结合部门执法责任制，深化政务公开，规范执法和管理行为，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破坏投资环境等违法行为。积极探索和建立保护体系，切实维护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要优化人文环境。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加快“学习型城区”和“人才高地”建设，要把吸收、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大力培训，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加大干部的交流力度，创新领导工作方式和方法，做到守规不守旧、放开不放任、求优不求全，重引不重压，推动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和协调发展。
（区委中心学习组赴华东地区学习考察团）
珠 江 三 角 洲 学 习 考 察 报 告
一、学习考察的概况
为加快发展步伐，将区域经济做大、做强，区委中心组以区长秦敏为团长，副书记、人大主任廖涛为副团长的学习考察团一行30人，于7月6日至12日，赴深圳、中山、珠海、东莞、广州等地考察学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物流、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在重庆驻深圳办事处的精心安排下，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热情接待下，学习考察取得了圆满成功。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的鱼米之乡，是对外开放的门户。改革开放以来，该地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开启了这个地区崭新的一页，使珠江三角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当今，这个地区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产业群；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昔日的边陲小镇、乡村农舍已发展为初具规模的花园式现代化国际城市带。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深圳招商物流集团、参观了深圳沃尔玛公司、中山古镇灯具市场、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区、云辅工业园区，与深圳市、中山市、珠海市、东莞市、白云区政府座谈，听取各地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政府职能调整，以及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招商引资、现代物流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介绍。
在学习考察期间，既学习了珠江三角洲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工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特色经济和加强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又学习了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的新举措。通过实地考察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真切感受到了珠江三角洲发展速度快、发展起点高、发展路子新。通过学习考察，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找到了差距，增强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做好工作的责任感，振兴九龙坡的使命感。在总结会上，区长秦敏要求全体同志将学到的经验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思考，找准差距，抓好落实，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二、学习考察的主要体会和收获
（一）更新观念，开拓创新是加快发展的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问题层出不穷，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珠江三角洲能快速发展，除了地域优势、政策优势外，关键是当地的干部群众思想上不断有新的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第一轮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以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并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战略。中山是一座文明富庶的名城，但中山人民居安思危，查找了与广州、深圳、珠海的差距，到长江三角洲学习后提出发展特色经济的战略，现在已有“中国五金制造业基地”、中国灯饰之都、全国最大的红木家俱生产基地等一大批以镇为单位的特色经济。珠海本是一座现代化的海滨城市，不断引进一大批名校进驻珠海，以浓郁的学府氛围吸引了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高科技企业落户珠海。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干部群众在前一轮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创造。
（二）以产业为基础，创造多种经济模式是加快发展的重要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到商品农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新技术新产业发达的地区，同时又是电子家电、通讯设备、纺织服装、机电、建材、医药保健，食品饮料等行业最集中的地区。一个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以产业为基础、创造多种经济模式才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这是珠江三角洲给我们的启示。它的经济模式虽多，但主要注重发展以下几种：
1、注重发展特色经济。
没有特色就没有竞争力。深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发展迅速，每年都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现在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9%。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深圳动手早、出手快、下手“狠”。深圳市还利用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现在已拥有蛇口、盐田港、招商物流集团等完善的物流基础和平台。仅集装箱一项物流业务就给深圳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约450亿元。中山古镇坚持走“工业立镇”、“工业强镇”的发展道路，以灯饰产业为主，现在拥有灯饰企业1800多家，民用灯具国内市场率达到50%，形成了近1000家灯饰商铺，约7公里的灯饰一条街，成功举办了“99及2002年中国（古镇）灯饰博览会”，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灯饰之都”。
2、注重发展园区经济。
园区经济是经济科技中心，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载体，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龙头。珠江三角洲非常重视园区经济的发展。在我们参观的每个城市都有规模大、档次高、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深圳有规模宏大的现代物流园区、全国建立最早的高新科技园区；中山有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国包装印刷基地和国家健康产业基地等大批工业园区；珠海建有大学园区，聚集国内10多所着名院校，还建有10多个工业园区，园区工业产值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广州白云区有8个工业园区和1个科技研发走廓，2002年园区工业产值接近全区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东莞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占地72平方公里，先期拆迁政府拿出了近60亿，规划设计政府又投入1亿多元，投入之巨，力度之大，无与论比。整个园区以圈层式分布。中心圈层为生态核心层区，中间圈层为产业服务、科研、教育区，外圈层为生产活动区。园区光湖面面积就达7平方公里，它将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研发机构为主，大力发展科技密集型企业。
3、注重发展龙头经济。
充分发挥国际跨国集团和国内知名企业的优势，以筑巢引凤的诚意，带来百鸟和鸣的效应，促进经济发展，这是珠江三角洲的又一个典型经济模式。珠海市曾以零地价，转让1亿元基础设施，每年财政给2500万元补贴的优惠政策，吸引中山大学到珠海大学城安家落户，由此引来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到珠海办学，从而使珠海借名校打造高科技成果孵化中心取得成功。中山市的南头镇通过引进国内知名品牌企业TCL、长虹、台湾最大的空调零配件生产企业瞬亿电器、台湾世联集团等大型的企业集团，使南头镇形成以家电为龙头，以空调和彩电为拳头产品的产业格局。东莞通过引进台湾四大电子厂之一的台达电子厂，使一个接一个的IT厂商进驻东莞，成为世界最大的IT制造业基地。
4、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
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以外向型为主，大部分的资金、原材料和产品销售都离不开国际市场。外资出口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出口市场逐步向多元化发展，产品远销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档次越来越高，一大批国际知名大企业、跨国公司纷纷前来投资合作。在深圳，近40家全球500强企业在内的大型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纷纷来深，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东莞在80年代初，主要承接来自港澳台的服装，鞋帽和玩具等加工业务，现在已成为外商投资中国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成为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2002年低，外商投资企业13800多家，利用外资18.16亿美元，出口总额183.83亿美元。IBM的副总裁说过一句形象的话：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15分钟，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会产生波动。目前东莞生产的电脑磁头、扫描仪、鼠标、键盘等电脑配件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2002年世界500强东莞占30家，100强占12家，跨国公司124家，境外上市公司达800家。中山通过优化调整外经贸结构，已形成以轻纺和机电产品为主体，以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产品为新增长点的多元化出口商品格局,贸易伙伴遍及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注重品牌经济。
珠江三角洲人有句口头语：“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因为有了“要做到最好”的目标，今日的珠江三角洲才出现了品牌经济的效应。全国甚至世界的人们都是从认识“品牌产品”开始，再去认识了珠江三角洲。如家电产品，就拥有多个全国驰名商标，格力、美的、科龙、容声等等。还有中山的乐百氏饮料、耶鲁固力门琐、剀达精细化工、华帝燃气具等大批国内知名工业品牌。在品牌经济的发展中，地方政府除为品牌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有形服务外，还注重提供无形服务，如中山市重视营造品牌成长的氛围，每年评选十大品牌，并给国优、省优品牌重奖。
（三）改造城市环境，完善配套设施是加快发展的基础。
珠江三角洲地区重视城市建设，逐步形成了海陆空交通顺畅，通讯联系便捷，水电供应充裕，生活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中山市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城市，珠海成为一座美丽的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东莞大打城市牌，成立保安公司和城市结合执法局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城市绿化美化工作，努力向现代化的制造业名城迈进。广州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全力推进强拆违章建筑工作，使广州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最适宜创业、居住的城市。在城市建设中，珠江三角洲地区“三不”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即城市规划不惜工本，城市建设不遗余力，城市管理不择“手段”，通过全力建设和打造城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充分发挥了城市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
（四）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加快发展的保障。
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的质量，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各地政府非常重视为企业服务。深圳市政府提出“服务多一些，管理少一点”，专门为大型企业开辟办理手续的“绿色通道”。中山市政府强化亲商意识，改进机关作风，致力建设“服务型”、“开放型”、“效率型”政府，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实行“网上申报”和“网上审批”制度。东莞注重提高办事透明度，公开办事程序和政策；坚持每月用两天时间带领职能部门负责人到企业现场办公；给300家大型企业发放办件绿卡，快速便捷办理各种手续；还建立了特大型企业领导联系制度。政府周到、细致的服务，很好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一）增强发展的紧迫感，强化加快发展的意识
近年来，九龙坡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事业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地区、发展快的地区横向比，我们的发展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与发达地区的距离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因此，必须跳出九龙坡看九龙坡，对照先进找差距，防止和克服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倾向，始终保持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强化机遇意识，防止和克服被动等待、消极无为的现象。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结合在全区各级机关干部中兴起的学习“三个代表”新，联系九龙坡区实际，牢牢把握加快发展这一主题，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积极实施“三大战略”，打牢 “三大基础”，建设“三大经济发展区”，力求实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跨越式发展。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扬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把广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谋发展、抓落实上。二是增强忧患意识，引导各街镇、各部门对照发达地区从思想解放的程度、抢抓机遇的力度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上以及观念上、思维方式上找出差距，并不断改进。三是机关干部要做推进九龙坡快速发展的表率，破除居功自傲的思想，树立谦虚谨慎精神；破除贪图安乐思想，树立艰苦奋斗精神；破除安于现状思想，树立开拓进取精神。
（二）把产业经济作为发展支撑
珠江三角洲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城市的发展必须以产业的发展为依托，其规模的扩张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前提。因此，我们必须紧扣发展这个主题，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依托，立足本地资源、区位、交通、人文等方面的优势，选准和培育主导产业，形成九龙坡发展的经济支撑体系。为此，区委、区政府应把培育特色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壮大产业规模作为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突破口来抓。一是狠抓园区建设，加快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园区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后劲所在、希望所在。要把园区建设作为推进各类生产要素流动融合和产业聚集升级的重要载体。要以园区为载体，强攻招商引资，引导同类或相关联的企业和产品向园区集聚，迅速形成特色园区。要加快园区项目的建设进度，搞好协调服务，确保区内各项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竣工投产，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狠抓重点骨干企业，充分发挥支撑作用。重点骨干企业是我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顶梁柱。抓住了重点骨干企业，就等于抓住了全区工业经济的“牛鼻子”。因此要密切关注，重点指导，重点服务，促进骨干企业持续快速增长，充分发挥其支撑作用。三是狠抓扶优扶强，着力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加大对优势企业的扶持力度。按照社会平均贡献率和地方财政贡献率的要求，在全区确定若干优势企业进行重点扶持，签订责任书，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争取用3—5年时间，把优势企业培育成区域经济的龙头和支柱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对争创中国驰名商标和国家质量免检产品的企业实行重奖政策。 四是狠抓技术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我区目前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产业所占的比重过大，因此，要通过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逐步实现传统产业从局部到整体、从一些关键环节到生产主要流程的改造；切实加强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使老企业通过产品、工艺更新，改造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鼓励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资产重组、技术入股的股份制方式来改造传统企业，盘活存量资产，从而提高产业信息化程度。同时要集中力量解决一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共性、关键性技术，突破产业结构瓶颈，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动力。五是狠抓特色产业的培育，增强发展的新优势。对一个区域来说，关键是要从建立比较优势出发，培育特色产业，面向全市、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定向集聚生产要素。只有形成具有相对优势的业务领域、产品行业群，才能体现出区域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有必要从21世纪战略定位角度，全面深入研究九龙坡的专业化特色产业集聚区，包括空间布局、组合关系、成长机制以及政府功能。选准有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重点培育并形成机械制造、现代物流、汽摩配件、铝制品等全市性、全国性特色基地，加快工业化发展步伐。中梁山以西地区要以白市驿花卉苗木园区和西彭工业园区为龙头，注重培育一镇一品特色经济的形成，着力打造重庆都市后花园和新兴工业基地。
（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
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学习借鉴珠江三角洲等地的成功经验，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新招商引资改进招商引资方式和手段。一是，依托现有的产业链，以商引商，吸引大企业和国际性企业和现有企业的上下游产业；二是，结合大规模、高标准的工业园区建设，吸引世界500强和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科技含量高、投资密度大的项目。
以民营经济为重点，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利用“民资、民力、民智”，实现自身经济跨越式的发展。进一步破除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重组，参与农业、新兴服务业和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和经营。进一步落实国民待遇。积极帮助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扶持民营企业实现管理组织和管理方式现代化，引导民营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把民营经济培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国外及国内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国内外大企业来九龙坡投资办企业，注重引进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拓展国家允许外资进入合作的新领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扩大企业外资经营自主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办厂经商，促进外资外经更大发展。
（四）加快物流园区的建设
现代物流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新兴的服务领域，并以其高效能、低成本、专业化、信息化等多方面的优点正引起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界的关注。我区建设物流园区在地理位置、土地资源、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一是区委、区府要着手制定我区物流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将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出，力争用5-10年的时间将我区建设成为西部的物流重镇和长江上游的现代物流中心；二是成立九龙坡区物流建设领导小组，来推动此项工作，建立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管理体制；三是选择好发展物流的区域，采取一区多点的形式，确立核心区域和其它交易中心；四是抓好物流园区建设的配套工作，如做好企业退二进三工作，建设商务大厦、物展中心和广场等一批重点工程。
（五）改善发展环境，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