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美男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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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四大美男子范文

河南金鑫种业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种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在西北、海南建立固定的制种基地2000万平方米，拥有仓储及晒场2万多平方米，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有设施完善的科研、繁育和种子生产、加工及检验设备。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为最大限度地开拓市场和占领市场，采取县级乡区域。立足中原，辐射周边。公司以质量求生存，把好种子繁育、生产、检验、销售的每一道程序，被河南省技术监督局评为“质量信得过单位”。公司以科技为依托，注重于新品种的开发与利用。现已拥有几个品种的品种权及保护权。2009年买断了河南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育成的新品种郑单034，2010年又买断了山东农科院玉米研究所育成的新品种鲁单9032，成为黄淮海区域最具有实力的竞争品种之一。公司竭诚与广大种子界同仁共建种业美好明天。

公司地址：郑州市杨槐种子市场吉祥家园3号楼2单元2楼西户（河南金鑫种业有限公司）

电话：0371-63312189 0371-61953558

13271580568

河南盛达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盛达种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育种、繁育经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综合型高科技种业公司，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公司下设研发部、生产部、质检部、市场部、销售部、财务部、物流部等职能部门，建立健全了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

目前公司年经营玉米种250万千克，小麦种400万千克，建立了以甘肃内蒙为主的玉米制种基地540万平方米，2006年经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公司在郑州市江山路投资建立了现代化的种子加工中心，项目总占地12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本项目采用了国内一流水平的集脱粒、烘干、精选、包衣、包装为一体的大型成套种子加工生产线，年生产加工能力小麦种5000吨，玉米种3500吨。

公司2005年被河南省消费者协会评定为“3.15”中原农民信得过种子单位，2006年被河南电视台授予河南卫视《梨园春》上榜品牌，2008年被河南省种子管理站评为“诚信守法企业”。公司董事长韩爱民先生携盛达全体员工真诚相邀，期待与您强强联手，共同开创中国种业新的辉煌。

主推玉米品种：蠡玉21，开玉15，鲁单9006，同舟201

电话：0371-65388528 传真：0371-65388538

QQ：1637254510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金成国际广场4号楼1单元8层801室

网址：

邮箱：

河南恒丰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恒丰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注册资金518万元，公司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合欢街5号，是一个集科研、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现有员工30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25人，中级技术人员12人。

公司主要从事小麦、玉米、三樱椒、棉花、大豆等各类农作物的研究、开发、示范、繁育、推广工作。现有高标准种子生产繁育基地基1300万平方米，年生产经营各类种子近千万千克。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独家买断的玉米品种3个（周单9号、中玉9号、豫玉29、），小麦品种2个（国闫麦8911、温麦18、郑麦9694、漯麦9号），并有一批优秀品系正在参加省，国家区试，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公司一直坚持诚信经营，2006年被河南省消费者协会评为《诚信单位》，同年又被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共建单位》称号。公司总经理李学德携全体员工真诚欢迎各地种业界同仁光临公司指导工作，精诚合作，共同发展，共创中华种业辉煌明天。

地址：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合欢街5号

电话：0371—67998009

网址：

河南省新农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农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金500万元，是一家集科研、生产、经营、推广服务于一体的基地型种子企业。公司加工、检验、仓储设施齐全，下设一个研究所和南繁加代基地，拥有稳定的试验、示范、生产基地1334万平方米。公司自主培育的水稻新品种有：“红光粳1号”、“新农稻1号”；旱稻新品种：“焦旱1号”由我公司与焦作市农林科学院联合开发、独家经营；小麦品种有：自主培育的“群喜麦4号”，联合体经营的“衡观35”、“周麦22”等。

公司坚持以质量为生命，以信誉求发展，所生产的“群喜”牌农作物种子深受广大客户及农民朋友好评。公司也多年被评为“消费者信得过单位”、“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诚信种子企业”。

联系电话：0373-5697597 传真：0373-5697545

总经理：李祥富 13803802096

副经理：郭德瑞 13837319637 李彦学 13937363100

地址：新乡县七里营镇青年路785号

（107国道676公里处七里营出口向西1500米）

网址：

河南省禹州市梅花农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禹州市梅花农资有限公司是集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下设玉米淀粉加工厂、种子加工中心、化肥农药销售中心。主要经营淀粉、种子、农药、化肥等涉农产品。公司注册资金518万元，种子加工整套设备齐全。销售网点遍布河南省各个县市，设备等均达到规定标准。

近几年来，公司以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家矮败小麦育种中心为技术依托，2009年公司花费巨资联合中棉所和华棉种业共出资300万元买断最新国审小麦品种轮选01—1的全国经营权。

主推玉米品种：郑单958、浚单20，小麦品种轮选988、矮抗58、开麦18、中育12

地址：禹州市钧官窑路260号

郑州市杨槐种子市场5排31号、32号

许昌市魏南农资市场

电话：0374-2737019 2032268 8268968

手机：13733731276 邮编：461670

传真：0374-8268968 网址：

郑州奥科种业有限公司

郑州奥科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立足于农业，面向农村，服务于农民的以经营涉农物资为主的股份制公司。

公司从组建开始就确立了“以科技为先导、以专有产品为重点、以质量为生命”的宗旨，建立了一个以引进、研发、生产、加工、服务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体系，多年来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好评。本公司以经营玉米、小麦为主，兼营西瓜、胡萝卜、洋葱等种子。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

公司科技水平领先，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科技队伍。同时本公司的发展壮大与国内外的同仁鼎力相助密不可分，公司将继续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江足国内外用户的需要。

本公司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内环路8号，交通便利，风景优美，欢迎新老朋友光临指导。

主推玉米品种：周单8号 主推小麦品种：轮选987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内环8号楼A座23层

第2篇：四大美男子范文

被公认为体育界最帅运动员之一的网球选手菲里西亚诺·洛佩兹（Felieiano Lopez）也将出现在2013年澳网的赛场上，届时我们可以一睹他性感的身姿与精湛的球技。

2013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将于明年1月14日至27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公园球场举行。世界知名运动品牌Wilson威尔胜诚邀你一起为本届澳网参赛球员加油，一起来看帅哥球星打网球。被公认为体育界最帅运动员之一的网球选手菲里西亚诺·洛佩兹（Feliciano Lopez）也将出现在本届澳网的赛场上，届时我们可以一睹他性感的身姿与精湛的球技。

相信喜爱网球的朋友一定对菲里西亚诺·洛佩兹不陌生，喜欢看网球又喜欢看帅哥的粉丝们肯定更加熟知菲里西亚诺·洛佩兹。对，他就是“网坛第一美男”，也是被西方媒体公认的“网坛第一魅男”，2013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就是广大喜爱他球迷的福音。

网球拍/网球线WILSON JUICE 100 BLX/ALU POWER125

网坛美男子要有帅气的网球服和霸气的网球拍才能体现他在球场上的魅力，Wilson为其打造了全套网球装备，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吸引你的眼球。洛佩兹选用了Wilson Juice 100 BLX网球拍，全新Juice 100是充满现代感的、力量和旋转完美结合的全能型网拍，容错性强的大中拍面和拍框设计打造扎实的手感，同时为大力底线型球手寻求新一代力量和旋转型全能拍提供了理想的选择。

短袖圆领套衫/短裤/网球鞋WILSON MEN’S FALL LASER SPEED CREW/WILSON MEN’S FALL BLOW AWAY SHORT/WILSON TOUR IKON BLUEBLACK

除了拍子之外，网球服也是球员在赛场上展现身材必不可少的装备之一。短袖圆领套衫（Wilson Men’s Fall Laser Speed Crew）及短裤（Wilson Men’s Fall Blow Away Short）网球服是洛佩兹身上的网球服装备，其上衣具有速干、防晒的功能，黄色、白色和蓝色的搭配既动感又时尚，透气又美观。运动裤外层采用弹力机织面料，内层采用速干网布，加速汗气排放，令运动更加自由。腰内侧用柔软织带垫出凸条，减少松紧带对皮肤的摩擦。

网球包WiLSON ToUR BLUE/WHITE 15 PACK BAG

更夺人眼球的还有他肩膀上那酷酷的网拍包，洛佩兹的网拍包为Wilson Tour系列，为Wilson专业球手设计，也是专业球手的理想之选。拥有Wllson专业技术（ThemoGuatd隔热、MoistureGuard防潮），配有大容量独立空间和口袋，以容纳球手在球场所需要的任何物品。此外，现WTA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扎伦卡用的也是此款网球包。

2013年澳网是世界四大网球大满贯赛事之一，也是众多网球迷们最期待的国际赛事之一，届时，会有来自全球的网球运动员共同参与此次世界网球精英的聚会，各路网球迷们也将一饱眼福。Wilson作为世界知名运动品牌也将全力支持本届澳网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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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四大美男子范文

关键词墙；意象；心墙

一、“墙”意象的生成

墙是房屋界域的标志，这是墙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的本来自然属性。墙的存在象征着人与外界的隔离。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墙”又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这时的“墙”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

由于“墙”有着秩序和规范性象征，“跳墙”就被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成为具有贬抑含义的词语。《孟子·滕文公下》谴责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其结果是“父母国人皆贱之”。在孟子那里，“墙”则被赋予体现男女之防之伦理秩序的文化内涵。“钻穴逾墙”是悖越礼制的大逆不道行为。

在中国文学场景中，男女爱情尤其是男女私情往往与“墙”或“跳墙”联系在一起。不得其允的青年男女，一旦两情相悦，常常会通过“跳墙”的方式来完成男女二人的“相见欢”。《诗·郑风·将仲子》中就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的记载。战国时宋国的美男子宋玉，在其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提到东家之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汉语成语“偷香窃玉”讲述的是晋代美男子韩寿的“跳墙”故事(事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该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垣墙重密，门阁急峻”情形下两个有情男女逾礼幽会的细节。同时，由于这个故事的存在，后人就把“偷香窃玉”当做男子通过不合礼法的方式得到心上女子的代称。“跳墙”也成了“突破礼法”、“逾越规范”的代称，富含文化和伦理意义。

“墙”的这种特定文化内涵在唐诗和宋词中也有反映。唐代的王维、李白、李商隐、元稹都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过这种积淀了特殊文化意蕴的“墙”及其相关意象。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曰：“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虽然作者声称写作的目的是“止奔”，但事实上，这种“墙头马上”的故事仍是“窃玉偷香”的别种“逾墙”演绎。李白有《效古》“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王维有《杂诗》“王昌是东舍，宋玉次西家”，李商隐有《楚宫》“王昌且在墙东往，未必金堂得免嫌”。元稹的“墙”文化意识最为浓厚，其《古艳诗》《压墙花》都以“墙”意象统领全诗，在其传奇代表作《盈盈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宋词中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将男子隔墙闻听女子的娇笑而生发出爱慕的心理感受准确而细微地表达了出来。此外，秦观的《调笑令》词、赵令畴的《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有对“墙”意象的描述。

元代的散曲中也频频出现“墙”的字眼。“粉墙高似隔银河”(兰楚芳散曲《沉醉东风》)、“数枝红杏，闹出围墙”(滕斌《题情》)等，这里的“墙”往往象征的是闺房、家室或道德伦理规则。在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墙头马上》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更有元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阮大铖的《燕子笺》、清代李渔的《风筝误》等戏曲小说拿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墙”意象大做文章，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把男女之间的婚外恋爱行为称为“红杏出墙”或者“出墙”。

二、“跳墙”恋爱模式的演变

“跳墙”作为男女之间恋爱的一种行为方式，更多地出现在戏曲当中。在元明及后来的许多戏曲中，男女主人公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故事情节反复上演，几成才子佳人爱情叙事的一种模式，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鲁迅的批判自有其道理，但这种“跳墙”模式和结局的“大团圆”又往往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两大看点。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对涉及“墙”的题材情有独钟。他的两部作品《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和《墙头马上》均是通过主人公的“跳墙”来完成其爱情故事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中，男主人公马彬在董秀英家的花园墙头上窥视，引起了秀英的注意，之后，经过隔墙弹琴、联诗，仆人中间递诗等过程，最终定下了东墙之约。马彬于是跳墙赴约，与秀英成就美好姻缘。另一部“跳墙”恋爱剧本《墙头马上》，本是对白居易《井底引银瓶》的改写。一个墙头一个马上的“墙头相幕”到了白朴的笔下就演变成了“墙头相幕，逾墙欢会”的故事。书生裴少俊春游时，偶遇在花园游玩的李千金，裴少俊写诗：“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而李千金即刻会意，约定裴少俊当晚跳墙来会，“深闺拘束暂闲游，手捻青梅半含羞。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这种增加“跳墙”情节的戏曲故事还有明代孙柚的《琴心记》，讲述的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史记·列传第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记载的原本有“情挑”和“私通侍者”，但没有“跳墙”的情节。而在《琴心记》中，心猿意马的司马相如在西斋看见鸟飞花动，怀疑文君来到，弹奏《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兮求其凰”。文君闻听感叹，司马相如的反应是：“事有古怪，你听墙外低吟，其声清婉，莫是小姐果在那厢。待我手板庭树，跳过高墙。正是尽情传绿绮，拼死为红颜”，正待跳墙，却有人来，不得相会。所以，司马相如有了“将成好事多魔障，天上人间只隔墙”的唱词。这里的“跳墙”情节是白朴的再创作。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情节，无疑成了突破封建礼法制度、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

古代文学最为经典的“逾墙”文学是《西厢记》。从唐朝到元代，盈盈和张生的故事广为流传，宋有官本杂剧《盈盈六幺》、赵令畴《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金代有院本《红娘子》、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到了元杂剧的《西厢记》，“墙阻”和“跳墙”的设计走向成熟。从“墙角联吟”到“隔墙奏琴”，再到红娘传信，张君瑞兴冲冲跳墙意与盈盈相会，错搂红娘，却不料盈盈出于羞涩而变卦终惹得张君瑞害相思。这种种诙谐、轻松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墙”的作用在于阻隔、间隔、分离，正因如此，人物的相聚和欢会才更扣人心弦。戏剧围绕“墙”的设置，巧妙处理了故事叙述的断延、情节的张驰、人物的离合、故事进展的快慢等。在这类戏剧中，墙的存在增加了悬念和矛盾，强化了戏剧冲突，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墙”和“跳墙”在剧本中就有了象征意味。

三、“心墙”意象的现代表现

以《西厢记》为例，在崔张爱情故事的铺展过程中，横在他们之间的阻隔和障碍，不仅仅表现在具象化的“墙”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化、伦理等方面的阻碍——一种无形的阻隔和障碍。这种阻隔和障碍一样为设置戏剧矛盾冲突、表现主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主人公奔向爱情的途中，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普救寺”之“墙”，还有一些由于封建礼制、个性甚至误解所产生的无形之“墙”。

从特定意义上来讲，“普救寺”的墙由于有了种种“墙阻”而具有了象征意味。除了这堵砖石之墙，在各等人物之间还有心墙、礼教之墙、伦理之墙等。具形之墙与无形之墙的重重设置，使得这一文本比之其他的“跳墙”之作略高一筹而成为经典。

这种具象之“墙”以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表现。翻检鲁迅的作品。作者的“心墙”意识强烈而惊人。《故乡》中，当我们还沉浸在对少年闰土伶俐、勇敢的想象中。回响着鲁迅对闰土的感叹——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他那一声谦卑的“老爷!”彻底打碎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少年形象，也更能体会鲁迅为什么“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障壁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生生拉开了两个纯真少年的心。《伤逝》中，子君和涓生为了自由爱情发出呼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也曾经“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两颗年轻的心贴得那么近。然而，在他们意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心墙”使彼此难以沟通，无法交流。最终，爱情失去了，生命陨消了，留给生者的只是无尽的悲哀。《祝福》中，在祥林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对她竖起的厚厚的“墙壁”，因为再嫁和丧子被认为是不洁的女人。她走到哪里都是“碰壁”——四叔家不准她沾祭祀的物品，鲁镇的看客和听众用嘲笑的“墙壁”来抵挡祥林嫂的倾诉。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不能体谅祥林嫂死前对“灵魂和地狱的有无”的发问，也不能作出令她满意的回答，徒增祥林嫂对死亡的恐惧。

第4篇：四大美男子范文

卡尔加里，位于加拿大西南部、落基山脚下的丘陵草原地带。很多人会冲着城市西边的美丽温泉小镇班夫而来，但是到了7月，卡城迎来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人们的目光也渐渐挪到这里，迎接世界上最伟大的户外竞技表演。

虽然卡尔加里早在1886年就有地区农业协会举办的交易博览会，但牛仔节（Calgary Stampede）的真正发源和一个叫Guy Weadick的美国牛仔有关。这听起来又像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一个擅长狂野西部杂耍表演的牛仔经过努力最终实现他歌颂老西部浪漫文化的梦想。1912年，Guy组织起了第一次马术竞技表演节—Stampede，1919年他来到卡尔加里后选择延续他的热情，组织了“胜利牛仔节”庆祝一战中归来的士兵。渐渐地，这项融合当地工农业博览会的节日成为年年都有的活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数千志愿者的参与让牛仔节成为当地乃至整个加拿大最重要的节庆。2012年，牛仔节100周年的时候，艾伯塔旅游局就是持这张名片到世界各地做旅行推介的。当地的人感激这个美国牛仔当年的远见，人们需要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变，有的事情本该是什么还会是什么，西部时代的生活价值在如今看来也和当年一样值得认同。

牛仔很忙

“呜啦啦啦火车笛，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美了剪影；我用子弹写日记……我啦啦啦骑毛驴，因为马跨不上去；我有颗善良的心，都只穿假牛皮；跌倒时尽量不压草皮，枪口它没长眼睛，我曾经答应过上帝，除非万不得已，我尽量射橡皮筋……正义呼唤我，美女需要我，牛仔很忙的。”这是周杰伦乡村民谣歌曲中的俏皮歌词，描绘了另类的欢乐牛仔。而在卡尔加里，牛仔在现代城市的背景中或另类或传统，但依然很欢乐很洒脱。

从7月的第一个周五开始，牛仔节要持续十天。在这十天的牛仔嘉年华里，每天都是满满当当的牛仔帽人群、满满当当的节目，现代牛仔们依然很忙。第一天早上九点，节日巡游会首先拉开节日的序幕，每年都会选举当时最受瞩目的政治、体育和文化界的名人担任游行的典礼官，彩车和马队，牛仔、土著舞舞者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都会加入到庆典的队伍中。

马术竞技是整个牛仔节最重要的部分，项目包括骑牛比赛、绕木桶障碍赛马（唯一的女牛仔项目）、牛力士摔跤、套牛捆绑、四轮马车竞赛、有马鞍和无马鞍骑乘，以及青少年牛力士、矮种马骑乘比赛等。每年，加拿大广播公司都会在其网站上和特别电视频道Bold上播映竞技赛。牛仔们每天都在2万观众的注目下表演，更让他们兴奋的还有100万的巨额奖金。从1961年开始，牛仔节设专门的农场饲养竞技马匹和牛，供应艾伯塔南部一直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所需的优质马种。如果想看看世界上最优质的竞技马种，可以到Hanna镇的农场上开开眼界，不过在牛仔节期间，只要到卡尔加里的牛仔节公园（Stampede Park）里就能就近观赏了。

牛仔节公园位于市区东南，有轻轨直达。这是一个为了牛仔节而特别修建的园区，里面有马鞍体育馆，竞技场，牛仔节大看台、赌场、四大商家大楼和满银中心，其中后两个主要是会议和贸易展览用途。到了节日期间，这里就是欢乐海洋的震中。

宜乐宜居的生机之城

第5篇：四大美男子范文

为了金足盛宴，摩纳哥王室特意辟出一段海滩，作为“冠军大道”，让足球巨星们在这里留下永久足迹。北京时间10月12日凌晨，当摩纳哥亲王阿尔伯特将本年度的金足奖颁发给托蒂时，不少非意大利球迷提出质疑：近来状态下滑、场内外麻烦不断的“罗马王子”凭什么能从劳尔、贝克汉姆、布冯们的包夹中“脱颖而出”，老狼王靠什么征服了世界?

自金足奖设立以来，托蒂是第8个领到重约200克“金足”的球星，也是第三位获得此奖项的意大利人。2003年，巴乔成为第一位“金足先生”，2007年皮耶罗再为意大利足球获此殊荣，而今年获奖的是托蒂，可以说意大利三代王子在金足奖上完成了华丽的交接。值得一提的是，至今的八位获奖者除了卡洛斯和罗纳尔多，都是在征战意甲时期加冕的，而两位巴西球员也都在米兰城效力过，金足奖“偏心”亚平宁已成不争的事实。

媒体声音：受争议的不止是托蒂

不止是球迷，各国的媒体对托蒂夺得金足奖众说纷纭，各家守着各家的观点。

意大利安莎社为托蒂大呼庆幸：“在自己职业生涯最为困难的时刻，在球迷的批评形成风暴笼罩的时候，在深爱的罗马队陷入历史上最黑暗时期，托蒂捧起了金足奖的奖杯――一个在足球世界有一定权威而且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奖杯。从来没有希望夺取金球奖的托蒂，在2007年拿到欧洲金靴奖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个有价值的个人奖杯。34岁，对于一名职业球员来说这是接近退役的年纪，但托蒂捧起这座奖杯，很让人惊喜。”

作为巴塞罗那俱乐部喉舌的《世界体育报》为普约尔鸣不平：“托蒂意外地击败普约尔获得了欧洲金足奖，巴萨队长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捧得这一奖杯的球员，尽管普约尔已经33岁，但是他跟随巴萨赢得了一切可以赢得的荣誉；跟随西班牙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看上去他像是只有29岁一样，而托蒂已经是第三个捧起这一奖杯的意大利球员了，过去八次捧得这一奖杯的球员，有六个都是在效力意甲时期得奖的。”

英国的《卫报》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金足奖的“偏心”：“托蒂又一次代表意大利人在金足奖的获奖名单上签了名，他击败的是来自英超豪门的主力球员杰拉德、德罗巴、吉格斯，以及英格兰“万人迷”贝克汉姆。很明显，意大利球员一直受到金足奖的某种青睐。”

金足奖虽然在世界各国拥有数十家合作媒体，可是这些媒体的影响力其实强弱不一，比如，你会发现其中还有来自亚洲的印尼、伊拉克的媒体，来自欧洲足球鱼腩国阿尔巴尼亚的媒体，甚至还有苏丹的媒体参与――我们或许都知道苏丹红是怎么回事，但面对苏丹可能一头雾水。而一些主流足球国家，诸如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所派出的媒体也并非该国的强势媒体，至于德国，则更是没有媒体参与其中。

当一群普遍弱势的媒体汇集到一起的时候，强势媒体说话的分量就显得尤为突出，于是来自意大利的《米兰体育报》便牢牢掌握了话语权。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的体育报纸之一，《米兰体育报》在世界足坛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四年前轰动一时的“电话门”事件就是由该报率先披露，并进行了长期追踪报道。因此可以想象的是，《米兰体育报》在金足奖的合作媒体中充当了执牛耳的作用，所以关于历届金足奖得主的某些疑问就不难解释了：曾经是世界上最好门将之一的卡恩为什么屡次与金足奖失之交臂?荣誉、球技和人品俱佳的吉格斯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评委的青睐?优雅的“白马王子”劳尔为什么连续入围了五届10人候选名单却始终两手空空?因为他们跟意甲联赛都没有关系。

特殊评选：获金足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就像电影圈有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还有柏林、戛纳、威尼斯等五花八门的电影节奖项一样，足球圈也有五花八门的大奖，各大洲、各国的联赛都有自己的一套评选标准，每年评选出本土最佳球员，但最权威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还是欧洲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现在已合二为一，称为FIFA金球奖)。仅仅举办了八年的金足奖，因其评选范围面向世界足坛，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每年十月初都能吸引足球业界人士和球迷的关注。但金足奖的评选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评选不根据当年度表现，而是作为对终身成就的褒扬，评选对象是仍未退役但年龄大于29岁的球员。这意味着尽管巴萨夺得了六冠王、西班牙夺得了世界杯，但这些并不能给普约尔增加多少分数；尽管梅西、C罗、卡卡、鲁尼这“四大天王”是如日中天的球员，却没有候选资格；尽管德罗巴、埃托奥表现神勇，但因为个人形象所限，在球迷心中依旧没有意大利的古典美男子那么受欢迎。

查阅金足奖短短的获奖者名单，除了2005年的台甫琴科在AC米兰表现稳定外，其他的球员都称不上是表现出色的球员。巴乔的巅峰时刻在上世纪90年代，在他获奖的2003年，他花在钓鱼、打猎上的时间比踢球要多很多；内德维德在2003年获得了欧洲金球奖，但在2004年的欧洲杯上表现低迷，即使在俱乐部的成绩也开始走下坡路；2006年的罗纳尔多已经被称之为“肥罗”了；2007年的德尔皮耶罗在尤文差不多已经是“超级板凳”的角色了；2008年的卡洛斯离开了皇马，在费内巴切发挥余热，至于2009年的小罗，早就不是会甩牛尾巴，会倒挂金钩那个了“足球魔术师”了……

托蒂现在虽然状态不佳，但还是罗马的当家偶像，雕塑般的脸庞加上桀骜不驯的性格，“狼王”早已成为罗马城的标志之一。此次力压离开了伯纳乌的劳尔以及漂洋过海去美国混日子的贝克汉姆当选“金足先生”，也显现出评委及球迷对此类在某支球队从一而终的球员的青睐。

怀旧情结　意大利人最后的恋歌

和金足奖反映的意大利球员受青睐现象相反的是，意大利足球已经陷入困境很多年：自获得2006世界杯冠军以来，意大利队成绩一路下滑，今夏的南非世界杯，里皮的球队小组赛即打道回府，卫冕冠军颜面尽失；

第6篇：四大美男子范文

我们的新栏目叫异见，顾名思义，就是表达一些不同的观点，打破习惯思维，给球迷读者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发现一些明显却又按惯性思维难以企及的思想死角。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个栏目更注重用事实说话，讲求有理有据，不然读者朋友您也很难会信服。

异见并不是批判，我们不会刻意找一些大家公认的观点或根深蒂固的看法来颠倒，以图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每期选题都会经过我们的深思熟虑，确有可提“意见”之处才加以实施操作。希望我们的异见能让你把精彩纷呈的足球世界看得更全面，当然，也欢迎您的“异见”。

历年个人奖项评选，限于规则，总有差强人意之处。足球是集体运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俗语并不适用，一份涵盖十余人的“世界级球员”列表，要比先生或金球靠谱。而无论谁来制定这份名单，罗马王子托蒂肯定在列。维亚利在其著作《Italian Job》中，将球员的素质划分为四大类：技术、身体、头脑、心理。以此度之，托蒂无一不是顶尖水平。技术，左右脚几无差别，凌空球更是一绝；身体，任何一位教练都欣赏他的对抗能力；头脑，感性天才和理性思维兼备；心理，对荷兰的勺子点球和对澳大利亚的压哨点球说明了一切。科利纳曾谈起名哨心得：“我很注意观察球员的习惯动作，以便提前判断将要发生的局面，比如皮埃罗拿球总是内切，只有齐达内、托蒂和小罗是例外，我根本猜不到他们三个的下一步动作。”

平心而论，能被称为罗马王子，托蒂对罗马队的贡献毋庸置疑，他也是用实打实的进球和助攻才确立起自己队内核心的地位，阳光帅气、典型古罗马美男子的长相也让罗马10号独揽大批球迷。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用另一种眼光和视角来看待托蒂，或许我们会得出另一种看法。

人生态度：天下我独大

托蒂的足球智商远超同行，他最爱的进球方式便是“勺子”，单挑门将使诈不算本事，他偏要面对整条防线和站位规范的门将，亮出绝活，羞辱对手全员。自出道以来，他一直在最高水平转悠，状态和位置的变化，都对他影响不大，2006年世界杯后在罗马改打单兵突前，竟一举拿下2006/2007赛季欧洲金靴。然而，托蒂的职业生涯早就转折，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韩国队的红牌改变了一切。

托蒂很幸运，没有如1998年的贝克汉姆那般遭遇全国的口诛笔伐，当值主裁莫雷诺转移了公众的视线――维埃里头球破门被吹压人，托马西单刀赴会被误判越位。红牌只是模棱两可之间，作为一名合格的“黑哨”的必然抉择。如果托蒂真能成为全队罪人，指不定媒体的批评会令他愈挫愈勇。相反，记者们甚至不惜为他开脱：都踢到加时了，脚都软了，倒地未必假摔。托蒂多年连庄意甲被侵犯榜，大多是遭人暗算，也有不少是自愿倒地。以本土尺度，求国际哨音，二黄一红怪谁去？旁观者既无作为，又怎教当事人顾自反省？错都是别人的，我只是倒霉，托蒂日后骄横跋扈更盛亦不为过。

再回头，已无岸。那是两年后的欧洲杯，托蒂又一次被当作比肩齐达内的镇队之宝，又一回轮到他出洋相。对丹麦闷战90分钟，无聊至极，偏偏赛后回放看出点奥妙来，托蒂竟然拿全场紧盯他的波尔森的脸蛋当痰盂！欧洲足联严惩不贷，意大利10号被罚停赛两场，士气大挫的意大利队小组赛即告出局。然而秋后算账时，托蒂又逃过一劫，可怜特拉帕托尼成了替罪羊，金牌教头一世英名，被少不更事的自家人搅成了臭名。

因为任性行事，托蒂不但辜负了队友和球迷的信任，还将赞助商气走。在葡萄牙的唯一亮相，有那么几分钟特写他的换鞋镜头，NIKE精心打造的金色新靴被扔到一旁，托蒂大大咧咧地将脚塞进DIADORA，好比婚礼上同旧情人复燃。从市场营销角度来看，DIADORA错过了良机，否则足以打造绝佳的病毒营销案例。而少了NIKE的包装，托蒂的商业价值和肖像权，始终局限于国内。

人际关系：蔑视所有人

在国家队都这么指鹿为马，回到罗马还了得？“球霸”这一源自中国南方的词汇，也成为托蒂在俱乐部中的真实写照。试问，哪家的当家球星，会容忍主教练如走马灯般更换，自己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经历震荡、险些降级的2004/2005赛季，半道走人的普兰代利、沃勒尔、德尔内里，没一个得到过托蒂的公开支持，名宿孔蒂救火，万般恭维队长，战绩也只是勉勉强强逃离了降级区而已。卡佩罗投奔尤文，屁股没坐热，立马遭托蒂破口大骂，且逻辑奇特：“卡佩罗不是赢了一个冠军，而是丢了两个！”

埃莫森追随叛逆之帅，此后相会，握手之礼可免。卡萨诺初来乍到，托蒂视他如小兄弟，场下同进同出，场上传球也特别照顾，后来不知怎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卡萨诺被迫出走西班牙后，托蒂丢下一句：“最好国家队也别见面。”小曼奇尼更是莫名其妙，从未见巴西人有何出格之事，对球队贡献也不小，偏偏媒体一直爆料他与托蒂不和，而今巴西人终于投敌。所有队友都会毕恭毕敬地向队长打招呼，诚惶诚恐地向记者赞队长，可有几个是真心听从托蒂号令？

2006/2007赛季，托蒂的进球不少，惹事也不少。十个点球六个罚丢，多是不信邪对着门将左侧反复操练，须知正式比赛非同儿戏，当戴维・皮萨罗委婉表示自己也可以分担点球任务时，托蒂眼皮也不抬：下一个还是我踢。对里窝那领受红牌拒不退场，助理教练兼好友斯卡拉生怕他头脑发热被追加处罚，赶忙来拉，不想托蒂毫不顾及情面，一把将前者推倒在地，热脸贴上冷屁股，好不尴尬。斯卡拉赛后还要自打耳光：“是我的鞋太滑了。”对内如是，对外更不用说。从拉齐奥转会尤文的宿敌内德维德荣膺欧洲金球奖，话筒递过来，托蒂不屑一顾：“他那种水平的，一大堆呢。”托蒂内外树敌，也难怪近几年罗马虽阵容齐整、战术革新迅速，却始终在联赛中难捧冠军，冠军联赛上也常常半途而废。

人前形象：幼稚难成器

当世球星爱出自传，方圆百里外无人认识的也好，初出茅庐不过三五年的也罢，人人都想看到自己的脑袋亮相书店。知识不多，请人也困难的，索性出本写真集也好。但说到出笑话集、还一出出两本的，全世界仅此一位：托蒂。意大利民间的诸多有才之士，纷纷拿罗马王子的智商开涮，生动塑造了托蒂的搞笑形象。

师出有名，倘无托蒂一而再、再而三的幼稚言行，再幽默的大师也会找不到灵感，再大胆的家伙也不敢轻易拿“狼王”开涮。就拿上赛季做例子，已过而立，携妻抱子，多多少少该成熟点了吧――但那就不是本王子的风格了。冠军联赛抽中曼联，托蒂面对《米兰体育报》侃侃而谈：“这一次我希望赢，而且是以7∶0赢他们。”有信心是好事，但拜托，队长可不是这么激励队友的。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只能成为笑柄，便于为第三部笑话集提供素材。真到了三天内连碰国际米兰和曼联的关头，更希望战胜谁？托蒂毫不犹豫：“曼联！我们和国际米兰在联赛中最被看好，但米兰、尤文、佛罗伦萨都有机会。”这一本末倒置的言论，不但分散了主帅和全队的注意力，更为赛季尾声离冠军咫尺天涯埋下伏笔。托蒂随后果然“说到做到”，以蹩脚的角球帮助对手打成快速反击，罗马瞬间被判红牌加点球，至于出征老特拉福德？结果不提也罢。

第7篇：四大美男子范文

关键词：地域文化；西部小说；精神结构；生命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就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人的存在”的意义有过经典性的阐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人的肉体关系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马、恩在这个著名的论断中，强调了人是历史性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存着的，对人的考察必须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地理环境)，以及自然基础“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即人文环境)出发。在此，马、恩之“任何历史记载”的范畴是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而且，马、恩的这个论断也正是我们考察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关系的理论基点。

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极具魅力、取得重大成就、生命力最为恒久的小说脉流，无疑是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小说。西部作家从理论到创作皆秉承前人衣钵，且不断有新的创作观念、艺术范式上的探索，这也给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平添了格外沉雄而厚重的篇章。

一、西部的地域文化特征

从来没有一个广阔地域像中国西部这样古老而苍凉，寂然而质朴，历史久远却发展滞缓，饱经沧桑而依然肃穆庄严。

中国西部是整个地球的制高点，帕米尔高原矗立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多座山脉，像拱起的脊梁，支撑着这块地球上最大的陆地。而在这每一道山的褶皱中，都有生命般奔涌的河流，黄河与长江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条大河，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在山与河之间，是无垠的黄土地、大草原和大戈壁。就地理条件而言，中国大陆的自然地貌在总体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形状，西部地区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梯，第一阶梯涵盖了青藏高原，第二阶梯则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西北部以及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广大地区。同中原腹地和沿海地貌相比，这一区域较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原和山地众多，且大都处于干旱、半干旱或荒漠、半荒漠的自然状态中，属于典型的“高地”环境。西部有着绵延的待开发的荒原地带，它们以一种几乎是原始的、亘古不变的姿态感受着大自然的暴烈与粗犷，雄奇与酷砺。西部荒原在自然地理上的孤绝与阻隔，造成了西部与外界在经济、文化上的隔离状态，同时也形成了西部文化封存的现实。辽阔的中国西部地区，虽然处在世界四大文化区的中间，但由于崇山峻岭的封闭、漫天风沙的阻挡、节令气候的恶劣，以及草木土壤的贫瘠，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同时也难以建构起坚实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主体。

西部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从煌煌汉武到现代军阀，西部留下过数不清的战争遗骸和血腥残迹。西部，的确是一块适合战争的土地。这里人迹罕至，村镇稀少。这里有适合于铁戈金甲的璀璨阳光，有适合于千军万马的莽莽黄沙，有适合于旌旗高展的渺渺苍穹，也有适合于角弓悲鸣的猎猎北风。历史上一些有着雄心壮志的英武豪俊，却渴望在西部建立其功勋和展现其才华，盛唐边塞诗人倾其一生所歌咏的一切，都明晰地表现了他们对西部铭心刻骨的记忆。那些描述西部的诗篇，诸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都道出了西部独有的场景。西部诗人张子选的诗《西北偏西》曾这样传达西部的苍凉给人的孤独体验：

西北偏西/一个我去过的地方/没有高粱没有高粱也没有高粱/羊群啃食石头上的阳光/我和一个牧羊人互相拍了拍肩膀/又拍了拍肩膀/走了很远这才发现自己/还不曾转过头去回望/心里一阵迷惘/天空中飘满了老鹰们的翅膀/提起西北偏西/我时常满面泪光

西部，同时也是有史以来的主要流放地，曾经的草莽英雄和政治囚徒，强盗流寇和难民歌伎，都出没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曾向甘肃武威以西的广大地区大量移民，其对象“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说明当时的移民成分主要为内地的无业游民、刑事犯、政治犯及其家属，西汉以后的历代政府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

西部这块土地上曾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沟通华夏与世界的丝绸之路，震惊世界的古建筑群，敦煌石窟的艺术瑰宝等，都以其古老与超绝彪炳史册。陕西蓝田和甘肃大地湾等古文化遗址的开掘，更证明了西部文明的源远流长。

西部在历史上同样留下过许多开拓者的足迹，周穆王的西行，张骞、班超的出使西域，朱士行(三国曹魏)、法显(东晋)、玄奘(唐)等名僧的西行求学取经，解忧、弘化、文成等汉、唐公主们的分赴乌孙、吐谷浑和吐蕃联姻，以至近代林则徐流放新疆时的垦辟屯田和左宗棠的收复乌鲁木齐，无疑都给中华文明史增添了难以忘怀的孤独者的绝响。

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形态更典型地体现在西部。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是民族历史上最早的农耕区，陕西长安又是数代封建帝王的都城所在。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在这里形成集结并沉淀下来，最终成为西部精神文化的基因。关中地区又是富庶的，东踞潼关、南峙秦岭、北枕黄河，物产的丰富与地域的封闭，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富足，使秦地人在过去与未来的选择中更耽于历史。而甘青宁新蒙藏诸省区则要复杂得多，这是多民族的集聚地，生活着汉、藏、回、蒙、维吾尔、哈萨克等43个民族，被称为世界人种的博览区。中原农耕文化与西部游牧文化相交融，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相交汇，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斑驳的多元状态，而缺乏一种占主导地位又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这也是一个边缘地带，自然的荒漠与人为的争斗形成的长期动荡，加之远离中原，使这里的自然地貌与人文精神呈现出被剥夺殆尽后的老迈之态，因此，比起关中地区的自足保守，这里更多些自卑与封闭。整个西部，因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地域的闭塞、信息的阻隔和心态的保守，使这块大地在由农牧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其步履显得格外沉重。当沿海地区已经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硕果的时候，西部仍在传统的文明形态中步态蹒跚。

中国西部的地理环境，作为西部人世世代代生活的栖息地，构筑了西部人独特的生命寄托和精神寄托，而西部久远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亦渐次形成了西部人特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结构。

西部在地理环境上的诸多因素，不但影响着经济和行政的区划，影响着西部人的各种生命活动，更在意识形态文化和无意识文化心理上呈示出来，在西部人认知世界、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活动中造就了有异于其他地域的独特风貌。而西部辽阔的幅员、恶劣的生态和艰难的生存条件，对人的精神系统又构成一种地老天荒的营养，世世代代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频仍的社会灾害中搏斗，使西部人在多舛的命运中锻造了坚韧的性格。这种性格，有时表现为含蓄内忍，有时表现为达观自信，且都闪射出凝重的忧患意识的光彩，它促使西部人确认自己的社会责任。个人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显出的微不足道，使群体力量成为维持生存的支柱，使人们互助互爱的需求更为迫切，内向的团队凝聚精神成为传统。与大自然更密切更深刻的直接交流，又使西部人对大自然的各种精神内涵有着更强的领悟和感应能力。大自然对人精神上的直接启悟，又铸就了西部社会心理的纯洁质朴，以致多情重义、古道热肠、坦诚率真、伦理重于功利、道德超越历史，成为西部文化心理的一大特色。凡此种种，也养成了西部人浓重的社区意识、地域意识和宗法意识。这种心理意识使西部人的观念文化和自然经济、农耕文化相适应，促成了西部人安分知足、注重经验、依恋权威、重土思家、怕冒风险等观念特质。这种心理意识和观念文化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曾得以充分的张扬，但在当下现代化的经济大潮中则显得相去甚远。西部很多地区的经济活动至今还主要依赖于农业，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感格外强烈，农耕文化的延续力和生命力更强。

西部的地域文化环境为西部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西部作家亦珍视这历史性存在的地域风情、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诚如西部作家所言：“西部未来的文学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一定表现在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作家、作品对其他地区而言有多么的出类拔萃，而是以西部独特的地理地貌、民情民俗、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生和死、理想和幻想、成功和毁灭、痛苦和欢乐、卑污和崇高作了审美化的提供和丰富。”[2]

美国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加兰曾在世纪之交这样预言美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前景：“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这些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注：加兰：《破碎的偶像》，转引自丁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第44-50页。)加兰100多年前所描述的美国社会景象，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化景观相似，更与西部小说的发展趋向不谋而合。西部那种业已凝固的精神文化结构终将被城市化进程中衍生且日渐骚动起来的反文化因子所摧毁，而各种人文因素——西部群落、居所、风俗、宗教文化等亦面临着崩溃、裂变的过程。终有一天，由其所构成的新的地域文化风景线，将在西部全面展开，到那个时候，西部小说所描述的自然景观和乡村文化景观也将成为人们永恒的文学记忆。

二、西部作家眼中的自然景观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阐述了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对文学的影响，梁氏所注重的是“气概”和“情怀”的南北之别而形成的创作内容的迥异，对我们把握西部小说的写作趋向是有所提示的：“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有论者也曾从相当的高度上指出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应该把握出如下要点：“地方文学的地方永久性，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间接体现为人文基础的历史性，即进行人文地理开拓，来提供必要的人文资源根基以促进区域文学的形成；另一方面间接体现为民族特征的体系性，即进行民族语言的发展，来提供必要的语言表达符号以推动区域文学的出现。从人文资源根基到语言表达符号，都有着地方性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人文性的语言运用所产生的群体影响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地方文学是一种地方性的区域文学现象，因而从地方文学到区域文学的现象性存在，实质上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特定环境之中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表达。”[3]这个判断的关键论点有两个，就是“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而返观西部小说的创作实际，我们也不难发现，西部作家一直致力于这两个方面的实践。

西部作家对“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的理解是深刻的，他们对地理环境有着天然的感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特别是对西部自然景观、气候、风物、建筑、环境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西部小说的美学表现力，从而构成了西部小说不可或缺的美学特征。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小说家的是，西部作家常常把自然世界描写的铺张扬厉极尽奢侈，他们有时甚至把自然景物作为重心和主体，置于人物故事之上。在西部作家的心目中，大自然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创作母题：它是一切生命的根，是民族的摇篮，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他们喷涌如柱的艺术之泉。西部作家所描述的雄阔壮观的自然景观中，渗透着多方面的人文内涵。西部小说的全面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从国内的形势看，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刚从历史的噩梦中醒来并经受着现实创伤剧痛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渴望腾飞的民族。西部戈壁烈日的苍劲、草原风暴的肆虐、大漠呼啸的狂野、高原寂寥的博大、巨川大河的荡涤，无不呈现出力量被压抑但又集聚爆发出冲破挤压的一往无前的自信感，而与我们民族的现实文化心理和潜意识文化心理具有了异质同构性，因而能够震撼我们民族的视听，极大地引发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共鸣。西部待开发的地理环境，崇高、荒芜、辽远、原始、浩大，远离文明社会，这又给文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当我们两相比照来思考现实问题时，现实与历史、文明与蛮荒、人类与自然就渗透交融到一起了。原始而又古朴的西部自然，给身处文明社区的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沉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促使我们民族在推进文明进程的时候不断返观自身，并从中获得迫切需要的西部文化认同。

不妨先阅读一段青海作家杨志军《环湖崩溃》中的文字：

“嘎啦啦……”一阵巨响从远方传来，冰面上顿时有了立体的褶皱。“开湖了”，我大喊。……身后，严酷的威势赫赫的开湖还在进行，蓬勃向上的充满活力的冰块还在爆起。冰障移动着，沉稳有力所向无敌。观潮山，挺身湖畔而骄傲孤独的观潮山，终于开始颤动了。碎石从山顶峭壁上刷刷落下。从中更新世时期到现在的三百万年间，观潮山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在十三万年前的那次青海湖由外流湖变为内陆湖的造山运动中，它也安之若素，像个清癯乐观的长者，饱览了地物地貌可歌可泣的隆起和消逝。可如今，在雄壮的开湖乐潮里，在冰浪和水浪交织的大湖的悲歌中，它似乎就要崩塌了，倒在血色的湖光和冰色的乌有之中。……观潮山没有倒，巍然耸立着，任大冰大浪砸击坚实的身体。大湖被激怒了，将冰块一层一层朝上推去，顿时淤住了观潮山的脖颈。紧接着，又一个冰峰崛起，观潮山没顶了，漫天冰浪盖住了牧人威武的群像。远处，大湖漫荡，如黑云冉冉而来，也送来了高古的创世年代的悲壮旋律。混沌荒风，原始水浪，恢弘的地平线，立定脚跟的观潮山——黑铁色的上帝，无边的地壳板块，和大气层一样厚重的坚不可摧的寂寞，茫茫天穹下，奥博辽远的大荒原——一个神话世界，一个密宗天地。

杨志军小说的这段文字的确极具西部特色：严酷的威势赫赫的开湖、沉稳有力所向无敌的爆起的冰块、挺身湖畔而骄傲孤独的观潮山、从山顶峭壁上刷刷落下的碎石、冰浪和水浪交织的大湖的悲歌、盖住牧人威武群像的漫天冰浪、高古的创世年代的悲壮旋律、恢弘的地平线、大气层一样厚重的坚不可摧的寂寞、奥博辽远的大荒原、神话世界、密宗天地等意象都只能在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产生。杨志军给读者呈现的是西部的独有之景，西部的独有之文。清代的谢坤在《青草堂诗话》卷五中论及“北方”(这里应包括西北，甚至西部)，指出北方创作的风格多为“雄豪跌宕”，不仅杨志军，而且我们以下要列举的西部作家的创作都会印证这个观点。

另一位生活在青海湟水谷地的作家井石，在《社火》这部小说中，有一段抒写湟水谷地黑石峡的文字，可以看做是对青海省在古代交通地位上的诗性概括：

黑石峡长十几里，南北两山如刀劈而开，《地方志》描述此地“危峰壁立，南北陡峙，奇石突兀，有虎踞狮蹲之势。湟流湍急，回环曲折，蜿蜒如龙蛇之夭娇。九泥东封，一夫当关之险。”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从西羌到吐谷浑，从吐蕃到角斯罗，无不为争此关隘险地兵刃相见，金戈铁马，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缅怀当年，古道西风，送李唐文成公主去吐蕃和亲的大队人马曾浩浩荡荡从黑石峡通过，此峡虽窄险，却沟通了藏汉联姻之唐蕃古道。这里亦是古丝绸南路必经之地，胡汉商贾，披星戴月，叮当的驼铃，在峡谷中回荡不息，幽怨的羌笛，迎送过多少日落月出，响马盗贼，更从峡谷呼啸进出，演义出若许血腥惨烈的故事……

青年作家红柯，曾认为多年的寓居新疆，使他的人生观念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曲卷的头发和沙哑的嗓音，而且特别是有异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民族神奇的文化和英雄史诗。新疆风物，正如红柯所言，湖泊与戈壁、玫瑰与戈壁、葡萄园与戈壁、家园与戈壁、青草绿树与戈壁近在咫尺，天堂与地狱相连，没有任何过渡，上帝就这样把它们硬接在一起。严酷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恶劣的人文境况，则使得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命必须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坚忍旷达、硬朗血性的人格风范。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在红柯笔下，也引导着产生或幻化出了生命的大气象，印证和体现出了“绝域产生大美”的创作取向。红柯以其饱含诗情之笔为我们描绘了神话般的大漠：美丽如云的羊群，高大威猛的伊犁马，壮志凌云的雄鹰，清澈高远的天空，莽荡灰蓝的群山，蓝而幽静的湖泊，少而激荡的河流，跟太阳一样越升越高的红鱼，还有旷野长风般自由的人。这些都是新疆真实的风物，然而却是组接或“化合”起来的，是将广阔的新疆最美的东西集于一处，给读者以色彩明丽的新鲜感。红柯在《西去的骑手》中，传达了他对中国最大沙漠的动态体验：

塔克拉玛干不是死亡之海。当最后一名骑手被坦克压碎时，所有的沙子跟马鬃一样刷刷抖起来。沙丘连着沙丘，沙丘越来越高，沙丘奔跑起来，一身的金黄，金光灿烂，直追太阳。太阳往高空里退缩，天空更加辽阔。金色的野马群狂叫着逼着群山往后退，昆仑山和天山让出一条通天大道，马群的洪流向西向西一直向西，把群山也裹挟进去了；起自帕米尔高原的群山一下子跃到马背上，很雄壮地起伏着。越来越多的群山跃上马背，越来越多的沙子和牧草跟马鬃一样抖动起来，起自帕米尔高原的群山在高加索被黑海挡住了，不管多么迅猛的马群总会被海水挡住。

马原和扎西达娃对于雪域高原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们的作品常常通过描述地区的文化环境，以表达那种刻骨的孤独感受和昂扬的生命冲动：

现在很少能听见那首唱得很迟钝、淳朴的秘鲁民歌《山鹰》。我在自己的录音带里保存了下来。每次播放出来，我眼前便看见高原的山谷。乱石缝里窜出的羊群。山脚下被分割成小块的田地。稀疏的庄稼。溪水边的水磨房。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农舍。负重的山民。系在牛颈上的铜铃。寂寞的小旋风。耀眼的阳光。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高原群山绵延，重重叠叠，一路上人烟稀少。走上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更没有村庄。山谷里刮来呼呼的凉风。对着蓝色的天空仰望片刻，就会感到身体在飘忽上升，要离开脚下的大地。烈日烤炙，大地灼烫。在白昼下沉睡的高原山脉，永恒与无极般宁静。(《，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更多的时候你逆流而上，在黄褐或者青绿的山岗缓慢地踱步。你当然不是陶醉在高地的景色当中，你是冈底斯山的猎人，你是山的儿子……山坡是一直向上的，看上去覆盖雪顶的山巅并不算高，像就在前面不远处。你知道那只是由于这里空气稀薄能见度太好的缘故。你是这山的儿子，你从来不曾到过这山最高处，从来没有人到过。那块在阳光下白得耀眼的所在远着呢，而且其间充满凶险和神秘，特异的气候和雪崩，还有深不可测的冰川裂缝。你知道这些，这是座神山，这是冈底斯主脉上的一座。在这块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大的高地上，虽然没有葱茏繁茂的森林草地，却同样生息着更有活力的生物(《冈底斯的诱惑》)。

张承志是中国西部大陆完美的描述者。打开他的小说，满眼是“五省六十州”的壮阔风景：黄土高原、瀚海大漠、崇山峻岭、长河巨川、“五千里草原”、“八百里流沙”、黄河的“滔天浊浪”、天山的“蓝松白雪”、“帕米尔万仞壁立的高峰”。而最让我们神往的，是作家笔下那大草原的千姿百态和气韵风华，它的寒暑交替，它的昼夜轮回，它的晴雨晨昏。张承志的灵感无不是来自大自然的奇景壮观：大风强劲的运动，苍穹深处星群的飞舞，拨云揽月的奇峰秀峦，岁月流变中的山移水迁，还有黄河浊浪、蔽日风沙、雷霆撼地、彩云狂烧、火焰山、铁石川、白毛风，以及严寒、酷热、雪灾、洪流。那空阔辽远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刀砍斧凿沟壑累累的黄土地，那滴水不存绿色褪尽的西海固，那积雪齐天亘古不融的冰大坂，那热浪如焚生灵涂炭的戈壁滩……，正是这西部的大原野和大戈壁，以它们的原始、古拙、粗野、荒凉，以它的丰盈、慷慨、生生不息、多姿多彩，而成为作家永不厌倦的精神场所。孤独、寂寞、忧郁、自惭、别绪离愁、壮志豪情都化入到长风野火，激流漫滩，幽谷深潭，银汉云霄。很少有人像张承志那样，对大自然的豪迈之概、奔放之情和阳刚之气如此敏感。这里没有名山胜水和锦绣田园，也没有柔波凝蓝和弱柳扶风，有的只是无边的荒野，愤怒的群山，只是千里草原，万里长风，大漠流火，怒雪威寒，骏骨空台，古道阳关。每一幅画面都充溢着纯真的野性，充溢着男子汉气概的强悍情调：粗犷、放达、辽阔、苍凉、恐怖、战栗。当我们追随这位寂寞的“天涯孤客”浪迹四野八荒，所到之处，高山大河，森林草原，都被他注入了生命的色彩和馨香，处处洋溢着歌韵诗情。

三、西部人物和风情的集中展示

在西部，高原绵延，漠野茫茫，流沙千里，草原连天，使匍匐于天地之间的人显得格外渺小，西部人尽管比人海茫茫的东南部人更经常地意识到大自然的存在，却难有一种“天人合一”的融洽，人群似乎在天与地的夹缝中生存，极容易生发与外界的疏离感。因而西部作家更关注人类自身，“人”的问题始终是西部小说的生发点和归结点。大自然总是给西部人提出各种严峻的生存挑战，人群和大自然仿佛永远处于迫压与抗争、毁灭与重建、挤轧与创造的超常状态之中，这就使得西部小说比其他地域文化小说蕴涵更为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而随着社会变革和现代文明步伐的大力推进，沉厚的古代文化积淀与新文化浪潮在西部这块大地上的冲撞与反差亦比其他地域显然要强烈得多。面对西部的异常贫穷和落后以及与东南沿海地区文明上的差异，西部作家怀着深深的“乡愁”关注着故乡故土，在严肃的现实主义悲喜剧中表达着深沉的人道主义主题。西部作家自觉的文学意识促使他们把创作和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冷静地谛视这块大地上的一切，并以批判的眼光正视国民的灵魂和精神状态，尤其是对愚弱的国民心态的批判和愚昧落后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挞伐，更值得我们重视。有论者曾这样对西部文学作出了深情展望：“西部文学的提出，不是出于迷恋古风世道的怀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也并非仅为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文学流派。人们所期待的西部文学，绝不是简单地展现这块地域上的远古残梦和历史陈迹，抑或昭示西部大自然对人的狰狞警告和残酷提醒，而应该是密切观照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歌颂用坚定的意志和行动战胜苦难战胜命运的震撼人心的壮举。”

西部作家怀着一种深切而沉稳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密切注视着西部独特文化背景中人的各种生命形态，关切和思考着“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创造出了“西部人”的群体画像，给当代文学增添了富于个性魅力的、面目各异身份不同的“西部人”。这些“西部人”画像中，以“农民系列”、“少数民族人物系列”、“漂泊者形象”、“硬汉形象”较为突出。一般说来，仅仅把地域文化理解为民歌、民谣、婚丧嫁娶、驱鬼敬神、节庆礼俗等民俗民风的展示是很不够的，从更高的层次上讲，那种根植于民族民间文化中而通过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那种深具本质和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精神、气韵、信仰、人情、智慧、话语、历史积淀等形成的作家作品的心灵意象及难以抹去的文化印痕，才是地域文化的精髓所在，西部作家紧紧把握住了这一点，所以，西部小说呈现出的面貌也是独特的。

事实上，“硬汉”形象是西部小说最早引起广泛注意的一个系列，从西部小说的人物谱系上讲，最能体现“西部精神”的系列也就是西部硬汉了，那也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形象。当国内大多数读者渐渐厌倦文坛上滥调的缱绻悱恻的爱情话语而渴望能够给人以力量和心灵震撼的人物形象时，西部硬汉系列就更给人以眼的远视与心的飞翔。广阔而苍凉的西部荒原，因为有了“硬汉”的存在而被赋予某种历史沧桑感，并使西部荒原具有了令人心向往之的地域神韵。那似乎永远奔走或跋涉于西部苍茫大地上的、承受着巨大生存迫压的、沉默而刚毅的行动者，就是西部作家塑造的“硬汉”形象系列。这些形象大多从外形上看就深具男子汉的魅力：常年的阳光曝晒和雨打风吹而变得粗糙黧黑的皮肤，高大健壮的身躯，隆起的发达的肌肉，冷峻的面孔，深邃的眼神，沙哑的嗓音。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开篇所出现的那个孤独骑手是有典型意义的：

辽阔的大草原上，茫茫草海中有一骑踽踽独行。炎炎的烈日烘烤着他，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大自然蒸腾着浓烈呛人的草味儿，但他已习以为常。他双眉紧锁，肤色黧黑，他在细细地回忆往事，思想亲人，咀嚼艰难的生活。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歉疚和内心的创痛，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一言不发地、默默地走着。一丝难以捕捉的心绪从他胸中漂浮出来，轻盈地、低低地在他的马儿前后盘旋。这是一种莫名的、连他自己也未曾发现的心绪。

西部硬汉形象的出现决非偶然。以西部的地理环境而言，高山戈壁横绝于前，沙漠草原千里绵延，酷烈艰险的自然生态似乎亘古未变，这不仅使生存其间的每一个人感到格外渺小，而且从文化心理上也产生了更多的自卑和封闭意味。作为一种文化补偿，西部人更注重那些能够张扬人的本质力量的、激发人的生命意志的艺术风格，比如豪放激越的秦腔，只有手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的悲壮才能释放人内心久被郁积的心理能量。从文学形象上看，西部硬汉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的“此在”，而且他们的行动性更表明了人对于自然迫压的不屈与抗争。这些在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孤愤气质的西部硬汉，生发出的沉雄、刚烈、粗犷的艺术风格，激发起的悲怆、苍凉的悲剧性的美学基调无疑与秦腔具有异质同构性。

以人文环境而言，世世代代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频仍的社会灾害中搏斗，使西部人在多舛的命运中锻造了坚韧的性格。这种性格，大多表现为含蓄隐忍和达观自信，且无一不闪射出凝重的忧患意识的光彩。大自然对人精神上的直接启悟，又铸就了西部社会心理的纯洁质朴，以致多情重义、古道热肠、坦诚率真、伦理重于功利、道德超越历史，成为西部文化心理的一大特色。西部硬汉的形象典型地体现着西部人文化心理的诸多特征。如西部作家所言：“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这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的纽带要强得多，坚韧得多。这里还没有由于‘温和化而失掉力量’，失掉艺术所需要的那种气魄。他们的生活更富于色彩，更富于人情味，更富有诗意和激情。”[2]93“西部文学的人物不再是光滑无比的石膏胸像，而是用花岗石凿出来的形象，虽不细腻，带着刀斧的凿痕，但却充满了男子汉的气度和力量。”[2]93

西部作家力避那种缠绵悱恻的“温和化”的西部叙事，他们往往将人物安置在一个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物的心理运行。这些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体现着西部精神的硬汉人物，承受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苦难，但他们总是在沉默中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从而增强了西部人更好地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在西部作家的眼中，西部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西部文化与原始人性相结合所体现出的价值总和。西部精神的价值不仅是作家意识里承袭的烙印，而且更要发掘历史的、现当代的、让人们感受到和目睹到的荒芜与恐怖环境中那些属于人的踪迹。”[5]

然而，社会生活为西部作家提供更多的是那沉厚的黄土层和原始的农耕方式，是千百年传统的迫压与挣脱迫压的异常痛苦的过程。西部这块大地上首先吸引作家目光的最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景观，那些启悟作家美感的一切最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撞击作家心灵的最具魅力的性格，大多来自乡土。西部有成就的作家又多是农裔作家，无论陕西的路遥、贾平凹、实、杨争光，还是甘肃的柏原、张驰、王家达、浩岭、雪漠，无一不是来自农村乡镇。乡土永远是他们心灵的家园。长大了，读书写作进城，城市文化又使他们形成了新的人生视角。而在城乡文化和文明极大的比照反差中，回望曾经生于斯、长于斯、劳于斯的乡土，亲切得令人心痛又蒙昧得令人痛心，粗砺得令人骇怕又质朴得令人感动。

乡土迫使他们逃离，乡土又令他们魂牵梦绕。在告别乡土的过程中徘徊反顾，“乡愁”——由对乡土的恋情而生发的忧患意识，与“乡怨”——由对乡土的逃离而产生的批判意识构成的乡土情怀，又使他们的眼光笔墨时时离不开乡土。乡土对西部作家而言，是一方真实的土地，是一种沉甸甸的情感，是一种无法拒绝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永远亲切的泥土气息。所以，西部作家创作的最出色的小说往往是一种褐黄色的乡土形象。打开西部的地域文化小说，我们不难看到龟裂的黄土地和熏黑的土窑洞——如路遥、柏原小说中所描述的；也不难看到八百里秦川的阵阵麦浪与黄河两岸飘香的果园——如实、王家达小说中所描述的；既有走不出的山野和望不到边的黑戈壁——如贾平凹、杨争光和张驰的小说；又有浑浊的河水与坍颓的古城堞——如王家达与张驰的描述。在这样一块大地上，芜杂的劳作日复一日地被重复着，单调的生活却永远枯寂，蒙昧与野性代代循环，无知与麻木辈辈相续。西部作家以深切的乡土情怀审视着西部庸碌的乡民，审视着乡民表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并透过那些文化的表象形态，审视着支撑乡民生存信念的传统文化心理。乡土情怀烛照下的西部人文审美观照，构建了西部小说原初的地域文化底蕴。这使得“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乡土文学作为一支独特的脉流，最具特色体现着‘本土’精神，而西部则强劲地推助和伸展着这种精神。……如果说中美两国的西部都曾是蛮荒之地，而中国西部更有理由说是古老的。这种古老，更多来自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使文学有着这种传统的深沉底蕴”[6]。

贾平凹不仅对地域景观的描绘独到而传神，对人文环境的描写更接近生活的原生形态。在《鸡窝洼人家》里，贾平凹把我们带进那古朴静谧的“鸡窝洼”生活氛围中：黎明山林的响声，山溪的咕咕声，男人的鼾声，孩子的啼叫和女人的安抚声；古塔山溪，茂林庙宇，纷乱中有规律的山间小径；厚实本份的山里人家，女人手里世代转动的纺车，男人的嘴里祖辈传袭的丈二烟杆，还有不知点了多少年月的煤油灯……贾平凹长于选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来描写商州的风物、人情和古老的生活情调。那深藏历史传说的商山四皓墓，那脊雕五禽六兽俨然庙宇的古老宅邸，那命运多蹇不入时调充满灵气而又染上世间风霜的商州山村女子，传统而又保守顽固的老者。这一切都被作家涂上一层浓厚的商州文化色彩。和沈从文一样，贾平凹的作品中交织着野性与优美，这里有宗族间的勾心斗角，有山野巫婆的跳大神，有对“求儿洞”的崇拜，有对“夜哭郎”符贴的笃信，有嫁女“送路”、招婿养夫、换老婆的陋习，有乡村正月闹社火的热烈情景。这些人文景观又都体现着汉唐文化遗风。

祁连山下长大的张驰深得西部文化的神韵，其作品在美学风格上与敦煌艺术精神一脉相承，内涵中分明飞腾着天马的精灵。敦煌艺术是斑斓多姿的西域文明和灿烂的中华文明凝聚成的瑰宝，具有宏丽繁富的美学基调和神秘的宗教氛围，同时兼具民间色彩。张驰的小说写得恣肆、瑰玮诡谲，既注重情节的奇巧，又有着人性的深度，既弥漫着神秘的古气，又充盈着生命的激情，而其叙述、取譬、立意、造境又透露出民间意味。张驰的由四个独立的故事联构成篇的《村谚》，融风情传奇于一炉，集民谚哲思于一体，在对民俗、民情的叙事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激情，使作品中那鲜明的色彩、奇诡的线条、壮阔的画面都有了一种跃动的气势，不由使人联想到那些回旋着飞天祥云的敦煌壁画。甘肃作家雪漠的《大漠祭》却是围绕老顺们的普通生活展开的。写老顺们一年的生活(一年又何尝不是百年)，文本不仅写到种庄稼、捋黄柴籽、驯猎鹰、捉野兔、打狐狸等日常劳作，而且还写到吃山芋、喧谎儿、、吵架、捉鬼、祭神、发丧等充满地方文化意蕴的事件，真切地呈现了河西走廊地段的民间氛围。

张贤亮经受过多年底层生活的坎坷与磨难，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生存体验与情感体验。他的小说在对西部苦难人生的开掘、对西部各式各样人物的描述上，都显示了他独特的文学视角。他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既有朴实、憨厚、粗犷、倔强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也有被极端化的政治风潮和政治文化挟裹到穷乡僻壤、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有着不同身份、教养、职业、经历，不同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的人物系列中，农村妇女的形象刻画得最具西部人文内涵。张贤亮曾动情地说：“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模特儿，但她们的心灵，的确凝聚了我观察过的百十位老老少少劳动妇女身上散射出来的圣洁的光辉……，在她们的塑像中就拌和有我的泪水。在荒村鸡鸣，我燃亮孤灯披衣而起时，我甚至能听到她们在我土坯房中走动的脚步，闻到她们衣衫上散发出的汗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一个个都是实有其人。”[7]

她们都是动荡年代处于边缘社会的弱势群体，或因出身、成分，或因天灾人祸，使她们生活不幸、遭遇悲惨，如陕北女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自称“卡门”的女孩(《吉普赛人》)、李秀芝(《灵与肉》)、黄香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乔安萍(《土牢情话》)等。这些女性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言行粗俗，但都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勤劳质朴。她们有着强旺的生命力，她们如同生长在西部荒凉贫瘠的大地上的野草，抵御着风沙酷寒的侵袭，经受着苦难岁月的磨砺。她们也是勇于反叛社会、追求幻想爱情的一群。她们凭着农民的理智和朴素的直觉，为一个个遭受人格的知识分子奔走、解脱，并将其一生的热情无怨无悔地倾注于生命的瞬间。

实的《白鹿原》以文化底蕴的丰厚而备受激赏。这部作品不仅大量描述了宗法制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从农民重农层面反映出农业文化思想观念，而且还从基层知识分子存在浓厚的儒家思想反映出中国社会充斥着农业文化思想的现实。作品从主人公白嘉轩的六娶六丧所造成的困境写起，又以相当的篇幅，描述农民的土地买卖和交换，盖房和拆屋，耕作和收获，订亲和成婚，建祠堂，办学校，观天象，测吉凶，以及入祠堂祭拜祖先和正风俗惩戒孽子。随着情节的逐层展开，前面所描述的读者原以为是无足称道的民间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际关系、地气民风，后来却发觉其历史渊源极深而且民间基础亦非常稳固，因而是对民生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在《白鹿原》中，虽然涉及了现代史上一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件，但贯穿全篇主线的，不是重大的政治生活，也不是时代的巨变更替，而是白嘉轩们的生存、劳作、婚姻、繁衍，以及抚养教育子女的生命过程。上述诸事项的描述，赋予《白鹿原》这部作品以深层次的人文内涵。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集聚区，西部同样拥有众多出色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些作家的人文审美观照中的宗教情怀和游牧民族的潜意识文化心理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在其作品中有着多方面的宗教文化和游牧生活的展示，因为这些民族场围的存在，形成了西部小说特有的文化底蕴。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曾在民间得以最广泛的传播与深入。这些宗教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以儒释道文化为基本内核的汉文化圈这样三种体系。穿越狭长的甘肃走廊直达新疆腹地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经济贸易的必经之道，更是不同文化与不同文明相互碰撞和交汇的重要连接点。从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在青藏高原扎根以后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又经过甘肃长廊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高原，成为横贯青藏、内蒙两大高原的宗教文化核心。从中亚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则经丝绸之路逐步向东南方流播，并最终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和西南部形成与新疆遥相呼应的伊斯兰文化圈。与此相对应，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体系，沿着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夹缝，一面向西南翻越日月山和“唐蕃古道”与“雪域文化”相汇融，一面穿越丝绸之路向西北传播，与伊斯兰文化形成交流。西部地区除佛教、伊斯兰教等大的宗教流派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特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的人数所占比重极大，某种宗教可能是一地区甚至为全民所信仰，宗教文化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是融哲学观念、人生态度、价值判断、思维方式、民俗民情于一体的最主要的文化载体。

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是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也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等方面。游牧民族因为生活环境和原始初民没有多少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精神素质也最接近原始初民。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是“逐水草而居”，其生存空间，多在高山戈壁间和西部寒冷贫瘠之地，例如阴山山脉、贺兰山北部、乌兰察布高原、天山、阿尔泰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和库鲁克山等天然牧场，这些地方草原连绵，流沙千里，气候变化异常，山崩、泥石流不时泛滥，雪崩、暴风雪频仍不断。游牧民族依据气候的变化，水草的荣枯，或停留，或迁徙，常千里跋涉。由这种身处其间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所导致的民族性格与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汉民族是不同的，远古以来就逐渐形成的面临生存挑战的危机感，例如自然界凶禽猛兽的袭击，各种自然灾害的破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起初民精神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如此，等待游牧民族的可能就只有死亡。游牧民族因为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眼前总闪现着凶恶的敌人的影子，这个影子却是模糊的，可能是大自然的缩影，也可能是某个部落的化身。而牧业社会自身又十分松散，基本上是个体作业，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能看见群体力量。由此，冒险精神、抗争精神和进取精神就构成了游牧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心理。虽然近代以来，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与往日已然不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缩小；而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单纯畜牧业经营转向加工业、农业等多种经营。但是，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早已经汇入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之中。游牧民族的文化心理又与伊斯兰文化所倡导的扬厉刚强、崇武好胜等精神品性不谋而合，因而极容易激起游牧民族的心理共鸣。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西部作家更注重“在路上”、“在途中”的创作诉求，而且作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往往是对“寻找”和“漂泊”含义的进一步追问。这种倾向实际上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何况西部曾多次成为世界性民族大迁徙的集散地，而且更深地接受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西部小说的一种内在规定，即一种具有文化抒情意味的表达范式。游牧特色和动态生存意识是伊斯兰文化与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其他宗教文化不同的明显标识。在某种意义上说，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的历史，是一部流民史和移民史。尤其是，在穆斯林的个体生命中，最高的精神企盼，就是迢迢万里的麦加朝圣，那也是具有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双重象征意义的朝圣，尽管这种朝圣对于中国西部大多数的穆斯林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永远“在路上”和“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却成了穆斯林民族的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最高生命方式。对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的描述，构成了西部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资源和题材形态，例如西部小说中对流放和迁徙、行商和军旅、创世和垦荒，乡土不再和天涯寻梦等的叙写都是如此。

扎西达娃的作品更集中地描述了雪域高原上宗教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规范，翻阅他的小说，无论是短篇《，隐秘的岁月》、《冥》、《，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还是长篇《骚动的香巴拉》，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一种古朴而强烈的宗教情怀，也不难找到那些富于宗教文化意味的话语，如香巴拉(佛教密宗修习者所向往的北方极乐世界，后来便成了幸福乐园的代名词。传说它在神秘而遥远的北方，被白雪覆盖，为藏民族世世代代寻觅追求。这片“净土”是整个藏民族的梦想与希望，也是苦难艰辛的现世生活的安慰。人们为其生、为其死，为其一代代无休无止地流浪，满怀希望地寻觅、歌颂和叹息)、宁玛(喇嘛教派的一种，意为红色古老，也称红教)、莲花生大师、菩萨、达赖、班禅、护法神、转世活佛、三宝佛法僧、密宗大师、喇嘛、僧人、布达拉宫、大昭寺、朝佛、静修、法器、供品、金刚神舞、皈依三宝、受戒加持、生死轮回、亡魂超度、六字真言、佛灯供台、显灵、报应、偈语、游方、祈祷、灌顶、功德、佛珠、咒经、神示、孽果、先兆、冥想……这些话语，使扎西达娃的作品显示出独有的宗教文化风貌。而扎西达娃同样注重对藏民族生活习俗的描述，如火塘里熬煮的羊肉、碗边浮着酥油的清茶、热乎乎的茶壶、羊皮口袋里盛着的糌粑、储藏在罐子里的青稞酒、麦秆片子做成的垫子、羊毛做成的各种毡垫、拇指甲盖和食指关节中间隆起的鼻烟、系在脖子上的雪白的哈达、山顶平原上立着的黑色帐篷、燃烧香草松枝做清除污浊的礼仪、迎亲仪式中的嘻笑对骂、绝崖壁峰上的天葬、雅鲁藏布江中平静的水葬……通过这些民族文化场围的描述，作家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民间氛围。

扎西达娃的作品大多讲述人物身处一个业已改变的文化环境，但人物的行为仍然沿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惰性和惯性运行，由此而造成人物与新的文化环境的不相适应性和荒谬性，这些不相适应性和荒谬性同时构成了一个个喜剧故事，虽然不免让人含泪阅读。在《，隐秘的岁月》里，作家着力刻画了一个叫次仁吉姆的人物，这个“次仁吉姆”的名字曾被数代女人重复，作为廓康山庄惟一的、也是最后村民的次仁吉姆，在一生数不清的寒暑交替中，无数次充填从岩石小洞里取出的空空的茶壶和皮囊袋，供奉着“隐居”其中的高僧。她是宗教与神话、文化与历史相融合的人物，被地域性宗教的习俗规范着终生的经验和行为，命定了她信仰的愚顽和虔诚，乃至于使她抽象为一种巨大的传统文化接力的化身。无论社会历史的推动力如何使廓康山庄在水库奇迹中轰轰烈烈地辉煌过，或是被荒废遗弃，次仁吉姆都无动于衷地重复着命定的自己，继续供奉着隐居的高僧。而当次仁吉姆死后，其留学归来的外孙女解开了外祖母人生归宿的秘密：次仁吉姆终生供奉的“高僧”其实是一副早已变成化石的男性骨架而已。《，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手提一串檀香木佛珠、对前途充满信心的、寻找“人间净土”香巴拉的塔贝，另一个是叫琼的，腰间系着打了一个个结的皮绳——用来记下她和塔贝一天又一天的风餐露宿和在寺庙里作过的顶礼膜拜。塔贝在长期的流浪和寻找中渐渐感到茫然，却一如既往地继续他的旅途。琼对这种茫然的行进失去了信心，而沿途所见到的现代生活方式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琼不愿再跟着塔贝走。当塔贝最后翻越喀隆雪山，到达莲花生的掌纹地带并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神”的话语，这令他激动万分，但他听到的其实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转播。塔贝的形象代表着在新的文化环境下，那些行为上仍按照藏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轨迹运行的人物，这种人物尽管对香巴拉这样的理想国追寻得很苦、很虔诚，但是其结果却只能是近似恶毒的玩笑。扎西达娃在其他作品中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人物：《冥》中一对把宗教规范表现在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垂垂老矣的夫妻，《古宅》中两个在上相互折磨一生的贵族女主人拉姆曲珍和曾经是奴隶后来当过生产队长的朗钦，《风马之耀》中那个越狱潜逃为了寻找与他有杀父之仇的“贡觉的麻子索朗仁增”的乌金，《世纪之邀》中那个在真实生活中深感迷失的大学历史讲师桑杰，《泛音》中那个为背景音乐而陷入对人腿骨痴心妄想的小提琴手次巴，《夏天酸溜溜的日子》中那些自卫或逃避生活异化的艰难地保持着纯真人性的现代青年。扎西达娃塑造的这一个个人物形象，大多面对汹涌的异质文化的介入而产生了精神困惑，逐渐迷失了自我，并似乎永远处于追踪“民族性”的路途之中。

而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番民族场围的风景，对土司社会的原始神话、谚语歌谣、宗教、巫术、医疗、建筑、水葬、音乐、舞蹈、枪法骑术、“科巴”和“辖月”称呼以及世袭的行刑人等都娓娓道来，从而赋予土司文化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尘埃落定》之所以在淡然的叙述中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是因为作者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度探索，考察人物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后获取了审美感受。论者曾准确地指出：“《尘埃落定》的获奖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那种着力描绘地方风情、民族文化并探索其历史沿革、兴衰更迭的因由的创作倾向。”[8]

西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也不可小视，她们的作品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等审美特质，且体现出较深的民族文化底蕴，充满地域民族风情，并塑造出了相当数量的人物形象。这些女作家，如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作家益西卓玛、央珍、白玛娜珍、格央，青海的藏族作家梅卓，甘肃回族作家马琴妙，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梅卓的长篇《太阳部落》以草原部落为背景，将感人的爱情、亲情与血腥的部落冲突相交织，展示了藏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另一部长篇《月亮营地》，通过描述青年猎人甲桑一家人的命运遭际以及与部落头人阿·格旺之间的矛盾纠葛，表现了作家对部落兴衰和部落群体命运的思考。部落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神灵之光”遍布大地的宗教氛围中，作品表现了他们对神的膜拜，并通过诵读佛经、刻玛尼石、天葬、煨桑等宗教活动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了藏民族文化心理的运行过程。梅卓的小说通过刻画藏民族鲜明的民族性格，追述了民族的部落历史，其塑造的人物像索白、嘉措、桑丹卓玛、甲桑、阿·格旺、尼罗、阿吉等，无论是部落英雄，还是草原美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部落头人，还是善良忠厚的普通人，都折射出藏民族特有的文化气息。马琴妙的作品以甘肃回族女性的婚嫁为焦点，反映一些在封建残余观念影响下的悲剧式人物，透视出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苦涩和漫长。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塑造了两个个性突出的人物——世俗的雅玛和脱俗的朗萨，两人在少女时代就是好友，成年后由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曲折，因而两人最终的人生选择也不相同。一个热爱生活，但几经挫折后仍找不到爱情的归宿，只能在不断的失落中继续寻找。一个却在失意生活中远离红尘，选择了遁世的方式，去寻找心灵的栖息地。在她们一次次的人生失落和起伏中，尽现了拉萨红尘女子的现实和梦想，展示了她们大悲、大爱与大愁的文化心理流程。《拉萨红尘》中的人物，“与我们一起呼吸着或清新或污浊的空气，感受着被生活的鞭子抽打的滋味，但是，那些生活在现代城市的藏族青年，却仿佛被已逝去的氛围所笼罩，那些主人公，在现实生活的环境里，如同一个个咒语附身的梦游者。”[9]

王蒙多年来发表的西部小说共计百万字之多，约占王蒙创作总量的1/3。其中正面叙述新疆各民族生活的作品20多篇，像系列小说《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中篇《杂色》及《歌神》、《心的光》、《温暖》、《鹰谷》、《最后的“陶”》、《临街的窗》、《买买提处长轶事》、《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等短制。王蒙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小说中，既有对边疆农村、城镇、雪山、草原等地理环境、自然景观的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对于城乡街景、居民的庭院布局和室内用具摆设等人文景观的观照。如《杂色》中对天山牧场大草原的自然风光和多变天气的体察，《鹰谷》中对天山深处的原始森林景色的融入，《逍遥游》中关于伊犁地区冬天雪景的描绘，皆属于地域性地理环境方面的内容。王蒙这批小说还大量地、准确地表现了新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已经涉及到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了。作家从生产生活方式到饮食居家习惯，从到各种礼仪交际，从伦理婚姻到服饰打扮甚至到说话、称谓、表情等细节，都有精细的描述。如作家对马尔克和爱弥拉姑娘两家的详尽描写，特别写到那十分诚恳、成龙配套的招待客人的繁琐礼仪。作家还具体描写伊敏老爹如何自制葡萄酒的过程，也不厌其烦地描述阿麦德为客人亲手做拉面的操作程序，描写马尔克如何用口水为别人卷制“莫合烟”的过程，写到阿依穆罕大娘爱用拉长嘴唇表示不高兴、不满意等身体语言、阿麦德跳舞时手举得过高而被人耻笑等细节，都是富于民俗文化意味的。

尤为重要的是，王蒙在这些描述西部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命运的人物形象。《画家“沙特”诗话》中那位多才多艺而不得其用，性格天真执著，却放浪形骸出尽洋相的名画家撒卜鲁，是身处逆境中的很有个性的文化人形象。而王蒙对少数民族农牧民写得最多，也最成功，如敢爱敢恨、激昂蹈厉的“歌神”艾克兰穆(《歌神》)；机智诙谐、善于斗争的老木匠莱提甫(《队长、书记、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聪明热情、热爱艺术、追求自由却命运多舛的阿麦德(《哦，·阿麦德》)；能干又自私、“江契”(战士)加“泡契”(牛皮客)的回族汉子依斯麻尔(《好汉子依斯麻尔》)；精力过人、忠于爱情而时冒傻气的美男子“马尔克傻郎”(《淡灰色的眼珠》)；善良宽厚、自守淡泊、不乏幽默感、有哲人风度的穆敏老爹(《虚掩的土屋小院》)；纯情执著、敢爱敢恨的爱弥拉姑娘(《爱弥拉姑娘的爱情》)；机敏豁达的民兵连长艾尔肯(《边城华彩》)。在塑造这一系列的民族人物形象时，有着长期边疆农村生活体验的王蒙，利用对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熟知，更由于精通维吾尔语言文字之便，因此能够深入体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准确把握住民族微妙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变化，从而塑造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民族人物形象。

张承志的《黑骏马》之所以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主要是因为民俗文化的成功描写。作者从平凡的民俗物象中撷取素材、开拓主题、构思情节和塑造形象。草原、骏马、牧歌、蒙古包、勒勒车、天葬沟……，这些有形的风俗物象，赋予《黑骏马》以浓郁的蒙古风情和鲜明的草原特色。但张承志往往化情思为风物，使情思与风物互相渗透、融合一体，故而创造出了逼真、生动、韵味无穷的意境。比如作者笔下的草原风光，在巴帕和索米娅互吐真情的那一瞬间，草原是多么美好、多么壮观，就像男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情那样高亢、激越，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待；而当主人公遭遇痛苦时的草原黑夜，心情沉重之时的草原黄昏，惆怅之时的广漠，心灰意冷时的天葬沟，心旷神怡时的青青山梁……，这一切自然物象又融入到了人的情感世界，与主人公的情绪互相衬托。蒙古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粗犷强悍的牧民平时少言寡语，只有在唱起高远悲怆或热烈欢乐的民歌时，他们才会卸下心灵的重负，诉说自己的心事。《黑骏马》全篇就伴随着这样一支古朴而平淡无奇的蒙古民歌，让读者在歌声和马蹄的伴奏下，在回忆与现实的交替中，跟随男主人公一道，寻找他早已失去然而仍深爱着的“披着红霞的，眸子黑黑的姑娘”，寻找这首老歌“内在的真正的灵魂”。请听主人公的心语吟唱：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善良心好的——我的妹妹哟/嫁到了山外——那遥远的地方/走过了一口——叫做“哈菜”的井哟/那井台上没有——水桶和水槽/路过了两家——当作“艾勒”的帐篷/那人家里没有——我思念的妹妹/向一个放羊的人打听音讯/他说，听说她运羊粪去了/朝一个牧牛的人询问消息/他说，听说她拾牛粪去了/我举目眺望那茫茫的四野呵/那长满“艾可”的山梁上有她的影子/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

这首古老的蒙古民歌在文本故事的诠释下，叙说的已不仅仅是一件哥哥找妹妹的事情，它已衍化成一个孜孜不倦追求人生理想的故事。民歌重述中凝聚着的作者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使这首平淡的民歌具有了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它在小说中起到了点化意境和升华主题的作用。张承志利用那些民俗风物背后蕴涵的历史和文化意象，从深层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取得了从内部拓展其作品容量的艺术效果。

翻开张承志的所有小说，我们也不难看到“夸父”的影子，看到这样一个形象：他步履匆匆，缄默而刚毅，为着自己的人格理想不惧怕任何艰险与困苦。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追寻，乐此不疲，百折不回。尽管在不同的作品中，“漂泊者”的环境、遭际大相径庭，但他一往无前的脚步却一直在讲述着曾经存在过、现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英雄梦。张承志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接续了夸父的精神志向，走着一条与夸父无异的人生之路。作家更为那些“道渴而死”的主人公洒下一腔热泪，寄寓了作家对夸父精神的怀念，传达着作家的“夸父情结”。

《北方的河》中的“我”，为了摆脱别人操纵的命运而奋起抗争，为了心中对北方的河流、山岳的热爱，立志考人文地理的研究生，并为此忍受了深重的压力，却始终顽强向前。《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虽然身处恶劣的环境，自己又拖着残疾的病体，仍然对生活抱有执著的热情，把自己的根硬是扎在了荒瘠的红胶土上。《金牧场》中的七个勇士，跋涉过沼泽、血河、火山，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为到达黄金牧场，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断了左手，伤痕累累，仍然执著向前，寻找着信念中的黄金牧场。他们犹如朝圣路上身心憔悴的穆斯林信徒，其精神长旅漫长而无尽，然而却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从张承志笔下行色匆匆却坚忍不拔的漂泊者身上，闪射出对于理想与信念的执著追寻的狂热，将信念的瞬间贯彻一生实践的勇决，为个人心中的精神家园所付出的最大限度的热情，为追求精神的超越不畏艰辛、不惜殒命的炽烈与赤诚，都无不使我们联想到神话中那个悲剧英雄——夸父。

综观作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化小说最强劲一支的西部小说，从其形成创作气候之日起就放射出了独特的艺术光芒，给中国当代文坛送来了健康而持久的西部之风，这固然与国内读者文学审美的多样化需求分不开，但更与西部作家的创作自觉和艰苦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创作自觉主要表现在西部作家对西部地域文化之“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两个方面的把握上，从而使西部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也因而使西部小说在国内文坛具有了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地方性的基本内容”造就了西部小说“特殊的味”，“地方性表达”形成了西部小说鲜明的“特殊的色”。而“地方性的基本内容”从宏观视野上又可以区分为两部分：对西部自然地理环境的抒写和对西部风俗人情的摹写尤其是对西部人的文化性格的塑造。“地方性表达”则主要表现在西部小说雄浑苍凉的艺术格调的普遍及其对于西部地方性话语的大量使用上。也许西部小说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西部小说表现出的对地域文化的执著和坚持，对西部文化资源深处开掘的趋向，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乃至于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经验。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2-23.

[2]文乐然，等.西部作家视野中的西部文学[M].当代文艺思潮，1986(2)：93.

[3]靳明全.区域文化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6-167.

[4]刘枫.《中国西部文学论》序[M]∥肖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5.

[5]赵学勇.文化与人的同构[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262-263.

[6]赵学勇.新文学与乡土中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36.

[7]张贤亮.满纸荒唐言[M]∥张贤亮.张贤亮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190.