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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威廉莱斯;生态危机;控制自然;生态文明
一、威廉•莱斯“控制自然”思想的时代背景
(一)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工业社会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们想要征服自然的决心更加强烈。此后人类开始大规模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资本家更是在利益的推动下,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最终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不断开发利用自然,造成本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为了获取资源,谋取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大对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掠夺,并把一些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加速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酸雨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类开始了自我反思。(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出现,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东欧各国开始纷纷效仿苏联的社会模式,但是却忽视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苏联模式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把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第一位,以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单一指标,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了经济的发展而不顾环境的好坏,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片面发展经济,大肆开采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而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并不能使生态危机得以解决,从而使苏联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挑战,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三)全球性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加强。20世纪60年代,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上演,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由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转移到保护生态环境上来,生态问题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人们迫切想要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1962年,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通过大量的事实向人们说明了世界万物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在人类破坏环境的同时,我们人类也会受到自然的威胁。因此,呼吁人们要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西方发达国家举行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运动,号召人们保护环境,此后,世界各国的人们纷纷加入其中,生态保护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二、威廉•莱斯“控制自然”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控制自然”。莱斯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出发,将控制自然理解为一种观念,并且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在研究生态问题时,认为当前社会存在两种对于生态问题的错误认识,一种是受工业技术革新和市场机制的影响,把生态问题看成一种经济问题,将生态环境看作一种商品,人们可以任意对其进行购买。莱斯认为,这种观念最终会导致人们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人类将承担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二种不正确的观念是认为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指出,很多人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的出现所导致的,这种观念只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真正造成生态危机根源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的出现,而是根植于人类心中的追求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科学技术只是人类用于自然和社会的工具。莱斯指出,随着控制自然观念的发展,这一观念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意识,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这一社会意识存在的第一种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通过控制自然观念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中人的控制,最终导致人们因社会控制而扭曲,人们丧失了自由,沦为了奴隶[1]。(二)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在深入探索与分析之后,莱斯指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并指出控制自然的实质就在于对人的控制。莱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将人与自然联结起来的中介和纽带,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改造。在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加强,同时对人的掌控力也在加强。他指出,科技不仅是一种控制自然的工具,更是一种控制人的工具,在我们使用科技控制自然,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被科技所掌控。在利益的驱动下,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的行为康月/威廉•莱斯“控制自然”思想探究方式,科技在带给我们更多利益的同时也使我们处于它的控制之下。此外,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过程实际上是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现有资源,并且排斥其他个人和社会集团利益的过程,控制自然资源成为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关键所在,控制自然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所说的实现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实际上只是单个人或社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来控制自然,他们占有着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并通过占有的社会资源实现对另一部分人的操纵和控制,因此,控制自然的实质是实现对人的控制[2]。(三)科学技术已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控制人,科学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现已成为统治人的工具。首先,莱斯指出,科学技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们想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欲望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科学技术只是人们用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一种工具而已,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生产效率提高,更好地满足了人类自身的需求,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也让人们错误地认为科学技术就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认为,将科学技术看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生态危机是在控制自然观念下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后果,只有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合理使用科学技术才能真正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随后,莱斯指出,科学技术不仅是控制自然的手段更是控制人的手段,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对自然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人的控制。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人们利用科技控制自然,获取自然资源,并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从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同时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也在不断加重。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人们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以实现控制自然进而实现对人的控制的社会目标,最终导致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的毁灭[3]。(四)以伦理和道德的进步来解决自然危机。探索解决自然危机的出路是莱斯控制自然思想的重要内容,莱斯把解决自然危机的出路归结于伦理和道德的进步,提出了解放自然的观念,并指出解放自然实质上就是人性的解放。莱斯认为,正是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的大量掠夺和非理性对待,最终才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这是人的伦理道德的缺失所导致的,是人非理性对待自然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1]莱斯强调,要想解放自然就要重新解释控制自然的观念,他指出,控制自然的主旨不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于伦理道德的进步。他认为伦理道德的进步是科技进步的基础,因此,要停止把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控制自然的主导力量。此外,莱斯认为,要获得自然的解放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要建立起一种人们广泛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并且鼓励人们具有批判能力的新型社会制度,使得控制自然不再被看作是少数人的工作,而是社会公民普遍地树立起了环境保护的责任心,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从而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4]。
三、威廉•莱斯“控制自然”思想对我国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树立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究其原因是由于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缺失所导致的,公民生态环保意识的缺失是当前产生生态问题的思想根源。因此,只有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提升全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才能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努力建成生态环境良好,人们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次,要重视生态保护意识教育,培养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这就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多样化的环境保护教育活动,宣传环境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增强人们的生态保护责任感,使得人人都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践行者,实现生态保护的全民化。(二)加强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莱斯主张,科学技术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科学技术只是人们用以改造自然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人们正确的使用科学技术时,它能够提高人们的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但如果人们将科学技术不合理地应用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时,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而招致自然的报复。因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优势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首先,我们要合理使用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良好的生态保护机制,及时解决在运用科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保证生态环境免遭破坏,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次,我们要加快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我们要改革科技创新相关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措施,建立科技创新鼓励机制,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三)加快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当前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生态保护迫在眉睫,因此,国家要加快生态保护相关制度建设,推动国家生态建设发展。首先,国家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严重破坏环境、浪费自然资源等行为绝不姑息,严厉惩治;同时,面对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家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生态平衡发展。此外,国家还要加强相关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建立政府、公众、媒体等多渠道的监督体系,同时,还要强化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使其切实履行好环境保护的相关职责,积极投身于生态保护的建设之中。最后,我们要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学习其他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理念和举措,积极应对环境问题,提高生态保护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它的完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环境保护贡献一分力量,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威廉•莱斯,著.岳长龄、李建华,译.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王雨辰.论生态学的生态价值观[J].北京大学学报,2009(09).
[3]徐水华.论威廉•莱斯的控制自然思想及其理论困境[J].前沿,2009(10).
一、生态学介绍
从根本上就是对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批判理论,有革命性与批判性。在生态学中,认为当前的社会生态危机,并不是因为纯粹自然问题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1]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生态学中,不仅反对将环境问题认为是由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造成的阶段性的生态危机,它更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是资本主义本质中存在的反生态、反人类特性导致的生态危机,并进而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生态学还认为,若是人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仅仅依靠加快国家生态技术发展,不可能真正解决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会导致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不利于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安全。在生态学中,认为尊重生态规律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是一个矛盾体,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无限制的发展趋势,然而自然的运作的本身承载力有限,故此对于当前世界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各种矛盾才是问题源头,单纯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无异于舍本逐末,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进行科学地批判将会对改善环境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影响。
二、生态学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
资产阶级政治通过暴力和掠夺创造阶级,分离了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甚至剥夺土地资源,使人们流离失所,强迫无辜的农民进入到资本主义工厂中进行生产工作,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的不仅是工业发展带来的废气、废料污染,大规模扩建工厂更是深层次地影响生态安全。生态学还认为,资本主义政治中的法律极其残暴,资产阶级往往借助国家暴力以及法律制造无产者、开展生态掠夺,征服掠夺殖民地,开展对农业的剥夺,这些“合法”行为都是对世界生态环境安全短信的肆意践踏。具体来讲,生态学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以及资本主义者的生产方式都进行了相应的生态学批判。生态学批判资本主义,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反生态方面的本性,更是批判资本主义使破坏生态环境的首要源头,具有无法推卸的职责,批判资本主义是造成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3]。
生态学中,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基于对财富的无休止追求,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度攫取,并不能理性地去利用自然资源,也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学批判政治制度导致人们没有特定居所,让人们在归属感与生态基础中分割开来,这样也就淡化人们对土地的保护意识,淡化人们的生态稳定认识,使人们失去土地伦理观念,从而加剧对周围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4]。生态学,在其形成、生态学体系化、生态学发展的多个不同阶段中,始终认为资本主义造成当今环境退化。生态学批判资本主义分割贫、富生态环境,毫无节制的开发经济扩张能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
三、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生态学被西方纳入其视野之内,并形成了生态学。它可以将生态学知识和理论相互结合起来,产生生态学,既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又是可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求克服世界环境退化,解决世界生态危机的有效路径。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必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历史加速度’才是加速地球环境恶化以及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5]。生态学中,从资本逻辑本身出发,批判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使生态问题与当代资本相互联系起来,因资本主义在获取利润中,工人的工资上涨必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降低,那么在这样环境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发展中,就会更需强化自身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只有通过对自然的不断加深,以及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才可以确保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利润。生态学中,在批判政治经济的同时,他也提出要想能够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生活模式,“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采取正
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与幸福等同,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实现劳作得到这些东西。政治经济中的“环境质量”,不仅是可欲求的商品,也不是价格合适就购得的东西,而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用“诱人的商品做最后装饰”,以此来“增加对产品享受的手段”,赋予自然经济价值,按照市场商品原则去构建社会,这是反自然的荒诞做法。
四、生态学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运用
为有效确保当前全球范围内世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都应该降低对世界能源以及材料的过高消费,同时可以尽量避免因资源供给和资源消化过度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坚持生态学理论思想,开展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能够严格控制政治经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生态学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以及主张要充分发展实践导向,和当代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结合,降低生态危机的爆发,调整人们的需求和价值观,使人们可以认识到不必要的生态破坏消费中出来的灾难性后果,理性认识消费,形成正确的生态意识,从而维护生态和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生态学的意义,降低政治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6]。
【关键词】环境问题的根源;产业结构;负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D92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164—07
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变暖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环境问题日益瞩目。环境问题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亦应在发展中解决。解决环境问题的首要任务是正确理解环境问题的演变,深刻剖析环境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环境问题的产生既是哲学、伦理、宗教等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问题,也是技术、经济等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问题;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承受能力有限的矛盾所致,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同环境的矛盾的产物。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应当进一步厘清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剖析其直接经济原因。多数学者认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和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化也难辞其咎。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一个重要桥梁——产业结构。人类经济活动是通过产业结构作用于环境的,因而挖掘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首先应当研究产业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一、产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关联剖析
(一)“三大产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不仅与社会、政治活动相互影响,更与经济活动相伴相生。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和部门之间的技术变动和扩散的相互联系,是经济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产业结构既主导资源配置又决定环境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是联系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重要纽带。
经合组织(OECD)以经济活动和生产部门作为标准将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产业,即农业、工业、服务业。各产业由于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农业亦即第一产业,是指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其对环境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农业多以绿色植物为生产对象,而绿色植物可以制造氧气、固定二氧化碳、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吸收毒物、杀灭病菌,是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另一方面,农业对水和土地的需求较大,不合理的垦殖和放牧会引发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化肥农药污染等环境问题。工业是指加工取自自然界的物质的生产部门,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公共事业(煤气、电、水的供应等等)。该产业以高能耗、高污染著称,其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形式。其中制造业不仅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造成大气污染和化学品污染,其工业用水量的不断增长更直接导致水资源的稀缺。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为第三产业,其中金融、服务等行业能源耗费量和污染排放量都有限,但旅游业、集体运输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由于三大产业对于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力不同,故而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和布局必然导致环境问题迥异。
(二)产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因果分析
环境问题是多种原因交互而导致的复杂结果。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人类作为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排放的污染物可以被自然消化、分解,进入自然的物质循环系统,以维持生态的平衡。只有当人类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导致污染物累积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存时才产生环境问题。哲学、政治、宗教、伦理、经济、社会等从各个不同角度左右人类思维方式,影响人类活动方式和规模,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或单独作用最终引发环境危机,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复合原因。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指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原因的原因,或称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必须在特定范围内讨论,否则任何事物的终极原因都是自然界本身,失去探讨的价值。我们之所以将环境问题根源的讨论限定在经济范围内,是由经济活动的特性和地位决定的。生存是人类的第一要务,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同时也是排放的污染物最多、对外部环境影响力度最大的活动。政治、宗教、文化等活动主要是通过经济活动影响环境的。因此要探寻环境问题的根源,必须对人类经济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在经济活动的范围内,经济行为是基本范畴,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行为人的经济行为构成的,我们探讨环境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改变人类的行为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直至解决环境问题,因而我们必须从经济行为的层面上展开,着重研究经济行为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
经济行为是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实施的各种经济活动,例如消费、储蓄、投资、税收等等,并确定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经济行为具有外部性。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支付的为正外部性;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被称为负外部性。工矿企业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对他人及环境带来的损害,我们称之为生产的负外部性;而由市民使用汽车排出的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则称之为消费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导致污染产生。自然资源的破坏主要源于负外部性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于自然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具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易致共有资源过度使用,资源枯竭成为应有之义。因此,负外部性是导致污染的产生和自然资源退化的重要因素。行为人享受了其行为的福利,却由他人和社会共同承担由其行为造成的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等后果。由于无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行为人不但不会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其不利影响,还会为谋求更大利益而加倍从事此类行为,从而加快、加深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的速度与程度。因此,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没有负外部性就没有环境问题。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不确定性,原因同一性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同一性。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并不必然产生环境问题。只有当负外部性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超出了环境自净能力时,才会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结果。如果社会或公众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控制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环境问题也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行为的负外部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1974年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基在《宇宙的粘合——因果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所谓的原因是结果的非必要而充分条件中的一个不充分却是必要的部分。简称为“INUS”条件。根据“INUS”理论,负外部性不是环境问题的原因。环境问题可以由政治、经济、战争或自然灾害引起,一枚核弹的爆炸就可能导致当地生态系统完全崩溃,经济行为负外部性规模化并非环境问题的必要条件。但当负外部性的规模化到达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程度时,环境问题一定会产生,因而是环境问题的非必要的充分条件。但在经济领域内,仅仅负外部性的规模化本身,在尚未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时环境问题并不能产生;如果没有负外部性的规模化,环境问题一定不会产生,又具有必要性。因此负外部性的规模化是“非必要而充分条件中的一个不充分却是必要的部分”,满足“INUS”条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罪魁祸首。那么,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究竟是通过什么路径和方式达到规模化的呢?产业结构自然落入我们的视线。
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的实证分析
实践中,经济社会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经济活动的规模。经济活动的规模越大,自然资源的消耗越快,污染越严重。第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决定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水平和类型。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以工业为主导的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大,污染程度较重。第三,技术水平。同样产业结构的两个国家,如果使用的技术不同,产生的污染也不同。第四,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保更加重视,环保投入也会相应增加。从经济系统运行的角度考察,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认为,劳动和资本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一定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合理的经济结构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活动的水平、扩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对技术水平和收入变动以及环境政策和支出也有刺激或抑制作用。因此,在互相联系与影响的四个因素之间,经济结构,尤其是具有主导作用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规模和程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影响污染程度
1.产业间的比例结构决定污染物的种类和总量。产业结构首先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的产业及不同产业部门对环境影响不同。其所产生的污染是结构性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性污染是指污染的状况与经济系统中的某种结构有关,污染的状况和特征会随着比例关系或分配关系的变化发生变化。同一产业部门使用的原材料、能源、生产工艺甚至产品都具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产生的排放物也基本相同。如果一个经济区域内重工业发达,则其污染负担一定较重;而以金融、旅游等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环境状况就相对优越。因此,调整本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可以控制污染物的种类及总量。
2.产业组织结构影响污染水平。在很多的文献中,产业组织结构也属于产业结构的范畴。产业组织结构是指产业内企业的组成情况。产业组织结构直接影响污染水平。规模小的企业因为不能达到规模效益,在竞争中缺乏优势,获利水平很低,无力进行污染治理,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如果一个产业内大量的企业都是小规模、低效益的,则污染水平相对较高。如果产业的平均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同行业水平或国际水平,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也会带来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
3.产业布局不合理加剧污染程度。对于一国而言,产业结构还存在产业布局问题。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不同地域根据不同的资源优势形成产业结构,再与其他地域的产业形成产业布局。不合理的产业布局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是严重而突出的。从宏观战略布局来看,工业布局极端集中或极端分散都会导致难以治理的环境问题。工业布局高度集中,超过环境容量负荷,则人口稠密、空气污浊、水质恶化;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则污染遍布,难以治理。从中观区域布局来看,区域内工业布局不合理,导致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大量可利用、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能就地利用。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布局不合理会加剧环境问题的治理难度。
以我国产业结构和环境现状为例。2009年我国三大产业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3%、46.3%和43.4%,工业区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并逐渐向沿边、沿江和内陆地区扩大。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非均衡布局模式使中国环境状况也具有典型的区域特点。2009年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1277.5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214.4万吨,其中排放量最大的都集中在河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重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等这些工业、重工业发达的省份和区域,这些地区也正是我国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污染较重的区域,酸雨也集中分布在该区域。
4.产业结构还影响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劳动者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物质生产;二是劳动者采取何种劳动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活动。劳动者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状况决定着生产过程中劳动组织形式的状况。生产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生产资料的状况及劳动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工业革命早期,自然资源丰富而价格低廉,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资本家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一边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一边煽动消费者膨胀其物质欲望扩大市场需求,逐渐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当时社会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产物,因其不可循环性和非可持续发展性而成为影响环境的因素之一,对污染加剧和生态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产业结构影响自然资源退化速度
产业结构是由一系列经济行为构成的,是农业经济行为、工业经济行为、服务业经济行为的组合。由于不同产业行为的运行机理不同,对资源消耗的种类、数量和方式不同,故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不同。合理的产业比例结构可以达到既发展经济,又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可以有效减缓自然资源退化的速度、防止自然资源枯竭。
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自然资源退化。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未能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无法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立于优势地位,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靠采掘本国的自然资源赚取外汇,尤以采矿业、林业居多。采矿业会引起水土流失、地面沉降、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以及采矿过程中含化学物的废水对地下水的污染等。大肆砍伐森林的后果则是水土流失、气候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及时投入资金和技术进行治理,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状况,但以采掘业为支柱产业本身才是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减少采掘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建立本国合理的产业结构,才是解决经济贫困国家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
(三)产业结构影响能源消耗的总量和强度
产业发展离不开能源。我国能源主要依靠煤炭,煤炭的开采、加工、使用带来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各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也决定了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年间显示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至2008年的11.3:48.6:40.1。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8年的40.1%。但第二产业仍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随着第一产业在增加值结构中所占比重下降,其能源消耗比重也逐步降低(见图2),到2008年下降到2.06%,相当于1981年的2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增加,能源消耗量也呈上升趋势,其能耗比重从1980年的7.67%增加到1993年的11.16%,从1995年至今一直维持在13%以上。第二产业是能源消耗大户,占全国能耗总量的比例最大,自1991年以后一直保持在70%以上,并且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第二产业能源消耗远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
在第二产业内部,其能耗也各有不同。其中10个主要的耗能工业部门分别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10个行业所占第二产业能耗总量的比重,由1985年的71.61%上升到2008年的81.63%。其中黑色金属冶炼业能耗上升幅度最大,从1985年的7638.6万TCE增加到2008年的51 862.92万TCE,增加了44 224.32万TCE。能源消耗增加速度最快的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两个行业2008年能源消耗量分别比1985年增加了732.29%和723.64%。因此,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尤其是高能耗行业及产品的比例,可以减少对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系统,各个元素之间存在联系和互动。人类每一个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连锁反应。由于环境自身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在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力较小的年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排放行为并未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的产业化加强了一个产业或产业部门的各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提高了经济行为的效率,同时加强和扩大了负外部性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倍增的负外部性作用于环境,一方面是日益沉重的环境负荷影响自然资源的自我修复,导致自然资源的退化;另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退化又影响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的发挥,使污染更难以消除,加速了生态系统的崩溃步伐。因此,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三、环境问题解决的法律因应
明确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法律保障是当代社会应对各种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立法者应当以立体思维建立环保法律体系,在立法中对产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予以界定,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环境问题。
(一)有关产业结构规划与调整的立法现状
目前,在《环境保护法》的统领下,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程序、环境标准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环境法律体系,其中关于污染防治的法律有16部(包括宪法、刑法、民法中的相关条款)、行政法规46项,各部委颁布的污染防治规章多达371项;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17项、行政法规18项、部委规章24项。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中,尚无规范产业结构规划的专门法律法规或专门章节,偶有提及也比较空泛,要在实践中真正落实还有较大努力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还处于原则性规定阶段。目前关于产业结构的相关内容,主要出现在法律法规的总则部分,还没有具体细化的规定,还未落实到操作层面。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总则部分都出现了“合理规划工业布局”的原则规定,却在后续章节中都未做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2004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有关部门进行产业等规划时应遵循固体废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但仍缺乏产业结构规划的具体规定。第二,对于产业结构规划和调整还停留在较为基础的层面,较多强调“产业布局”,缺乏深入研究和规定。如前所述,产业结构中不仅产业布局影响环境,产业组织规模以及产业比例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早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加强淮海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明确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污染的关系,首次对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对于重污染行业中规模较小、污染处理能力低下、污染严重的小企业进行整治。该《通知》还初涉了产业内部比例调整问题,虽然对已有产业内部比例及产业间比例调整问题尚未触及,但立法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即将上马的重污染项目进行严格的限制。这无疑是环境保护的一大进步!然而遗憾的是,其后制定或修改的几部重要的污染防治法律都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规定了“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没有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规定,贻误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时机。第三,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关于加强淮海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做了规定,但并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但未对政府机关问责,也没有追究小企业主的法律依据。这不但给规划者们留下了的空间,更为环境污染加剧、自然资源破坏埋下了伏笔。
(二)有关产业结构规划与调整的立法建议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环境危机,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要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因此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政府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的指导思想。“十二五”规划属于政策范畴,是国家为实现下阶段的经济目标而确定的行动指导原则,灵活多变且强制力较弱。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需通过长期的努力才有解决的可能性。因此,我国应将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定型化,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形成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1.遵循立体思维环境保护的立法理念。环境保护的立体思维是从整体思维发展而来的。所谓环境保护的整体思维是指把全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宏观的角度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发展观确立以后,为了应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日本于1993年颁布了新的《环境基本法》。新法确立了环境保护的整体思维和全球思维,以日本对全球环境所负的责任为基本点,以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流通方式转换成为对环境负荷小的发展模式为基本策略,不仅着力于公害防止,更把法律调整的范围扩展至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的每个环节。环境保护的立体思维,即是指不仅要把整个地球、一个区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各自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具体到法律层面,即指不仅要制定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在经济法、商法等法律中也应体现环境保护的理念,与环境保护法律互相配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例如产业结构规划与调整的内容,不仅在环境法中要规定,在规划法、审计法、税法等法律中都要有配套体现,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环境法律法规的作用。另外,遵循立法的立体思维还有助于防治法律逆向调节,即立法机关虽然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但是由于与该项立法目标相悖的其他法律或者文件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致使出现了与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目标相反的结果。法律的逆向调节不仅使立法目的落空,还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损害法律的威信。
2.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产业结构规划与调整,确立其指导性地位。城市规划是指对城市的空间和实体发展进行的预先考虑。其对象偏重于城市的物质形态部分,涉及城市中产业的区域布局、建筑物的区域布局、道路及运输设施的设置、城市工程的安排等。城市规划与产业结构规划虽然都包含了产业布局,但内涵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城市规划侧重于空间规划,而产业结构规划除了包含产业布局规划外,更注重具体产业的比例架构,包括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比例架构。因此我国应当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专门条款,明确产业结构的原则性地位,以便对具体法律法规进行指导性调节。
【关键词】;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根源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一是经济效益的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在尽可能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处在优先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经济总量发展迅速。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其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50年只有62亿元,同时,以2008年为例,该年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尽可能地对自然开发和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
关键词:网购平台系统;网购平台治理;信任;风险;利益。
从九十年代第一笔电子商务订单的交易成功至今,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网络购物逐渐的渗透到国民经济、社会服务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生产资料,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网购平台来进行交易,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已达2.95万亿,同比增长31%。其中,B2B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6万亿,同比增长26.8%。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3492亿元,同比增长74.6%[1]。随着电子商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总理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抓住战略机遇期。表明了政府对网络购物发展的重视。
1、第三方网购平台的概述及存在的问题
在网购的发展过程中,第三方网购平台功不可没。所谓第三方网购平台,就是指完成业务、联系卖家、买家、供应商、银行和在线商务交易和交流的平台。第三方网购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公共平台,包括信息的收集、分类、整理等一系列服务;为交易参加者提供在线交流场所;提供网络公证功能,降低网络购物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随着网购的盛行,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网购本身虚拟性的特点,网购中售假、侵权、诈骗等现象层出不穷,导致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缓解消费者和商家的信任危机,第三方网购平台一直不曾放弃努力。2011年10月,淘宝商城宣布大幅度上调技术服务费和保证金,试图通过资金门槛,驱逐商城中实力较弱的中小卖家,留下优质B2C的生态资源,提高保障消费者的能力。此举受到了中小卖家的强烈抵抗,中小卖家通过围攻商城大卖家,给淘宝施压。最终淘宝决定暂缓执行此规定。此次事件目的是提高平台信任度,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是对的,但是其方法却欠妥。那么第三方网购平台如何才能良好的发挥其平台的作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优质卖家的利益,进而促进自身平台的发展壮大呢?
2、第三方网购平台生态系统
根据James F Moore(1996)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描述,结合第三方网购平台自身的特点,得到第三方网购平台生态系统模型图,见图1。
图1 第三方网购平台生态系统结构模型
在第三方网购平台生态系统结构图中,领导种群是第三方平台,处于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交易平台以及相关服务。关键种群,就是第三方电子商务生态体系中的交易主体,包括生产商、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支持种群是物流公司、金融机构、政府机构、认证机构、电信服务商、软件公司和广告公司等,这些种群为电子商务的顺利进行提供物质流通、资金流通和安全保障上的支撑。第三方网购平台生态系统的生态关系主要包括各种群之间的信任关系、风险关系和利益关系。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各个种群之间生态关系的正确处理,关系着所有物种的生存和持续发展。同样的道理,在第三方网购平台生态系统中,生态关系和谐,就会产生"集群效应",达到"1+1>2"的效果。然而,系统中各方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再加上资源的有限性,相互之间可能产生冲突,产生"连带负面效应",各方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妥当处理生态系统中各种群的关系,是第三方网购平台治理的关键问题所在。
3、第三方网购平台治理
由于网购的虚拟性,交易双方只能是在线交流、交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和时空的分离,大大增加了网络购物方式的风险。比起传统交易模式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情况,网络购物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信任这一机制,则能够弥补这种不确定性和降低复杂性,增强网购成交的可能性。(Grabnner-Krautera, Kaluseha,2003)[2]。 Das and Teng(2004)认为信任是与风险共存的,风险是信任产生的条件,贯穿整个信任过程,只有在不确定和风险环境下人们才需要信任,信任则意味着承担风险[3]。因此,网购中争议的根源是风险和信任问题。
既然网络购物争议产生的根源是风险和信任问题,我们要探究第三方网购平台治理,就需要从这两个根本问题着手。而且作为商业系统,还要考虑到第三方网购平台系统中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基于此,本文认为第三方网购平台治理应主要从信任关系治理、风险治理和利益治理三个方面进行。通过网购平台的治理,增强各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尽量降低交易风险,逐渐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实现彼此之间信息的共享和协作,共同创建信任、互惠、共赢的网购平台系统。
3.1信任关系治理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表明,认为网上购物最让人不放心的是商品品质(64%)和卖家诚信(34%)[4]。造成网上交易不信任的根源是网络购物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再加上网购平台的技术安全性弱、平台的信用机制不完善和交易者信誉的缺乏,更加剧了网购平台的信任危机。然而,只有彼此之间有了信任,交易才能顺利地进行直至完成。因此,网购平台各方参与者之间的信任是网上交易的基石,解决信任问题是解决网购平台其他问题的基础[5]。
从本质上说,网购平台中各参与方之间的信任是基于利益目标建立的契约信任关系。但是由于契约的一些不完善的规定,交易方容易出现投机行为,并且由于可以顺利逃避违约的惩罚,交易方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选择不诚信的行为。这种信任关系的脆弱性导致了网购中信任危机愈演愈烈。
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和完善,为了降低网购平台中契约关系的投机风险,出现了一些权威的监管机构。这样信任关系就相当于多了一层保护膜,有了一定的保证。如一些第三方信用认证机构和第三方监管体制的建立等,对交易参与方进行信任评级,并且制订各项问题的奖惩规则,通过规范化监管,来降低交易成本和费用。权威监管的关键在于对违约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力度足够大,则失信者的违约成本高,失信率就随而降低。但是这种惩罚力度的大小很难把握,执行力也难免有欠缺,导致有些时候达不到监管的目标和作用。
由上述得出,目前的信任机制,一种是完全基于市场自身的调节,一种是借助外部力量来保证,且这两种机制都存在着某些欠缺。哲学辩证法中有这样一条原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表明一切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措施都应该是从内部找。由此,网购平台系统中最牢靠的信任关系应该是,由各个参与方建立自组织网络联盟,从"无纪律"走向"他律",从"他律"走向"自律"。
所谓自组织网络联盟就是各参与者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网络化联盟[6]。在联盟中,鼓励各成员间深度合作和信息高度共享,且约束成员间的不诚信行为。由于联盟中的网络关系错综,信息高度共享,交易一方一旦违约,可以达到"坏事传千里"的效果,严重影响其信誉,违约成本比"一对一"违约成本大得多。
如在消费者方面,可以建立像eBay评论网(Reviews from Epinions)一样的分享社区,组成消费者联盟,保护消费者权益,合力打击不良信誉的卖家;卖家可以组成独立的卖家联盟,在遇到电商平台提高佣金的时候,可以以合法非暴力的方式,对电商平台进行施压;电商平台之间可以将商户、消费者的信用信息进行分享和整合,建立起"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如此可以大大减少由交易风险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这种自组织网络化的联盟建立起来后,网络信任关系就由"点对点"单一的契约关系转化成为"点对面"和"面对面"的信任关系,这种"多关系信任网络"的形成,夯实了信任关系的基础,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约束性,并会慢慢消除网络平台信任关系的脆弱性,建立起更加完善坚固的网络信任关系网。
3.2风险治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 弗里德曼曾指出:网上交易容易引发争议的根源有两个:一是时间差,二是匿名制。这也是网络购物风险的根源所在。
"时间差"就是指相对于传统交易中钱货同时交易,网上交易是先付钱,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商品,进行评估和甄别。其中的风险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网上交易中,由于消费者在拿到商品之前,只能通过商家提供的图片和文字说明对商品质量进行判断、评估,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吓退了一部分消费者,而且越来越低的质量预期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即消费者的质量预期低,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低,一些高质量卖家由于利率低而退出平台,而越来越多的低质量卖家入驻平台,反过来再次降低消费者对质量的预期,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如此风险将会愈演愈烈,威胁第三方网购平台的运营。那该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第一,第三方网购平台规定严格的商品准入门槛。在商家申请商品线上销售时,针对商品的规格制定详细严格质量标准,加大审核的力度,规范质量认证机制,保障上线商品的质量,尽可能地消除风险源;第二,营建多样化的信息分享平台和信息沟通渠道。网上交易的信息来源较为单一,单一就容易出现欺骗,而多样化的信息分享平台拥有更多的参与者,多方面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可以给交易方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能使交易者从更多的角度来了解商品,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发生;第三,完善网购权益保障体系。能让消费者或者商家的权益受到损害时,投诉有门,并且投诉有用。网购权益保障体系的完善,为网上交易提供了违约补救机制,在违约发生后,尽可能地减少交易损失,为交易者提供最后的保护屏障。
"匿名制"是由于网络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产生的。匿名制能很好的保护交易者的隐私,并且给网上交易带来大量活跃和自由的信息,但是也产生了造假成本低、惩处难的问题。网上交易的虚拟性和参与者的匿名,使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信任雪上加霜。所以,身份认证问题不容小觑。目前大多数第三方网购平台要求卖家进行身份认证,对买家没有很大的限制,并且第三方网购平台对卖家进行的身份认证,消费者不够信任。如此并没有起到增加信任度减少风险的作用。而具有权威性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出现,可以很好地消除匿名影响,增加违约成本,保障网络交易的安全,并且可以避免隐私的泄露。通过颁发证书、认证证书和管理己颁发证书,运用加密、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技术来确认交易双方的身份,且交易者的历史交易信息都被记录和存储下来,使交易信息具有不可抵赖性、不可否认性、不可篡改性等特征。这种严格安全的身份认证,有利于约束交易对象,促其形成诚信意识,进而维护整个网上交易秩序。
解决了"时间差"和"匿名制",就拔除了网上购物中两大风险毒瘤,为第三方网购平台交易地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3.3利益治理
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第三方网购平台作为一个商业系统,各参与方之间利益关系也是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因此对各方利益关系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根据理性人的观念,各方都是以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那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成员之间利益上的争夺不可避免。在争夺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恶性竞争和资源的浪费,进而对整个网购平台系统的良性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各方利益平衡是网购平台利益治理的关键所在。
在利益分配中,应该以整个网购平台系统的长远利益为重中之重,并且兼顾各成员的自身利益,根据其在网购平台系统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建立公平平衡的利益分配机制。首先,为了第三方网购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鼓励平台的多元化,避免垄断"一支独大"的现象。2011年淘宝网就是凭借其在电商界的垄断地位,才敢提高技术服务费和保证金幅度达3-15倍。垄断的出现,损害了第三方网购平台系统的社会利益。在利益分配极不平衡的情况下,积极鼓励中小网购平台的发展,规范较大平台的行为,以实现整个网购平台系统的利益最大化。其次,协作让利。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第三方网购平台各参与方应该本着互利互惠、协作共赢的原则。虽然第三方平台在网购平台体系中占据主要的地位,但是,商户和消费者的作用也不可或缺。第三方平台应该正确处理与商户之间利益的分配,当实际利益的分配明显倾向于第三方平台时,应该适当地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商户,以退为进,在谋求共同发展的同时,更加壮大了平台自身的发展。这种利益的割舍,对于实现网购平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4、总结
任何新兴经济形态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问题,第三方网购平台的发展也不例外。在问题产生时,寻求治理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第三方网购平台就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要商业循环链的各个节点,整个系统交易才能顺利地循环进行下去,这里的剂就是增强信任、减少风险和平衡利益。通过自组织网络联盟、提高商品准入门槛、严格身份认证制度和多元化利益分配等治理,第三方网购平台系统,将会逐步走向规范化、高效化的道路,从而促进整个电子商务环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中国诚信网络团购联盟.2011(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R].杭州: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2011-08. [2]Grabnner-Krautera, Kaluseha. Empirical research in on-line trust:a review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J]. int.J.Human - Computer Studies. 2003.
[3]Das,T.k. and Bing-Sheng Teng. The Risk-Based View of Trus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4.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9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9-11.
[5]吴洁倩.平台类购物网站信任和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实证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 2011.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环境治理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及其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
生态现代化概念一般认为是由德国学者MartinJänicke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柏林州议会辩论中最早提出(郇庆治和马丁•耶内克,2010)。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强调在工业生产中以科技创新来应对环境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关注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产品消费而转向科技、经济市场、政府三者协调平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全球化影响及制度本身(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三个阶段,研究区域从西欧国家逐渐扩展到中欧、东欧、北美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Mol,2000)。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仍处在不断发展完善当中,并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理论(Jänicke,2008)。生态理性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根本,生态理性使人们开始将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视为生态过程,而不仅仅是经济过程。生态现代化理论不断地丰富发展,由单纯地关注科技转向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包含科技、经济和市场、政府、环境运动、环境意识形态五个方面内容(Mol,2010):(1)科技不仅仅是应对已经产生的环境问题,而是更多地转向环境改善和预防环境危机,将环境保护纳入技术和组织创新的设计当中,而不再过多依靠传统的修复式技术;(2)经济市场要素和组织在环境改善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生产者、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商业协会等成为生态重构、生态创新、生态改善的重要承担者,带来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化,并且将环境成本以货币、价格、供需、产品、服务等清晰地表达出来;(3)政府的角色、位置、运作发生改变,政府管治由从自上到下的命令式的方式转向权力分散下放、更加灵活、更加趋向于公众参与的管治方式,非政府以及跨国、全球性组织和机构逐渐发挥影响;(4)环境运动的角色、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环境运动在环境决策中作用得到显著增强,环境运动指导思想也从单纯的反现代主义转向以合法性、负责任、公开透明、广泛参与为原则;(5)环境意识形态从纯粹地反对经济增长和完全忽视环境保护两个极端转向两者的协调统一,并被广泛接受。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农业发展
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危机同样蔓延到农业当中,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现实困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转变农业发展理念。在发达国家,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石油农业”带来严重的环境危机,产生空气和水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食品安全受到威胁、能源消耗巨大等诸多问题(Kimbrell,2002)。值得关注是,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虽然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快速增加,有效降低了全球粮食价格,大大缓解了一些地区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绿色革命”也引发了土壤退化、化学污染、地下水枯竭、土地盐碱化等环境问题,迫使人们转向环境友好型技术,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Evenson,2003)。此外,“绿色革命”带来生物多样性和地方传统知识的破坏,同时引起贫富分化加深和区域农业发展失衡的问题。“绿色革命”并不是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科学成为农业发展的新理念,而在农业生态理念下进行新的绿色革命不仅要注重科技创新,还应与社会调整或变革结合,农业生态视角下政治、经济、文化转向明显(Altieri,2009)。农业发展研究中存在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二元分立,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是超越二元论的比较可取的理论分析框架(Evansetal.,2002)。农业生态现代化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产生的,日益表现出一种多维、综合的整体性分析框架,逐渐拓展到科技、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空间、政治等多个维度,“弱农业生态现代化”正转向“强农业生态现代化”(HorlingsandMarsden,2011):科技上,从注重经济驱动科技发展、科技解决问题、物质和能量循环利用,转向需求驱动科技创新、科技适应地方性;经济上,从强调企业化经营、效率优先、追求节约成本,转向推动生产经营网络化、综合化、整体化以及立足于农场水平追求高附加值、多功能农业;生态上,从较多采用生态和基因工程的产业生态视角转向较多采用生物型防护的农业生态视角;社会文化上,从提倡运用现代科技、理性的人地关系转向地方自主内生、人地协同、生产服务化;空间上,从偏重全球化、出口导向、外来资源大量使用,转向关注生产嵌入地方社区,注重本地资源利用;政治上,从自上到下式的单一方向的管治,转向内生扶持政策、参与式方法应用、社区发挥影响以及地方和区域灵活管治。
二、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思维
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过程伴随着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的继生转换,三个问题日益呈现出交叉、复杂的态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公平问题的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涉及农业环境治理问题,而环境治理牵扯到公平问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思维转向整体统一的系统视角,农业生态现代化关注目标的平衡性、应对的多维性、行动的多元化。
(一)目标层: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
工业文明时代的科技进步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促使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蔓延,引发了深刻的环境危机。人类不得不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增长受制于环境和社会的原因而存在极限问题,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环境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环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的反映。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环境公平,将完善发展人类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的正义,走向兼顾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O'Connor,1998),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公平问题的解决。生态现代化视域逐渐从单纯关注环境问题转向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寻求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石油农业”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促使农业发展寻求发展与环境的统一,而环境问题不仅仅与“石油农业”生产技术有关,同样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问题一定程度转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从而加深环境危机。农业环境治理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发展、环境、公平的有机统一。
(二)应对层:科技、经济、生态、文化、空间、政治等多维治理
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的日益交叉复杂化,对问题应对提出了空前的挑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环境危机发生不仅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环境治理的视角突破科技局限,拓展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维视角,环境治理应对从单一向多维转向。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经历了从单纯关注科技创新逐渐关注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过程。发达国家由于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开始面向农业现代化过程产生的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面对粮食安全和农业收入增加问题,并着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已经显现(Pingali,2007)。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中都涉及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使得农业发展问题复杂化。问题复杂性迫切需要全面、系统的分析与应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环境问题嵌入农业发展本身当中,使农业发展兼顾环境问题,同时指出环境问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而使农业发展本身不是仅仅停留在科技上,而是拓展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农业发展适应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的挑战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
(三)行动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协同
生态现代化视域下环境问题的关注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面对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消费领域是整个经济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生产方式发生转变,更重要的是消费方式的转变,从而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可持续性消费是环境问题应对中的重要策略。消费者本身行为则是可持续消费的关键一环,而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协作消费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和生产,从而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生产者与消费者塑造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两者缺一不可。农业有机生产可以提供健康、天然的不含有毒杀虫剂的高质量产品,同时维持土地肥力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欧美国家得到相当重视并发展壮大(Badgleyetal.,2007)。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成为生产的目的,消费成为生产的调节器,因而消费者塑造的重要性凸显,成为转变生产方式的重要助推器。生态公民是农业可持续消费的重要驱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促成农业可持续消费的根本力量,可克服一些农业可持续消费面临的重要障碍(Seyfang,2006)。
三、生态现代化视域下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农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农业现代化进程仍处在较低水平,农业发展面临环境保护的问题,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随着现代化程度加深将会加剧,农业污染已然不容小视(温铁军等,2013),关系到国家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环境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公平问题的解决。农业环境治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示。
(一)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应是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会长期存在,而在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农业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人地关系矛盾。当前中国农业仍然以相对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经济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相对缓慢,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加剧,并引发一系列文化衰落和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一些欠发达贫困地区环境破坏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地区形成恶性循环,区域发展公平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根源,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根本解决有赖于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面临两大选择问题:一是继续走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先污染再治理”的“石油农业”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二是继续走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强发展、弱公平”的农业发展道路,还是走发展与公平相统一的农业发展道路。中国人多地少,生态环境脆弱,城乡、区域差距巨大,难以承受“石油农业”带来的严重的环境压力以及公平问题带来的环境风险转嫁,必须走一条发展、环境、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新型农业现代化需要多维协调推进
我国农业现代化本身面临多重挑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农业发展同样面临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当前我国农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一方面造成农业生产中心地资源环境承载负荷过重,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造成一些非中心生产地的小农生产者破产并由此引发土地荒芜浪费,同时造成一些小农生产者迫于竞争而加大对土地和资源过度开发,从而引发环境破坏问题。问题的交织复杂性需要多维综合应对:(1)在科技上,在关注环境修复技术的同时应更加注重预防性技术创新,从农业生产设计阶段就考虑不同区域的环境因素,最大程度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而环境恢复往往耗费更大,并造成不良的现实后果;(2)在经济上,在追求农业生产效率和压缩成本的同时更加关注生产网络化、本地化以及提升产品的品质,以带动本地经济和满足更加多样化的需求;(3)在生态上,在关注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生态技术的同时,应当遵循农业生态理念更多地采用生物型技术,并适应不同地方特性;(4)在社会文化上,在关注依靠科技来专业化生产和协调人地关系的同时,更加主动地根据地方需求展开研究,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实现人地协同发展;(5)在空间上,在关注农业外向型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更加注重与本地生产和消费的联结,避免出现“飞地式”发展;(6)在政治上,在关注从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治手段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管治地方化和内生化,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防止区域发展失衡。
(三)新型农业现代化需从生产端和消费端两端并举
我国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且包括农业消费方式的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业生产走向商品化,市场消费需求在农业生产发展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当前我国更多是关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农业消费方式关注程度并不够,农业消费方式转变迟缓往往拖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是虽然我国居民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相当部分居民仍然趋向价格偏好,对质量较低水平的产品耐受较强,往往使一些落后生产方式得以存在,这些现象在经济落后的地区问题比较严重。二是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一些消费者对国家保护的动植物或者由其生产的产品产生不合理的消费需求,推动一些不合理的产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破坏了生态环境。三是由于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产生了大量食物浪费,耗费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源,变相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压力,而食物里程的拉长也同样会产生间接的资源消耗。农业现代化生态转型应生产端和消费端两端并举:(1)从生产端来说,农业有机生产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相契合,应不断推动农业有机生产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着力提高农业有机生产的效率,通过有机农业生产的不断提升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同时调整和增强农业认证管理机构,加强构建和完善有机认证体系,为农业生产有机化提供良好环境和重要保证;(2)从消费端来说,对于个人而言,应加强环境教育,塑造生态公民,提倡个人节约消费、绿色消费,摒弃过度消费和不当消费行为,而对于整个农业生产网络而言,应充分考虑食物里程因素,构建合理的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耦合结构,强化农业本地化生产的内生作用,带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减少资源间接浪费。
(四)农业生产地方化有助于解决区域农业发展失衡问题
〔关键词〕网商;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信用;混合博弈;交易主体;信用行为;博弈模型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9.003
〔中图分类号〕F7246;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9-0015-04
在网络时代,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商业模式,以其特有的低成本、跨时间和空间、跨地域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得到迅猛地发展。然而,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中,困扰着电子商务的信用安全、在线支付、物流配送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不断提高,物流配送体系的不断完善,信用问题已逐渐成为电子商务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1-2]。经济学上的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换或者其他经济活动中,授信人在充分信任受信人能够实现其承诺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向受信人放贷,使受信人暂时获得货币或商品使用权的能力,并保障自己的本金能够回流和增值的价值运动[3]。网商生态系统中的交易主体——买方与卖方,是信用行为直接表现者,本文通过建立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对买方与卖方间的信用行为进行分析,探讨改善网商生态系统信用现状的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立足实际,学者们认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大方面。
1.农村环境污染根据污染源的不同,学者们对农村环境污染进行了分类。有学者将农村环境污染分为农村废弃物污染、化肥农药污染、乡镇企业工业污染和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污染。还有学者认为农村环境污染是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农村现代化包括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和工业化、人口分布的城镇化以及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据此,进一步将农村环境污染分为现代化农业生产手段的过度使用带来的污染、农村聚居点因缺乏规划和环境管理滞后造成的污染,乡镇企业和集约化养殖场布局不当、污染治理不够导致的污染。根据污染域的不同,学者们对农村的各种污染进行了具体研究。农村水污染严重。农村水污染主要指水体富营养化和有机污染,其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考察了乡镇企业对农村水环境的污染。有学者则以太湖流域污染为例,论证了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种植业污染和养殖业污染。还有学者指出,农村生活垃圾会随雨水进入河流,进而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较大的威胁。农村土壤污染严重。有学者指出,化肥、农药、农用地膜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污染加剧、土壤环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土壤污染面积只有几百万公顷,而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000万hm2,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农村空气污染严重。与水、土污染类似,各种来源的有害物质随着物质循环和流动会进入到大气之中,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另外,针对农村独有的秸秆焚烧问题,有学者结合实证指出,农业秸秆焚烧综合各种不利自然条件,会导致空气严重污染,进而影响到周边地区甚至更广泛区域的空气质量。
2.农村生态破坏对农村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从而导致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物的生存条件发生恶化。对于农村生态破坏,学界基本取得共识,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耕地质量下降。耕地质量下降主要由于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导致。有学者指出,我国耕地资源自然质量不高。随着农田集约化利用程度的提高,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大型机械的使用,又引发了不少新生土壤问题。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农村传统农业区和草原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耕地质量下降问题。植被破坏。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我国天然林覆盖率低,宜林地因各种占用还在大量减少,林木资源面临着乱砍滥伐、开发破坏和污染的威胁。同时,草地退化率也在逐年上升。进入21世纪,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依然存在森林覆盖率低,草地资源破坏严重的问题。生态植被破坏是导致水土流失、自然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直接威胁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安全。水土流失面积增大。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水土流失一直呈发展趋势,面积不断扩大,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现实,有学者指出,水土流失也是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另外,水土流失会加剧土壤干旱、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导致耕层浅薄和土壤沙化,这已成为我国耕地持续利用的一大制约因素,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概而言之,已有分析基本从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两大方面进行。
1.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表层原因学界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表层原因的探讨,来自于对各种环境污染源和生态破坏源的分析。乡镇企业不科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其在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课题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乡镇工业环境污染与乡镇企业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自1978年逐年增长,1988年的损失占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总损失值的1/4。时至今天,乡镇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是,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依然存在。城市污染蔓延。自20世纪90年代,城市工业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引起学界关注。有学者考察了沈阳市区1980~1989年的“三废”排放情况,指出农村是城市“三废”的主要排放场。有学者以上海为例,谈及城市垃圾运往农村形成的垃圾之灾、堆场之灾。农药和化肥滥用。有学者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论证了其80年代化肥和农药高施用量的严峻情况。进入21世纪,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亦是高居不下,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问题。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施用,不仅造成农田、水体和食物的严重污染,对人民的健康产生巨大威胁,还对整个生态系统极为不利。其它原因。如矿产资源无序开采、农业地膜滥用、生活垃圾随意处理、农村养殖场布局不当等。
2.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在对各种污染源和破坏源进行总结之后,学界进行了深入地理论分析,探讨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生产方式不科学。有学者指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农业生产方式休戚相关,认为现代农业大量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也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环境。有学者亦认为农村生产活动、农村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密切相关。消费模式不合理。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模式不合理,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更不利于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一些学者亦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同农村消费模式有关。认为农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消费所面临的环境约束日益显现。环境管理不力。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的环境管理体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为目标建立起来的。因此,当前农村的环境管理不到位。有学者认为由于农村环境管理缺位,造成环境系统运行缺乏有效引导。另有学者认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未建立起系统的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所致。农村环境资本滥用。有学者指出,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中有人口和自然历史条件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资本滥用造成的。亦有学者认为,资源利用制度和产权管理制度存在弊端是行为短期化的根源,也是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根源。其它原因。如农民生态和环保意识缺乏、村民利益共同体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能动性与自治功能欠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民价值观偏差等。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
基于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以及原因的分析,学术界为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转变发展观念。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转变不合理的发展观念,提升生态环保意识。有学者认为要抓好环保宣传教育,特别要注意强化以农民和农村环保基层工作者为对象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学者认为,要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注重农民的价值观转换。有学者认为,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转变生产方式。为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转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有学者提出要发展生态产业,使物质、能量能多级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系统开发、持续利用。有学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最有效途径。针对乡镇工业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有学者则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发展乡镇工业。转变消费模式。有学者认为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必须转变不合理的消费模式,包括农村的生产消费模式与生活消费模式,形成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的生态消费模式。有学者亦认为应该转变农村消费模式,实现生态消费。完善环境管理政策和制度。有学者认为,农村环境管理应当借鉴城市的经验,逐步形成符合农村特点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管理制度。有学者亦提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农村生态系统建设。有学者认为,农村是以农业经营为主体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因此,应该运用生态学原则建设农村,实现农村生态化。有学者从农村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多样性的角度,提出了农村生态系统结构设计的新思路。还有学者基于对农村生态系统的认同,提出要充分发挥农村生态系统的功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技术支撑。有学者提出,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建设农村生态环境。随着认识的深化,有学者提出为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要注重技术的系统组合,进行生态工程建设。加强制度建设。有学者提出,为了彻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必须改革现存的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和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制定并完善资源税费,贯彻有偿使用制度。还有学者从公共环境意识、经济手段、所有权、行政领导责任制,立法和执法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对策。
四、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究竟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才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构建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基于农业竞争力的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一些学者在构建现代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时提及生态环境竞争力,体现了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学者在构建生态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涉及到了农村生态环境指标内容,其中包括资源利用率指标、生态功能效益指标、经济功能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还有学者在构建农业现代化指标时,涉及到水土质量和产品质量水平、森林覆盖率等内容。这些研究都不是专门针对农村生态环境指标的研究,但是也反映了农村生态环境指标的一些重要方面。基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有学者们初步探讨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元谋县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一些学者则具体探讨了黑龙江省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及标准。还有学者分析了福建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并构建了福建农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另有学者则从空间结构、生态功能、协调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农村地区的生态化程度。基于农村复合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有学者将农村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和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认为农村生态复合系统结构的评价应该从系统的竞争能力、共生能力、再生能力、自生能力四个方面进行。
五、总结
关键词:维吾尔生态文学; 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与自然
一、维吾尔生态文学概述
从遥远的古代起,维吾尔族先民在天山南北的高山草原,过着追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发祥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在那里生息繁衍,度过了漫长的年代。公元840年回鹘人被迫西迁,从此以后,他们在塔里木盆地逐渐定居,开始了农耕生活。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养成了适应自己生存条件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意识,而且其文学自诞生以来,作家就开始关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正因如此,维吾尔族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其作品内容蕴含着浓厚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
维吾尔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各阶段有着独有的特点,这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而产生的。如古典文学时期,维吾尔文学中生态观是由原始的宗教、图腾文化背景下产生,以自然崇拜方式表示维吾尔先民的生态观――“天人合一”意识。如史诗《乌古斯传》、民间神话故事《轻・吐米日英雄》等古典文学作品都表达了维吾尔先民“自然界万物同为一体”的生态意识。现当代时期,面对新疆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浪潮而随之出现一些生态问题,现代文明的涌入和工业化社会的推动,让维吾尔知识分子意识到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文学作品中反映人类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在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基础上,批判人类自私自利,感激大自然为人类生存提供的资源,提倡爱护大自然,维持生态平衡,建立美好家园。
新时期以来,维吾尔文学中以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类作品中通过人与自然中的地位,表达与人类命运关系的生活话题。艾合买提.伊明、诗人库尔班.把拉提、买买提.巴哈拉西、艾合塔木.吾买尔、托合题.阿尤福、努尔买买提.托合提等作家用各种题材写出很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如《春季之气息》、《心灵之声》等散文,《被砍到的胡杨》《绿色生命》等诗作,《瘸腿的鹿》、《心山》、《大地,看看你的子民吧》、《干涸的涝坝》、《狼母》、《被沙漠掩埋的海》、《大漠之子》、《明亮的眼睛》等长篇小说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女性作家哈里达.斯拉依、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作品也丰富了生态文学作品的内容,其作品《鸿雁湖》《狼的命运》等生态环境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部分是以人与自然是同为一体为内容,提倡人类要热爱、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自然观。,这些作品有的表现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奇迹,有的表现人与自然界生动感人的场面以及悲剧故事,展现了新疆本土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人类生态意识。
二、维吾尔生态文学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再现
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再现其作品中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解构男人与女人、文化与自然、理智与情感、精神与肉体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一)维吾尔当代生态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提倡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并注重高度的人文精神。如努尔买买提.托合提的作品《大漠之子》中,主人公父母离婚后,跟着父亲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从小跟自然界的动物、鸟类一起生活,由于没有得到母爱,主人公把周围的鸟类,动物看待亲兄弟,爱护它们。他喂着自己救护的黄羊长大,把黄养当自己的亲“母亲”,当黄养被害时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反抗城里来的官员们对自然界的冲击。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生态意识,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揭示自然与女性必须要被男性所保护,爱护,因为自然女性都为人类造福付出贡献。强调了爱护这人类的共同家园是人类不容推辞的责任。
(二)强调人与人,女性与男性,男性与自然的和谐,反对人类自私自利,把自然界所有生物共同生存生态原则作为其作品的美学标准。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解决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新视角,解决环境问题要运用女性视角,从女性视角去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买买提.巴哈拉西的中篇小说《瘸腿的鹿》作品一方面赞美大自然;另一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谐相处的根本性问题。作品中巧妙地用传说故事,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观念贯穿于作品主人公伊希克亚尔,表达了寻根自我、归根溯源的思想。
(三)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通过探析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涉及启蒙教育作用。它认为人类道德与精神上的衰退、腐败是出现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狼母》中,作者以真、善、美的观点作为标准,生动和细腻地再现了人类与自然界万物的密切关系,矛盾冲突等生态问题一方面通过描述作品的主人公尤丽提孜和凯塞尔的爱情及遭遇,另一方面描写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被人类猎杀,失去了幼狼的雄狼的悲剧性经历,揭示了盲目开发资源违背生态环境的行为,使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以及出现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的社会根源人类疏远自然界和失去本性、践踏人类精神不仅是人类精神异化的起点,也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态环境破败的起点。
(四)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除了揭示女性受到男性的压迫,更多的表现女性受到男性压迫后,人格尊严受到损害而被社会抛弃,连自己亲人都不能包容的情况下,女性就选择投奔大自然怀里寻找救赎,连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男人无法接受的她被大自然包容,大自然维护她,《狼母》中的尤丽提孜被人格践踏后选择自己一个人在草原度过,也不接受凯塞尔的爱情;在《干涸的涝坝》中,女主人公努斯热提被受到父亲,乡亲们指责未婚就怀孕,没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最后选择跳"涝坝”寻死,与自然同为一体。
三、总结
维吾尔文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着特定的诸多因素的制约,加之不断受到东西方文化,内部和外部文化因素的浇灌以及众多的影响,从而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独特绿洲文化的维吾尔人来说,生态意识是维吾尔族人文主义观念重要部分,同时,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和近现代城市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感情越来越淡薄,人在社会中得不到归宿,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更开阔的天空,因而深入大自然“寻找溯源”。因此,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更注重的是应该人与人,人与社会,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以新特的生态环境与维吾尔女性之间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作为中心思想,提倡维护自然,爱护女性,表达了人类生态意识、人文主义、道德观念。维吾尔族女性生态文学以生态文明、传统生态道德和女性道德兼并的文化现象,研究其前卫的创作风格和现代文明与生态意识相结合的生态观念,研究此文化现象在维吾尔文学中的地位,文化价值,审美特征,对维吾尔族生态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韦清琦 .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2]唐国卿,梁劲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简论[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